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根基。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都高度重视振兴实体经济问题。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再次强调:我国是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能“脱实向虚”。那么,该如何把握大力振兴实体经济这一方针?振兴实体经济应包括哪几方面的政策,政策关键着力点在哪里?如何实现实体经济的振兴等?带着这些问题,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俊伟。

国研网: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大力振兴实体经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就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做了系统论述。我们该如何把握上述论断的总体要求?

张俊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围绕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从“新常态”到“供给侧改革”、再到“五个发展”和振兴实体经济,我们梳理政策演变的思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大力振兴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就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步伐,推动产业迈上中高端,通过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的跨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把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论断套用到大力振兴实体经济上,也是再准确不过的。

国研网:当前振兴实体经济,或者说推动产业迈上中高端,面临着什么样的外部环境?

张俊伟:“新常态”准确地概括了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的若干阶段性新变化。具体到振兴实体经济而言,有几个方面的变化是需要牢牢把握的:

一是我国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向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转变。伴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需求结构和主导产业发生更替,增长动力发生转变,增长方式面临转型,增长速度也相应放缓;二是国际分工格局发生改变。伴随着竞争格局的变化,我国贸易顺差占GDP比重明显回落,跨国公司开始把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其它国家(或地区),这既推动着我国经济向常态增长回归,还带来了消除过剩产能的压力。并且,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国际间围绕经济规则、技术制高点的争夺更加激烈;三是“中国模式”面临转型。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是和独特的土地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但目前“土地财政”已难以为继,“中国模式”面临巨大转型压力;四是消化“4万亿投资计划”带来的过剩产能,也给经济运行带来压力。

发展阶段的变化、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中国模式”的转型、以及消化“4万亿投资计划”的后续影响,这几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就使当前的经济运行面临着尖锐的总量失衡矛盾和深刻的结构失衡矛盾。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相互交织,决定了振兴实体经济必须要坚持“两点论”:既要着力消除结构性矛盾,又要注意维持总量平衡;既要着力推动改革和制度重建,又要维持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既要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

国研网:振兴实体经济,大体需要有哪几方面的政策?

张俊伟:概括来说,振兴实体经济的政策应包括如下三方面内容:

一是完善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当前,我国“人口红利”基本消耗殆尽,劳动力总量已开始下降;再加上过去数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积累了巨额社会财富。在这样的背景下发掘经济增长潜力,只能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功夫。而内涵式经济增长具有边际改进的特性,只能借助分散决策的市场化机制来实现。

二是挖掘内需潜力,维持总量平衡。我国是一个大国,许多工业产品的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这就决定了如下事实:向海外倾销产品以摆脱国内产能过剩的做法对中国来说是根本行不通的。可行的解决方案只能是眼光向内、千方百计扩大内需。

三是鼓励企业“走出去”,输出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走出去”是企业实力提高到一定水平后的必然产物。目前,“一带一路”战略的顶层设计已经完成。今后工作的重点,就是把双边与多边合作、政府倡导与民间自发力量整合起来,推动企业“走出去”向纵深发展。

上述三方面政策对政府发挥作用的要求也各有侧重。第一方面的政策侧重于改革和制度重构,着眼于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而后两方面的政策则侧重于改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着眼于维持总量平衡。

国研网:正像您刚才提到的,完善市场机制可以为振兴实体经济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就完善市场机制而言,主要应包括哪些内容?

张俊伟:目前,完善市场机制至少应包括如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完善市场体系,强化市场规则实施。随着结构调整成为时代主题,要素重组、产权交易将越来越频繁,对市场的法制规范、透明高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需要以要素市场建设为重点,进一步丰富、完善市场体系;需要加强执法,改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局面;需要改善政府治理,大幅削减政府对市场运行的微观干预;二是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树立正确的价格信号。在土地、资金、人才、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定价严重偏离市场价值的现象普遍存在。具体如:存款产品和理财产品收益差距明显,导致大量资金“脱媒”,“影子银行”快速发展;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引导社会资金大量涌入房地产领域;基础产品价格听证就等于涨价,公众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等。需要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消除重大价格扭曲,使价格信号能够发挥作用;三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塑造市场主体。当前,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在治理结构、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等方面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需要推进国有经济改革,完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国有资本运营体系以提高国有资本运行效率。由此看来,在完善市场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面临的改革任务还很重。

国研网:您刚才讲的是如何为振兴实体经济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除此之外,在产业政策方面政府是否可以有所作为呢?应如何看待当前围绕产业政策的激烈争论?企业又该怎样做?

张俊伟:前不久,张维迎教授和林毅夫教授围绕“产业政策”展开电视辩论,引起全社会普遍关注。这场辩论使人想起了《盐铁论》记载的那场著名的国策辩论。由于双方的假设前提各不相同,辩论颇有“鸡同鸭讲”的味道。从实践层面看,由于国家间存在激烈的经济竞争(政策博弈),也由于我们仍然处在追赶型发展阶段,中国经济不可能是“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另一方面,由于发展阶段的变化,我国的产业政策也面临转型,这也是“林张之辩”和大讨论的社会背景。当前我国产业政策转型和发展的方向,应该是从基于产业分析转向基于价值链/供应链分析,从扶持“新兴战略性产业”转向支持研发和平台建设,从事前筛选、择优扶持的“相马”机制转向基于业绩、事后补贴的“赛马”机制。

从企业的角度看,政府职能的转变、产业政策的转型对企业主动参与市场竞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只有真正摆脱对政府的依赖思想,立足于发挥和强化自身比较优势,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得住、站得稳、跑得快。以互联网+为例,互联网和实体经济融合是发展大趋势,但具体到企业而言,是选择“互联网+”实体经济,还是实体经济“+互联网”,需要企业因地制宜做出决策。同样,面对转型升级的压力,企业是选择“凤凰涅槃”,坚守历史、坚守主业;还是选择“腾笼换鸟”,拥抱潮流、跨界发展,也要权衡企业自身条件才能做出选择。总之,企业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建立体现自身优势的商业模式。

国研网:在挖掘内需潜力方面,可采取哪些政策?

张俊伟:在挖掘内需潜力、缓解需求不足矛盾方面,可以从如下几方面着力:

一是进一步发掘城市化的潜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落后于工业化发展进程。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于同等收入国家约10个百分点(如果以户籍人口计算,差距则更大)。我们可以通过优化城市分工、完善产业布局、加快人口城市化步伐来充分发掘经济增长的潜力;

二是强化社会安全网,保障低收入群体生活。我国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保障新机制,但机制设计碎片化严重,保障水平仍然偏低(特别是对农村居民、流动人口而言),人们为了养老、医疗、住房乃至子女教育不得不大量储蓄,这就遏制了消费的增长;同样,数千万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既违背共同富裕的宗旨,也不可能有什么消费潜力。应当通过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来激发国内消费的潜力;

三是实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是维系总量平衡、保持经济循环顺畅进行的最后政策手段!在现阶段,我国既有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大规模产能过剩与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并存),也有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可能(整体财政赤字率较低),关键是要把握好度。

国研网: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失败的案例,一些企业为此支付了高昂的学费。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才能推动企业“走出去”健康发展?

张俊伟:成功的海外投资门槛是很高的。有一项内容达不到门槛要求,海外投资就有可能归于失败。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热度的上升,一些企业混淆政府援助和商业投资的概念,以承担社会责任、落实国家战略为口号,在海外“跑马圈地”、开展激进投资,结果项目出现亏损,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因此,落实“一带一路”战略,首先要明确政府和企业的行为边界。对企业而言,要始终牢记商业投资的基本定位。

即便是商业投资,企业也应根据自身实际选择适当的“走出去”方式。和欧美、日韩大型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在品牌、技术和管理上略逊一筹;并且,根据“雁行理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首要目的地应该是发展水平低于中国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地区普遍存在政府效率低下、治安混乱、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我们可以采取“输出发展模式”的办法来加快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具体说,就是在基础较好的地区(如华商较多的港口、大中城市)建设主题产业园区,园区建成后再吸引国内企业跟进入驻,从而快速形成产业集聚(集群)优势。

此外,企业“走出去”还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化解经营风险。举例而言,帮助当地政府改善公共治理,不仅有利于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也有助于塑造企业良好社会形象,对于提升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是十分有利的。

国研网:刚才您提到,振兴实体经济既需要有维持总量平衡的政策,又需要有推动结构调整的政策。这两方面的政策是什么关系,怎样才能处理好两方面关系呢?

张俊伟:维持总量平衡与优化经济结构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维持经济总量大体平衡,可以为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创造良好外部条件;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步伐又对总量平衡政策产生制约。如果结构性矛盾迟迟得不到解决,那么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也难以从容退出。

近几年来,由于经济改革快速推进、利益结构深度调整,再加上国际市场风云变幻,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风险。有关方面采取多种措施稳定经济增长,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改革的推进、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经济增长指标定得过高,“稳增长”任务绷得过紧,会迫使地方政府把大量的精力放到协调微观经济运行上。这反倒是不利于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的。我们要顺应大势,强化底线思维,推动宏观调控从“能实现的经济增长”向“能忍受的经济增长”转型。只有如此,才能将各级地方政府从“稳增长”的繁杂事务中解放出来,加快新旧机制转换的步伐;也只有如此,才能保持市场压力,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

国研网:确实,振兴实体经济需要把握好“稳增长”、“调结构”、“保稳定”之间的动态平衡。在实践中处理好三者的关系,需要高超的技巧和灵活的决断。那么,是否存在一些领域,能够把“稳增长”和“调结构”有机连接起来呢?或者说,处于关键或枢纽位置,只要解决好这个关键问题,就能够带动甚至盘活全局呢?

张俊伟:这样的关键和枢纽是有的。那就是国有资本布局的调整,或者说是不同所有制布局结构的优化。

和以前数轮产业结构调整不同,当前振兴实体经济是在普遍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的背景下展开的,优化产业结构、探索发展新领域的过程,同时也是为过剩资本寻找投资机会的过程。出现上述变化,是因为我国已步入了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当前,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在为寻求新的投资机会而大伤脑筋。2015年下半年至20169月期间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暴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量产业资本涌入房地产领域。大家知道,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资本在基础产业和关键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受技术和产业特点的影响,上述领域通常具有资本技术密集、规模经济效应显著的特点;在企业形态上也表现为以大企业为主。而民营经济则大多分布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资金实力相对弱。在人才、技术、管理方面存在的落差,决定了民营企业很难跨过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直接进入知识密集型产业领域。对于民营资本而言,要进入高技术领域和新兴战略性产业,将面临在短期内难以逾越的知识、技术、人才和企业文化方面的鸿沟;而参与到基础设施领域,民营资本则面临着资金规模不足、经营环境多变、盈利水平难以保证的制约。因此,民营经济很自然地希望能够参与到国有经济传统的经营领地中去,从资本密集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分得一杯羹。

从国有资本的角度看,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缺位,国有经济就演化成了一架具有独立意志的投资机器。国有经济的持续快速扩张,一方面增加了资本积累,提升了综合国力,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产能过剩的局面。目前,面对政府直接投资下降(由土地财政面临转型、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等原因带来)而民间资本“补位”不足(民间资本普遍对参与PPP投资持观望态度)的现状,有必要加快国有资本布局调整的步伐,在逐步退出不具竞争优势的竞争性行业的同时,推动国有资本向基础设施和公益性事业领域集中。而国有资本布局的上述调整过程,又恰好为民营资本腾挪出了发展空间,从而引导社会资本循环得以顺畅进行。因此,完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加快国有资本布局调整步伐,对于协调推进“稳增长”和“调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必须抓紧抓好。

国研网:产业升级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支持。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口号已喊了很多年。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值得汲取,现阶段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应遵循哪些原则?

张俊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最初的着眼点,是改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现在的着眼点,则是遏制资金大量流入虚拟经济领域(如股票、房地产市场),以避免经济泡沫化。实践证明,金融市场同其他市场一样,也是分层的;改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需要从完善金融市场结构、建立高效的细分金融市场入手。通过行政手段,为大银行设立小额贷款规模指标乃至要求其设立中小企业服务部,是违背市场规律的,也是低效率的;同样,一味放开,疏于监管,也会为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埋下隐患。近年来,从贷款担保公司资金链断裂、P2P平台跑路,到国家股市崩盘,再到保险大鳄“野蛮人”敲门和强化外汇管制,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波澜起伏,一条重要的教训就是金融监管严重滞后于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步伐。现在痛定思痛,大力强化金融监管,对于建设透明高效、规范运作的金融市场,对于改善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加强监管是为了补上监管的短板,扭转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一手硬、一手软”的局面。在加强金融监管的过程中,要切实避免出现为了防范风险而人为抑制金融市场(对内、对外)开放和金融创新的现象。如果出现上述局面,那就不是发展而是倒退了。

国研网:具体来讲,应采取哪些措施来遏制资金“脱虚入实”呢?

张俊伟:简单分析就会发现,股票(金融)和房地产投资超额利润的来源是不同的。股票投资的暴利主要来自内幕交易,来自市场操纵和“坐庄”。最根本的原因是执法不严、权钱交易。这里有个典型案例。从事海水养殖的某上市公司突发一纸公告,说由于洋流变化的原因导致数年来在海底播种的贝壳全部“跑路”,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公司年报中列支巨额经营亏损;反过来,在需要的时候这些贝壳又善解人意地“游了回来”,从而为公司贡献巨额利润。对于如此“离奇”的剧情,无论是交易所还是证监会均束手无策,而中小股东要开展集体诉讼又面临重重困难。因此,要遏制大量资金涌入股市的现象,既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更要切实加强监管,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秩序。自去年以来,监管机构明显加大了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这无疑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而房地产投资暴利的来源,既有财务杠杆的运用,更有房地产价格持续快速上涨的基本面支撑。过去十多年来,我国数次调控房地产市场,但都出现了房价在短期下调之后报复性上涨的局面。在生动而深刻的现实经验面前,苦于寻求投资机会的居民、企业踊跃购买城市房地产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遏制资金大量涌入房地产领域的现象,需要有必要的行政控制措施,但最需要的还是建立稳定房价的长期机制、打破居民关于房价“只涨不跌”的强烈预期。为此,需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这一根本宗旨,重构城市住房市场体系:一是要增加住房土地供应,缓解住房供不应求的局面;二是建立完善城市居民保障房体系,稳定市场信心;三是开征房产税,遏制房地产投资收益。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则要结合房产税改革重构地方收入体系,从而摆脱对土地出让金收入的依赖。

国研网:最后一个问题,振兴实体经济对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如何才能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张俊伟:前面提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就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更好的满足国民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政策框架,是振兴实体经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框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解决的“五大任务”,也是困扰经济运行和产业升级的突出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两者是完全一致的。

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定的“五大任务”,所面对的都是深层次矛盾长期积累形成的问题。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政府的主动参与,但又要避免产生新的结构性矛盾,避免损害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机制。去年以来,我们以行政手段为依托在“去产能”、“去库存”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下一步的任务就是通过完善相关机制、巩固既有的发展成果。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避免陷入“体制回归”的误区。以“降杠杆”为例。许多人希望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债转股”中汲取经验。上世纪末国企杠杆率偏高,主要是由国有资本投入不到位(“拨改贷”)造成的,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而当前国企杠杆率偏高,则主要是由企业经营不善甚至履行政府责任造成的,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产物。前者是纯粹的财务问题,属于正本清源;后者则属于破产重整,涉及政府、企业和银行间巨额损失的分担。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是导致当前“债转股”陷于空转的根本原因。在开展相关政策设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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