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格局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这场危机到底对中国未来经济带来哪些重要影响，它又将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及世界经济格局，本期专家访谈我们邀请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吴庆对上述问题进行解读。

国研网：您认为这轮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吴　庆：这一轮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冲击中国经济的三个层面。每个阶段的冲击影响到不同的层面。但是，这一轮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只是今年成为“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的次要原因，只是让这个困难来得提前了一点。

国研网：根本原因是什么？

吴　庆：中国经济面临这一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迟早要走到尽头，市场力量将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发生转变。

国研网：中国经济哪三个层面受到了冲击？影响如何？

吴　庆：三个层面分别是：“走出去”的投资损失、廉价美元的冲击和出口市场萎缩。

第一个层面：“走出去”的投资损失。当次债危机开始爆发的时候，对中国政府、银行、企业和居民造成了冲击，使其持有的以外币计价的资产贬值。危机首先影响到次级债券的价格和流动性，使持有这些债券的国内银行受到一定损失。危机很快又导致一个又一个跨国金融机构的股价下跌，使刚刚开始走出国门的中国投资机构接连遭受损失。例如中投公司对百事通的投资、国开行对巴克莱的投资均受到不小损失。

此外，随着美元的持续大幅贬值，境内企业和居民持有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出现了账面损失。特别是国家巨额外汇储备的账面损失已经接近万亿元。由于美元汇率波动加大，中国企业和居民持有的美元资产的汇率风险增加了。

第二个层面：廉价美元冲击。当美国政府对危机做出反应的时候，中国的宏观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冲击。为了应对危机，美联储一再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由于美元是被广泛接受的国际货币，美联储注入的流动性溢出到世界各地，造成世界性的流动性过剩。由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2005年以前是刚性的，在2005年之后也颇具粘性，结果中国受到的冲击尤其严重。这个冲击反映在外汇储备的增加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显示，从2003年四季度到2007年三季度，发达国家由于汇率机制灵活，官方储备同期只增加了3.5千亿美元，增幅32%。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外汇储备增加了2.654万亿美元，增幅139%；中国外汇储备四年翻两番，从2003年底的4千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底的8千亿美元，之后又加速增长到2007年底的将近1.6万亿美元。

直到2008年年中，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没有受到明显影响。有海内外的学者提出假说：中国经济正在与美国经济脱钩（decoupling），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不会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反而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来源。不仅如此，由于受到世界性流动性过剩和热钱投机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中国经济还有过热的倾向。中国政府于是采取了“双防”的宏观经济政策：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人民银行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对冲”过多的流动性。

第三个层面：出口市场萎缩。当次债危机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受到的冲击开始显现出来。在次债危机爆发之始，中国似乎还置身事外。可是中国过去十五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建立在“出口导向”之上的，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世界对“中国制造”的需求增长。然而，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性的需求增长减速，最终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于是从第四季度初开始，今年真的成为了“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国研网：我国经济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是沿着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龙头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增长道路发展，这条道路上也有许多成功的先例，比如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如果金融危机没有发生，您认为，我国经济大概会在何时转型？

吴　庆：在这一次华尔街危机席卷全球开始之前，在中国东部制造业城市持续、广泛地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是一个明白无误的标志，显示中国经济沿着出口导向型道路已经走到了“刘易斯拐点”，预示着中国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即将上升、国内的劳动力密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将随之降低。也就是说，市场力量已经开始、并且还将继续推动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逐渐升级：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

推动东部地区经济转型的另一个市场力量来自土地市场。随着东部地区的土地资源逐渐被开发利用，剩余的可开发土地变得日益稀缺。反映土地稀缺程度的土地价格也水涨船高，推动制造业生产成本上升。一些低附加值产业的利润被压缩得所剩无几，被迫转移到土地价格较低的地区。

应该说，在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市场力量已经开始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也基本顺应了这一趋势；危机后的世界经济衰退打断了这一过程，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推迟其恢复。

国研网：您认为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工作？

吴　庆：在供给方面，增长方式的转变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成熟产业要在区域间转移。“雁行发展”模式预言：当沿海发达地区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到某些产业难以为继的时候，这些产业会转移到低地价和低工资的沿海不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或者境外。产业转移受到企业文化、习惯、语言和法律环境等多方面的限制。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间梯度明显，有利于产业转移。自东向西的转移收益大而成本小，不仅比跨国转移更经济，而且也更低风险。所以，当东部地区经济面临巨大困难、增长率减低到个位数的时候，中西部地区经济普遍繁荣，内蒙古的增长率甚至高达29%。这说明“产业空心化”不会成为全国性问题。因此，即使要实施政策干预，那么地方性的政策比全国性的政策更加可取。不需要用全国性的政策来应对。

另一方面，发达地区的产业要升级。地价和工资上升的沿海地区在失去低附加值产业的同时，自然需要更高附加值的产业来填充。如果这个过程不成功，这些地区的地价和工资就无法继续上升。这是当前一些大中城市出现房价危机的最重要原因。产业升级是当前房价下跌城市稳定房价的根本举措。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提出“腾笼换鸟”口号。仅就政策目标而言，它顺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大势所趋，有助于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而产业升级无法绕过进一步对民间资本和外资开放一些现在还受管制的产业。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如果扩大内需是当前的政策目标，那么发展消费性服务业一定比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更重要。只要个别地区能够成功实现“腾笼换鸟”，中国经济就安装上了新的发动机。

而在需求方面，从依靠外需向依靠内需转变则需要政府出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其中完善社会保障、加强产权保护是实现这一转换的关键。

国研网：2009年9月在匹兹堡召开的G20峰会上，美国发起了旨在矫正全球经济失衡的动议，并且得到了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支持。您认为美国此举的含义是什么？

吴庆：所谓“全球失衡”，是指中、日等东亚国家持续的高储蓄率、经常账户盈余和巨额外汇储备，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美欧等发达国家持续的高负债率和庞大的财政、经常账户“双赤字”。因此，匹兹堡峰会上的动议，实际上是敲打贸易盈余国家（主要是中国）。中国已经承诺将逐步转变增长模式，降低出口依赖，更多依靠内需。

国研网：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上世纪80年代日美之间持续的贸易争端和调整全球（主要是日美）失衡的广场协议与卢浮宫协议。

吴　庆：“日美之间的广场协议会在中美之间重演”是东亚学者的预期。目前中美之间日益加重的经常账户失衡与80年代日美之间的经常账户失衡非常相似。美国在2005年之前提出的人民币升值要求与1985年之前对日本提出的日元升值要求也是一样的。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阵营中，早就有主张实现“经济再平衡”的声音。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8月份在位于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演讲和接受采访时，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萨默斯对美国经济的战略转型做了“最清晰的表述”：美国日益增长的外债规模与其超级大国地位不相符；美国必须成为以出口为导向、而不是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体，必须依靠真正的工程技术、而不是金融巫术；在世界经济当中，美国不会继续担当“最后消费和进口国”的角色。

但是美国毕竟是当前国际经济失衡的既得利益国：在货物贸易中得到廉价产品，在金融市场上得到廉价资金。正当世界开始讨论如何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时候，美国提出自己要放弃这一好处。这一举动是不是“做秀”，短期内还存在不确定性。当然，从长期来说，如果美国不夯实本国的经济基础、支撑并改善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话，其它国家必定会另谋其它选择。欧元、日元、SDR，都是潜在的替代品。因此，美国从当前失衡的国际经济体系中获得的既得利益总的来说是不可持续的。

当前可能是金融危机促使美国做出决定。在这一轮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可能再也无法继续以低廉的利率为其庞大的贸易赤字融资。即便廉价的资金供应能够持续一段时间，也说不准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突然断裂，冲击美国经济。

国研网：您认为美国可能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实现国内经济再平衡，这些措施对世界经济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吴　庆：美国的再平衡从贸易保护做起。最有可能实现贸易再平衡的市场化手段恐怕还是汇率调整。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两位学者的研究，若要使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接近上述目标所要求的水平，美元真实汇率可能需要进一步贬值，“主要是相对人民币和其他亚洲货币”。这句话似乎包含着特别的含义。因为真正的美元贬值必然是相对于全世界所有非美元货币的。美元相对于个别货币的贬值只能靠这些货币的升值才能做到。如果这样的话，所谓的“广场协议”真的就重演了。

但是中国与日本有重要不同。二战结束后，美国一度占领并管理日本；“冷战”时期，美国又一直用核保护伞“罩”着日本。美日之间名为同盟，其实关系极不平等，甚至影响到双方官员在相互交往中的态度：美方习惯了盛气凌人、颐指气使，日方见惯不惊；偶有美国官员稍微屈尊，就能让日方感激不已。因此，美国在80年代能够采用软硬兼施的外交手段让日本政府基本按照自己的意图调整经济政策。

日本在美国施加的压力下仓促进行的经济政策调整至今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因此今天的中国虽然面对同样困难，但是不愿意步日本后尘。加之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与日美之间大有不同，美方无法把自己心仪的方案强加给中国并迫使中国执行。因此在对待中国的时候，美方态度比较温和，更多依靠看不见的市场力量。

这次美国对中美失衡运用的手段，首先是贸易保护主义。奥巴马政府正式启动特别保护措施，对中国出口轮胎加征紧急关税，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取向的重大变化。如果说当今的贸易保护主义于80年前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今天的贸易保护主义披上了“经济再平衡”的外衣，因此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所以，“轮胎特保案”将不是孤立事件，而是美国启动一场主要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的开端。萨默斯表达得十分清楚：“中国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行事了，因为美国打算表现得更像中国。全球经济不允许两个（甚至一个半也不行）最重要的经济体都来实行中国式的增长战略”。

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世界经济复苏。贸易保护主义是世界经济复苏的最大威胁。1929年的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够导致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的经济萧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各国纷纷采取对本国有利、但是“与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基于这个教训，在去年11月召开的G20峰会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被确定为防止世界经济走向萧条的重要措施之一，参与峰会的各国都做出了反对贸易保护的承诺。

然而贸易保护主义在80年之后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最大威胁。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不仅是各国政府的自然生理反应，而且会在各国之间产生相互模仿的羊群效应。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9月份宣布：从去年11月做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集体承诺以来，G20成员国家继续实施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甚至“平均每三天就有一个成员国违背无保护主义承诺”。

在美国政府的外交谈判策略当中，美国国内（国会）的贸易保护呼声从来都是需要满足的要求。如果参加本次匹兹堡G20峰会的大多数国家因为惩罚的对象只针对少数国家而达成一致、纵容贸易保护主义披上“平衡全球失衡”的外衣，那么全球经济的真实复苏将受到重大打击。

国研网：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将给我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吴　庆：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尤为严重。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靠出口拉动的。美国（后来被欧洲代替）是中国制成品的主要出口地。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早就达到了足以让一个正常国家“支付不起”的程度。中美经济关系得以维持，是因为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能够从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体“得到”廉价的资金。美国不需要到别的国家去借，别的国家就已经主动把美元送到了美国。所以中国不担心美国的支付能力。退一万步，还有美联储这个可以提供无穷资金的“最后贷款人”。

这种高度依靠外部市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道路本来就是不可持续的，迟早会走到尽头。长期来看，中国经济迟早要转型，因此这一转变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但是从短期来看，市场机制推动的转型比以其他方式实现转型更有可能成功、也更有利于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对中国来说比较理想的世界经济前景是按照现有的增长方式复苏、再依靠工资、地租上涨的市场力量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此相比，贸易保护主义日益严重的国际环境很难推动中国国内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国研网：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成功拉动了经济增长。您认为，下一步我国经济工作的要点是什么？

吴　庆：由于党中央国务院在2008年底迅速对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做出反应、及时出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刺激计划，成功推动了今年上半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拉动了经济增长，因此，早在年中看到半年数据的时候就可以预见：全年经济增长实现8%目前基本上成为定局。下一步经济工作的要点应该转移到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上面，而首要的任务是及时控制流动性、避免严重通货膨胀。

从短期来看，目前危及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是流动性过剩导致的通货膨胀压力。虽然居民消费价格6月份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1.7%，上半年同比下降1.1%。但是，超额发放的流动性不断抬高通货膨胀压力。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7.37万亿元，同比多增4.92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56.9万亿元，同比增长28.5%，比上年末加快10.6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19.3万亿元，增长24.8%，加快15.7个百分点。这样的增长速度是1992到1994年的经济过热以后没有出现过的。

从过去十多年的经验来看，居民消费价格的变化滞后狭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化10到12个月，而时间可能会长达两年以上。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增长的峰值有可能会达到两位数。如果中央银行一直等到居民消费价格超过3%才采取行动的话，通货膨胀会更严重。

如果我国政府还要保持明年、后年的经济增长的话，继续依靠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不够的、也是不可持续的。重新启动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增长方式转变已经成为唯一的出路。这正是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不久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提出的主张。

国研网：针对这些问题，您有哪些政策建议？

吴　庆：只有在明确了大是大非、确定了大方向，并且确保短期经济政策锚定于、服务于中长期经济目标，才能够保证这些政策真正对国民经济有利。我国目前面临的急迫问题是国内长期经济增长，而非短期的国际主义行为。G20国家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只针对金融危机带给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短期需求不足问题，并不解决中国特殊的长期经济问题。

比如，与其提高出口退税鼓励本国出口和国外消费，还不如用同样数量的财政补贴鼓励国内消费。同样是财政补贴，前一种补贴抵消市场力量、推迟需求层面的国内替代，后一种补贴则通过扩大内需促进替代；前一种补贴大多溢出到海外，后一种补贴基本上留在国内。据报道，今年的广交会正好在财政部宣布提高出口退税率之后开幕。会上出口企业普遍向外商让利3-6%。路透社记者感叹道，“在全球经济饱受打击之际，世界人民再次分享了中国财政补贴带来的福利。”那些受到出口退税政策保护的国内生产企业，其实只得到苟延残喘的机会、暂时维持住就业岗位。

由于当前十分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可持续，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需要有新的政策工具。能够替代宽松货币政策支撑经济增长的最优选择当数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某些市场化的改革甚至可以立竿见影地促进经济增长。例如取消各个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完善市场基本制度（主要是约束每一只“看得见的手”）、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潜力。

由于涉及到既得利益，这些改革纸上谈兵了多年。现在以“危”为“机”，有可能推进一步。国家发改委《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4月底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原则通过，5月底终于公布出来。这个面面俱到的计划中真正涉及改革的部分若能完成十之一二，就是非常巨大的进步。

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