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大规模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关注。近年来,国家已陆续出台了多项流动儿童教育政策,但一些政策在落地过程中发生梗阻,尤其是在严控特大城市规模方针下,特大城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已成为当前中国最为突出的教育公平问题之一。破解特大城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困境事不宜迟,就此问题,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调研员、副研究员佘宇。

国研网:又是一年开学季,看着许多学龄儿童忙着上学,不由得想到流动儿童入学情况怎样了?目前,我国流动儿童数量有多少?这一群体现状又如何?

佘宇: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儿童约为3610万人、留守儿童约6973万人,两者数量之和过亿,占全国儿童总数的38%。今后5年,这一数据还将增长,且流动儿童数量增长更快。另据《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有流动儿童1394.77万人,在小学就读1036.71万人,在初中就读358.06万人。

《国家教育督导报告——2014年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显示,2014年全国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在校生达到1294.7万人,79.5%的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这一比例在464个县(市、区)也达到了78.7%。也就是说,仍有约两成、超过200万的流动儿童未能进入公办学校,只能在民办学校或条件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

国研网: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速度加快,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长,特大城市流动儿童及其家庭有哪些新变化?与本地家庭相比,它有哪些特点?

佘宇:目前,相关研究及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表明,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减弱,常住化和家庭化趋势日益显著,这一群体正在成为流入地特别是特大城市稳定的就业者和居住者。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人,占总人口的18%,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人口流动迁移仍将持续活跃。家庭化流动趋势加强,超过一半的家庭有3人及以上同城居住,居住时间越长则共同流动的家庭人口数量越多。流动人口的居留稳定性持续增强,在现住地的平均居住时间超过4年,未来打算在现住地长期居住的比例超过半数。与2010年相比,2014年流动人口子女在现住地出生的比例上升了29.1个百分点,达到56.6%,而在户籍地出生的比例则明显下降。

今年,我们在广州、深圳、北京和上海开展了607份调查问卷,从调查结果来看,流动人口家庭与本地家庭相比,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性,二者之间的差异比公众一般的认知和媒体宣传的要小。例如,流动人口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低于所在城市平均水平,但其家庭平均收入总体上接近本地常住人口家庭平均水平,也就是说,流动人口虽然更容易成为城市的弱势群体,但其原因主要不是因为经济上的贫困。

从流动人口子女异地读书情况来看,虽然半数以上出生在原户籍地,但近八成的流动人口子女在小学一年级时就已经随父母迁居异地读书,且在其成长过程中,转学现象不断发生。那些跟随父母居住在特大城市的儿童,在整个中小学阶段发生转学的几率比本地户籍儿童要高很多。75%的流动人口子女在高中毕业前会有至少一次转学记录,因高考而回原户籍地就读高中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部分在原户籍地出生的流动人口子女,在到达入学年龄时会迁移到父母所在的特大城市入学,这一点显著提升了子女与父母的共同生活的机会。通过比较流动人口子女不同学龄阶段的情况可以发现,流动人口家庭亲子不同城的比例未来将随其子女年龄的增长而逐年降低。

从流动人口对子女异地读书情况的态度来看,虽然中央和各特大城市地方政府多年来为教育公平做了不懈努力,但仍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感受到了其子女和本地儿童之间的待遇差异。除了笼统说外地户籍上学难外,被提及较多的问题具体包括“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需要支付高于本地学生的费用”、“流动人口子女中考录取分数线高于本地学生”、“手续繁琐,证件太多,个人难以搞清楚”,以及“学生情绪和社会适应方面的问题”等。

国研网:近些年来,国家在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方面出台了一些政策,您能否简要做一些介绍?

佘宇:从中央层面相关政策进展来看,在流动儿童规模日趋扩大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已明确意识到1986年确立的适龄儿童和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就近入学”的原则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针对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中央在随后的一些重要文件中都做出了战略性的定位和规划,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即通称的“两为主”政策。这一基本方针一直持续至今,同时对流入地政府在教育投入与管理上的责任给出了越来越明确和细致的规定。

近些年,在促进教育公平的目标导向下,与流动儿童相关的教育政策又有了新发展。首先,学籍制度不断发展与健全,为跨省转学提供了正规途径,保障了流动儿童的教育权利。建立起了全国统一的中小学生学籍制度,确保学生学籍全国统一、终身唯一、籍随人走。其次,教育财政政策的发展也为流动儿童接受教育提供了更多支持。国务院201511月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规定,从2016年春季开始,我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将实现城乡统一。这也就意味着,流动人口子女进城上学,“两免一补”(即免教科书费、免杂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和生均公用经费将随学生流动,即“钱随人走”。新政策实施后,大约1300万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将会直接受益。即学生无论在哪里接受义务教育,国家都会按照不低于基准定额的标准足额安排补助。

在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形成过程中,除学籍政策、财政政策外,还有一项具体政策与这一群体的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五证”审核办法,这一办法已为大家所熟知,就不具体介绍了。

国研网:在当前城镇化、人口控制和教育政策的综合背景下,您认为特大城市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面临哪些主要问题和障碍?

佘宇:综合我们从北京、上海、广州及深圳调研的结果来看,当前特大城市流动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主要面临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公办学校准入门槛进一步提升。

“五证”审核结果区分的是流动儿童能否进入公办学校接受教育。流动人口在通过“五证”审核中主要面临两方面困难:一是源于政策本身,二是源于流动人口群体自身的特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相关材料的审核往往不止“五证”,办证对于流动儿童家庭来说变成了巨大的困难。例如,在京合法住所居住证明“外延”最广、难度最高,迫于经济压力,流动人口往往无法选择合法的、正规渠道的住房;即便租住了“合法”房屋,房东的完税证明、房产证原件、身份证原件等相关材料也同样难以取得,在实际上影响着流动儿童的就学。

上海对于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几经演变,2000-2012年之间的政策变动以不断放宽作为主要特征,而2013年以后则因人口调控的需要有所收紧。在提高流动儿童在沪就读的相关条件后,上海又严格落实以积分制为主体的居住证制度,以控制人口规模、优化人口结构。就来沪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而言,准入门槛无疑提高了。入学门槛的提高,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流动儿童新入学规模的逐年减少,同时,因为看不到升学希望,不少学生提前转回到户籍所在地就读,进而带来在校流动儿童的规模也逐年减少。

在广州,入读公办学校大致分为两块:一块为政策性借读,其中包括优秀外来务工子女、引进的高端人才等;另一块则为积分部分,包括稳定的职业、住址、社保缴纳等。一般来讲,能够满足要求的家长大多并不在乎政策的要求,即使各区的要求不一样;而那些在意政策要求的,往往又是难以就读公办学校子女的家长,他们往往因为不能符合政策条件或加分优势低而不能进入公办学校照顾的范围,只能选择门槛较低、教学设施较差的民办学校。

第二,“钱随人走”实际变成“钱随籍走”。

2015年,国务院出台“钱随人走”政策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从国家层面,尽可能缓解流入地因流动人口涌入带来的教育财政压力,以便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实现教育经费资源的合理配置;二是从流动人口角度,实现教育经费“可携带”,即随儿童流动纳入到流入地的教育经费支出中,从而切实保障流动儿童的教育权利。对于通过“五证”审核、在公办小学就学的流动儿童来说,“钱随人走”政策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比例分担的基础上,可以至少将中央承担的部分生均教育经费随流动儿童的学籍获得转到流入地,这等于真正实现了“钱随人走”。但从调研情况来看,流动儿童无论是在北京取得学籍,还是将户籍所在地学籍迁到北京来,都面临很大困难,“钱随人走”很有可能变成“钱随籍走”。

从政策影响方面来看,“钱随籍走”意味着以学籍作为经费拨付的重要载体,将使打工子弟小学难以从中获益。也就是说,这一政策的实际意义,更多在于补贴公办学校接受流动儿童所付出的生均教育经费投入;而对于打工子弟小学而言,受“五证”审核和电子学籍政策的共同影响,不仅这些学校享受不到“钱随人走”的政策福利,流动儿童家庭还需自付其在京的学(杂)费用。无论是老师的补课,还是由政策变化衍生出的权力寻租空间,其产生的经济负担最终都会由流动儿童及其家庭来承担。流动儿童及其家庭必须比原先付出更多的精力成本和经济投入,来保证其在北京可以继续接受“暂时性”的教育。

第三,学校教育连续性的破坏和家庭教育的缺失。

对于那些没有能力或没有资源通过“五证”审核并取得学籍的流动儿童,要么选择缴纳“择校费”或其他费用,要么选择回到家乡,从“流动学生”变为“留守学生”。而流动儿童回到家乡继续学业,除了耗费额外的精力和财力外,还将面临学校教育连续性和家庭教育缺失性的问题。大多数流动儿童回户籍地就读的时间为初一、初二或高二,以期提前适应当地教材和学校生活。但即便如此,教材、教学方法、教学环境的不同,往往还是让回户籍地读书的流动儿童无法迅速适应。而且,初中或高中阶段回乡就读的流动儿童,往往是一个人寄宿于亲戚家中,甚至独自住校,一学期往往仅能见到父母一次。父母管理和关心的缺失,使得很多流动儿童面临着学习、生活、成长、心理等诸方面的问题。

第四,身份认同等心理问题严重。

流动儿童回到户籍地后,面临再社会化的过程,即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还未完成,又要重新融入流出地的地方社会,流动儿童的身份始终处于模糊状态,很可能造成严重的心理问题。另一方面,流动儿童的父母往往留在流入地继续工作,这些儿童从“流动”变为“留守”,缺少亲人足够的照顾;但他们又和传统意义上的留守儿童不同,后者缺失的是核心家庭的生活照料和家庭教育,而这种从“流动”变为“留守”的儿童除了突然失去生活照料和家庭教育之外,还要独自面临身份认同问题。

第五,民办学校特别是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流动性大。

除了前面提到的“钱随籍走”使得打工子弟学校难以获得与学籍挂钩的经费补贴,办学经费捉襟见肘,学校经济压力较大外,教师流动性大也是其面临的突出问题。由于民办学校教师工资水平低、劳动强度大,加之职称评定难、职业上升机会少,吸引不了也留不住优秀教师,而教师的频繁更换,意味着流动儿童要不断适应新的教师及新的教学风格,并不利于他们的知识学习及自我发展。

国研网:您认为造成这么多问题及障碍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佘宇:我认为主要是存在三大冲突:

一是教育政策与城镇化政策之间的张力与冲突。

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不仅受到教育政策变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城镇化政策尤其是新型城镇化政策的左右。近些年,一些特大城市为了缓解人口过度增长带来的各类问题,维持了从紧的落户政策,流动儿童的教育也因此受到影响。教育在现实中可能成为除就业、居住之外的,特大城市控制人口的第三个手段。这在流动儿童义务教育过程中已初露端倪。例如,“五证”已成为流动儿童入学不可逾越的一道“门槛”,由其带来的“入学籍难”问题更是阻碍流动儿童获得在公办学校接受教育的机会。相当一部分因经济、就业等处于弱势地位的进城务工群体难以办齐“五证”,因此,不得不选择让子女就读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这进一步导致流动儿童内部分层。与此同时,公办学校能够获得“钱随人走”等各方面政策资金支持,而打工子弟校收纳的“无学籍”学生则需要缴纳学杂费来负担其在流入地的教育费用,“钱随人走”政策在这一群体中体现的却是“钱随籍走”效果,实际上架空了国家旨在促进城乡教育公平的政策初衷。

因此,对于当前特大城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的分析,不仅要看到教育政策的发展,也要将之放入城镇化的整体进程中加以考虑。一方面,特大城市快速发展导致的“大城市病”使得落户政策日趋收紧,人口严格控制成为必然;另一方面,“两为主”政策又将责任落到了流入地政府。在城镇化与教育发展的两条脉络中,人口控制和教育政策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得以显现,造成了特大城市流动儿童目前存在的就学问题。

二是国家教育政策与地方政府及府际之间功能和利益的冲突。

在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方面,中央政府面对已有的“城”对“乡”的资源垄断和排斥,显然持有保护和支持弱势群体、力求社会团结的态度。但是,“钱随人走”这一保障公民基本教育权利的国家政策,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遭遇两方面问题:一是“人(学)籍分离”。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学籍,理论上是希望“人(学)籍统一”,即通过注册学籍掌握儿童的流动状况,并将相关教育经费拨付到学籍所在地;但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人(学)籍统一”变成了中央政府最不想看到的“人(学)籍分离”。这一情况的出现,也就引发第二个问题,即国家教育政策与地方政府及府际之间的功能和利益的冲突。

从流出地政府角度来看,其和流入地政府的府际矛盾清晰可见。简单来说,就是流出地政府到了手的钱(如“两免一补”经费)不愿再拨出去,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会设置种种障碍阻碍流动儿童学籍的外迁。阻碍的方式有很多,例如拖延时间、不开具某项证明,这都是在农村地区推行“两免一补”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从流入地政府角度来看,“五证”收紧的时段是在2014-2015年左右,这正是北京等特大城市“十三五”规划出台的时间,严控人口成为这些城市推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这也的确是特大城市均衡发展的必然诉求。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在2014年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也有明确表述,而教育部等部门倡导的教育平等理念又不得不执行。因此,地方政府以一种非常微妙的姿态,呈现在国家不同的行政系统之间,以及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博弈关系中。

这样一种国家和地方的博弈,恰恰体现了决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的动态关系,这是国家治理的核心过程。在一些学者看来,基层政府在贯彻实施中央政策指令的过程中,会根据当地情况对政策做不同方向上的偏移,以增强其解决地方实际问题的能力。北京等特大城市近些年来“五证”和类似“五证”办法的出台,恰恰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清晰例证。

三是教育资源供给与流动儿童公平教育需求之间的冲突。

我国以户籍为基础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义务教育管理制度,也是造成流动儿童教育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重要原因。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希望解决城乡义务教育经费有关政策不统一、经费可携带性不强、资源配置不够均衡等问题。但是,从政策的具体设计来看,对于一些特大城市而言,效果十分有限。从调研情况来看,中央政府核定的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过低,并不能弥补流入地政府的财政投入,且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规模越大,流入地的市区财政在这项支出上的逆差就越大。可以说,“钱随人走”政策并不能充分调动地方政府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的积极性。即便“钱随人走”政策能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群体中得到落实,但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无流入地学籍”的流动儿童中,因其“人(学)籍分离”,“钱随人走”演变成“钱随(学)籍走”,“两免一补”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很难做到“可携带”。

可以说,特大城市出于自身发展的利益诉求,在获得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严控人口”这一指导原则的支持后,促使流入地政府在执行中央不同部门出台的“确保流动儿童教育权利”和“预防大城市病”这两套政策体系的过程中,进行了趋利避害的选择。这反映在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方面,就是“入学门槛提高,入学难度增大”。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政策愿景和实际操作层面的矛盾,同样折射出教育资源分布结构和分配方式滞后于教育公平的广泛要求。从调研情况来看,特大城市的教育资源饱和程度较高,有限总量下的教育资源只能在城市内部以有限公平的方式分配,户籍制度、“五证”审核等不过是对教育资源饱和的一种制度回应。

国研网:看来解决特大城市流动儿童“入学难”问题已迫在眉睫,您对此有哪些政策建议?

佘宇:我认为破解特大城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困境,需要从教育公平和城镇化两个视角出发,综合讨论解决之道,同步推进教育公平与城镇化有序发展。特大城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聚焦于特大城市这一典型区域、流动儿童这一特殊群体、义务教育这一重要阶段,困难与挑战更为突出,各方也更为关注。这一问题如能顺利解决,其他相关问题也就有望迎刃而解了。因此,有必要在顶层设计中明确教育政策和城镇化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而解决目前两套政策体系带来的问题冲突。

教育政策与城镇化政策之间的梗阻主要集中于对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严控,破解两套政策体系带来的问题冲突,关键仍在于对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科学认识。从我国的国家战略角度来看,做好包括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在内的1亿人左右的人力资本储备和提升,将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消除城市内二元结构、促进社会稳定和公平、实现城镇化有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破解特大城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困境的总体思路可以确定为“顺应人口流动和城镇化内在规律,做好1亿人左右的人力资本储备和提升”。具体来说:

首先,要突破计划控制思维,科学预测城市人口,适时增加教育资源供给。

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开放度是促进人口向首位城市集聚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人口向特大城市流动,主要是由于人口聚集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特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更高,并且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果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是有规律可行的,那么就应该突破计划控制的思维定式,在科学测算城市未来人口增长的基础上,理性调整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规划。

为保障流动儿童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特大城市应适时增加教育资源供给,加大教育用地投入和学校的规划建设,提供与学龄儿童数量相适应的学位。一是,从空间布局和资源配置两方面,继续增加公办学校学位供给,简化公办学校准入条件,规范公办学校的管理和收费,完善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扩大公办学校接纳流动儿童的数量;二是,通过政府购买学位的方式,对质量、安全等达到相关标准的民办学校予以补贴及相关政策优惠,加大扶持和规范力度,通过发展普惠性民办学校来化解公办学校学位不足的难题;此外,鉴于满足低收入群体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需求的打工子弟学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的现实,对于此类学校应实事求是地予以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一关了之,而应帮助其消除安全隐患,提高教育质量,并逐步纳入民办学校的规范管理。

其次,应进一步提高中央和省级政府在义务教育教育支出中的分担比例。

《义务教育法》明确指出“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作为全国性、跨区域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中央政府毫无疑问需要承担重要责任。与此同时,《义务教育法》也明确规定“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体制。”也就是说,省级政府负有统筹所辖区域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鉴于《义务教育法》没有明确义务教育的终极财政责任,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是(流入地)区县政府承担终极责任,这种责任安排显然不符合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属性。因此,建立健全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核心是进一步提高中央和省级政府在义务教育支出中的分担比例,建立各级政府共同分担、以省级政府为主的流动儿童义务教育财政供给体制。

具体来看,正如有关学者指出的那样,跨省流动到非直辖市的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经费,由中央、省、市和区县四级政府分担。具体分担模式可以由各级政府协商确定,但以省级政府为主。跨省流动到直辖市的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经费,由中央、直辖市和区县三级政府分担,以直辖市政府为主。在省内跨市和区县流动的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经费,由省、市和区县三级政府负担,以省级政府为主。在直辖市内跨区县流动的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经费,由市和区县政府共同分担,以市级政府为主。

对于特大城市(大多在东部地区)而言,其实际的生均公用经费已然高于现有的“钱随人走”的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加之中央政府分担比例偏低,现有政策并不足以调动流入地政府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的积极性。从长远来看,酌情提高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且由中央政府完全承担这一费用应是未来的改革方向。至于各地实际生均公用经费高于基准定额的部分,仍应强调各级政府共同分担、以流入地省级政府为主,具体分担模式可以由各级政府协商确定。

再次,要规范学籍的线上与线下管理,减少权力寻租行为,落实打工子弟学校财政补贴。

在加快落实“钱随人走”政策的同时,更要避免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变为“钱随籍走”。如前所述,藉由“五证”审核和电子学籍政策的共同效果,不仅作为满足低收入群体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需求的打工子弟学校享受不到“钱随人走”的政策福利,流动儿童家庭还需自付其在流入地的学(杂)费用。这既加大了打工子弟学校的经济压力,也间接加大了流动儿童家庭的经济负担。与此同时,流动儿童的学籍在迁入迁出时面临流出地政府的各种阻碍,以及流入地政府的学籍审核日益严格,处于需求侧弱势地位的流动儿童家庭,限于其社会地位与人际关系、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影响,无法与其中存在的权力寻租现象进行抗争。旨在促进城乡教育公平的“钱随人走”政策的设计初衷也就难以实现。

因此,有必要在完善全国电子学籍信息平台的同时,迅速规范学籍管理办法,有效减少权力寻租行为,确保流动儿童在转学、升学等方面的教育衔接。与此同时,还应加快学籍的信息化建设,并将重点放在线下系统的完善和管理,不要让线下的拖沓成为电子学籍系统发挥作用的“最后一公里”阻碍,这样才能有效避免政策偏离状况的发生。此外,在短时间内不能有效解决流动儿童学籍问题的情况下,可尝试根据打工子弟学校在校生人数而非学籍人数进行生均教育经费的财政补贴,并加大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扶持和规范力度,解决其实际困难,尽可能缩小其与公办学校在硬件和软件方面的差距。特别是那些硬件设施一时难以改善的打工子弟学校,要将其师资建设和提高工作纳入流入地政府教育规划。

最后,应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宣传和辅导,提高其对相关教育政策的认知和理解。

信息沟通能力也是政策需要考虑的一项内容。政策能否取得预想的效果,既取决于政策的制定,也取决于政策的执行,更取决于公众的参与。流动人口仍然较多地依靠原有的乡土人际网络来运作,包括信息的共享、应对策略等。各种信息渠道不能提供对政策完整性的描述,以至于虽然多种渠道均能获得政策信息,但大多数流动人口对政策仍处于一种“一知半解”的状态。

因此,要提高政策宣传和辅导的有效性、精准性,提高流动人口对相关教育政策的认知和理解,减少以讹传讹。充分依靠和依托各地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社区服务中心、社区社工站,以及其他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的社会工作者,加强对辖区内流动人口的教育政策宣传。充分利用宣传单、微信公众号等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宣传教育方式,对流动人口进行精准化的宣传服务。此外,针对流动儿童面临的教育连续性中断、缺少家庭核心成员陪伴、身份认同模糊等问题,建议相关机构、社会工作者对此予以足够重视,并通过提供基层社工服务给予相应预防和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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