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30日 第 4 期
总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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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部署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今年国务院立法工作重点,让改革发展沿着法治轨道前行;部署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升级;听取中国北车南车重组进展情况汇报,强调以国资国企改革优化资源配置。

  会议认为,按照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为方向,对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重点作出总体安排,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会议通过国务院2015年立法工作计划,确定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文化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等方面的重点立法项目,其中政府投资条例、环境保护税法等急需的立法将尽快提请审议,城镇住房保障条例、农田水利条例、居住证管理办法等立法将抓紧完成。

  会议指出,我国正处于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基础。落实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的“中国制造2025”,对于推动中国制造由大变强,使中国制造包含更多中国创造因素,更多依靠中国装备、依托中国品牌,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要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线,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10大领域,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提升制造业层次和核心竞争力。会议决定,推出中国制造重点领域升级方向绿皮书目录指引,动态调整、滚动推进。坚持市场主导、改革创新,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大中小企业配套推进,务求重点突破,取得实效,财税、金融、人才等政策都要给予倾斜。通过不懈努力奋斗,打造中国制造业升级版。

  会议听取了中国北车、中国南车重组进展情况的汇报,要求遵循市场规律和企业自愿原则,为重组创造有利条件,确保企业稳定运营,促进效益提升。会议强调,要继续加大国企国资改革力度,加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试点,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强强联合,优化资源配置,有效解决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等问题。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推进核心技术研发和整合,创新商业模式,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提升利润率,促进税收增加。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打造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

 

 

国务院:深化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出台文件,指导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这份《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共分9个部分30条,包括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营造激励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金融创新的功能,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政策,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体系,创新培养、用好和吸引人才机制,推动形成深度融合的开放创新局面,加强创新政策统筹协调。

  《意见》指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法律体系,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提供有力保障。

  《意见》要求,营造激励创新的公平竞争环境。发挥市场竞争激励创新的根本性作用,营造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强化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对创新的引导,促进优胜劣汰,增强市场主体创新动力。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打破制约创新的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改进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的准入管理,健全产业技术政策和管理制度,形成要素价格倒逼创新机制。

  《意见》强调,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和各类创新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调整创新决策和组织模式,强化普惠性政策支持,促进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

杨维汉 余晓洁

 

国办印发意见部署建立投资项目纵横联动协同监管机制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投资管理方式建立协同监管机制的若干意见》,部署建立投资项目纵横联动协同监管机制,加强投资项目事中事后监管,规范投资行为和市场秩序。这是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的重要举措,对促进投资、鼓励创业、带动就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从创新管理入手,围绕既放权到位、接住管好,又服务到位、监管有效,促进市场秩序更加规范,市场活力充分释放的改革目标,明确了建立纵横联动协同监管机制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提出了通过建设信息共享、覆盖全国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实现“制度+技术”有效监管的主要政策措施。

  《意见》明确了五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切实接住管好。在取消下放核准事项的同时,有关部门要主动协同放权,尽快下放规划、用地、环评等审批权限。按照方便办事、就近服务原则,充分考虑基层承接能力,合理确定下放层级。同时,提高基层承接和监管能力,确保接得住、管得好。

  二是突出监管重点。各级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和国土资源、城乡规划、环境保护、安全监管、建设、审计及行业管理等部门,要依据法律法规和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和准入标准等,重点围绕开工建设和竣工投产环节开展全过程监管。

  三是落实监管责任。各有关部门要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监管职责。地方各级政府要按照“权力与责任同步下放”、“谁承接、谁监管”的要求,切实承担起监管责任。同时,要进一步加强监管能力建设。

  四是创新监管方式。依托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加快建设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横向联通发展改革、国土资源、城乡规划、环境保护等部门,纵向贯通各级政府,逐步实现非涉密投资项目“平台受理、在线办理、限时办结、依法监管、全程监察”,做到全透明、可核查。同时,实施投资项目信息在线备案制度。

  五是健全约束惩戒机制。加强在线监测、项目稽察等监督执法和信息公开,设立“异常信用记录”和“黑名单”,对守法者开设快速通道,对失信者采取联合惩戒,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制”的失信惩戒长效机制。

 

 

国务院明确2015年62项重点任务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1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政府工作报告》的部门责任和分工,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部署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确定改进口岸工作政策措施,促进扩大开放和外贸稳定发展。

  会议指出,已经全国人大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政府对全国人民承诺的“责任书”。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尽职尽责、勤政有为。会议确定了今年政府工作12个方面62项重点任务和责任单位。会议强调,一要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抓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力增效措施,灵活有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帮助企业和基层破解难题,稳定和扩大就业。跟踪分析经济运行新情况,做好政策储备和应对预案,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及时预调微调,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二要加快培育“双引擎”。把简政放权、财税金融、投融资等改革推向纵深,更好激发市场活力和潜力。推出减少审批、降低门槛、减税降费等新举措,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清障搭台。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抓紧中西部铁路、重大水利、棚户区和危房改造等重点项目建设,围绕改善民生补短板,推动装备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增添发展新动能。三要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各项工作抓细抓实、一抓到底。加强督查、考核和问责,确保兑现政府对人民的承诺。

  会议认为,“三农”工作是政府工作重中之重,必须保持抓农业劲头不松、投入不减、深化改革步伐不停,着力转变发展方式,走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会议通过《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确定:一是优化农业生产布局,严格保护耕地,稳定粮食播种面积,采取深耕深松等方式提升耕地质量,到2020年建成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的8亿亩高标准农田。二是向体制改革要潜力,在稳定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推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水平。三是实施水土资源保护、农业农村环境治理等重大工程,促进节约高效用水,防治农田和养殖污染,加强森林、草原、湿地、河湖等保护,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会议认为,保持外贸稳定发展,对稳增长、调结构,提升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必须加强和改进口岸工作,营造便利高效、公正透明的通关环境。会议确定,一要在现有基础上再取消和下放一批涉及口岸通关及进出口环节的审批事项,全部取消相关非行政许可审批,不得违法设定或变相设定审批。对必要的审批要简化程序、明确标准,承诺办结时限。二要改进通关服务,提高非侵入、非干扰式查验比例,加强口岸执法政务公开,坚决取缔进出口环节违规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进一步规范经营服务性收费,推进通关无纸化,为企业减轻负担、提供便利。三要创新大通关协作机制,加快跨区域、跨部门大通关建设,推进全国一体化通关,由“串联执法”转为“并联执法”,积极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四要优化口岸布局,支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建立和完善通关管理和质量安全监管系统,为创业创新营造更为宽松便捷的环境,助力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发布

    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28日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愿景与行动》”)。愿景与行动从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方面阐述了“一带一路”的主张与内涵,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方向和任务。

  关于“区域合作”,《愿景与行动》提出,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关于“共建国际大通道和经济走廊”,《愿景与行动》提出,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关于“贸易畅通”,《愿景与行动》提出,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加快边境口岸“单一窗口”建设,降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能力;挖掘贸易新增长点,促进贸易平衡;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拓展相互投资领域,推动新兴产业合作;中国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鼓励本国企业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

  关于“资金融通”,《愿景与行动》提出,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有关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

倪铭娅

 

国土部、住建部要求优化住房及用地供应结构

    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优化2015年住房及用地供应结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27日对外公布。通知要求各地积极应对房地产市场形势变化,促进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通知要求,各地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有供、有限,合理安排住房和其用地供应规模。住房供过于求的,要适当控制2015年住房开发建设规模、进度。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和棚户区改造年度任务所需用地应保尽保。对住房供应明显偏多的市、县,或在建住宅用地规模过大的市、县,应减少住宅用地供应量直至暂停计划供应;住房供求矛盾比较突出的热点城市,应根据市场实际情况有效增加住宅用地供应规模。

  通知要求,优化住房供应套型,促进用地结构调整。对在建商品住房项目,在不改变用地性质和容积率等必要规划条件的前提下,允许对不适应市场需求的住房户型做出调整。房地产供应明显偏多或在建房地产用地规模过大的市、县,可以根据市场状况,研究制订未开发房地产用地的用途转换方案,通过调整土地用途、规划条件,引导未开发房地产用地转型利用,用于国家支持的新兴产业、养老产业、文化产业、体育产业等项目用途的开发建设,促进其他产业投资。

  通知提出,进一步加大住房保障货币化工作力度,市、县可将符合条件的商品住房作为棚改安置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房源。整体购买在建房地产项目用于棚改安置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或将尚未开工建设的房地产用地转为棚改安置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用地的,允许其适当调整规划建设条件,优化户型结构,并完善配套用地手续。

  通知要求强化房地产开发全过程的联动监管,对在房地产开发和交易环节中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有关资质管理规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可以限制或禁止其参与新出让房地产用地的竞买。对在土地市场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予以相应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法注销其资质证书。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认为,此次政策主要涉及土地供给方面的政策调整,有松有紧、“有供有限”是政策亮点。

  机构分析指出,预计未来还将有更多针对需求层面的政策组合拳,支持和鼓励自住、改善房住房需求。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尽管执行细则有待细化,但从影响看,这一政策代表了未来的政策方向。2015年,房地产政策将延续去行政、重市场的调控思路,并有望在营业税征收、一线部分城市限购等环节进一步放开。同时,继续通过保障房建设以及住房救助补贴的方式来满足困难家庭的住房需求。

赵静扬

 

粤津闽自贸区总体方案获通过

    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24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审议通过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进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事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对于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新期待、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统一思想、扎实工作、积极推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不断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把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作为基本方针,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把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作为基本动力,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把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作为工作方式,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抓紧抓好。

  会议强调,要全面推动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加快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利用、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等重点工作,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必须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加快发展绿色产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必须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实现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转变,力戒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必须弘扬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群众基础。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着力破解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以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生态补偿等重大制度为突破口,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快出台相关改革方案,建立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必须从全球视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新优势。通过多措并举、多管齐下,使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让人民群众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

  会议要求,加强顶层设计与推动地方实践相结合,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经验。全党上下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真抓实干、务求实效,把生态文明建设蓝图逐步变为现实,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会议指出,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而采取的重大举措。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运行一年多来取得了积极进展,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扩展区域后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继续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贯彻“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率先挖掘改革潜力,破解改革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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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相木:用机器人助力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制造技术、移动互联网的深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两院院士大会上高瞻远瞩地指出,机器人革命有望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个切入点和重要增长点,将影响全球制造业格局。国际机器人联合会预测,机器人革命将创造数万亿美元的市场,据预测,到2025年,先进机器人在制造业、医疗、服务业领域的应用,可创造一个数万亿到4.5万亿美元的产值。

作为衡量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机器人产业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主要经济体纷纷将发展机器人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以此作为保持和重获制造业优势的重要手段。美国于2009年制定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在2011年推行的先进制造业伙伴中,明确要求通过发展机器人重振美国制造业,并凭借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开发新一代职能机器人。日本制定了机器人技术长期发展战略,作为七大重点扶持产业之一。2013年,日本建立了机器人特区,投资10亿日元推动看护机器人、救灾机器人的应用。韩国制定了《职能机器人基本计划》,2011年,提出《服务机器人的发展战略》,201210月,又发布了《机器人未来战略展望2022》,将焦点放在扩大韩国机器人产业,并支持国内机器人企业进军海外市场的方面。欧洲提出了2002-2022欧洲机器人研究与应用路线图,作为欧洲机器人发展的战略指导,同时,欧洲还启动了全球最大民用机器人研发计划的“火花”计划,这个计划由欧盟委员会与欧洲机器人协会合作完成。德国政府在高技术战略2022中提出了工业4.0战略,并在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推出,包括智能工厂,智能生产、智能物流。

世界主要机器人生产企业和互联网企业也加紧布局,强占市场的制高点。谷歌在2008年收购了8家机器人企业,2014年又收购了人工智能公司。

我国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发展机器人,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主要机器人产品实现了生产,工业机器人制造企业也初具规模。据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统计,2013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达到了38680台,同比增长了41%,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机器人生产国。从应用类型来看,2013年,搬运机器人成为国内销量最多的机器人。排在第二位的是焊接机器人,装备机器人也呈现快速发展。国际机器人联盟会近日发布报告称,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国内机器人需求仍将快速增长,年增长达到25%以上,到2017年,中国机器人市场销量将达到10万台,中国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将超过40万台。

虽然我们机器人产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但跟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2013年,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以中低端的坐标机器人、平面多关节机器人为主,高端的六轴机器人在全球的比重还不到6%,而外资品牌的多关节的机器人占到了中国机器人销量的比重达到了62%,自主品牌产品还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发展的要求。

现阶段,我国机器人产业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阶段,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竞争形势,我们的技术和制造能力能不能应对这场竞争?习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的讲话当中,从战略的高度要求我们不仅要把机器人的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更可能地多地占领市场。

作为机器人产业行业的主管部门,工信部从2012年起,就在思考如何推动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应对国内外日趋激烈的竞争和压力。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决定》,和《十二五国家产业规划》等重要文件的要求,近年来,工信部先后制定和颁布了《高端装备制造十二五发展规划》、《智能制造十二五发展规划》,同时也发布了《关于推进工业机器人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及金融机构支持机器人的研发和应用。同时,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将机器人产业作为2014年战略新兴产业标准综合体指导目录和重点方向,在研发和产业化方面,利用国家民事专项、工业转型升级专项等来支持机器人及其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的研发。

在机器人推广应用方面,我们主要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工业机器入的应用示范,四年来,共支持基于工业机器人数字化应用项目100多项,2014年我们还将会同财政部、保监会等部门,解决机器人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难的问题。

2013年年底,工信部发布了《关于推进工业机器人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为推动我国机器人的健康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是对于服务的机器人、特种机器人,以及未来最有发展前景的智能机器人如何发展,我们还在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思考。初步考虑,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突破机制和系统集成、设计、制造核心技术,攻克数字电机、末端执行器、传感器等关键零部件。为了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精神,适应我国机器人产业同步发展趋势,工信部考虑在未来一段时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机器人的行业管理,推动机器人产业进一步发展。

一是要加强顶层设计,引导行业发展,跟踪国内外机器人产业发展的趋势和动态,组织制定我国机器人技术路线图,及《机器人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目前,这项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在工信部跟中国工程院正在制定的《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纲要》当中,我们还要充实有关我国机器人发展的相关内容。

二是完善标准体系,按照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准的要求,继续推进机器人产业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组织编制我国机器人行业标准明细表、结构图,根据行业的需要,稳步推进机器人行业的编制制定工作,鼓励地方主管部门制定相关标准,鼓励先行先试。同时,我们现在正在跟有关部门一起,准备要组织认证和编制中国的智能制造综合标准体系,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也想把机器人通过标准体系,作为其中的重要一部分。

三是要研究制定相关的国际认证,促进我国机器人健康地发展。一个方面,就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知识渠道,把机器人作为重要的支持范围,同时,我们正在论证智能制造重大工程,作为体现国家推进两化融合,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在智能制造重大工程当中,我们也准备把机器人作为一个重要的部分。

四是要搭建产需对接的平台,以这个为重点,促进机器人的推广和应用。在工业机器人应用集中的地区,分行业、分地区来组织开展行业应用,推动制造企业了解政府政策,挖掘和创造用户的需求,促进机器人的示范和规范应用。

五是开展培育国家机器人产业推广示范基地的工作,研究制定产业示范基地评价标准,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通过授牌、政策倾斜的方式,在有条件的地区聚集发展和推广应用。

六是加强机制的宣传和科普的教育,我们已经配合有关的媒体,开展了机器人行业的宣传工作,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已经对我国机器人产业进行了充分的宣传和报道。另外,与中国科协开展长期的战略合作,通过举行机器人大会,机器人竞赛等活动,加强机器人产业的科普。

本文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司长张相木在2014中国机器人产业推进大会暨首届中国(广州)工业机器人峰会上的讲话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司长 张相木

 

李佐军:中国还有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

    为什么要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如“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产业转型升级等?因为其中蕴含着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

    为什么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较成熟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要高很多?因为中国等新兴国家较发达国家拥有更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潜力。具体表现是: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都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还可释放出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而发达国家大多已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没有多少“结构优化生产力”可释放了。

    何谓“结构优化生产力”?简言之,即在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等经济结构优化中,将人口和生产要素从较低效率的地区、行业和岗位,转移到较高效率的地区、行业和岗位,因而带来生产力。“结构优化生产力”是一种“过程性动力”,它上连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下连经济效率,也就是说,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等“根源性动力”,带动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过程性动力”,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结构优化生产力”是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经济增长有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边动力,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投入动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动力,以增长为导向的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等特色动力,共四大类基本动力。其中,“结构优化生产力”属于第三类“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动力”中的一种。

    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等如何释放生产力?

    先来看工业化。工业化本是非农产业特别是工业(含产业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工业化的动力来自工业劳动生产率高于传统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工业劳动收入高于传统农业劳动收入。工业劳动生产率之所以高于传统农业生产率,是因为工业的分工协作更发达,根据斯密理论,分工协作深化是提高效率的源泉。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现代化过程总是伴随着工业化过程,发达国家基本是工业化国家,即使是荷兰、新西兰等“农业国”也是对农业进行了工业化改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制度变革启动了内生工业化过程(与上世纪50年代的赶超型工业化有所不同),特别是2000年以来的重化工业高速发展更是使中国经济的分工协作达到新的水平,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

    再来看城镇化。从人本角度理解,城镇化的本意是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换言之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的过程。农村有土地、有资源、有农业、有好的生态环境,那为何农村人口还要不断向城镇迁移?主要是因为农村多是靠天吃饭,自然经济比重高,商品经济相对不发达,分工协作水平低,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就业机会较少,因而收入水平较低,同时农村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相对较差,生产、生活条件较差。在中国,由于存在城乡二元制度,农村居民的福利保障等权利和社会地位不如城镇,因而强化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意志。同样一个人,在农村传统农业中劳动,因分工协作不发达等原因只能获得5000元的年收入,一旦转移到城镇后,则因进入到更发达的分工协作体系中,年收入则很快提升到20000元以上,增加了几倍。千百万个农民向城镇的转移则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效率和国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这就是人口城镇化带来的显著生产力。

    随后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区域内部不同城市或地区之间分工协作水平的提升。各地区之所以追求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因为它能为各个城市或地区带来共赢发展的效果。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表现为区域组织的一体化、政策的一体化、规划定位的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市场建设的一体化、人口布局的一体化、生态保护的一体化、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品牌的一体化等方面,或者其中的某几个方面。不管是哪个方面的一体化,都有利于各个城市或地区错位发展,避免恶性竞争和高度同构,减少重复建设,有利于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形成分工协作效应,实现共赢发展。反过来说,如果各地不能实现一体化发展,不能建立全国或区域统一市场,必定会导致恶性竞争,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和资源浪费等,降低甚至破坏生产力。

    最后来看产业转型升级。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含义是产业不断向高附加值产业转换或上档次。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途径有产业高级化、产业高端化、产业特色化、产业集群化、产业品牌化、产业绿色化、产业融合化、产业信息化、产业国际化等。产业转型升级的原因有二:一是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了,产业也必须随之转型升级;二是“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了,不转型升级就不能消化这些高成本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质是降低低效率、低效益、低循环、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比重,提高高效率、高效益、高循环、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产业的比重,这会提高整个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带来产业总体效率和效益的提高,促进经济增长。

    所幸的是,中国的“结构优化生产力”还有巨大的潜力,原因有二:一方面,它由中国发展阶段所决定,目前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还有释放“结构优化生产力”的巨大潜力空间;另一方面,中国现有的制度和发展模式还不完善,还在扭曲和压抑着很多“结构优化生产力”,只要我们坚持和加快推进全面改革,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

    中国“结构优化生产力”潜力巨大的具体表现是:

    第一,全国东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工业化仍处于中后期阶段,部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西部部分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前期阶段,大部分地区走入后工业化时期至少还有一二十年时间,在此过程中还可释放出巨大的工业化“结构优化生产力”。由于全国发展不平衡,即便是部分地区已完成工业化,也还有部分地区尚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由此形成工业化的“滚动效应”。

    第二,中国的城镇化仍处于加速阶段中。201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4.77%,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率达到30%至70%时属于城镇化加速阶段,显然中国城镇化正处于加速阶段中,按照目前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的速度,到城镇化加速阶段70%的终点,还有15年左右。在此过程中还可释放出巨大的城镇化“结构优化生产力”。

    第三,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如火如荼推进之中。尽管过去已出现了许多区域经济一体化地区的雏形,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但大多还在形成中,远未成型。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后,高度重视大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提出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大战略,带动了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热潮。这也会产生巨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结构优化生产力”。

    同时,各地都在推进的产业转型升级也同样会带来巨大的“结构优化生产力”。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释放“结构优化生产力”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结构优化大多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主要通过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来推动,而要避免出现政府过度干预、拔苗助长、欲速而不达的情况,但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好政府在规划和政策引导等方面的作用,以使经济结构优化更快更好地向前推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李佐军

 

王喜文:“工业4.0”西风东渐 落地中国需突破四大难点

  “工业4.0”最初是在2011年德国举办的工业设备展览会“汉诺威工业博览会2011”上被提出的,两年后的2013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发布了最终报告,开始实施“工业4.0”的国家战略。德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希望在未来制造业中的各个环节应用互联网技术,将数字信息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联系可视化,将生产工艺与管理流程全面融合。由此实现智能工厂,生产出智能产品。

  “工业4.0”在德国被认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旨在支持工业领域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的研发与创新,保持德国的国际竞争力。制造业在德国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为26%,作为提升传统制造业的战略发展方向,实施“工业4.0”是德国政府顺应全球制造业发展新趋势、推进智能制造新模式的客观要求。

  “工业4.0”VS“中国制造2025”

  自2014年10月我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德国,并签订《中德合作行动纲要》以来,“工业4.0”的概念在我国迅速走红,一时间,“工业4.0”、“智能制造”的战略地位迅速提升。

  与“工业4.0”巧合的是,对于国内工业转型升级,工信部早在三四年前就开始规划一项未来10年制造业发展的“中国制造2025”。如今,这项规划将以德国“工业4.0”为启示,学习德国的智能制造,为我国的现代化工业强国描绘出清晰的路线图。

  “工业4.0”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制造2025”也弱化了以往规划中5年时间的限制,规划年限扩展到2025年,更注重中长期规划,主要围绕我国工业有待加强的领域进行强化,力争使我国在2025年从工业大国转型为工业强国。

  从目标上来看,德国“工业4.0”主要是期望继续领跑全球制造业,保持德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抗衡美国互联网巨头对制造业的吞并。而今年“两会”中,工信部苗圩部长首次公开披露了“中国制造2025”制定情况,表示大体需要用3个1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并提出了分三步走的战略。“中国制造2025”也就是三步走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它是一个路线图,有具体的时间表。通过实施“中国制造2025”规划纲要,通过10年的努力,让中国制造进入全球制造业的第二方阵。

  从时间表来看,德国“工业4.0”战略工作组也认为德国实现“工业4.0”需要10年时间,在时间上和我们的“中国制造2025”大体在一个时间段。

  有了“中国制造2025”的10年战略规划,有了智能制造的具体行动计划,相信通过这样的努力和清晰的路线图,我们将很快接近发达国家未来制造业发展水平的目标,如同工信部苗圩部长所说,“中国完全能够搭上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快车”。

  四大难点亟待突破

  “工业4.0”是由大规模批量生产向大规模定制生产转变,是由集中生产向网络化异地协同生产转变,是由传统制造企业向跨界融合企业转变。德国“工业4.0”工作组的最终报告认为,实现“工业4.0”尚存在标准化、复杂的系统管理、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安全保障等4方面的难题,同样的难题也适用于我国未来的制造业。与德国加强“工业4.0”方面的合作,有助于前瞻性地解决这些难题,为未来制造业发展铺平道路。

  标准化

  工厂要对内外各种物品与服务进行联网,那么,通信方式、数据格式等许多内容都需要标准化。目前在国际标准化舞台上,美、德、日等发达国家能够长期保持主导地位,主要凭借的就是强大的制造业综合实力,而我国目前在国际标准化舞台上仍然处于“听众”角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制造业整体水平的差距。

  标准先行是“工业4.0”战略的突出特点。为了保障“工业4.0”顺利实施,德国将标准化排在行动首位,成立一个工作组,专门处理标准化和参考架构方面的问题。2013年12月,德国电气电子和信息技术协会发布了“工业4.0”标准化路线图。我国在推进信息技术与工业深度融合的具体实践中,也应高度重视标准化在制造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及时出台“两化融合”或“两化深度融合”的标准化路线图,尽最大可能实现标准的国际化,使中国标准得到国际上的广泛采用。

  此外,跨学科、跨领域是制造业高技术发展的显著特点。随着制造业技术不断发展,各种高新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渗透到制造业的各个环节中,使制造业的产品生产过程和管理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催生了一大批新兴高技术制造业出现。反过来,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入和集成各种技术,形成极为复杂的系统化过程。为此,只有从一开始就进行标准化的约束和引导,才能有序开展与推广“两化融合”。

  复杂的系统管理

  实际生产过程与各种业务管理系统协同之后,系统整体更加复杂化,对其进行管理将更加困难。产、学、研、用多个层面的联合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化解系统的复杂化,不断完善管理体系。德国“工业4.0”是由德国工程院、弗劳恩霍夫协会、西门子、博世等企业联合发起的,工作组成员也是由产、学、研、用多方代表组成的。因此,“工业4.0”战略一经提出,就很快得到了学术界、产业界的积极响应。

  从我国制造业来看,企业普遍重视技术,但不重视流程管控,尤其是在技术研发方面。而未来的制造业体系将越来越复杂,这就需要产、学、研、用多个层面联合来推动制造业创新发展。因此,我国应该充分吸收和借鉴德国“工业4.0”的联合模式,一方面,政府要通过引导和支持的方式促进不同类型的产、学、研合作联盟发展;另一方面,选择几个重点行业和关键技术领域进行试点,由创新意愿较高的企业牵头,联合科研实力雄厚的大学或科研机构,组建多种形式的研发联盟,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和力量,共同推进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广。

  德国认为,迈向“工业4.0”的道路上,生产过程与各种业务管理系统协同之后,系统整体会更加复杂化,对其进行管理将更为困难。为此,需要实现“制造系统的横向、纵向集成”和“工程端到端的集成”。横向集成主要解决企业和企业之间复杂系统管理,实现信息无缝的交流;纵向集成主要解决企业内部的复杂系统管理,在企业的研发、设计、制造、验证、物流、交互各环节,所有的信息都无缝隙、高效、顺畅地传递;端到端集成主要解决贯穿整个价值链的工程化信息系统集成的复杂系统管理问题,以保障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实施。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德国“工业4.0”的本质就是基于信息物理系统(CPS)实现“智能工厂”,让制造业的各个环节充分地与互联网融合,形成工业互联网。而实现工业互联网就需要适用于工业的、具有高可靠性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基本保障。此外,随着工业互联网的形成,也必然会出现工业大数据。工业大数据的采集、传输、交互和共享,必然要求建立容量、带宽、存储与数据处理能力更强大的基础实施。

  而当前的网络基础设施恐怕难以满足“工业4.0”时代的要求。因此,构建容量更大、服务质量更可靠的工业通信基础设施,将成为未来制造业迫切需要解决的一项课题。

  网络安全保障

  工厂与外界实现联网之后,恶意软件入侵、网络受到攻击的危险性会有所提升,这就需要制定保障网络安全的对策与解决方案。

  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针对工业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就开始出现。例如:澳大利亚下水道监控系统和美国核电站监控系统曾被第三方经由无线网络系统侵入,波兰地铁信号系统也被入侵。而近年来,这样的攻击更是愈演愈烈。2012年8月,沙特国营石油公司Aramco受到网络攻击,攻击者的目标为制油/制气工程,意图通过使工程中止,让石油/天然气的生产发生异常。

  随着“工业4.0”时代的到来,人力、物料、生产设备、各种生产管理系统以及价值链上的众多协同企业都将互联,随之而来的是网络安全问题的隐忧,这就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工业互联网信息安全认证体系,此外在认证制度的设计和标准规范的研究与设计方面,还需要大量的经验积累。初期,我国可以与国际认证机构合作,开展联合认证服务,同时逐步建立自己的安全认证机制。这不仅是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也有利于信息安全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切实提高我国信息安全水平的同时,帮助和促进工业企业提升信息安全技术水平,引导产业健康发展。

  对话专家

  Q在德国出台“工业4.0”战略之前,我国推出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两化融合”战略,在您看来,“两化融合”与“工业4.0”存在哪些异同点?

  A工信部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进“两化融合”工作,通过信息化的融合与渗透,对传统制造业产生革命性影响。“工业4.0”本质上是由信息技术引发的,与我国的“两化融合”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未来制造业中,我们应该将“两化深度融合”作为主要着力点,进一步继续加快推进信息化。

  不同点在于,德国“工业4.0”将积极部署信息物理系统(CPS)平台,实现工厂的“智能制造”。“智能制造”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智能设备和生产手段在未来必将广泛替代传统的生产方式。而CPS将改变人类与物理世界的交互方式,能够使未来制造业中的物质生产力与能源、材料和信息3种资源高度融合,对实现“智能工厂”和“智能制造”提供有效保障。美国、德国等世界工业强国都高度重视信息物理系统的构建,加强战略性、前瞻性的部署,并已取得了积极的研究进展。而我国目前的制造业发展仍然以简单的扩大再生产为主要途径,迫切需要通过智能生产、智能设备和“工业4.0”理念改造和提升传统制造业。

  Q当前我国政府提出了智能制造、“互联网+”战略,这些战略与“工业4.0”的关系是什么?

  A“互联网+工业”就是德国的“工业4.0”。也就是说,把互联网技术和工业、制造业技术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德国打造信息物理系统实际上是从本国制造业实力及实际情况出发的,德国制造业比较强,但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相对较弱,“工业4.0”的目的就是通过发挥其制造领域的优势,带动制造业服务包括互联网经济的发展。

  那么对于我国制造业而言,随着智能制造时代的到来,工业互联网将是“互联网+”最早实现的行业之一。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将顺应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成为“互联网+”最早实现的行业之一。

  Q工业制造领域门类众多,您认为“工业4.0”将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

  A随着“工业4.0”的深入发展,CPS概念将进一步外延。在未来的智能制造业中,CPS将涵盖自动化、生产技术、汽车、机械工程、能源、运输以及远程医疗等众多工业部门和应用领域,意义非常重要。因CPS而实现的许多应用,将产生新附加价值链和业务模式。

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 王喜文

 

魏际刚:发展物流业要有系统思维

  “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强大型农产品批发、仓储和冷链等现代物流设施建设,努力大幅降低流通成本。”《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物流业发展的论述掷地有声。物流业是融合运输、仓储、货代、信息等产业的复合型服务业,物流业和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密切相关,既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条件,也是构建对外交往、对外贸易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加快物流业发展,对于促进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促进贸易和市场繁荣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十三五”时期,物流业发展要用系统思维,需要在以下几方面重点着力:

  一是构建高效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运用系统的思想和理念,对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等功能系统进行完善和优化,积极发展物流技术装备系统。加强铁路、机场、港口、码头、航道、货运枢纽、货运场站等重要基础设施以及物流枢纽、物流基地、物流中心、配送中心、公共仓库等节点建设。重视宏微观物流系统内各要素的组织和重组,使之相互联系与协调。通过整体优化,提高组织化程度,发挥整体效能,获取整体效益。抓好物流功能、企业内物流、企业间物流、区域物流、物流基础设施、物流信息、人力资源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整合。

  二是促进物流业和相关产业联动发展。其一,加快物流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结合制造业改造提升、转型升级和由大变强的战略需要,加快与制造相配套的现代物流体系和供应链管理体系建设,实现制造和物流的高效对接。其二,加快物流业与农业互动发展,着力建设高度组织化、规模化、社会化的农村物流体系,形成“布局合理、双向高效、种类丰富、服务便利”的农村物流服务体系,支持物流企业向中小城市和农村延伸服务网络,构建质优价廉产品流入、特色农产品流出的快捷渠道。其三,紧紧抓住电子商务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加快物流业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围绕电子商务物流需求,完善相应的电子商务物流网络布局,找到电子商务和物流业合作共赢模式,促进物流和电子商务相互延伸和良性互动。其四,推动物流业与商贸、产业集群等互动发展。在重要商贸区域、重点专业市场、产业集群区,大力发展集展示、交易、仓储、流通加工、运输、配送、信息功能于一体的物流平台,建立以物流配送中心和高效信息管理系统为支撑的“电子商务+物流”基地。

  三是优化物流产业组织结构。鼓励优势物流企业加强联合和兼并重组,培育品牌化、规模化、网络化、现代化的大型物流企业集团。鼓励大型物流企业与中小物流企业优势互补、合作共赢。鼓励中小物流企业加强信息沟通,实施提升服务能力、质量、专业化水平和特色化的兼并重组。鼓励区域内、区域间物流企业兼并重组。鼓励总部物流企业与加盟企业以资本为纽带、业务协同为基础,治理结构完善为前提,实现一体化运作。鼓励国有和民营物流企业间兼并重组。支持国有物流企业深化改革、完善机制、业务重组和优化治理结构。推动国有物流企业战略性重组,支持国有物流企业间的兼并重组。鼓励民营物流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物流企业的改制重组。

  四是完善物流市场体系。完善公路货运、海运、内河航运、铁路货运、货运代理、仓储、邮政普遍服务、装卸搬运、流通加工、信息服务等基础性物流市场,加快培育和发展供应链物流服务、一体化物流服务、第三方物流、电子商务物流、平台型物流、快递、航空货运、集装箱多式联运、冷链物流、应急物流等新兴物流市场。加强城市群物流、特大城市物流、大城市物流、中小城市物流等城市物流市场建设,加快县域物流、乡镇物流、乡村物流等农村物流市场建设。加强钢铁、石油化工、汽车、轻工、纺织、医药、煤炭、农产品等行业物流服务市场,加快小商品、大宗商品、快速消费品等综合性物流市场建设。

  五是推进区域物流协调发展。加强物流业与地区经济和城市发展的耦合,提升物流业服务地区经济的能力,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从“大市场、大物流”和“区域一体化、城乡一体化”角度,将地区物流业发展规划纳入地区经济规划,推动区域间物流通道、区域内物流网络、城市群物流、地区物流节点、集聚区“物流带”的建设。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物流网络相对完善的基础上提升等级、质量和效率,中西部地区加快增加物流网络规模以及提高承接东部地区物流服务转移的能力,完善中西部地区物流网络,特别是加强西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京津冀地区和长江经济带要加强交通运输和物流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推进物流一体化。进一步完善城市物流体系,注重农村物流建设,加快发展农产品物流,逐步形成城市支持农村、城乡互促的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格局。

  六是加快构建全球物流服务体系。顺应全球化趋势,加快物流国际化步伐,构建与周边国家、世界其他国家有效衔接的物流网络。支持优势物流企业加强联合,共同开发周边国家物流市场。支持优势物流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联合、兼并和重组周边、欧美、新兴市场等经济体的物流企业,构筑对外国际物流网络,打造全球性有竞争力的物流企业。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战略契机,加快构筑连接世界的全球物流通道,增强全球连接能力,构建全球物流服务体系。

  与此同时,推动物流业发展还要在加快先进技术在物流领域的应用推广与创新、推动供应链管理和供应链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应急物流建设等方面下功夫。积极汲取国外先进的物流管理方法和运作模式,通过消化吸收不断实现推陈出新;大力发展以追求时间效益最大化和灾害损失最小化为目标的应急物流体系,解决应急物资配送的“最后一公里、最后一百米”等突出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调研员、研究员 魏际刚

 

汤继强:四川融入“一带一路”应打造“立体丝路”新起点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西部重镇四川,将如何全面对接这一国家战略?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教授汤继强表示,四川要想分享“丝路”财富蛋糕,需要首先改善自身的交通物流条件,在水路、公路、铁路和航空上实现“四箭齐发”,打造“立体丝绸之路”的新起点。

  盘活四川整体资源 让财富立体“走进来”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四川的机遇在哪儿?

  彻底盘活四川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整体资源。

  汤继强认为,四川是资源大省,无论土地面积、人口规模、产经基础,还是物资的富集程度,都处于西部首屈一指的位置。“我们要利用这些优势,彻底盘活四川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的整体资源,让产品服务走出去,让财富立体走进来。”他告诉记者,过去四川以轻工产品为代表的传统企业领跑西部,如今又新增诸多高科技产业和产品,这些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正通过四川输送到全球各地。

  不仅如此,四川还能满足“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对轻工产品等的一定需求。从优势产业和技术来说,四川的传统农业较发达,可跨出国门开展技术合作,既可转型又可升级。

  而且在重型装备制造、牵引机车、钻井设备、电子产品、汽车等方面四川都具有一定的优势。此外,四川的钢铁、水泥、建材等产能潜力巨大,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可以满足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巨大需求。

  构建“立体丝路” 水陆空铁“四箭齐发”

  左手连接中亚、西亚,右手连接东亚、南亚,四川的掘金丝路究竟该如何构建?

  建设“一带一路”的因素有很多,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交通都是首要因素。

  “建设‘一带一路’的因素有很多,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交通都是首要因素。”汤继强向记者描绘出一幅跨国高铁蓝图:中亚五国若建高铁,除一北一南的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首都外,其余三国首都中至少存在一个城市,与其他两个城市相互距离在500公里之内。

  从中国出发,跨过喀什,当天即可在这五国首都或重要城市中往返,大幅缩短时空距离。

  “四川可以在这条高铁新丝路中大有作为。”汤继强所描绘的高铁“新丝路”共三条,分别为国内中部通道、国际北部通道和国际中部通道。其中,国内中部通道即从成都出发,经兰州、乌鲁木齐到阿拉山口后出境。“也就是说,若高铁建成后,四川将无缝连接中亚,再由此抵达东欧和西欧以及其他地方。”

  “谁的交通基础好,谁就是大赢家。”汤继强表示,除高铁外,四川还应大力发展水陆空运输能力,真正实现高铁、高速、航空、水路“四箭齐发”,构建立体交通综合枢纽,形成立体交通能势。

  成都新机场获批,更有利于四川在对接“一带一路”过程中,打造空中丝绸之路的始发点。随着成都航空第四城地位确立,蓉欧快铁返程班次开启,长江经济带航运红利凸显,交通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四川“立体丝绸之路”新起点的战略定位与逻辑形成越来越清晰。

  西部各城市相对于沿海发达城市,在“一带一路”大平台下可共享到一些新的发展红利。

  四川唯有协同共享才能延续经济生命力。

  积极联合兄弟城市 共享新的发展红利

  “四川想跻身‘一带一路’分享政策红利,就需要有能走出国门,熟悉现代经济和国际规则的人。”汤继强认为,首先需要改变过去的人才培育和涵养机制,“不能光有个能做重大决策的司令部,结果部队在前线打不了仗”。他说,在此过程中,智库能够起到很大作用,它或许可以精准地告诉四川需要什么人才,为人才储备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有了人才,四川的资本才能持续盘活,市场和产业输出才能做大做强做优。”

  汤继强表示,西部各城市相对于沿海发达城市,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产业竞争力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在“一带一路”大平台下,可共享到一些新的发展红利。在此情况下,成都乃至四川唯有协同共享才能延续经济生命力。

  事实上,成都已开始行动。此前,成都提出打造“成渝西昆菱形(钻石)经济圈”构想,并得到重庆、西安和昆明三市市长点赞。“此举具有极大现实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积极联合兄弟城市‘竞争竞合,协同发展’的最优模式。这个发展模式十分科学、有机地嵌入到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之中了,想象空间巨大。”汤继强点评称。

殷航

 

宏观纵览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减速治理——2015年经济展望(上)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经过2012、2013到2014年3年的7.5%保卫战,2014年增长速度将低于7.5%,2015年经济将继续减速到7%。经济增长速度处在明显的“换挡”阶段。这一减速换挡期称之为“新常态”,即处于经济结构、体别和政策的持续调整阶段。“新常态”是新挑战,也是新机遇,通过减速期间加速体制改革和存量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面转型。

  关键词:中国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长,转型升级,减速治理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研究”(批准号:12&ZD084)成果之一。

    中国经济2012、2013年GDP完成了7.7%的增长,2014年前3个季度GDP增长达到7.4%的水平,与我们对2014年的预测基本相一致(张平,2014),展望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应下调到7%。经济增长实际值与大多数机构预测基本为7%。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新常态”的中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其背后的逻辑基础、机理和趋势值得我们深究。

    一、2014年经济增长的经验事实和2015年展望

    2014年经济增长的经验事实表明中国经济的规模化扩张的粗放发展阶段宣告结束、传统规模扩张模式结束,但新模式没有建立起来。

    1.高投资与经济增长减速相伴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从2011年开始逐年下滑,经济增长从2011年9.3%下滑到2012年的7.7%,2013年7.7%和2014年7.4%,而投资率从2009年反危机后一直处于高位水平。新世纪以前平均在35%~40%间,2001~2007在40%区间,反危机后投资率再提高到49%,但经济增长趋势性下滑;从货币激励来看,传统货币扩张新增长贷款,2005年以前新增贷款都在2万亿元以内,2009年反危机一年新增长贷款高达9.6万亿元;2010年后央行起用社会融资总规模来观察货币扩张,2010年和2011年在14万亿元上下,2012年15.7万亿元、2013年17.3万亿元,2014年预计17万亿元,并开启了降息等货币刺激政策,货币刺激政策可谓持续加大;与投资和货币激励相配合,社会杠杆率不断攀升,以M2/GDP最为简单计算2014年预计超过200%,如果按信用总量计算2012年超过200%(李杨等,2013)。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投资已经无法拉动经济高增长了。

    2.国际贸易增长低于各国GDP平均增长,全球贸易红利结束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全球贸易增长连续多年低于各国GDP增长,国际分工作用减退,国际需求疲弱,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贸易红利已经结束了。中国贸易盈余2011年后占GDP的比重都没有超过3%,对中国经济带动作用下降。中国2013年进出口世界第一,成为了世界的大国,其大国效应将直接影响世界市场的变化,但中国出口的规模的上限约束愈来愈强。近年来随着人民币跟随美元升值,人民币有效汇率持续升高,中国低端制造的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丧失,高端制造因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的智能化,特别是它们灵活的汇率调整重新获得竞争力,也在挤压中国制造业升级出口的上升空间。我国制造业在要素成本持续提高和创新能力提高慢的情况下,国际竞争力会不断下降,国际市场份额不仅难以提高,而且还可能会逐步下降。从服务贸易看,中国一直是逆差国,这正是中国消费升级的一个重要需求方面,也是未来全球贸易的新亮点,中国在这方面比较优势较低,净出口对经济的带动变得很弱,甚至出现了负带动。

    3.产业结构现代化与就业结构非现代化

    从增加值看,中国产业结构现代化了,第一产业只占我国产业结构的10%,按可比价格低至7%,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现代部门占据了90%的份额。但从就业分布看,农村劳动力占比过高,仍超30%,尽管从2003年以来进城就业的人群基本上是以服务业就业为贮水池,而不是返回农村了,但农村依然储备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现代部门的增加值比重看,2013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2014年上半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上升到46.6%,增长速度8%,超过第二产业7.4%,服务业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值得注意的是三产业的高就业降低了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用经济效率减少换取就业增加是无益的,因此必须改革服务业现有体制束缚,如“科教文卫”都是事业单位,无法对市场的需求做出反应,通过事业单位改革才能提升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和服务业效率,否则服务业的产业比重越高则劳动生产率就越低。

    4.价格持续走低,产出负缺口冲击

    2014年通货膨胀率已经降低到1的时代,而从可观察的产出负缺口就是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持续30个月负值。从理论上上看,即实际增长低于潜在增长水平,也就是说从2012年开始负缺口明显出现,衡量负缺口的价格指数PPI从2012年转负到现在,必然也会拖累整体经济的复苏,进而降低总需求,推动消费者价格指数走低。

    展望2015年,我们仅仅从GDP的预测角度看,自统计局2012年公布GDP环比,依据环比与同比的模拟,4个季度环比连乘就基本上确定了未来的经济增长同比增速。2012年公布以来,这些年环比的均值逐年降低,2014年第4季度由于政策放松推动经济维持在7.3%,全年经济增长为7.3%的水平,2015年上半年通过降息降准等激励手段,应该与2014年环比持平,则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为7.1%的水平,基本态势是第1季度维持在7.2%,如果能在2季度加大放松力度,则2季度年保持7.1%的水平,但3季度开始下降到7%以下,4季度也与3季度大体相当在7%以下。如果刺激力度不足或有外部冲击,2015年的经济增长在第2季度就会低于7%,鉴于此,预计国家增长目标2015年应下调至7%。

    从物价看,国际石油价格大幅度下跌,2015年预测为石油价格每桶55~65美元之间,美元指数2015年上升到95,这都推动了大宗商品物价下跌,加剧了中国实体部门的通缩,预计生产者价格指数2015年全年为负。而消费者指数在油价下跌和经济下行压力下,价格指数会低于2%,而且2015年翘尾因素只有0.83,比2014年0.93又有所下降,预计全年将破2%。2015年城市居民消费物价(CPI)上涨因素主要是公共服务部门普遍调高价格。

    总之,2015年中国的经济保持在7%的水平,胜利完成“十二五”,年均增长仍然在7.8%的水平,“十三五”完成翻两番,年增长保持在6~7的区间,年均增长6.5%,就能实现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见表1)

    二、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根据上面对2015年的预测,经济增长速度在“换挡”,把经济增长放缓看做“新常态”。“新常态”(New Normal),顾名思义,就是指“反常的现实正逐步变为常态”,即中国当前减速调整是依照传统高增长而言的新常态,是一个典型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期有着明显的时间长度和过渡时期强烈的结构性和政策性调整特征。

    国际上也是如此。据统计,2002年,“新常态”一词在国际主流媒体中每个月出现50次;2011年,“新常态”一词每个月出现700次。在国际上新常态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一个过渡性时期,其特征包括:(1)世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经济恢复较慢;(2)全球经济与贸易增长处于较低的增长水平,贸易摩擦不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新治理架构缺位;(3)刺激经济政策与“去杠杆”的并存,各国政策操作空间狭窄,但政策调整频繁;(4)世界各国经济增长调整阶段,经济与政策周期不同步,美国、英国退出量化刺激,而欧洲和日本加大量化刺激,世界经济摩擦动荡加大;(5)金融市场繁荣与实体经济虚弱并存,大量的失业和收入差距拉大都成为了一个新的过渡阶段特征。

    1.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一是经济增长减速,减少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即赶超过程中的结构性加速因素,如人口红利,二元经济下的廉价劳动力,工业化发展,技术进步中的干中学效应,全球大繁荣带来的需求等积极因素逐步结束,结构性加速因素变成了减速因素。

    二是持续的经济结构调整,这一结构调整已经不是原有意义上的一二三产业的比重高低调整了,而是更为广泛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意义首先在于如何重振内需,即通过内需拉动中国经济;其次内需调整如何提升消费需求比重,其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第三,才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优化调整,持续改进服务业、制造业的效率;第四,新型城市化与空间结构调整,积极推进如京津冀经济圈、两路一带的超大城市群和城乡一体化,从空间布局上提升中国的发展空间;第五,要素价格初次和再分配体制调整。

    三是宏观政策频繁操作,微刺激和防范金融风险并存成为新常态,主要表现在消化前期政策过度激励带来的高杠杆和高的地方负债,同时为了保证经济增长的平稳一直将采取微刺激,本质上又在提高杠杆,这使得政府宏观政策操作空间非常狭窄,但操作频繁。

    四是高成本的要素供给成为新常态。低价工业化结束,大量低成本优势逐步消失,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者应该来自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的提升。这些要素供给的逆转要求必须改变要素的供给与配置机制,市场化改革才能改善供给侧,才能有效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

    五是建设市场化配置资源制度为主线的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新常态。传统赶超过程中过度依赖于政府配置资源的模式让位于市场配置资源,打破政府干预配置资源成为改革的红线,这里包括着大量的改革内容,如要素价格调整,国企改革,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政府行政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以及农村土地改革、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税收财政体制改革等多方面,这些改革将成为中国现阶段最为重要促高效发展转型的常态内容。

    2.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

    “新常态”在中国有多种的定义,有政策性的,有的是经验性总结。从经济增长理论上理解,中国的“新常态”应该理解为过渡时期的形态,即从以工业化推动的高增长阶段逐步向均衡增长阶段过渡期的一个调整状态,包含了过渡的方向、过渡的时间和持续改革三个方面。

    过渡的方向就是从结构性赶超向着高效均衡增长阶段转换。(1)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部门的过渡,即农业部门的劳动效率与现代部门的劳动效率一致,经济结构调整完全依据市场进行“出清”调整,无需政府干预配置;中国当前完成了产业结构增加值的现代化转化,但没有完成就业配置的转化;农村劳动力完成了职业转换,变成了工人,但没有完成身份转换,不是城市的人,当前产业部门劳动效率仍有明显差距,因此中国二元结构仍处在转化中。(2)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但市场经济体制没有成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状态,微观国有企业的改革,事业单位、管制部门、政府行政改革任重而道远,中国持续改革是这一阶段重中之重的
任务。(3)经济增长贡献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人力资源的提升,而不是要素的不断递增的投入。当前我国增长中最大问题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不断下降,而不是提升,不能解决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则难以完成生产方式的转变。中国当前的减速状态就是向新均衡过渡期的“新常态”,期间的改革、结构调整和政策激励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方面。

    “新常态”转向真正的“常态”即高效均衡增长路径,这完全要根据自己的调整能力了,很多国家调整不当,会落入“陷阱”。

    (未完待续)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 张平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减速治理——2015年经济展望(下)

    三、“新常态”下的中美经济周期不同步

    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过渡期,同样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处在一个调整的过渡期,这一期都可称为“新常态”期间。但由于每一个国家的新常态特征不同,其周期阶段不同。我们从中美经济和政策周期不同步入手,同时依据上市公司分析,讨论中国与美国微观效率的不同步,从而理解周期的不同步的经济基础,以及不同步的相互影响。

    1.中美经济增长周期趋势不同

    截至2014年第3季度,中国经济季度增长仅有7.3%,低于长期的8~10的增长区间,更低于增长的计划目标,经济增长向下趋势明显;而企业利润10月份出现了负增长,生产者价格指数持续负值,实体经济陷入通缩。而美国同季度的增长为3.5%,高于其潜在的增长2~3的水平区间,失业率进一步下降,企业利润增长强劲,因此出现了经济周期的不同步,预计美国经济复苏继续,而中国则会进一步下调经济增长目标。

    2.中美政策工具激励方向不同步

    美国正在逐步退出量化刺激,而中国正在加快量化刺激。美国2014年停止量化宽松政策,并预计2015年开始进行加息回收量化宽松,而中国2014年10月大幅度降息,开启了新一轮的货币刺激政策,前几年主要依赖于数量指标,现在采取了价格指标,预计仍然有降存降准的政策出台,可见两国的宏观政策走向出现了非常大的不一致,会导致两国汇率政策的扭曲。

    3.中美经济杠杆化方向不同

    中国经济在继续增加杠杆,而美国经济正在逐步去杠杆,美国通过政府压低长期债券利率,起到了美国经济修复资产负债表的作用,并通过盈利复苏逐步在去杠杆,包括政府财政赤字的修复。中国当前由于刺激经济,仍然在加大杠杆,利率水平依然较高,特别是非金融企业与地方政府负债不断恶化,银行坏账上升,2015年财政状况将进一步变坏,这将影响中国的宏观信用水平。

    4.金融和实体经济调整的步伐拉大

    中国服务业占比超过了制造业,但制造业和服务的劳动生产率都在逐步下降(张平,2014),这说明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下降。而美国基于互联网主导的全球化服务贸易大发展,并通过能源革命和信息技术主导着高端制造业,这对中国利用全球化发展是明显的挤压。在金融方面美国已经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金融推动了创新,而中国当前金融市场繁荣,但实体经济极其萧条,金融正在抽取实体经济的利润,而不是助推创新,金融与实体的关系调整也是不同步的。

    5.中国与美国上市公司的收益率的比较

    (1)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资产回报率下降,而美国资产回报率持续上升;(2)负债趋势,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负债提高,大量的利息支出,导致金融企业高收益,实体经济低收益。而资产回报率反应了企业的效率、定价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利率的基础决定因素,因此美国有加息的能力,而中国则是需要不断减息。

    从资产回报率看,美国由于受到9.11事件以及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影响,无论金融还是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都经历了急速下降的过程。以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例,净资产收益率由2000年的9.7%突降到2001年的1.1%,2002年资产回报率更是成为负数。而后随着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2003年以来非金融类和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一直不断上升至2006年的15.9%和14%。2008年以次贷危机为代表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股市一片哀鸿,净资产收益率又经历了较大的冲击,这突出地表现在金融行业,2008年金融类的净资产回报率为-4.4%。相比金融行业而言,非金融行业遭受的冲击小于金融行业,尽管净资产收益率从危机前最高峰下降了1/3,但是2008年的ROE依然高达10.2%。美国2010年以来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均值达到13.1%,这与中国不断下降的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上市公司发展报告2014》)。

    中国公司资产回报下降,负债表在恶化,而美国上市公司资产盈利能力提高,资产负债表修复,这会导致利率等多方面的不同步。

    上述说明美国在逐步走出“新常态”的调整期进入到新的稳定增长时期,而中国正在处于“新常态”调整期,关键要看中国未来结构改革和调整的能力了,但与美国的非同步对中国调整是一个冲击,需要认真应对。

    四、“新常态”下的减速治理

    中国经济“新常态”最为核心的要义就是利用好减速时期进行最为积极的结构性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称之为“减速治理”。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减速是经济体的一次大的“清洁”,熊彼特称为“清洁机制”,即淘汰落后企业,推动创新企业发展。减速治理的核心就是利用“减速”重建新的增长方式和增长机制。韩国是一个“减速治理”成功的案例,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全面实现资本市场、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成为一个近乎完全的开放经济体。韩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一定成效,并平稳地过渡为一个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中国的“减速治理”包含着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和现有存量的结构性调整,而且在宏观政策上要有足够的定力,让减速成为一个“清洁机制”清理僵尸企业,鼓励创新。

    1.市场化改革重新起步

    首先就是要打破政府长期通过“支持”的干预资源配置机制,让市场进行配置。政府干预的纵向资源配置体制,是中国工业化赶超的成功的经验,但也阻碍了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转变的关键在于,一是政府要改革自身,转变职能,切实简政放权,彻底政企分开;二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促进我国统一市场的尽快形成,重点解决更高层次的开放即要素市场的开放,解决在资本市场、人员流动、基础设施、信息等领域的割裂问题;三是打破“条块分割”的现状,纵向和横向的行政干预形成的条款分割影响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也保护了落后,使得区域间贸易量减少或者萎缩,分工无法深化,创新难以外溢;四是强化法治,完善一系列标准体系和法规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而其中的关键又在于政府自身要守法。只有打破政府干预资源,中国才能进行“减速治理”。中国当前大量被政府支持的“僵尸企业”,吸收大量资源,这些资源被投入到无效率部门后,不仅降低了全社会的效率,而且这些无效率的成本还会转嫁到好的企业。在强化市场淘汰机制的同时,应尽快启动加速折旧,进行工业化升级,提高工业制造业的效率,保持国际竞争优势,稳定中国工业制造业份额在35%左右的水平。

    2.加快服务业体制改革

    存量释放,加快“科教文卫”事业单位和准事业单位的公共基础服务,如铁路、电网、供水、电、排污、地铁等全面改革,才能推动这些服务业部门发展。按发达经济体计算这些服务部门基本上占服务业价值的80%以上;而我国却长期困在完全不能反映市场需要的事业单位部门,或反映弱的垄断或管制部门中,发展慢。当前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与市场准入要同时并进,垄断部门加快管制的放松,释放出中国的现代服务业的供给能力,提升现代服务业的比重,促进服务业的效率提高,这样才能参与到服务业的国际竞争中。

    3.重组地方债务,配合税制改革,促进社会基础设施投资

    中央4万亿元,地方配套20多万亿元的投资,加大了地方债务,而且地方举债利率水平较高,而投资的项目都是回报期限长甚至是只有社会效益、没有回报的项目,但非常需要。中央政府应该按照项目期限、收益率、项目的经济外部性和功能性特点,发行低利率的30年期以上的长期特别国债对地方社会基础设施资产进行购买,转移这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通过税制改革,推进生产性环节的间接税制为主向消费、收入所得、财产保有环节的直接税为主转变。

    4.推进金融改革,积极应对国际周期不同步对中国冲击

    中国2014年随着“沪港通”,自贸区的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2015年再开启“深港通”,个人合格投资者,即QDII2的推出,自贸区的扩大试点,技术层面的资本项下自由兑换基本完成,而同时国内推进的储蓄保险和利率市场化也同步完成,2015年底实践上已经完成了人民币自由兑换,中国将进一步融入国际化进程。但同时风险暴露加大,而中美经济周期和政策激励不同步等问题会带来冲击,这一冲击会打断很多改革进程,因此金融改革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人民币币值成为了重要的政策。

    减速治理关键仍需要宏微观双重努力,宏观政策要有足够的定力,容忍经济减速,不要过度消耗政策刺激的资源,宏观政策的重点在于化解金融财政风险。微观则更需加快改革和存量调整,尽快转向高效均衡的增长阶段。

    参考文献:

    1.Pash,Chris."Useofthelabel'newnormal'ontherise".TheAustralian.16May2011.

    2.李杨著:《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3.史晋川:《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经济》,《首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4)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许雄斌、张平主编:《中国上市公司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5.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经济研究》2014年第12期。

    6.张平、苏治:《增长模式转型与政策选择》,《现代经济探讨》2014年第1期。

    (完)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 张平

 

新常态下的三大分歧和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上)

    近来论及我国经济,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恐怕是“新常态”。自习近平主席2014年5月和7月两次提及后,各种解读便纷至沓来。2014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用九个要点来总结新常态。平心而论,最恰当的解读恐怕是更早时候提出的三期叠加论断,即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实际上,三期叠加又是改革、发展同稳定关系的具体体现。增速换挡对应发展的速度,结构调整对应改革的力度,刺激政策消化对应稳定的程度。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逻辑,万变不离其宗,而政府的政策表述也自有其一贯性和承继性。

  新常态和三期叠加论断已经在决策层和理论界取得广泛共识。首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均10%左右的高增长已经不可持续,也没必要持续,减速换挡已成必然。其次,减速只是表象,实质在换挡,即转换经济增长动力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就牵扯到各种结构调整和结构变化。需求、产业、区域、城乡和收入分配等多方面结构,都需要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优化提升。最后,国际经济危机后,强刺激措施虽然使我国经济较快走出了危机,但是也加重了传统增长方式下的环境污染、产能过剩和债务负担等痼疾。在当前的特殊时期,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转换思路,保持定力。

  然而,新常态上的共识主要是战略层面的,具体到战术层面,则存在较大分歧。尤其是在当前局面下,各种观点的交锋更是激烈。本文后面的论述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先从四个方面概述我国当前的基本经济形势,即实体经济羸弱,出现通缩迹象,房市低迷股市上涨和国际经济环境复杂。这部分的讨论主要为后面的进一步分析提供事实基础。第二部分总结新常态共识下的三大分歧,分别是:增速换挡已成共识,但具体挡位存在分歧;结构改革已成共识,但实施力度存在分歧;不搞强刺激已成共识,但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功能定位存在分歧。第三部分摆明我们的立场,提出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三个基本判断。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我国当前基本经济形势:

  1、实体经济羸弱。

  从PMI指标看,近三年来我国经济一直相对处于低位,并且出现过三次明显下滑(见图一)。这三次下滑从汇丰PMI更容易观察到,即2012年8月,2013年7月和2014年3月。刘树成(2004)把这三次下滑称作三次“下限冲击波”,即经济增长下滑触及调控目标,随后政府都采取了“微刺激”政策,使得经济出现小幅反弹,即所谓三次“下限保卫战”。
 

图一 我国官方和汇丰PMI(2007.01~2014.1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汇丰银行

  从实际GDP增长率看,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连续12个季度(2012年1季度~2014年4季度)低于8%。这是1992年开始季度GDP统计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情况。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也连续下滑,从2012年的10%,降到2013年的9.7%,再降到2014年的8.3%。另外,产能过剩状况趋于恶化,产能过剩行业和企业在逐步增多。各类企业调查都显示,工业企业的平均设备利用率在八成以下,有些甚至不足五成。

  唯一比较乐观的是就业指标。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我国2014年城镇新增就业1322万人,完成了1000万的目标任务,也超过了2013年的1310万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城镇净增就业人数为1070万,稍低于2013年的1138万。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增大和服务业占比的提升,在增长率处于相对低位时也能创造出与过去相当的就业岗位。同时,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人口拐点的到来,使得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也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也缓解了我国的就业压力。

  2、出现轻微通缩迹象。

  在价格方面,近期一个突出事实是PPI连续34个月为负(2012年3月~2014年12月),超过了此前31个月(1997年6月~1999年12月)的纪录。从图二可以看到,从1996年至今,PPI出现过四次明显的低谷。前两次低谷时期对应一个大的宏观经济政策扩张周期,除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有8000亿长期建设国债。第三次低谷对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央行大幅降息降准,政府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面对本次下滑,政府的基本应对遵旨是不刺激和微刺激,使得CPI和PPI走出了前所未有的形态。对比图一,PPI和汇丰PMI在近三年高度相关,也忠实记录了三次“下限冲击波”和三次“下限保卫战”。而且,从PPI还可以看出,第四次“下限冲击波”已经来临。同时,第四次“下限保卫战”也已经打响。除了松绑房地产限购限贷,央行更是在2014年11月21日意外降息。

  如果以PPI为标准来衡量,我国无疑已经进入持续的通缩状态。然而,CPI才是国际通用的判别标准,PPI不能算是一般价格水平的良好代表。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以CPI来判断通胀通缩,并不以零为界。在发达国家,通胀目标一般是2%。由于我国的增长率较高,合意的通胀水平可能还要略高于2%。因此,在我国,CPI低于2%即可视为通缩信号。我国最近四个月的CPI均在1.5%左右,低于2%,据此可以判断我国已经出现轻微通缩。
 

图二 我国CPI和PPI(1996.10~2014.1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房地产市场低迷,股市走强。

  从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全国百城房地产价格指数看,房价在经历了差不多1年的调整后,2012年下半年重拾升势。这一上升又持续了差不多两年,直到2014年下半年才又开始掉头向下(见图三)。从具体城市看,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房价相对稳定,一些中小城市房屋库存过大,房屋成交量和房价跌幅较大。股市与房地产走势形成鲜明对比。当房价从2014年6月份开始下滑时,股市则启动了一轮强势上涨。11月底上证综指收于2683点,12月份更是迅速突破3000点关口,收于3235点。2014年下半年的涨幅高达58%,冠绝全球。

  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有着非常特殊的低位。首先,由于本身体量较大和相关联的上下游产业众多,房地产投资和建设对经济增长影响很大。我国经济目前的羸弱局面与房价下跌和房地产投资下滑有很大关系。其次,房地产的最终产品主要是资本品而非消费品,其价格变动不仅有收入再分配的效应,而且有很大的财富再分配效应。房价快速上涨会拉大贫富差距,而房价快速下跌又会使经济面临巨大风险,美国的“次贷危机”即为前车之鉴。在房价下降和实体经济低迷之际,股市上涨有其内在逻辑。一是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已经进入宽松周期,无风险利率可望进入下降通道;二是居民财富需要重新配置,从不动产和存款转向权益类金融产品。
 

图三 我国股票市场指数和房地产价格指数(2010.6~2014.12)

    数据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指数研究院

  4、外部经济环境复杂,变数较多。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强力冲击下,短期内不但全球经济表现出难得的一致性,而且单个经济体本身的各项指标之间也表现出强烈的相关关系。然而,随着各类宏观经济政策的付诸实施和经济内部调整过程的进行,各经济体的复苏进程开始出现明显分化,同时,单个经济体内部的各种关系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一面。

  从美日欧三大发达经济体来看,美国的复苏最为强健,欧洲次之,日本情况最差也最为复杂。简单看经济增长和通胀(见图四、图五),美国近几年大致保持了2%左右的增长,通胀也大体在合意水平;欧元区的复苏明显不及美国,而且通缩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日本经济波动频繁,近期出现明显下滑,而且困扰日本经济已久的通缩问题并未真正缓解,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影响,日本2014年10月和11月的核心CPI又出现较大幅度下降。新兴经济体风光不再。最为突出的是俄罗斯,在西方制裁和油价下跌影响下,经济遭受较大冲击。俄罗斯是今年全球经济状况的一大变数。
 

图四 美国、日本和欧元区经济增长率(1996年1季度~2014年3季度)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图五 美国、日本和欧元区月度同比CPI(2000年1月~2014年10月)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二、新常态共识下的三大分歧:

  第四次“下限冲击波”的来临使得决策层面临很大压力。11月21日的意外降息,放宽限贷限购,以及批复和上马一系列基建项目均表明,第四次“下限保卫战”已经打响。围绕本次经济下滑和相应的政策动作,各种争论愈加激烈。新常态的战略共识难掩具体战术方面的分歧。对应于三期叠加或者改革、发展、稳定,这些分歧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总结。具体而言,三大分歧表现为:增速换挡上的低速派和高速派,结构调整上的激进派和保守派,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上的本格派和创新派。

  1、增速换挡已成共识,但具体挡位存在分歧。

  年均10%的高增长不可持续,那么,下一阶段合适的增速到底是多少?从2012年1季度到2014年4季度,我国经济连续12个季度在7%~8%的区间运行。以7%为界,对我国经济增速的预测可以分成两派。预测7%以下为一派,不妨称作低速派,比如2015年6.8%,2016年6.5%;预测7%以上为一派,不妨称作高速派,比如2015年7.2%,2016年7.4%。虽然6.8%和7.2%表面只差0.4个百分点,但是其背后的依据和政策涵义却可能截然不同。

  传统宏观经济研究常常会把变量分解为两部分:长期增长趋势和短期周期波动。前者也被称作潜在增长率,由资本、劳动和技术等长期因素决定,变化缓慢而平滑;后者反映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之差,又称作产出缺口,通常由总需求变动等暂时性因素造成。正的产出缺口对应通货膨胀,负的产出缺口对应失业。产出缺口不会无限扩大,经济有向潜在增长水平回归的倾向。

  在上述理论逻辑下,低速派通常认为我国经济未来一段时期的潜在增速应该在7%以下甚至更低。随着潜在增速缓慢下滑,实际增速会有跟随向下的趋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出现正的产出缺口的概率更大,宏观经济政策不能过于宽松。相反,高速派则认为我国未来的潜在增速在7%以上甚至更高。因此,目前经济大体运行在潜在水平,或者稍低于潜在水平,存在负的产出缺口,应该实施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显然,如果对增速换挡的具体挡位判断不一,那么在特定经济环境下就会给出截然相反的政策建议。

    (未完待续)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汤铎铎

 

新常态下的三大分歧和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下)

  2、分歧二:结构改革已成共识,但实施力度存在分歧。

  在新世纪以来的扩张周期,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投资和出口。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出口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这一模式加快了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然而,其副作用也不可忽视。除了环境污染、债务负担和产能过剩,这一模式的最大弊端就是阻碍甚至扼杀了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形成。利用政府隐性担保和行政权力,产能过剩和效率低下的项目占用了大量经济资源,极大限制了市场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动力。比如,所谓融资难,其实质是民营资本、创新资本无力与政府隐性担保和行政权力相抗衡;所谓融资贵,其实质是政府主导的粗放高增长模式拉高了无风险利率和风险贴水。因此,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融资难融资贵并不是放松货币政策就能解决的问题(比如,余永定,2014)。

  无论在高层还是坊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诉求甚至行动都由来已久,无奈一直举步维艰、效果不彰。2008年经济危机后的强烈扩张政策,使得此前的一些努力再次付诸东流。然而,随着外需和房地产基建投资放缓,拥堵雾霾、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债务成为经济中的主要矛盾,增长动力转换再次提上议事日程。于是,不刺激、去杠杆和推进结构改革的“克强经济学”横空出世。克强经济学问世后遭受了一些质疑,抛开传统增长方式下的既得利益者和无谓的名相之争,其核心在于质疑者对动力转换能否成功心存疑虑。

  举个例子。假设我国经济是一架行驶中的飞机,有两个引擎。旧引擎的动力和效率都在下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用效率更高的新引擎代替。那么,质疑者的逻辑是,如果关停旧引擎,发现新引擎不工作,怎么办?所以,改革大计不可急功冒进,宜徐徐图之。支持者的逻辑则是,不关停旧引擎,燃料都被浪费光了,新引擎如何工作?所以,动力转换刻不容缓。一般来说,在飞行相对平稳而燃料快速消耗时,支持者占上风;在突然减速和剧烈颠簸时,质疑者占上风。显然,二者在最终目标上并无二致,只是在改革的力度和速度上意见不一。准确地说,质疑者是动力转换中的保守派,支持者是动力转换中的激进派。

  需要强调的是,激进派固然言之凿凿,保守派也并非危言耸听。对一个长期高增长的经济体而言,资本收益和债务利率一般较高。在经济明显减速而无风险利率和风险贴水却没有相应下降的时候,两类风险极易爆发。第一是收入分配。总收入下降而资本收入不变,劳动收入势必受到侵害,如果再夹杂上失业问题,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第二是债务。收入减少但是利息负担没有变化,这就可能导致比较严重的债务违约,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3、分歧三:不搞强刺激已成共识,但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功能定位存在分歧。

  我国2014年的货币政策操作颇耐人寻味。先是在4月份和6月份两次定向降准,然后在下半年多次利用PSL(抵押补充贷款)和SLF(常备借贷便利)等货币政策创新工具向商业银行注入流动性,最后在11月21日出人意料地宣布降息。同样耐人寻味的是两大中央媒体——新华网和人民网——在9月份的一次交锋。8月份经济数据发布后,新华网批评了“期望政府采取降息等强刺激政策的悲观论调”,认为这是“对中国正在大力推进改革的不信任”。人民网次日即指出,“市场期待降息和是否信任改革没有必然关系”,“是否降息、降准都应该取决于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

  显然,两大央媒在不搞强刺激上并无异议,争论的实质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功能定位上。人民网的题目是“降息不是改革的对立面”,其深层次的涵义是不能用改革绑架宏观经济政策。央行降息后,一些投行经济学家更清晰地阐述了这一论点。根据传统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要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而不是用来促进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一般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调节总量而非结构,关注短期波动而非长期增长。故此,人民网和投行经济学家的论点以经典理论为依据,中规中矩,可以称作宏观经济政策上的理论派或本格派。

  新华网显然不赞同本格派的观点。在旗帜鲜明地指出“寄望政府出台刺激政策‘烫平’周期的论点和做法是一种短视”之后,新华网在所谓“定向调控”上着墨颇多并寄予厚望。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从来都不是理论派。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但工具繁多,而且目标混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常常被赋予多重目标,需要承担多重责任。今年上半年的两次定向降准就是例子,货币政策承担了促进结构调整的任务。

  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前,我国的做法一直是理论界挞伐的对象。然而,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发现,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和目标过于单一,可能是本次危机的诱因之一。紧盯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政府需要积极运用包括财政政策和金融监管在内的多种政策手段,而政策目标也应该关注包括产出结构、资产价格和杠杆率在内的多个方面(Blanchard et al., 2010)。西方国家的反思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了辩护。从这个角度看,新华网的观点和我国的政策实践姑且可以称为宏观经济政策上的现实派或创新派。

  三、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短期内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经济下滑和通货紧缩,这一点毋庸置疑。那么,如何认识和理解当前状况的性质和原因,就成为关键所在。宏观经济理论研究有两个目标,一是解释事实,二是指导政策。在大家认识到的经济事实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解释蕴含不同的机制和原理,最终会导致不同的政策建议。理解我国当前面临的经济下滑和通货紧缩,有三个问题亟需回答:1)这是长期趋势还是短期波动?2)这是相对价格调整还是总体价格变动(货币价值变动)?3)这是实体经济问题还是货币问题?这三个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密切相关的。每个问题的答案也不是清晰决绝的二选一,而是何者占主导或者更重要。因为每个问题中的两方面总是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的。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考察一下发达国家的价格变动历史,以资借鉴。图六显示了美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年度价格变动情况。从CPI和PPI的对比中可以看到,PPI的波动要比CPI更为剧烈。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时期,价格水平的波动幅度也有很大差别。图七则是美国一个世纪以来的累积价格变动。百年来,美国CPI总共翻了24倍,年均增长3.19%;PPI则总共翻了17倍,年均增长2.85%。平均而言,CPI的涨幅要大于PPI。这一差距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也很大。就美国而言,如图七所示,二者的差距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真正逐渐拉来。综上,从美国一个世纪的价格变动,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个事实:1)PPI的波动要比CPI更为剧烈;2)平均而言,CPI的涨幅要大于PPI;3)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价格的变动模式有很大差别。实际上,这三个事实并非美国所独有,而是在欧洲、日本、韩国等许多国家都同样成立,在我国也是如此(参见图二)。
 

图六 美国CPI和PPI年度变化率(1914年~2014年)

    数据来源: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图七 美国CPI和PPI年度累积变化率(1913年~2014年)

    数据来源: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前两个事实是由CPI和PPI的构成决定的。PPI的构成主要是工业产成品和原材料,CPI除了包含各类工业消费品而外,还包括大量服务消费。因此,成分更单一的PPI波幅比成分更多元的CPI大,而CPI和PPI的平均累积差距则反映了工业品和服务类商品的相对价格调整。至于不同时期的价格变动方式不同,则由发展阶段和增长模式等因素决定。

  结合上述三个事实和我国近期的价格变动情况(图二),我们对开头提出的三个问题进行回答。首先,虽然有大宗商品价格下滑等短期因素的影响,但是造成我国目前局面的主要原因还是去产能、去杠杆等长期因素。近期的CPI下滑可能体现了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冲击,需要密切关注,但是不能因此改变既定的政策方略。其次,虽然我国经济已经进入轻微通缩,但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相对价格调整,即工业产品相对于服务等其他产品的价格下降,而不是总体价格变化。PPI的变动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与CPI高度相关的部分体现了总体价格变化,与CPI差异的部分则反映了相对价格调整。前者意味着产出缺口和通胀通缩,后者则意味着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最后,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各种挑战,其根源主要在实体经济,而不是货币环境。无论是产能过剩还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主要原因都在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所处的发展阶段。这些问题很难简单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宏观手段来解决。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第三部分的分析可以得到第一个结论:我国当前经济下滑的主导因素是长期结构调整,价格变动以相对价格调整为主,主要反映的是实体经济问题而非货币问题。因此,经典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并不能解决我国当前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需要保持定力,不搞全面宽松的强刺激。无论是“克强经济学”还是新常态共识,其实都包含了这一层意思。目前需要做的是继续坚持这一正确方略。

  美国和我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有一个重要区别,即美国的政策相对消极,而我们的政策往往过于积极。比如格林斯潘时代的美联储,在资产价格上涨听之任之,能拖就拖,能混就混,结果部分促成了次贷危机的爆发。而我国的政策往往什么都管,使得微观主体缺乏创新活力。西方在经济危机后开始系统反思其宏观政策,我们似乎应该往相反的方向反思。政策应该多一些美联储式的“拖”和“混”,让市场力量去解决问题。当然,前提是要建立和健全市场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法律框架。

  从第二部分的分析可以得到第二个结论:当前局面下,我国围绕新常态达成的共识难能可贵。而新常态上的三大分歧则表明,我国经济目前处于复杂而关键的转折期,存在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谨慎应对。在三期叠加之前,我国经济实际上还遭遇了一个“内外叠加”,即我国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和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相叠加(汪红驹等,2011),最终造成了我国经济的剧烈振荡。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这种剧烈震荡反而使我们愈加清晰地看到了我国的经济困局和解决之道,而且在很大范围内达成了共识。这种战略目标上的高度一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力量和信心之源。同时,无论是增速换挡中的低速派和高速派,还是结构调整中的激进派和保守派,抑或是宏观经济政策上的本格派和创新派,都没有简单的高下对错之分。经济学是关于选择和权衡的科学,最优解往往是二者折衷而非某个极端。分歧的存在一方面可能会造成纷乱,另一方面又恰恰是促成最优折衷的力量。

  最后,本次全球经济危机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拥有的宏观经济学知识是多么有限。在讨论宏观经济时,人们经常会使用比喻。比如,政策药方的说法是把宏观经济比作有机体,踩刹车的说法是把宏观经济比作汽车或机械。前文也用行驶中的飞机来比喻我国经济。比喻是为了简化,让听众更加容易理解。宏观经济要比有机体和机械复杂得多,而我们的宏观经济知识也要比另外两个领域的知识少得多。所以,宏观经济决策的实施是在有关知识非常有限的条件下进行的,所有聪明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且牢记这一点。

    (完)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汤铎铎

 

金融透视
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

  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更深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有利于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更充分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并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2009年7月国务院批准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蓬勃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目前,人民币已经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八大交易货币、第七大储备货币,开始具备成为国际主要货币的基本条件。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前景,在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2014年人民币国际化取得重大进展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在世界范围内跨境流动,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资本流动及官方储备的主要货币。2014年,我国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人民币计价在涉外经济统计和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海关总署从2014年1月起以人民币为主公布各项对外贸易统计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从2014年1月起,以本外币同时公布国际收支、外债等统计数据;商务部从2014年4月开始,以人民币对外公布部分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工程承包数据。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取得新进展。从2014年6月开始,将个人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跨境人民币业务扩展到全国,逐步扩大境内外人民币资金统筹使用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有效带动各地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进一步加快。2014年11月起,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可采用人民币形式投资境外资本市场,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RQDII)不另设额度审批,以实际募集规模为准。同时,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也获得进一步发展,截至2014年末,RQFII试点已拓展到10个境外国家和地区,可投资额度达8700亿元,118家境外机构获得RQFII资格,95家获得投资额度,累计达2997亿元。人民币清算行的全球布局初具规模。2014年,人民银行在英国伦敦、澳大利亚悉尼、韩国首尔、加拿大多伦多等八个地区指定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加上2003年在香港及2013年在新加坡设立的清算行,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人民币清算全球网络。

  2014年是人民币国际化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一些标志性事件将彪炳中国金融史册。一是发行国外人民币债券获得成功。2014年9月,国家开发银行首次在伦敦成功发行20亿元人民币债券,实现我国准主权债在主要发达国家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历史性突破。这次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包括短期、中期、长期,有利于完善离岸人民币债券收益率曲线,拓展伦敦人民币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二是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取得重大突破。2014年10月,英国政府发行首支3年期30亿元人民币国债,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同时英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宣布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标志着人民币的储备功能开始得到西方国家认可。英国成为首个发行人民币国债的境外国家,人民币也继美元、欧元、日元、加元之后,成为英国的第五大外汇储备。另外,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也先后于2014年10月、11月成功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目前,全球已有30家央行与货币当局把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的储备功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三是沪港通推动资本市场开放。2014年11月,我国启动沪港通试点,强化上海、香港两地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沪港通打开了中国资本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的通道,拓展了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范围,开启了人民币投资的新渠道,实现了由跨境直接投资、外国债务与借款向跨境证券投资的逐步深入,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向国际化迈出重要一步。另外,沪港通采用人民币结算,有利于人民币在两地有序流动,有利于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放开人民币管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四是中国货币政策调整影响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过去我国对国际大宗商品的影响,主要依靠国内需求,通过供求关系调整影响市场价格。2014年11月21日中国央行宣布降息,随后现货黄金涨幅超过10美元/盎司,最高触及1200.6美元/盎司;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一度上涨0.7%,达到6710美元/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曾升至76.77美元/桶高位。这是我国第一次通过货币政策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标志着人民币对国际市场的影响力正在增强。

  人民币国际化面临重大机遇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出现分化,风险挑战错综复杂,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的新常态,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持续扩大,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在经济总量方面,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63万亿元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二个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的国家。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经济基本面不仅发生了量的巨变,更发生了质的飞跃。在对外贸易方面,2011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2013年中国贸易总额突破4万亿美元,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我国进出口总值26.43万亿元,同比增长2.3%,按美元计,进出口总值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4%,2014年我国出口占全球份额有望达到12.2%左右,继续保持第一贸易大国地位,一百多个国家将中国视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为人民币国际化赢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对外投资方面,2014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028.9亿美元,增长14.1%,继续保持世界第三位。如果考虑我国企业在境外利润再投资和通过第三地的投资,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约1400亿美元,超过我国利用外资总规模约200亿美元,我国实际上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重要机遇。在美国经济复苏逐渐稳固、美联储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市场升息预期增强的背景下,各国央行纷纷实施更为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国际货币政策在整体宽松的态势下加剧分化,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极大不确定性。2015年1月15日瑞士央行意外宣布放弃欧元对瑞郎1.20的汇率下限并降息,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震荡,瑞郎对欧元汇率一度暴涨41%,瑞士股市狂泻8.7%,避险情绪引发纽约原油全天振幅近10%,黄金跳涨3%,10年期美债收益率大跌14个基点。1月22日,欧洲央行宣布正式启动QE,推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购债计划,欧元兑美元汇率随即跌至11年来低点。总体看,世界经济低位不均衡复苏的发展态势和货币政策的日益分化,导致主要货币币值不稳,汇率、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幅度加大,资本流动更加无序,金融风险呈上升趋势。比较而言,近年来人民币币值较为稳定,呈现缓慢升值态势,2004~2014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由8.2765降至6.119,人民币升值35.26%,其中2009年7月1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实施以来,人民币仍然稳中有升,升值11.66%。以我国超过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作坚强后盾,人民币正在成为信用良好的硬通货,逐渐被周边乃至世界各国认可和接受。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郑之杰

 

央行降息背后,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结构问题,是经济转型中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的集中表现。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加大刺激力度会适得其反,深化经济改革是唯一选择。

  一个时期以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倍受社会关注,然而,关于其成因的讨论仍存分歧。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总量问题,应当通过加大刺激力度来解决;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结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经济改革来解决。这一讨论关系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关系到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未来,需要辨析清楚。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在很多国家都曾长期存在,最近之所以成为我国一个比较突出的经济问题,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过去被高速度所掩盖的一些深层问题逐渐暴露,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成为这些问题的集中反映。也就是说,推高企业融资成本,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是结构矛盾,它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体制、产业、企业和金融等各个方面。

  从经济体制看,两种“预算软约束”共同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一种是科尔耐的“预算软约束”,即在产权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由“父爱主义”而产生的投资饥渴症,形成了资金黑洞。一些“预算软约束”的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运行效率低下,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却不能向社会提供相应的资金回报,造成资金供需矛盾,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另一种是科伊的“预算软约束”,即那些无望恢复生机、但由于政府隐性担保而免于破产倒闭的僵尸企业,吞噬了原本可以进入正常企业的信贷资金,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从产业部门看,房地产市场的“挤出效应”和产能过剩行业的“沉淀效应”共同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近年来,随着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项目,对中小企业融资形成“挤出效应”。2013年末,在人民币贷款余额中,房地产贷款占20.3%,当年房地产新增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28.1%。与此同时,我国产能过剩问题也较为突出,产能过剩行业投资收益率低、资金周转速度慢,形成大量资金沉淀,加剧了资金供求矛盾,拉升了企业融资成本。相关数据表明,2014年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8.3%,处于2006年以来的历史低位,其中,钢铁、水泥、电解铝、焦炭、船舶、光伏等行业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不到50%。

  从企业部门看,较高的杠杆率与较低的利润率共同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一方面企业杠杆率上升较快,2007年我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97%,2013年大幅升至118%。另一方面,企业获利能力出现下滑,我国工信部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企业毛利率由2013年的19%下降至16.3%。高杠杆率与低利润率的矛盾导致企业还本付息能力下降、融资成本上升。

  从金融部门看,负债成本上升和风险溢价上升共同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近期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不断加快,从国际经验看,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打破金融抑制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利率水平上升。在商业银行负债成本增大的情况下,作为主要资产运用方式,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存在上行压力。此外,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三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7669亿元,较上季末增加725亿元;不良贷款率1.16%,较上季末上升0.09个百分点。在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双升的情况下,金融机构通常会采取提高风险溢价的办法来覆盖潜在损失。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结构问题,是经济转型中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的集中表现。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加大刺激力度会适得其反,深化经济改革是唯一选择。一是完善产权制度、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形成财务硬约束。用改革解决体制性矛盾、用改革消除结构性扭曲。二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加快财税制度改革,加大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支持政策。三是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合理调节流动性水平,盘活存量,为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创造良好的货币信贷环境。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人民币利率形成和变动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四是改善中小企业融资模式。打破金融垄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发展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励金融创新,推出更多的适合中小企业的金融工具。

  从根本上讲,产权明晰是市场交易的基础,优胜劣汰是市场配置资源的要义。通过公平交易和市场竞争,硬化预算约束、淘汰落后企业、出清过剩产能,消除金融抑制、打破金融垄断,使资源从效率较低的地方流向效率较高的地方。这是一个国家实业发达、市场发展的根基,也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根本。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 王宇

 

我国融资性担保的业态与监管

  融资性担保公司近年来快速发展,已经成为解决中小企业授信担保难题重要的担保方式。但由于初期管理部门不明确、缺乏准入审核和有效监管等原因。造成融资性担保公司行业存在较多问题。突出表现在担保公司数量过大,素质良莠不齐,存在非法经营、超范围经营、不规范经营现象,有些甚至制造了非法集资案件,造成严重不良的社会影响。

  为此,应加强融资性担保行业管理:一是按照“谁审批设立、谁负责监管”原则,严格市场准入。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对实际应缴的货币资本进行严格审核,防止虚拟投资、注资后抽逃资本,同时关注股东持续投资能力;二是切实加强内控机制建设。融资性担保机构要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风险管理;三是健全担保机构的风险补偿机制;四是倡导推进担保机构与金融机构互利共赢的合作;五是切实为担保机构开展业务创造有利条件。

  根据中国银监会等七部委《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融资性担保是指担保人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债权人约定,当被担保人未履行对债权人负有的融资性债务时,由担保人依法承担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的行为。

  融资性担保的业态特征

  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和政策,其中加快融资性担保公司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一是担保公司数量快速增长,二是担保公司在保的贷款业务量大幅增加。

  担保公司按所有制形式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类担保公司,特征是地方政府或者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控股或者控制最大股份,董事会和日常经营由政府主导,经营上以推动中小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为目的,非盈利性质;另一类是商业类担保公司,特征是由企业或个人出资或者占主要股份,董事会和经营由企业或者个人控制,追求利润最大化,具有商业性。其业态特征主要表现为:

  1.金融性和中介性。按照《中国经济大百科全书》的解释,“金融”既包括货币资金和信用的融通,又包括货币资金和信用授受。制定《担保法》的目的是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担保机构作为提供担保的专门机构,具备促进资金融通和货币流通的功能,体现了担保机构的金融性。银行在办理信贷业务时,由于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客户抵押(或质押)物不足和为了防范风险的需要,银行往往希望通过第三方的介入,在筑起一道防火墙的同时为资金供需双方搭建桥梁,同时起到增加贷款客户信用的作用。其作为资金供求的中介,促进了货币资金的融通,体现了担保机构的中介性。

  2.信用与风险共生性。信用出现之后,由于交易的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出现了分离,债权人出于对自身债权实现的安全考虑,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于是就出现了担保行为,担保是信用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担保机构是以信用为“资本”的经营机构,以自身的信用对债务人的信用进行保证,从而促进商品流通和资金融通。债权人与被担保人之间信用的发生(货币或商品流通)需要担保机构担保的介入。担保机构对债权人经营风险分担的同时也增加了被担保人的信用,延长了信用链条,促成了交易的完成和信用的发展,实现了增信和财务杠杆的作用。在担保关系中,债权人为了分散风险,要求担保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偿债义务时,代债务人偿还债务,即担保机构的担保特别是作为其主要业务的融资性担保,是以自己的信用对借款人的信用予以保证。因此,担保是对未来偶然发生的事件所致损失的补救,是对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的规避和转移,是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相对一般工商企业,担保机构以其更专业的风险管理技术和风险管理能力,对风险进行经营和管理,即通过信用调查分析风险,通过内部管理控制风险,通过代偿承担风险,通过追偿弥补风险。

  3.经营有偿性。担保机构提供担保,属于有偿服务,具有经营性和逐利性的特点,其业务具有大量交易和反复持续的特性。

  4.社会性。担保机构高负债经营,且其反复持续的大量交易使担保的债权人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如贷款担保的债权人是银行,债券担保的债权人是机构或个人等证券投资者。担保机构一旦出现高赔付,将影响银行等债权人的利益,触发资产缩水和担保价值的急速下降,进而危及整个区域的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引发社会问题。

  行业发展趋势正逐步向好

  2012年,受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一些中小企业无法归还到期贷款,造成融资性担保机构代偿规模和代偿率增加,融资性担保贷款风险有所上升。有数据显示:到2012年末,融资性担保代偿率为1.3%,同比增加0.9个百分点。融资性担保损失率为0.1%,增加0.1个百分点。2013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融资性担保贷款不良率为2.2%,比年初增加0.9个百分点。从整体上看,损失率相对处于低位,融资性担保机构流动性资产总体上能够较好满足流动性负债的要求,行业总体风险基本可控。

  在平稳运行的同时,融资性担保行业在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和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度加大,融资性担保机构积极发挥为中小微企业融资增信作用,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的融资性担保业务保持了较快的增长。2013年上半年,中小企业融资性担保贷款余额12121亿元,较年初增长了6.2%。

  但不能忽视的是,数量过多已成为行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僧多粥少”自然就会影响公平竞争,影响整个行业的形象和发展。该行业“多、小、弱”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数量过多、规模偏小、过度竞争、发展不平衡。前几年,担保机构以30%左右的速度增长,是非理性的。“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一再强调要注重质量和内涵的发展。机构数量过多偏小,没有形成融资性担保行业发展的正能量,反而妨碍了融资性担保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截至2013年6月末,融资性担保法人机构共8349家,比2012年末减少了241家。对于这种变化,可以理解为理性减少,机构数量的主动压缩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行业发展趋势正逐步向好。机构数量适当减少是为了更好地把机构的规模和质量提上去。担保行业应该站在信用的制高点,这就要求有适度的规模。有研究表明,一些国家的担保机构屈指可数,但业务做得不错。如在印尼,担保贷款的比重占整个银行业贷款比重的5%,印度占到6%。而我国2011年的数据显示,8000多家担保机构担保贷款的比重才占到各项贷款的4.4%。数量多并不等于担保质量高,鼓励和倡导大型担保机构很可能是行业发展的主流趋势。

  融资性担保的行业风险和主要问题

  融资性担保公司近年来快速发展,已经成为解决中小企业授信担保难题重要的担保方式。但由于初期管理部门不明确、缺乏准入审核和有效监管等原因造成融资性担保公司行业存在较多问题。突出表现在担保公司数量过大,素质良莠不齐,存在非法经营、超范围经营、不规范经营现象,有些甚至制造了非法集资案件,造成严重不良的社会影响。

  1.外部政策环境方面

  (1)行业管理缺失。在担保公司快速发展的初期,行业管理跟不上。2010年3月,银监会、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才联合下发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七部委管理办法”)。同时,以2011年3月为限,由各地对融资性担保行业进行整顿规范。但七部委管理办法并没有明确各省(区市)的主管部门,而是要求由各省(区市)确定管理机构、制定实施细则后上报部际联席会议。目前各省(区市)的工作进度不一,管理部门也不同。确定的管理部门有工信厅、发改委、财政厅、银监局等各不相同;同时,各地的主管部门基本处于刚刚明确管理职能、制定制度框架和管理人员,没有摸清该行业的底子,没有真正地行使起管理的职责。而且,那些经过行业整顿后没有重新核发经营许可证的担保公司,多数从事民间借贷的担保,甚至是从事直接的民间理财和民间借贷业务,问题集中,亟待解决。

  (2)政府资金补充及损失补偿机制不够健全,执行不一。按照相关规定,各级政府应该加大对担保行业的支持和引导,在融资性担保公司资本金出资、担保业务补助和担保代偿后的补偿机制等方面出台办法,建立专项基金,引导和支持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健康发展。这方面,美国、日本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有类似的机制和实践。

  但实际上,各地政府对此要求执行不一。有些地方政府认识到融资性担保公司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的担保体系和财政补贴与补偿机制的相关制度,对建立起健康的担保公司运行机制、公益性质和诚信文化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引领作用。但是,多数地方政府的引领作用没有体现,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补偿机制,没有明确财政资金来源,政府性质的融资性担保机构在市场中的占比低,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公益性质体现不足。同时,由于缺少必要的政府财政补贴和损失的补偿机制,客观上也促使融资性担保公司追求商业性质以求自保,甚至从事非法理财等业务。

  (3)缺少专用征信平台和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目前,融资性担保公司仅作为征信系统输入中担保企业信息录入,只能间接地查询其相关信息,而且由于融资性担保公司在各家银行、为很多客户提供保证,因此其保证信息是散落的,银行无法准确、全面地查询到某个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全面有效信息,只能通过一些管理手段对自身系统内的各家融资性担保公司信息自发地进行统计。在其他行的信息只能通过侧面了解和事后的方式获得,存在管理不便和风险漏洞。

  (4)行业准入门槛低,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按照七部委管理办法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准入的资本金底限为500万元,没有其他具有约束力的限制性规定。由于在验资环节较多地存在中介掮客(即提供短期的资金和银行存款证明,为企业注册资金验资证明提供专门服务的机构或个人),加上各地管理上均存在一些缺失,在前期担保公司大量设立的时候,担保公司仅作为一般性质的公司由工商部门进行相应的核准和颁发证照,缺少严格和标准化的准入审查,从而造成融资性担保公司行业准入门槛过低,准入机构过多,准入机构良莠不齐,为担保行业的经营乱象埋下伏笔。

  2.担保行业自身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1)业务保证金转嫁给客户造成担保额度受控机制失效。按照七部委管理办法及各家商业银行的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最高担保额度与其净资产存在一定的倍数关系,即融资性担保公司最大的担保额度应该控制在其净资产的一定倍数以内,其实质是限制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担保总额度。具体的方式有两个,一是限制其在各家银行的担保总额度,二是通过业务保证金(其资金来源是资本金)机制来限制其担保业务的无限制扩张。但在实际中,绝大多数商业类融资性担保公司和部分政府类融资性担保公司将应该由其自己支付的业务保证金转嫁给贷款客户,从而使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额度受净资产限制的机制大打折扣,不能有效控制担保业务的总量。

  (2)超范围经营和非法经营风险。七部委管理办法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经营范围有严格的规定。但是,担保公司尤其是商业类担保公司,仍然存在从事超范围经营和非法经营的情况。主要是没有拿到新的经营许可证的担保公司,目前仍然存在短期资金融通、流动资金借款、资金拆借、票据贴现、受托委托贷款、为关联企业担保或融资、对外投资等超范围经营和非法经营的情况。同时已经拿到经营许可证的融资性担保公司中仍有部分在账外、隐形方式从事超范围经营和非法经营的情况。

  担保公司超范围经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融资性担保行业承担着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社会责任,本身是微利行业,尤其是政府类的担保公司。据测算,以注册资金为1亿元的一家融资性担保公司为例,如果维持基本的人力、税费和运营成本支出,按照相应的比例提取相关准备金,假如按照1%的赔偿比例计算,不考虑财政给予补贴的情况,在担保业务量达到资本金3倍放大系数的情况下方可出现盈利,在担保业务量达到资本金5倍放大系数的情况下,会产生约100万元的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为1%。但是,在公司持续经营且不发生大面积不良贷款赔偿的情况下,准备金部分不必要连续提取,该部分约可以贡献600万元的净利润,可以维持担保公司一定的利润水平。但整体看,融资性担保行业利润水平明显低于全行业平均水平。二是由于政府引导不力催生担保公司从事盈利性强的业务,即超出融资性担保公司经营范围的投资、理财等业务。

  (3)虚假出资为超范围经营埋下祸根。据业内人士透露,一部分融资性担保公司依靠中介虚假出资成立,成立以后资金抽逃。为了维持经营需要,再进行有偿负债(其中包括高息民间借款)经营。由于这部分借来的资金成本较高,从客观上逼迫融资性担保公司从事投资、贷款等高利润业务,以期获取高额利润,并不得不向客户转嫁业务保证金,并涉嫌从事“两非”业务,严重影响金融秩序,成为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4)准备金提取和管理不规范。主管部门对担保公司准备金提取有原则性的要求,同时,要求差额提取办法和担保赔偿准备金的使用管理办法由监管部门另行制定。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多数融资性担保公司未按规定提取足额的准备金,即使个别提取了准备金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在运用和管理上也不规范,甚至运用上存在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行业主管部门尚没有制定具体的准备金提取和使用的管理细则;二是对于准备金管理监督不力或者缺乏监管。

  (5)政府类担保公司机制不活、效率不高,主导市场作用不明显。按照国家制度设计的初衷,融资性担保公司主要体现国家稳定社会、扩大就业和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导向,因此政府应该起主导作用。但在实际中,多数地区政府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作用认识不到位,资金投入不足,政府类担保公司对担保市场的主导作用不能体现;部分地区政府类融资性担保公司存在机制不活、效率不高和非商业化运作问题,甚至由政府主要领导直接任高管,按照政府职能部门运作,效率低下,不能够真正起到缓解中小企业担保难的作用。

  3.商业银行对担保公司缺乏有效管理方法

  (1)缺乏专门评级模型。目前,商业银行客户信用评级体系中普遍缺少专门针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评级模板,而是将融资性担保公司视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中的“商务服务业”对待,不能体现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特点。

  (2)缺乏有效的项目评审手段。目前商业银行在审查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额度项目方面,缺少征信信息、行业管理信息等有效支撑,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评审、管理工作缺少经验,手段不多,针对性不强,在实际工作中更多的是采用工商企业的审查手段和要点,对融资性担保公司针对性不强。

  (3)存在“重保轻管”情况。和贷款存在“重贷轻管”一样,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保后管理同样比较薄弱。银行工作人员往往认为,只要已经准入并核定担保额度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它的风险就是相对可控的,加上保后管理存在较大难度,因此商业银行普遍对保后管理重视不够、落实不到位。

  (4)存在过分依赖和过分回避两种倾向。部分商业银行对融资性担保公司依靠性过强,在授信中占比过高,而部分商业银行又担心融资性担保公司尤其是商业类担保公司的风险,准入担保机构少,在整个授信中占比很低、甚至完全排斥融资性担保公司。

  加强融资性担保行业管理的初步建议

  一是按照“谁审批设立、谁负责监管”原则,严格市场准入。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对实际应缴的货币资本进行严格审核,防止虚拟投资、注资后抽逃资本,同时关注股东持续投资能力。严格执行市场退出等有关规定,密切关注违规经营、承保能力已经超限额等担保机构。支持正规经营的担保机构进一步提高担保能力、扩大担保规模。

  二是切实加强内控机制建设。融资性担保机构要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风险管理。要有针对性地完善公司章程和各项管理制度,并确保执行力度;根据公司规模、业务需求合理设置职能部门,并形成科学的相互制衡机制;加强担保机构队伍建设,招聘熟悉政策、懂业务、会管理、善经营的人员;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对于被担保企业的财务、运营、风险管理情况与债权人实现信息共享。

  三是健全担保机构的风险补偿机制。首先,建立担保机构资金及损失补偿机制。担保机构出资人应视业务发展需求和风险状况增加资本金投入。对于政策性担保机构,政府应逐步建立合理的资本金补充机制,提高其风险防范能力。积极创造条件,鼓励信誉好的民间投资机构对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投资。政府可以考虑牵头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和区域性再担保机构,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增信、风险补偿机制。其次,担保机构必须严格执行现有风险管理有关政策标准,如杠杆率底线、各项准备金和保证金标准。

  四是倡导推进担保机构与金融机构互利共赢的合作。双方应按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建立业务合作关系,同时积极与当地的征信机构开展合作,实现银行、担保机构、企业的信息充分共享,降低运营成本。担保机构在与银行合作中坚持比例承担风险的原则,根据双方的风险识别和控制能力合理确定担保资金放大倍数。担保机构应当不断拓展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合作领域,扩大业务覆盖面,充分发挥企业融资加速器的作用。

  五是切实为担保机构开展业务创造有利条件。担保机构开展业务涉及银行、工商、税务、产权管理、社区等多部门多环节。因此,地方政府可以在资本注入、税收、利率、费率方面提供更大的政策倾斜,协助和支持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家嘴研究基地课题组

 

金融衍生品的国际监管改革及其借鉴

  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全球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使得作为危机导火索的信用衍生品市场遭受重创,其他衍生品业务也不同程度地萎缩。从事混业经营的国际大银行由于直接涉足衍生品市场交易,都遭受了较为重大的损失。这些银行虽然部分实施了巴塞尔I 或巴塞尔II,但是由于巴塞尔I 和巴塞尔II 框架下对资产证券化等表外业务的风险资本计提不足,同时对场外衍生品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防范也不足,因此当危机爆发时,即使是满足8%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许多银行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影子银行体系是风险酿造者,自身更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不力,使得金融衍生品市场自由放任式地泛滥发展,对金融危机的爆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场内衍生品监管组织制度存在缺陷

  金融危机爆发前,许多国家实行的是多头监管制度。以美国为例,其实行的是“双层多头”的监管体制,即联邦和各州均享有监管金融机构的权力,并赋予美联储、财政部、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等多个机构具体的监管职责。在此监管体系下,尚未形成一个被充分授权监管整个衍生品市场的机构,必然无法适应全球金融市场全面、迅速、自由发展的需求。首先,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产品的日益复杂,使得监管制度难以有效跟进。其次,监管机构众多,且各机构适用于不同的监管标准,使得部分领域的监管权限重叠,而部分领域又存在监管真空。事实证明,金融风险最易来自于各金融机构的交叉领域,而金融衍生品更是将这些错综复杂的风险交汇在一起,也为监管带来了难度。最后,监管法规措施的不断细化,在保证监管准确性的同时却丧失了监管效率。一些监管措施的推出往往要经过各级机构、各种会议的传达和表决,在推出时往往错过了最佳时机。

  (二)场外衍生品市场的监管存在真空

  在危机源头国美国,场外衍生品交易几乎不接受任何监管。1974 年,美国的《商品交易法》将按揭工具、远期等场外金融衍生品定义为非商品,因此免除了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协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CFTC) 对场外金融衍生品的监管责任;同时,场外金融衍生品不属于证券,因此也不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的监管范围内。2000 年通过的《商业期货现代化法》,在很大程度上赦免了商业期货委员会对场外衍生品的监管,并限制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某些证券类场外衍生品的监管。此外,监管资源和监管手段的匮乏也束缚了监管当局有效监管的实施。英国的情况也类似。尽管2000 年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将几乎所有的场外衍生品都归属到英国监管局的监管范围内,但其监管理念是:产品监管会阻碍金融创新,市场比监管者更适合判断金融产品的价值。因此,事实上场外衍生品市场未受到足够的监管。

  (三)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监管不足

  在场外衍生品市场缺乏监管的情况下,一些过度创新的衍生品充斥市场。这些衍生品产品设计复杂,且定价机制很不完善,市场透明度非常差,风险极高却不被投资者知晓。而一旦危险降临,隐匿的风险暴露,就会造成一连串的危机。其中,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是缺乏透明度的场外衍生品市场中最重要的风险。重要参与者的违约行为可能会给市场带来巨大冲击,进而可能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2008 年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因交易对手违约而出现的高达数百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并迫使美联储紧急宣布采取上千亿美元的一篮子拯救计划的事实,就充分暴露出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可能引发的巨大灾难,同时也暴露出原有金融监管制度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防范不足和控制不力。

  1988 年的巴塞尔I 为金融衍生品持有者的风险暴露制定了两种不同的衡量标准,这种风险暴露是由于交易对手违约造成的,两种标准可由各国金融监管者自行选择。第一种方法是“现期风险暴露法”,即金融衍生品的信用风险是由在当前市场条件下的重置成本加上一个交易存续期间的潜在风险附加值构成。附加值以每个合同的名义本金为基础,并因合同的性质和有效期限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第二种衡量风险的方法是“原始风险暴露法”,即合同的风险暴露值是由合同本金与一个固定百分比相乘计算出来的。采取这种方法无须考虑合同当前的价值,不存在每日盯市的问题,但因计算出来的风险暴露值不如第一种方法准确,故采用的国家比较少。而在巴塞尔II 框架下,对于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似乎更为放松了,将信用衍生品纳入信用风险缓释框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运用信用衍生品的银行面临监管的资本要求,起到了鼓励商业银行使用信用衍生品的效果。

  可见,巴塞尔资本协议框架下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监管,存在以下几点缺陷:第一,衍生品交易是表外业务,受资本监管的约束较小,风险反映不足;第二,衍生品设计较为复杂,巴塞尔资本协议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把握和计量不够准确;第三,银行衍生品交易多数为关联交易,或者是为一些较为熟悉的客户提供服务的,造成了难以确定其交易性质的局面,同时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控制程度较弱,而且容易产生链式反应,而巴塞尔委员会着重微观审慎监管,在这方面没有做详细考虑。由于客观上的困难和监管制度的缺陷,即便是遵守巴塞尔资本协议的银行,也未能有效防止衍生品业务的交易对手风险。

  (四)影子银行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

  影子银行是指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借助杠杆操作并持有大量股票、债券和复杂信贷产品的金融中介机构。它涵盖比较广,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等在内的诸多非银行金融机构,其本质就是以信贷资产证券化、开发复杂金融衍生工具等多种方式行使传统银行的功能。高杠杆率的特点使影子银行的收益率往往更高,因此各家混业经营的银行都愿意往这个方向寻求监管套利。

  危机前,影子银行通过在金融市场发行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大规模地扩张其资产和负债业务,成长非常迅速,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也不断扩大。但是,影子银行推出的金融衍生品,一般来说结构设计非常复杂,通常通过不透明的场外市场进行交易,且鲜有公开披露的信息,风险较高。可是,影子银行却不属于传统商业银行,按照危机前很多发达国家的银行监管原则和框架,不受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的约束。不断扩大的影子银行的高风险的金融活动,就这样基本处于监管真空之中,为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五)着重微观审慎监管而对系统性风险监管不足

  金融衍生品在本质上是跨越基础性产品、跨越机构、跨越国界的,其极大的渗透性,很大程度地增加了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次金融危机就是由一些场外金融衍生品引发的系统性风险扩散、累积而成的。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缺乏充足的抵押担保,而且交易价格和条款很不透明,隐含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场外市场交易具有高集中度,一旦某一交易商出现违约情况,就会引致连锁违约行为,造成系统性风险。另外,金融衍生品的对冲交易促进了市场一体化,各个金融市场间和各个地区的金融市场联系更紧密,金融衍生品的风险更容易在市场间传递。但是,危机爆发前,从全球金融监管制度来看,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主要遵循的是微观审慎监管原则,而普遍没有重视宏观审慎监管,对系统性风险认识、防范不足。

  (六)衍生品评级体系缺乏监管

  许多衍生品设计复杂,信息披露不全面、不公正,投资者较难对风险有充分、全面的认识,所以其定价常常是过度依赖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一般来讲,只要某种金融产品满足了一定的评级标准,市场就不再担心产品的内在风险,即使是专业金融机构也鲜有对这些衍生品进行独立的内部评级。因此,外部评级机构对衍生品的评级结果公正与否,对整个衍生品市场能否良好运行至关重要。但是,在实践中,评级机构的收入却主要来源于证券发行者所支付的评级费用,因而极有可能受到被评级机构的引导,做出非公允的信用评级。美国证监会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由于评级费由债券承销商支付并与所评等级挂钩,美国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从事次级债评级业务中都存在违反内部程序的行为,对债券发行者的招揽评级现象较为严重。因此,外部评级机构应该受到严格的监管,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

  遗憾的是,危机爆发前,这一问题并未受到足够重视,衍生品外部评级体系并未受到合理有效地监管,众多衍生品的评级结果并不真实可靠。由于评级体系不能充分评估金融衍生品的风险,在危机之后,评级机构不得不调低对衍生品的评级,导致其评级的不稳定,这对经营衍生品的银行产生了直接的顺周期性。随着衍生品的评级调低,银行风险资产增加,为保持最低资本充足率水平,银行不得不紧缩信贷,导致经济的进一步恶化。而且,投资银行等影子银行还以评级较高的CDO 作抵押向商业银行进行贷款融资,在危机发生之际,衍生品评级下调使得许多商业银行遭受了多重损失。金融危机暴露出衍生品评级体系存在许多重大问题,却疏于监管。

 

巴曙松 尹煜

 

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二)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人民币国际化注入了新动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世界总人口六成,经济总量占比近三成,但近年来多数沿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放缓,都希望倚重中国来发展本国经济,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加强互联互通,赢得更多发展机会。我国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能源资源、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通过以我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投融资合作,扩大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贷款份额,将显著增强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和贷款的吸引力,推动人民币走出去。此外,“加强货币流通”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美元币值波动较大,给能源产品计价及贸易带来一定汇兑损失。我国既是能源进口大国,又是贸易大国,为了避免汇率损失,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多的沿线国家和企业愿意在能源计价和贸易结算中选择币值更稳定的人民币。

  区域性多边金融机构的成立,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舞台。国家开发银行作为中国金融机构的代表,多次在上合银联体、中国-东盟银联体、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等多边金融合作框架下,推动开展本币使用、授信、结算等方面的合作,以促进区域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取得了积极成效。比如,2012年3月,金砖五国开发银行就多边本币授信和多边信用证保兑服务分别签署协议,旨在推动金砖国家间本币结算与贷款业务。同时,我国推动设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区域性金融机构,也可以在人民币国际化中发挥积极作用。尽管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美元出资,但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可以用金砖国家货币来结算。而且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落户上海,必然带动大量跨境资本流动,将推动自贸区国际资本运用和管理实现创新和突破,给自贸区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新的业务增长点。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均由我国主导设立,对结算货币选择拥有较大话语权,更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上海等自贸区的陆续建立,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上海自贸区成立一年多以来,“一行三会”出台了50多条金融创新举措以促进自贸区发展,其中包括许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探索和尝试。比如,在自贸区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为集团公司集中调度、统一使用境内外关联企业的自有资金提供便利,使人民币纳入其全球资产配置之中;建立本外币自由贸易账户分账管理模式,在自贸区内形成与境内其他市场有限隔离、与国际金融市场高度接轨的金融环境;允许自贸区内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实缴资本的一定倍数内,从境外借入人民币资金,降低企业财务成本,促进人民币跨境流动;在自贸区建立上海国际黄金交易中心,以人民币进行计价和结算,等等。2015年2月12日,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账核算业务境外融资与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简称《实施细则》),全面放开本外币境外融资,取消境外融资的前置审批,用风险转换因子等新的管理方式优化境外融资结构。《实施细则》将本外币融资纳入统一的政策框架,扩大了境外融资的规模和渠道,改事前审批为事中事后监管,为自贸区内企业通过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从境外融资提供更多便利,给予更多自主选择权,有效降低融资及管理成本,率先建立了资本账户可兑换的路径和风险管理方式。目前,在上海自贸区继续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我国又设立了天津、广东、福建三个自贸区,并且还有不少省份依托各自区位优势积极申报自贸区,上海的有益经验将在新设自贸区复制推广,在更大范围内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质量与水平,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在看到机遇的同时,也要看到人民币国际化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国内金融市场不够成熟,金融工具欠缺,金融产品单一;资本项目下尚未实现自由兑换;境外缺乏有效的人民币回流机制,人民币输入输出比例失调,降低了使用效率和境外持有者的积极性;缺乏市场化的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削弱了资金价格信号的功能,影响了人民币的自由流通;等等。客观地看,按照货币国际化的一般标准,人民币“走出去”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需要结合世情、国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为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铺平道路。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几点思考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努力提高对外投资效率和质量,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参与世界经济金融结构调整的步伐正逐步加快,必须改变“贸易大国、货币小国”这一矛盾,推动人民币成为能结算、可兑换、能投资、可保值的国际货币,这是发展所需,也是大势所趋,必须抓住机遇稳妥推进。

  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以资本输出提高人民币境外接受度。从美日经验看,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人为制造资本项下逆差,大大加速了美元国际化进程;日本“黑字还流”同样是通过持续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向世界各国提供日元流动性。从当前形势看,大幅提升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的人民币资本输出,不仅能向境外有效提供人民币流动性,也有助于缓解我国“双顺差”导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会议上提出的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达1.25万亿美元的目标,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要抓住“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期,不断扩大对外投资规模,提高对外投资质量。可以考虑通过适当贴息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以跨国并购、设立境外产业园区等形式,在转移产能、扩大市场、抢占渠道和获取高新技术等领域,开展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逐步改变当前对外投资以外币为主的局面。

  推动境外人民币贷款,以产业全球布局促进人民币走出去。日本在对外日元贷款操作中,大部分都是用于帮助对象国建立与日本经济相衔接的产业,这些产业的大部分机器设备是用日元贷款购买的日本产品,且其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正是日本企业所需要的原材料。目前,我国同样面临推动产业全球布局、不断向国际产业链高端攀升的内在要求,应抓住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资金需求较强的机遇,积极推动境外人民币贷款,进一步加大支持中资企业在能源资源引进、优势产能输出,以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境外重大项目的力度,推动核电、通信、高铁、装备制造等中国技术和标准走出去,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医疗、农业、教育等民生领域的援助和信贷支持中,也可适度扩大人民币使用的范围和数量,增加人民币在当地的存量和流通。特别要将“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重要抓手,通过对外援助、投资、贷款等手段,有序转移产能,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人民币购买我国产品,引导更多国家和地区在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增加人民币回流渠道,形成产品流、资金流循环互动的良好局面。

  促进离岸市场建设,以资金顺畅流动扩大人民币国际使用范围。加快构建以香港市场为主导,伦敦、新加坡、悉尼、多哈等多个市场并存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体系。一方面,要建设活跃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加大境外人民币债券发行力度,利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的利差,降低国内机构、企业的资金成本,同时引导离岸人民币有序回流。通过发行不同期限的人民币债券,可以形成、完善离岸人民币债券收益率曲线,为相关金融产品及衍生工具提供透明的定价基准。不断构建、完善债券跨境发行平台,推动境外人民币债券市场形成规模,为离岸人民币提供更加丰富的投资工具,避免跨境人民币投机套汇、无序流动,增强人民币抵御汇率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要逐步推动形成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市场。可充分利用我国巨额外汇储备,从进口比重较大的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做起,稳步提升金融交易中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证券等资产的比重,争取国际市场定价权。

  加强国际金融合作,以多边性安排提升人民币使用效力。国际机构的多边性有利于投资项目的顺利落地和发展,降低项目所在国的政治阻力及国际舆论压力。从“黑字还流”计划的实施来看,日本向境外输出的日元,绝大部分是以向世界银行、IMF等机构提供日元资金的方式实现的,不仅大大提升了接受方使用日元的意愿,也有效促进了日元在境外的沉淀。我国也可以借鉴这种方式,大力开展与世界银行、IMF、亚洲开发银行以及我国入股的非洲开发银行、正在筹备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合作,采取成立人民币特别基金、人民币银团贷款、人民币援助贷款和非约束性贷款等多种途径提供人民币资金,通过政策性、开发性贷款和商业贷款相结合的方式输出人民币。特别要在我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新成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中,优先使用人民币开展业务,奠定人民币在重大项目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利用好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复核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构成的有利时机,争取尽快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一篮子货币,加快人民币“走出去”步伐。

  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及中国最大的债券银行和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始终站在走出去和人民币国际化业务的前沿,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14年末,国家开发银行通过大额合作、向境外银行授信、出口信贷等方式,向亚太、拉美、非洲等地区发放跨境人民币贷款,余额达到564亿元;与委内瑞拉在能源资源关键领域实现人民币结算;自2007年作为首家境内金融机构赴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以来,累计发行境外人民币债券280亿元,余额150亿元;跨境人民币支付结算总量达到4116亿元;自主开发跨境支付信息系统,促进人民币贸易与投资结算的便利化;援助老挝央行,建设银行卡交换系统,推动中国支付标准走出去,促进双边银行卡支付互联互通。

  国家开发银行将充分发挥中长期投融资银行和债券银行优势,助力人民币国际化。一是积极推动境外人民币投融资业务。在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国际资金加速流出亚非拉新兴市场,特别是上合地区及东南亚等我国周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不稳定性明显上升。国家开发银行要把握这一契机,充分利用在上合银联体、中国-东盟银联体、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等多边金融合作框架中的影响力,本着互利共赢原则,大力推动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及地区的投融资使用,特别是配合“一带一路”、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项目建设,将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与服务国家经贸外交及能源安全战略结合起来,不断扩大人民币跨境投融资规模。二是促进合作国政府间金融合作。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取决于国内的政策,也取决于国外的认同。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尚未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非洲、拉美、上合经济组织、东盟等业务开展较为深入的地区,依托境外基础设施、能源矿产资源、装备制造、农业、民生等重点项目建设,推动双边政府加强金融合作,为人民币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使用争取政策支持,创造有利条件。三是探索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加快海外战略布局,进一步丰富跨境人民币业务品种,积极建设海外直接投资平台,扩大境外人民币银团贷款规模,探索跨境人民币结算、援外资金与贷款资金的结合,提高对中资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能力。同时,进一步扩大国家开发银行境外发债规模和品种,探索境外人民币信贷资产证券化,不断丰富人民币投资产品,为周边地区企业使用人民币提供保值增值、投融资的渠道和机会。四是推动境外人民币金融市场建设。充分发挥债券银行优势,以发行境外人民币债券为桥梁引领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建设,积极争取发行多期限人民币债券,代理发行人民币公司债、可转换债等,促进境外人民币资金价格机制的形成。加强与中资银行境外分支机构及当地银行的深度合作,积极探索开展利率互换、货币互换、人民币远期购售协议等业务,完善境外人民币避险工具体系,增强当地金融机构或企业对人民币资金的持有意愿。此外,国家开发银行还将充分发挥香港分行的区位优势、信息优势、创新优势和人才优势,依托“投贷债租证”综合经营功能,将香港分行发展成为国家开发银行产品创新中心、资金交易中心、金融服务中心和国际结算单据处理中心,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五是着力推动跨境人民币结算体系建设。按照一般规律,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应先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再成为投资货币,最终成为储备货币,成为结算货币是货币国际化的基础。国家开发银行将不断完善跨境人民币清算体系建设,进一步拓展国际结算和贸易融资业务试点范围,为境外贷款客户提供跨境人民币综合服务。同时,利用政府合作优势,推广老挝模式,援建周边国家央行支付系统,推动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服务境外同业的能力,输出我国金融软实力。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郑之杰

 

产业追踪
2014年汽车行业经济运行情况及2015年走势分析

  2014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汽车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把握发展大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深化改革,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总体实现了良好发展,行业整体运行平稳。2014年汽车产销量超过2300万辆,创全球历史新高,连续6年蝉联全球第一;经济效益指标保持增长;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

  一、基本运行情况及特点

  (一)2014年汽车产销总体平稳增长

  2014年汽车产销量超过2300万辆,创全球历史新高,连续六年蝉联全球第一,行业整体运行平稳。与2013年相比,产销增速分别下降7.5和7个百分点。

  从全年汽车销量分月完成情况看,月度销量最高点为12月份,销量达到241.01万辆;最低点为2月份,销量为159.64万辆。全年月度销量均高于上年同期。总体看,今年汽车月度产销符合历史规律。

  (二)乘用车拉动汽车总体增长

  2014年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991.98万辆和1970.06万辆,比上年分别增长10.2%和9.9%,增速高于汽车总体2.9和3个百分点,比上年分别下降6.3和5.8个百分点。

  2014年乘用车分车型产销情况看,基本型乘用车(轿车)销售1237.67万辆,同比增长3.06%;多功能乘用车(MPV)销售191.43万辆,同比增长46.79%;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销售407.79万辆,同比增长36.44%;交叉型乘用车销售133.17万辆,同比下降18.06%。

  乘用车结构发生变化。近年来,由于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导致乘用车结构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SUV市场增长迅猛,占比增加;轿车占比下降。SUV销量由2008年的45万辆增长到2014年的408万辆,占乘用车市场份额由2008年的7%增长到2014年的20.7%。同时,轿车占乘用车市场份额由2008年的74%下降到2014年的62.8%。

  1.6升及以下轿车销量保持小幅增长,占比有所提升。2014年1.6升及以下的轿车销售904.33万辆,同比增长4.82%,高于轿车整体增速1.76个百分点;1.6升及以下轿车占轿车总量比重73.07%,同比增长1.23个百分点。

  (三)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下降明显

  2014年,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757.33万辆,同比增长4.10%,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38.44%,占有率比上年同期下降2.14个百分点。

  2014年,中国品牌轿车共销售277.44万辆,同比下降17.40%,占轿车销售总量的22.42%,占有率比上年同期下降5.55个百分点。

  随着合资品牌中低端车型的加快发展,乘用车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中国品牌乘用车和轿车市场份额连续四年持续下降,2011-2014年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分别为:42.23%、41.85%、40.5%、38.4%;2011-2014年中国品牌轿车市场份额分别为:29.11%、28.38%、28%、22.4%。其中中国品牌轿车市场份额已接近2004年份额。

  目前,所有跨国汽车企业均已进入中国,国内市场国际化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市场竞争激烈程度进一步加剧。中国品牌在与外资品牌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合资企业外方越来越重视中国市场,在汽车设计、研发、渠道等方面加快向中国市场倾斜,产品投放已经从引进成熟车型转变到针对中国市场做产品适应性开发,甚至是新产品的开发。

  2014年,轿车销量前十位品牌均为外国品牌,累计销量达到303.30万辆;前十名中国品牌轿车累计销售106.94万辆,与前十位外国品牌之差为196.36万辆。

  中国品牌乘用车历经10多年发展,特别是近5年来的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一是主要整车企业建立了比较完整技术研发体系,有流程、有标准、有设计和验证手段,在研发能力建设方面累计投入超过500亿元,实现从技术依赖向技术自主的转变,从逆向开发向正向开发的转变;二是研发水平大幅提升,基本具备整车造型能力,部分主流车型造型堪比外国品牌,基本掌握车辆安全、节能、环保等核心技术,实现动力平台、车辆平台技术自主化;三是产品水平不断进步,同级别车辆配置相当于或超过外国品牌,具有性价比优势;四是产品市场覆盖率大幅提高,产品线已拓展至各个细分市场,基本能够满足不同客户需求;五是产品品质的提升,据J.D.Power数据显示,中国品牌乘用车新车质量(IQS)PP100(每100台车辆的问题点数)与外国品牌差距已由2007年的139个PP100缩小到2013年的50个,相当于外国品牌2010年水平;六是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5月,习主席在上汽视察期间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中国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在国家有关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中国品牌新能源汽车已经具有很好的产品技术基础和市场基础,进入2014年,新能源汽车呈现2倍以上的净增长,引起世界汽车界广泛关注,江淮纯电动车为新能源汽车在私人用车市场推广做出积极贡献,比亚迪在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的市场表现突出。

  虽然中国品牌乘用车总体份额下滑,但长安、一汽、广汽、北汽等骨干企业在中国品牌乘用车增速和份额连续下滑的形势下仍能保持增长势头,逸动、荣威、奔腾、哈弗、吉利等车型增速也高于细分市场平均增速。我们认为,这是企业扎扎实实做产品,坚持不懈抓质量,立足长远谋品牌的结果,这也是做强中国品牌汽车努力方向,是中国品牌汽车的希望。相信一定会有一批中国品牌汽车企业逆势而起,成为中国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成为建设汽车强国的中坚力量。

  2014年,德系、日系、美系、韩系和法系乘用车分别销售394.09万辆、309.52万辆、252.55万辆、176.61万辆和72.70万辆,分别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20%、15.71%、12.82%、8.96%和3.69%。与上年同期相比,日系乘用车销量增速略低,其他外国品牌增速均超过10%。

  2014年,德系、日系、美系、韩系和法系轿车分别销售334.43万辆、216.91万辆、204.56万辆、136.16万辆和60.93万辆,占轿车销售总量的27.02%、17.53%、16.53%、11%和4.92%。与上年同期相比,日系和美系轿车销量增速低于10%,其他外国品牌呈较快增长。

  (四)商用车产销同比回落

  2014年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380.31万辆和379.13万辆,比上年分别下降5.7%和6.5%。

  2014年客运市场增长,使得客车产销总体保持增长。其中旅游客车增长,长途汽车受高铁影响有所下降。

  客车产销60.72万辆和60.69万辆,同比增长7.63%和8.37%。其中:大型客车产销8.35万辆和8.42万辆,同比增长2.02%和3.15%;中型客车产销7.88万辆和7.96万辆,同比下降14.28%和11.62%;轻型客车产销44.49万辆和44.31万辆,同比增长13.96%和14.10%。

  2014年,受排放标准升级影响,货车产销下降。由于排放标准升级节奏过快,货车行业内销售低排放标准产品的套牌行为普遍存在,2014年环保等部门加大了对套牌行为的查处力度,另外排放标准升级所必需的油品及尿素供应不到位,导致有些企业不得不限产甚至停产,其中轻型货车受到的影响最大,销量比去年减少24.57万辆。另外经济下行也是2014年货车市场下降的原因。

  货车产销319.59万辆和318.44万辆,同比下降7.86%和8.92%。其中:重型货车产销74.75万辆和74.40万辆,同比下降1.73%和3.89%;中型货车产销24.79万辆和24.78万辆,同比下降13.16%和13.60%;轻型货车产销166.16万辆和166.27万辆,同比下降12.31%和12.87%;微型货车产销53.89万辆和52.99万辆,同比增长2.17%和0.55%。

  商用车产销表现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2014年商用车分月完成情况基本符合历史变动情况。1、2月份产销水平较低,3月份达到全年最高点,之后逐月下降,8月到达一个低点,从8月开始逐步回升。

  受经济下行影响,与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密切相关的重型货车市场2014年有所下降,销量同比下降了3.89%。

  (五)行业集中度提高

  2014年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集团销量合计为2107.65万辆,比上年增长8.9%,高于全行业增速2.1个百分点。占汽车销售总量的89.7%,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

  (六)企业库存情况

  2014年年末汽车企业库存为114.69万辆,其中,乘用车库存为92.9万辆,商用车库存为21.79万辆。

  (七)汽车出口和进口一降一增

  据中汽协会统计的汽车整车企业出口数据,2014年汽车累计出口91.04万辆,比上年下降6.9%。其中乘用车出口53.30万辆,比上年下降10.6%;商用车出口37.73万辆,比上年下降1%。

  出口下降的影响因素:一是技术、品牌、营销实力不强,难以适应国际市场;二是局部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乌克兰、俄罗斯、伊拉克等主要出口国汽车整车出口量较上年分别下降72.57%、31.23%和17.01%;三是汇率影响,国际主要货币对美元贬值削弱了我国汽车产品出口竞争力。

  根据海关数据整理,1-11月,汽车整车累计进口129.54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20.7%,全年预计进口140万辆。

  进口汽车主要车型为越野车、轿车和小型客车;出口主要车型为轿车、载货车和客车。

  (八)新能源汽车产销爆发式增长

  据中汽协会统计,2014年新能源汽车生产78499辆,销售74763辆,比上年分别增长3.5倍和3.2倍。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48605辆和45048辆,比上年分别增长2.4倍和2.1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894辆和29715辆,比上年分别增长8.1倍和8.8倍。

  2014中国新能源汽车从导入期进入到成长初期,新能源汽车已经从展台上静态展示的概念车大批走进了市场,销量迅速攀升。没有新能源布局的汽车企业等于已经没有了未来。比亚迪、北汽集团、上汽集团、长安集团及奇瑞、江淮都成功实现了市场化销售。其中比亚迪“秦”和E6供不应求,每月上牌数达到千辆。宝马、特斯拉等国际主流品牌也纷纷把电动车导入国内。整车行业都在响应国家号召进行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规划。

  2014年新能源汽车利好政策密集出台,激发了普通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动力。

  中国新能源汽车试点采取的是公共优先、私人跟进,循序渐进的推广模式。私人消费比重不断扩大,才真正意味着新能源汽车迈入成长期。目前市场上纯电动轿车的价格20万元左右,免征车购税政策出台后,购置税、消费税、车船税都免了,加上国家补贴、地方补贴,10万元左右就能买辆电动轿车。

  (九)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据17家重点企业快报统计,1-11月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25014.35 亿元,同比增长10.6%;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8055.64亿元,同比增长10.0%;完成利税总额4905.15亿元,同比增长8.6%。

  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2014年1--11月汽车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59685.9亿元,同比增长12.3%;利润总额5236.4亿元,同比增长16.7%;主营活动利润4395.5亿元,同比增长16.9%。

  (十)摩托车产销量为2007年以来新低

  2014年摩托车产销量继续下降,全年产销摩托车2126.78万辆和2129.44万辆,比上年下降7.1%和7.6%,产销量已连续三年下降,为2007年以来新低。其中,二轮车产销1890.77万辆和1893.61万辆,比上年下降7.6%和8.1%;三轮车产销236.01万辆和235.83万辆,比上年下降2.5%和3%。

  从季度情况看,一季度销售500.63万辆,同比下降9.4%;二季度销售541.01万辆,同比下降8.7%;三季度销售525.11万辆,同比下降6.9%;四季度销售562.5万辆,同比下降4.9%,同比降幅逐季收窄。

  摩托车出口下降。2014年摩托车出口量明显低于上年,全年出口摩托车858.38万辆,比上年下降6.4%。其中,二轮车出口828.11万辆,比上年下降7.8%;三轮车出口30.27万辆,比上年增长63.4%。

  从全年出口情况看,四季度出口出现了回升,其中12月出口达到79.21万辆,为年内新高,是全年出口唯一增长的月份。

  二、汽车产业面临的形势

  能源压力:2014年我国进口原油3.1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9.6%,预计2020年对外依存度将达到70%,能源需求压力进一步加大,能源安全问题日益严峻。目前,汽车消耗成品油约占成品油总量的70%左右。根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乘用车新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5.0升/百公里,节能型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达到4.5升/百公里。严格的指标为节能和新能源汽车发展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传统汽车油耗水平提升也面临更大的技术升级压力。

  环境压力:我国大气污染形势严峻,以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为特征污染物的区域性大气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为切实改善空气质量,国务院制定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汽车尾气是造成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随着国家对汽车尾气排放标准的加快升级,重点地区提前实施更高的排放标准要求,汽车行业必须加大投入,通过技术升级满足污染物排放的要求。

  交通压力:近些年我国机动车数量增势迅猛,为缓解交通压力、治理大气污染,有的城市采取了机动车限购、限行等措施。限购、限行等限制总量的行政性措施成为各地政府部门遏制交通进一步恶化的重要手段。虽然限制总量增长的措施在一段时间内可以缓解公共交通建设缓慢与私车保有量增长的矛盾,但这些措施实际扭曲了市场,制约了汽车产业,特别是中国品牌的发展。

  汽车工业可持续发展面临能源、环境、交通等因素的极大挑战。国家将继续加大淘汰老旧汽车将给汽车产品升级提供机遇,同时汽车行业必须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技术水平,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领域、车辆智能控制、车车和车设施之间信息化、新材料和轻量化技术、回收再制造技术等方面,需要不断突破,才能适应新的发展时期社会对汽车产品安全、节能、环保等方面的需求。

  三、2015年形势分析和预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阐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也在新常态下出现了转化:一是产销增速从高速增长向平稳增长转化;二是从满足市场需求向适应社会资源禀赋转化;三是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化;四是从制造业向“两化”深度融合转化。汽车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肩负着拉动消费和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责任。汽车产业主动适应新常态、主动适应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主要应该在以下几方面着手发力:要靠创新及掌握核心技术、要靠汽车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要靠节能环保技术,要靠品牌文化建设、要靠发现和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比如SUV、MPV、高品质高附加值车型、智能汽车,新的营销模式,新的服务模式等,来满足市场需求,提高效益,实现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015年,汽车产业发展将面临复杂多变的形势和诸多不确定因素。

  (一)有利因素

  1、全球经济有复苏向好趋势,各方预测要好于2014年。美国经济将保持增长稳定,预计2015年达到3%左右。欧盟经济降中趋稳,明年有望止跌回稳。日本经济将低位增长,但不确定性增加。受发达经济体需求带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将略有回升。

  2、2015年GDP增速仍将维持在7%左右,为汽车市场保持一定增长奠定基础。

  3、从汽车保有量看,中国还处于100辆/千人左右的水平,仍然存在很大的消费空间,对汽车,尤其是对乘用车的刚性需求仍然存在,特别是消费者喜爱的SUV、MPV将保持高速增长。

  4、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加快;三、四线汽车市场和农村市场有望较快增长。

  5、公车改革短期内会对汽车市场产生利好。

  6、淘汰黄标车以及老旧车力度增加,以及对黄标车以及老旧车的限制使用,对释放汽车消费有正向作用。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中,针对雾霾频发、大气污染等问题,要加强淘汰黄标车工作,促进节能产品推广,并加快油品升级。《2014黄标车及老旧车淘汰工作实施方案》以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规定,到2015年,淘汰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的黄标车,基本淘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内的500万辆黄标车。如果规定能够严格执行落实,这将对2015年的汽车消费升级有较大的提升作用。

  7、新能源汽车有望快速增长。 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扶持和补贴,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发展势头良好。2014年出台了一系列的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政策措施,由于政策的延续性, 2015年还会保持比较高的成倍增长速度。

  8、如果国际油价持续低位态势,将对汽车消费产生利好。

  (二)不利因素

  1、限购

  基于环境、交通、土地资源压力,深圳成为继北京、上海、广州、贵阳、石家庄、天津和杭州之后,全国第8座实施汽车限购的城市。预计2015年实施限购的城市还将有所增加,这对汽车销售将产生不利影响。限购蔓延还会引发短期内其他城市的抢购,造成透支消费,长远看对汽车市场汽车稳定发展不利。限购政策是政府懒政的一种表现,与此同时,限购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是违法的政策。对乘用车市场而言,由于获取车牌号的时间和成本太高,直接导致消费者倾向于购买合资品牌和进口车,将进一步挤压自主品牌乘用车的市场空间。

  2、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的政策

  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的政策包括限行、增加停车费、收取拥堵费等,这些政策都将抑制汽车消费。

  3、载货汽车市场面临下行压力

  2015年国内经济的下行压力会更大,经济发展乏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投资不足。公路、房产等投资下行,直接导致运输量下滑,再加上能源行业受到国际市场降价因素的影响,能源企业将进一步压缩成本,这也就造成货运收入的下滑。另外2015年开始将实施国四排放标准,期间产品性能的稳定性、油品和尿素供应、排放核查力度加严,都将对载货汽车市场产生难以预知的影响。

  4、经济下行将导致居民收入增长乏力,将影响汽车消费

  5、油价持续下跌的不利影响

  低油价将导致对新能源车的购买热情下降,同时导致高油耗车型需求上升,这种趋势不利于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转型。

  6、汽车出口或将持续低迷

  国际经济形势的趋好,虽然有利于国内汽车出口,但是受到技术、品牌、营销实力的限制,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如中东地区、东欧部分国家政局的不稳定,非洲、南美等市场政策的变化以及卢布危机,我国汽车出口近两年来处于下滑态势。2015年我国汽车出口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2015年在宏观经济增速整体放缓形势下,汽车产业整体增速会延续2014年的平稳态势。预计2015年中国汽车全年销量为2513万辆,增速为7%;乘用车销量在2125万辆左右,增速为8%;商用车销量在388万辆左右,增速为2.4%。预计2015年出口汽车约为86万辆,增速为-5%;进口汽车156万辆,增速为10%。

  乘用车市场增速相对乐观,消费需求的刚性仍然存在,这种新车购车需求是保持汽车市场正增长的根本原因。

  商用车市场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较大,预计2015年会有微增长的趋势。其中客车有望保持增长,货车,特别是与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重型货车可能继续2014年的下降趋势。

  四、政策建议

  (一)加快修订汽车产业发展政策

  目前,汽车产业管理的主要依据是2004年版《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十年来在产业政策的指导下,汽车产业得到快速健康发展。在经济新常态下,汽车行业进一步发展与管理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统筹解决。通过重新修订产业政策,解决行政干预、多头管理、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等方面的问题,真正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目标,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促进中国品牌汽车的发展。

  (二)鼓励创新投入

  创新是汽车产业持续发展和做大做强的基础,国家应当进一步加大企业创新投入的鼓励力度。建议以成品油消费税改革所获得的新增税收建立汽车行业创新基金,鼓励汽车行业在的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方面的创新投入,促进行业技术进步,实现中国品牌汽车的快速发展。

  (三)解决汽车行业多头管理

  目前,汽车行业多头管理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行业的发展。政府主管部门应当进一步转变思路,以“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为基本原则,健全完善汽车行业管理的法律体系;从建立汽车行业统筹管理的角度出发,梳理汽车行业行政管理内容,明确各政府部门的职能,加强部门间协调,构建科学合理的行业管理体系。

  (四)机动车限购限行应依法实施

  限购限行等措施应该符合法律程序,依照法律规定来执行。必须通过科学的标准,严格设定政府使用限购限行措施的具体条件。同时,还应对限购限行的时间长度做出明确,特别是限行时间最多不能超过空气质量限期达标的期限。

  (五)切实推进淘汰黄标车及老旧车工作

  淘汰黄标车及老旧车是现阶段节能减排、促进消费最有效的手段。建议严格执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相关要求,并延续《2014年黄标车及老旧车淘汰工作实施方案》所提出的要求,扎实做好2015年黄标车及老旧车淘汰工作。建议中央和地方财政加大财税补贴力度。

  (六)推进财税政策改革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将汽车消费税由生产环节征收改为在销售环节征收,并且研究消费税与购置税合并征收。

  (七)鼓励“走出去”

  培育全球化、跨国汽车企业是实现汽车强国的必经之路。目前,与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比较海外市场的发展明显滞后。建议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各项优惠政策,尤其是财税政策。具体包括:通过专项基金等方式支持中国品牌企业研发,为海外投资提供融资和担保支持;建立主要市场国的投资指南,为企业人员提供专题的投资政策和地区政策的专业培训;通过补贴的方式支持企业海外技术、服务等人才的培训;推进国内实验室的认证发展,整合认证资源,实现结果认证结果互认;推进双边贸易谈判进程,解决目前存在的市场国贸易壁垒的措施;加快通关便利化措施;加快自贸区谈判步伐,降低企业进入新兴市场门槛,提高企业出口产品在当地综合竞争力。

  (八)加快建立车用尿素供应体系

  为了切实有效的推进“国四”标准的实施,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建设车用尿素加注体系。目前,尿素供应和质量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标准提升带来的减排效果和国四标准载货车正常使用。建议尽快确定行业管理的主管部门,加快进行尿素供应体系建设,保障高速公路和国道沿线的加油站能供应尿素。同时建立尿素产品的质量监管体系。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信息化“十三五”面临黄金发展期

  信息化标准规范工作滞后,网络空间法律法规缺失,信息化管理模式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如果国家层面就此问题继续迟疑不决,会直接制约“十三五”信息化“黄金发展期”。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冲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十三五”时期将与之并肩鼓荡奋进。毫无疑问,这会大大推进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快速深化,信息化加速向互联网化、移动化、智慧化方向演进,“信息化+”和“互联网+”引发经济社会结构、组织形式、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以信息经济、智能工业、网络社会、在线政府、数字生活为主要特征的高度信息化社会将在“十三五”期间引领我国迈入转型发展新时代。

  新技术革命五大趋势

  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快速深化,体系化创新特征明显。

  集成电路、基础软件、计算机、通信网络、互联网应用、信息处理等原有技术架构和发展模式不断被打破,创新周期不断缩短,主要环节步入代际跃迁的关键时期。信息领域技术创新交叉融合、群体突破、系统集成特征更加突出,从传统的单点、单环节创新向芯片、软件、系统、网络、内容和服务等多要素集成创新、协同创新、系统性创新转变,单一产品优势加速向产业体系优势转化。

  信息基础设施加速向高速化、泛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

  信息基础设施正进入宽带普及提速的新时期,光纤接入和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的创新发展将构建无缝连接的高速网络环境。下一代互联网和新型网络架构加快部署,无线频谱与空间轨道资源战略价值和基础作用日益凸显。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应用基础设施加速推进,无处不在的信息网络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基础设施。

  信息化从支撑经济发展向引领经济发展转变,成为提振经济的重要驱动力。

  2011--2014年全球ICT产业年均增长2.6%,高于全球GDP增长速度。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研究表明,到2025年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来自于基于ICT产业的数字经济。2006--2011年,十三个经济领先的国家,其互联网所创造的价值占GDP的21%。

  据波士顿公司研究,2016年G20的互联网经济将达4.2万亿美元,未来五年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经济将平均以17.8%的速度增长,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传统产业。同时,信息化还提供了一条高技术、高效率、高附加值却几乎不增加污染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慧城市快速发展正在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变革生产方式。

  信息化正在形成高效率、跨时空、多功能的网络空间,网络社会、在线政府、数字生活成为现实。

  世界各国积极开辟、创新利用网络空间打造在线政府,各国积极推行基于网络空间的政务工作模式,实施政务主动服务,促进资金流、信息流、服务流向网上迁移,加快普及网上公共服务。传统的教育、媒体、娱乐等活动的生产组织方式和传播方式加快数字化、网络化转型,网络教育、在线娱乐等新的生产和传播组织方式正加速形成,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和知识扩散功能进一步强化。人类社会进入了基于信息网络的大创新、大变革时代。

  网络空间安全形势日趋严峻,成为国际博弈竞争的新焦点。

  网络空间正成为新兴全球公域,世界强国围绕网络空间发展权、主导权、控制权的角逐日趋激烈。美、俄、英、法、印、日、德、韩等国,纷纷将网络空间安全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全面强化制度创设、力量创建和技术创新,不断争取网络空间话语权,试图抢占全球网络空间竞争优势。网络空间各国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的现实需求与利益碰撞,使网络空间安全成为大国博弈的新制高点。网络病毒、网络攻击、网络窃密、网络渗透等现象日趋常态化,网络安全与外交、经贸问题日益交织,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决定国家战略利益分配的关键因素。

  政府管理面临三大挑战

  “十三五”时期,我国信息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将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标准规范滞后。

  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标准规范制定脱离和难以跟上实际应用需求的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主管部门认为当前出台标准尚未成熟,对出台标准迟疑不决,地方对这些标准出台又非常渴望,以至于标准规范制定难以跟上实际应用需求。

  例如,工业领域亟需制定物联网、云计算、信息系统集成、智能制造等行业性的信息化标准规范。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带来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电子商务、数据开放、信息安全、个人隐私、互联网金融等新业务健康发展亟待更加完善的标准规范。

  二是网络空间法律法规缺失。

  当前人类在网络空间的活动大量开展,网络空间的活动正替代现实空间的活动,但是我国目前尚未清晰界定网络空间行为主体的责权利,网络空间的很多新行为亟待法律和制度认可。例如,网上投票、网上举报、网上博彩、网上办公、网络会议、电子发票等的参与主体身份确定以及该网络行为的合法性未界定。网络空间的治理和监管本身也亟需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

  目前,我国网络空间治理的法律进程总体落后于网络空间的发展,某些在实体空间使用的法律法规不太适用于互联网发展实际,在实施过程中效率不高;有关互联网的执法行为往往遭遇灰色地带,出现法律冲突等问题。

  三是信息化管理模式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

  当前,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正向集中管理和集成应用方向发展,需要跨部门整合信息资源并实现互联互通,但是受传统管理体制的约束,大量需要互联互通的中央部门垂直业务系统不能互联互通,需要整合的无法整合,需要共享的无法共享,整体成效尚难发挥。

  例如,民政部的婚姻信息数据,由于民政部有管理规定只能对公检法信息开放,致使地方民政部门无法向同级横向部门提供共享数据。现有信息化推进模式缺乏统筹管理和顶层设计。以智慧城市建设为例,智慧城市建设涉及基础设施、社会管理、民生服务、资源环境等多个领域,而每个领域的信息化建设都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单独依靠某一个部门建设智慧城市,必将难以实现城市的真正智慧。

  决战“制高点”四大对策

  “十三五”期间,要以充分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主导作用为主线,全面加强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把数据和信息资源作为重要生产要素,把信息化作为牵引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着力点,把信息化用于解决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释放IT红利,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领作用,打造网络强国,构筑信息时代的国家竞争新优势。

  一是加快完善信息化标准规范体系。

  加大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应用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力度,简化标准制定流程,加强对信息化项目的标准规范要求。组织大型企业、行业组织研究制定适合行业特点的“两化”融合技术标准规范,如能源管理系统技术规范、企业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技术规范、数据中心技术规范等。加强电子商务标准建设,规范电子商务信息发布、信用服务、网上交易、电子支付、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纠纷处理等服务。加快建立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破解工业信息系统集成协同应用难题。实施信息技术应用标准规范“先行先试”绿色通道制度,允许一些行业和地方先行实施某些信息技术标准规范,在智能制造标准重大示范项目中率先探索应用模式。

  二是建立健全网络空间管理体系。

  大力推进网络空间立法,形成完备的网络空间法律法规体系。推动建立网络空间行为合法的社会制度,基于可信身份管理,推进网上办公、网络会议、远程服务,推广电子发票、电子单据等,营造一个便捷高效、务实创新、可信可用的网络空间环境。推进网络空间监管的法制化、规范化、透明化。通过立法手段,加强对国家、企业和个人的信息及知识产权的保护。以规范精准、有理有节为原则,加强对不法网络行为的打击。

  三是创新信息化管理模式。

  完善信息化统筹协调机制,明确国务院各部门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推进信息化中的事权关系,加强电子政务互联互通、协同共享的跨部门协调与合作,形成分工合理、权责明确、聚合力量的信息化推进工作机制。引导各领域、各地区加强信息化发展的统筹规划,重点抓好跨领域、跨地区重大信息化项目的统筹协调。

  推广政府首席信息官制度,将首席信息官纳入政府决策班子。以网上政务服务推动简政放权和行政体制改革,制定公共信息资源开放共享管理办法,鼓励公共信息资源的社会化开发利用。创新信息化投融资机制,鼓励采取设施租赁、设施参股、服务参股等方式参与信息化项目建设。加快中国特色新型信息化智库建设,完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专家咨询制度。

  四是加强信息化发展水平及绩效评估。

  完善信息化发展指数、两化融合指数、电子政务指数、信息消费指数的统计监测和绩效评估,建立定期发布统计监测结果的制度。建立统计监测服务平台,为各地开展统计监测和评估提供基于网络的公共服务平台。在此基础上,加大各经济社会领域的信息化指标量化分析和监测,开展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的理论研究,科学分析信息化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贡献和间接效益。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罗文

 

2014年我国钢管生产、消费及进出口情况

纵观2014年,我国钢管市场供大于求依然明显,钢管出口呈现“量平价跌”、进口“量增价涨”的态势,钢管价格持续走低。

1  我国钢管产量及表观消费情况

去年我国焊接钢管产量、表观消费量同比仍以个位数增长,增速继续回落;无缝钢管产量微增,表观消费量出现负增长,增速以两位数回落。

2014年,我国共生产钢管8898.01万吨,比上年增加459.12万吨,增长5.44%,与上年增速13.88%相比,回落8.44个百分点。全年钢管产量在我国钢材总产量中的占比为7.91%

2014年我国钢管表观消费量8006.90万吨,比上年增加426.21万吨,增长5.62%,与上年增速15.45%相比,回落9.83个百分点;钢管表观消费量增速高于产量0.18个百分点,说明总体产销处于一个较为平稳的态势。

2014年,我国共生产无缝钢管3137.02万吨,比上年增加5.93万吨,增幅为0.19%,与上年增速13.67%相比,回落13.48个百分点。无缝钢管表观消费量2633.13万吨,比上年减少8.73万吨,降幅为0.33%,与上年增速16.92%相比,回落17.25个百分点。

无缝钢管产量同比基本持平,表观消费量出现负增长,这是我国已进入无缝钢管消费总量峰值平台区的明显信号,说明无缝钢管市场需求环境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市场需求偏弱的压力下,无缝钢管产能、产量和消费量同时受到不同程度的遏制,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自然反应。

2014年,我国焊接钢管产量为5760.99万吨,比上年增加453.18万吨,增长8.54%,与上年增速14.0%相比,回落5.46个百分点。焊接钢管表观消费量5373.77万吨,比上年增加435.24万吨,增长8.81%,与上年增速14.69%相比,回落5.88个百分点。

2014年我国钢管、无缝钢管和焊接钢管产量、表观消费量及同比增速见表1

2  我国钢管进出口情况

去年我国钢管进出口总体表现为:出口“量升价跌”,进口“量增价涨”。

2014年,我国钢管出口量为938.60万吨,比上年增加38.18万吨,增长4.24%。与上年增速1.61%相比,上升2.63个百分点。钢管出口量在我国钢材出口总量中的占比为10.01%

2014年我国钢管进口量为47.48万吨,同比增加5.21万吨,增长12.33%,与上年增速0.29%相比,上升12.04个百分点。

钢管进出口相抵,去年我国净出口钢管891.12万吨,比上年增加32.92万吨,增长3.84%,与上年增速1.68%相比,上升2.16个百分点。

2014年,我国钢管出口均价为1150美元/吨,同比下跌59美元/吨,降幅为4.88%;钢管进口均价为4188美元/吨,同比上升182美元/吨,涨幅为4.54%。钢管进出口均价相差3038美元/吨,进口钢管均价是出口均价的3.64倍。

去年我国无缝钢管出口量为531.44万吨,比上年增加19.48万吨,增幅为3.81%,与上年下降0.93%相比,增幅上升4.74个百分点。我国无缝钢管出口量在钢管出口总量中的占比为56.62%。去年我国无缝钢管进口量为27.56万吨,比上年同期净增增加4.81万吨,增幅为21.18%,与上年同期增幅3.64%相比,上升24.82个百分点。

去年,我国无缝钢管出口均价为1295美元/吨,同比下降20美元/吨,降幅为1.53%。;无缝钢管进口均价为5390美元/吨,同比上涨439美元/吨,涨幅为8.86%。无缝钢管进出口均价相差4095美元/吨,进口无缝钢管的均价是出口均价的4.16倍。

去年我国焊接钢管出口

量为407.16万吨,比上年增加18.65万吨,增幅为4.80%,与上年增速5.16%相比,上升0.36个百分点。我国焊接钢管出口量在钢管出口总量中的占比为43.38%

去年我国焊接钢管进口量为19.92万吨,比上年增加0.39万吨,增幅为2.02%,与上年下降4.61%相比,增幅上升6.63个百分点。

去年我国焊接钢管出口均价为978美元/吨,同比下跌87美元/吨,降幅为8.15%。;

焊接钢管进口均价为2572美元/吨,同比下降283美元/吨,降幅为9.90%。焊接钢管进出口均价相差1594美元/吨,进口焊接钢管均价是出口均价的2.63倍。

22013-2014年我国钢管出口情况对比。

去年我国无缝钢管出口主要品种是油气输送管线管、油井管和锅炉管,分别出口227.18万吨、197.34万吨和15.5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5.15%、下降4.78%和增长21.76%。无缝钢管共计出口到全球186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出口对象为印度和韩国,分别出口37.95万吨和29.15万吨,同比分别下降2.08%13.75%

去年我国焊接钢管出口的主要品种是油气输送管线管和焊接油套管,分别出口158.36万吨和5.37万吨,同比分别下降13.59%和增长19.41%

焊接钢管共计出口到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出口目的地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分别出口32.29万吨、20.67万吨和19.0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8.45%62.80%24.94%。主要出口目的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合计占我国焊接钢管总出口量的17.68%

2014年,我国进口钢管47.48万吨,同比增长12.33%。其中,进口无缝管27.56万吨,同比增长21.20%;进口焊接钢管19.92万吨,同比增长2.02%

去年我国无缝管进口主要品种是油井管、管线管和锅炉管,分别进口5.68万吨、0.89万吨和10.16万吨,同比分别下降4.10%、增长1.83%39.10%主要进口来源国为日本和德国。

焊管进口主要品种是焊管油套管、焊接管线管和<406.4mm普焊管,分别进口0.93万吨、0.64万吨和8.80万吨,同比分别增长56.0%、下降69.01%11.17%。占我国焊管进口总量的52.06%。主要进口来源国为韩国和日本。

2014年我国进出口钢管主要品种及价格情况见表3和表4

3  全国分省市钢管产量情况

全国分省市钢管产量同比有增有减,钢管产量在1000万吨以上除天津、河北两省市外,又增加山东,广东钢管产量后来居上,替代陕西,位居第十;焊管产量福建替代四川,位居第十。

3.1  全国主要省市钢管产量情况

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钢管产量排名前十位的省市依次为: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辽宁、四川、新疆、广东。排名前六位的省市同比保持不变,辽宁由2013年的第八升居第七,四川退居第八,新疆继续保持在第九位,第十位由广东替代陕西。去年天津、河北和山东钢管产量分别为2182万吨、1533万吨和121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2.21%14.05%20.23%,山东首次跨入1000万吨以上省市行列,2014年三省市钢管产量均以两位数增长,主要原因是三省市近年新建机组产能的持续释放;位居第四的江苏钢管产量为764万吨,同比下降7.29%,2014年以无锡西姆莱斯等一批民营企业停产或破产是江苏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位居第五第六位的浙江和河南钢管产量分别为496万吨和329万吨,同比分别增长9.12%和下降5.09%100万吨以上的辽宁、四川、新疆和广东钢管产量分别为206万吨、200万吨、186万吨和185万吨,同比分别下降16.32%18.11%11.76%和增长31.36%2014年钢管产量负增长的省市分别是江苏、河南、辽宁和四川,钢管产量增速最快的是广东,达到31.36%,主要是受佛山小型焊接钢管民企发展较快影响。

2014年我国钢管产量位居前三位的天津、河北和山东,在全国钢管总产量中的占比分别为24.52%17.23%13.63%;排名前三位省市合计产量在全国钢管总产量中的占比为55.38%,排名前十位省市合计产量占比为81.97%

3.2  全国主要省市无缝钢管产量情况

2014年我国无缝钢管产量排名前十位的省市依次为:山东、江苏、天津、河南、浙江、湖北、内蒙、四川、湖南和辽宁。

1  2014年我国钢材、钢管产量及表观消费量情况    万吨

 

产量

表观消费量

钢材

钢管

无缝钢管

焊接钢管

钢管

无缝钢管

焊接钢管

2014

112557

8898

3137

5761

8007

2633

5374

2013

107748

8439

3131

5308

7581

2642

4939

同比增加量

4810

459

6

453

426

-9

435

同比增幅%

4.46

5.44

0.19

8.54

5.62

-0.33

8.81

2  2013-2014年我国钢管出口情况对比    万吨

 

2014

2013

增减量

同比,%

钢管出口量

938.60

900.47

38.13

4.24

在钢材出口量中的占比%)

10.01

14.45

-4.44

-

在钢管产量中的占比,%

10.55

11.28

-0.73

-

其中

无缝钢管出口量

531.44

470.02

19.48

3.81

占钢管出口量,%

56.62

52.20

4.42

-

焊接钢管出口量

407.16

388.51

18.65

4.80

占钢管出口量,%

43.38

43.15

0.23

-

钢管净出口量

891.12

858.20

32.92

3.84

其中

无缝钢管

503.88

489.22

14.66

2.99

焊接钢管

387.24

369.0

18.24

4.94

3  2014年我国钢管出口主要品种及价格    万吨

 

2014

2013

同比,%

平均价格,美元/

2014

2013

同比,%

无缝钢管出口量

531.44

470.03

1.79

1281

1318

-2.74

占钢管出口量,%

56.62

52.18

4.44

-

-

-

其中

油井管出口量

197.34

207.26

-4.78

1337

1363

-1.91

占无缝钢管出口量,%

37.13

44.10

-6.97

-

-

-

管线管出口量

227.18

216.06

5.15

891

959

-7.14

占无缝钢管出口量,%

42.75

45.97

3.22

-

-

-

锅炉管出口量

15.56

12.78

21.71

2228

2124

488

占无缝钢管出口量,%

2.93

2.72

0.21

-

-

-

焊接钢管出口量

407.16

388.51

4.80

978

1065

-8.15

占钢管出口量,%

43.38

43.15

0.23

-

-

-

其中

焊接管线管出口量

158.36

183.27

-13.59

864

1051

-17.76

占焊接钢管出口量,%

38.89

47.17

-8.28

-

-

-

焊接油套管出口量

5.37

4.50

19.41

1139

1229

-7.37

占焊接钢管出口量,%

1.32

1.10

0.37

-

-

-

406.4mm普焊管出口量

104.05

84.73

22.80

838

867

-3.34

占焊接钢管出口量,%

25.56

21.81

3.75

-

-

-

去年山东无缝钢管产量位居第一,产量为894万吨,同比增长30.0%;山东无缝钢管产量快速增长的主因是临沂、聊城新增斜轧延伸机组和改进型自动轧管机组产能的集中释放;江苏位居第二,产量为564万吨,同比下降7.82%;天津仍保持第三,产量为323万吨,同比下降5.51%;河南继续位居第四,产量为222万吨,同比下降11.26%;百万吨以上省市有浙江、湖北、内蒙古、四川和湖南,产量分别为160万吨、140万吨、123万吨,119万吨和109万吨,分别增长2.80%7.35%,下降19.99%10.51%19.31%;百万吨以下省市仍是辽宁,产量为95万吨,增速下降5.75%

2014年我国无缝钢管产量排名前三位的山东、江苏和天津,在全国无缝钢管总产量中的占比分别为28.50%17.98%10.30%;排名前三位省市合计产量在全国无缝钢管总产量中的占比为56.77%,排名前十位省市合计产量占比为87.62%

4  2014年我国钢管进口主要品种及价格    万吨

 

2014

2013

同比,%

平均价格,美元/

2014

2013

同比,%

无缝钢管进口量

27.56

22.74

21.18

5356

4995

7.22

其中

油井管

5.68

5.93

-4.10

3002

3311

-9.32

管线管

0.89

1.83

-51.19

3885

3080

26.15

锅炉管

10.16

7.31

3913

7494

6884

8.86

焊接钢管进口量

19.92

19.53

2.02

2572

2855

-9.90

其中

焊接油套管

0.93

0.60

56.0

3044

3347

-9.05

焊接管线管

0.64

2.06

-69.01

3542

3851

-8.02

406.4mm普焊管

8.80

9.91

-11.17

1992

2095

-4.89

3.3  全国主要省市焊接钢管产量情况

2014年我国焊接钢管产量排名前十位的省市依次为:天津、河北、浙江、山东、江苏、新疆、陕西、广东、山西和福建。其中,天津和河北焊接钢管产量分别为1858万吨和1480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5.99%16.35%;山东、浙江和江苏三省焊接钢管产量分别为336万吨、319万吨和200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2.42%、下降0.69%5.74100万吨以上的有新疆、陕西、广东、山西和福建五省市,焊接钢管产量分别为185万吨、172万吨、171万吨、155万吨和151万吨,同比分别下降10.81%18.51%,增长35.27%7.99%43.90%。其中广东和福建两省增长最为迅猛,增幅分别达35.27%43.90%,陕西降幅最大,为18.51%。福建后来者居上,产量为151万吨,替代四川,位居第十位。

2014年我国焊接钢管产量排名前三位的天津、河北和山东,在全国焊接钢管总产量中的占比分别为32.25%25.69%5.83%。排名前三位省市合计产量在全国焊接钢管总产量中的占比为63.77%,排名前十位省市合计产量占比为87.26%

李强

 

2020年我国电力供求形势预测

  未来中国电力供求增速将进一步放缓,煤电占据主导地位但比重下跌的长期趋势不会逆转,买方市场的格局特征将更为显着。

  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我国电力行业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实现了持续较快发展。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电力进入买方市场,需求决定供给。影响未来电力供求的因素包括:经济放缓和产业结构升级,能源利用效率提升,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财税金融政策影响,以及各类电源经济效益差异等。综合判断,我国未来电力供求增速将进一步放缓,电源结构面临调整,预计2020年全社会用电量在6.7-7万亿千瓦时,电力装机18亿千瓦左右,其中煤电装机占比下降10个百分点至53%左右;发电量略高于全社会用电量,其中煤电占比降至62%左右。

  经济新常态使电力供求出现新趋势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电力行业加快发展,电力供求总量与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适应,结构稳中有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用电量呈现增速较快,且工业用电偏高、居民生活用电偏低的特征。

  过去30多年,我国电力行业总体上呈现卖方市场格局。一些年份甚至电力需求无法得到完全满足,2002年6月起,我国陆续有一些地区出现电荒、拉闸限电、甚至企业轮流开工等现象。

  2012年后,我国经济进入增速下滑、方式转变、结构调整、动力升级的新常态,电力供求格局因此出现新的变化。

  电力供求增速总体下滑。2012年以来,我国GDP季度增速总体呈下滑趋势,从2012第一季度的7.9%逐步降至2014第三季度的 7.3%。受电力供求增速总体下滑及产业结构加快调整的影响,我国发电量和用电量增速双双放缓,2012年后电力消费增速逐年快速下滑,2014年仅增长 3.8%。

  电力结构调整明显加快。2012年后火电新增装机容量延续下滑态势,从5065千瓦降到2014年的4729千瓦,占比从63.2%降到42.8%。水电、风电和光伏等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增长迅速,占比从36.9%上升到57.2%。

  火电利用小时下降。我国水电、核电、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实行优先调度,因此在电力供给宽松的情况下,火电容易受到清洁能源的挤压。受宏观经济疲弱、持续高温天数减少和来水偏多等因素影响,2014年火电利用小时数为4706小时,同比减少300多个小时。

  发电基地和输电通道建设提速。按照国家有关规划,将重点建设锡林郭勒、鄂尔多斯、晋北等9个千万千瓦级大型煤电基地,预计“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开工的煤电基地装机占比将分别达到66%和62.7%。同时,积极推进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澜沧江等流域大型水电基地建设。特高压建设也将加快,2015年华北、华东、华中特高压电网将形成“三纵三横”主网架,2020年以“五纵五横”为主网架的坚强智能电网将形成。

  电力供求呈现新趋势的主要原因

  经济新常态使电力进入买方市场时期。随着经济增速下滑,前期大量投资建成的部分电力装机出现产能过剩倾向,整个电力行业进入买方市场。买方市场的最大的特点是需求决定供给,而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节能技术进步等因素使我国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下降。这就决定我国电力供求总量增速将放缓。

  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要求电力结构加快调整。面对我国严峻治霾形势和实现2020年碳排放强度相比2005年下降40%-45%的节能减排目标,能源结构、电源结构和煤电布局进行调整势在必行。火电装机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被水电、核电、风电及光伏等清洁能源替代。

  电价和财税金融等政策促进新能源大发展。新能源享受优惠上网电价并优先调度的政策,并具有较高毛利率。综合发电成本和上网电价,2013年各电源平均毛利率分别为煤电19.7%、水电44.3%、核电39.9%、风电42.0%、光伏发电33.6%、生物质发电23.4%。同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金融和税收优惠政策以支持新能源发展。

  电力体制改革将促进电厂效益分化。总体来说,火电企业盈利受发电利用小时数和交易电价影响,因此业绩周期性波动也将加大。电力供求偏宽松环境下,电价有望进一步下调。水电具有成本优势且优先调度,电改背景下,竞争力强化且有一定程度提价预期,行业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提高。电改对新能源影响较小,将来随着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推出,对风电、光伏和生物质发电将形成利好。

  2020年电力供求预测

  2020年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电力发展新趋势将保持大体稳定。经济中高速增长,是带动电力需求增加的根本力量。同时,产业结构调整、节能技术进步、电力结构清洁化等,将放缓电力特别是煤电的增速。

  未来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将保持较低水平。电力弹性系数同产业结构、节能政策、城镇化水平及能源效率有很强的关系、基于产业结构调整、节能减排政策实施,城镇化率提高,以及能源效率提升,结合发达国家相似阶段的发展经验,笔者认为2020年前电力消费弹性维持在0.5-0.6左右的可能性较大。

  电力需求方面,从必要性看,实现十八大确定的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未来6年GDP年均至少要增长6.6%。综合考虑,预计 2020年前经济增速能够保持6.6%。前文我们预测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下降至0.5-0.6,由此测算2020年前电力消费年均增长速度在3.3-4%之间。预计到2020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6.7-7万亿千瓦时。

  电力供给方面,根据电力需求,结合经济发展、产业政策和电力行业技术特点,预计火电装机容量在2015年和2020年分别达9.51亿千瓦和 10.79亿千瓦;其中煤电装机容量分别为8.54亿千瓦和9.44亿千瓦;受天然气价格偏高、气电效益较差影响,预计气电装机容量分别为5300万千瓦和7300万千瓦。

  考虑到能源结构调整加速,预计2015年和2020年水电装机容量分别为3.18亿千瓦和3.9亿千瓦,核电装机分别为2900万千瓦和 5800万千瓦。风电装机容量分别达1.16亿千瓦和1.9亿千瓦。光伏电站特别是分布式光伏受政策、商业模式、融资、产品性能等多重因素影响,装机容量将分别达3600万千瓦和9000万千瓦,略低于2020年的规划目标。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分别达1200万千瓦和2000万千瓦。2015年和2020 年,全国总装机容量为14.5亿千瓦和18.07亿千瓦。

 

 

区域经济
西部地区工业化演进与路径选择(上)

摘要:本文从西部工业化的发展历程出发,分析西部工业化进程中所经历的每个阶段及特征,指出西部地区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表现出工业布局分散、工农业封闭单一循环、地区发展极不足等问题。因此,在新型工业化的要求下,西部地区应从集聚和整合工业产业、建立现代农业制度、培育经济增长极三个方面努力进一步推进工业化,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关键词:西部地区工业化,演进,路径

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基础与历程

地区工业化是在社会生产力变革和新生产技术的影响下,地区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动,包括地区产业协调和结构优化,工业总量扩大和工业比重提高、地区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用。进而导致以国民生产总值表示的产量增加或者人均产量增加为标志的经济增长。从形式上来看就是工业的崛起和成长壮大、地区产业结构中工业产业比重的增强、工业生产技术现代化程度提高、工业部门和其他非农产业部门劳动力容量扩大、工业生产速度增长和生产规模扩大等等(周浩然等,1993)。因此,地区经济基础和工业基础因素是地区工业化发展的前提。

()西部地区工业化基础

西部工业化发展建立在西部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结构和缺乏必要工业化进程要素的基础之上。西部地区工业化之初,地区商品经济不发达,各级各类市场很少,经济基础薄弱,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没有能够给工业化提供必需的物质条件。另外,地区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更没有现代经济聚集的工业区和大中城市,不存在地区工业增长点或发展级。工业化的起步是建立在地区内单一资源优势和东部经济资源的输入之上,主要表现为地区资源工业形成和东部企业内迁促进西部地区工业化发展。在这样的基础和条件下,西部地区工业化道路既受到落后经济结构的制约,又受到区外经济资源投入有限的约束,工业化发展只是集中在少数地区和交通干线周边。

()西部地区工业化发展历程

西部地区工业经过数十年的建设发展,现代工业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水平,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已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回顾其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西部地区工业化主要是由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战略和工业建设布局战略推动,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西部工业化的基础奠定时期(1949-1965)。西部地区工业化起点相比较于东部大区大致要晚100年,解放前的西部地区是一个纯农业兼有少量手工业的地区,地区发展落后,基本没有什么现代工业,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国家“一五”、“二五”、“1962-1965三年调整期”这段时期内,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推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导向下,西部地区迅速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为西部地区现代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五”时期,国家在西部地区的川(成都地区)、陕(关中地区)、甘(兰银地区)等重点地区开始大规模工业开发,主要围绕重点工程和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进行,涉及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和机械设备制造等工业产业。据统计,“一五”时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588.74亿元,其中西部地区为108.98亿元,占18.52%,其中西北占11.53%,西南占6.99%(赵曦,2002)。“二五”和三年调整期间,继续对西部地区加强重点项目建设,依托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开展了以钢铁、石油、有色金属和大型水电站为中心的西北、西南新工业基地建设和兰州、西宁、乌鲁木齐、银川、贵阳、昆明等地机械工业基地建设,另外还建设了煤炭开采、玻璃、氯碱等原材料工业。国家在西部地区的基建投资总额达373.8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48.5%。从“一五”到三年调整时期,西部地区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一五”占21.9%,“二五”占26.8%,三年调整期占30.9%,先后建立了钢铁、机械、化工、纺织、电子、航空航天、建材、能源工业为主工业生产基地和工业部门,形成了一大批大中工业城市,建立了以军事工业和基础工业为主的1300多个国营大中型企业(吕政,2002)

2.西部工业化的曲折前进时期(1966-2000)。这一时期基本处在我国的“三五”—“九五”计划期间,我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改革开放。进而在“非均衡发展”的思想指导下实施沿海地区开发战略,因此,以1978年为界,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入巩固和调整时期。“三五”、“四五”、“五五”期间的西部工业化只表现在国家的三线建设方面,是沿西部主要铁路骨架线散布在临近省区内的三线工业建设点。虽然国家没有停止对西部地区工业发展援助,但投资力度相对减弱(赵曦,2002)。改革开放以后,受国家战略转变的影响,西部地区工业建设国家投资比重逐渐下降。主要是对西部地区工业基地和“三线”企业实行调整改造、扩建,促进军工企业由军品转向民品生产,西部地区整体工业增长呈放慢态势。从工业增长速度来看,西部地区改革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0.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其中,“六五”和“七五”期间工业增长速度分别低于全国0.50.6个百分点,“八五”期间西部地区虽然也有较快速的增长,但增长速度仍然低于全国2.6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加大。“九五”期间西部地区的工业增长出现大幅度回落,增长速度比“八五”时期下降了5.1个百分点,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9个百分点(赵曦,2002)。从西部地区各省(市、区)的增长情况来看,各省(市、区)的增长速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增长最慢的是西藏、甘肃、内蒙古和青海。西部工业化在曲折中前进(陈佳贵等,2009)

3.西部工业化的大发展时期(2001年至今)。“十五”以来,在新型工业化理论的指导下,西部工业实行了转型和推行赶超发展战略。一是国家层面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西部大开发是国家为了缩小东西部差距,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国家改变了以往重点投资项目建设的西部工业化发展模式,进而变为以国家主导的西部工业化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引导银行和社会资金大量投入到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去。加强西部的通道、路网和信息沟通建设,实现东西道路交通运输能力的增强。西部地区新增公路通车里程22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6853公里),对贵州省公路、水路基础建设投资达到了525亿元(陈佳贵等,2009);新增铁路营运里程近5000公里,修建了青藏铁路、重庆——怀化铁路、兰武铁路复线、洛湛铁路南段和大理至丽江铁路、郑州至西安客运专线等铁路干线;新增民航运输机场10个。二是西部地区依靠国家扶持政策和投入资金,立足自身比较优势,重点发展了能源化工、资源开采加工、农副产品加工、装备制造、高技术产业等优势产业,培育形成了特色资源加工工业基地和优势产业发展基地,如西部的重点煤矿工程、西部特色产业发展项目和军工机械生产加工及电子信息改造工程等一系列的工业产业,促使西部地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陈佳贵等,2006)

西部地区工业化演进特征

纵观西部地区工业化发展过程,呈现出不同于东部地区的显著特征,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的纵向推动,工业布局分散;工农业独立封闭循环;地区缺乏发展极。

()政府主导的纵向推动发展,工业布局分散

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主要是依靠政府主导的力量纵向推动,西部工业企业形成发展带有浓厚的国家色彩。企业投资主体是各级政府而不是经济自然积累和发展,导致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国有企业)为主体,其他所有制工业企业发展不足;企业资源配置是行政计划手段为主,政府利用行政力量为西部地区工业化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源供给,市场的资源基础配置作用发挥不足;企业管理体制是政府垂直管理,与工业地区没有直接联系,企业行为受到很多的行政干预,没有成为经济主体。政府主导型的工业化发展方式对西部地区现代工业化崛起发展作用突出,但过度依赖政府的规模投资、资源配置和输入,工业化内生增长机制缺失,造成西部地区工业化持续发展能力低下(郭克莎,2000)

西部地区工业发展是以服务于东部地区工业化为目标的功能定位,导致西部地区工业发展主要是以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等提供原燃料和初级产品的工业为主,工业布局主要集中于煤炭、矿产、石油等远离交通沿线的资源富集地。尤其是“三线”建设时期,西部地区工业布局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的大山之中。工业企业自成体系,与地区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生产技术因素没有任何联系,分散存在于广大经济落后的农村。形成了西部地区工业在地理空间上布局分散,使得各类工业区不能联成一个有机地整体,再加上西部地区面积广大、交通设施不便等因素,使得工业产业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不明显,严重制约规模经济效益。

()工农业独立发展,单一封闭循环

一般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伴随着农业现代化发展。但西部工业化发展以工农分割为基础,农村发展农业,城市发展工业,工农业独立发展,工业化在工业内部封闭发展。西部广大的农村基本上处在传统农业状态下,农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低下,农业的发展不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需的产品、要素和市场积累。工业在国家计划和资金的支持下,走的是重工业发展道路,导致工业与农业生产联系很少,对农业的拉动效应不强,西部地区工业也没有对西部农业技术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吕政等,2005)

这种单一封闭的发展模式主要是受到国家行政约束和地域分工的影响,在全国的工业化进程中,西部的工业化为东部工业化发展提供资源,西部发挥自己资源优势支持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这样的工业分工格局,造成产业间的垂直关联,使得西部地区工业企业和地区内的其它企业不发生任何的生产分工协作的横向关系,产业技术脱离区域实际,技术不能有效地向区域各产业渗透和转移。此外,西部地区以军工企业为主,由于保密要求,企业少与外界联系,其生产、技术、管理、生活设施等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成为地方的独立经济单元。因此,企业技术和资本外溢功能作用没有很好发挥,也就不能带动西部地区的各产业关联发展。

()地区缺失发展极,极化和扩散效应不足

增长极理论是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基于非均衡发展论的分支,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由于优势条件而优先实现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发展中的区域极化称之为增长极。借喻于磁场内部运动中磁极处最强这一原则,认为工业化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是在形成工业生产聚集的地域上首先实现。西部地区工业化过程中,不少地方具备良好的增长极条件,如城市经济发达、科技力量雄厚、劳动力集中、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但是由于观念和发展落后,忽视了优势条件的极化扩散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是主导工业化资本力量改变,由过去的国家一元投资推动变为国家和市场二元推动,直接造成了工业化资本投入减少。另外由于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和资本逐利的目标使得资金流入西部工业减少。再加上西部企业自身过重的负担和自身积累差,工业化进程发展缓慢。二是市场开放减弱了西部的资源工业优势。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趋缓现状,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价格下降,特别是加入WTO后,国际市场形成,使得西部工业竞争加剧。三是工业化自身的结构问题降低了内部的极化作用。公有经济占主导,大而全,产业结构以传统产业为主,新兴产业不足,产品结构中工业品种、品质落后,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四是工业装备技术含量不高,缺乏优势产业和支柱性产业,利用新技术改造产业步伐落后(袁志刚等,2003)

宝鸡文理学院经济管理系 张强

 

浅析东北三省区域经济发展与特色问题

摘要:作为我国传统老工业基地的东三省地区(辽吉黑经济区),现阶段已成为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极”,但由于历史原因,在其区域经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东部地区尚有一定差距。本文在分析东北三省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东北三省,区域经济特色,特色经济

近年来,作为我国传统的老工业基地的东三省地区(辽吉黑经济区),由于历史原因,在其区域经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东部地区尚有一定的差距,推动有着自身特色的东三省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较重大的意义。

一、东北三省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及优势分析

()东三省经济发展优势明显且形成初具规模、特色鲜明的经济区域

东北三省是中国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有一重、一汽、大连船舶重工、北方重工等一大批装备制造企业和基础设施以及丰富的产业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人力资源等优势。据国家发改委统计,2012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粮食产量分别达到2070.5万吨、3343.00万吨和5761.5万吨,据国家统计局公告,2013年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四省一区”粮食总产达到290474亿斤,占全国粮食总产的二成以上,其中黑龙江粮食总产量1200.82亿斤居全国第一,吉林省7102亿斤由五跃四,比2012年增产41.6亿斤,增长6.22%,高出全国增幅4.12个百分点,2013年辽宁439.1亿斤。[1][2]东三省现已形成由水陆空立体交通组成的综合运输体系。铁路营业里程12847.6公里,占全国的18.3%,东北三省是中国铁路密度最高的地区,每百平方公里铁路密度为1.54公里,新修建的哈大高铁和京哈高铁,将东北的主要城市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紧密相连,形成了一小时、两小时经济圈,使东北东部十三市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经济发展的依存度提升。这些条件都为东三省经济发展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及比较优势[3]

()东三省地区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

我国经济版图中“南快北慢”格局正发生着渐进性地改变。从2003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到2012年国务院讨论通过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会议文件中,我们都看到了东北三省地区的重要地位——东北亚经济的中心地带,在产业基础、资源存量等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4],一批有条件的企业也利用唯一由东北亚六国共同参与、并面向全球开放的区域综合性博览会—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为桥梁,积极“走出去”,如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核电站项目、沈阳机床集团并购了德国著名机床企业席斯公司;俄罗斯远东投资洽谈会的投资项目等等。以2013年吉林省对外贸易为例,全年完成进出口总值2585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2%。其中,完成出口总值675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9%;完成进口总值190.9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8%

()从东北三省GDP的看区域经济的发展与特色

1.东三省经济发展增速放缓,但态势良好。2008-2012年间,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为13461.6-24801.3亿元,吉林省地区生产总值为6424.1-11937.82亿元,黑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8310-13691.6亿元;从三省GDP增速度看都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分别达到13.1%16%11.8%2011年辽、吉、黑三省同比增长11.6%13.7%12.2%,黑龙江省增速首次超过辽宁,2012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GDP增长同比9.51210,可以看出吉林与黑龙江增速持平,辽宁次之。但GDP总量仍是辽宁为首位,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04万亿元,同比增长10.2%(同期全国平均增长7.8%),其中辽、吉、黑三省分别达到2481.191.37万亿元,同比增长9.5%12%10%2003-2012年间,年均增长达127%,辽、吉、黑三省分别年均增长12.8%13.8%11.7%(同期全国平均增速为10.7%)。从近些年的三省的GDP看,东北三省经济发展势头很好[2][4][5]

2.东三省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日趋合理,工业经济企业呈稳升态势。从2010-2013年的三省三次产业结构比例调整情况看,三次产业结构日趋合理,2012年,东北三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同期全国平均增速为10.0%),其中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分别增长9.9%14.1%10.5%。此外,特点明显:吉林省和辽宁省减少了第—产业的比例,增加了二、三产业的比例,黑龙江省增加了第一产业的比例,减少了二、三产业的比例,每年各省份的工业增加值情况明显的说明了这种变化情况。

3.东北三省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显著,对经济发展贡献突出。东三省经济2010年以来表现为以消费需求增长为发展龙头,城乡居民收入显著提高,辽、吉、黑三省农村居民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辽、吉两省城镇居民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逐步缩小。2012年东北三省社会消费总额19481亿元人民币,占全国总额的9.4%[4],同比增长15.8%(同期全国平均增速为14.3%)2003-2012年间,东北三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3.3%,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5]

()东北三省经济政策目标明确,投资增速与需求平稳

国家在20072009年间先后出台或批准了《东北地区振兴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规划》等振兴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为东北三省进一步扩大开放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近年来,东北三省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6.8%,增速居四大区域板块首位,占全国比重从8.1%上升到11.2%2012年,东北三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1026亿元,同比增长26.3%(同期全国平均增速为20.6%),在四大区域板块中位居第一,辽、吉、黑三省分别达到2153597119780亿元,同比增长23.5%30.5%30.0%2013年前11月的东北三省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3258亿元(不合农户投资)就已超2012年。现阶段已形成了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为龙头的装备制造、新型原材料等的重要保障区。

二、东北三省区域经济发展中体现的主要问题

东北三省区域经济特色的初步显现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并且社会和生态效益日益明显,但随着东北三省区域特色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中许多问题也不断出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资源条件及区位条件利用不充分,中心城市的拉动力不足

从区位条件来看,东北三省地区的大连、沈阳、哈尔滨、长春4个城市地区生产总值约占东北地区生产总值的50%左右,4个城市的振兴对东北地区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也是东北亚经济发展中重要的角色。但目前东北三省区域经济特色仍处于形成的初期,以黑龙江省的水运交通为例,其自身的优势条件利用、资源优势与区位优势还存在很大的发挥余地,导致了该区域优势不优,特色不特的经济发展现状,导致中心城市的拉动力不足。

()特色经济的主体企业规模较小,创新及竞争力较弱

目前形成的东北三省区域经济特色,从可利用的资源、区位、政策条件来看应该具有更强的社会经济带动效应与发展潜力,而作为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的先决条件[7]—企业规模,缺乏规模效益。从已有的特色经济结构来看,特色经济的发展还属于向集约式过度阶段。部分地区缺少知名品牌或龙头企业,主体企业的规模和技术较弱,核心竞争力不强,应对市场风险能力较弱,缺少集群式的发展模式。此外,仍有一些地区的产品还处于特色资源的无序开发初级阶段,发展经济的思维比较简单,致使产业链条短,影响了本地经济发展与特色的形成。

()专业化整合度较低,产业结构的低层次、链条短,经济特色不够显著

东北三省区域中的经济实体大部分的形成是建立在区域特有资源基础之上,在本地区经济特色的形成过程中,企业重视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发展特色的并不多,能够冲破自身体系,能当家的产业和产品较少,加之地区间要素合理流动的机制建立较慢,使得特色经济的专业化的整合程度低,制约了经济特色的形成。以吉林省和辽宁省为例:吉林省第一产业比全国高出3.6个百分点[8]。比重大,但是它的结构本身并不优,而辽宁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比吉林省大的多,2009年吉林省与辽宁的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比为1:1.4。辽宁省是大到了其它的非粮产业——海洋养殖,再如一汽的产业的问题(品牌零部件的配套能力)。山东重汽的汽车配套是76%,吉林省是30%,46个百分点;正是因为第一产业大而不优,而导致第二产业层次低而不强。东北三省的主要的产业,没有发挥出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3]

三、促进东三省经济特色的形成及发展的建议

从发展的现状、优势及其存在问题来看,东北三省区域目前所形成的经济特色发展局面源于多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多来源于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资源性等方面,促进东北三省区域的经济特色的形成,必须在综合考虑相关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把握市场需求,发挥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地理条件,才可能实现东北三省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构建一体化协调机构,强化培育特色经济的关联产业,推动区域合作与交流

目前东北三省大部分地区资源禀赋不同,对于优势资源、资金、技术、合作对象的需求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缺少一个协调机构来协调各地之间的关系,通过互通有无、资源互享等方式建立彼此共享的良性循环机制来带动当地发展,这样能够消除因行政手段造成经济发展障碍。使其在区域上形成一个增长体系并加强了对关联产业的扶持和帮助。例如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东北四城市协同合作全面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意见》为众多企业搭建了桥梁;签订投资合作项目较多,使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四座核心城市能够发挥各自优势,共建共享重大基础设施,强化分工协作等达成共识[9];类似做法会使主导产业与关联产业能够最大程度的在信息、技术等多方面及时沟通交流。使得经济的主导产业和关联产业循环发展,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鲜明特色。

()形成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使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鲜明

东北三省各地区的特色产品的开发历史较长,但因市场、技术、产品开发等方面的影响,缺乏产品统一的标准,对国内外市场相关产品的变化情况的掌握不足,加之自身产业的相对保守的发展和对培育本土市场及其产业链条重视程度不够,未能形成自身的经济发展特色,所以要想使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鲜明,良好的市场环境和规范化的市场秩序,就成为产业发展、经济特色的形成、开拓新的需求的市场的首要条件,但注意需要把不同的市场进行细分与对待[9]

()遵循区域经济特色形成的规律,抓住国家经济有利政策,制定自身合理发展目标

当前,受经济波动周期的影响,经济发展快慢交替,未来出现的各种经济区均会体现出不同的特色和多样化的趋势。个体的、局部的和整体的改变在所难免。改变的原因会受市场需求的变化、宏观经济产业结构和布局变化、区域内外自身或竞争对手等因素的影响。这就要求东北三省在形成自身经济特色时,要把握好变动倾向,处置好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在这个动态发展过程中,要有合理可行的发展目标,通过不断地进行调整和适应,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文化内涵,并解决好经济发展的成长和变化趋势,协调好文化趋势与绿色趋势,不能只求短期的或不讲效益的扩张,只有那些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经济才会具有发展前景,绝不能做“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事情。

()强化人才引进,制定科学合理的招商引资政策

借鉴先进地区、发达地区的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等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制定科学合理的招商引资政策。东北地区的招商引资要有计划、有组织、有成效、结合实际的原则来开展并逐步完善投资环境,要重视营造好就业环境,通过多种手段或方式吸引不同层次的高精尖人才。并以人才的引进、培养,促使各领域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进而推动东北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2010年重点规划项目《东三省区域经济特色分析及发展对策研究》(项目号:吉教科文合字2010276)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12年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 2013

[2]高万里,赵悦.浅谈东北三省区域经济特色与路径选择[J].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2012(1)38-42

[3]杜振辉.森林狼咨询[EB/OL].http://blog.sina.com.cn/blc20080808

[4]国家统计局.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2013

[5]刘书照.东北三省一区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D].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2012,(5)13-18

[6]李宏图.东北三省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考察[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2)11-14.

[7]郭明,费威.东北三省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分析[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7,(5)43-44.

[8]国家统计局2011年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2012

[9]国家统计局.2011年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2012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高万里

 

西部地区工业化演进与路径选择(下)

西部地区工业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强化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作用,推动西部地区产业整合和产业集群发展

政府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应由原来直接投资转变为制定产业政策引导,充分发挥推动作用,围绕培育产业集群和产业整合开展工作。产业集群方面,一是在国家产业规划的指导下,结合产业发展的特点,将产业优势和区域优势相结合,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相关的实施细则,保证产业在政策措施的引导下有序开展;二是进一步完善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交通、电力、信息网络等工业基础设施的点、线、面、域体系化建设,为工业企业发展提供便利的交通、快捷的信息网络,节约工业企业成本和提高运作效率;三是加快要素市场建设,重点做好工业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土地的市场化管理,加快技术市场完善和保护知识产权步伐,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实现工业经济主体对生产要素的平等使用;四是强化公共服务能力,收集技术和市场信息建立行业标准,严格企业的产品质量管理,组织开展公共培训和技术攻关,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产业整合指的是以经济或者行政手段,按产业的发展规律,跨空间、地域、行业和所有制重新配置生产要素,调整和构筑新的资本组织,从而形成以大企业和企业集团为核心的优势主导产业和相应的产业结构、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的过程(刘慧玲,2008)。西部地区工业布局散,门类多、规模小,应依靠行政手段推动产业的横向、纵向整合,形成具有强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加速工业化。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西部地区产业整合的重点应放在川渝经济区科技与产业、军事工业与国民经济体系整合,关中经济区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整合、北部湾经济区制糖业和水电业整合。

()建立现代农业制度,促进工农业循环一体发展

现代农业的发展在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还可以为工业进一步提供必备的物质条件。西部地区应着力改变工农独立发展的局面,实现以工带农、以农促工的工农业循环发展。应以深化土地改革、创新经营体制和组织制度为目标,以提高农业的现代化物质条件、加快农业的现代化科技改造、提升农业的现代产业体系、推进农业的现代经营方式为手段,大力促进现代农业制度建立发展。同时,促进城市先进的生产要素向农村延伸,一切先进的生产要素如技术、文化、信息及管理实践等都应向农村拓展,观念上引导农村向文明开发转变,行为上以产业链促进初级工业和技术要求不高的企业向城镇转移,充分发挥城市的传导机制作用。使得农村参与到工业经济的循环之中,实现工农协调,城乡一体化发展。最后,还应注意大力发展农村的公共事业,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做好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提升农村劳动者的综合素质。进一步完善新农合医疗保障制度,提高参与率和保障力度,扩大农民受益人数。进一步增加农村文化事业投入,改善农业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确立非均衡发展战略为工业化基本发展战略,努力培育经济增长极

充分认识西部地区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齐和地区资源丰裕差异大的客观现实,更新观念,明确非均衡发展战略是符合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努力把经济技术基础好和工业条件完善的地区培育成增长极,发挥地区极化作用辐射周边地区经济发展。

1.建立西部地区新的金融机制,提高融资效率为培育发展极提供支持资金。良好的金融机制可以解决西部地区工业化过程中资金的增量和存量问题,有利于加速工业化进程。资金的存量和增量都是指工业化过程中对资金的利用,存量是对现有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增量是工业化工程中资金的投入。实现资金增量就是要争取中央财政对西部重点产业的信贷和资金扶持,对重点工业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和资产负债结构优化,创建开发基金和高技术风险基金,以便形成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要广泛采取措施,吸纳民间资本参与工业化建设,达到西部工业化的资本投入增加。实现资金存量就是要创新金融机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金周转率,改制优势工业企业成为上市公司,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同时注重在西安、成都等中心城市组建区域性的商业银行。

2.抓好优势产业、企业结构调整和改善优势产品品质,促成经济增长源建立。首先,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主要是改变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在保证对基础和先导产业的控制之外,国有经济应有计划地退出竞争性领域,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正确引导民营经济和外资的发展,以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培育优势产业。其次,企业结构调整主要是加大企业的资产存量,形成规模经济。西部地区工业企业分散,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偏小,一直以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工业领域的投资成为了工业固定资产,这部分资产的使用效率不高,因此,鼓励企业间兼并重组,把资产集中到优势企业,鼓励优势企业扩张,组建大企业集团,实现规模经营。再次,以市场需求结构要求为产品品质改善的出发点,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摆脱西部工业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的现状。同时,在市场营销、产品形象、品牌战略等方面积极探索,全面创建优势产品、西部名牌产品。

3.加快城镇化建设,提高城市化水平,进一步增强城镇经济中心的极化作用。一是要利用城镇化建设进一步摆脱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落后的现状,充分发挥城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以城镇数量增加、城市结构合理为目标,增强西部地区城镇对区域经济的极化作用,形成优势突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西部城镇网络体系。二是要强化西部中心城市成为发展极的主导地位。西部的中心城市经历了多年建设,工业基础、基础设施完善,工业化条件成熟,本身就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龙头。当下就是要在西部省会如西安、成都等城市加大内涵式建设,进一步提升区域优势和基础设施超前建设,培育这批中心城市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发挥其区域极化和扩散作用。三是促进高新技术开发区进一步发展。西部地区现有国家级高新区10余个,应着重改变高新区以依赖土地开发和市政建设实现利润增长的发展方式,进而变为以生产要素聚集和高技术产业建立为导向,以要素市场建立和高科技企业为支撑的发展方式,使得高新技术区成为经济增长极来源。四是要依托资源富集区和物资集散地实现西部地区城镇群建设。对于资源区和物资集散地要加大城镇化建设力度,加快各地之间交通、信息通达建设,增强城镇功能,辐射区域经济。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14JK1030);宝鸡文理学院重点项目(ZK11042)

参考文献:

1.赵曦.21世纪中国西部发展探索[M].科学出版社,2002

2.周浩然等.论中国西部工业化发展问题[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3(9)

3.吕政.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2)[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4.陈佳贵,黄群慧等.中国工业化报告(2009)[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陈佳贵等.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J].经济研究,2006(6)

6.郭克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问题与出路[J].中国社会科学,2000(3)

7.吕政,黄群慧等.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与问题[J].中国工业经济,2005(12)

8.袁志刚等.1978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及其地区差异分析[J].管理世界,2003(7)

9.刘慧玲.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化发展问题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08

宝鸡文理学院经济管理系 张强

 

对京津战略定位的认识及一体化发展的建议

  对首都北京和天津市战略定位的认识

  京津两市在长期发展中,已经形成了相当明显的各自特点和优势,二者的战略定位需要根据各自的特点、优势和最符合国家利益等重要原则来确定。对京津大城市群发展各个部分的功能定位,特别是对于首都北京和天津市发展方向的确定将使京津能够体现出各展其长,优势互补。从而发挥协同发展的巨大综合效益。

  首都北京:

  关于首都北京在京津冀大城市群中的定位,2005年1月12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总则”中要求:“实现首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解决城市发展中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迫切需要为城市未来的长远发展确定新的目标,开拓新的空间,提供新的支撑条件。”在关于“城市性质”中明确“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强调“以建设世界城市为努力目标,不断提高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据此,我们建议:

  在北京的“城市性质”中,明确地强调“首都北京是以高端服务业为主体的中国国家经济中心城市”。这样的定位充分体现了“现代国际城市”的内涵,也是为北京发展确定的“新的目标”和开拓的“新的空间”。

  对北京作为中国国家最主要的金融、商贸等高端服务业中心作出明确决策和定位,将会使北京和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大城市群较快成为全球经济的核心区之一,从而大大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天津市(及滨海新区):

  天津是我国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天津港已经是具有国际意义的大型港口,是我国北方最主要的航运中心。其腹地范围包括华北和部分西北地区;天津市的制造业已有强大的基础,研发力量强;大规模建设所需要的土地资源可以得到保障。天津市发展的战略定位为:

  进一步加强综合性先进制造业及其所需要的基础原材料、新材料的发展。重点可包括航空航天设备、海洋工程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电子元器件及通讯设备、石油化工和精细化工、精密仪器仪表、化学和生物制药等,继续加强这些生产的研发和技术创新。

  加强作为东北亚重要的航运中心功能建设。包括新的远洋新航线的开辟、发展后方的集疏运及仓储系统,调整进出货物结构(减少散装货物的运量)等。

  与作为我国华北地区经济中心城市相适应,发展中高级的金融、商贸、中介、保险、产品设计与包装、市场营销、财会服务、网络经济和物流配送、技术服务、信息服务、人才培育等服务业;发展为大城市群服务的其他生产线服务业;调整滨海新区的有关规划。

  对京津冀大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及规划的建议

  京津冀大城市群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世界性的“资金流”“信息流”“物流”“人才流”等“流”的重要节点,影响乃至控制世界经济体系的大城市群之一,成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强大竞争力的最主要平台。

  为达此目标,城市群及其一体化发展(规划)的基本理念有以下几点:

  把握世界大城市群发展的趋势,以高水平高效率规划建设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世界经济的核心区。

  对京津冀大城市群各部分作出科学定位,并制定能够发挥各自优势和特点的总体规划。

  城市群地域结构符合地域有机体发展的客观要求,并使其达到在地域分异基础上的高度整体性。

  合理划分城市群的地域范围,控制并逐步减轻城市群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规模)。

  发展和一体化规划的主要任务和内容有以下几点:

  进一步加强服务于国内外的金融、商贸、信息服务、中介、保险、财会服务、物流配送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服务于华北地区和航运中心的金融商贸中介等功能建设。在整个城市群范围内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并使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在适当时候,京津冀共建自由贸易区。

  针对我国占有世界第一制造业规模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的状况,京津冀应发挥科技资源优势,要在装备制造领域和电子信息系统领域成为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立若干个有重要影响力的产业聚集区,逐步建成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和重点产业链。

  促进空间重组和整合,有效引导人口、产业适度集中。编制、落实关于产业集聚区的发展规划。逐步建立京津冀科技创新联动机制,加强科技协同创新。

  优化城乡土地利用结构,严格保护耕地;积极治理大气污染及水污染;要将环境治理置于特殊位置,按照世界级大城市群和世界级经济核心区的要求,大幅度改善水环境质量;不以GDP的规模为发展目标。

  加强区域性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建设和一体化管理。为此,必须坚决跨越现行体制(各城市对基础设施行业的分块管理)的“门槛”。要下决心在京津二市和河北省之间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并付诸实施。

  根据国家关于不同规模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发展中小城市,重点是河北省的廊坊、保定、张家口、承德及若干县级市和县城。严格控制京津二市的人口规模。
 

中国科学院院士 陆大道

 

企业管理
家族企业文化对企业转型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摘要: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泉州市的传统支柱产业,在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这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缓慢。这既有自身因素的局限,同时又有国内外的大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家族文化的固化是困扰其转型升级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如何实现家族企业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的融合是泉州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败的关键之一。

关键词:转型,企业文化,融合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2014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基于新泉州模式下转型企业文化创新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一、泉州市经济发展概况

()泉州市经济发展现状

泉州市是我国东部沿海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尤其以民营经济的活跃而著称。2013年,泉州市生产总值达5 218亿元,因此增长11.5%,其中民营经济就贡献了4 291.2亿元,占比达到82.2%。泉州市的经济总量连续15年位居福建省首位,形成3个产值超千亿元、2个产值超500亿元的产业集群。泉州市已有近80家上市企业,上市公司数量居福建省首位。泉州市的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数量均居福建省第一,全国城市前列,全国地级市第一,作为福建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泉州市经济总量占福建省经济总量的1/4

()泉州市产业结构现状

泉州市经济的发展起步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以来,以纺织服装鞋帽为主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泉州市经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泉州市经济总量中占有很高的比重(如表1),虽然对泉州市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也显示出泉州市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转型升级的压力很大。

1  20102013泉州市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产值比较单位:亿元

年份

产业

五大传统产业

五大新兴产业

2010

 

3830.02

1135.77

2011

5146.31

1425.02

2012

5133.69

1494.91

2013

5325.95

1424.28

数据来源:泉州市统计局。

二、泉州市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分析

泉州市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以纺织服装鞋帽为主,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发展的黄金时期已过,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其一,2008年金融危机及随后的经济危机,国际市场萧条,国际需求同泉州市出口高峰时期相比有较大的萎缩,企业的订单量大为减少。其二,泉州市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的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泉州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处于整个价值链的低端,产品出口依靠的是物美价廉优势,但最近几年印度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在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更大,欧美的跨国公司也纷纷把投资重点转向这些国家。其三,在过去几年人民币大幅升值,其升值幅度已超过30%,这对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泉州市来讲是很致命的,出口型企业倒闭的不在少数。其四,与人民币在国际市场升值相反,人民币在国内却是贬值,国内物价不断上涨,其中劳动力工资、原材料价格的涨幅都很大,产业的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其五,国内市场的竞争也异常激烈,以泉州市为例,在运动鞋行业就有安踏、361°、特步、匹克、鸿星尔克、贵人鸟、乔丹等国内知名品牌,其竞争的惨烈程度不言而喻。面对这些压力,泉州市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三、泉州市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遭遇的家族企业文化困境

泉州市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早在“十一五”期间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但进展缓慢,转型升级过程中遭遇许多困境,诸如创新不足、人才短缺、文化建设滞后、资金短缺、管理滞后、政府引导不够等,其中家族企业文化是影响其转型升级的主要因素之一。所谓的家族企业文化就是指在企业的经营发展过程中,家族成员在企业处于主导地位,以血缘关系处理企业主要的内外关系。

()泉州市传统产业家族化的现状

泉州市是我国私营企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有“十分天下有其八”之说,在泉州市的企业格局中所占的比重很高(见表2),这些企业基本上都采用家族制的管理形式,即使到2013年泉州市有近80家上市企业,这些企业中家族企业文化色彩依然浓厚。家族企业文化在企业创业初期即所谓的“一次创业”和创业期间有其突出优势。其一,家族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使得企业在创业初期能够以较低成本和较快速度进行融资,家族成员全心投入、齐心协力,使得企业在短时期内迅速发展壮大。其二,家族成员对企业具有绝对的忠诚之心,个人利益服从家族利益,当个人利益与家族企业利益冲突时可以放弃自己的利益,甚至自我牺牲。其三,家族企业在决策方面比起非家族企业有更高的效率,这主要是家族企业股权相对集中,企业的掌控者拥有绝对的权威,加之企业内部由于血缘关系使得沟通顺畅。其四,家族企业成员往往具有强烈的家族凝聚力,加之较低的心理契约成本以及经营权和所有权同一,家族成员之间彼此互相信任,管理成本相对较低。

2  泉州市各类企业户数比较    单位:家

业类型

企业户数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资企业

13884

12666

9186

8816

8300

-

-

营企业

30141

32719

40871

45075

51766

55672

59834

体企业

84056

89919

100479

120451

142706

163213

165951

资企业

4765

5768

6024

6227

6473

6358

6238

                       

数据来源:泉州市统计局。

()家族企业文化和现代企业文化的冲突

家族企业文化不同于现代企业文化,家族制管理向现代企业管理转变中必然会出现的冲突,是基于自然经济的家族本位文化与基于市场经济的企业本位文化的冲突。

1.伦理本位和个体本位的冲突

家族企业文化导致家族企业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整体,员工流动率较高,无法体现现代企业文化所强调的发挥个人能力、职业经理人等个体本位的文化传承。家族企业的管理依据的是伦理规范而不是市场原则,维系企业存在和发展的不是商业的利益,而是个人之间的情感和信任关系,这样使得企业在度过艰难的创业期后,很快出现个人利益之争,当企业需要全力以赴转型升级时,内耗却取代了它。

2.家本位和企业本位的差异

中国家族企业在家文化支配下,家庭关系的模式自然地被移植到了企业之中,并且一直伴随和影响着企业的发展,自然形成了家长权威、关系为主的企业文化特征。而现代企业管理强调两权分立、建立科学的现代管理制度和任人唯贤的核心思想。当企业由家族制转向股份制改革时,就会出现产权纠纷问题,而家族企业的产权是封闭的,使得企业与社会资本的联系被隔断,利益独享原则使得他们不愿意让企业产权向多元化方向发展。2011年,泉州师院海西课题组对泉州清濛开发区的160家企业进行了企业资产所有权拥有状况的调查,结果发现私营企业的产权高度封闭(见表3),产权的单一性和封闭性大大限制了企业的融资能力,不利于企业吸引人才,从而阻碍了企业的转型升级,这将使得家族企业文化在封闭中成为阻碍企业转型的“羁绊”。

3.低信任度文化和契约下信任的冲突

家族成员彼此之间自然产生出一种信赖,而对其他异族人形成了一种先天的隔阂,这构成了家族企业独特的用人圈,核心圈是家族企业的领导者,由创业者或其继承人组成,核心圈以外事业由有血缘关系的近亲所组成的小圈子,小圈子外是远亲和朋友们所称的中圈,再之外便是一般雇员。家族企业的这种用人制度文化成为了企业的潜规则,它必然使得家族企业把优秀的人才排斥在外,外来的高层次的人才很难进入企业的核心决策层,人才在不同企业不停跳槽也就司空见惯,使得企业很难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实现突破;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正是建立在高度信任为基础上的。在产权明晰,制度分明的企业环境中,聘用者和家族企业之间建立的契约下信任,企业也将根据个人绩效表现,唯才是举。而这些正好与家族企业所表现的文化特质相冲突。

3  企业资产所有权拥有状况    单位:家

资产所有权拥有状况

企业主独自拥有

企业主与家庭成员共同拥有

企业主家庭成员与亲戚共同拥有

企业主家庭成员与朋友共同拥有

其他

企业数

33

46

38

37

6

比例(%)

20.63

28.75

23.75

23.13

3.75

数据来源:泉州民营经济发展专题研究(2013.1)

四、应对困境的对策

()打开封闭产权,实现两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家族企业产权的封闭性极大限制了企业规模化的发展,因此,家族企业必须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适时调整所有权机制,实现产权机制的多元化。这是扩大资金来源,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把企业做大做强的首要条件。家族所有和家族经营一般是企业创业期比较适合的管理模式,从发展趋势看,家族企业迟早要实现家族所有和非家族经营相结合,家族首先可以实行适度的两权分离,高层领导仍由家族成员担任,其他高层管理工作和一般经营管理权由家族以外的职业经理人负责,形成内外搭配的经营管理团队,转型升级时期则在条件成熟时,进行完全的两权分离,实行职业经理体制,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

()完善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应充分发挥职业经理人的专业优势,在企业内部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家族成员与职业经理人的互信机制、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强企业的制度建设,借鉴现代管理方式提升管理水平。

()积极引进人才,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

家族企业要实现转型升级必须要有博大的胸怀,加强对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加大技术的开发和研发的投入,积极营造和谐的环境和气氛,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企业文化的重建

泉州市私营企业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要实现企业的转型,就必须先转型企业文化;要提升对企业文化内涵的理解,就必须充分了解自己企业的特点和特色,明确本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或者说是更适合本企业的文化。企业文化建设不能搞形式主义,企业文化的建设必须和企业的转型升级密切结合在一起,在企业的发展中、转型升级中充分发挥企业文化的作用。企业文化建设不可急功近利,须循序渐进,勇于创新。家族企业必须对文化管理制度进行创新,要树立现代“双赢理念”,重构企业经营理念,提倡人本管理,注重长期培育,强化氛围,提出清晰的企业文化并且不断向员工进行宣传。要把管理方式由现象管理深入到本质管理,着眼于建构企业经营管理的灵魂和深层架构,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树立企业经营的核心理念和基本价值观,努力形成行之有效的企业文化。

作者简介:黄身发(1969-),男,福建泉州人,硕士,副教授,从事国际贸易和中小企业研究。

参考文献:

[1]黄身发.浅析民企转型升级中的企业文化建设[J].经济研究导刊,2013(19).

[2]黄身发.泉州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对策[J].泉州师院学报,2013(5).

[3]吕振奎.泉州民营经济发展专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2013.

[4]李国荣.民营经济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泉州师范学院工商信息学院 黄身发

 

CEO大格局:价值创造之道

摘要CEO要承担企业价值的全责,就要具备价值创造的大格局——明晰价值创造所期望达成的结果和驱动结果的因素。本文首先指明企业价值源于企业系统的全局——宏观、中观和微观三层次,然后重点阐述如何打造价值创造的三大驱动力——业务定位、商业模式和管理体系,最后分享价值创造的最佳实践。

关键词CEO,价值创造,企业系统,业务定位,商业模式

企业的最终目标就是为股东(投资者)创造财富、实现价值。CEO是唯一对企业价值承担全责的人,其首要职能是基于价值而管理全局,以通过系统协同创造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绩效,而不只是对管理者、业务、资源或者产出等局部要素进行管理。而要管理全局,CEO首先要具备价值创造的大格局——明晰价值创造所期望达成的结果和驱动结果的因素。决定企业价值的因素不是单一或若干的方面,而是综合、系统的方面;价值创造的三个关键因素,即三大驱动力分别是:业务定位、商业模式和管理体系。

一、问题:由内而外地观察企业

格局决定结局。事实上,CEO认识企业通常有两种视角:一种是从里往外看;另一种是从外往里看。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CEO采用的是运营思维,秉持内向性的价值观,侧重于自身而因循守旧、强调秩序;后者,CEO采用的是战略思维,牢记企业家精神,关注外部变化而敢冒风险、勇于改革。

“运营思维”坚持生产效率导向,关注自身而不重视市场变化,以“争做行业第一名”为竞争目标,以模仿、用“最佳”的产品服务于最佳客户、高市场份额为竞争手段,结果是“零和竞争”,即一种此消彼长、竞相杀价、没有赢家的恶性竞争。也就是说,单纯追求“运营效率”只能使企业之间在单项活动或者单项职能上相互模仿而导致竞争趋同。

反之,“战略思维”坚持客户价值导向,注重市场和创新,以“突出特色”为竞争目标,以创新、满足目标客户的多样化需求、高利润为竞争手段,结果是“正和博弈”,即一种多个舞台、持续赢利、多个赢家的良性竞争。也就是说,“战略”则意味着创造出独特的价值,从而使运营活动有别于竞争对手,或者虽然类似,但是其实施方式有别于竞争对手。

二、方向:洞察价值创造的蓝图

企业价值决定企业存亡。运用“大思维”,CEO应当总揽全局并面向未来,其大格局的核心在于外向性和前瞻性,既符合外部价值,又符合长远利益。企业价值源于企业运营过程中两个方面的活动,即在资本市场筹集资本和在生产要素市场运用资本。一般来说,评估企业价值需要既考虑获利能力——净利润的增长前景,又要关注资本效率——资产负债与资本密集度;两者结合,从外部着手,落实到多年期的现金流量折现和经济利润。基于此,CEO要明确价值创造的目标和范围。

企业价值创造的目标是成就卓越绩效企业。埃森哲认为,卓越绩效企业是指按照通用的财务指标,在各个经济和业务周期内,历经数代管理层的领导,在收入增长、赢利能力和股东总回报方面均能持续领先其同行的企业。其五大衡量指标是:盈利性——超出预期的投资回报、成长性——营业额的稳定增长、前瞻性——高于业内同行的未来价值、持久性——跨越经济/行业周期的稳定绩效以及一致性——可靠和可预测的绩效。

企业价值创造的范围是企业级的。在互联网时代,平台颠覆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成为新的驱动力;一个强大的平台型企业,加上数量众多的第三方开发者,共同形成一个强大的生态系统,正在成为新的竞争规则。笔者认为,企业是一个完整的有目的、有边界的开放而动态的系统,由外而内,企业系统分为下列三个层次,也就是价值创造的三个层次,如图1所示:

1.宏观层次:PESTEL

宏观层次就是宏观环境,通常被称为PESTEL,涵盖了政治(political)、经济(economic)、社会(social)、技术(technological)、环境(environmental)和法律(legal)因素。宏观环境因素是对长期决策和未来价值有影响的一股力量。

2.中观层次:“五力模型”界定的行业结构

中观层次就是产业结构,通常用迈克尔·波特的“五力模型”理论框架来描述和分析行业结构、行业竞争水平和行业价值,这五种力量是:买方的议价能力、供应商的议价能力、替代品的威胁、新进入者的威胁以及现存竞争者的竞争强度。“五力模型”是战略评估和战略制定的出发点。

3.微观层次:基于商业模式运营的企业自身

微观层次是指企业系统主体部分,由投入、产出、处理过程以及内外界之间的控制和反馈等四大子系统构成。这是企业系统和价值创造的主体部分,也明确了企业的边界范围。其中,“投入”来自于人、财、物、技术、信息等外部资源市场;“产出”包括提供给市场及客户的产品/服务,以及提供给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各种价值;“处理过程”包括基于组织、流程和员工三个层面的运营体系和管理体系,分别是创造价值和执行战略的过程;“反馈”是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刺激与反应,包括信息、资金、物资等媒介的传递,而“控制”承担“管理体系”的功能,包括战略规划、管理控制、运营执行以及领导力和企业文化等工作。

1  企业系统

三、路径:打造价值创造的三大驱动力

企业系统图实际上是企业价值创造图(见图2),它揭示了价值创造的内在机理。在上述企业系统主体中,企业价值位于企业系统的前端上层,表明企业价值创造所期望达成的结果;按照顺时针方向旋转,驱动价值创造结果的关键要素有三个,分别是“业务定位”——位于企业系统主体的前端下层,“商业模式”——位于企业系统主体的下层,“管理体系”——位于企业系统主体的上层。在价值创造过程中,业务定位、商业模式、管理体系以及企业价值分别承担着选择价值、提供价值、协同价值和评估价值的角色和职能,即做什么、如何做、如何做成、如何评估。

1.业务定位:选择价值

业务定位描述了行业竞争基础——产品、能力、客户、渠道以及地域分布等业务要素。它定义企业价值所在,也就是战略的核心——与竞争对手的差异化。彼得·德鲁克指出,企业最高管理层的首要职责就是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的业务是什么?”这是决定企业成败的最重要问题。企业成长的关键所在是拥有一个强大的核心业务,以从中获取利润。

动态地看本要素的价值创造,业务定位分为两个阶段:价值增长——攀登S曲线和价值转型——跨越S曲线,即从现有核心业务的增长,到向新核心业务的转型。在核心业务的不同阶段,结合自身相对地位,通过实施不同的业务定位重点——专注、扩张和转移,而实现核心业务的增长和转型之路。具体讲,从核心业务寻求利润的过程中必须面对3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定义并强化核心业务,即在核心业务或其中的部分业务中建立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二是如何判定从核心业务领域衍生出最佳成长机会,即实现第一步后,围绕核心业务,把业务范围扩张到合理的、有助于强化核心业务的相邻业务;三是何时回归核心并重新对核心业务再定义,即根据行业的变化,改变或重新界定核心业务。

2.商业模式:提供价值

商业模式描述企业实现价值创造的核心逻辑,也就是将定位落实到价值体系和运营体系之中,据以创造价值的独到之处。亚历山大·奥斯特瓦德创建了商业模式画布。它是一种用来描述、评估以及改变商业模式的框架和工具,分为4个方面、9项要素,即①客户界面:为谁提供?包括客户细分、渠道通路、客户关系;②提供物:提供什么?包括价值主张;③基础设施:如何提供?包括核心资源、关键业务、重要合作;④财务:收益多少?成本多少?包括收入来源、成本结构。其核心包括两部分:生产(成本侧)活动和销售(价值侧)活动。任何商业模式都是一个关于人类两大基本活动——生产和销售的故事。

动态地看本要素的价值创造,商业模式创新分为两个阶段:针对现有核心业务的商业模式发展阶段和针对新兴核心业务的商业模式转型阶段。在核心业务的不同阶段,通过部分或者全部改变商业模式的组合要素,来实现推动价值增长或者寻求创新机会。具体讲,在核心业务增长的不同阶段,企业价值的重点在商业模式的不同区域转移,从“价值主张”区域转移至“客户”区域,再转移至“基础设施”区域。与此对应,价值定位也从“产品领先”转移至“客户亲近”,再转移至“运营卓越”。同时,在原有核心业务向更高级的核心业务转型中,总是由“规模运营模式”主导向“复杂系统模式”主导转型。

2  一体化价值驱动因素

3.管理体系:协同价值

管理体系描述价值创造的内在实现方式,它联通决策与成果,也就是为战略、商业模式以及核心业务发展提供有效支撑和全面保障。管理体系就是战略执行体系。它关注价值创造的效率,是专业化公司用于战略制定、运营实施并将战略转化为绩效的一整套综合的管理框架,包括战略(描述战略)——执行(管理战略)——绩效(衡量战略)三个部分。

动态地看本要素的价值创造,根据不同的业务类型,管理体系的构建也要分为两种类型:针对现有核心业务的管理体系和针对新兴核心业务的管理体系。具体讲,根据不同的战略和商业模式,需要更新领导力和企业文化,调整组织结构、人才管理和运营管理,从而使企业将战略与运营紧密结合,即无论采用何种战略,其执行力均能超越竞争对手。

  中国动向与李宁体育、安踏的商业模式比较

对比项目

中国动向

李宁体育

安踏

品牌定位

运动时尚

高端专业运动

中低端专业运动

市场推广

流行服饰模式

耐克模式

耐克模式

经营模式

轻资产运营

轻资产运营

垂直整合

上述三者的逻辑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三者共同构成了企业价值的驱动因素,也就是三者和企业价值是因果关系。据企业系统图,在价值创造过程中,这个因果关系链从“企业价值”开始,然后连到“业务定位”,接下来是“商业模式”,最后是持续价值创造的内在动力源泉——所需要的领导力、人员、技术以及组织环境和文化等“管理体系”要素。管理体系、商业模式和业务定位,三者分别与组织及员工能力、价值创造过程和客户价值密切相关,共同构成了竞争优势的源泉。其二,三者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先后顺序不同,决策上是从业务定位到商业模式、再到管理体系,行动上是从管理体系到商业模式、再到业务定位。形象地讲,业务定位、商业模式和管理体系像三个相互啮合的大齿轮,中间是一个与它们相互啮合的小齿轮,象征企业价值。这样,管理体系作为主动轮,依次带动业务定位和商业模式这两个从动轮,最终三者自我强化、协调一致、循环传动,以更大的动力带动企业价值运转,如图2所示。

上述“一体化价值驱动因素”理论以专业化企业或者业务单元为研究单位,以差异化价值定位为主线,以大思维方式从行业、市场和企业中提炼、集成出最为关键的价值驱动因素,符合商业逻辑和价值定律,使管理层注意力和企业能量集中,易于资源配置和能力提升,为企业家提供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增长、转型和变革框架。运用该理论,任何企业都能够在业务定位、商业模式和管理体系等三大关键领域明确目标、诊断差距、改进绩效,能够快速、持久、均衡地管理和提升企业价值。

为使企业获得可持续性成功并超越竞争对手,卓越CEO都应当掌握“价值管理”这一利器,围绕“如何提升企业价值”进行深思,洞察价值创造趋势,积极主动管理这三大要素,以使其表现卓越,并在市场和企业的动态发展中不断加以平衡、整合和更新。

四、最佳实践:以PE的视角看待价值创造

PE是如何看待企业价值创造和选择投资对象的呢?实际上PE依靠价值创造三要素来评估企业价值和选择投资企业。PE投资一个企业,选择标准主要有三个:一是业务定位——主要看行业与市场;二是商业模式——主要看价值主张与盈利模式;三是管理体系——主要看核心企业家和管理团队。通俗来讲,PE关注这个企业是做什么的、怎么做的、谁在做,或者说是看企业的天时、地利、人和。

1.行业与市场

PE的一个重要投资理念是“先选赛道,再选选手”,即只关注自己熟悉的行业(赛道),然后在行业内选择优秀的企业(选手)进行投资。否则,只要不是自己熟悉的、专注投资的行业,企业再优秀,那些PE连看都不看,更谈不上投资了。同时,PE所投企业的市场一般要符合两个特点:第一,市场容量足够大。第二,客户最好小而众。每一个客户,哪怕是第一大客户,为企业带来的销售收入和利润占整个企业总额的比重很小,就没有重大客户依赖,其经营风险就小得多。

2.商业模式

PE评判企业的商业模式要看其创新性。创造全新商业模式的企业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企业是在商业模式画布的重点或局部区域进行创新,比如独特清晰的价值主张、适合的赢利模式、可控制的关键资源、匹配的关键流程。

3.管理团队

PE主要从三个层面来衡量一个企业的管理团队:第一,企业股东,包括股权结构简单清晰、股东资源互补、存在一个核心股东、股东之间信任合作等;第二,核心企业家素质,包括热爱、专注、坚持、节约、分享和学习等;第三,技能互补的经营团队。

2006年,摩根士丹利投资中国动向(意大利运动品牌Kappa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的永久所有者)的时候,对其行业与市场、商业模式和管理团队进行了全面评估。行业与市场

中国动向属于运动服装行业。据业内专家测算,当时中国运动服装市场以3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而且,随着社会竞争加剧,生活、工作和学习压力加大,人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去休闲和运动。另外,摩根士丹利也非常看好2008年奥运会的利好商机。从2002年进入中国到2005年,Kappa品牌市场份额已升至第5名,仅次于耐克、阿迪达斯、李宁体育和安踏。

商业模式

未来中国动向的快速发展取决于它的商业模式。从上页表可以看出,中国动向走的是差异化之路,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管理团队

中国动向的管理团队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和出色的业绩。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陈义红是李宁体育的元老,曾任李宁公司总裁,其持股比例仅次于李宁家族。公司总经理秦大中有着十几年的体育用品从业经验,曾负责李宁体育的规划、国际业务和财务监控。

最终,随着2007年中国动向在香港上市,企业与资本获得双赢,摩根士丹利大约3亿港元的投资,获得了将近47亿港元的投资回报,投资回报率超过15倍。同时,中国动向的市值也达到了226亿港元,融资约54亿港元,陈义红的身价也在两年之内由几千万人民币狂升到180亿港元,被媒体称作“闪电创富高手”。

参考文献:

[1]黄嵩.资本的逻辑[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王晨光.给您的企业做个CT[J].培训,2005.

山东财经大学 王晨光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刍议

  两条主线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可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民混国”形式,即民营入股国有企业,对象主要是国有存量资产;一条是“国混民”形式,即国有企业入股民营企业,由国有增量资产来承担。

  第一条主线:存量资产的“民混国”形式,这是“纲”;“目”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资产证券化以实现股份化混合,二是通过上市国有股的逐步转让减持来引入其他资本实现资本混合。

  第二条主线:增量资产的“国混民”形式。目前,有种认识误区把国企改革单纯限制在了“被民混”的层面,没有意识到国企“反其道而行之”、主动走出去与民企展开资本合作也是一种国企改革形式。“国混民”这条“纲”主要有两条“目”:新增投资的控股形式和参股形式。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总目标,简言之,就是增强企业竞争力和实现共同富裕;增强企业竞争力是现实目标,实现共同富裕是最终目标。

  混合所有制并非简单将之前国资的“一元化”转变为国资和民资的“二元化”,而是搭建多种资本互相制衡的“三元化”或“多元化”架构。这其中重要的一元,就是劳动者本身。引入内部职工持股制度,赋予其与持股相匹配的决策和管理权利,可以在国资和民资之间形成缓冲地带,并成为双方共同争取的重要力量。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绝不仅仅是国企和民企之间的事,不单单是民企参与国企改革的盛宴,而是全体人民参与改革的群体实践活动。

  国有企业改革始于上世纪80年代,走过了一条艰难探索之路。目前,国企改革的主题围绕混合所有制来进行,地方性版本多种多样,讨论和观点也很多,似乎是千头万绪,难以着手。笔者认为,只要厘清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线,明确总目标,就可以“纲举目张”,将其顺利推进下去。

  国企资产可以分为存量资产和增量资产。简言之,存量资产指目前正在经营的既有资产,增量资产指未来投资所形成的新增资产。与此对应,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可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民混国”形式,即民营入股国有企业,对象主要是国有存量资产;一条是“国混民”形式,即国有企业入股民营企业,由国有增量资产来承担。

  存量资产的“民混国”形式

  第一条主线:存量资产的“民混国”形式,这是“纲”;“目”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资产证券化以实现股份化混合,二是通过上市国有股的逐步转让减持来引入其他资本实现资本混合。

  资产证券化,在这里指的是国企的公开上市,以实现其公众化。数据显示,2013年2534家上市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21.5万亿元,净利润2.3万亿元;同期,全国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47.1万亿元,利润总额2.6万亿元。对比可见,两者总收入相差1倍多,盈利相差不多。尽管数据的统计不可避免有一定的重复和误差,但也可大体表明:虽然盈利性较好的国企基本上都已上市了,典型的如“两桶油”、“四大行”和中移动等,但尚有大量国有经营性资产还未上市,包括一些只实现了部分资产上市还未实现整体上市的大型国企。

  资产证券化不但可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还是“民混国”的前提。这是因为,一个未上市的含100%国有成分的企业不足以吸引民营企业来“混合”:坦率地讲,国有独资企业更像准政府部门,主要管理者具有公职身份更像准公务员,让民营资本来入股,哪怕能控股,也未必能取得相应的话语权,较难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经营企业。但是,如果实现了上市,由于一般采取以国有母公司作为大股东、拿出优质资产作为上市主体的形式,这就为“民混国”提供了机会,比如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参与定向增发参股上市公司,从而得以绕过其独资的母公司。参股的动力主要有三条:一是上市资产盈利性较好,信息公开透明,便于进行价值判断;二是公司实现了公众化,受到证券监管机构、公众和媒体的监督,即使仍保留国有控股地位,管理层也不会“乱来”,相关问题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里来解决有较大的保障;三是认购行为接受证券市场的监督,程序公开规范,政策风险小,有助于规避后遗症。

  有两个范例可供参考:一个是上海家化的改制,一个是联想控股旗下的弘毅投资所参与的国企改革尝试。家化改制所涉及的国有股权是上市公司的母公司家化集团的股权,平安保险收购了其100%的股权,这表明平安保险对合资还是有顾虑的,所以采取了百分之百收购的形式。弘毅投资所参与的项目,主要就是通过认购国有上市公司增发股份来进行的,比如中联重科、城投控股和锦江股份项目,目前看都比较成功;此外,弘毅投资还向上市公司董事会派驻了自己的董事,改善了董事会结构,也有助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上市国有股的逐步转让减持也是实现混合化的途径。目前国有垄断行业巨无霸如“两桶油”、“四大行”和中移动,其市值均在万亿量级,利润普遍在千亿以上;但从其股东结构来看,国有股在A股中的占比普遍超过了90%,中石油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约98%,使得资本收益牢牢掌握在这些企业手里。而且,上市公司国有股分布呈现一个特点,那就是企业规模越大,国有股比例就越高;国有股比例达到50%以上的比比皆是,可以说做到了绝对的控制。

  世界500强公司大部分实现了上市,其中美国公司数量最多。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极其分散,大部分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不超过5%,比如微软、苹果、可口可乐、IBM等代表美国经济的大市值公司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均未超过10%。养老基金、公募基金及保险公司是主要投资主体,合计持股约占股市总市值的50%。由此可见,财富基本实现了证券化和公众化,持有主体和受益主体是广大民众。

  目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方方面面都需要财政的支持。比如说涉及到全民养老和医保的社保资金的筹集,城镇化建设资金的来源和农民工的城市化安置成本等,都可以通过国有股在资本市场的减持变现来逐步解决。按照目前国有股的持股比例,哪怕减持一半仍可保持相对控股地位,不会丧失国有资本在某些特殊领域的主导地位。通过这种方式,国有企业不但在形式上实现了混合化、公众化和全民化,而且国有资本的增值和收益也用在了公共产品和服务等民生领域,这本来就是国有资产属性的应有之义,是其社会价值的回归。

  增量资产的“国混民”形式

  第二条主线:增量资产的“国混民”形式。目前,有种认识误区把国企改革单纯限制在了“被民混”的层面,没有意识到国企“反其道而行之”、主动走出去与民企展开资本合作也是一种国企改革形式。“国混民”这条“纲”主要有两条“目”:新增投资的控股形式和参股形式。

  控股项目表现为收购,属于战略投资,本质上是实业投资。在扩张中应采用相关多元化策略,围绕主业和产业链上下游展开,发挥出资源共享和协同效用,从而进一步壮大主业,增强企业综合实力。

  参股项目主要是财务投资,以财务收益为主要目标,本质上是金融投资。当然,参股项目同样也可以发挥资源共享和协同效应,但是基本不参与企业日常经营,定位主要还是财务投资人角色。投资标的主要是有活力和投资价值的民营企业,只要符合该标准,也可以包括上市的民营企业:既然民企可以入股国有上市公司,国企当然也可以入股民营上市公司以实现国资保值增值目标。需要说明的是,参股项目并不意味盲目多元化。这是因为参股项目本质上是金融投资,一般不介入日常经营,只是以实业投资的思维和投资家的眼光去甄别企业价值,把握机会取得投资收益。

  总之,以上这两条主线是并行不悖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应该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应该是组合的,不是单元的。事实上,在实践中资本市场也有过范例:民营上市公司会稽山(母公司精功集团)和国有上市公司轻纺城互相持有对方股权,互相在对方董事会里派驻了董事,以实现融合双赢。

  国企混改的总目标:增强企业竞争力和实现共同富裕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总目标,简言之,就是增强企业竞争力和实现共同富裕;增强企业竞争力是现实目标,实现共同富裕是最终目标。企业强则国强,但是如果劳动者只能以雇佣身份获取劳动报酬,而不能以所有者身份获取资本收益,无法实现共同富裕,那么,所谓的“强”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共同富裕是社会共同理想,但是如果没有竞争力强的企业以更高的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共同富裕则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这两个目标互相融合,相辅相成。

  实践已经证明,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就国企现状来看,不论是已经上市的还是未上市的,一股独大现象非常严重;企业规模不论大小,决策不分轻重,决定权往往掌握在个别人手中。很多时候,不是由市场来决定企业资源配置的方向,而是个别人的“前途业绩”决定了企业的发展方向。虽然企业家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在关键时刻,往往能起到“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但是,企业家不是被委以重任、权力催生下的产物,而是诞生在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健全的公司制衡制度的环境下。混合所有制实现了国企产权层面的混合,从而为企业组织架构的混合和经营决策层面的制衡提供了前提条件;如果国企的混合不能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和提高企业竞争力,那么,这种混合仅仅是在形式上换了一件“马甲”而已,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和意义。

  不论是资产证券化所形成的董监高分别履行决策、监督和经营职能的上市公司治理架构,还是因民企入股所增设的董事带来的董事会结构的改善,都为企业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创造了外部条件。然而,更为关键的是,混合所有制并非简单将之前国资的“一元化”转变为国资和民资的“二元化”,而是搭建多种资本互相制衡的“三元化”或“多元化”架构。这其中重要的一元,就是劳动者本身。在众多优秀民企已经普遍实现内部职工持股的大环境下,将法律所赋予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劳动者雇佣劳动相结合的最佳形式就是混合所有制下的内部职工持股制度,这不但是完善公司治理的客观需求,也是寻求多方利益最大化交集和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途径。

  如果仅单单引入民营资本,排除内部职工持股制度,那么国企改革就很容易陷入“谁吃掉谁”、“谁来控股、谁来主导和谁说了算”之争的怪圈,很多问题将难以解决。引入内部职工持股制度,赋予其与持股相匹配的决策和管理权利,可以在国资和民资之间形成缓冲地带,并成为双方共同争取的重要力量。藉此,劳动资源和资本资源由之前的分离对立转变为合作共融,无疑将大大提高劳动者积极性,激发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竞争力。同时,一旦形成完善的公司治理架构,国资监管部门职能由“管人管事管资产”向“管资本”的回归则顺理成章,从而形成混合所有制下的国企的“人”由职业经理人组成、“事”由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定、“资产”由具有法人财产所有权和处置权的法人机构自主决定的局面。

  总之,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绝不仅仅是国企和民企之间的事,不单单是民企参与国企改革的盛宴,而是全体人民参与改革的群体实践活动。没有以内部职工持股为主要形式的劳动者参与的混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混改。这不仅是一个功利导向的问题,更是一个权利保障的问题,本质上还是一个社会福祉的问题。

丁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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