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全国两会的临近,2017年经济增长目标再成焦点。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2017年中国经济的定调是“稳”字当头,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那么,如何“稳”怎么“进”呢?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刘培林认为,做好2017年经济工作的一条重要线索是激活民间投资的活力,无论是“稳”还是“进”,都离不开这一点。

国研网:2017年,“十三五”规划实施进入重要一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入深化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您认为今年经济工作该从何处着手?

刘培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回顾了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经济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重大进展和去年的经济工作,指明了2017年经济工作的方向,部署了一系列重大任务。我认为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一条重要线索是激活民间投资的活力。无论是“稳”还是“进”,都离不开这一点。可以说激活民间投资是重要着力点。

国研网:作为促投资、稳增长的重要力量,民间投资如何发挥“稳”的效用?

刘培林:虽然2016年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国内经济运行也始终面临着不少挑战,但我国经济工作仍然取得了一些来之不易的成绩。宏观经济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经济运行速度保持在合理区间,就业没有出现滑坡,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提高,企业利润水平有所回升。经济结构继续优化,制造业当中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在发力,创新对发展的支撑作用增强。

但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挑战也不容忽视,我个人认为最突出的就是民间投资仍然没有明显回升。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几年来持续滑坡,2015年增速降低到10.1%。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台阶式大幅度滑坡,下半年以来形势更加严峻。2016年12月的情况虽略有好转,但累计增速也仅仅是3.2%。

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六成,不难想象,如果民间投资长期这样低迷下去,经济下行压力只会继续加大而不会缓解。所以说,激活民间投资本身就有利于“稳住”国民经济的基本运行态势。

激活民间投资,还有利于实现其他一系列“稳”的目标。比如,今年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是一个艰巨的任务。2015年我国进一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贬值幅度较大。虽然人民币相对于一篮子货币大体保持稳定,但相对于美元的贬值对广大市场主体带来的心理冲击,还是应该高度重视的。我国外汇管理机构持有数量可观的外汇储备,这个有利条件要和民间投资驱动的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升相结合,才能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提供最可靠的锚。

此外,在稳定就业、巩固减贫成果等方面,激活民间投资显然都可以起到“稳”的效果。

国研网:您刚刚提到,无论是“稳”还是“进”,都离不开激活民间投资的活力,那激活民间投资又是如何有益于“进”的?

刘培林:我国虽然已经是上中等收入国家,但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水平还有一段距离;即使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行列,届时与技术最前沿国家仍然有很大差距。从这些角度看,“进”就是不断的产业和技术转型升级,不断的追赶。

而产业和技术升级除了体现为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外,更重要的体现是物质资本投资,这是技术进步的物化形式。所以,让活跃的民间投资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不断地物化新的技术和能力,有利于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一系列目标,包括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等等。

国研网:一提到扩大投资,首先让人联想到的就是加杠杆。激活民间投资会不会加剧业已存在的金融风险?

刘培林: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可以说是“稳”的最突出的要求。而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说一千道一万,都可以归结为降低杠杆率。

降低杠杆率,离不开旨在缩小分子项的一些技术性措施,包括处置一批风险点,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等等;但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痛苦程度也更小的途径,是旨在扩大分母项的长期性措施,即让同等数量的负债流向有助于提升生产率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领域。

不少研究表明我国加杠杆最严重的部门是国有企业,虽然我们不能先验地说国有部门负债一定不能带来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但最近几年的经验表明,我们不能继续沿着现在的方向继续加力,而应该下大力气引导金融资源用于支持有效率的民间投资。这应当是今后扩大分母项的主要着力点。

扩大分母项的另一个着力点是引导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源脱虚归实。如果以民间投资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没有活力,再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也只能转化为供给弹性较小的房地产、股票等领域的泡沫。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振兴实体经济,而激活民间投资是振兴实体经济的必由之路。

国研网:投资作为传统“三驾马车”之一似乎更侧重于扩大需求,激活民间投资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什么关系?

刘培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激活民间投资一方面会扩大当期总需求,但同时会转化为后面时期的高效率、高质量的供给。前面说过,活跃的、市场引导之下的民间投资,是中国产业和技术持续升级的物化形式。这样意义上的民间投资会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有效供给的规模。

当然,激活民间投资,并不意味着放松生态环保要求,不加选择地发放信贷、增加土地供应。这方面的要求只能更加严格。

国研网:当前,您认为应该怎样激活民间投资?

刘培林:激活民间投资,首先给民间主体的投资行为以安全性保证,让民间主体“愿意投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指出:“抓紧编纂民法典,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

2016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也明确,要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甄别和纠正涉及产权的错案冤案;妥善处理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过去的经营不规范问题;有效解决民营企业违法案件中司法不规范问题;营造保护产权的良好社会环境。

这些部署,既有顶层设计,也有明确具体的着力点。落实好这些要求,激活民间投资的活力,就将为中国经济装上强劲的引擎。

解决了“愿意投资”的问题后,还要解决“投资有门”的问题。关键就是打破长期以来所说的玻璃门,实现公平准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要迈出实质性步伐。这既是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途径,也是激活民间投资活力的重要途径。除此之外,中国产业和技术升级的空间巨大,在新的技术机会面前,要平等对待民间投资,实现公平准入。

不过,历史经验表明,这些政策部署要切实发挥出效果,也不是朝夕之功。正因为如此,就更要只争朝夕,加大工作力度,力争在短期内有一些实质性进展,给民间投资主体以明确的信号。在此基础上,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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