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暂停了升值步伐，实际上重新回到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引起了欧美国家的关注。国际上不时出现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应该怎样根据新的国内外形势，选择适合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汇率制度，本期专家访谈我们请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吴庆博士为我们解析这一问题。

国研网：近期美国等国家向人民币汇率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大幅贬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出现升值，您认为欧元的大幅贬值对人民币汇率问题会有怎样的影响？

吴  庆：欧元下跌的影响至少有两点，第一点是减轻了短期内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另一点是从汇率制度改革的角度来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欧元贬值导致人民币升值，和去年高点相比，人民币对欧元升值约18%-19%，从今年1月初算起的话，也升值了14%。人民币对欧元升值了那么多，对美元又是固定汇率，对日元是波动的，这几种汇率加权以后，如果加上5月份的数据，我估计BIS计算的人民币加权汇率可能在最近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升值了4.1%，这个幅度已经不小了。

升值是缓解升值预期的最好做法。和半年前相比，人民币升值的经济压力已经变小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决策者更加看重短期平衡，那么对政府来说升值的必要性就降低了，就可能倾向于选择不升值，维持现在的汇率。但我更强调我们要有更长远的眼光。欧元升值就好像送给我们的一个大礼包，但如果仅仅把它看作一个缓解升值压力的大礼包，那么等到欧元区走出危机以后，欧元汇率的趋势还会逆转，当这个趋势逆转以后，这个大礼包不仅不会变的更大，我们还得把它送回去。所以从长远的角度考虑，现在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必要性不能因为欧元的贬值而降低。制度改变过去应该改、现在应该改，以后还是应该改，现在这种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不应该维持的。从改变汇率制度的角度来考虑，人民币升值压力小、升值预期小的时候，实际上正是改革的机遇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我们意外得到的机遇，我们没有想到欧元会跌得那么惨，没有想到人民币的有效汇率会意外地上升那么多。

国研网：在最近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施加的压力比以前小很多，这种结果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什么影响？

吴  庆：从这次中美对话来看，美国方面不仅没有要求人民币汇率改革，甚至都没有提到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国来说，至少是给了中国自主决定、主动改变的一个选项。如果中国政府现在做这个选项的话那完全不是受到美国方面的压迫，至少在外界看来是这个样子。

国研网：如果利用这些外部机遇重启汇率改革，我们应侧重升值还是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吴  庆：升值只能缓解市场的扭曲，最根本的是要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汇率存在着扭曲。扭曲多少谁也不知道，因为均衡汇率只有市场才能去发现，任何研究和猜测都不可信。例如有人说人民币应该升值41%，其实这个41%如果成立的话，前面也加了很多限制条件，比如说3年内实现平衡要升值41%，而绝对不可能说一年内升值41%。如果1年内升值41%，中国的贸易平衡会走到反面的。所以最重要的改革还是要改革形成机制，从长远来看应该是一种形成机制、汇率制度安排的改革。

国研网：您认为我们汇率制度的目标应该是采取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还是采取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

吴  庆：最彻底的解决方法就是自由浮动，如果中国想成为一个货币大国，人民币想成为国际货币――当然这个目标需要很多年才能实现，人民币必须形成一种浮动的汇率。无论是钉住一篮子还是钉住单一的货币，只要是钉住，实际上差别是不大的。只要是钉住别的货币，人民币实际上都只是一种二级货币，别人的是一种更基本的货币，你就比别人低一级。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是不会巩固的。

比如香港。70年代以后，应该说香港的货币管理的相当不错，香港金融市场爆发危机的程度和次数要比华尔街低和少。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港币是比美元更好的选择呢？不可能！因为港币是钉住美元的，港币再好，充其量是和美元一样好，不可能比美元更好。而美元流动性泛滥的时候，港币一样会流动性泛滥，原因就是港币钉住美元，香港又是自由市场。这就说明只要钉住别的货币，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一流的国际货币。

国研网：您怎么看待汇率浮动恐惧现象？

吴  庆：关于人民币不应浮动的理由已经有很多，我们可以理解政府为什么迟迟不肯选择浮动的汇率，惧怕浮动（fear of floating）在很多国家都已经出现过，很多政府都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国际问题。但是这种恐惧是没有必要的，虽然我们保护出口部门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上这是保护不住的。钉住美元保护了跟美国做生意的出口商，那跟欧洲做生意的怎么办？欧洲现在还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跟欧洲做生意的商人，他们一直承担着汇率波动的风险，他们怎么办？

事实上我们跟美国的贸易增长到一个高度的时候再上升就有难度了，跟欧洲的贸易倒是增长得很快，并不是汇率风险大了我们跟欧洲的贸易就不好做了，跟美国的贸易就好做了。我们拿欧洲、美国、日本来做对比，发现并不能证明固定汇率能够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更好的办法是，把汇率波动的风险交给进出口商，然后放松金融市场的监管，推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来降低、转移进出口商的风险。当市场上多种风险汇聚到一起的时候，有一些风险就相互抵消了，这也会促进外汇市场的发展和外汇产品的出现，良好的市场经济就应该是这样的。

管制其实也没有消灭汇率风险，只是把风险从进出口商转移到了央行，所以我们的央行才会有1万亿的外汇占款账面损失。相当于我们拿了1万亿去鼓励出口。让我们想一想，如果给政府一个选择，拿1万亿来扩大进出口，维持几年的20%的增长，维持5年的外汇增长，政府会选择这个选项吗，老百姓会选择这个选项吗，未必。1万亿对中国这样的国家不是一个小数目，白白地去支持那些进出口商搞出口，恐怕很难做出这种选择。而且这1万亿还只是一部分，因为我们的外贸部门、财政部门已经给了出口企业不少补贴。

国研网：如果短期内不能实现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您认为我们还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作为过渡？

吴  庆：从钉住美元到浮动汇率，中间怎么走有很多种选择。一个是暂时地再固定下去，维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但这是不可能长久的。我们可以维持名义汇率不变，但实际汇率最后取决于市场的选择，市场会用危机、通胀等等手段来修正它，所以长期来看这是维持不了的。

第二个是小步小步的来，变但是缓慢的变，这里又会有很多细小的选择，比如2005-2008年我们是选择一种叫爬行的做法。这种做法我们也知道它的坏处，日元当年爬行的比我们快一点，但它也是爬行的，它没有放任市场机制去寻找均衡汇率，而是约束着市场力量，这个受约束的市场力量就起不到汇率发现的作用。市场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价格发现，如果约束着市场的手，它就发挥不了发现汇率的功能，于是均衡汇率到底是多少大家一直都不知道，只知道你管制它，所以大家都以为这个汇率升值得还不够，于是它就不断地升下去。其实在金融市场上就有很多人讲过这种道理，就是所谓的涨停板制度是否能够减少股市的大起大落，这个问题在学术上是有很多争议的。涨停板制度只不过是把波动的时间延长了，本来1天就可以涨30%，现在要3天才能涨30%，但是它是否能够抑制高点，把高点降低，把低谷提高，未必。这种爬行的制度实际上就是在尝试类似于涨停板的制度安排，当然它比涨停板制度还坏。

另外一种制度更接近于典型的涨停板制度，就是小幅的跳跃，一次升值1%、3%、5%都有可能，跳跃以后锁定汇率波动的幅度。这种制度相对于每天爬万分之几、千分之一的做法可能好一点。它更接近于涨停板制度，比爬行的制度有改善，至少是在不断地尝试哪个汇率不对，在试错，如果某个汇率不能实现我的国际收支均衡，那就再尝试另一个，这种做法也是可以采取的。但有一点我们是确定的，就是我们最终的结果是自由浮动，在中间的状态里这种台阶式的、跳跃的试错比那种慢慢的爬行要好一些。

国研网：改变人民币汇率制度会引起热钱流动，并可能影响国内资产价格，上半年外汇管理局也在加大对热钱流入的查处，您认为应怎样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中的热钱问题？

吴  庆：外管局加大对热钱流入的控制对于缓解国内的流动性过剩是有帮助的，但中国进出口加在一起的对外依存度在3年前就已经超过70%了，在这种情况下，管住资本项目意义是不大的。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热钱的进出都已经不需要再走资本项目了，他只要在进出口的贸易上、价格上做一点点手脚，就会有大笔的资金跨越中国的国界实现大进大出，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再考虑到跨国公司的存在，这个事情就更加的容易。我们海关统计的很多进出口的交易，不过是跨国公司左手和右手的交易而已，都是在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做的，它的价格实际上是跨国公司能够干预和影响的，所以我们对资本项目的管制对于中国这种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很高、在进出口方面已经达到这么大规模的国家来说，实际上意义已经很小。即便保留资本控制，固定汇率也会受到很大冲击。我们现在的资本管制实际上是名存实亡的。

解决热钱问题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形成自由浮动的汇率，汇率自由浮动以后，热钱流入本身会推高人民币汇率，而更高的汇率就会阻挡热钱进一步流入，热钱流出的时候也会这样，所以要让汇率来解决热钱的问题。

国研网：最近出台的房地产政策和人民币汇率有什么关联吗？是不是人民币升值之前要先把房价打压下来？

吴  庆：没有太大的关联，要说有关联，就是我们的汇率政策实际上是货币政策的一部分，我们的决策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所以我们成立了货币政策二司管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影响国内流动性，流动性关系到国内资产价格，资产价格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房价，要说关联的话就是这么一条关联。但是这个链条过长了，中间存在很多不确定的东西。至于说人民币升值之前要把房价打下来，我觉得这个说法很难成立，房地产价格波动毕竟是一个微观问题，没有必要把它上升到宏观政策的程度。说非要把它打压下来才能改别的地方，这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

我们拿香港经济来看，香港的房价大起大落，香港的经济怎么样，房价涨就涨、跌就跌，香港从来不怕它。香港有一件事做的好，在这件事上可能是全世界做的最好的，就是房价跌50%他的银行体系也是健康的，他能够把风险隔离开。这种隔离是微观层面的隔离，跟宏观经济没有关系，他在监管的层面就能够管住银行，在房地产市场上不承担很大风险。97年那次危机以后香港的房价跌了可能都不止50%，那怎么样，不过就是那些买房子的人、那些房东变得很辛苦。有很多电影明星，自己对着媒体讲，今年要多拍几部戏，因为他想增加一些收入来弥补房产上的损失，也没有哪家银行为了这件事情怎么样。所以香港实际上是一种很好的模式，值得全世界学习，当然也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要把房地产的风险隔离开。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很多房产调控政策都是不对的。我们在做这种短期政策的时候，需要有一个长期的目标来评价。我们的房价确实有扭曲的成分，因为你控制了地价、故意把地价炒高等等。但我们现在是以另一种扭曲来抵消前一种扭曲，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会越来越多地扭曲，扭曲到最后我们的房地产就越来越像麻花，是一个扭曲程度越来越大的麻花。好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减少房地产市场的扭曲，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好的作用。我认为如果真的由市场来发挥作用的话，泡沫即使有也不会非常的严重。

国研网：对我们国内企业来说，很多出口企业认为目前的出口利润率很低，难以承受大幅升值对出口的冲击，在汇率问题上我们应怎样考虑对出口领域的影响？

吴  庆：调整人民币汇率对出口的影响与出口退税可以做类似的分析。我们在08年年底开始扩大出口补贴，我当时提出批评意见，说这样做其实很多的出口都补贴给外国人了。当时就很明显，08年底开的那次广交会，一宣布提高出口退税就开广交会，马上就看到降税降多少，出口的价格就降一个比例，路透社的记者说中国是在向全世界撒钱。倒过来，人民币升值和政府减少出口退税补贴的影响也是一样的，相当于我们提高要价，多数的要价不会由国内一方来承担，而是由国外一方来承担了。

国研网：人民币汇率问题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吴  庆：汇率的变动是一种价格变动，它会引导企业做出新的选择。诺思讲的经济变迁理论，对于中国很有现实意义。汇率变化会改变出口部门的选择，改变他的技术选项，使他选择不同的技术来应对不同的市场。当市场价格变了以后，他有可能就会选择一些不同的技术路线，来实现同样的生产。他也可能选择出口不同的产品。当然他也可以选择迁移地点，从中国东部迁到西部，从珠三角迁到长三角（这是早就发生的事），再从长三角迁到渤海湾，沿海排满了以后就往内地迁。中国是个大国，雁行理论在中国国内就可以发生。还有一些企业可能会迁到越南，越南的海岸线很长，如果非要挨到海边他可以迁到越南去。对于这些企业我们应该很慷慨地跟他们说再见，我们也要腾笼换鸟。广东最早提出腾笼换鸟，广东换的差不多了以后，上海、珠三角也要腾笼换鸟，珠三角腾完笼换完鸟又该轮到渤海湾，雁行理论就是这样发展下去的，中国经济就应该这样上台阶的、阶梯式的发展，而不只是数量型的扩张。

近年来中国的出口越做越大，但出口产品的种类没太大变化，技术路线没太大改变，劳动力的价格也没变化，这种增长不过是一个数量型的扩张。当我们拿技术、机器替代人了，用更先进的技术了，或者是生产了更好的、附加值更高的产品了，或者索性有的产品就不生产了，完全生产一种全新的产品，这才是一种有质量的经济增长。我们现在要做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实现质量提高型的经济增长，汇率可以推动这种转变。当然有很多事情可以推动它，不只是汇率可以，我们的出口退税、土地政策等等一系列政策的改变，都可以推动模式发展的转变。

201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