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五部门2006年9月14日联合发出通知，自9月15日起，我国将调整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政策出台后，各贸易部门反应不一，媒体反响也较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隆国强副部长就出口退税政策出台后可能给中国外贸带来的影响以及相关的问题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短期影响不大，长期影响有限

　　国研网：2006年9月15日起，我国将调整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您认为这对中国外贸的出口额有什么样的影响？

　　隆国强：这次出口退税的背景主要是因为贸易顺差太大造成了国民收支不平衡、外汇储备增加太多、货币政策太松以及经济过热，这是宏观经济上相互关联的一系列问题。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出台了调整出口退税率的政策和禁止某些加工贸易，总的来说还是一种结构性的调整，将“两高一低”，即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商品纳入禁止类的目录。下调出口退税率考虑的是贸易升级的问题，主要是下调劳动密集度比较高、产能过剩、自相杀价比较严重和贸易摩擦比较多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
　　
　　这些考虑从出发点上来说是好的，但到底会不会实现政策设计者所期望的目标，还有待观察。对已经签订了合同的企业来讲，出口退税率下调或取消，这笔生意无疑会赔本，但企业在随后签订的合同中会提价，找回出口退税的损失。所以，短期内，涉及到部门的出口额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不大。从前几年的经验来看，在一般层面上，很多进口商都会分担这个成本。比如说下调5个百分点，进口商承担2个百分点，出口企业承担3个百分点。因此出口企业需要想办法挖潜，降低成本，消化它。所以从中长期来看，这些影响是可以忽略的。

　　短期影响不是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出口退税调整是全行业的调整，比如纺织品行业，我们在全球市场上作为一个整体，所占的市场是相当大的。这就意味着对纺织品来说，中国所有的出口商都要提价，那么就会有人说，单子会不会转到越南去，转到巴基斯坦去，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但不是很大。原因就在于别人的产能根本满足不了这么大的需求。结果就是出口退税率下调或取消的产品的价格会略有上升，我国的总体出口额未必会下降。增长率会下降，假设不调的情况下会增长30%，调了之后会增长20%，但是出现绝对下降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这跟我们的一些出口商品在全球所占份额非常大有关。
　　这些年我们很多产品的价格压的很低，出口利润薄，这都是我们自己互相杀价的结果。在整个取消或下调了出口退税率之后，所有的生产厂家相应的成本都抬高了，产品的出口价格也会抬高。结果就是企业（已经签了合同的）的短期利润会减少，中长期不会有太多的变化，但是把出口退税原本给了外国消费者的这一部分剩余转为了我国的财政收入。从我的判断来看，这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整体的出口不会起到明显的遏制作用。九月份的数据还没有出来，但是我估计依然会很高，原因在于我们目前的出口能力很强。一方面外资企业进入后形成生产能力，它要寻求市场。国内前几年巨额的投资不仅仅是投资于房地产、钢铁，而是各行各业的产能都大幅度增加。增加以后，作为企业来讲，总是要寻找出路，国内卖不了就会出口。这是从供给方来说，中国这种强大的制造能力要在国际市场找出路，下调出口退税率，对于有些正好处于边缘的行业来说，价格提高3%，5%，就不如印尼、巴基斯坦，就会失去一些市场份额。但对大部分的出口，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的大部分企业还是很有竞争力的。我们的很多企业管理其实是很差的，尽管我们的东西很便宜，但由于我们管理的落后，实际上潜力非常大。我前一段时间去了浙江的一家纺织企业，做印染的。他们所用的设备是世界一流的设备，现在我们大量沿海地区民营企业的设备都是世界一流的设备，这些企业的老板深深地感觉到在管理水平上自己的企业和发达国家有明显的差距。同样的设备，同样的产能，在意大利需要200个工人，我们需要1000个工人。好处是创造了就业机会，但微观层面上看，企业的成本是加大了。通过提高管理、改善管理流程，国内企业其实是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的。所以，下调出口退税率以后，成本压力增加，就会逼迫国内企业改善管理、提高效率、不断创新、自我挖潜，从而提高市场份额。从中长期来看，对企业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好事情。
外贸政策不会变化

　　国研网：这次出口退税率的调整是否意味着我国今后的外贸政策会有所变化？如果有变化，将会向哪些方向变化？我国的贸易顺差会进一步扩大还是会缩小？

　　隆国强：总的来说外贸政策不会有什么变化。因为它是一个局部的结构性调整。变化在于这次的政策调整透露了一个信号，就是改变我们原来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扩大出口”，这个口号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提出来的，从那以后形成了一个惯性。一般而言，大家都认为出口好，一是可以创汇，二是可以占别人的需求，世界各国都认为要扩大出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说要限制出口。所以我们不是说要从原来的鼓励出口到现在打击出口，而是说在以往口号的引导下，我们出口了一些并不需要出口的东西，就是那些负外部性较大的产品，带来了污染，消耗了土地资源、能源，所谓的“两高一低”。还有“血汗工厂”，我们工人的劳动没有得到充足的补偿，等等。
　　
　　现在从整个中央的大格局来说，就是把依靠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变成主要靠内需拉动的增长模式。那么具体到外贸领域来说，政策的目标就变成了追求贸易平衡，而不是追求出超或顺差。在出口领域，就从原来的追求出口数量变成试图提高出口质量。所谓的出口质量是指能有更多的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而抑制附加值低、污染环境、高能耗的产品出口，降低“两高一低”产品在经济中的比重，对整个外贸做结构上的调整。而贸易顺差仍将继续扩大。

　　产能未必过剩

　　国研网：目前的普遍认识是中国经济过热，产能过剩造成的通缩压力和流动性过剩造成的通胀压力并存，您认为这次的出口退税调整能否起作用？作用有多大？

　　隆国强：产能是否过剩是相对于需求而言的。我们知道，绝大部分产品都是可贸易产品，但我们并不知道需求到底有多大。这个需求并不局限于国内。比如钢铁，我们现在的产能是3亿吨，再过两年可能是4亿吨。对于中国来说，钢铁的产能是过剩了，但全球的需求很大，钢铁企业可以去竞争、可以抢占别人的市场份额、可以把他们挤垮。产能过剩是个相对概念，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面对当前这个开放的全球市场，很难说产能超过了本国的需求就会造成通货紧缩。如果说我国的企业挤垮了外国的企业，那么不仅不会产能过剩，产品还会涨价。产能是否过剩的根本在于是站在一个封闭经济的角度看问题，还是站在全球化的视角来看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仅仅因为所谓的“产能过剩”就下马了一些企业，其实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我们还拿汽车来做例子。说汽车库存多，卖不出去了。但如果卖到国外去，说不定还不够，还要再扩大产能。我们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看问题，一定要摒弃这种封闭的观念。

　　我感觉，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通缩的压力，而是通胀的压力。原因就是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的危险可能比通缩的压力要大。看一下世界经济史，通缩的时间是很少很少的，通胀是经常出现的。

　　在全球市场下，在竞争条件下，一般来说，供给总是大于需求。只有高科技产品在最初导入的市场会有短暂的短缺，最终也一定是过剩。要看的是谁的竞争力强，谁的性价比更好。当整个行业过剩的时候，也可能由于某个企业的产品，或某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高，反而市场份额在增加，产品在涨价。

　　我的判断是，目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是，由于货币供给过快增长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可能导致的泡沫经济。未必是CPI，CPI可能还在低位，但房地产泡沫、资产泡沫的风险比较大。钱如果流向了实体经济，过多的流动性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如果流向了虚拟经济，就是资产泡沫。

   根源在于人民币汇率扭曲

　　国研网：您认为此项政策的出台能否扭转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局面，能否影响到今后的整个进出口格局？

　　隆国强：贸易顺差仍将继续扩大，储备还会增加，货币发行也会增加，对政府来说，仅仅对出口采取这些措施是不能够实现贸易顺差减少这一目标的。但会给出口结构传递一个很强的信号，给出口结构的调整带来一定的影响。

　　有很多专家在讲，从去年下半年年底以来的出口增长如此之快，很可能有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把热钱转入中国的动机。如果存在这种动机，就更难说采取什么出口措施会影响出口的增长速度。因为热钱并不关心退不退税，因为很可能原本一块钱的东西卖一块二，这在合同中是非常容易做到的，而且完全是合法的，不会有任何破绽，当然这只是专家的推测，还难以拿出充分的证据。中国现在出口58%由跨国公司完成，进口商也是同一个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公司内贸易占了不低的比重。比如国研网在美国有一个公司，在英国有一个公司。现在国研网在中国采购了钢铁，卖给在美国的公司，目的是为了把美国的钱打到中国来。因为看好人民币升值。比如一吨钢是3000块，那么可以卖3500块。政府说好啊，卖得高说明我们的效益更好了。实际上这个公司的动机只是想把钱转到中国来。等人民币升值以后，可以通过高价进口再把钱转出去。所以根本的原因还是人民币汇率估值的扭曲，也给实际的经济生活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扭曲。

　　当市场都认为人民币估值是扭曲的时候，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把钱流入中国市场。在我们的外汇市场上，央行要维持这个不合理的汇率必须更多地吃进外汇。吃得越多就意味着升值的压力越大。一旦某天人民币流动性过快，市场上的人民币超过了实体经济所需要的货币供应量，就会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从目前来看，至少在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已经出现了资产泡沫。只不过这种通胀不表现在CPI里面，但它带来的经济隐患可能比通货膨胀更危险。所以，央行是在和全部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参与者在博弈。市场认为央行的货币供应量是有目标的，要维持通货膨胀率的稳定，而又不希望看到资产泡沫的出现，那就一定要控制货币供应量。而要控制货币供应量，虽然可以做一些对冲的操作，但总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央行在外汇市场上能够吃进的外汇是有限的。所以市场认为，最后人民币总是要升值的。当整个市场都看到了人民币汇率不合理的地方，大家单向地认为人民币一定会升值的时候，单凭央行一己之力恐怕是难以抵挡的。我想，也没有任何一国的政府可以和整个市场抗衡。我们虽然有资本项不可兑换这么一堵墙，但这堵墙实际上只是一个篱笆，有很多洞，是不严密的。公司可以通过高报出口把钱流进来，也可以通过高报进口把钱流出去，实际上很难挡住外汇的跨境流动。我觉得唯一的出路是让市场认为汇率逐渐地走到了一个合理的水平。所谓合理，即看涨和看贬的人力量相当。所有的价格均衡是买卖双方市场的力量相当，小幅波动的时候，可能说这个汇率是市场的汇率，是一个市场均衡的点，是由市场上买卖双方的力量均衡形成的。

　　人民币升值可能的几种方式

　　国研网：那么我们该如何实现人民币的升值？

　　隆国强：人民币升值有几种方式。1994年人民币贬值的时候，一次性地贬50%，认为是贬到位了。但实际上不仅是贬到位了，还贬超了。紧接着1994年到1997年就一直在升值。这采用的是一次性调整汇率底价的方法。这种方法有一定的风险。因为贬值相对来说风险会小，出口部门的效益一下就好起来了。94年汇率贬值后，很多出口商赚了大把的银子，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了。而一次性大幅度升值所受的打击会更大。出口突然出不去了，市场又认为已经升过头了，那么，钱就开始往外跑，金融市场就会有一个定向的反馈。假如均衡点是在七块五，当金融市场认为七块五不够的时候，钱就会过度地冲进来，冲到七块钱。等到大家都认为已经冲过了头的时候，又集体撤退，可能又会到八快钱。金融市场的这个风险就是政府需要进行干预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但如果一次性地大幅度升值或贬值，在汇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参数的情况下，可能对整个实体经济的运行带来非常大的冲击。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高风险的政策选择。

　　还有一种方法是慢慢地释放这种压力。这样企业可以慢慢调整结构来适应这种汇率。但每天的汇率波动会让企业面临一个汇率风险。比如说，汇率一下从八块钱升到了七块钱，很多企业就会破产死掉了。但到了七块钱的时候可能又变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没有死掉的或新成立的企业在这个时候就没有太多的汇率风险。如果每天都在不停地波动，那么企业在做每一单生意的时候就都面临着汇率风险。因为签合同和收到钱之间是有一个期限的，可能是三个月到六个月。在这期间汇率的波动，比如从八块钱变到七块钱，那么企业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赔了钱。所以对于真正的出口商来说，就要锁定汇率风险，而锁定汇率风险要靠外汇期货市场。就是说企业要在签订合同的同时在外汇市场上买入或卖出。这样企业就是按照现在的汇率做生意，等钱到手的时候再做一个对冲就可以了。这样就通过外汇期货市场锁定了汇率风险。而我们现在的情况就像是一个“鸡和蛋”的关系。恰恰因为我们的汇率没有这种波动，那么企业对期货市场也就没有需求；也正因为此，我们的外汇期货市场是一个很小的，很不完善的市场。在这样的一个外汇期货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汇率的波动又会让企业觉得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回避风险的重要性，主动地参与到市场中去，慢慢地市场发育完善了，才能给更多的企业提供回避汇率风险的场所。一个浮动的汇率一定要有一个配套的规避汇率风险的机制，否则的话就只能施行固定汇率。固定汇率对于贸易企业来说是好事，但对宏观经济管理来说未必是好事。因为固定汇率是政府核定的，但政府未必能准备把握均衡时的汇率。从现在的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央行和市场人士的判断是有差距的。有差距就会给宏观经济管理造成很多困扰，市场认为该升值热钱就会流进来，市场认为该贬值的时候，钱就会跑的比谁都快。

　　认真权衡政策调整的收益与成本

　　国研网：您认为这次调整出口退税的短期意义和长远意义是什么？

　　隆国强：下调出口退税率是有得有失的。一方面确实是给了企业一个信号，表示政府的贸易政策是着眼于改善结构，增加高附加值的出口比重。不好的一面在于，出口退税实际上是世界各国的一个惯例，退税不足额，无论是取消还是下调，就意味着出口产品里包含了不应该包含的间接税，对企业来说是不利的。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除了退税不足额外还有不征不退、加工贸易保税管理等。这样大大扭曲了企业的行为。比如一家企业本来从当地的纺织厂采购原料，现在退税下调了5个百分点，那么这家企业就会从其它国家，比如韩国采购原料。那么，纺织厂为了把原料卖给这家企业，可以把货物先出口，通过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操作，最终的结果就是“国货复进口”，也就是“境外一日游”。从海关统计我们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大进口来源。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海关统计中，一年有高达数百亿的货物来源地是中国。这不仅夸大了我们的海关统计数据，而且这种运来运去是社会财富的一种极大浪费，给基础设施带来极大的压力，又不增加任何价值。这种现象并不是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而是我们的政策不完善导致的，是非常可悲的。所以，出口退税不足额，就会带来内部经济的扭曲，付出的代价也将是非常沉重的。因此，我认为出口退税的下调是弊大于利的。财政少付出几百亿换来的是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毛主席曾经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但如果贪污和浪费相比的话，浪费就是更大的犯罪。贪污是财富所有权的不正当获得，但对整个社会来说不一定是浪费，但浪费就是一种无谓的损失。

　　其实，每一个政策的出台都是有利有弊。弊是政策调整的成本，利是政策的收益。所以政府需要进行权衡，在实现政策目标的同时，所付出的成本最小。我认为，利用汇率的政策可能比结构性地调整出口退税率要更好一点，成本也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