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着下行和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2017年是我国实施“十三五”规划、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年,各项改革进入“关键期”,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如何寻找和培育新常态下的发展新动力十分紧迫。为此,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佐军。

国研网:中国经济发展至今成就辉煌,为什么要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

李佐军: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旧动能消退、新动力亟待寻找、以实现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之举,也是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决胜之举。具体来说:

首先,阻止中国经济持续下行需要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近年来,在制度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周期性因素等的综合作用下,GDP增速持续下行,从2010年的10.3%一路下滑到2016年三季度的6.7%。尽管今年三个季度都稳定在6.7%的水平,但主要是由房地产和货币投放这类传统动能实现的。这些传统动能既具有副作用和后遗症,又不可持续。故急需寻找新动力,以阻止经济下行、稳住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其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2015年,中国人均GDP超过7900美元,已处于中等收入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系列挑战。中等收入阶段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实现产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升级,而产业向高附加值升级需要具备人才、技术、知识、管理、制度等条件。创造这些条件就是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

再次,“三驾马车”作用日渐式微需要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过去多年来,受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影响,很多人将只是支出法核算的GDP三大组成部分——出口、投资、消费当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于是乎,外需不行了,就拉动内需,投资不行了,就扩大消费。但现在出现了两个新情况:一是“三驾马车”尤其是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二是“三驾马车”的副作用和后遗症在加大,如出现了较严重的产能过剩、资产价格泡沫、过高的债务负担、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金融风险加大等问题。总之,“三驾马车”日渐式微,必须寻找新的动能。

第四,传统要素日益短缺需要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从供给侧来看,过去多年来,我们主要依靠普通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等传统要素或“规模型因素”的大规模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这类要素的特点是投入量的增加可以直接增加GDP,但不能带来效率的提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带来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另一方面带来资源能源的短缺、环境污染压力的加大。目前,中国已面临资源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压力加大、人口红利消失的挑战,故必须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第五,GDP导向制度副作用显现需要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过去多年来,还有一个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旧动能,就是中国特色的GDP导向制度。为了促进GDP高速增长,我们设计了一整套GDP导向的相关制度,如人口制度(当初设计的控制生育制度旨在减轻劳动者的抚养负担、减少人口过多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土地财政制度、软约束的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制度、GDP导向的干部考核制度等。这些制度对促进GDP高速增长确实起到了独特而显著的作用,但这些制度的副作用和后遗症也在加大,故必须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对其进行改革,尽快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国研网:在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大逻辑”下,中国经济将从何处去发掘发展新动力?

李佐军:从理论逻辑上看,经济发展动能主要来自于如下四个方面:一是需求侧动能,即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拉动这“三驾马车”又主要靠财政、货币金融和出口政策,特别是政府投资政策和货币信贷政策;二是要素投入动能,即通过大规模投入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资金等生产要素来实现经济发展,在生产函数中,这些要素投入量增加可以增加产量或GDP;三是效率提高动能,即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发展,在生产函数中,凡是不能用要素投入量增加来解释的经济增长,都可归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四是GDP导向制度动能。前述三大动能是解释所有国家经济发展的通行框架。但由于中国体制具有特殊性,政府对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主导性,可以利用体制的优势,设计一套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战略方针的超强促进经济发展的独特制度,如前述人口制度、土地制度、货币金融制度、干部考核制度等。

在上述四大经济发展动能中,需求侧动能、要素投入动能、GDP导向制度动能都属于过去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运用、轻车熟路、行之有效的旧动能。但正如前所述,三大旧动能都遇到了瓶颈和新问题,难以为继了。这就需要我们尽快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新动力只能通过提升效率来提高,效率提高只是新动力的表象,如何提高效率的途径和手段才是新动力的实质。与需求侧“三驾马车”相对应,提高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和手段可以概括为供给侧“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或者改革、转型、创新。其中,制度变革是指改革;结构优化包括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化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信息化和知识增长等。

 “三大发动机”并非平行的发动机,其中制度变革是根源性发动机,因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都依赖于或受制于制度变革。抓住了制度变革,也就抓住了经济发展新动力的“牛鼻子”。因此,寻找经济发展新动力只能从改革中去寻找。

国研网:既然新动力需要在改革创新中去寻找,那么,如何抓住当前改革创新的关键时期,积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李佐军: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要从前面所说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或改革、转型、创新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通过改革或制度变革培育新动力。改革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全面改革,特别是其中的重大改革,比如说政府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和司法制度改革等。通过这些重大改革激发社会的活力,培育新的动力。第二个层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说是全面改革中的“精准改革”,即针对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存量矛盾和问题而推进的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一是对应减税,推进财税制度改革、预算制度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二是对应减管制,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商登记注册制度改革等;三对应减垄断,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垄断价格改革等;四是对应减货币超发,推进货币发行制度改革、信贷制度改革、外汇制度改革等。

其次,通过转型或结构优化培育新动力。具体包括:一是要素投入结构转型,即由过去主要依靠劳动、资本、资源等一般性要素投入,转向主要依靠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投入。二是排放结构转型,即减少废水、废气、废渣和二氧化碳等不好的排放,增加氧气、水蒸气等好的排放。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即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高端化、产业特色化、产业集群化、产业品牌化、产业绿色低碳化、产业融合化、产业国际化、产业信息化、产业智能化等。四是区域结构转型,即推进新型城镇化、缩小城乡差别、促进东中西部、南北不同区域的均衡发展。五是财富或收入分配结构转型,即实现收入或财富由少部分控制转向更多人公平分配,由少部分行业控制转向更多行业公平分配。六是发展目标结构转型,即由主要追求量的扩张,转向主要追求质的提高,由主要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转向主要追求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的共同增长,有主要追求大国,转向主要追求强国。

再次,通过创新或要素升级培育新动力。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培育六大新主体,即培育创新型企业、创新型个人、创新型区域、创新型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创新型国家平台、创新型政府。即推进全员创新,或全主体创新。第二,推进全面创新,即推进观念创新、理论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模式创新、品牌创新、市场创新、区域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等。第三,推进全程创新,包括研发创新、设计创新、生产创新、流通创新、销售创新和售后创新。第四,推进全策创新,即政府要为创新者创造良好的权利保障环境(包括产权保护、自由选择权保护和平等交易权保护)、公平竞争环境、公共服务环境、技术设施环境(比如说宽带网络)、文化环境(形成鼓励创新创业、宽容失败、讲究诚信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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