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我国就业难的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常见诸报端，“新读书无用论”的观点也在一些年轻人中悄悄扩散，这自然会引发社会各界对大学教育的质疑和反思。究竟就业难的根源何在？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是否得当？我们请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为我们细加分析。

就业难是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

国研网：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较为突出，据一些媒体报道，一些大学生在卖猪肉、擦皮鞋，或者和民工竞争同样的岗位，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丁宁宁：目前我国普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不仅仅是大学生就业难，农民工、下岗职工就业难的问题也很突出。不过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大学生一直是身份的象征，被认为是未来的“国家干部”。大学生去卖猪肉、擦皮鞋就被认为是“跌份儿”，而普通人去干这些活儿就理所当然。因此，大学生就业难隐含着一个深层次的社会心理问题。广大民众在心理上为大学生择业划了一个圈。其实大学生和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在就业问题上是平等的，区别在于大学生的机会可能还多一些。

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先于工业化

国研网：就业难普遍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丁宁宁：就业难与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和人口模式有很大关系。其实所谓工业化，就是一个资本、技术不断替代劳动力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忽视了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结论：失业后备军是现代生产体系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和结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过程中就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失业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伴生物。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从来就没有能够彻底解决失业问题，以至于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认为，失业率低于4％就是充分就业了。1760年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西部只有1.4亿人。比中国还大的地方，就这么点儿人，失业问题还是很严重，以至于19世纪爆发过大规模的工人运动。直到二战以后，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因失业引起的社会问题才缓解下来。

我们比西方当时更大的困难是人口增长先于工业化。在“康乾之治”的时候，中国人口就超过了3个亿。开始工业化时人口就更多了，从建国初期算是6亿5千万人，从改革开放算是10亿人。西方的人口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逐步增长到目前的规模的，我们是还没有开始工业化，人口就已经超过人家工业化以后的规模了。因此，中国目前的就业难，是西方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当前各媒体所说的就业难，主要是指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文革以后出生的独生子女就业难。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前就业难的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区别仅仅在于，转为市场体制后，过去的隐性失业问题，现在变成显性的了。

从人口模式看，我国的就业难问题将一直持续到2020年人口老龄化以后。三、四十年之后，中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比目前日本老龄化的程度还要严重得多。最严重的时候，老龄人口的比重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的就业难问题或许到那个时候会有所缓解，但经济能不能保持稳定、协调发展，就需要进一步研究了。

大学扩招是将高中生就业难，变为大学生就业难

国研网：如何理解大学扩招缓和就业难的作用呢？

丁宁宁：大学扩招是为了解决当时社会上出现的高中生就业难问题。当时也确实缓解了高中生的就业难问题，但实际上只是把矛盾推迟了4年，变成了今天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当时制订政策的同志的眼光比较短浅，没有想到就业难的问题会一直持续到2020年以后，也过高地估计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前景。以为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会很快吸收这么多的大学生毕业生就业。

大学过快的扩张，无论对学校还是对学生，都是一件不利的事情。任何事务的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切忌人为地大起大落。首先，教育要通过老师的言传身授来实现，知识要一点一滴地传承。学生人数的急速增加，必然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因为没有那么多合格的老师来授课。第二，由于扩招速度太快，专业的设置也过于轻率。有些专业的名字搞得很花哨，但合格的老师还没有培养出来。一些当时认为有利于就业的专业，各个大学就一起上，结果毕业时反而找不到工作，因为同专业的毕业生过多了。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市场急需的并非都是理论功底深厚的大学生，很多行业，中专生、高中生足矣。比如技术进步迅速的IT业，市场大量需要的是实际动手能力强的中、低端人才。中专、高中毕业生经过三四年的工作锻炼就足以胜任。IT业高端不是没有就业机会，但目前不少大学师资紧缺、教材陈旧、设备落后的状态，根本满足不了高端人才培养的需要。这种“高不攀，低不就”的状况，也是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因素。

就业难和大学生本身的素质没有关系

国研网：无论如何，就业难的问题已经非常现实的摆在大学生和他们的家庭面前。这是无法回避的。您认为大学生们该如何做才能渡过这个难关？

丁宁宁：就业难不是因为大学生自己的素质低，而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即使没有扩招，就业需求与教育供给也不可能完全吻合。西方国家的大学毕业生也并非都能找到工作。中国目前的大学生就业难，除扩招因素外，还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大学生毕业时寄予希望的那些行业，尚没有达到能够大量吸收就业的发展水平。因此，大学生首先需要自己调整好心态，准备到自己不熟悉的行业去就业。从另外的角度讲，也可能对自己熟悉社会和将来的发展更有好处。刚毕业的大学生毕竟是二十出头，开始进入自己的独立生活阶段，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当社会需求和自己的预期不一致时，只能面对现实。中国有句古话：行行出状元。其实无论干什么，都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

目前，政府已经认识到上述问题。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已经开始控制，一些质量差的学校、专业已经开始整顿，以提高教学质量，缓解今后大学生就业难的矛盾。对于目前已经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政府也采取了多种缓解措施。一部分大学生可以选择考研；有条件的可以出国留学；当然也可以选择自己创业；或响应政府号召到中西部地区基层服务，为将来的发展创造机会。总之，大学生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和传统的观念决裂，主动到一般认为不是大学生就业的行业参与就业竞争。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基础上，我相信无论在哪个行业，大学生都具有较高的就业竞争能力。

如何看待“教育产业化”

国研网：大学扩招如此迅速，和我国前几年一直倡导的“教育产业化”有无关系？您如何评价我国前一阶段的“教育产业化”？

丁宁宁：我国的“教育产业化”究竟是谁提出的，目前没有任何个人和政府机构承认。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一哄而起，最后没有人承担责任。

不过，走这段弯路也有一定的必然性。我国改革初期正好赶上西方里根、撒切尔革命时期，即新自由主义革命时期。新自由主义革命是西方国家对战后社会保障制度和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和调整。当然，从历史角度看，战后西方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本身是一个进步，是对近两百年西方工业化过程第一次系统的反思和调整。其结果是降低了自由主义政策下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幅度；维护了市场竞争中失败者的尊严和社会的稳定。这是战后这60多年来，西方国家之间没有再次发生战争，国内也未发生激烈阶级斗争的根本原因。

但是由于战后的乐观情绪和较高的出生率，当时西方各国制定的社会保障标准过高，范围过宽。上个世纪60年代年以后，随着西方出生率的下降，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福利陷阱”问题，即由于过高的社会保障标准，一些不工作的人的实际收入比那些工作的人纳税后的收入还要高。其结果是奖励懒汉，导致整个社会缺乏竞争力。二是这种福利保障制度缺乏经济上的可持续性。在西方出生率持续下降的时候，这种年轻人缴费，老年人使用的“现收现付”模式就出现了支付危机。新自由主义提出减轻政府责任，恢复市场活力，就是为了解决上述两个问题，事实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社会政策角度讲，新自由主义革命是第二次革命，是对战后第一次社会政策革命的反思和调整。

但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就不都是那么正面的了。从促进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角度讲，新自由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中国改革带有很浓厚的政治动员特征。在大多数干部、群众理论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容易在思想上走极端，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难免产生过度市场化的倾向，在社会政策领域产生了广泛的消极影响。教育领域走极端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政府放弃了自己的责任，逼着学校自己去创收。先是要求学校自己办工厂，后来不让学校办工厂了，就在学生身上搞创收。学校经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前一阶段财政分灶吃饭导致的中央财政收入下降。

在教育产业化过程中，人为地“合村并屯”对大学教育资源的破坏非常严重。因为每一个大学都有自己的传统，强行合并不仅破坏了各个大学的传统，而且造成了大学优质教学资源的流失，其中一些最有骨气的教授选择了退休。这种做法对大学的伤害是长期的，无形的。根据媒体的宣传，教育产业化的本意是让教育界自己变成一个自己养活自己的产业。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学校在全世界都不存在。根据我部葛延风等同志的实地调研，连美国的私立大学，也有大约30——40%的经费来自政府。

大学不能追求利润，是否可以企业化运营？

国研网：大学不能赚钱，不能追求利润，这与“大学要企业化运营”的观点是否相悖？

丁宁宁：这里面有个翻译上的错误。在英语中，“corporation”（公司）这个词并不一定是营利机构，西方所有的非营利机构都登记为“corporation”。根据大陆法的解释，这只说明它是独立的财团法人。英美法则认为它们都是多个出资人的、有限责任的法人组织。汉语中的公司就是企业，企业化运营，就是赚钱，就是营利。这和西方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在美国，所有的大学都是由一个独立的基金会来组织运营，这个基金会也称“corporation”，并设有董事会，但它是非营利组织，不是汉语意义上的公司或企业。在德国，包括政府出资的大学也全都是独立的、非营利的财团法人。西方无论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都按照非营利机构的管理模式运行，所有制在其中几乎不起什么作用。比如牛津大学的很多建筑是私人捐建的，但教育经费是由政府提供的。在西方国家，政府赞助私人创办大学是很正常的现象。不管私立还是公立，政府对大学的发展总是负有一定的责任。

西方的非营利机构在具体运作中享有很多特权。比如从会计角度讲，非营利机构不仅可以接受社会各方面的捐赠，其资本公积还可以跨年度使用，营利性公司（企业）的资本公积则有额度和期限方面的限制。从税务角度将，非营利机构无需缴纳法人所得税，一般的企业和公司则必须缴纳。此外，根据西方各国的法律规定，非营利机构也有一些特殊的义务。例如营利机构（企业）可以有自己的商业秘密，非上市公司可以不公开自己的账目；但非营利机构的账目和所有雇员的工资必须公开。像中国这样大学财务和教师收入不透明的情况，在西方国家是违法的。这是我国大学过度“企业化”的结果，目前正在纠正之中。 因此，这里需要澄清的概念是：严格来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营利机构不是什么“企业化”运营，而是根据独立法人的制度来管理，按照非营利机构的模式来运营。西方大学都有自己学校的董事会。校董会一般由政府官员（私立大学为出资方代表）、教授会议的代表及社会贤达组成，来决定大学的发展方向和财务运营。课程设置则一般由教授会议决定。在西方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下，我国目前一些大学老师办班私分钱的行为，肯定会受到贪污罪的惩处。

政府在高等教育上要承担其“有教无类”的责任

国研网：您认为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丁宁宁：在大学连续几年扩招的情况下，我国目前的1700所高等学校目前已经不可能像义务教育那样，运行经费全部由政府包下来。必然有一部分学校要走“公办民助”的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引入西方大学的非营利机构模式，来管理我们的大学。从财务角度讲，即使是“公办公助”的大学，也可以建立学校董事会，按照日本所谓独立行政法人的模式进行管理。在学费已经成为大学运转经费来源一部分的情况下，政府有责任维护“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扫除贫困学生上大学的障碍。近年来，我国大学生中的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比重明显下降，值得我们反思。因为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人才的分布和家庭收入无关。如果上大学变成了高收入家庭子女的专利，这个社会就不但缺乏活力，而且有退回封建时代的危险。

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并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以为大学是非义务教育政府就可以放任不管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大学不但是一个国家培养人才的机构，而且是提升一个国家灵魂，磨砺一个民族信仰的殿堂。如果在大学里没有平等、自律的精神，没有自由、民主的气氛，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在我们考虑中国大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时候，首先要坚持大学的非营利性质。一个承担精神财富创造和文化传承的大学，绝对不能以赚钱为主要目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西方，特别是美国大学给中国留学生以奖学金？美国教授的回答是：我们不仅要集中全世界的人才为美国的发展服务，而且要创造一种放眼全球的包容性文化。

所有国家都把高等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因为它不仅可以提高国民素质和国家的竞争力，而且有利于国民意识的净化和民族精神的提升。在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努力中，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的认真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