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论坛组织者让我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我们发展中心前不久做了一个系列的研究课题——“十一五”发展战略研究。我是总报告的起草人，根据我的研究，现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跟教育可能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我想如果特别具体地谈教育我就是外行了，但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当中，教育又不能不被涉及，这里大概是从公共资源配置，还有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涉及教育方面的一点内容。我想也不一定非得是教育专家谈教育，我作为外行谈谈，为大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也未尝不可。

　　我想分四个部分介绍：

　　第一部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基础

　　这一部分实际上是对“十五”的简要回顾。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十一五”期间，我们面临的新的起点就是要看从2000年到2005年这段时间，即“十五”期间我们奠定了什么样的经济发展基础。

　　首先，经济运行的态势发生了重大转折，由通货紧缩转向高增长，低通胀。这种转折是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发生的，或者说从那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上升期。从今年开始，我们的宏观经济态势在继续稳定这样一个发展趋势，由上升通道的高位慢慢回落，进入了稳定的增长平台。为什么说这样一种状况是新起点？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现在面临通缩，到“十一五”期间我们就要刺激经济回升；如果我们现在处于上升通道，我们面临的问题在“十一五”就会是怎么样使上升期延长，这样的起点是非常昂扬的、非常健康的。在这样的起点上，办一些大事就比较容易，像把公共资源向社会的薄弱环节转移、倾斜等。这叫“手里有钱心不慌”。预计2005年人均GDP可能达到1400美元。去年是1260美元，已经超过了下中等收入国家1200美元的平均水平。从这五年来看，“十五”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可能超过“九五”，这对“十一五”来说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第二个特征，经济结构变动空前活跃，经济发展的空间显著扩大了。“十五”期间经济结构变动最明显的三个领域：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这三个因素是结构变动的动力，造成了投资率比较高。消费结构升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居民消费结构由满足温饱阶段的吃穿用等消费热点，过渡到了小康阶段的工业耐用消费品——住房、汽车。这两个产业，由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被迅速拉动起来，而且形成了新一轮高增长的主导产业群，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从产业结构变动的角度看，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实际上是由产业结构升级所引起的：上一轮主导产业历史使命完结了，由上升期到了衰退期，在下一轮经济增长中，就会由其他产业代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领头羊。这一轮的带头产业就是住房、汽车、电子通信类产品。因此带动了中间产业——钢材、建材、化工、机械加工等行业的迅速发展，同时又对基础产业如煤、电、油、运输等提出了新的要求。中间产业对投资和运能要求太高，我们的基础产业就显得供给不足。追根寻源，这一轮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来源于居民消费升级及其产业结构升级，这个产业结构绝不仅仅是国家计划摆布出来的。过去曾有一段时间的确是由国家计划摆布出来的，跟人民群众的生活改善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因此产生了高积累、低消费，人民群众没有得到实惠。现在是居民消费意愿带动的，这一轮增长的根本来源就是居民的最终消费升级，老百姓掏钱买出了新一轮的投资加速。

　　由此，就看到了整个经济扩大了发展空间，地方、企业都加快上马投资。上房地产，上重化工业，同时还有城市化加速。过去我们的城市化是落后于工业化的，而城市化本身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工业化、城市化双加速，这个时候投资怎么能够不扩张？这是从合理的角度来说，发展空间空前扩大，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激发了地方和企业的投资积极性。消费结构升级除了刚才我们讲的消费热点外，消费零售总额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由4万亿元上升到5万亿元。这是一个新台阶。我们国家的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万亿、2万亿到3万亿，每一个台阶大约用了6、7年的时间，而这次从4万亿上到5万亿仅仅用了两年。这就有一个矛盾，有人说我们的消费占GDP的比重比较低，但为什么我们的消费比较活跃？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老百姓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位居全世界的前列。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实际上，消费占GDP的比重即消费率低，并不等于老百姓的消费水平就低，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看了一下世界银行的指标，低收入国家2000年平均的消费率是69%，中国是48%。你能说低收入国家的消费水平比中国老百姓的消费水平还高吗？绝对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老百姓有多少人在买房子、买车。所以，虽然最近大家看到投资率高，消费率低，但由此并不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老百姓消费水平低，消费增长慢。我们所说的GDP的最终需求构成包括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现在我们希望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中国未来中长期发展之所以强劲，其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泉，就在于老百姓的消费水平升级。这个消费需求不是长官意志决定的，而是客观规律使然。最近这些年，城市化从2000年到现在，短短几年的增长速度相当于改革开放前25年总的增长速度。这么迅猛的城市化浪潮，这么快速的工业化进程，还有这么强劲的消费结构升级，这就是我们未来5－15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长期经济发展非常巨大的潜力。

　　第三个特征，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在“十五”期间，十六大提出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的新阶段。因为在上世纪末，中国已经实现了初步小康。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建设比初步小康更高水平、更加宽裕的小康。这个全面小康的概念又是对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奋斗目标的更加具体化的设想。邓小平同志讲的第三步战略目标，是人均GDP到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实现了初步小康，这离中等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大得很。我们这50年的奋斗目标怎么具体化，这在十六大提出来的“用20年的时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蓝图中得到了回答。但这个“全面小康”仍比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要低。我们来展望202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话，即使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小康在全世界来说也不算很高水平，只是比我们现在的初步小康要全面、水平要高。之所以得出这个判断，要分析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中国人均GDP在1999年达到了780美元，已经跨进了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低门槛。高门槛在2995美元，我们差距还很大。

　　目前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的平均水平为1200美元，在2004年我们跨过去了。大家可以看，我们离下中等收入国家的高限还有1700美元的距离。我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客观现实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清醒。除了刚才讲的经济发展的总量、人均水平，还有结构变动以外，还应考察我们的体制，我们的体制应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下一步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完善这个新体制。在“十五”期间我们的改革是朝着两个方向前进的。一个是进一步完善新体制，另一个就是向计划经济的核心部分发起了改革攻坚战。计划经济的核心部分主要是指垄断行业当中的国有企业、政府职能、教育体制，以及其他的跟公共服务有关的部门——供电、供气、供水、电信、民航、铁路、邮电等。这种改革攻坚战在“十五”期间逐步在展开。

　　从对外开放的格局来看，“十五”期间中国也进入了新阶段，这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我们进入了全方位开放的新阶段。我们的一切活动要按照世贸组织规则代表的国际惯例运作。我们过去是对局部国家和地区的开放，现在是在世界贸易体系中考虑我们的对外开放。新的开放格局和新的经济体制格局为“十五”期间奠定了新的体制基础，应该说，我们的发展空间之所以空前扩大，我们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也是功不可没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配置资源，而过去我们没有这样大的回旋余地。另外，非国有经济（包括非公经济、集体经济、股份制经济等等）在GDP当中的贡献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0%左右，上升到现在的69%，这是2004年的最新统计数据，这表明我们的发展活力也显著增强了。

　　第四、中国已经确立了新的奋斗目标和新的发展理念。“十五”期间有几个“新”：一是新的增长态势，二是新的增长空间，三是新的奋斗目标，四是新的发展理念，五是新的经济体制。这五个“新”，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

　　我这里概括了四个方面，我们如果再稍微展开一点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未来15年乃至更长时间都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是坚持一年、两年就完事了。“十一五”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怎样在这个“十一五”规划当中体现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我想“十五”已经给我们奠定了新基础。

　　第二部分：未来5至15年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

　　第一，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剧。这是各界研究者包括政府部门的一个共识，可能是“十一五”乃至未来我们面临的最大最突出的一个矛盾。有人认为还应加上人口问题。我在这里不涉及人口问题，我把它放在下面的社会领域里再谈。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剧，从资源角度来说，我国主要人均资源占有量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环境角度讲，十个字可以概括：“局部有改善，整体在恶化”。据中国科学院的专家预测，这种态势在“十一五”乃至未来的十几年可能要延续下来。因为增长方式粗放、体制不合理、政策不完善、法律不严密，再加上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因此像目前这样的环境态势无法根本扭转。可能有人会问，既然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什么作为吗？关键要认清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环境破坏在客观上很难控制，因此我们要下更大的气力，无论是观念上，还是政策体制上，包括法律上一系列的配套措施都要跟上。我想这就是我们“十一五”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前面的起点不错，但挑战是非常严峻的。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都在加速，还得占用资源，还得占用土地，还会排放污染。以发展小城镇为例，华北和西北部地区严重缺水，如何发展小城镇？城市的垃圾怎么办？人们的粪便怎么办？发展大中城市还是小城市、小城镇？哪种发展格局更合理？科学家讲了，在西北地区，如果按照散落的自然布局，人的粪便可以自然被环境净化，而要发展很多的小城镇，或者是城市格局不合理的话，连处理粪便的水资源都没有。

　　要害在于，如果现有的制度框架和技术水平不突破的话，就没有出路。请大家注意，这个结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制度框架内来思考问题，我们可能找不到出路，问题可能进一步恶化。反过来说，假定我们把现有的技术水平提升了，现有的制度框架改变了，我们可能就找到出路了。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压力很大，另一方面又要积极找出路。如果技术跟不上，经济和科技两张皮，大家没有用技术的积极性，要转换增长方式、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是不可能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技术和制度框架制约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突出挑战就是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的体制缺陷日益凸现。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不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吗？不是正在进一步完善新体制吗？为什么体制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因为过去的改革是比较容易的，容易改的基本都改完了。而留下难改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的体制问题，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些难改的东西，我列了这么几条，可以说是关键领域的改革。

　　第一，投资体制。长期以来投资体制一直是计划经济顽固的堡垒，不攻克它，其他的改革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也缺乏重要的配套条件。比如说投资审批制，我们大多数项目上马都是经过层层审批的。结果怎么样？很多项目投产之日就是亏损之时，这就是原有投资体制的恶果。过去抑制各地区、企业的投资过热，主要靠加强集中审批。实践证明这样不能解决问题。现在面临新一轮增长周期，、发展空间空前扩大，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投资必然还要继续上。另外我们的工业化没有完成，城市化还要加速，同时我们市场化的主体——民间投资越来越活跃，怎样适应新情况，达到既可以提高投资的效率、又可以减少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的效果？不能一发现问题就马上收回审批权。过去老是这样，收收放放，这种做法现在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了。

　　第二，财税体制。为什么地方有这么高的投资积极性？为什么在实施紧缩性宏观调控时，地方跟中央的认识往往不一致？关键是财税体系不规范，地方公共财政服务职能不到位，地方政府有直接干预地方经济的体制动因。地方政府公共职能多了，发展地方经济的责任大了，但是财政收入跟不上。在目前的财税体制下，中央收得多，地方收得少。地方没有独立的主体税种，现行地方税主要是工商业的增值税、营业税等等，而且这些税是要跟中央分成的。虽然中央说投资重复了，但不上这些项目地方怎么增加税收？怎么满足地方经济建设的需要？地方的想法确实很难跟中央的想法保持一致。因此，要进一步改善财税体制。不调整财税关系，不划清中央、地方的事权和财权，不建立合理的地方独立税种，我们就走不出现在的怪圈。

　　第三就是金融改革滞后。金融参数失真、僵化，从而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什么大家急着上马投资项目？其原因就在于利率低、发展空间大、利润空间大，加之价格上涨，项目上晚了投资成本就提高了。只有通过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才可以改变现在的状况。

　　另外就是资源和环境的使用成本太低了，大家没有积极性去克服高消耗、高排污等问题。土地资源一直实行政府行政性管制，长期缺乏市场调节机制，现在看来，依靠行政的办法控制土地配置也不能走出恶性循环。

　　最后政治领域的改革滞后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在现行的体制下，考核政绩往往是看你当地经济发展的规模、增长速度，等等。各地很少有不攀比增长速度的，不攀比反而不合理了。所以有人就说现在是GDP指挥一切。我个人对这种看法还有一定的保留。至少你兜儿里有钱才可以干你想干的事。毛主席那个时候叫“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现在是“兜儿里有钱，心中不慌”。政治领域的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领域的改革，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的现实，想平稳地发展，就一定要使各个领域的改革协调推进。

　　第三个矛盾是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矛盾日益尖锐。

最突出的是公共卫生和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这里对高校和高等教育领域提出一点批评意见，我去年在教育部规划司开会的时候，曾建议：不要再往少数高校增加投入了，也不要否认高等教育的产业化，高等教育是可以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只有基础教育不能市场化。由政府推动的高校“211”工程不宜再搞了。在国务院秘书长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我也大声疾呼：国家财政不能再往“211”工程倾斜了，应改投到中西部、农村、贫困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和穷孩子身上。农村基础教育面临着危机，初中辍学率极高。现在说“两基”达标，这与不少地区的实际调研结果差距较大。公共卫生资源的配置不公平程度更不用说了，世界卫生组织评价中国在全世界189个成员国当中排名倒数第十几位。

　　我们现在的社会流动性加大了，但现有的社会协调机制和公共财政与之不适应。比如说放宽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很多地方政府财力根本跟不上。我们的社会分层矛盾越来越多，协调机制很不健全。怎样使弱势群体的呼声得到反映？有多少人在关注我们的弱势群体？社会现在所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弱势群体被关注得太少。

　　从人口方面分析，人口态势严峻，面临三大增长高峰：老龄人口、适龄劳动人口、总人口，都要在未来的十几年间，甚至30年间持续增长，达到顶点然后才回落。适龄劳动人口增长在2016年达到顶点然后回落。要想扩大就业，不发展哪来的就业机会，没有GDP的增速哪来的就业岗位的扩大。此外，我们要看到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未富先老”、穷国染上富贵病，都是我们面临的很严峻的人口态势。

　　贫富差距扩大也是社会领域值得关注的重要挑战。这需要从两方面认识：一方面，在初次分配领域，我们需要继续克服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弊端，纠正因垄断等非经营性因素而导致的不合理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我们在二次分配或再分配领域的调节手段还很不健全，对收入差距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不利于维护社会公正。

　　第四，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

　　我们要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区域差距就还会继续拉大。那政府应该干什么？应该制定区域政策。区域政策的目的是使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但是现在的均等化程度很低。例如刚才我们讲了公共资源、卫生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平，贫困落后地区以及中、西部农村得到的教育转移支付根本是不够的。

　　另外，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不足。这些地区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实现自我发展确实很难。我们再归结一下，区域协调发展的要害是什么？是社会差距，而不是经济差距。中央政府的区域政策应该着重考虑缩小的是社会发展差距，即让老百姓能够在统一的国家区域政策面前，享有基本一样的全民福利水平，例如受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医疗等等。

　　第五，外部经济环境的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

　　首先是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其次是去年12月开始，中国入世的三年过渡期结束，进入后过渡期，大量的金融电信服务业要进入中国了。我们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加大。另外，我们对全球化带来的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应变能力还不行。再有就是我们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动荡很难预料。台海局势、朝核局势、印巴局势等区域不稳定因素正在凸现。

　　第三部分：对未来5至15年经济社会发展前景的展望

　　第一个展望是：经济有望平稳较快增长，登上新的台阶。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预测，未来15年的经济增长率大概可以保持在7%到8%，前5年8%，后10年7%。在“十一五”期间，我们的人均GDP可能达到1700美元，与目前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2000美元的水平的差距缩小。再经过10年的奋斗，人均GDP可以达到3200美元，这样我们就已经跨过下中等收入国家的高限，但是超出高限也不多。这是按2000年的汇率不是按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的。

　　我们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一种预测？第一是因为中国中、长期增长的潜力非常雄厚。其一，中国的市场回旋余地大；其二劳动力供给充裕，劳动力成本低；其三，居民储蓄率很高。为什么我们的投资率高达40%，因为居民的储蓄率一直是高水平的。我们的总储蓄率超过40%，其中一半是居民储蓄。美国的储蓄率是15%，其中的5%是居民的储蓄。高储蓄率是东亚国家的传统。第二我们的消费升级了。第三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正在逐步推进。第四改革开放会提高我们的资源配置效率。

　　第二个展望是：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会得到合理调整，人民群众将从经济增长中得到更多实惠。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的投资率会缓慢下降，但是应当稳定。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没有完成。在这个过程当中，应当使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进一步下降。

　　第三个展望是：未来15年要分阶段基本实现工业化，并使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关于基本实现工业化，总体上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判断：首先，农业劳动力比重降到40%以下。其次，产业结构应该接近目前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三次产业的比例大约是10:40:50。第三，农业机械化水平明显提高，体现用工业改造传统农业。第四，电子信息产业要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用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就要有一个判断指标，现在我们的电子信息产业占GDP的比重不到3%，通常一个支柱产业应该达到5%，所以现在还不能称为支柱产业。

　　关于城市化进程，我们的预测是：到2010年可能达到46%，到2020年可能达到55%。大家看这两个水平都是比较低的。这是城市化水平的国际比较，我们现在也就40%。到了2010年我们达到46%的城市化率，相当于国际上的什么程度？也就是目前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第四个展望就是：未来的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应该取得比较大的进展。五年间没法取得重大进展，因为发展阶段摆在这儿，五年间可能取得“较大”进展。如果技术水平提高和制度创新取得明显成效，那么后10年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可能实现“重大”进展，在资源环境方面我们可能有一些重大的突破。

　　第五个展望就是：人力资源应当得到更好的开发。我们设想全国受教育年限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十一五”期间需用五年的时间。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原来是在2000年制定的目标和政府的承诺，但世界卫生组织评价后的结论是中国没有达标。到2010年，我们需再用10年的时间才可以达标。我们提出的目标有时候看起来很美，但是没有做到，我们现在不如务实一点，比如在5年内我们在义务教育方面把“两基”任务完成。

　　后10年我们希望人口素质有较大提高，基本普及高中教育。现在连初中都没有普及，农村的辍学率高得很。在公共医疗方面，比如城乡居民的医疗服务水平可以逐步提高，而农村恐怕达不到。总体上应当使人类发展指数上升到比较高的水平。现在我们的人类发展指数是中上水平，这点还是不错的，这是联合国评价出来的。

　　第六个展望就是：我们的社会和谐程度应该有较大的提高。大家最近耳熟能详的可能是构建和谐社会，它和科学发展观一样都是一个理想的境界，可能需要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需要一步一步地做，5年可能都很难见到非常明显的成效。我们也应该非常务实，不宜把胃口调得过高，因为和谐社会是受制于物质水平的。

　　我个人认为，对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我们应把它作为长期的理想境界和奋斗目标。未来5年我们应提出什么样的目标，我想重点应当是：

　　第一，要让现在的将近3000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温饱，而且要防止他们返回贫困状态。

　　第二，尽快建立广覆盖、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这里的重点是养老和社会救助。救助那些贫困的、没有劳动能力的弱势人群。这样的目标就比较清晰了。不要超越经济发展水平把目标提得很高。

　　第三，中等收入阶层应当明显扩大，调节收入差距的再分配手段应当逐步健全。中等收入阶层扩大以后社会就比较稳定了，另外随着调节收入差距的再分配手段逐步健全起来，可以更好地维护社会公正。

　　第四，社会矛盾的化解和主导机制要逐步健全起来。

　　第四部分：未来5至15年的政策取向

　　我们提出了五大战略，也是为了贯彻科学发展观。我们“十一五”期间应该有什么主线，大家提意见不要涉及面太广了，中长期的努力应当是围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九五”期间就已提出努力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的转换，近10年转换得怎么样？结论是，与自己纵向比，进步不算小；但与发达国家比，差距仍很大。中国现阶段还是要着力解决增长方式比较粗放的问题，围绕它实施五大战略。

　　第一，坚持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是强调发挥比较优势。我国市场规模大，劳动力充裕、居民储蓄率高，不用依赖国外市场。着眼于内需，逼着我们要走集约化的增长道路。从外国引进资源，要受到国外的制约，比如价格高、贸易壁垒、政治因素等，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同时，我们要着眼于利用全球资源，可以扩大进口，扩大引进外资，来满足内需。另外，应当改变粗放的出口增长方式。我们现在出口很多，但附加值很低。国际上压我们的人民币升值，跟我们打贸易战等等，我们怎么办？应该采取集约式的出口增长方式和高附加值出口方式。虽然出口量可能会降低，进口量可能会扩大，但这样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如此，我们的国际环境就好了。在投资和消费两大内需当中，我们的投资要保持稳定，消费要提高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刺激老百姓消费升级，不能打压。比如现在我们的住房，还有汽车，如果总是限制它，老百姓的消费就不能升级。有人说，你们鼓吹的消费升级都是跟城市有关，跟农村无关。我认为不对。汽车跟农村没有直接关联，也有间接关联。一个城市居民买了一辆车可以带动几个农村老百姓在城市就业，甚至可以让农村老百姓在农村盖得起房子。因为汽车产业的发展会带动城市道路的扩大，并增加住房需求，这样就可以增加农民就业。在江浙比较富裕的农村，农民住的房子甚至比城市居民好多了，有欧洲的建筑风格，还有90年代末20世纪初的时髦建筑风格，消费升级怎么跟农民无关呢？所以说消费升级一定要保护要支持。这是内需最宝贵的源泉。

　　第二，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包括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改造传统产业等等。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应当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协调发展。这么多老百姓需要就业，光强调高技术，怎么扩大就业机会？不能老是抨击重化工业或低端加工业资源消耗高，污染大，它们对扩大就业的作用不可低估。

　　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我们还是要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处理好扩大国内就业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关系。对于有条件的制造业，我们应当努力使之上升到国际分工高端，不是说这方面我们就无所作为。但是不要急于把现在的制造业都往国际分工高端提升。

　　第三，大力推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要转变增长方式，最重要的是什么？产业技术水平低，你怎么转变增长方式？有了产业技术，如果没有合格的熟练技工，你怎样去把它化为生产力？怎么解决经济和科技“两张皮”问题？在“十一五”到未来20年，我们需要重点发展什么技术？应该重点发展能够提高产业竞争力、促进新型工业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应用技术。我们还要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发展医药技术等等。

　　第四，大力实施人力资源优先开发战略。在“十一五”期间，还是要抓紧薄弱环节，如中西部、农村、低素质人口等等。另外，为了使这些薄弱环节得到真正的重视，就得公平地配置教育资源，这样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这是外国的学者做出的估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当中，人力资本贡献只有35%，国外发达国家是75%。将来我们希望把人力资本这块的贡献扩大。

　　第五，还要坚持制度创新战略。要通过关键领域的协调改革，提高我们各种稀缺要素的使用效果。政府要进一步减少对资源配置的行政干预，加强公共服务、减少社会代价。

　　对“十一五”政策取向还有其他的建议，我简单说一下：

　　第一，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第二，增强区域政策的整合能力和区域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

　　第三，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

　　第四，完善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流动方面的社会政策。

　　第五，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

　　因为内容比较多，超时10分钟了，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谢谢卢部长精彩的发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下面提一个问题。有提问的吗？

　　提问：卢部长以你所见，高校应该如何发展？

　　卢中原：具体怎么发展，我是外行，我刚才谈到的一些想法主要涉及政府的公共职能如何合理行使，如何公平配置教育资源。有一部分高等教育的确需要政府公共职能来保证它的投入。另一部分高等教育不需要，可以实行市场化和产业化，比如说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高等教育。应该进一步打破对高等教育的行政性垄断，扩大社会力量办学的渠道，努力促进社会办学和学生求学的机会均等。除此之外，高等教育的科系设计可能要考虑整个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需要。一方面是市场化提出来的要求，另一方面要避免这种短期的市场化现象。高等教育还有一些中长期社会发展所需的无法市场化的领域。我本人不是研究教育学的，只是从经济学和社会发展角度看我们现在公共资源配置的失衡，从这个角度提出的一些外行话，不一定满足你对问题的要求。

　　高校收费，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因为如果高等教育都由政府包办，那么公共资源投入马上就会增加。但如我刚才所讲，对于中西部、农村地区、低素质人口，基础教育，应考虑怎么切实保证足够的教育资源投入。我觉得职业技术教育非常重要。中西部地区发展了很多的普通高校，但结果培养的人才都流走了，根本留不住。发展职业教育对当地人提高素质、扩大就业机会包括到外面打工，都很有好处。我曾到西部地区搞了一些相关调研，对这一点有比较深的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