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前,世界局势复杂多变,国内近期也出现疫情散点多发等超出预期的突发因素,政治、经济、社会变化和疫情交织,既有短期波动,又有长期和结构性问题,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2年我国宏观、微观、结构、科技、改革开放、区域和社会七个方面政策作出了部署。其中,宏观政策位居七大政策之首,是稳定经济的重要手段,更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必须运用好的关键工具。如何准确预判形势并有效应对?2022年我国宏观调控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宏观调控的思路和部署有哪些特点?货币政策面临哪些问题,又将如何调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

问题一: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情况如何,需要关注哪些问题,怎样准确预判2022年我国经济形势,市场对宏观政策关注的焦点和担忧的问题有哪些?

陈道富:2022年是我国政府换届之年。根据以往经验,这种年份经济增长往往较强劲。但2022年显然不同于以往,社会各界对我国2022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不高,甚至有较多的担心。股市往往被作为经济“晴雨表”,但近期表现与宏观政策和货币信贷数据出现较明显的偏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公布当天,股票市场以下跌收盘。我国股市的表现与货币供应关系较为密切。央行年前召开记者招待会发出了明确宽松信号,甚至1月份人民币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额创出历史新高后,股市仍没有积极表现,很多机构不断“抄底抄到半山腰上”。股市的影响因素较多,但当前股市的表现仍反映市场存在一些深层次的担忧,或是曾被忽视的因素或是出现结构性变化缺乏理论和历史经验,需关注。

1、准确预判2022年经济形势并不容易

当前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复杂严峻,暗流涌动且与我国息息相关,加上影响2022年经济运行的因素较多较复杂,呈现较明显的分化、非线性和结构性特征,缺乏理论、历史提供的洞见,准确预判并不容易。仅国内经济领域就存在以下影响市场预期的因素。

一是经济分化导致市场难以形成共识。疫情冲击后全球和我国经济“K”型复苏,不同区域、上中下游的不同行业、不同规模和所有制的企业“冰火两重天”。CPI和PPI剪刀叉创历史新高,既反映了上中下游企业经济环境迥异,又加剧了经济的分化。基于“总体”和“平均数”的宏观数据和基于“行业”和“个体”的微观感受差异巨大,不同领域的微观感受也不同,市场较难形成共识。

二是对房地产、地方债务的调整性质和严重程度有不同判断。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是我国两个高度相关的“灰犀牛”式风险。我国房地产市场在2021年3季度开始较明显调整,销售、开发投资和土地购置等指标全面、大幅下降。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带有鲜明的地区特点,新房交易规模大且与宏观经济高度相关,具有类金融业特性,预期和现金流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存在较强的自我强化机制。近期土地拍卖流拍增多,土地收入下降,部分地区的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成为购地主体,加上中央政府加大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市场开始担忧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

我国房地产以往的调控会改变流入房地产行业资金的规模和速率,但总体上仍是净流入的,反映房地产行业本身是稳健的。但这次出现了房地产资金的净流出,房地产的调整是政策执行失当导致的临时性调整,还是会引发一定程度的结构性调整?近期在政策刺激下二手房市场出现了价格回升,但新房和土地市场仍低迷,曾在土地拍卖市场上占据了近75%份额的民营房企经营困难。市场在密切观察不同地区和上市公司公布的高频数据,关注房地产相关政策的调整,有不同的认知和判断。

三是“共同富裕”、“资本无序扩张”等带有长期目标导向的政策理解仍不清晰,甚至仍存在一定误区。这些中长期的重大命题还缺乏详尽的目标、路径,甚至缺乏理论阐述,较难形成统一共识。不同部门、不同群体有不同的理解,影响了PE/VC以及股票二级市场的价值评估。

此外,我国与西方主要国家的防疫政策不同。我国采取“动态清零”政策,西方主要国家采取群体免疫的“共存”政策。政策差异和可能的调整时间、方式都会对2022年的消费和出口带来额外的挑战。

2、对政策目标、力度和效果有不同理解

稳”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增长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但由于近些年弱化了经济增长数量目标的硬约束,对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到底有多大“决心”,市场处于确认前的焦虑。

稳定政策的力度是否足够、可持续,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对这轮经济下行的性质、强度有不同判断,对稳定政策的力度和持续时间也会有不同要求。如市场担忧虽然货币政策提前发力宽松,但随着货币信贷数据创出新高,会否回收并转向中性?又如财政支出力度是否足以刺激基建等投资以对冲可能的房地产投资下滑,财政支出乘数的估计是否准确,是否考虑到经济环境和运行机制的变化?特别是受有回报项目有限和土地收入下降、坚决遏制隐性债务等政策影响,地方政府有多大意愿、财力和项目支撑基础设施投资高增长?考虑到2022年的特殊性,尽可能不出台带有紧缩效应性政策,但2022年后是否会加快出台?

对政策效果有不同的评估。高质量增长、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深刻影响了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市场结构和微观主体行为特征。相同的政策力度产生的政策效果差异较大,模型参数和政策乘数均不稳定。近些年政策执行上的失误也影响了市场对政策有效性的判断。

问题二:2022年我国宏观调控有哪些目标要求,又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该如何应对?

陈道富:2022年宏观调控有更加多元和更高的目标要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为20大召开创造“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去年下半年经济增速较快下滑,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在这种环境下既要坚持高质量增长,又要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速,要求是比较高的。

2022年的宏观调控中还存在较多的两难选择。首先是同时面临长期目标、短期经济调控和风险处置,这三者有不同逻辑,本质上是要平衡“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对宏观调控而言,就是要区分正常环境、转型变革时期和危机时期,坚守不同调控理念,采用不同调控框架,保证合理衔接。

其次是需求调控存在诸多两难选择。如货币政策,在预期较弱环境下,货币政策“易拉难松”。货币政策还要同时应对“供给冲击”和“需求收缩”,前者要求货币政策稳定甚至必要时收缩,后者要求货币政策宽松。美国是通过不断的“喊话”进行预期管理,通过“多说少做”,“小步慢走”实现平衡的,在财政救助等导致需求偏热后,货币政策计划加速缩表加息。我国也注重预期管理,但不得不借助带有一定财政功能的结构性工具平衡,同时还在粮食、能源、重要原材料安全框架下,通过行政、数量和价格等手段“保供稳价”。此外,当前中美经济周期、政策选择有差异,“以我为主”货币政策不得不兼顾美国政策可能的外溢影响,特别是可能引发的资产市场调整、汇率波动以及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和跨境资金流动等。货币政策还深受房地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行业监管的影响。行业监管强化了微观主体约束避免货币宽松引发泡沫,但也影响了信用创造的能力,需避免“信贷塌方”。又如财政政策,既要实现短期“有效”,又要保证长期可持续性,更面临土地收入下降引发的资金缺口,不得不更强调精准和结构性。

政策有效性还面临经济运行机制和微观主体行为模式改变的挑战。经济调控总有一些预设,如潜在增速、经济内在弹性、微观主体行为特征等。但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也持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微观主体市场环境和激励约束机制发生变化,行为模式也深刻改变。这些都影响了政策的传导机制,改变宏观模型的参数,使得调控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当前的经济系统是转型变革时期的复杂系统,出现了自组织、涌现等特征,机械式调控的有效性下降,需越来越重视个体的成长,规则和生态。但显然我们对生命系统的了解和认知极其有限,远没有形成共识和理论,也没有建立于此相应的政策框架,这不利于市场形成共识性预期,也不利于宏观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