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31日 第 22 期
总第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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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分类意见发布 奠定改革基石

    作为国企改革的基石,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于12月29日联合发布《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简称《分类意见》)。此前,该《分类意见》已于10月13日经中央深改组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随着文件的正式发布,作为本轮国企改革“重头戏”的分类改革大幕终于拉开。

  “国企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功能定位,这是新时期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的逻辑出发点。对于约110家央企来说,这也是其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分类。尤其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国企分类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表示,虽然本次《分类意见》未具体说明哪个行业划归哪一类,但是有望在未来的实施细则中进一步明确。

  《分类意见》提出,立足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结合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状和需要,根据主营业务和核心业务范围,将国有企业界定为商业类和公益类。这两类企业在改革、发展、监管和考核等方面都将会有不同的政策。其中,商业类国有企业要优化资源配置,加大重组整合力度和研发投入,加快科技和管理创新步伐,持续推动转型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

  资深国企改革专家张喜亮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国企分类将是重组整合的重要条件。在国企改革顶层方案发布后,国企的整合首先要从企业功能分类开始,在分类的基础上,国企才可实施同业竞争资源、业务板块的合并。整合应当更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更有利于做强最优做大战略要求。”

  具体到组织实施上,将按照谁出资谁分类的原则,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负责制定所出资企业的功能界定与分类方案,报本级政府批准;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直接监管的企业,将根据需要,对所出资企业进行功能界定和分类。

  值得注意的是,国企分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意见指出,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要,结合企业不同发展阶段承担的任务和发挥的作用,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基础上,适时对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和类别进行动态调整。

  此外,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关于地方企业和金融、文化类企业分类问题。考虑到全国各地国有资本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分类意见》也给地方操作留下了空间。各地要结合实际合理界定本地国有企业功能类别,实施分类改革、发展和监管。金融、文化等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中央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执行。”

  分类完成后,改革也将分类推进。《分类意见》提出,商业类国有企业要按照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要求,加大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力度,加快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其中,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原则上都要实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引入其他资本实现股权多元化,国有资本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或参股,加大改制上市力度,着力推进整体上市。而对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则要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对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要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原则积极推进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促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对需要实行国有全资的企业,要积极引入其他国有资本实行股权多元化。

  此外,公益类国有企业可以采取国有独资形式,具备条件的也可以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特许经营、委托代理等方式,鼓励非国有企业参与经营。

  另据新华社报道,自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来,截至12月29日,已有关于混合所有制、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等细分领域的十个配套文件陆续出台,另有九个文件即将出台。

王雪青

P2P网贷监管细则正式落地 明确十二大禁令

    12月28日获悉,银监会牵头制定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称《征求意见稿》)正式出台,《征求意见稿》以负面清单形式划定了业务边界,明确了包括不得吸收公众存款、不得设立资金池、不等提供担保或承诺保本保息等12项禁止性行为。同时在政策安排上,允许网贷机构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担保或者与保险公司开展相关业务合作。

  乐钱创始人兼CEO王炜表示,12项禁止性行为的规定非常必要,对行业规范有极大的好处,尤其是对自融和资金池的限制,是行业规范发展的必要前提。

  《征求意见稿》对业务管理和风险控制提出了具体要求,实行客户资金由银行业金融机构第三方存管制度及控制信贷集中度风险等,防范平台道德风险,保障客户资金安全,严守风险底线。

  投之家CEO黄诗樵表示,《征求意见稿》明确要求资金通过银行存管,表明第三方支付公司做为过渡业态的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银行会大力推进P2P平台的存管业务,不过银行存管系统的用户体验需要改进才能满足投资人要求。

  网贷作为互联网金融业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的发展呈现出机构总体数量多、个体规模小、增长速度快以及分布不平衡等特点。根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11月末,全国正常运营的网贷机构共2612家,撮合达成融资余额4000多亿元,问题平台数量1000多家,约占全行业机构总数的30%。

  对此,PPmoney董事长陈宝国表示,《征求意见稿》在年底前落地是整个行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是监管者、从业者、投资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标志着P2P行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期,对整个行业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小牛在线coo余军表示,本次发布的P2P监管细则征求意见稿,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设了框,画了红线,也给互联网金融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傅苏颖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加大重点领域改革力度

    12月28日在京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透露,2016年将加大财税、金融、国企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

  “在税制方面,2016年要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积极推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加快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在部分地区开展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加快推进环境保护税立法。”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会上指出,2016年还要完善消费税制度;全面实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清理相关收费基金。

  在金融、国企改革方面,2016年支持健全利率调控体系,研究解决“三农”、小微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全面推行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改革,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和混合所有制发展,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杨亮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24至25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讨论稿)》。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

  习近平强调,“十三五”时期,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牢固树立和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大强农惠农富农力度,深入推进农村各项改革,破解“三农”难题、增强创新动力、厚植发展优势,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扎实做好脱贫开发工作,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让农业农村成为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李克强指出,“十二五”以来,“三农”工作取得显著成绩,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亮点。“十三五”时期,要落实发展新理念,破解发展新难题,夯实现代农业基础,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发挥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引领作用,着力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要注意分析粮食丰收后出现的新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继续调动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性。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把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放在农村和接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的城镇,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激发亿万农民创业创新活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拓展农业农村发展新空间、农民增收致富新渠道。

  会议强调,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当前,要高度重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加快消化过大的农产品库存量,加快粮食加工转化;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减少化肥农药不合理使用、开展社会化服务等,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等农业供给的薄弱环节,增加市场紧缺农产品的生产。要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底线,要保稻谷、小麦等口粮,保耕地、保产能,保主产区特别是核心产区的粮食生产,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要充分发挥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结构性改革中的引领作用,农业支持政策要向规模经营主体倾斜,同时要注重让农民分享成果。要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政策,为农业结构性改革提供动力。

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公布

    24日,中办、国办印发的《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正式公布,其中明确,合理划分国税、地税征管职责,并将在纳税服务等环节实施国税、地税深度合作。

  我国现行的征税体制确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实行按税种把收入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以及共享税,并同时设立国税、地税两套税务机构进行征管。

  分税制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经过20多年的时间,职责不够清晰、执法不够统一等问题也逐渐凸显。

  方案中提出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理顺征管职责划分”,明确中央税由国税部门征收,地方税由地税部门征收,共享税的征管职责根据税种属性和方便征管的原则确定。

  这份方案还从创新纳税服务机制、转变征收管理方式、深度参与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6大类30多项具体举措,很多与纳税人紧密相关。

  例如,提出顺应直接税比重逐步提高、自然人纳税人数量多、管理难的趋势,从法律框架、制度设计、征管方式、技术支撑、资源配置等方面构建以高收入者为重点的自然人税收管理体系。

  在建立促进诚信纳税机制方面,对进入税收违法“黑名单”的当事人,将实施禁止高消费、限制融资授信、禁止参加政府采购、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和政府性资金支持、阻止出境等惩戒。

  方案提出了2020年改革目标,建成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税收征管体制,降低征税成本,提高征管效率,增强税法遵从度和纳税人满意度,确保税收职能作用有效发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五大任务

  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一是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二是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三是化解房地产库存;四是扩大有效供给;五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8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15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部署2016年经济工作,重点是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要求,推进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李克强在讲话中阐述了明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具体部署了明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并作总结讲话。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按照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贯彻落实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妥善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改革开放向纵深迈进,民生持续改善,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今年主要目标任务的完成,标志着“十二五”规划可以胜利收官,使我国站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同时,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和国内外条件变化,经济发展仍然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化解。

  会议认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必须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必须克服困难、闯过关口,坚持辩证法,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是好的,潜力大,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这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加快改革创新,抓紧做好工作,就能顺利过关。必须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理论上作出创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会议指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要努力实现多方面工作重点转变。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调整产业结构,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推进城镇化,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促进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保护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保障改善民生,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进行资源配置,要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扩大对外开放,要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

  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会议指出,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努力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

  会议强调,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第一,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第二,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等,推动形成新的增长点。要坚持创新驱动,注重激活存量,着力补齐短板,加快绿色发展,发展实体经济。第三,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要做好为企业服务工作,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鼓励和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创新发展,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合法利益,提高企业投资信心,改善企业市场预期。要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要提高有效供给能力,通过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第四,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要完善落实机制,把握好改革试点,加强统筹协调,调动地方积极性,允许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发挥基层首创精神。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抓好改革举措落地工作,使改革不断见到实效,使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第五,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要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

  会议认为,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第一,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要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

  第二,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要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第三,化解房地产库存。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要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

  第四,扩大有效供给。要打好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加大资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抓实干,提高扶贫质量。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创新。要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推动形成市场化、可持续的投入机制和运营机制。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使劳动者更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要继续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加强农业现代化基础建设,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把资金和政策重点用在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农产品质量、效益上。

  第五,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改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办法。要加强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会议强调,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抓住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强地方发展能力、减轻企业负担等关键性问题加快推进。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抓紧研究提出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加快推进银行体系改革,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加快发展绿色金融。要加快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个人账户,坚持精算平衡,提高统筹层次。要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保基本、强基层的基础上,着力建立新的体制机制,解决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会议指出,要继续抓好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推进外贸优进优出、积极利用外资、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加快自贸区及投资协定谈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工作。要改善利用外资环境,高度重视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高度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对内外资企业要一视同仁、公平对待。要抓好“一带一路”建设落实,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抓好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

  会议强调,要坚持瞄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牢牢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放松,科学确定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把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坚持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坚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依靠改革创新加快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要用新思路新举措深挖内需潜力,持续扩大消费需求,发挥好有效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大力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着力抓好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要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要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要保住基本民生、兜住底线。要健全督查激励问责机制,促进各方面奋发有为、干事创业。

  会议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要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注重调动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善于把握本质、主流和趋势,善于把握社会心理,善于把握时、度、效,深度分析,主动发声,澄清是非,更有针对性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会议号召,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既是对明年经济工作的全面部署,也是对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部署。各级领导干部务必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握正确方向,脚踏实地推进,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以及中央军委委员等出席会议。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管理的部分企业和金融机构负责同志,军队及武警部队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价改顶层设计出台 市场竞争效用充分发挥

    专家表示,合理的价格体系对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具有积极意义。

  近日梳理2015年国家发改委公开信息发现,2015年是价格改革的丰收年,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就价格工作出台了专门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药品、电力等相关领域价格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国开证券证券投资部执行董事吴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价格作为最基本的经济元素之一,全方位、全过程地渗透在经济运行的各个角落,合理的价格体系对于调节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引导产业资金流向、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2015年作为一个深化改革的年度,价格改革自然是重中之重,国家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就此出台了专门的文件可见一斑。

  在12月13日举行的“2015中国改革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十三五”时期,国有企业和重要行业改革将跨越深水区,将在电力、油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重要领域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示范,电力、石油等竞争性环节将真正放开,推进国有经济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电力、天然气、医疗服务等重点领域价格改革将继续深化,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疏导价格矛盾,降低企业和居民成本。

  价格改革敲定时间表

  2015年10月15日,新华社授权播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到2017年,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基本放开,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到2020年,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基本完善,科学、规范、透明的价格监管制度和反垄断执法体系基本建立,价格调控机制基本健全。

  这既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价格改革30多年来巨大成就的充分肯定,也体现了对今后价格改革的高度重视,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历史时期对价格机制改革做出的总体谋划和系统部署。

  回顾价格改革30多年的辉煌历程,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价格改革先后经历了“改革计划价格体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三个阶段,取得了巨大成就。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

  目前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经实行市场调节,价格的市场化机制基本形成,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药品价格:绝大部分由市场竞争形成

  2015年5月份,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会同国家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决定从2015年6月1日起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完善药品采购机制,发挥医保控费作用,药品实际交易价格主要由市场竞争形成。

  总体上看,由于有招标采购和医保控费机制的综合制约,加之对市场交易价格监测监管工作的强化,将正面引导市场价格秩序,因此绝大部分药品市场交易价格不会上涨。

  查阅了工信部公布的医药工业经营状况,最新数据更新至2015年上半年,从可查的权威短期数据看,药品价改对生产企业产生的是正向推动作用。1月份-6月份,医药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262.05亿元,同比增长12.85%,高于全国工业整体增速13.55个百分点。与制药直接相关的子行业中,生物药品制造的利润增长最快,增速达18.77%,其余依次是中药饮片加工14.64%、化学药品制剂制造12.69%、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12.22%、中成药制造11.94%。而根据海关进出口数据,今年前6个月医药产品出口额为281.61亿美元,同比增长6.27%,增速较上年同期上升0.87个百分点。

  吴琪表示,通过医药招标采购机制,有效的遏制了药品中间商层层加价现象,平抑了药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百姓看病贵难题。与此同时, 对于有高技术含量的原研药以及高质量的仿制药如首仿药,在招标过程中实行单独分组,由于没有竞争对手, 可以享受一定的高定价。这也体现了优质优价原则,对鼓励药企不断提高科研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电价:破除电网垄断推行“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3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业内称为“9号文”),被誉为“啃硬骨头的改革”正式拉开帷幕,重点是有序放开输配以外的竞争性环节电价、有序向社会资本开放配售电业务、有序放开公益性和调节性以外的发用电计划,推进交易机构相对独立,规范运行。

  11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正式对外发布了6个电力体制改革配套文件,标志着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进入具体操作阶段。其中的一大亮点就是输配电价改革,破除电网垄断优化资源配置。《关于推进输配电价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明确,在深圳市、内蒙古西部率先开展输配电价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将安徽、湖北、宁夏、云南、贵州省(区)列入先期输配电价改革试点范围,按“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原则核定电网企业准许总收入和输配电价。

  而2015年是落实“十二五”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的收官之年,也是脱硫电价向环保电价过渡首个年度。今年5月份以来,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环保部门对环保电价进行了检查,据不完全统计,各地检查的发电企业大概是670多家。到目前为止,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发电企业实施经济制裁6.35亿元,其中扣减脱硫电价6800万元,没收环保电价款5.21亿元,罚款0.46亿元。

  12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环保部、国家能源局三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实行燃煤电厂超低排放电价支持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从2016年1月1日起执行对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实行电价支持政策。其中,对2016年1月1日以前已经并网运行的现役机组,对其统购上网电量加价每千瓦时1分钱(含税);对2016年1月1日之后并网运行的新建机组,对其统购上网电量加价每千瓦时0.5分钱(含税)。上述电价加价标准暂定执行到2017年底,2018年以后逐步统一和降低标准。

  国家能源局12月16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49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9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0%;第二产业用电量36330亿千瓦时,下降1.1%;第三产业用电量6524亿千瓦时,增长7.3%;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6686亿千瓦时,增长4.7%。

  同期,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时为3597小时,同比减少309小时。其中,水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3256小时,减少139小时;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3916小时,减少355小时。全国电源新增生产能力(正式投产)9044万千瓦,其中,水电1331万千瓦,火电4751万千瓦。可见,我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艰难过程中,而直接交易电量比例上升、计划电量比例减少、电价下降幅度不断加大等因素对发电企业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吴琪认为,在能源价格改革领域,对清洁能源水电的倾斜、对新能源如风电的补贴,以及对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实行电价支持政策,显示出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通过价格机制改革引导提升企业环保意识,积极开拓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等环境友好型新领域。

  其他领域价格改革一步一个脚印

  价格改革还在其他领域迈出坚实步伐。2015年以来放开了30多项商品和服务政府定价,中央定价项目大幅减少约60%。2月1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关于放开建设项目服务价格的通知》,放开现行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5项建设项目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具体包括:政府投资和政府委托的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工程勘察设计、招标代理、工程监理、环境影响咨询服务收费。至此,我国建设项目服务价格完全由市场竞争形成。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介绍,今年以来,调整了铁路货运价格并进一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基本理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扩大至27个省的80个县。居民用电阶梯价格制度已在除西藏、新疆之外的全国范围内建立,居民用气、用水阶梯价格制度也在稳步推行。

  12月11日,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石油天然气、盐业等重点行业改革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反垄断案件经营者承诺指南》已完成初稿,下一步将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2月1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近期,国家将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抓紧完善新形势下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并向社会征求意见。

沈明

首个自由贸易区顶层设计文件出炉

  中国政府网17日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作为我国开启自贸区建设进程以来的首个战略性、综合性文件,《意见》对我国自贸区建设做出了“顶层设计”,明确提出加快现有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中长期形成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并提出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等八方面具体举措。

  《意见》明确了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近期和中长期目标。近期目标是,加快现有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逐步提升已有自由贸易区的自由化水平,积极推动与我国周边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使我国与自由贸易伙伴贸易额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或超过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水平;中长期目标是,形成包括邻近国家和地区、涵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辐射五大洲重要国家的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使我国大部分对外贸易、双向投资实现自由化和便利化。

  《意见》对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布局在周边、“一带一路”和全球三个层次做出了规划。一是加快构建周边自由贸易区。力争和所有与我国毗邻的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不断深化经贸关系,构建合作共赢的周边大市场。二是积极推进“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结合周边自由贸易区建设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建自由贸易区,形成“一带一路”大市场,将“一带一路”打造成畅通之路、商贸之路、开放之路。三是逐步形成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争取同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大国、主要区域经济集团和部分发达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构建金砖国家大市场、新兴经济体大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大市场等。

  《意见》对加快建设高水平自由贸易区,提出了包括提高货物贸易开放水平,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放宽外资准入,推进规则谈判,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进规制合作,推动自然人移动便利化,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等八个方面的要求和措施。

  商务部国际司负责人17日解读称,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当前,全球范围内自由贸易区的数量不断增加,涵盖议题快速拓展,自由化水平显著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外贸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引进来、“走出去”正面临新的发展形势。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

  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表示,近几年,中国的自贸区战略发生了显著变化,双边和区域自贸区的谈判取得了高速进展,中澳和中韩自贸协定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成果。然而,从自贸协定覆盖的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比重看,中国推动自贸区建设的进程仍然任重道远。

孙韶华

权威视点
未来城市发展:提“内涵”,强“基建”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12月20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这是时隔37年后,我国再次召开最高级别的城市工作会议,会议的名称也由37年前的“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升格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但今天的中国,也面临城镇化进程中的各种城市病:雾霾污染、交通拥堵、垃圾围城、城市“摊大饼”、文化缺失等。这些问题不断警示: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必须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

  主持人赵姗

  嘉宾:

  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副主席、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 石楠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叶裕民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胡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副研究员 段炳德

  以新的理念引领城市未来30年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是继1978年后首次召开最高规格的城市会议。中央为何在37年后重启城市工作会议?正值“十三五”开局之际,此次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有何重要意义?

  石楠:这37年间中国的城镇化经历了风起云涌的巨大变化。197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7.92%,2014年,这个数值上升到54.77%,两者相差了36.85个百分点。从国际上城镇化的规律来看,一般将50%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标志,城镇化水平超过50%就标志着这个国家进入城市社会,也就是说,我国在跨入新世纪不久,就进入了城市社会,起码从统计学意义上是这样的。这意味着中华民族正站在一个门槛上,一侧是5000多年以农耕文明为核心的农业社会,另一侧则是以工业化和现代化为标志的城市文明。在农业社会,包括在工业化初期,始终面临着物质文化需求如何满足的问题,而进入城市社会之后,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基本的物质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满足,而出现了其他一些社会矛盾和挑战,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应对。

  同时,50%还是另一个象征点。按照国际城镇化规律,当一国的城镇化水平位于30%至70%的区间时,城镇化水平上升的速率是最快的,属于快速城镇化的时期,我国在过去30多年正处于这一区间。根据有关学者研究,这个快速城镇化时期又可以分为30%—50%和50%—70%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表现为增速明显,而在第二个阶段,虽然仍然属于快速发展阶段,但是增速逐步放缓。因此,50%成为一个拐点,从制定政策的角度,在此之前,可以顺势加速推进城镇化,以促进经济增长,在各个城市的发展层面,基本表现为城市规模不断“铺摊子”、上规模。而在50%以后,由于城镇化进入增速放缓的阶段,就不宜继续加速推进城镇化,而应该顺应科学规律,将数量与质量更好地结合起来,城市发展不仅还会继续扩张,更重要的是城市的承载能力要加强,要强调存量土地与空间的进一步充分利用,品质生活成为重要的象征。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一方面,我们需要一系列认识与理论的突破,要研究与城市社会基本矛盾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问题,要面对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问题;另一方面,要研究多年快速城镇化进程以来,如何应对减速的挑战,怎样在城镇化的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之间取得合理平衡。所以,本次会议召开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叶裕民:第一,有利于建构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良性循环系统,以城市健康发展支撑产业结构升级,建构和谐社会,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现代化建构空间基础。第二,有利于建立城市与乡村的良性循环系统,纠正长期由农村为城市承担发展成本的反规律增长轨迹,以流动人口真实的市民化进程为乡村发展减负,以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引领乡村现代化。第三,有利于建立以人为本的健康安全公平城市运行新秩序,纠正中国长期重建设轻管理、重经济轻社会、重物质轻人本的传统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缩短城市问题高发期限,减少城市治理不善对经济社会特别是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害,促进城市健康持续发展。

  胡敏:一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需要认真总结经验。从官方公布的这样一组数字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近18%上升到2014年的近55%;城市人口从1.7亿人增至7.5亿人;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3个。每年城镇新增人口2100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化的快速进展,不仅大大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也根本改变了国家的产业结构、区域空间布局和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城市化使得中国从一个农业主导经济的传统发展模式转为一个以工业主导经济的现代发展模式,也完成了中国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从零散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式的个体社会向一个群居的、要素融通的、开放式的公民社会转变。以发展经济学视角来分析这一阶段中国的城市发展历程,其经验值得深刻总结。

  二是面对中国城市化的现实矛盾和问题,需要拿出切实的解决方案。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尽管有着特定的发展起点、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特定的基本国情,但在城市发展繁荣的背后,依然没有绕过许多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陷阱”,诸如,城市总体布局缺乏规划、城市间缺少衔接、城乡发展不同步或者失衡、城市内部发展一味讲求数量扩张而导致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垃圾围城、文化缺失、“城中村”较多、公共服务供给出现短板、城市治理能力欠缺等问题。这些问题集聚后,将严重影响城市功能的扩张和城市居民的宜居水平和生活质量,这也直接影响或阻碍中国的下一步现代化进程。中国已经到了必须综合施策破解城市发展难题、通盘规划厚植城市发展优势的历史阶段。

  三是站在城市可持续发展角度,以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城市未来30年的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十二五”规划顺利收官、“十三五”规划期待良好开局、面向未来五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夯实基础的时间交汇点上,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新的五大发展理念,就是以战略视角、从顶层设计谋划中国未来发展。城市作为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作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必须将城市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必须充分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紧紧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发挥城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助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

  段炳德:从时机来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处于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期,同时面临经济增速不断下滑的局面,而未来五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2014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只占到9%,二、三产业比重达到90%以上,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接近54%,城市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承载体。

  从面临的问题来看,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基础设施短板等问题频频暴露,表明我们的城市发展过于粗放,城市管理还不够精细化,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势的需要。城市文化建设阙如,从早期的大拆大建,到近期的仿古建筑风潮,都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缺少一种长期战略和顶层设计,城市规划缺少延续性。

  从发展态势来看,未来我们国家将有更多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民众要求更高的城市生活质量,社会发展需要更合理的城市布局和更高水平的发展城市内部管理。同时,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蓬勃发展,智慧城市有了技术支撑。

  明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无疑为未来五年的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工作本身指明了方向。同时,城市建设本身成为重要的增长动力,现在城市建设的重点从城市的“面子”转向城市的“里子”,海绵城市建设和“共同沟”等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以及中小城镇的建设发展都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城市必须成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首善之区”

  中国经济时报: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

  石楠:首先,对于城市等重要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我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对于城市的认识并不是十分正面和积极的,基本理念上认为城市最主要是消费中心,而不是生产基地,因而在城镇化政策上,采取的是抑制城镇化的策略。本次会议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强调了城市的系统性,不能只从条条或块块出发开展城市工作,要看到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有系统思路,必须以统筹的思路实现协同发展。二是强调了城市不仅是问题所在,也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对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资源环境问题、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问题,不能只看到城市可能存在的问题,只看到城市病,更要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恰恰也在城市自身,因此,要根据城市的系统特征,提出破解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其次,明确提出了我国城市工作的总体思路,是对于城市工作的顶层设计。会议明确了做好城市工作的总体思路,即“一尊重五统筹”,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其中,顺应规律是做好一切城市工作的总的指导原则,因此,会议强调各级领导必须认真学习有关城市的知识,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去规划、建设、管理城市。提高宜居性是城市发展的总体目标,体现了一切发展为了人民的基本理念,统筹三大结构、三大环节、三大动力,则是实现这一目标重要的抓手,也是医治城市病、破解城市发展难题的重要路径,而统筹三大主题,则体现了城市社会必须具有的现代化治理能力,是做好城市工作的基本保障。

  第三,体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体制机制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胆识。会议在总结国内外城市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富有理论创新价值的新理念、新思路,比如,在空间、规模、产业领域,强调了加强创新合作机制建设,以协同创新牵引城市协同发展;在对待城乡关系方面,明确提出城市工作必须同“三农”工作一起推动,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文化建设领域,不仅强调了保护、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性,更是明确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于政府、市场与市民的关系上,强调了同心同向协同的重要性,让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市民勤劳之手同向发力,创新城市治理方式,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叶裕民:第一,重申“城市让人生活更美好”的本质。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的“以城市为核心、增长为导向”的城市发展和治理理念,有着强劲的路径依赖,导致城市运行违背基本规律;“简单唯上”的思维方式致使城市政府制定的政策脱离科学发展的需要,生态恶化和社会失序的问题长期积累;部门化管理又导致城市的整体利益、长期利益以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被肢解为部门利益,城市管理短期化、表面化、利益化,政府各部门之间,特别是政府、企业与社会之间交流成本高,合作难度大。治理理念长期偏离“以人为本”,违背城市发展基本规律,终于导致中国进入城市问题高发期。上海世博会提出“城市让人们生活更美好”。“人们生活更美好”是城市存在的本质和意义。本次会议重申以人为本的城市本质,对于彻底纠正和扬弃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实现城市发展大转型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尊重城市规律,建构城市社会新秩序。秩序,既是目标,更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前提。会议提出,尊重城市发展规律,这是建立城市秩序的根本。城市健康运行需要提升城市的综合承载力,包括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经济承载力和社会承载力,以此为基础建构城市运行的环境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保障城市健康发展。

  第三,着力解决城市病。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城市长期反规律运行突破城市生态系统弹性,城市病必然诞生。会议从五大关系、15个维度揭示中国当前城市发展的主体、动力、要素及其运行发展特征,开始建立多部门合作、多层面联动系统解决城市病的行动框架。

  胡敏:这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可以说对未来30年我国城市发展和城市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有许多亮点值得关注。我概括为“一个中心”、“五个量化方向”、“五个统筹途径”和“一大能力建设”。

  “一个中心”就是做好城市工作一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会议将其作为做好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象征和未来社会发展的引擎,必须成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首善之区”,人才是城市发展的目的,而不是城市GDP的增长,更不是“钢筋水泥”堆砌、“建筑物林立”和“道路密集环绕”的物的载体,否则城市发展就会“物化”或“异化”。

  “五个量化方向”就是坚持集约发展,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这要在总结我国37年来城市发展经验教训基础上,必须充分研究好城市人口发展与资源承载力相互匹配、城市空间布局和公共服务设施合理协调的关系,确定好城市发展数量、规模,切实提高城市资源配置效率,根本上是提高城市发展质量,在未来数十年走出一条内涵式发展的、更高水平的可持续、可宜居的中国特色城市化发展道路。

  “五个统筹路径”就是会议提出的要“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以提高城市工作的全局性、系统性和城市发展的持续性、宜居性和积极性。这是按照现代城市发展规律和城市经济学基本原理,清晰地提出了我国未来城市发展的基本路径和重点任务。

  “一大能力建设”就是要求“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既要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城市工作格局,又要强化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全面推进城市管理机构改革,创新城市工作体制机制,推进城市规划建设的民主化、透明化、法治化进程。

  段炳德:第一个看点是城市规划要严格执行。会议强调“规划经过批准后要严格执行,一茬接一茬干下去,防止出现换一届领导、改一次规划的现象”,可谓切中时弊,我们的城市建设之所以出现风格不伦不类、建了拆、拆了又建,造成浪费和不协调,就是因为有些领导不尊重规划的严肃性,随意按照自己的意图发号施令。

  第二个看点是建设综合性城市管理数据库。会议提出要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就科技来说,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为城市管理智能化提供了保障,移动互联网大大便利城市交通出行,大数据技术为城市数字化管理提供了武器,云计算、物联网的发展使城市管理更加智能,综合性城市管理数据库将是新技术在城市管理方面的全面应用。

  第三个看点是本次会议强调城市文化血脉的延续。中国有着众多历史悠久的城市和深厚的城市文化,但是在我们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发展向西方看齐,贪大求洋,不重视自身城市文化血脉的延续,造成很多历史文物的破坏,后又反过来通过仿古建筑吸引游客。

  期待一个更加美好的城市

  中国经济时报:这次会议将给超过一半国人生活的城市带来怎样的影响?未来老百姓的城市生活将发生哪些改变?

  叶裕民:以人为本是本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基本精神。如果会议精神在各城市得到真正落实,那么城市居民的人居环境和生活便捷程度会大幅度提高,城市设计更加人性化,城市环境恶化的趋势将会得到遏制,城市公平秩序逐步建立,包括特大城市在内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将得到大幅度提升,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可望实现带眷迁移,实现生活家庭化,居住健康化,社会保障常态化。

  胡敏:未来30年,按照我们的发展目标,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0%这样一个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中国也将完全进入一个城市社会,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文明国家。也就是说,今后会有2/3的中国人生活在不同规模的城市,就此改变的不仅是生活工作方式,也将大大改变生活理念和社会诉求。

  人们的生活来源不再是依靠对原始物的占有和寻租获利,而是主要依靠社会化劳动和社会契约精神,形成更加紧密的社会化纽带来安排生产生活,依靠社会互助和智力资本来创造财富。同时,各具特色的文化将成为城市差异的显著特征。

  中国城市居民将摆脱原住民的户籍或者居住地束缚,城市间迁徙变得更加便捷,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供给能力大为提升,也将更加均等化、同质化、标准化和规范化。城乡二元经济将成为历史,特别是农村经济将成为工业化经济的组成部分,农村生活也将成为城市生活的一种延伸。

  随着城市文明发展,公民社会将得以建立,这意味着公民意识将极大地提高,不仅体现为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增加,也将根本改变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国民的关系,社会建设将进一步民主化、透明化和公开化。

  段炳德:这次会议的精神如果能够得到认真执行,那么国人可以期待一个更加美好的城市,比如城市的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城市内涝等问题得到极大改善,城市环境更加健康,空气质量大大提升,城市文化内涵不断凝聚。

  大中小城市、东中西部城市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偏远地区的群众也可以享有较高质量的城市生活。未来将会有更多农村居住人口向城市集中。

  同样可以期待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比如群众出行更加顺心、居住更加安全、购物更加便利、就医更加方便、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等。

赵姗

曾培炎:探索宏观调控新路径使发展趋稳和蓄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2015-2016中国经济年会”26日在京召开,会议以“引领新常态,决胜'十三五’”为主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表示,我国当前正值“十三五”开局之时,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在经济向新常态转换的过程中,必须探索宏观调控的新路径,使经济发展趋稳和蓄势。应调整经济考核的指挥棒,将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关键指标;建立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相平衡的调控模式;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动力和环境;从现有基础设施“硬投资”中,拨出相当比例投向“软投资”;重视我国经济政策的外溢效应,主动获取外部性红利。

  曾培炎谈到,明年全球经济可能呈现低增长、低通胀、低贸易、低投资、高债务的“四低一高”态势,经济复苏势头仍然偏弱,国际油价下跌会为全球经济增添不确定性,美元进入升息周期或将加剧输入型通缩风险,新兴经济体结构脆弱性或进一步凸显。但同时,互联网、新能源、大数据、共享经济等多点突破与融合,正在孕育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新势能。身处其中的中国,正值“十三五”开局之时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在经济向新常态转换的过程中,不能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必须探索宏观调控的新路径,创新完善政策工具箱,使经济发展趋稳和蓄势。对此,曾培炎提出五点建议:

  第一,调整经济考核指挥棒。未来可以考虑将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关键性参考指标,建立GDP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并重的双目标体系,从而跨越全要素生产率下滑的陷阱,充分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破解经济、资源、发展三角的困局。

  第二,建立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相平衡的调控模式。“十三五”时期应该把握好总量与结构、需求与供给、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多重平衡。要扭转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板的失衡,在总量需求与总量供给平衡的基础上加大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间的平衡;要着眼长远,将年度的宏观调控目标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中,促进短期宏观调控与长期规划之间有效衔接,统筹约束目标的年度分解工作;要在做好总量调控的基础上,加强结构调控、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精准调控、预期调控,推进宏观调控的科学化和有效性。

  第三,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动力和环境。一方面,选准补短板的突破口,实施企业设备升级改造,加大提高技术工艺水平的力度,加快产业向中高端迈进的进程,增加优质价廉产品的供给,满足高质量,差别化的需要。另一方面,推进新一轮市场化要素改革,有效降低劳动力、资金、土地、能源、物流等要素成本,通过基础设施连通与共享经济发展,加速各类生产要素跨地域、跨部门自由流动;善于运用全球的低成本、高质量要素;健全要素收入的合理分配机制,控制生产、流通、交易成本过快上升。

  第四,全面加强对创新和“软”基础设施的投入。新常态不是不要投资,而是要高效的、有助于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投资,从人均资本存量看中国目前相当于美国1/5的水平,未来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但需要转变的是,将原来主要集中于硬件基础设施方面的“硬”投入,拨出较大比例转向创新研发、人力资本,重大基础创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产品等方面的“软”投入。

  第五,重视我国经济政策的外溢效应,主动获取外部性红利。当前我国已经从区域性大国迈向全球性大国,“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加入SDR、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多边规则重建、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等重大战略举措,意味着中国已经更深程度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连续多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当前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宏观调控、金融改革、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将会对全球和地区产生越来越大的外溢效应。因此,未来我国需要在规则制定和政策沟通及全球治理方面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的收益。即中国在国际合作中不仅要支持国际发展,也要通过发展的过程获得合理收益,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的同时,也要为自身获取外部性红利作出更大努力。

张欢

刘延东:开创中医药事业发展新局面

    同志们:

  在举国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之际,我们迎来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在此,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国中医科学院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多年来为中医科学院发展作出贡献的老领导、老专家、老同志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中医科学院全体干部职工并向全国中医药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李克强总理作出批示,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医药事业的高度重视,对奋斗在中医药战线上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医务工作者的亲切关怀。总书记的贺信和总理的批示高屋建瓴,思想深刻,内涵丰富,要求明确,强调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阐述了中医药的科学地位和在促进人类健康福祉中的重要作用。贺信和批示充分肯定了中医科学院在60年发展历程中取得的丰硕成果,高度评价了以屠呦呦研究员为代表的一代代中医人才为造福人类健康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振兴和发展中医药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出了希望和要求。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今年,中医科学院可谓“双喜临门”。十几天前,屠呦呦研究员领取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我国科学家首次在中国本土开展科学研究的成果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反响。青蒿素是中医药为人类健康作出的重要贡献,以屠呦呦研究员为代表的优秀中医药人才是中国的骄傲、中医药的骄傲,也是中医科学院的骄傲。借此机会,向屠呦呦研究员表示祝贺和敬意!刚才,张伯礼同志回顾了中医科学院的发展历程,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曹雪涛同志和屠呦呦、陈士林研究员作了发言,听后令人深受感动,倍感振奋。

  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忘记,中医科学院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决定成立的。1954年毛主席做出重要批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周恩来总理为研究院的成立亲笔题词:“发展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5年12月19日,李济深、习仲勋等国家领导人出席成立大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中医科学院围绕“团结、学习、求实、创新”的院训,辛勤耕耘,开拓奋进,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

  60年来,中医科学院坚持开放包容、博采众长,成为中医人才的孵化器。中华医学百花齐放、博大精深。建院以来,中医科学院秉持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理念,广泛吸纳中医名家,内科大家蒲辅周、岳美中,针灸高手叶心清,“小儿王”王朴诚,中医教育家杨树千等汇集于此,成为中医药现代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多年来,中医科学院培养了大批人才,唐由之、程莘农、路志正等一批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国医大师,陈可冀、王永炎、李连达、张伯礼、黄璐琦等一批中医药科技领军人才,在这片沃土上薪火相传、成长成才,打造了一支名医荟萃、专家汇聚的国家队。

  60年来,中医科学院坚持特色发展、锐意探索,成为中医科研的引领者。中医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医科学院在全面收集、整理和传承中医文化遗产的同时,努力探索,科研攻关,取得一大批科研成果,推动中医药事业更好地服务现代社会。认真做好中医古籍特别是孤善本的整理研究,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中医古籍的知识挖掘。加强药物研发,成功开发出包括青蒿素在内的一大批新药,开展临床安全性监测研究并制定规范。创新技术方法,初步构建了“真实世界”临床研究方法学框架,将卫星遥感等新技术运用到中药资源普查中,建立临床科研一体化的中医药数据采集、管理与分析系统,推动了中医药学术进步。

  60年来,中医科学院坚持适应需求、扎根群众,成为中医服务的排头兵。“大医精诚”是中医价值理念的精髓。中医科学院广大医务工作者以仁心仁术行医济世,大力推进诊疗创新,形成了针拨白内障术、小夹板骨折治疗、针刺麻醉等一批临床新技术。利用中医药治疗肿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骨关节疾病等疑难病症,取得显著疗效,深受广大患者欢迎。

  这些成就的取得,凝结着几代中医科学院干部职工的艰苦奋斗和辛勤汗水。在青蒿素的研发过程中,60多家科研单位的500多名科学家在“523”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聚各方优势,发挥集体智慧,最终取得突破。面对乙脑、非典等重大传染病的肆虐,以及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中医科学院的医疗专家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作用,屡建奇功。60年来,大家甘于奉献、锐意创新、攻坚克难、团结协作,推动中医科学院走过了一个甲子的光辉岁月,也必将在新的征程上再创辉煌!

  同志们,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医科学院成长壮大的60年,也是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发展进步的生动缩影。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1950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作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针。1978年,邓小平同志指示“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还写入了1982年宪法,在国际上首次对传统医学予以法律保护。江泽民同志1991年为国际传统医药大会题词,“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振兴中医中药事业”。他还指出,“中医药学不仅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胡锦涛同志强调,“把生物科技发展的成果与我们民族积累的宝贵医学财富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实现新的跨越”。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将发展中医药事业写入报告,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是我们的国宝,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走出去的一支重要力量,多年来为发展国家间友好合作关系,造福各国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可以说,几代领导人提出的重要论断和战略举措一脉相承,为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近年来,中医药事业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形成了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六位一体”全面发展的新格局,取得了可喜成绩。

  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中医药为探索医改的“中国式解决办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医药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较高的收益,放大了医改惠民的效果。2014年全国中医医院诊疗人次达5.3亿,门诊次均费用、住院人均费用分别比综合性医院低12%和24%。近年来,我国历次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和重大传染病防治中,都有中医药工作者的大力参与。通过中医药的早期全程参与、中西医结合,有效减少了重症病例发生率和死亡率。

  作为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中医药为推动健康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面对群众日益多样化的健康需求,越来越多的中医药资源得到了有效开发,一大批适应市场的新产品、新业态成为健康产业新的增长点。中医药与养老、旅游等相互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凸显,养生、保健、康复等方面的潜力持续释放。“十二五”期间,中药工业总产值以每年20%以上速度递增,2014年超过7300亿元,占我国医药工业总值近三分之一。

  作为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中医药是我国发掘自主创新潜力的重要领域。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积极探索在重大疾病防治中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作用,建设了16个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完善了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和慢病的临床科研体系,建立了一批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和企业技术中心。“十二五”以来,有36项中医药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励,这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也受到认可。

  作为优秀的文化资源,中医药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医中药中国行”等活动深入开展,让人民群众在就医就诊的同时,加深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我国与外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签订的中医合作协议达85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已有9个国家建立了中医药中心,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中医药认识了中国,了解了中国文化。

  作为重要的生态资源,中医药在建设美丽中国中发挥了独特优势。中药材的来源离不开绿水青山,中药材的利用可以造就金山银山。越来越多的地方、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以加强中药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为契机,推动中药材规范化、规模化、集约化种植,带动地方绿色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促进了生态环境的修复。目前,全国有200多种常用大宗中药材实现规模化种植,种植面积超过3000万亩,实现了中药产业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同志们,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国人民正在按照“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树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提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新目标,集中体现了我们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五中全会还强调,“坚持中西医并重”、“促进中医药、民族医药发展”,为新时期中医药工作指明了方向,也对中医药事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是要在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健康需求方面有更大作为。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不仅要求患病后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追求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中医药具有绿色健康的理念,集养生保健和防病治病于一体,越来越多的群众希望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都能享受到中医药全方位、多环节的服务。二是要在构建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方面有更大作为。医疗卫生体制的制度选择往往基于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历史文化,但有一个挑战是相同的,即各国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医疗费用快速增长的压力。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简单复制西方国家“高投入”的医药卫生体制是走不通的。要以较低成本保障13亿人民的健康,既要“关口前移”,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又要在疾病诊疗过程中有效控制成本。而中医药具有注重“治未病”的理念,“简、便、验、廉”的特点,可以在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三是要在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中有更大作为。中医药产业链条长,贯穿药材种植、药品研发、器械制造、健康服务等一、二、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强,开展创业空间广,拉动消费作用大,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具有很大潜力。四是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中有更大作为。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医药就在我国人文外交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不仅给外国友人诊疗疾病,也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认可中医的今天,中医药更有条件成为各国了解中华文明的一扇窗户。

  明年是全面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医药事业发展也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医药,如何适应现代化的社会、对接产业化的需求、迎接国际化的挑战,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先人的智慧、深厚的积淀,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根脉所在;面向未来、推陈出新,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动力之源。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是中医药生生不息、发扬光大的必然选择。

  第一,增强文化自信,兼收并蓄,不断丰富中医药的思想宝库。中医药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从《黄帝内经》到《伤寒论》、《温热论》,从神农尝百草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从金元四大家到明清医家流派的新学说新理论,从西周时期的食医疾医等分工到后来的临床分科,其价值取向和发展理念在现代社会也具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中医药讲求“天人合一”、“身心合一”,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重视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健康与疾病的影响,这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内涵相通。中医药“治未病”的预防学思想,与现代医学“以预防为中心”的主张高度契合。中医药注重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强调个性化诊疗,这与现代医疗越来越重视个体差异的趋势不谋而合。中医药“大医精诚”的价值取向,与尊重生命、精益求精的新时期医疗卫生职业精神相辅相成。我们要不断发掘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精髓,加以创造性丰富和创新性阐释,使其精神实质更好地与现代社会的思想理念有效融合。

  第二,突出能力建设,以用为本,在与时俱进中彰显中医药的魅力。中医药是一门源于临床实践的科学。中医药几千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在与病魔搏斗的实践中,不断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今天,疾病谱的变化给中医药理论和方法带来不少挑战,也为创新开辟了广阔空间。只有紧贴需求、找准定位,才能做好中医药传承创新这篇大文章,提高中医药服务群众需求的能力,提升中医药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度。在中医药科研方面,青蒿素的发现就是传承创新的例证。通过努力发掘文献,从“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一前人实践经验中汲取了创新的灵感,在此基础上用科学方法提取出青蒿素,挽救了无数疟疾患者。我们要继承中医药理论技术方法,集中力量在基础理论研究及重大疾病方面开展攻关,提升中医药防治水平。在中医药人才培养方面,既要完善中医师承制度,传承好老中医专家的学术思想和实践经验;又要遵循中医药规律,创新院校教育和实践基地培养模式,丰富中医药人才培养方式和途径。在中医药服务方面,要以临床实践为基础,围绕遇到的新问题、群众的新需求,积极推进中医药发展模式和中医医疗服务模式创新,推动中医药与养老、旅游、文化、体育、餐饮、生态、贸易等行业融合发展,培育新兴业态,做大做强做优中医药服务,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强化科技支撑,促进融合,为中医药发展插上现代科技的翅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对于中医药发展而言,就是要坚持原创思维这一根本和灵魂,利用现代科技作为方法和手段。要建立健全适应中医药特点的研究和评价方法及标准体系,这是中医药发扬光大、全方位走向世界的基础和前提。循证医学的思想,现代西医的研究方法,大数据的分析手段,都提供了宝贵借鉴,但标准和体系建立的主导权必须掌握在中国人特别是中医人自己手里。要将中医药研究与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研究紧密结合,强化多学科联合攻关。重点加强基础研究、临床研究、新药研发与产品技术开发等不同创新领域间的衔接与转化,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创新开发一批中医药技术、设备、药品和保健品。中医药的传统智慧与实践经验蕴藏于民间,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中医药”,整合资源,优势互补,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汇集众智。要利用现代技术,加强中医古籍、传统知识和诊疗技术的保护、抢救和整理。做好中医古籍文献资源普查,加紧编撰出版《中华医藏》,全面实施中医古籍再生性保护,建立中医古籍数据库和知识库。实施中医药传承工程,做好传统制药炮制、鉴定技术的传承应用,推进中医药民间特色诊疗技术挖掘整理。要积极推进中医药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多学科、跨部门共同参与的中医药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和创新合作平台,实施一批中医药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力争有新的突破。要完善中医药领域的科技布局,形成一批代表国家水平、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成果。创新来之不易,成果贵在应用。要加快转移转化步伐,催生优质产品和新兴产业,使中医药创新成果落地生根,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作出贡献。

  第四,扩大国际合作,互学互鉴,把中医药打造成中外人文交流的亮丽名片。中西医作为人类文明宝库的璀璨明珠,各有优长。中医药在治疗某些新发疾病、疑难杂症、慢性非传染病及预防保健、养生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要促进中西医互学互鉴,鼓励中外双方以开阔的视野、包容的心态看待彼此医学理念、诊疗方式的差异,促进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医学优势互补,相得益彰。要进一步发挥中医药在深化人文交流中的作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不仅提供诊疗服务,而且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当代中国的活力。要主动作为,加强政策对话、人员往来和科研合作,积极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不断提高中医药在国际传统医药领域的话语权主导权。

  同志们,中医科学院是我国中医药行业的国家队,是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的生力军。希望大家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和李克强总理批示的深刻内涵,并切实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发扬老一辈科学家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优良作风,加快中医药传承创新,努力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进步。希望中医科学院坚持高端引领,从中医药事业发展存在的“短板”中聚焦重大研究战略,从中医药传承创新的紧迫需求中凝炼重大科学问题,通过牵头实施一批中医药科技创新的大工程、大计划、大项目,形成一批重大产品和技术成果。希望中医科学院更加贴近群众需求,着眼疑难杂症,丰富发展基础理论和技术方法,辐射和带动各级各类中医医疗机构,推动中医医疗整体服务能力和水平的不断提升。希望中医科学院锐意改革创新,推倒自身围墙、联合各方力量,在中医药科研的组织机制、评价机制、激励机制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推进人才结构的战略调整,培养一批年轻的中医药科研领军人才,打造聚集国内外一流人才的高地。希望中医科学院主动拓展国际视野,开辟交流合作新渠道,深化与世界卫生组织、国家标准化组织等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标准规范的研究与制订,加快推进中医药标准的国际化进程。

  同志们,六十载春华秋实,新征程前景广阔。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牢记使命,求真务实,传承创新,为开创中医药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建设健康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刘延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王志轩:“十三五”电力行业该如何发展

  记者:《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请您谈一谈电力行业如何贯彻这个发展理念。

  王志轩:十三五期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五大发展理念就是对“全面”的最好诠释。电力行业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关键是要从整体全面把握五大发展理念,不能把五大发展理念割裂开来,防止“木桶”原理中的短板效应。电力行业经过几十年尤其近十多年发展,不论从规模上还是发展质量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面对经济新常态和电力新常态,电力工业发展的一些基本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较为突出的是电力供需矛盾由短缺向相对过剩转变,使电力行业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向电力行业内部矛盾扩展,发电与电网、发电与发电之间的矛盾扩展。

  在环境与发展矛盾上,由常规污染物约束为主向低碳和水资源等约束上转变,使火电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矛盾、西电东送与就地平衡的矛盾、煤电与气电发展的矛盾、电力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与分布式电力发展的矛盾、电力清洁化与电网安全的矛盾以及电力改革预期的电价下降与电力清洁化带来的成本提高的矛盾都越来越尖锐。解决以上矛盾,必须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出发,将五大理念落实到具体指标、具体行动上来。从解决电力行业各种现实矛盾来看,我认为,五大理念的关键点是“协调”,这个协调包括政治要求与法律政策的协调,国家和地方利益的协调,政府部门间权力及权利的协调,行业内各企业主体利益的协调等。没有协调,其他四大理念难以真正落实。

  记者:《建议》提出,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支持节能环保、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核心技术。目前,我国节能环保、电力装备、新能源产业的现状和技术水平如何?怎样进一步推进?

  王志轩:从通用电力节能环保产业、电力装备、新能源产业看,我国总体上可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一些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特高压输电技术世界领先,核电、水电、新能源发电、火电机组部分技术国际领先。从进一步推进上看,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考虑:

  一是要突破核心技术,否则会造成中国产业化发展看起来很美,但与效益不成正比,或者看起来建设期费用不高,但运行期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

  二是要因地制宜应用新技术和设备。中国各地经济、技术、人力资源发展不平衡、客观因素造成的环境质量影响要素及环保敏感性不同,因此,在技术创新和使用新技术、新设备上,防止一刀切,而根据各地、各行业的特点采取区别性政策恰恰是“全面”的应有之义,如超低排放不能一刀切。

  三是做到产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得益彰。节能减排产业对国内而言,效益不仅体现在它们自身对GDP的贡献上,更是体现在节能减排的效果上。如花费大量污染控制设备投入和电价补贴并没有带来真正的环境质量改善或得不偿失,这样的GDP增长不但没有正面意义,且是一种浪费。在我国结构性环境污染和结构性浪费仍然突出的情况下,要对行业节能减排效益和社会节能减排效益进行协调,使节能减排社会效益最大化。如通过降低电力污染物排放总量并使电力大气污染物排放比例上升才能解决污染问题,而电力污染物排放比例下降只说明结构性污染更为严重。

  记者:《建议》提出,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能源技术创新,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水能、地热能,安全高效发展核电。加强储能和智能电网建设,发展分布式能源,推行节能低碳电力调度。请您谈一谈对优化能源结构、推动低碳循环发展的认识。

  王志轩:认识有三个方面:

  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能源革命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成为全党的共识,成为十三五建设“现代能源体系”的行动指南。

  二是十三五期间,把低碳发展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这与我国承诺在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有直接关联。

  三是低碳发展的关键是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和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结合对世界各国能源发展的分析,我认为,全世界根本不存在什么最好的能源结构,只有最适合不同国家的能源结构。如果仅从区域面积大小来看,我国的一个省要比一些国家还要大,而且这些省的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比例也非常高。就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来看,我国比美国也高。但这些并不能成为每个省、每个国家都学习的榜样,关键还要从我国能源和社会发展综合价值标准上判断什么是我国合理的能源结构,而不能从别的国家能源结构比例上判断中国是否合适。

  记者:《建议》提出,实施新能源汽车推广计划,提高电动车产业化水平。电力行业怎样积极参与这个推广计划?

  王志轩:首先应当充分认识到新能源汽车推广计划的意义。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增程式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氢发动机汽车、其他新能源汽车等。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一是对促进整体技术进步、环境保护、经济与社会发展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其发展前景是光明的。

  二是不论哪种新能源汽车都直接或间接的与电力保持密切关系,电力工业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坚实支撑,同样,新能源汽车也是电力工业的发展的重要源动力,尤其是在电力相对富余时期,更是电力工业发展的市场基础。

  三是新能源汽车从本质上看也是重要的储电、储能设备,科学、合理、有序推进新能源汽车发展,对于稳定电网系统和解决新能源发电的波动性具有重要作用。其次是电力工业要积极推动智能电网建设,加快充电设施和其他适合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电力设施建设,提供硬件保障。再次,要推动有利于新能源汽车与电力协调发展的软件环境建设,如相关技术标准制定、政策引导以及服务体系完善。总之,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必须与电力系统同步、协调规划和推广。

  记者:《建议》提出,主动控制碳排放,加强高能耗行业能耗管控,有效控制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碳排放,支持优化开发区域率先实现碳排放峰值目标,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电力行业如何更好地贯彻这个要求?

  王志轩:由于电力工业基础性、共用性、对能源资源系统具有优化的特性,电力行业在贯彻节能减碳方面必须从两方面考虑:

  一是要正确分析电力行业自身节能减碳的作用。从煤炭消费来看,约50%用于发电,从电量比例来看,煤电仍然占70%,电力生产转换过程温室气体排放是各行业之首,提高电力转化效率对于减少全国单位电量的碳排放强度从而降低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有重要作用。同时,要正确区分电力能效/碳排放与其他行业能效/碳排放的本质区别。电力行业的碳排放是能源转换提高质量过程中自身消耗的排放,而不是转换中的排放。在电力转换中,燃料煤是低品位能源,而作为产品的电是高品位能源,电力行业能源消耗的碳排放量不是煤炭转换中碳排放总量,而是发电中实现经济价值过程消耗的“厂用电率”对应的碳排放量,2014年全国平均厂用电率为4.83%。

  在煤炭转换电力过程中,如果不是热电联产的话,的确约有60%的煤炭热量失散了,但获得了优质的电能,这些散失热量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应当“附加”到电量上。不同电力企业由于水平不同,电量上“附加”的二氧化碳的量不同,可以作为比较产品质量优劣的标准。同样,电网实现其价值的能源消耗是线损,2014年为6.64%。因此,应当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对电力产业是否为高能耗或高碳排放进行管理,不能简单地以消耗了多少煤炭(或者能源)总量进行管理。只有从理论上区分清楚电力企业在节能减碳中的性质和作用,才能在实践中施以科学管理,否则,再先进的发电厂也是“高能耗”企业,这就不科学了。

  二是要发挥好电力在促进全社会低碳发展中的作用。在现代能源体系中,能源的电力化、电力的绿色(清洁、低碳、高效)化、以及终端能源消费的电力化是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也可以说,电力是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核心。因此,围绕电力为中心对生产系统、生活系统、能源系统的优化是经济和社会低碳发展的关键。面向十三五,在进行能源及电力发展规则编制时,要解放思想,打破常规,改革长期以来以简单地以需求预测加节约来简单地进行电力、电量平衡的方法开展电力规划的方式;要破除简单地以电力设备运行小时数来判断电力是否过剩的思维方式;要充分全面考虑电力对能源系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加快推进电力替代,缓解严重的雾霾污染和高碳排放压力。

  由于智能电网发展以及电能更加广泛应用和电力消费比重的快速提高,为通过节约电力来节约能源和低碳排放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电力消费将成为能源节约的最有效途径。在构建以电力为核心的现代能源系统过程中,要避免简单提出电力碳排放峰值早日到来的预想或者措施,而是要系统考虑碳减排行动,也可能是电力碳排放峰值的适当推后,才能促进全社会碳排放峰会的提前到来。

  记者:《建议》提出,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创新有偿使用、预算管理、投融资机制,培育和发展交易市场。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和合同节水管理。请您谈一谈电力行业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发展前景。

  王志轩:首先,采用各种“权”的目不是为了“权”而用权,关键是为了实现五大发展理念所要求的结果。不同的政策都有不同的适用对象,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各个行业发展情况大不相同,已经采用和正在采用的各种措施及效果也不相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于电力工业的常规污染物控制和碳排放控制应采取不同政策措施,如对于电力行业常规大气污染控制,采用国际通用排放标准进行强制性管理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在我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再叠加排污权有偿使用、又叠加排污收费、还叠加总量控制会造成手段的重复使用,而不是配套使用,结果造成行政资源浪费和企业沉重负担。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要“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所以,对常规污染物控制应当以排放标准为核心整合各种污染控制的要求,通过排放许可证方式进行管理,真正使政府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而企业做到法有要求必须为,法无禁止即可为。

  对于电力行业碳排放控制,应当建立以排污交易为核心的碳减排机制。我认为,碳排放交易是在明确的碳排放总量目标下,在一定管辖区域内,允许碳排放主体或者其他合法主体拥有在一定时限内排放一定碳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通过行政配额得到,也可以通过市场购买获得,且允许这种权利在确保碳实际排放不超过限定排放总量下,像商品一样在交易市场参与者之间交易,以达到碳交易成本最优。对于电力行业碳排放交易,建立形成国家层面确定并管理全国碳排放总量及各行业总量目标,以电厂为核算单元分配碳总量、电力集团公司可调节管理、地方政府监管、第三方核查、在全国市场交易平台上交易的机制。

  实施碳排放交易,要吸取环保常规污染物管理的经验和教训。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释放企业创新的活力,处理好低碳和经济的矛盾。二是在初始排放权分配上,要坚持价值导向,综合权衡,公开、公平、公正分配排污权。三是要尽可能避免“乱”,防止上下不通畅、左右相矛盾、前后不协调政策的交叉,管理交叉,监督交叉。

杨伟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否定扩大内需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26日在北京表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意味着否定扩大内需。

  2015-2016中国经济年会当天在北京召开,会议聚焦引领新常态、决胜“十三五”。定调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杨伟民在年会上指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实行供给侧结构改革并不是说要否定扩大内需”。稳定经济运行是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故明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点和力度将有所调整,为结构性改革营造宏观基础。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明年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将加大力度,稳健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

  针对产业政策,杨伟民表示,今后中国的产业政策将从政府指定某些产业转向功能性,即“指明大的结构性方向”,如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制造业和服务业、存量和增量的关系等,为企业在市场中发现新的增长点来创造好的政策环境。

  围绕如何推进改革落实,他指出,一方面改革方案本身要符合实际,直接落实,“不要层层制定实施方案,以文件来落实方案”;另一方面,要破除顶层设计与实际落地之间的梗阻,使改革切实见到实效。

  杨伟民坦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化解过剩产能必然会带来阵痛,因此社会政策需更好发挥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

  他表示,当前中国总体就业形势、财力规模、保障制度较上世纪90年代已有明显进步,“虽然这次可能要有阵痛,但我相信不会很大,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下岗失业问题”。

李晓喻

巴曙松:去产能、去杠杆考验中国金融体系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争议,在2015年下半年进一步升温。如何处置依然显著存在的过剩产能,以及还处于积累中的债务杠杆,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也将进一步考验中国金融体系。因此,相关的改革和对策更显紧迫。

  2016年去产能、去杠杆压力仍大

  已公布的2015年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总体平稳基调下继续呈现弱势,无论是企业盈利状况,还是投资状况等,都加大了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担忧。即使有较为平稳增长的消费、一线城市房地产的回暖,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大等积极信息,但这些正面信息依然没有对冲经济回落的趋势。

  如果结合2015年四季度以来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力度在加大的托底政策,包括10月24日的降准和降息等,我们对短期中国经济增长倒并不悲观。随着这些短期托底政策力度的如期加大,2015年四季度乃至2016年初中国经济增长有望呈现短期回升态势,但真正的挑战在于托底政策效果在短期显现之后,中国经济如何处置依然存在的过剩产能,以及还处于积累中的债务杠杆,进而提高经济效率。

  2016年中国经济会面临更为沉重的去产能、去杠杆、提高经济效率的中期挑战。当前中国经济的转型进展差异较为明显地体现在不同行业的差异和分化上。具体来说,服务业和消费行业的表现一直良好,一线城市的房地产销售活动开始活跃,但是房地产投资回升较弱,一些创新型行业表现也比较出色。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第二产业的增长非常疲弱,PPI已连续四年下降,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库存依然居高不下,一些产能依然过剩的上游行业、高杠杆行业在2016年必然面临破产重组、清理过剩产能的艰难任务;中国经济的持续复苏也不能主要依靠部分高杠杆行业的债务持续上升和积累,而是必然需要经历一个去杠杆的过程。但这又是中国经济重新走入上升周期、推动经济转型进展所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

  风险将主要表现为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

  去产能、去杠杆的过程可能会导致银行业不良资产一定幅度的上升。目前在香港市场上市的银行股的估值,从历史水平看确实处于相对低的水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投资者预期,随着去产能和去杠杆的逐步推进,这些潜在的经济风险会暴露为银行体系中的不良资产。从目前的银行估值水平来看,市场预期未来银行可能出现的不良资产比率在10%左右,这一预期水平远远高于银行现在的实际利率水平,这也显示出市场现在比较悲观地预期未来银行业将经历一个资产质量恶化的时期。

  市场对银行资产质量在去产能、去杠杆的过程中可能会加速恶化的预期,实际上是基于中国现在的金融结构特征,以及此前经济波动给金融体系带来的影响。中国经济正在从对资源粗放投入的传统制造产业高度依赖,转向一、二、三产业协调均衡的集约式发展,普遍特征是从重资产转向轻重资产并存,从有形资产转向无形和有形资产并存。经济领域的这些动向产生了多样化的资金需求,而银行融资体系的特征是习惯性地服务于资本密集、重资产的工业企业。

  类似的产融不协调不仅延缓了中国产业转型的步伐,也使得个别重资产领域产生了大量的过剩产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由于银行的大量信贷基于抵押担保业务特征等,主要投向的是重资产行业,过剩产能的出清反映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就是资产质量的恶化。从银行业公布的数据看,自2013年一季度以来,中国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已经连续八个季度上升,截至2015年上半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经达到1.39%(2013年一季度为0.96%)。而且从不良率上升的势头上看,制造业是显著快于第三产业的。银监会的数据显示,与2012年相比,2014年采矿业和制造业的不良率均上升了0.82个百分点,相比之下,第三产业的不良率上升趋势则缓慢得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不良率上升了0.56个百分点,个人贷款和金融业的不良率分别上升了0.13个和0个百分点。

  过剩产能的缓慢出清,以及去杠杆的迟迟难以推进,可能会进一步放大金融资源的错配,延缓经济转型的进程。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持续恶化会损害银行的信贷投放意愿,进而对高度依赖银行融资的经济运行产生向下的负反馈,中小企业和新兴产业首当其冲成为信贷收紧的牺牲品。过剩产能的“僵而不死”,仍在消耗信贷资源,对新兴产业产生了信贷挤出。尽管表面上降低了局部风险爆发的可能,但却是以延缓产业升级的进程为代价的。

  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路径有待疏通

  中国的融资体系仍以银行等间接体系为主,在银行体系不良率持续攀升的背景下,加之其对经济前景不明朗的看法,银行主体的惜贷情绪可能加剧,从而导致宽货币向宽信用的传导受阻。当然,不可否认,宽货币带来的利率下行减缓了债务率攀升的冲击。2015年以来,央行进行了多次降准(包括定向降准)、降息,但是整个社会信用扩张并不显著。

  首先表现在整个社融和信贷数据上,信贷资源仍在向政府信用倾斜。截至2015年9月,新增社会融资11.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少增0.9万亿元;三季度的新增人民币贷款,特别是中长期贷款的量出现较大幅度上升。虽然表面上看,社融和新增信贷量在三季度均有不错表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信用有所恢复,其中有一些干扰因素。三季度有专项金融债撬动的配套信贷投放影响,6000亿元的专项金融债在9月之前已经全部投放,4倍至5倍的杠杆自然会带动较大的信贷投放量,这在企业的中长期贷款上反映得尤为显著。因此,银行对政府主导的基建项目的热情较高,从侧面也反映了其对其他行业放贷的谨慎。如果将稳增长带动的这部分信用剔除,整个社会的信用扩展则并不通畅。类似的情况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也曾出现过。如果仅仅看M2,日本货币供应得以维持在2%~4%的水平,但实际上主要是由于政府逆周期的财政扩张、信用创造,来自私人部门的借贷则是负增长。

  其次,债券市场融资利率的下行对新兴产业惠及有限。虽然2015年债券的供给量较大,但在较为宽松的流动性下,债券在二级市场上的收益率和在一级市场上的发行利率均出现了下行,但从实际产业影响看,新兴产业目前并未从中受益良多。第一,目前国内债券市场的发债门槛仍较高,很多处于初创期的新兴产业难以达到这个门槛;第二,从债券的收益率上看,大幅下行的券种几乎均为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企业债的收益率并未出现明显下行,在流动性充裕之下,企业债和国债的收益率差并未显著收窄,表明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依然较低。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主动推进去产能和去杠杆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要想促使宽货币更好地向宽信用传导,金融体系不仅要承担过剩产能消化的压力,更要承启新兴产业向上的融资需求;同时,高杠杆行业的去杠杆也是难以回避的任务,经济增长不可能依靠债务的持续增长。

  由于当前这一轮过剩产能主要集中在中上游行业、重资本行业,而这些行业又大都与国有企业有紧密联系,因此需要当前推进的国有企业改革做更有力度的配合。比如,在国有企业改革的举措中考虑出台专门推进去产能、去杠杆的配套政策,制定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成本分担机制,解决国有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等。 

巴曙松

张立群: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使我们明晰了形势,明确了任务。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发展进入全面转型调整的过程。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从普遍短缺转入普遍过剩,从主要关注价格转向更多关注质量和品牌、信誉,这是一次全面且非常深刻的转型。

  面对这一深刻复杂的变化,首要任务是防止经济增长失速。因为随着市场需求水平下降,企业订单数量减少,企业开工率会下降,困难企业会增加。这会使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受到影响,也会增加债务杠杆,增加银行不良贷款。而这些问题又会使消费和投资紧缩,拉动市场需求进一步下降。这些变化循环互动,就可能使经济增长失速,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冲击基本民生。2012年以来,我们采取多种措施稳增长,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取得了积极成效。当前消费需求持续平稳增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持续稳定在20%左右,成为投资增长的重要稳定器;房地产市场销售形势持续回暖,1月份至11月份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增速已快于房地产投资增速,预示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态势可望结束,等等。综合来看,需求侧趋稳的基础初步建立。

  适应经济新常态,更重要的是企业、产业的转型调整,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只有当企业、产业适应了增速有所降低、要求更高的市场需求之后,企业效益、财政收入、金融债务链条、就业形势等才会处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状态,社会再生产才能进入水平更高的新轨道。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从当前的市场需求特点看,一是从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二是对价格的关注下降、对质量和品牌信誉的关注提高。总而言之,是从强调“有没有”转向强调“好不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引导企业从满足“有没有”的粗放低水平数量扩张,转向满足“好不好”的集约和质量效益型发展。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企业和产业的全面转型调整,异常艰巨复杂,因此,紧密结合当前经济运行的实际,找准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至关重要。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为“十三五”开局之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确定了行动指南。通过去产能工作,积极稳妥地调整过剩产能,就可以有效提升产业素质,优化要素资源组合;通过去库存工作,把房地产消化库存与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新型城镇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就会促进房地产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良性互动,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通过去杠杆工作,就可以处理好与过剩产能调整等相关的债务问题,化解金融风险,完善与财产责任相关的机制和制度;通过降成本工作,就可以努力改善企业转型调整的环境,促进转型调整顺利进行;通过补短板工作,就可以进一步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加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强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支持新型城镇化、企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筑牢基本民生保障的底线。落实五大任务,形成合力,必将系统扎实地推进企业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必将不断改善经济增长的基础,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巡视员、研究员 张立群

张建平: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十分迫切

  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是我国参与全球竞争、应对全球和区域经济治理格局变化、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客观需要,有利于争取到更多话语权。在自贸区的平台上,相互投资的创造效应将使新的全球供应链和区域生产网络不断拓展,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内涵将不断得以充实

  中澳、中韩自贸协定于12月20日起正式生效,开始实施第一轮降税。从2001年中国与东盟启动第一个自贸区谈判起,我国已先后与22个国家签署了16个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

  自贸区战略的推进,对加快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21世纪新的贸易投资规则正在重构的关键时刻,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是我国参与全球竞争、应对全球和区域经济治理格局变化、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客观需要。

  当前,在全球和区域经济治理格局中,发达经济体试图通过TPP、TTIP和欧日自贸区等自贸区谈判,推进某些大国为主导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获得新的全球竞争优势。中国等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兴经济体,要想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培育新的国际竞争优势,就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我国只有在自贸区建设进程中不断提高开放水平,加快服务业开放步伐,加快实施投资注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推进促进公平贸易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新议题规则制定,才可能争取到更多话语权。

  随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一些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产能正从我国转移出去,也促使我国必须加倍努力,发展具有品牌价值和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货物贸易,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资本在服务业和高附加值制造业的新的集聚,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在此过程中,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有利于我国拓展新的外贸空间,与自贸伙伴构筑新的全球供应链和生产网络,让更多合作伙伴分享我国的大市场和高增长,进而与越来越多的国家构筑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今年前11个月,我国进出口同比下降7.8%,出口下降2.2%,外贸形势严峻。其中,既有全球需求不足的原因,也反映出在我国外贸转型升级中,传统优势消失与新兴优势形成之间存在时间差。要克服外贸不利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亟需从出口导向转为创新驱动,必须通过更加主动的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改革,通过构筑开放型经济体系在国际国内更大市场空间内优化资源配置。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正是新常态下主动开放的重要抓手和平台。在自贸区平台上,通过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货物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将不断提升,出口带动制造业发展、进口带动消费发展的作用将进一步发挥;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开放也将促进服务贸易繁荣;相互投资的创造效应将使新的全球供应链和区域生产网络不断拓展,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内涵将不断得以充实。

  “一带一路”已成为我国实施更加主动对外开放战略、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国已签署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国—巴基斯坦、中国—新加坡、中国—新西兰、中国—韩国、中国—澳大利亚等一系列自贸区,正在推进中日韩、RCEP自贸区谈判及与海湾合作组织、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自贸区谈判,也正在与欧亚经济同盟商谈开展自贸区的可行性研究。未来,我国将力争与所有周边国家建立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具备条件的国家和区域建设自贸区,提升“一带一路”建设效率,探索适合“一带一路”发展的经贸规则体系。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 张建平

李伟: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对发展内涵和外延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提出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是: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它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了时代进步的要求,与“新的发展议程”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中国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占全球的五分之一。中国能否完成“新的发展议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球能否如期完成这一议程。历史地看,中国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中国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过去三十多年来,我们实现了年均近10%的经济增长,GDP由1978年的不足150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14年的10万亿美元以上。随着经济体量的扩大,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相关数据测算,从2007年开始,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2005—2014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7.3%;1980—2014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由25%上升到39%,而份额提升的14个百分点中,中国就贡献了约11个百分点。作为一个日益开放的经济体,中国对全球贸易的增长也作出了巨大贡献。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1978年,中国进口总额只有110亿美元左右,占全球进口总额的0.8%;2014年,中国进口总额高达近两万亿美元,占全球进口总额的10.3%,比三十多年前提高了9.5个百分点。

    中国的开放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扩大了全球市场,还在于通过使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优化了全球的资源配置,提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效率,为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广阔空间。

    第二中国为人类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状态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曾经是贫困人口比较集中的国家。据世界银行2013年发布的《全球发展指标》,中国极度贫困人口占世界极度贫困人口总数的比例从1981年的43%下降至2010年的13%,30年贫困人口减少6.6亿,为全球减贫作出巨大贡献。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还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

    第三,中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发展经验。中国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我认为,“中国发展经验”至少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在开放中谋求发展:通过设立特区、开放沿海城市,以及随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逐渐深入参与全球分工,广泛动员潜在的发展要素,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充分释放发展潜力。二是构造多元动力并存的增长格局:通过不断培育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种发展新主体,公平对待各种所有制经济,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创造的活力。三是把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作为发展的基本前提:通过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责关系,通过促进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为发展创造稳定有序的国内环境。四是以不断改革增强体制的灵活性:通过改革,释放被束缚的生产力;适应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新变化,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以推动生产力的新发展。当然,由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资源环境条件不同,中国的发展经验未必完全可套用于其他国家,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经验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

    如何在挑战中推动可持续发展

    同时,我们也深知,尽管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我们发展的任务依然相当艰巨,发展面临的挑战依然相当严峻,要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还需要继续付出艰辛的努力。

    概括地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受结构性矛盾的影响,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压力较大;受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的影响,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强;受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难度不小。

    面对新环境、新挑战和新要求,中国有条件有信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在开放中谋求发展,坚持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还将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以新的发展方式实现新阶段的发展,以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具体来说,我以为,中国会从如下四个方面着力推动可持续发展:

    一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全部内容,但持续的增长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物质基础。如果经济不能以较高的速度增长,中国就难以实现到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既定目标。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不仅仅是扩大经济总规模的需要,而且是为人们创造更多体面就业机会、使人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需要。“新的发展议程”也把“促进持久、包容性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因此,保持持续较快增长,也是落实新的发展议程的必然要求。客观地说,无论从需求增长的空间来看,还是从生产要素供给条件和创新能力的增长趋势来看,中国也有条件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未来,中国会在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发展质量的前提下,以生产率的更快提升,实现经济增长。

    二是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中国政府历来注重提高劳动者素质,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现在,中国已成为全球年度高校毕业生人数最多的国家,201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总数达到713万。然而,面临劳动力总量减少、结构转型压力加大的挑战,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这也是增进广大民众福祉的一个重要途径。未来,中国将更加重视提升义务教育质量,加强职业培训,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终身学习机会。

    三是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来促进社会公平。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内部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不仅会威胁社会的稳定,也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新的发展议程”明确地把减少不平等作为十分重要的目标。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增进发展的公平上加大了工作的力度,推进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改革,扩大了公共服务的覆盖面,统一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未来,中国将会进一步加大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力度,让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四是建立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方式。近年来,中国的生态环境状况特别是严重的雾霾天气,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治理环境、保护生态。去年,中国颁布了被称为历史上最严格的新的《环境保护法》。未来,中国会通过舆论宣传以及更多地利用价格杠杆,引导公众进行理性消费;还会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使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改革创新和技术进步,从源头上减轻发展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压力。

    各国应该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中国如期实现“新的发展议程”所提出的各项目标,必将有力地推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但全球可持续发展不是一国的事,也不是中英两国的事;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事,也是发达国家的事。西方有句谚语,大意是如果你的邻居很穷,你也会穷。因此,发展机会,各国应该共享;严峻挑战,各国必须共同应对。各国应该秉承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在落实联合国“新的发展议程”过程中,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

    第一,各国要进一步相互开放市场。相互开放市场,对于各国和全球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新的发展议程”也突出强调,要“在世界贸易组织下,建立一个普遍基于规则开放、非歧视和公平的多边贸易体系”。不无遗憾的是,在WTO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各种双边和多边的区域合作框架频繁推出,全球市场存在碎片化的潜在风险,这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

    第二,在优化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过程中,要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话语权。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经济格局迅速变化,优化全球治理秩序,在全球治理中更多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是适应这种变化的一个必然选择。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更加平等的对话和合作,全球可持续发展才会有更可靠的保障。

    第三,要共同创造合作机会和发展机遇。人类社会在发展与机遇的关系上,大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抓住机遇,求得自我发展;一种是创造机遇,推动共同发展。在当今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利益、发展和命运联系日趋紧密的时代,我认为,我们更需要后一种态度。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正是想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搭建合作平台、创造更多机会、开辟广阔空间,实现共同富裕。

    第四,各国应共享发展知识。16世纪,英国的哲学家培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今天,落实“新的发展议程”,更需要知识这一强大的力量。而知识只有共享,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它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如此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与中国分享了其他国家的知识密不可分的。我记得,世界银行1985年发布的《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以及同年与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等单位联合举行的“巴山轮会议”,就对于推动中国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英国国际发展部之间的合作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并于2015年1月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就开展中英发展知识合作伙伴项目,支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建设国际发展知识中心达成共识。2012年底世界银行在中国设立了亚洲唯一的发展实践知识中心,中国政府将其机构设在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今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而这一职能又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承担。我相信,未来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这个平台,更好地开展发展知识合作。我们应充分发挥这一新平台的作用,在更广范围内、更深程度上分享各国发展的理念和有益经验。

    与千年发展目标相比,“新的发展议程”要求更高,落实这一议程,困难更大,但人类的发展前景更为美好。古罗马时代的哲学家塞内加说过,“只要持续的努力,不懈的奋斗,就没有征服不了的东西”。我相信,面对挑战,只要我们锁定目标,永不言弃;风雨同舟,携手共进,就一定能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宏伟目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研究员 李伟

金融中介功能的完善与发展

   近年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正在给金融服务业带来市场格局和服务模式上的重大变革,商业银行也面临着众多跨界竞争对手的全新挑战。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公司的发展挑战银行的支付中介职能;P2P、众筹等新型互联网融资模式的兴起对商业银行的融资中介职能产生冲击;各类互联网财富管理平台的涌现分流银行的存款资金来源。透过这些业务冲击的表层现象,商业银行面临的更深层次的冲击实质是指向信息层面。

  金融机构的中介功能基于三大能力

  从3000年前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庙,到600年前意大利的“板凳”,商业银行一步步发展、演化,至今仍作为社会信用中介而生生不息,其奥秘在于演变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三大能力。

  一是长期积累形成的信息优势。银行在长期承担信用中介的过程中,依托自身在资金流动中的枢纽地位,成为经济信息的重要汇集点,逐步积累了基于个人、企业资金及账户活动大量的有价值信息。这些信息一方面积累时间长,全面反映了各类社会经济主体生产、交易、投资等行为的历史明细、习惯特征和违约记录等;另一方面完整度较高,因此挖掘分析成本较低。商业银行利用这些信息资源,减少由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所带来的市场摩擦,把不对称的信息变得对称,促进资金供求双方更有效地匹配,由此巩固和发展了自身的信用中介地位。

  二是长期积累形成的信用优势。现代银行制度形成以后,信用经济得到极大发展。商业银行凭借“信任”这个重要特征,为信息不对称的双方撮合交易。信用制度经历了长期的积累与完善,才形成了以社会广泛信任为基础、以经营信用为主要业务的专业中介模式,并建立起完善可靠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商业银行的中介功能弥补了巨大的信用鸿沟,是数千年发展形成的信用共识。同时,重任在肩的银行也须接受审慎监管,满足严格的资本要求。这既对银行的经营行为构成了稳健性约束,也隐含着对银行经营损失的充足准备,实际上为广大银行客户增添了一把重要的信用保护伞。

  三是长期承担的资产转化职能,锻造了银行的专业管理和风险控制基因。商业银行的核心功能是经营风险,银行的信息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用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银行在信息收集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实现安全高效的资产转换,促进社会资金的有效配置,最终完成由存款向贷款转换的关键一跃。通过信息优势向信息贫乏一方传递可靠信息而在市场获益,这就是融资中介的核心竞争力。金融业愈开放、产品体系愈复杂、金融业参与国际金融的范围愈广深度愈大,对于专业管理和风险控制的要求就愈高,信息成本付出也愈高,因而金融业必须通过规模经营以降低边际成本。这种规模门槛又进一步强化了金融机构在专业管理能力方面的不可替代性。

  金融中介不会因为互联网的兴起而消失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日臻成熟以及互联网的全面普及,信息流动出现了新的特点。作为共享、开放的信息交流平台,互联网大大降低了信息跨时空传递所涉及的交易成本。有人认为资金供求双方有可能绕过金融中介机构,直接取得联系并达成交易。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甚至提出,可通过去中心化和去信任的方式,集体维护一个可靠的数据库,用比特币来解决金融支付。人们对于金融服务有了更多选择和更多想象,甚至有人预言传统金融机构将逐渐失去金融和交易的中介地位。

  对于上述挑战必须引起重视,但并不能就此断言金融机构会被“去中介化”。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金融机构的核心功能是资产转化,即实现资金在时间、空间、规模等维度上的转化,这是金融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是社会资源合理利用和配置之所需。实现这一功能需要有风险控制技能、团队和经验,需要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信息数据积累和处理分析能力,其投资大,见效慢。虽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信息的检索和传递成本,但互联网金融的本质还是金融。一方面,第三方机构是通过嫁接金融系统的基础设施,才在办理支付、撮合资金供求双方交易等方面取得了部分进展;另一方面,至今所有的实践都未能证明第三方机构具备承担大规模资产转化的能力与经验。

  发展中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各类欺诈风险频发,信用市场摩擦和交易成本较高。信用市场的参与者因获得信息渠道不同、信息量多寡差异而承担不同风险,获取不同收益。要成功实现资产转化,需要掌握比交易对手更充分、有效的信息。银行长期从事信用中介,擅长信息收集、数据分析、模型构建等,具备风险甄别、风险定价、风险监测、风险处置等核心能力。且其掌握的数据一般是金融、财务、生产和市场类及信用违约等“强数据”,这些信息是很难通过互联网渠道获得的。这类数据具有完整性、准确性、结构化和历史长度等优势,易于进行低成本的挖掘使用。而单纯依靠购物、社交等非金融性活动获取的“弱数据”,则很难克服数据碎片化、准确度不高及挖掘利用低效率和高成本等问题。

  第二,金融服务需要高效率和低成本,只有综合化、一揽子服务和线上线下相结合才能形成竞争力。现代金融服务需要多项金融功能的组合。这些功能涵盖存贷、支付、交易、咨询、风险管理、资产及利率汇率管理等各个领域,覆盖国内外两个市场,只有具备完备的产品组合和线上线下资源、专业的服务技能、丰富的运作经验才能完成这样复杂、综合性的金融服务,从而降低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成本和信息博弈成本,平衡利益并增加双方的收益。

  第三,金融机构需要承担昂贵的监管成本。信用危机辐射面广、破坏力强,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信用社会需要行业秩序、法律法规和较高的准入门槛。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对金融机构确立高标准的资本和流动性比例、严苛的合规监管及风险管理要求,并通过宏观审慎管理,维系信用经济的正常运转和金融体系稳定。金融机构不乏百年老店,长期稳健经营、注重信誉品牌,加强信息披露,不滥用信息优势,通过传递“公正和信任”信号,降低了消费者的“获得成本”。美国的数字化发展、互联网创新均领全球之先,信用环境也非常完善,但它的银行等金融中介仍在有效发挥作用,并没有任何消亡迹象。

  巩固和发展金融中介功能

  互联网的挑战是现实的,商业银行要巩固和发展中介功能,就要适应挑战,尽快从支付中介、融资中介向信息中介升级。

  信息具有潜在价值,经过开发利用才能转化为现实价值。商业银行在长期经营中已经积累起了丰富而高质量的信息资源,但由于信息的建设是分步骤、渐进式的,系统之间整合不足,业务运行和管理系统分隔,各种子公司、子业务系统之间彼此独立,数据短缺与数据闲置浪费并存。一些银行虽然坐拥信息资源宝库,但信息存在条线化、局部化、碎片化等问题,难以为风险控制、效率提升和客户服务提供充分支持。着眼未来,中国金融机构亟须进行信息化能力的升级,要从数据中获得洞察力,攫取价值。信息化银行建设不是简单的信息技术升级和应用的拓展,而是通过信息的集中、整合、共享、挖掘,使银行整个经营决策和战略制定从依赖经验向依据数据转变。

  中国银行业要巩固和发展金融中介的功能,要向信息中介转型,建设信息化银行。信息化银行应具备以下五个特征。一是信息共享,实现银行内外各类信息的集中、整合、共享、挖掘和应用,使信息资源成为经营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要素。二是互联互通,实现前中后台贯通、各渠道协同、各机构联动的高效畅通。三是整合创新,用大数据处理和整合核心企业客户与其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资金流、物流、服务流等信息,分析其相互关系及影响,打通全流程的金融服务链条。四是智慧管理,充分利用数据挖掘和分析工具,智能分析海量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依此判断市场、精准营销、发现价格、评估风险、配置资源。五是价值创造,通过信息数据优势,发现机遇,撮合供需,达成交易,将信息转换为商业交易和服务供应。信息化能力建设事关商业银行未来深层发展的基础和根本。

  为了实现上述转型目标,商业银行要从平台、数据、金融三方面入手。首先,商业银行要建立起高效的信息平台,不仅要成为金融服务提供商,还要成为经济体系中重要的信息服务提供商,通过经济活动各个环节的交易信息、金融信息、物流信息等信息资源的积累,利用大数据处理和数学建模分析,发现市场潜在的金融需求,从而更有针对性地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其次,商业银行要打造完备的数据基础。把数据仓库构建好,包括对各种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将数据作为判断市场、精准营销、发现价格、评估风险、配置资源的重要依据,实现数据共享。最后,商业银行要主动融入互联网的金融变局,吸收信息技术创新发展成果,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借助大数据技术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推出新产品、新服务,延伸服务范围,有效增加在传统业务模式下容易被忽视的长尾客户的服务供给,有效提高客户的金融服务体验,促进金融体系运作效率的提升。

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 姜建清

胡祖才: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智慧城市建设

城市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在改善人类生活的同时,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张和需求的多元,城市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智慧是人类文明前进的灯塔,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随着信息化与生产生活的深度融合,人类正在步入一个崭新的智慧时代。社会生产、人民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为城市运行、管理、建设、服务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正在大力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明确提出了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方向。当前,世界各国也纷纷提出了智慧城市发展战略,寻求新机遇、构筑新动力、实现新发展,如何通过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城市发展模式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城市管理由粗放型、经济型向金砖化、智能化转变,需要我们共同探讨,加强合作,相互借鉴。

第一,智慧城市建设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既不能谋一时发展,也不能贪大求全、急功近利、照搬照抄,各地发展基础条件不同,路径也不尽相同。要从发展实际需要出发,区分轻重缓急,统筹加以推进。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急需解决的问题上,中国有300多个城市开展了智慧城市建设,城市间、企业间合作持续深化,从务虚转向务实,从概念转向行动,未来我们将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类型、不同发展城市结队合作,开展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合作共赢。

第二,智慧城市建设要以人为本,注重实效。中国城镇化还存在不少难题,面临着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增进人民群众福祉的艰巨任务。希望借助信息化和互联网,在民生领域开展惠民服务。智慧城市建设要坚持需求牵引、问题导向、突出重点、注重实用、注重效应,把群众的重点关切摆到第一位。

第三,智慧城市建设要创新机制,市场主导。智慧城市建设是信息技术推广应用与城市发展方式转变的交汇,涉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体制方方面面,也需要大量的投资。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化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将创新智慧城市建设运行机制和投融资模式,通过各种方式推动企业与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对激发社会活力,参与智慧城市建设。

智慧城市建设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前不久国务院出台了《互联网+行动计划》,必将进一步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要求,成立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的智慧城市发展部际协调机制,发布了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在研究制定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配套政策,进一步加强统筹规划和对各地区的指导,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探索智慧城市建设运营和公共服务新模式,推动中国企业试点示范,着力形成信息化时代的新模式。同时我们高度重视并迫切地希望各国城市、企业和机构积极参与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共同分享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

城市记忆着昨天,承载着今天,也创造着明天。它不仅是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的大舞台,也是社会进步和文化传播的先行者。工业化加速推动了城市发展,信息化将深刻改变城市形态,智慧城市建设也是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期待通过政府、企业、行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共同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取得新成效。

(本文为作者在2015中国智慧城市国际博览会高峰论坛上的致辞,有删节)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胡祖才

国研分析
[国研专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差异的演变特征

摘要:本报告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区域在人均产出、区域劳动生产率、区域三次产业生产率、区域三次产业就业占比等方面的差异变化。其中,区域人均产出差异呈现“先降、后升、再降”的“倒N型”轨迹,两次阶段性变化以1991年和2001年为转折点。产业部门内的生产率区域收敛和区域就业结构的趋同也交替呈现,先后对区域差异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前,我国产业部门内的生产率区域差异以及就业结构的区域差异仍然较大。未来要缩小区域差异,需要加快推动落后地区的就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生产率追赶,进一步改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资源跨区域配置效率,还要重点关注在区域发展格局中长期处于弱势的落后区域。

关键词:区域差异,增长收敛,结构变化

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和资源空间配置效率,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实现更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支撑。要形成与新的发展形势相适应的区域发展战略,必须对区域格局的变化进行结构性的认识。以下从区域人均产出、区域劳动生产率、区域三次产业生产率、区域三次就业结构等方面,分析梳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差异变化的典型事实。

一、人均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和区域追赶

()人均产出和劳动生产率区域差异的长期变化

整理1978年到2012年的相关数据,能够发现,从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平均离差和分布偏度四类不同指标来看,人均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区域差异一致地呈现出“先降、后升、再降”的“倒N型”变化轨迹。不同指标表征的区域差异都基本以1991年和2001年为两次阶段性变化的转折点,即区域差异变化可按照19801990年、19912000年、20012010年划分为三个交替阶段(1)

1  我国人均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数据计算。

()人均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区域追赶

对人均产出收敛性的判别依赖于分析所选的时间区间。以往研究对于我国区域增长收敛性的判断不尽一致,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时间区间选择和划分不同(余运江等,2014)。结合我国区域差异演变的阶段特征不难判断,应当从“三个十年”,即19801990年、19912000年、20012010年三段时期来分别考察区域人均产出增长的收敛性。

通过经典的Barro回归框架,对“三个十年”的区域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分别检验收敛性,可以发现,区域人均产出增长在19801990年、20012010年具有绝对收敛特征,在19912000年呈现显著的发散(2)。在绝对收敛期间,区域收敛系数约为2%(1)。在人均产出增速不变的情景下,这意味着5倍的人均产出差异经过10年可以缩小为3.2倍,而在大致36年后实现完全收敛。

1  我国区域人均产出增长的收敛系数

时期

指标

人均GDP

劳动生产率

19801990

收敛系数

-2.5%

-2.0%

显著性

显著收敛

显著收敛

19912000

收敛系数

1.9%

3.8%

显著性

显著发散

显著发散

20012010

收敛系数

-2.2%

-2.0%

显著性

显著收敛

显著收敛

注:收敛系数为负表示区域增长收敛,为正表示区域增长发散。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数据计算。

2  不同时期我国区域人均产出增长的敛散性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数据计算。

()不同时期区域追赶绩效差异的具体构成

根据一个区域在考察期期初的生产率水平是否高于期初总体均值,以及该区域在考察期间的生产率增速是否高于期间总体均值,可以将不同区域按照增长绩效划分为四类。期初生产率和期间增长率都高于均值的区域可认为是强势增长区域,都低于均值的则是弱势增长区域。这两类“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区域,是导致区域差异扩大的主要构成。期初生产率低于均值、期间增长率高于均值的区域,可认为是较成功地实现了追赶的区域。反之,则是被追赶区域。这两类区域可认为是常规增长区域,是促成区域收敛的主要构成。借助这一划分,能够对我国不同时期区域追赶态势的变化有进一步的结构性认识(2)

19801990年间,全国有2/3的区域遵循常规增长,这主导了改革后第一个十年的区域收敛(2)。其中,被追赶区域主要是京津沪直辖市、东北三省等计划经济时期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相对集中的区域。追赶区域则以沿海沿边地区为主。这些“追赶”区域在经济地理上并无显著劣势,但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力布局战略的影响下,工业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区域发展也受到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工业布局的扭曲逐渐解除,经济地理因素开始发挥更大作用。因此,19801990年间我国区域差距缩小,并不是“后发区域追赶先发区域”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区域收敛,而反映的是区位比较优势在改革开放下的复归。

19912000年间,有25个省级区域以“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态势增长,主导了这一时期的区域发散(2)。其中,强势增长区域以直辖市和东部沿海区域为主,弱势增长区域则以中西部区域为主。这一时期的区域格局变化,是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下,各类生产要素向具有区位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集中并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的结果。

2  不同时期我国区域增长绩效差异

时期

增长特征

数量

区域

19801990

强势增长

期初生产率>均值

期间增长率>均值

1

江苏

常规增长

期初生产率<均值

期间增长率>均值

11

广东、浙江、福建、新疆、山东、海南、内蒙古、湖北、云南、安徽、广西

期初生产率>均值

期间增长率<均值

9

上海、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山西、青海、宁夏

弱势增长

期初生产率<均值

期间增长率<均值

9

河北、江西、湖南、陕西、西藏、河南、甘肃、四川、贵州

19912000

强势增长

期初生产率>均值

期间增长率>均值

12

上海、北京、天津、广东、辽宁、江苏、浙江、福建、新疆、吉林、山东、海南

 

期初生产率<均值

期间增长率>均值

3

河北、重庆、甘肃

常规增长

期初生产率>均值

期间增长率<均值

3

黑龙江、内蒙古、青海

弱势增长

期初生产率<均值

期间增长率<均值

13

湖北、山西、宁夏、江西、湖南、陕西、西藏、河南、四川、云南、安徽、广西、贵州

20012010

强势增长

期初生产率>均值

期间增长率>均值

5

天津、江苏、吉林、山东、内蒙古

常规增长

期初生产率<均值

期间增长率>均值

14

河北、湖北、山西、青海、重庆、宁夏、江西、湖南、陕西、河南、四川、安徽、广西、贵州

期初生产率>均值

期间增长率<均值

9

上海、北京、广东、辽宁、浙江、福建、新疆、黑龙江、海南

弱势增长

期初生产率<均值

期间增长率<均值

3

西藏、甘肃、云南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数据计算。

20002010年间,有23个省级区域遵循常规增长,主导了这一时期的区域收敛(2)。其中,有14个中西部区域开始发力追赶,有9个相对发达区域增长减速。这一时期中西部地区的追赶是区域比较优势变化引致的产业转移、区域结构升级以及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区域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存在这些因素,西藏、甘肃、云南等省份在这一时期的增长仍显弱势。

区域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同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按照各个产业就业份额加权平均后的结果。区域人均产出差异,既受不同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区域差异的影响,也受各个区域就业结构差异的影响。以下分析不同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就业份额的区域差异变化,来进一步认识区域发展差异变化的结构特征。

二、不同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和区域追赶

()不同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区域差异

分部门来看,不同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3)。其中,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区域差异从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19781994)持续上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5年前后保持不变,2006年至2010年期间持续下降(3)。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区域差异从改革开放至1990年呈现下降趋势,从1990年之后至2010年则持续上升(3)。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在19801990年间、20012010年间没有明显变化,但在19912000年间呈现明显的差异扩大态势(3)

3  不同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区域基尼系数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数据计算。

从不同产业部门的对比来看,1980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区域差异在三次产业部门当中是最大的。但在1997年之后,服务业成为生产率区域差异最大的产业部门。工业部门则基本一直是生产率区域差异最小的产业部门(3)。已有对不同产业部门生产率的国别差异实证研究发现,农业是生产率国别差异最大的产业部门,服务业次之,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国别差异最小(Restuccia2011)。这与我国不同产业部门生产率的区域差异特征接近,其区别在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我国服务业的区域生产率差异变得相对较大,对此需要专门进行研究。

()不同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区域追赶

依然按照19801990年、19912000年、20012010年这三个时期来对不同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区域收敛性进行考察(3)

其中,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只是在“第三个十年”即2001 2010年出现了区域收敛(3)

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在19801990年呈现出强烈的区域收敛。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的收敛实际上是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工业经济区位优势的复归。而后,在1991 2010年,不同区域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出现收敛(3)。这与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使用跨国数据所发现的“不同经济体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呈现无条件收敛”的典型事实形成明显反差(Rodrik2013),其原因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在19801990年间呈现显著的区域收敛,在19912000年间显著发散,在20012010年间有微弱的收敛趋势,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3)

3  不同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跨期收敛

时期

指标

劳动生产率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801990

收敛系数

-0.3%

-3.8%

-5.2%

显著性

不显著

显著收敛

显著收敛

19912000

收敛系数

-1.2%

0.3%

7.5%

显著性

不显著

不显著

显著发散

20012010

收敛系数

-1.8%

-1.8%

-1.5%

显著性

显著收敛

不显著

不显著

注:收敛系数为负表示区域增长收敛,为正表示区域增长发散。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数据计算。

三、不同产业就业份额的区域差异和收敛

()不同产业部门就业份额的区域差异

在改革开放之初,不同区域的农业就业份额差异很小。1978年农业就业份额的区域基尼系数为0.1,如果剔除直辖市则仅有0.07。非农部门当中,工业就业份额的区域差异较大,1978年的区域基尼系数为0.28,这一较大差异主要是由计划经济时期不平衡的工业布局所造成的。服务业就业份额的区域差异高于农业,低于工业,区域就业份额基尼系数在1978年为0.21

改革开放之后,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就业转移在不同区域开始不平衡地次第推进,其结果是农业就业份额的区域差异持续上升,在19802010年之间几乎始终保持扩大趋势(4)

4  不同产业部门就业份额的区域基尼系数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数据计算。

就工业部门而言,改革开放之后,工业生产力布局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基地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调整,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前受到压抑的工业就业创造能力开始不断释放。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化推进到一定阶段后,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也开始逐步发力。这两类因素在时间上基本实现了先后接续,使得工业部门就业份额的区域差异在19802010年间呈现持续下降趋势(4)

在计划经济时期,生活性服务业受到压抑,服务业主要是生产性的。因此,服务业的区域布局与工业布局高度相关。改革初期较大的工业就业份额区域差异,也必然意味着较大的服务业就业份额区域差异。改革开放之后,服务业就业份额的区域差异变化也与工业类似,在19802010年基本呈现持续下降趋势(4)

最后,从三次产业部门的对比来看,第二产业就业占比的区域差异始终是三产当中最大的。但到2010年,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区域差异已基本相当(4),基尼系数分别为0.210.20,大大高于服务业就业份额的区域基尼系数0.11

()不同产业部门就业份额的区域收敛

按照19801990年、19912000年、20012010年这三个时期来对不同产业部门就业份额的区域收敛性进行考察。

其中,19801990年,不同区域的三次产业部门就业份额都没有出现收敛。这一期间,结构调整较快的区域是长三角(沪、浙、苏)、珠三角(广东)等在改革之初就业结构就相对较优的区域;而以川、贵、滇、藏等为主的区域,在改革期初就业结构相对落后,就业结构调整又相对缓慢。这种“优者先行、弱者滞后”的结构调整区域差异导致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十年”区域间就业结构的发散(5)

5  19802000年不同产业部门就业份额的区域收敛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数据计算。

19912000年,区域就业结构显著收敛。这一时期,农业就业占比相对较高、工业就业占比相对较低的中西部省份的就业结构调整开始加快追赶,不同产业的就业份额都体现出收敛特征(5)

20012010年,区域就业结构的收敛相对复杂。北京和上海分别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加速向以服务业主导的就业结构调整,成为判别区域结构收敛性的两个异常值。在收敛性分析中去掉直辖市样本后可以发现,20002010年,区域农业就业份额不收敛;区域工业就业份额显著发散,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湖北等制造业大省进一步集聚来自本地区和外地的制造业人口,内蒙古、海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新疆的工业就业份额与其他区域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区域服务业就业份额则显著收敛,这是因为生产性服务业已在京沪高度集聚,其余类型的服务业可贸易性较弱,从而促成了区域服务业份额的趋同(6)

6  20002010年不同产业部门就业份额的区域收敛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数据应用支持系统数据计算。

四、主要结论和启示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差异变化呈现“先降、后升、再降”的“倒N型”结构,两次趋势性变化分别发生在1990年和2000年前后。表面上看,这不同于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从其他经济体的区域发展实证经验总结出的“倒U型”规律(Kuznets1955)。但是考虑到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力布局的特殊性,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十年的区域收敛可以看作是对改革之前区域经济格局的“矫正”,是一种“伪收敛”。这一时期,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形成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区域生产力优势,带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生产率的先行发展。这一区域格局演化逻辑,与之后十年区域差距扩大的时期完全一致。因此,我国看似特殊的区域差异变化路径其实是符合一般经验逻辑的,未来区域格局的长期变化趋势是可预期的。

第二,2000年前后,我国的区域差异度过拐点,进入趋势性下降通道,但直到近年来,不同区域的三次产业生产率和就业结构都仍然存在较大差异,这既是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也意味着巨大的增长潜力。2010年,区域人均产值的最大最小差异为5.8倍。这不仅是由于不同产业的生产率存在区域差异,更重要的是区域就业结构存在巨大差异,特别是农业就业占比的区域最大最小差异达到了15.1倍。未来要缩小区域差异,不仅是要实现落后地区的生产率追赶,更要加快推动落后地区的就业结构调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工业化追赶中倚重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这种产业发展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区域产业增加值结构,但是对就业结构的改善效果不强。就业结构转型明显落后于产业结构转型,成为这些地区的共同特征。因此,这些地区的产业发展导向还需进一步调整。

第三,应充分认识各个产业部门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意义。以往关于我国区域收敛的研究,对落后区域农业生产率追赶的意义认识不足。但现实表明,在我国人均产出收敛的20012010年,农业部门的生产率收敛是三次产业中最为显著的。直到近年来,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区域最大最小差异仍然还有6倍。在部分落后地区的农业就业份额还高达50%以上的情况下,提升落后区域的农业生产率,将对缩小区域差异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也应重视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区域差异对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在19902010年,我国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区域收敛并不明显。同时,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服务业成为劳动生产率区域差异最大的产业部门。这些特征都明显有别于其他经济体的一般性经验。这说明我国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资源错配不仅存在于产业部门内不同企业之间,也明显存在于不同区域之间,未来对于资源区域错配的成因和改善对策要进一步研究。

第四,要高度重视在区域发展格局中长期处于弱势的落后区域,包括西藏、甘肃、云南、安徽、河北等省份或自治区。在全国区域差异逐步缩小的最近十余年中,这些相对落后区域仍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加速追赶态势。要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对这些区域面临的发展瓶颈进行重点攻克。

注释:

①通过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平均离差、分布偏度四类不同指标计算各个部门的区域差异,得到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为使图示清晰,此处仅以基尼系数为例。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刘培林,2003:“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经济研究》,第3期。

2〕刘云中,2011:“地区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动与区域差距的缩小:短期波动抑或长期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总3930号。

3〕余运江、孙斌栋、孙旭,2014:“区域政策能否重塑中国经济版图: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研究综述”,《江淮论坛》,第4期。

4〕张军扩、侯永志,2008:《协调区域发展:30年区域政策与发展回顾》,中国发展出版社。

5Restuccia, D., 2011, Recent Developments in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Quarterly, 97 (3), 329357.

6Rodrik, D., 2013, Unconditional Convergence in Manufactur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 (1), 165204.

7Kuznets, S.,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 (1), 128.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 贾珅

[国研专稿]北京“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摘要:“十二五”时期,北京文化产业在规模持续快速增加、空间集聚效应凸显、政策创新引领全国等方面发展势头良好,但仍然存在着小微型和民营文化企业融资难、产业集聚发展抓手和载体较弱、产业政策落后于产业需求、体制改革落后于市场发展、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效应较低等方面的问题。“十三五”时期是北京构建“文化中心”的关键期,也是实现战略调整的重要阶段。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为文化产业注入新的动力、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要求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政府在文化产业领域的管理职能将面临调整等发展趋势,北京文化产业应在完善管理体制、促进中小微型文化企业发展、推进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进一步发挥文化产业集聚效应和完善政策扶持体系建设等方面实施强化措施。

关键词:文化产业,政策建议,北京

北京在“十二五”时期巩固了文化产业的支柱性产业地位,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和文化中心城市建设,加快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十三五”时期,随着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北京文化产业面临的发展环境必将与“十二五”时期呈现显著差异。在新的阶段,推动北京文化产业实现新发展,需要转变发展思路,调整发展举措。

一、“十二五”时期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状况和新的机遇

总体来看,“十二五”时期北京文化产业在产业规模、产业结构、空间集聚、政策创新等方面均处于较高的起点。一是产业规模持续增加。2014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总收入超1.1万亿元,增加值约2794.3亿元,占全市GDP比重达到13.1%,延续了自2004年以来年均增长率达17.1%的快速发展势头。二是空间集聚效应凸显。2013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的30家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拥有742家规模以上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共实现收入1407.8亿元,占全市的14%,其中CBD国际传媒产业集聚区、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798艺术区等形成了国际影响力。三是政策创新引领全国。北京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出台“1+X”政策体系,涉及知识产权、财政、金融、税收、文化市场、人才等多个方面。“北京商务中心区(CBD)—定福庄”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挂牌,形成“科技中关村、文化定福庄”的创新驱动格局。天竺文化保税园成为国家首个对外文化贸易基地。

“十二五”时期,北京文化产业的增长动力由改革逐渐转向创新。自“十五”时期以来,北京文化产业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大量的国有文化资产投入市场,壮大了市场主体,同时部分行业如媒体、动漫等开放市场准入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资本进入。“十二五”时期,体制机制改革对文化产业的推动作用开始减弱,而由创新引领的文化产业得到迅猛发展,信息技术、动漫游戏等行业快速发展,大大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科技驱动、创意驱动的新型发展模式正在逐步形成。

随着“十三五”时期的到来,北京文化产业还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一是国家更加重视创业和创新。国家日益强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轻资产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将会成为创业和创新的重要领域。同时,北京文化产业中非公有制经济占80%以上,随着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这些经济成份将会更加活跃。二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为文化产业注入新的动力。一方面互联网技术颠覆了文化产业生产的组织形式、传播途径和商业模式,刺激了文化消费,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通过并购和资源整合进军文化产业,正逐渐打通文化产业链。三是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要求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十三五”时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推进的关键期,《京津冀三地文化领域协同发展战略框架协议》的正式签署,将使三地更加注重产业链分工和共建统一开放的文化市场。四是政府在文化产业领域的管理职能将面临调整。非公有制经济的壮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局面的形成,以及统一、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都对政府职能的优化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在文化产业管理中必须更加注重依法管理、顶层设计和履行服务职能。

二、“十三五”时期北京文化产业发展将面临的主要问题

“十三五”时期,北京文化产业要实现快速发展还面临一些问题。有些有其历史性、结构性,有些则带有极强探索性。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对北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借鉴。

()小微型和民营文化企业融资难

2014年,北京新增文化及相关企业2.9万家,其中大部分为小微企业,从企业数量、从业人员来看,民营企业是主体。但是,银行信贷与小微型企业的融资需求不匹配,有针对性的贷款项目创新不足。创意和版权估值难的问题尚未彻底破局,文化版权难以用于质押融资,版权评估机构和文化交易市场缺乏,版权变现环节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和专业担保机构在对小微型文化企业的融资增信上投入有限。

()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抓手和载体较弱

目前文化产业功能区建设尚在划定边界、明确功能的起步阶段,投资、贷款、土地等各项配套政策有待落实。各区县存在同质化竞争的问题,在成长较快的领域如动漫网游、文化艺术、文化旅游上尤为突出,如海淀、石景山、大兴均将动漫网游列为发展重点,朝阳、丰台、平谷、通州均在打造文化艺术集聚区,房山、昌平、门头沟、怀柔、平谷、密云、延庆等区县的文化旅游缺乏特色,彼此争夺客源。区县缺乏引导,导致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优惠政策清理不彻底也造成部分企业辗转各区县“骗取补贴”。

()文化产业政策落后于文化产业需求

文化产业政策有的难以落地,有的推进力度不足。对文创人才缺乏认定标准以及户籍和公共服务的障碍,造成人才流失。缺乏对市场需求和产业规律加以响应的金融政策,降低了企业内生成长的动力。在知识产权政策上,评价机构、信用保证机制不健全,北京市文化局、工商局、科学技术委员会、知识产权局“多头管理”、职能分割,对知识产权侵权处罚的手段也不足。就公共服务而言,除物业等基本公共服务之外,产品研发、市场拓展、技术支持、人才引进、产业信息等相关增值服务发展滞后,中介机构数量有限和服务功能不强,难以满足企业需求。

()文化体制改革落后于文化市场发展

文化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筹协调能力有待加强,部分发展态势较好的产业集聚区缺乏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专业化管理,各类咨询委员会、行业协会、联席会等组织发展不足,无法整合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单位市场化改革不彻底,部分文化单位转企后仍然延续原有管理模式,不能适应市场并持续亏损。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领域因仍由政府、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主导,社会资本难以进入相关核心行业。

()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效应较低

京津冀三地文化产业的关联度和互补性较低,北京的智力、金融和信息资源优势突出,在动漫游戏、影视传媒、设计服务等创意领域远远高于天津和河北的发展水平,人才、技术、创意、资本等要素难以真正实现向天津和河北流动,统一的区域文化要素市场推进较慢。三地文化产业发展仍然受限于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模式,联席会议制度尚未真正发挥统筹协调的功能。区域内的文化资源也缺乏整合和统一开发。

三、“十三五”时期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随着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矛盾转向质量和结构问题,北京市委市政府按照构建“全国文化中心”的目标要求,对“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思路进行了适时调整,即从追求“高增长”向“做实总量、做优结构、做好要素,做高效率”转变。为实现这一目标和转变,我们建议应强化如下措施:

()完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

加强对北京发展文化产业经验的梳理,争取将全国领先的重点行业如软件、网络和计算机服务、广播电视电影、动漫游戏、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等领域的发展经验纳入即将出台的《文化产业促进法》。根据法律要求,整合和完善相关法规、条例和实施意见,推动文化产业管理、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文化单位转企改制等核心领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建立健全“领导小组+园区管理机构+社会组织/协会”的管理体制。一是提升北京文化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能力,重点解决涉及全局性的重大事项和关键问题。完善部门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加强对各部门工作效果的考核、评估。二是加强重点文化产业功能区、园区的专业化管理。按照“重心下移、上下贯通”的原则,在发展潜力强、集聚程度好的文化产业功能区、园区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进行专业化管理。三是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决策咨询作用。从行业组织、龙头企业、科研院所等各类机构中以遴选、推荐、特邀等方式组建北京文化产业发展咨询委员会,大力培育行业协会、产业联盟、联席会等社会组织和行业组织,为其参与决策提供平台和渠道。

深化文化单位的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在京的中央单位、军队单位、高校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部门转企改制,提高市场效率。巩固现有改制成果,推动改制后企业成为能够真正参与市场竞争的现代文化企业。充分借助专业机构的力量,为改制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提供建设性解决方案。

()促进中小微型文化企业发展

进一步放开文化产业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构建文化产业领域的“小政府、大市场”模式,探索在文化市场领域建立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文化艺术服务等领域,坚持引入竞争、打破垄断的原则,在不同环节、不同层次上开放市场准入。更多地将文化产业自治权限和经营活动管理下放至产业联盟、行业协会、中介平台等社会组织。

加大对中小微型文化企业的扶持力度。一是完善与中小微文化企业相关的知识产权质押登记管理办法。要加强对文创类市场的有效监管力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进无形资产二级交易市场建设,探索建立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质权处置周转金制度,积极争取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相关优惠政策引入中小微文化企业。二是鼓励适合中小微文化企业的文化金融产品创新。重点拓展版权质押、股权融资、信用担保、融资租赁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产业链融资等多种适应于轻资产文化企业发展的融资品种,拓展贷款抵()押物的范围,完善无形资产和收益权抵()押权登记公示制度,探索开展无形资产质押和收益权抵()押贷款等业务。在文化产业功能区集中推广集合担保模式,对中小微文化企业实施集中集合授信和统一担保。出台针对文化众筹的管理办法,规范众筹平台运行、适度控制风险。

()推进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

加强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加快出台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以开放和共享为原则,系统梳理京津冀三地的文化资源和产业基础,明确京津冀三地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基本思路、产业链分工、空间分布、协同机制和保障措施。强化联席会议制度在规划编制和落实中的职能,构建常态化的协作机制。

创新区域文化产业协作发展模式。积极探索“总部基地—生产基地”“主园区—分园区”等协作模式,将北京文化产业部分产业链分散至天津和河北,同时引导各个产业园区之间深化品牌共建、资源共享和项目合作。搭建合作平台,鼓励三地企业之间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和合作,支持文化企业通过跨区域重组、并购等方式整合文化资源。发起成立三地共同投资的文化产业引导基金,扶持共建项目。

加强违规政策清理的区域合作。建立京津冀违规政策专项清理小组,不仅要排查各地区和部门出台的涉及文化产业发展的税收等政策,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垄断,也要对与文化企业签订的合同、协议、备忘录、会议纪要、请示报告、批示等进行全面清查,对违法违规的政策立即停止执行。鼓励和引导社会主体对违法违规政策进行监督。

()进一步发挥文化产业集聚效应

发挥“CBD—定福庄”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的示范效应。充分借鉴上海、天津、深圳等地的政策和经验,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允许试错。借鉴“科技中关村”做法,在“CBD—定福庄”核心区的基础上,将实验区范围拓展至天桥演艺区、798艺术区、宋庄艺术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等重点文化产业功能区,结合各行业的特点实施分类指导,构建“一区多园”的发展格局。

以政策引导和重大项目带动文化产业向功能区集聚。落实国家和北京市支持文化产业的各项规划、法规和优惠政策,研究制定功能区相关条例,完善功能区内投资核准、银行贷款、土地使用、税收优惠、上市融资、发行债券、对外贸易和申请专项资金等各项扶持政策。

构建北京各区县产业引导和优化布局的机制。从全局层面对各区县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提出引导要求,构建相应的统筹管理办法。在文化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对各区县文化产业的功能定位、发展目标、年度计划、重点项目进行统筹管理并落实考核、评价制度,在投融资、人才、规划、公共服务等诸多领域协调市级资源,促进区县良性发展和错位发展。

()完善政策扶持体系建设

成立北京文化产业创新平台。由文化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牵头,联合国家相关部门和北京市属部门,共同组建北京文化产业创新平台。充分整合各行政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文化企业等资源,采取特事特办、跨层级联合审批模式,创新工作方式,实现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创新组织模式和促进文化产业创新及产业化的政策框架体系。平台采取集中统筹的方式,由国家和北京市有关部门集中办公,围绕北京文化产业发展“1+X”政策体系,细化和落实文化产业政策。

加强文化产业人才供给。通过倾斜政策、引进高端人才、强化职业培育、鼓励创新创业、允许柔性引进和多点执业等方式,最大限度发挥人才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在文化创新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部分资金支持人才的创业、生活并进行产品奖励。在中心城区,可以参照中关村高新技术人才的扶持模式,建立健全人才培养、引进和激励机制;在郊区县适当放开落户限制。进一步落实国有企业、院所转制企业、职业院校、普通本科高校和科研院所创办企业的股权激励政策,鼓励各类人才以知识产权、无形资产、技术要素等作为股份参与企业利润分配。

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议由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部门牵头,引入专业的知识产权中介机构,组建面向全市文化企业及科技企业的统一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知识产权保护平台与其他投融资平台、交易平台的对接。以公共服务平台为载体,提供知识产权信息查询,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申请、保护、交易、评估、融资等方面的服务,发挥知识产权侵权举报及行政执法、知识产权培训等各项职能。强化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部门、区域(国际)联动,更好的保护科技创新和原创内容。

参考文献:

1〕雒树刚,2013:“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2〕李卫强,2012:“北京市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实证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第3期。

3〕江光华,2014:“推进北京文化产业与科技融合的财政政策研究”,《科技管理研究》,第4期。

4〕金元浦,2013:“文化体制改革向何处去?——产业发展与普惠民众之间新的平衡”,《人民论坛》。

5〕杨晓东、张晓欢,2015:“让文化产业驱动轮转起来”,《人民日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 杨晓东 卓杰

[国研专稿]信息化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摘要: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深入推进,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带来深远影响。各主要国家均采取战略举措,力争抢占新技术革命的制高点。本报告认为,信息化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报告分析了我国利用信息化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利条件与问题挑战,提出了由两大领域与两大动力构成的信息化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战略(简称“2+2”战略):两大领域即发展信息技术新兴战略性产业和采用信息技术提升其他产业;两大动力即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并提出了整合国家战略、“跟进式”制度建设、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开放创新及加强信息安全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信息化,转型升级,战略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实现转型升级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历史表明,重大技术革命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巨大动力。当前,信息技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牢牢把握信息化带来的重大机遇,实施信息化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对我国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信息化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信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自上世纪后期以来,信息技术革命进入加速推进的时期。当前,以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新一轮信息技术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围绕海量信息采集、传输、处理、应用的各个环节技术的同步推进,导致信息化推进更为迅猛,渗透更加广泛深入,影响更加深远。

信息化已经而且将更加深刻地影响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信息化已经催生了巨大的“新经济”部门,IT产业已经成为最大的产业部门之一,国内外都在这些产业部门出现了不少巨型企业,如微软、苹果、英特尔、阿里巴巴、腾讯等。不仅如此,信息化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更加值得重视,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各行各业均不同程度受到信息化的渗透,有的部门正在出现颠覆性变化。商贸、物流、金融等传统服务业发生着深刻变化,制造业也呈现出智能化、网络化、模块化、柔性化的新特点。信息化不仅带来技术革命,而且推动商业模式的创新层出不穷,甚至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信息化影响之深刻,前所未有,对此应有充分认识。

面对信息化带来的战略机遇,各国政府主动制定战略,引导产业转型发展。一向反对产业政策的美国政府,制定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战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是其重要内容。德国政府在2010年发布《高技术战略2020》,提出了“工业4.0”项目,其工作组在2013年发布了《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把工业与信息化融合为基本特征的“工业4.0”称为继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之后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也制定了类似的战略。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利用信息化推动经济转型发展。早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中央就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两化融合”概念;党的十八大要求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

能否抓住信息化机遇,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已经成为各主要国家抢占未来全球竞争制高点的核心内容。对我国而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艰巨任务,把握好信息化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机遇,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而且可能实现针对发达国家的“弯道超车”,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二、信息化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利条件与挑战

抓住信息化机遇,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我国具有不少有利条件,但也面临不少挑战,要深入分析,准确判断,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有利条件

第一,雄厚的信息产业基础。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IT产业发展迅猛,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IT产品出口国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IT生产大国。世界上信息产业巨头企业,无论硬件商还是软件商,绝大部分在华有投资和生产研发活动,我国已经汇聚了全球信息产业链诸多重要的环节。本土企业快速发展,涌现出一批像华为、中兴、联想、浪潮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信息产品生产商,同时也拥有像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信息服务商,其中,华为、中兴、腾讯均位列2014年全球专利申请最多公司的前25名,充分体现了本土信息产业的研发创新能力。我国不仅设计生产出了世界运算速度最快的天河计算机,而且在信息通信技术国际标准制定中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取得了以TDSCDMAAVSWAPI等为代表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项标准。

第二,本土市场潜力巨大。信息产品与服务的全球市场正在形成,但本土市场规模仍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我国本土市场巨大,截至201412月,我国网民数量达到了6.49亿,网民普及率达到47.9%,仍有巨大的扩张空间。我国智能手机日益普及,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数量达到5.57亿。智能手机的普及有力地降低了普及上网的成本。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巨大的本土市场为信息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我国培育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经济”企业提供了土壤。更应看到的是,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很多传统产业与发达经济体仍存在明显差距,应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潜力更大。从农业到采掘业,从工业到服务业,各行各业都已经不同程度地在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改造升级,有的是传统企业主动运用信息技术,有的是“新经济”企业主动侵入传统产业,这一历史进程已经拉开帷幕,虽然各行各业进展程度不一,但总体仍处于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的初级阶段,未来将进入加速推进阶段,潜力巨大。

第三,运用信息化推进经济转型发展正在成为全民共识与行动。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政府对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十分重视,早在2002年就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在全球都是最早的国家之一。随后我国政府制定了多个信息化促进经济转型发展战略,如2006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20062020)》,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及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个部委制定发布了关于两化融合、智慧城市、云计算等的多部战略与指导意见文件,今年又提出了“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

在市场主体层面上,信息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创新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形成了强大的社会示范效应。阿里巴巴的支付宝、小米手机、腾讯微信等创新成果,得到了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广泛认同,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产生了强大的社会示范效应。如果说早期信息化的推进还依赖于政府的电子政务加以推动,今天市场化已经成为基本动力。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下,风投、孵化器、创客空间等遍地开花,利用信息化开展技术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已经蔚然成风。传统企业主动运用信息化技术与信息化企业主动进入传统产业,交相辉映,成功案例不断涌现,示范意义持续放大。

()问题与挑战

虽然信息化推动经济转型取得了重要进展,具备良好条件,但是,仍然面临很多问题与挑战,对此必须要保持清醒认识。

第一,核心技术设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明显。我国信息产业的龙头企业多处于产业链下游,对于信息化至关重要的芯片、操作系统等核心软硬件技术、设备,我国企业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明显差距。

第二,信息安全挑战巨大。信息安全是国际性的挑战,发达国家同样面临信息安全挑战,但由于我国缺乏核心技术,信息安全形势更为严峻。

第三,信息化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由于技术、体制、政策等多方面原因,我国信息化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网络覆盖面不足、网速低、费用高,制约信息化发展。

第四,创新导向的金融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尽管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看好信息化发展的前景,各级政府、金融机构采取了多项措施,但是,目前为止,我国大部分成功的信息化企业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统称为BAT),均在境外资本市场上市且外国投资者占据相当比例股份。这表明,我国尚未建立起一个适应市场需要的创新导向的金融服务体系。

第五,适应信息化需要的制度环境尚待建立完善。信息化对制度环境会提出新的要求,例如,信息化带来的业务创新如互联网金融如何监管?基于信息化的商业模式创新的知识产权是否需要保护、如何有效保护?大数据带来的信息安全问题如何保障?必须认识到,传统的监管理念和管理制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信息化发展的需要,信息化对理念、制度、手段的冲击可能是颠覆性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前瞻性地研究信息化发展需要的制度环境,形成不断完善制度环境的有效机制。

三、实施信息化推动经济转型升级“2+2”战略的政策建议

为加快信息化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必须制定有效的发展战略。从我国实际出发,我们认为,我国应该实施由两大领域与两大动力构成的信息化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战略(简称“2+2”战略)(如下图)。信息化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两大领域是指发展信息技术新兴战略性产业和采用信息技术提升其他产业,两大动力是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通过“2+2”战略,推进经济结构升级,提升质量效益,增强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实施“2+2”的转型升级战略,需要官、产、学、研各界的共同努力,各自要找准定位,各司其责。企业是主体,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应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信息化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战略(简称“2+2”战略)

第一,按照“2+2”战略部署,整合完善现有相关战略与举措。当前,有必要根据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趋势以及我国信息化发展形势的需要,对原有的信息化及其他相关战略进行修订完善。可以考虑将“互联网+”充实拓展为信息化促进传统产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战略。“两化融合”战略只覆盖了工业,在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时,适当拓展为“中国工业2025”,并尽快制定“农业信息化战略”和“服务业信息化战略”。

第二,用开放包容的思维对待信息化创新,采取“跟进式”制度建设模式。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信息化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无论用于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都会带来诸多新变化,而且具有试验性,成功与否最终靠市场来检验。如果从一开始就强求规范,过严监管可能导致其早夭,但没有制度与监管也不利发展。因此,对这些领域的创新,需要以开放包容的思维来对待,制度建设可以逐步“跟进”,不断完善。

第三,大力完善信息化基础设施。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建设高网速、低价格的全国宽带网络,这既利短期稳增长,又利长期调结构、促升级。加快电信领域的准入与监管改革和国有电信企业改革,进一步引入竞争,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合理价格。

第四,建设开放创新体制环境,突破信息化核心技术设备瓶颈。信息技术更新快,封闭式创新只会拉大与先进水平的差距。因此,必须用全球视野和开放胸怀,充分利用全球的人才、资源、技术和市场。打造中资跨国公司,鼓励国内企业深化与外资跨国公司的合作,整合境内外研发资源,开展技术创新。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创新导向为目标,深化金融改革,引导资金支持创新。

第五,以技术与管理为双抓手,加强信息安全建设。信息安全既涉及个人隐私保护,又关乎国家安全。解决好信息安全问题也有利于促进信息化本身的推进。加强信息安全建设,一靠技术,二靠管理。既要加快核心技术设备研发生产,又要完善监管制度,健全管理机构与手段,以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为统领,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克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弊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化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隆国强

课题执行人:赵树凯

课题协调人:李广乾

执笔: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化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课题组(执笔:隆国强)

宏观纵览
从十三个“五”透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政策红包——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

  12月18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连续举行,并分别在21日和22日发出了会议公报。两份公报分两天发布,而非在同一天集中发布,蕴意着两份文件同等重要。即将到来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同时也将开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两份文件无疑为冲刺阶段布好了局、定好了目标、画出了路线图。

  透彻理解两份文件精神,无疑是做到对“十三五”开局之年干什么、怎么干胸中有数、脚下有路的大前提。而两份文件中,实际上隐藏着十三个“五”,读懂这十三个“五”,也就可以透彻理解两份文件的精神。让我们来细数这十三个“五”,看看其中都包着哪些“政策红包”。

  1.当前形势五句话: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改革开放向纵深迈进,民生持续改善,社会大局总体稳定。每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是对下一年经济政策的全面布局,这就要求首先要研判当前的经济形势。这五句话不但对2016这个“十三五”开局之年要面对的形势作了概括,同时也是对舆论里经济走势种种担忧的回应。

  2.应对形势五方针:锐意改革、大胆创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上述形势下,怎么办,首先要确定方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提出的方针就是这五点。

  3.贯彻“十三五”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在一个多月前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针对“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在“十三五”开局之年,一切工作都要围绕五大理念来进行。

  4.工作方向五要求: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把握形势、提出方针、贯彻理念的前提下,就要对经济政策的努力方向作出设计了,这就是这五个要求的含义。

  5-6.工作布局十个“要”,又可分为两个“五”,其中,前五个“要”更侧重宏观政策发力:(1)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2)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实施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4)调整产业结构,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5)推进城镇化,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后五个“要”更侧重结构改革给力:(6)促进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7)保护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8)保障改善民生,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9)进行资源配置,要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0)扩大对外开放,要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

  7.结构改革五支柱: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2016年的“开局战”,不仅关系一个年度的成败,还关系整个“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工作。因此,有必要对政策全局给出支柱性的要求。

  8.宏观政策五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会议认为,2016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战术上的关键点是哪些呢?就是这五大任务。

  9.2016年五目标: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制定政策的支柱和任务,目的是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努力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那如何评价任务的完成质量呢,这就要参照这五大目标。

  10.政策措施五要点:(1)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2)帮助企业降低成本;(3)化解房地产库存;(4)扩大有效供给;(5)防范化解金融风险。2016年的政策措施差不多占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的近半篇幅,而提纲挈领,可以归纳为这五个要点。

  11.把控全局五方面:深化改革、优化开放、全面小康、思想原则、决策部署。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在分五个要点阐述政策措施之后,以“会议强调”、“会议指出”、“会议号召”的形式,分五个方面对全局性的部署提出了纲领。

  上述十一个“五”是对中央经济工作公报的概括,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则是在2013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之后,又一次针对人口的城市化这个中国当前发展进程中最大的趋势召开的大会,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同样重要,其公报精神可以通过两个“五”来掌握:

  12.做好城市工作五原则: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而到2020年之前,中国还需要解决“三个1亿人”的人口城市化问题,可以说,城市化就是理顺中国发展大局的钥匙,这五个原则就是城市政策的最高要求。

  13.谋划城市发展五统筹:(1)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2)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3)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4)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5)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下一步如何引领城市发展,具体举措也占据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公报的最大篇幅,而提纲挈领,也可归纳出这五个“统筹”。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部主任 贾晋京

中国经济近期运行特点与政策取向(上)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先生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他对近期中国经济的运行特点及明年经济走向与政策趋势做了一次全景式分析,发表于此,供读者参考。

  延续前两年走势,今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大,但宏观经济运行仍处于合理区间,特别是在经济稳中趋降的同时,经济结构在不断的优化升级,增长动力正在转换衔接,大众的创业创新热情明显提高,国际产能合作取得新进展。宏观经济运行的最大特点是新旧动能加快转换,表现为行业间、区域间明显的分化走势,这是经济结构调整进程明显加快的重要表现,国民经济在分化中调整,在分化中升级。

  从趋势看,明年中国经济运行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同时一些领域的风险也会加快释放,经济运行的困难和挑战将继续加大,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要坚持做好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的综合平衡,按照十三五规划建议的部署,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平稳度过高风险的新旧动能转换期,实现新动能驱动的新增长,使发展进入新境界。

  中国宏观经济近期运行特点

  1.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大,但经济总体运行仍处于合理区间

  2015年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比上年回落0.4个百分点,经济下行的主要压力来自于出口、投资和工业的回落。1-11月出口总额下降2.2%,明显低于预期,全年将再次出现负增长,这是1995年以来第三次负增长,主要原因是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期,新的增长动力形成较为缓慢,复苏的基础脆弱,复苏态势比预期差。1-10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2%,比去年同期回落5.7个百分点,回落的幅度比去年增大,其中同期房地产投资仅增长2.0%,同比回落10.4个百分点。前10个月累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比去年同期回落2.3个百分点。

  尽管经济发展面临多方面的下行压力,但总体经济运行仍然较为平稳,仍处于合理区间内。一方面,经济增长和就业继续保持平稳态势。第一、第二季度GDP均增长7%,第三季度首次跌破7%,为6.9%,全年经济增长6.9%,实现了7%左右的预期目标。1-9月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066万人,提前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同时,城市调查失业率大多数月都稳定在5.1%-5.2%之间,特别是随着创业就业环境的逐步改善,大学生失业率趋于下降。

  另一方面,物价总水平保持基本稳定。1-11月,物价总水平(CPI)增长1.4%,比上年同期回落0.6个百分点,既没有通货膨胀压力,也没有出现很多人担心的通货紧缩问题。与此同时,消费平稳增长,房地产销售增长回缓,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这些表明,总体经济运行稳中趋缓,但仍处于合理区间。

  2.经济运行的最大特点是新旧动能加快转换,行业间、区域间呈现明显的分化走势

  一方面,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下行明显,但调整加快。一些重化工业生产、销售、利润大幅下滑,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大幅增加。1-10月,粗钢、水泥、平板玻璃产量同比分别下降2.2%、4.6%和8.3%,而上年同期则分别增长2.1%、2.5%和3.5%。1-10月,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钢铁)、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水泥)利润分别下降60.5%、8.1%,下降幅度远超过产销量下降幅度,说明这些行业产销量下降的同时,价格下降更为明显(今年以来钢铁价格下降幅度超过20%,水泥、平板玻璃价格降幅均超过10%),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特别是几大装备制造业也出现了产销量增幅明显放慢、利润下降。这说明产能过剩不仅程度严重,而且范围很广。

  目前处于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的关键时期,不少行业也在积极主动减少投资、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加快产业转型等,并取得一定成效。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党中央、国务院总揽全局,着力从全球视野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今年在加快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和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上迈出较大步伐,这对缓和国内产能过剩、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

  另一方面,新行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正积累动能。

  一是服务业保持平稳增长,占比不断上升,对就业和GDP的拉动力增强。今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同比增长8.4%,比第二产业快2.4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13年的46.9%上升到去年的48.2%,今年前三季度再提高到51.4%,2015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首次突破50%。

  二是高新产业发展势头较好。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继续提升,目前已超过了11%。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主营收入和利润总额都出现了较快增长,1-9月两产业主营收入分别增长7.3%和6.1%,比同期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分别快6.1个和4.9个百分点;利润总额分别增长13.5%和3.6%,而同期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则下降1.7%。

  另外,从投资看,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主要制造业中增长最快的,前10个月累计同比增长15.8%,比全部投资增速快5.6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呈翻倍的爆发性增长态势。

  三是新主体、新业态加快孕育。政府简政放权、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创业、创新热情,新登记注册企业数在前两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又增长了20%左右,每天新增企业1.2万户。1-9月份,快递业务量和快递收入分别增长46.0%和33.2%。一批新产业、新业态、新主体在加快孕育。这些亮点反映出,中国的产业在升级,增长动能在转换。

  正确认识和判断经济形势,最关键是要把握新旧动能转换这一重要特征。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经济下行压力,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然结果,是转型期的阵痛。传统的增长结构和动力进入深度的调整期,而新的增长结构和动力在加速酝酿中,但由于其体量还不够大,持续快速增长的格局还未最终确立,不能有效抵消传统经济领域的下行压力,因而经济总体呈现持续下行态势。

  一些行业深度调整,持续调整,而另一些行业则如初升太阳,勃勃生机,经济运行复杂多变,给人们准确地把握经济总体态势增加了难度。如果仅从经济增长速度看,容易得出在逐步变差的悲观看法。既要看增长,又要看结构和效益变化,既要看短期,还要看长期趋势,最主要的是看新的增长因素的变化,它代表的是未来。

  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谋求的就是新增长新发展,即通过结构优化升级和培育新增长点,实现高质量高效益的持续平稳增长。对传统经济领域的调整要有平常心,传统经济领域调整是周期性的,更是发展阶段性的,是合理的调整,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不可避免的阵痛,对解决我国的长期结构性矛盾具有积极的作用。经济政策主要是防止它们在短期内下滑过多过猛,而不是逆趋势促其回升。

  另一方面,在新旧动能转换期,只要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正确处理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经济下行是可以做到“减速而不失势”的。尽管这几年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仍然很大,而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我们可以“化急调为慢调”,努力实现“软着陆”。

  2010年我国经济在强刺激政策影响下出现了强劲的反弹,之后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新常态)和政策效应递减,不可避免出现了明显调整。GDP增幅从2010年的10.4%,经过两年的时间回落到7.8%,下调2.6个百分点,而2013至2014年分别增长7.7%和7.3%,两年仅下调0.5个百分点,今年下调幅度略有加大,但仍然处于合理范围内。这不是因为调整压力在减小,而是稳增长和调结构促改革的政策双结合的有效支撑。

  总之,尽管近期传统经济领域下行压力很大,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如投资、出口、工业调整幅度很大,但总体经济调整是温和可控的,是软着陆型的调整,而不是硬着陆的调整。

  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与发展目标

  1. 明年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首先,全球经济仍难以摆脱深度调整压力,复苏乏力,不确定性增多,使我国的外需不足局面将继续一段时间。目前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低于预期,一些问题旧病复发,一些新的不稳定在滋生,如极端恐怖主义的猖獗,地缘政治危机,欧洲难民危机。这些困难和问题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全球贸易增长持续低于经济增长,这影响了某些国家复苏(如美国经济相对较好)的扩散效应。

  世界经济的分化不仅会继续加深,而且会持续化。致使我国的出口环境在短期内难以明显改善。我国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加快推进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和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取了一些进展,但还难以抵消出口下行的压力。

  其次,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且一些领域风险隐患在增加,对经济运行产生新的压力。经济下行压力主要表现为三个没有调整到位。

  一是房地产调整远未到位。房地产调整是长期周期性的调整,今年企稳,明年下行压力可能较大,由于房地产的产能过剩严重,一些地方房价过高,必然导致房地产销售和投资的继续调整,今年以来新开工项目投资持续出现两位数的负增长,意味着房地产投资明年仍难有起色。

  二是投资调整没有到位。总体上看,近期由于成本上升、产能过剩、需求不振,企业投资的回报率在加速下降,这对新增投资产业明显的抑制作用。在投资结构中,房地产投资的下行压力将会继续拖累总投资增长。

  三是工业调整也没有到位。尽管目前工业运行处于低位区,但工业企业利润下降、特别是PPI连续四年的下降,对企业投资意愿会产生明显的副作用,工业增长仍面临下行压力。

  综合分析,我们预计2016年的经济增速仍有所下降,预计降至6.7%左右,其中投资、工业将会继续惯性下滑,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内在动力不足,可能会重拾跌势,对经济运行产生更大的压力。

  2.合理确定发展目标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合理确定经济发展目标尤为重要。实现规划确定的目标,推进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要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点和结合点,为实现有较高质量和效益的中高速增长,从长计议,必须把调结构转方式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建议从2016年起,不再设定年度经济增长速度目标。一是考虑到十三五规划已经设定了五年经济增长目标,2016年经济运行应在十三五确定的计划框架内。二是历史上我国上世纪80年代年度经济工作中均没有设定具体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都是用五年规划目标代替,允许年度间有一定的增长波动。再有,在特殊情况下,也曾有过不设短期目标的,如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2000-2002年连续三年未定年度增长的预期目标。经济增速不设定年度目标,并不是不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主要是考虑我国经济处于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要为结构调整留出空间,着力致力于经济增长提质增效。

  建议继续保留年度就业和物价调控目标。就业是民生之本,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关键。随着简政放权等改革促进创业就业,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就业的弹性系数在增加,目前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约可以带动160万-170万人的就业。2016年要继续努力保证城镇新就业在1000万人以上,重点解决好结构性就业问题,特别是产业调整所产生的新失业人群要高度重视。根据目前的物价走势和中长期目标,明年物价调控目标是将CPI增幅控制在2.5%左右。

  3.2016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

  宏观调控政策要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的框架,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定向调控的力度和深度。

  要加快结构改革,把更大精力用在解决结构性矛盾和问题上,加强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保底的基本政策取向,不搞“强刺激”,着力于“强改革”,仅仅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有利于推进结构调整的重大改革。定向调控既要加大政府的直接投资和引导社会资金,着力打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引擎,又要将其与促进“双创”有机结合,对创业创新活动给予更多的财政、金融和服务支持。

  2016年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取向仍然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促进经济增长,支持结构调整,特别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强公共服务薄弱环节,支持民生改善,都需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更好地做好定向调控,促进结构调整,同时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加大结构性减税、普遍性减负力度,发挥财政对结构性调控的关键作用。

  一是2016年可考虑在2015年的基础上适当提高赤字率,如提高到2.5%。二是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可考虑对小微企业实施三年免税计划,对中型企业和困难的大中型企业适当降低税负,加强对企业创新技术进步的税收支持政策,降低消费税和进口环节税。二是进一步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强化地方债务硬约束,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三是用好财政存量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清理、归并,合理安排预算支出。统筹预算,减少财政收支规模,解决财政支出“虚胖”的问题。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增强灵活性,在做好总量的预调微调的同时,加大定向调控力度。

  一是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用好定向降准、定向降息、定向贷款等政策工具。二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特别注意房地产、产能过剩、地方性债务引发的风险。三是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四是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研究员 王小广

中国经济近期运行特点与政策取向(下)

  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及可行对策

  1.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

  考虑了短期经济面临的压力和长期培育新动力的战略任务,2016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应体现出长短结合,以长为主,即在适当加大稳增长政策力度的同时,以调结构为重心,把政府改革引向深入,以全球的眼光解决我国的产业结构问题,继续千方百计鼓励“双创”,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改革和结构调整中的各类风险。

  一是适当加大稳增长政策力度的同时,坚持以调结构为重心,促进国民经济在稳增长中加快转型升级。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未来一段时间还可能进一步加大,不仅如此,2015年的情况表明,在下行压力加大的同时,经济运行风险在逐步释放,特别是有些风险如股市暴跌影响面很大,对实体经济发展和发展信心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此不能掉以轻心,要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保持宏观经济持续处于合理区间。稳增长,关键是稳就业,稳增长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向,不走老路,不搞超发货币,不搞大规模强刺激,而是要走新路,主要依靠改革增强经济活力,依靠创新和结构升级,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就业容量,把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和结构优化升级结合起来,实现中国经济的全面升级。

  最近几年新一届政府探索的一条重要经验是,稳增长要与调结构有机协调,两者不能偏废,不能为稳增长而稳增长,也不能为了调结构而忽视增长或发展,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增长是调结构的前提,调结构是稳增长的长久之策。2016年我们面临的下行压力依然很大,稳增长与调结构都十分关键,但从保障十三五发展目标的实现和更长远计,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更重要的是优化结构,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因此,要保持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基本稳定同时,更加注重调结构和转方式,在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稳增长,增效益、添后劲,从改革、惠民生中要动力。

  二是把政府改革引向深入,从根本上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全面激发市场活力。

  改革是推动过去三十多年我国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如今,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不再具备高增长的条件,外延式的发展已走到了尽头,必须培育和创造新的发展动力,只有深化改革,释放新的改革红利,才能既增强市场活力,又能显著提高我国经济的创新能力,使经济在结构优化升级中保持中高速增长。

  过去一段时间,我国经济活力减弱、内生动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三年来,新一届政府始终坚持和积极推进简政放权、商事制度改革,将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以激发活力增强创新动力,激发社会的创业创新热情,着力提高创新发展的便利化和回报率。

  2016年进一步把政府改革引向深入:一是要继续深化“放管服”结合的系统性政府改革,最大化的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使放权放到位,监管上水平,服务能精准。二是加快消除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公平竞争,特别是要着力降低服务业的准入限制,扩展民间资本的投资空间,加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三是全面清理和规范各种政府收费行为,大幅减少政府性收费总量,减轻企业负担。四是继续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把总量调控与结构改革结合起来,在做好金融、财政总量调控的同时,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

  三是以全球的眼光和大开放的思维,解决我国的产业结构和产过剩问题,在显著提高国际化水平中培育我国经济的新优势。

  为适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需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化水平,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拓展空间,为产业升级注入新的动力。

  一方面,要以新的更高层次的开放倒逼产业升级,倒逼国内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让我们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锻炼自己,壮大自己,实现产业在更加层次上追赶目标,乃至超越。另一方面,继续加快我国优势产业走出去、广泛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从全球的视野解决我国的产业升级和化解产能过剩问题。

  加快中国制造走出去和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是实现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重要举措,能取得一举多赢的效果,不仅有利于形成优进优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而且能显著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化水平和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压力,同时,还有利于相关国家加快发展、扩大就业,并为中国与发达国家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创造更多机遇。国际产能的直接合作或第三方合作,都要以一带一路战略为重要抓手,发挥政府与民间两个积极性,积极谋划,扎实推进,抓出成效。

  四是千方百计鼓励“双创”,努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转变。

  着力推动“双创”,是抓住了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金钥匙”,将汇聚的是新的改革红利和人力资源红利,是加快产业升级、扩大就业、提高人们福祉的根本推动力。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们不再具有按劳动力等各种要素便宜的优势,但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人力资本,特别是每年新毕业大学生有700多万人,累积十多年,我们便新增上亿的高素质人力资本,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特大“金矿”,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要通过政府职能改革、宏观调控创新和经济体制改革,将这座“金山宝库”变为新的生产力,变成高质量高效益的经济发展。只有提高了人力资源的生产力,才能减弱对资源的依赖和对环境的破坏,“双创”发展将会带来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政府改革、教育和人才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为人力资本的成长创造越来越宽松的外部环境,让创新精神深入亿万民众,让创新的成果全社会分享。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公共产品的供给,为创新、创业提供充分可及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企业和个人创新搭建最便利的服务平台。

  五是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改革和结构调整中的各类风险,避免出现系统性和区域性经济风险。

  最近几年以及未来几年,都是我国经济风险集中释放期,这是不难预料的,如房地产调整风险,股市暴跌,一些行业因严重的产能过剩而引发坏账大量增加进而破产倒闭,行业性的、局部区域的金融和财政风险,PPI长期持续下降所产生的风险等,这些风险如果预防不到位或处理严重不当,将会对短期经济运行和长期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冲击,必须高度重视。

  化解风险,不外两种方法,一种是“预化”,另一种是“后化”。“预化”就是对潜在的巨大风险在其爆发前予以分解,内化,使其不再集中爆发,或爆发后所产生的影响已减至最小。而“后化”就是一些难以预料的风险已充分暴露,需对其及时有效的处置。

  要防止出现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必须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对经济风险进行分类分级,建立统分结合的综合预防和治理体系,金融监管部门要把好总闸门。二是以预防为主,做好风险预警。防治结合,以防为主。今年的股市暴跌风险是一个很大的教训,防止暴跌的最好办法是防止暴涨,我们对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有经验教训,比较重视防范,但对房市、股市等影响面大的资产价格波动缺乏警觉,在预防上下的工夫不够,或盲目乐观,或任其自然,甚至有明显的助涨倾向。要利用好大数据对经济金融风险进行监督和管理。对一些风险问题,还需要引导,对其进行分流释放,以避免其累积酿成冲击过大的系统性风险。三是重视培育中立的经济金融风险评级机构。风险管理需要跟踪、研究和深入评估,让风险在未集中大爆发前正常的经济运行中逐步化解,即利用市场机制来化解风险。

  2、总量政策要更加灵活

  目前经济运行仍未企稳,特别是国际国内经济发展都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一些行业和行业经济面临重大困难,一些风险在加快释放,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很大。特别是需求不足、物价下行,实际利率上升,企业负担加重。央行还要择机降低利率,确保名义利率有所下行,准备金率也有进一步下调空间。财政形势现在比较困难,但要优化支出结构,压缩不必要的支出,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更直接作用于稳增长、惠民生的领域。同时,痛下决心,取消或大幅减少对企业的各种不合理收费,切实把企业的非税收费降下来。

  一要坚决推进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结构调整

  工业领域的困难,最根本的原因是还在增长的供给能力超过了目前的需求,从而导致价格大幅下行,销售下降,经营困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除必要的扩大投资、增加需求,以消化部分产能外,最根本的还是痛下决心,釜底抽薪,淘汰过剩的产能。应该说,过剩产能一日不基本消除,实体经济就很难真正向好。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目前比较严峻的供求形势,正在倒逼企业转型升级,或关停过剩生产级,或研究开发新产品,或延伸产业链,发展产品的售后报务,或使用机器人,减少人工成本。

  总起来看,工业的调整升级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当前政府的工作的重点,除了维持一个适度的买方市场外,一要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产品创新的支持力度,通过相应的税收、会计、折旧等政策,鼓励企业生产新的产品。二要支持关停并转企业下岗职工的培训,转岗和再就业。生产能力可以关停,企业可以关,但职工必须保证再就业,这是社会稳定的关键。

  二要着力打造新引擎和培育新的增长点

  一方面,向改革要动力,通过推进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调整,营造最佳的创业创新环境。本届政府之所以坚持不懈地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目的就是营造公平宽松的发展环境,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同时,通过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改善“软环境”和“硬环境”,帮助大众创业创新发展。因此,各级政府要继续向市场和社会放权,让政府权力“归位”,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上形成“你追我赶”的氛围,使市场和社会活力竞相迸发。

  另一方面,在动能转换的衔接期,除了加快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外,要鼓励和支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虽然新产业、新业态在目前的体量仍较小,但发展势头强劲,特别是今年以来互联网+发展势头强劲,各种与互联网结合的创新层出不穷,是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打造新引擎培育新增长点的关键力量。

  一是坚持改革创新和市场需求导向,突出企业的主体作用,大力拓展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破除新主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着力创新政府服务模式,营造安全公平环境。

  二是加大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加强和完善固定宽带网络、新一代移动通信网和下一代互联网加快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加快完善相关标准规范、信用体系和法律法规。

  三是制定普惠和优惠政策,鼓励新型产业和服务发展。鼓励发展以互联网为载体、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兴消费,加快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养老、教育、旅游、社会保障等新兴服务。鼓励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并着力提高其产业化能力。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研究员 王小广

金融透视
全球资产配置将呈现新格局 中国资产荒如何破局

   2016年注定了是风云变幻的一年,也是中国进一步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时刻。中国的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的开放已经进一步深化,增强了中国经济应对外部危机的能力。虽然国内的经济增速将放缓,投资回报率也将受到压抑。

  过去十几年里,全球储蓄过剩。这个现象主要体现在产油国、中国和日本的经常性账户盈余的膨胀,以及外汇储备的积累。然而,全球央行的外汇储备积累从2014年左右开始下降,虽然原因不尽相同。

  产油国由于油价下跌不得不依靠消耗外储来补贴财政支出;日本的外汇储备管理发生了变化,而且在日元贬值的情况下,不再需要囤积大量的外汇来干预日元汇率;而中国的汇改从2014年开始深化,今年8月份开始加速,尽管短期内承担了较大的改革成本,同时波动性溢出到全球市场里其他的资产类别,让市场决定汇率走势以及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也使中国囤积外汇的需求下降。

  这些现象对应着的是美国经常性账户的改善。当然,美国的石油产出激增,以及其经济各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都对此有帮助。如果我们把美国的经常性账户看做是,美国以牺牲进口的方式向世界输出流动性的渠道,而如今石油美元、日本美元和中国美元开始逐渐消失,那么美元的美国境外供给的渠道开始收缩。由于美元供给下降,全球外储的下降一般来说伴随着美元的强势。美元强势也一般对应着美债收益率在未来几个月上升。在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的大环境里,这并不是什么特别难以理解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9年的几轮量化宽松政策以来,国际资本向新兴市场流动主要体现在资本账户的流动,而不是如以前危机之后的通过经常性账户改善。也就是说,在发达国家施行量化宽松政策帮助私人部门去杠杆修复资产负债表的同时,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的杠杆率却因为低美元利率和美元贬值预期而激增。

  如前论述,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之后,如果美联储加息的节奏比市场共识预期要快的话,那么资本回流发达国家的速度将比预期的要快。如是,国际资本的流动,尤其是热钱的来去,将对国际资本市场产生剧烈的扰动,并同时伴随流动性事件。10年美债收益率的历史写满了全球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的历史。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美联储加息之后的一系列风险事件。这包括阿根廷央行放弃外汇干预,而阿根廷比索在黑市的兑换价格一夜之间暴贬了50%;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暴跌至历史最低点;阿塞拜疆亦然。与此同时,中东地区地缘冲突加剧,沙特政府开始消耗其外储来填补财政赤字等等。在如此复杂的国际环境里,中国进行深化汇率的改革将面对的挑战不可小觑。

  一般来说,巨额的经常性账户盈余和巨额的外汇储备都是一国储蓄远远大于投资的表征。这或许是由于此国的外汇管制,而国内缺乏投资机会而导致的。中国正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国内投资回报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不能超过储蓄的预期,形成了过剩的储蓄和所谓的“资产荒”。2013年以来,我们尝试了银行表外资产加杠杆,甚至股票加杠杆的形式来暂缓资产投资的需求,然而结果却是一地鸡毛。在人口老化、储蓄下降、政府大力发展国债、地方债市场和资本账户逐步开放的新环境里,中国的“资产荒”将得到一定的缓解。

  在一个缺乏弹性的汇率机制里,如在中国汇改之前那样,中国央行需要用人民币中间价引导市场汇率以反映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当央行拒绝汇率调整的时候,基本面的放缓需要通过其他相对价格的调整释放出来——比如通过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顶住了汇率贬值阻力的压力是1998年中国股市跌幅超过10%的重要原因之一。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基本面放缓,然而人民币却反而升值。相对价格的调整只能通过商品价格的通缩和股市价格的压力而体现出来——直到2014年3月开始的汇率改革。这个各资产类别相对价格调整的理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香港市场表现自2014年中期以来逊色于A股。由于港币对美元挂钩,港元汇率缺乏弹性以反映疲软的经济基本面。因此相对价格的调整只能通过资产价格表现出来。

  在未来的几年,我们将要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均衡利率维持低位的宏观形势。假如我们一如既往,把中国的资本继续困圈在缺乏投资机会、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的国内,那么“资产荒”的现象将延续,同时资金对回报的需求将引发道德风险。

  2016年注定了是风云变幻的一年,也是中国进一步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时刻。中国的汇率改革和资本账户的开放已经进一步深化,增强了中国经济应对外部危机的能力。虽然国内的经济增速将放缓,投资回报率也将受到压抑。然而,开放国际市场的投资机会将扩大中国资本的有效投资边界,为中国投资者带来更多的机会。只要国际上有比中国的投资回报率高的机会,那么中国的投资就有提升的空间。

 

交银国际首席策略分析师 洪灏

未来金融大猜想

  2015年上半年中国金融对GDP贡献率超过9.5%,这个数字是非常不合理的。如果到2030年,中国金融体系能够把对GDP的贡献率从9%降下来,把中间环节打掉,反而能够使我们金融更有活力,能够更好地支撑实体经济。

  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我认为主要存在三个结构性问题,即金融中介效率低,结构不合理造成银行风险压力太大,以及中介服务覆盖面较窄。

  有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今年上半年,因为股市比较火爆,日交易量最高达到了2.4万亿元人民币。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数据显示,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对GDP的贡献率,今年上半年已经超过了9.5%,相当于10元的GDP中就有1元是金融系统创造的。

  对于这个数字,人们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看到了希望,金融行业未来前途无量;另一种则认为,这反映了金融行业提供服务的一种收费水平,如果服务比较好的话,收费高一些可以理解,但如果服务不怎么样,收费还那么高,就有些说不过去了,这也说明了这个体系本身存在问题。

  纽约大学的学者托马斯曾做过一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美国过去130年,金融体系对GDP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5%-6%的水平,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前也曾有过过度繁荣的趋势,贡献率曾一度上升至8%,但危机爆发后又迅速下调,现在为7%左右。

  反过来看中国的情况,金融体系对GDP贡献率高达9.5%以上。金融体系对本国实体经济的支持,中国和美国的情况哪个更好一些呢?假如答案是美国的话,那么9.5%这个数字本身反映的便是金融体系中介效率低,我们有太多中间环节,导致层层收费,最终1元储蓄变成1元投资的时候,金融投资就会有很多附加值在里面,不利于企业更好地发展和投资。

  中介效率低、覆盖面窄、结构不合理,这三种维度上中国金融都需要很大的变化,而这里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金融对GDP的贡献率这个数字。如果到2030年,中国金融体系对GDP的贡献率能够从9%降下来,把中间环节打掉,反而能够证明我们的金融更有活力,能够更好地支撑我们的实体经济。

  未来中国金融什么样?我曾做过一个简单的经济测算,会是15年后,即2030年,假若中国经济保持在5%-6%的增长速度,CPI大约每年增速为3%-4%,2030年名义GDP则可以达到250万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对金融体系发展意义重大,2014年中国整个金融资产规模占GDP比重不到4倍,如果到了2030年,我们依然保持3倍或4倍的金融资产对GDP的占比,那么,这就意味着,到了2030年,中国整个金融资产规模将达到900万亿至1000万亿。这对我们现在的经营者而言也是个全新的挑战。

  同时,这也意味着,到了2030年,处于竞争制高点的金融机构不一定是今天我们所常见的这些金融机构,可能是一些我们没有听说过,甚至比较陌生或者正在做跨界的金融机构。900万亿到1000万亿的金融市场规模,意味着我们的金融体系在未来拥有巨大的发展机会。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金融体系的发展机会本身跟金融收入对GDP贡献是两个概念,前者讲的是规模,后者则需要把价格压下来,把中介成本压下来,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把规模做得很大。到2030年,如果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场景的话,我们热爱的金融就出现了。

  对于未来,我很有信心,原因非常简单,人口红利虽然在消失,但我们可能会看到第二个人口红利的出现。2015年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已经超过1亿,按照每年新增700万大学生的速度计算,到2030年,中国劳动力人口中将有4亿的90后,并且超过2亿人口受过高等教育。如此多的优质劳动力人口,世界罕见。他们是全新的消费群体,对金融服务,对其他高端服务的需求本身就会主导未来的产业业态。

  (注:本文由本刊记者刘彦华在对作者采访基础上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刘俏

资产证券化业务新模式

    编者按:不良资产证券化对我国商业银行加快不良资产处置进度、提高不良资产回收率、改善信贷资产结构、提高盈利能力等方面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当前,如何正确看待不良资产证券化,并在实践中控制其风险,显得尤为重要。本刊特邀请相关专家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不良资产证券化是不良资产处置的有效方式

  资产证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是指企业或金融机构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稳定的、可预期的现金流的资产进行组合,并以此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持,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的一种融资方式。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居民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至今证券化资产已遍及租金、版权、专利费、信用卡应收款、汽车贷款、公路收费等领域。我国资产证券化正式启动始于2005年,后因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而暂停。2012年5月,银监会和央行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资产证券化再度启动。

  作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一种,不良资产证券化一直饱受争议。特别是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高风险资产入池备受诟病。但从理论、实践及我国金融改革需要的各角度来看,不良资产证券化都是处置不良贷款的有效方式。

  从理论上看,不良资产作为证券化对象具有合理性。

  一是资产证券化的对象并非资产本身,而是资产对应的现金流。因此不良资产不等于不可回收资产,除损失类贷款外,次级与可疑类贷款尚有部分可通过催收、重组等多种方式回收,还可以通过周期性复苏等可预期的方式提高回收率。目前现金流重组技术经过不断发展、交易结构不断创新,已经有效解决了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技术问题。因此,不良资产完全可以证券化,关键在于合理的定价和买卖双方利益风险的平衡。

  二是不良资产证券化在推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具有优势。首先,不同类型和地区的不良资产进入同一资产池,可通过风险对冲消除单一资产的非系统性风险,降低整体风险。其次,资产证券化通过批量处理的方式处置不良资产,能形成规模效应,节约不良资产处置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再次,在充分信息披露条件下,参与各方在证券化的交易平台上通过博弈最终找到均衡价格,是一种有效的价格发现机制。最后,证券化可有效转移银行不良资产风险和收益,丰富市场投资品种,实现风险分担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从实践上看,不良资产证券化是市场化处置不良资产的有效方式。

  早在1990年,美国资产重组信托公司(RTC)就为有效处置储蓄贷款机构的不良资产首开不良资产证券化(NPAS)先河。在RTC以证券化方式处理不良资产获得成效后,世界各国金融机构纷纷效仿,证券化技术也不断创新。20世纪90年代末成立的中国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AMCs”)在处置不良资产方面也被赋予了资产证券化手段。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及银监会核准的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都包括了资产证券化,2008年前发行的4单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均已成功操作并完成安全兑付。

  从我国国情来看,不良资产证券化对缓释风险、盘活存量、推进金融改革具有现实意义。

  一是有助于加快金融市场风险化解,降低商业银行风控压力。在“新常态”背景下,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持续“双升”,成为影响国内金融系统稳定的重要因素。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商业银行难以有效自主清收不良资产,部分行业、领域和地区的信贷资产劣变压力还在增大,由此产生的惜贷、惧贷情绪不断蔓延,也影响了信贷的有效投放和实体经济的提振。通过不良资产证券化,有助于商业银行加快不良资产的剥离,减轻资本占用压力,改善流动性水平,同时也有利于商业银行提高对“三农”、小微以及创新型企业高风险资产不良率的容忍度。

  二是有助于盘活AMCs存量资产,更好地发挥金融救助功能。根据监管要求,AMCs最低资本要求不低于12.5%,甚至高于对银行业的资本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AMCs的不良资产收购规模。同时,AMCs还面临着资金与项目期限错配问题,短期内大量的不良资产收购可能会造成风控压力,带来了新的隐患。通过对收购的不良资产进行滚动式证券化,可实现资金回笼,有效降低AMCs的资产规模和资本占用,为开展新业务腾出规模,并为公司资金与项目期限错配提供了解决途径。同时,借助不良资产证券化,可以将表内的债务重组类业务转化为表外的资产管理业务,构建起“收购→重组→出售”的业务链条,有利于AMCs吐故纳新,以盘活自身存量资产带动盘活外部存量资产,更好地发挥AMCs处置不良资产、辅助宏观政策的功能。

  三是有助于进一步丰富资产证券化市场产品种类,满足不同的投资需求。现阶段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仍处于初期阶段,基础资产的单调性,市场参与主体范围和参与形式有限,其中商业银行约占证券化产品投资的比重达九成左右。除受监管制度限制外,产品种类的缺乏是重要因素。目前,商业银行主要是投资高评级、短期限的优先档产品,在强化刚性兑付环境的同时,会将信贷资产风险继续留存在银行业体系内。同时,高收益类产品相对缺乏,也难以满足不同机构的投资配置要求。通过不良资产证券化,可以扩大资产证券化市场产品种类,健全证券信用评级和收益率梯次结构,便于投资者展开组合配置,同时也便于逐步打破刚性兑付的金融环境,实现风险的有效分散。

  AMCs在资产证券化方面的探索和创新

  AMCs在资产证券化业务试水阶段的探索

  受制于法律环境及监管政策,我国的AMCs未能大规模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业务。2003年6月,中国华融率先推出了“信托分层”,成为国内首只“准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信托分层利用资产证券化和信托的基本原理,充分借鉴了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风险隔离机制、现金流包装技术,以特定资产为支撑的投资合同、表外处理、优先级/次级交易信用增级模式等资产证券化思路,创造性地完成了相应的交易。它的意义在于使AMCs通过转让优先信托受益权提前实现了现金回收,将流动性差的不良资产转换为流动性强的信托产品。此后,其他AMCs纷纷效法,信托分层的准不良资产证券化方式成为不良资产处置的有效手段。2006年12月,中国信达和中国东方也推出了我国本土两个标准的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信元2006-1优先级重整资产支持证券和东元2006-1优先级重整资产支持证券。

  中国华融在资产证券化业务重启后的突破与创新

  自2012年资产证券化业务重启后,中国华融成功发行了华元2014年第一期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简称“华元一期”)、华元2014年第二期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简称“华元二期”)和新锐2015年第一期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简称“新锐一期”),这些产品在发行规模、资产评级、发行方式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

  一是发行规模位居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首。已发行的三期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的总规模为79.8亿元,成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发行数量最多、发行总规模最大的机构。其中,新锐一期发行规模38.59亿元,这是自资产证券化业务重启以来,我国AMCs作为发起机构成功发行的单次最大规模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二是交易结构设计突出创新性和务实性。三期信贷资产证券化,均实现了以销售为目标、以资产现金流为基础、以资产评级为关键的目标,设计了资产赎回、加快转付频率、加速清偿等触发机制。其中,华元一期首开国内资产证券化之先河,设计了附属担保权益的触发机制,目前该方法已成为国内商业银行非信用类贷款证券化的主流方式。

  三是入包资产范围实现了行业重大突破。中国华融打破了以金融债权为主的入池方式,进一步将基础资产扩大到非金债、房地产等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其中华元一期非金融债权占比22%,华元二期非金债权占33%,新锐一期非金融债权占比89%、房地产占比25%。

  当前发展不良资产证券化的主要障碍

  法律法规环境有待完善

  从国内外资产证券化发展历程来看,完善的法律环境是不良资产证券化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目前国内已经出台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法律制度层级较低,缺少专门针对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制度规范。同时,部分条款与不良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开展存在冲突,限制了不良贷款批量转让交易和贷款服务机构范围等。此外,部分会计准则、税收政策也抬高了发行机构的发行成本,不利于不良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顺利开展。

  缺乏必要的专业化技术支持和服务机构

  在经济下行阶段,入池不良资产中净损失的比例将会大大增加,特别是当前大量不良贷款属于信用贷款,缺少足值的抵质押担保,回款能力较低。同时,目前不良资产难以用短期数据来进行现金流回款建模,导致在回收比等重要指标上多依赖于主观性判断。而目前国内缺乏系统、合理的不良资产市场化评级制度,难以为投资者和发行机构确立定价依据,同时也缺乏信用度较高、规范的、专业化中介机构,影响到不良资产资金池分级设计、信用评级与增信、证券承销等业务开展,导致评估标准缺乏一致性和比较性,评估体系的公正性、客观性难以满足。

  刚性兑付环境限制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和交易

  目前国内资产证券化市场的条块分割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投资者风险偏好差异化的分布格局尚未建立。在国内刚性兑付环境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不良资产支持证券由于其基础资产较其他资产风险偏高,又属于非常规型证券,因此很难促使投资者大规模持有此类证券。发行方需要设置更严格的超额抵押率和信用触发机制,并支付较高的成本进行信用增级,甚至主动增加优质资产入池比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抑制不良资产证券产品的发行和交易。

  发展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建议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及监管政策体系

  建议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明确资产证券化业务,修改、补充与完善现行的制度框架,规范证券化过程中的各个重要环节。短期内,可针对不良资产证券化优先单独出台专门的指导意见和监管要求,强化发行主体发行资质、规范信息披露制度、限制融资杠杆、建立良好市场约束机制,重点解决抵质押物转让过程中变更登记手续问题,适当放宽次级证券在表内的风险监管权重,逐步推进系统的制度调整和完善。考虑到不良资产证券化涉及多个监管部门和市场主体,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协同监管体系,简化证券化相关的审批及登记程序,调整会计准则及税收方式,共同优化发行及交易环境。

  扩大资产证券化市场参与机构范围

  进一步放开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发行渠道,允许跨市场发行。允许各类市场主体参与不良资产支持证券投资、受让不良资产、参与贷款服务等,鼓励发展信用评级、信用增级、资产评估、贷款服务、财务顾问等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特别是要加快引进民间资本、夹层资本和境外机构等多类型的专业机构投资者,改变现有投资群体单一、风险偏好趋同的现状,有效促成不良资产均衡价格的形成,提高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可交易水平和风险管理水平。

  建立和完善评级机制和信息披露制度

  强化评级标准要求,对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尽调范围、评级方法、跟踪评级报告等重要事项进行严格明确,对可能潜在的道德风险、基础资产风险、隔离风险、虚假转移风险等问题要进一步细化监管要求。同时,严格发行人和受托机构的信息披露责任,除定期向市场公布资产处置信息及风险动态外,还要进一步搭建投资者对入池资产相关信息的动态查询机制,提高各环节的工作透明度,提升投资者的信心。

  充分发挥AMCs在推进不良资产证券化中的作用

  考虑到当前监管体系以及市场环境特点,AMCs应当在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一是AMCs具有长期收购处置不良资产的经验,拥有较为成熟的技术力量和团队组织,并较早在资产证券化领域展开了探索,可以发挥多元协同的优势来深挖不良资产处置潜力、发挥市场救助功能。二是AMCs不良资产收购业务覆盖面广,可提供不同行业、地域的大规模不良资产组合,实现稳定的本息回收率,避免中小金融机构基础资产结构单一、风险集中的问题。三是AMCs资本规模较为雄厚,整体资产状况优良,可以减少投资者对发起方道德风险的担忧。四是AMCs可双向促进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化解。一方面,帮助中小商业银行展开不良资产证券化设计,提供专业化的中介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对存量资产证券化,进一步提高不良资产收购能力,扩大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收购规模。

  加强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

  要加大各类渠道宣传和讨论交流的力度,将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真实目的、服务功能和收益风险向公众说明,加强对投资者的适当性教育,尽快在各职能部门达成监管共识,为相关制度建设和业务开展奠定基础。在业务拓展初期可以考虑主要推出低风险、高保障、交易结构简单的证券化品种,为市场参与各方及监管机构提供一个逐步接受、逐步完善的过程。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赖小民

中国金融监管呼唤超级央行

  中国“十三五”规划建议称将“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由此把改革目前的金融监管框架提高到了战略高度,也引发日益激烈的讨论。

  早在三年前,笔者发表文章《中国大部制改革构思》,提出现有“一行三会”(指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监管体系已不适应混业经营的金融发展新形势,有必要进行深入改革。而在今年7月股灾之后,笔者也明确表示,危机暴露出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缺乏协调,迫切需要改进。

  对于现有金融监管框架的调整方式,目前学术界与政府决策层还没有统一意见。归纳下来,大致有以下三种途径:第一是强调把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做实,比如在国家层面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从更高层面协调“一行三会”;第二是将“三会”监管权统一,成立综合监管机构;第三是仿效危机后国际上央行改革最新经验,将“三会”并入央行,采取超级央行模式。

  毫无疑问,上述三种途径,均是对现有制度的改进。从三种方案涉及到的利益重新分配、部门调整以及人员调整来看,三种方案依次从简入繁,对应的推进难度亦是从易到难。相比之下,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方案。

  原因在于,对于第一种方案,成立更高层面的监管机构,协调“一行三会”,笔者对其效果存疑。要知道,以往并非没有统筹协调监管的先例,早在2004年,“三会”就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而2013年钱荒发生不久,国务院便批复了建立由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试图使之起到协调各方、防范风险的作用。

  然而时至今日,“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仍主要是信息交流平台,意义有限。按此逻辑,如果仅是在机构松散的情况下将“一行三会”合并在大决策机构之下,各自内部利益与各部门目标不改变,激励机制没有形成,与此同时,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施行又是专业性相当强的工作,期待微观基础分散而决策机构进行专业性判断,帮助多方协调,难度颇大,亦有些理想化色彩。

  对于第二种方案,将“三会”监管权统一,成立综合监管机构。虽然上述监管可以满足“三会”之间的监管真空,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但央行与新成立的监管委员会如何协调更是未知,无法改变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与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困局,一旦危机发生,成本必然较高。

  实际上,危机之后英国金融监管的改革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诸多启迪。可以看到,危机之前,英国由金融服务局(FSA)对银行、证券、保险业金融机构实施统一审慎监管,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英国思考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取消了FSA,改为以构建强有力的中央银行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架构。FSA前主席特纳勋爵更是在操刀改革时提到“在一个完美世界中,我宁愿希望我们能够在2005年或2006年的时候就完成这项改革”。

  对于第三种方案,笔者认为,虽然其利益牵涉更深,部门调整、人员变动更多,但改革更为彻底,与国际化发展方向更为接近。一旦完成,可以深刻改革以往监管框架的弊端,帮助央行获得信息优势,降低最终贷款人的救助成本,并有助于宏观审慎管理的实现。

  当然,正如不少有益建议所提到的,“三会”纳入人民银行只是协调监管框架改革的一步。在笔者看来,未来监管协调机制应该遵循立体式改革模式,即从横向、纵向、立向三个方位进行协调改革,方能发挥作用。

  具体来看,所谓横向,意味着集中监管权,“三会”并入央行,在现有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相对独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负责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所谓纵向,即为对现有“三会”投资者保护局合并,成立金融行为监管局,进行微观监管与投资者保护;所谓立向,即为修改中央、地方金融监管事权划分体制,对不跨省经营的各类准金融机构由省政府进行监管。

  更进一步,在笔者看来,金融监管协调不应仅限于金融领域,未来国有企业是否仍然存在预算软约束,监管者能否做到“监管”而非“主管”,央行如何做好防止金融风险等,也关系到全国范围内的改革方案落地,如简政放权、国有企业改革、财税改革,甚至从本质上来讲,涉及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治国理念,远非简单机构合并便可万事无忧。

  从长远来看,建立现代化的金融协调监管体制挑战重重。全国范围内的相关配套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不断探寻追求更加完善的监管框架基础上,只有多重改革协调推进,才能达到提升金融监管体制,确保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初衷。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沈建光

产业追踪
2016:钢贸商面临两大挑战与五大机遇

  2015年即将过去,2016年作为“十三五”开局之年,是新一个五年规划开启的元年。对于钢贸商来说,面临的是新挑战,也是新机遇。日前,《中国冶金报》记者采访了一些钢贸商,他们对当前的生存状态有一个共同看法:“难!生意难做,钱难赚!”然而,钢贸商们并不气馁,认为“办法总比困难多”。2016年是挑战和机遇并存的一年,应对挑战,把握机遇,唯有创新。

  挑战一:钢市供大于求格局难改

  上海市钢贸商会副会长、上海五波钢结构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庆平在接受《中国冶金报》记者采访时说,当前,我国钢铁产能过剩,钢材市场供给大于需求,这种供大于求的局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未来的市场竞争将更为激烈,钢贸企业经营将更加艰难。最近一段时间,任庆平一直在进行市场调研。在走访钢厂和下游终端用户的过程中,他明显感觉到,钢材需求在萎缩,而钢材供应没有减少。

  上海华磊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太庚对《中国冶金报》记者说,2016年钢材市场的需求量不会增加,供需矛盾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善,“低需求”将成为一种新常态。2016年第一季度,钢材需求将明显减少,钢材价格将跌至“冰点”。总体来看,2016年国内钢材市场价格将在低位区域震荡。

  面对钢市需求不旺、竞争激烈、经营困难的严峻形势,钢贸商已经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他们认为,2016年钢材市场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都十分错综复杂。2016年,世界经济依然温和复苏,但同时又面临新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在国内,我国经济增长将维持中高速水平,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会不断显现,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市场需求总体偏弱。初步预计,2016年我国GDP将增长6.5%以上,低于今年的7%,这就决定了钢材需求难以增长,或将小幅回落。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日前预测,2016年我国钢材需求量为6.48亿吨,粗钢产量为7.81亿吨。很显然,钢材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不可能缓解,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钢贸商面临的市场形势十分严峻,竞争将更趋“白热化”,经营更为艰难,生存更为不易。

  挑战二:钢贸商生存空间被挤压

  由于钢材市场持续疲软、低迷,钢材价格大幅下降,屡创新低,钢厂经营困难,效益缩水,亏损状况日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众多钢厂致力于拓展终端市场,扩大直销、直供比例。而这对于钢贸企业来说,无异于是雪上加霜,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当前,众多钢企基本都设立了钢材市场经销点、销售分公司,与终端用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一些大型钢企还纷纷搭建钢铁电商平台,在网上销售钢材。一些钢企甚至投入巨资,建立钢铁物流园区,加大钢材加工、配送、仓储、物流建设,实施“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模式,以服务开拓终端市场,变生产商为服务商。统计显示,目前,钢铁企业的直销、直供比例已由20%~30%提高到50%以上,部分钢企甚至达到70%~80%。

  钢厂的直销品种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钢材。除了汽车板、船板、锅炉板等专用钢材外,钢厂对普通常用钢材,如螺纹钢、线材、型钢和普板等,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直销。一些钢厂与建筑工程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将钢材直接送到工地。

  毫无疑问,钢厂的直销、直供力度不断加大,进一步压缩了钢贸商的生存空间,使得钢贸业洗牌加速。在2016年乃至“十三五”期间,钢贸行业重新洗牌不可避免,一些实力较弱的钢贸企业会退出市场。

  尽管面临巨大压力,但挑战与机遇一直以来都是并存关系。2016年乃至整个“十三五”期间,钢贸商也有机遇,关键在于如何把握机遇、利用机遇。时下,众多钢贸商已经在仔细研究当前钢材市场环境的变化,从中寻觅商机、把握机遇。

  机遇一:找准市场空白点建立竞争优势

  在钢贸业态改革时代,在当下钢贸微利时代,钢贸商必须适应时代变化,创新经营理念,找准市场空白点,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

  一家钢贸公司老总谈道,现在钢材市场大环境已经改变,自己的经营策略、营销模式、市场定位也得改变,以变应变,顺势而为。该钢贸公司利用自己的物流优势,推出“菜单一站式”采购服务,以客户的需求为中心,既做客户的采购员,也做客户的物流仓库,将客户需要的每一个材料都直接运送到位,使客户不必费心去配货,更不必因害怕原料市场有变而被迫囤货。由此,该公司受到客户的广泛欢迎,年业务量一直保持10%以上的增长。

  对于钢贸商来说,在找准市场空白点、形成自己独特优势的过程中,要注意三点:一是服务要增值,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升服务上,不能靠赚取差价生存。目前的钢材价格已经十分透明,赚差价的空间会越来越小,路会越走越窄。钢贸商要成为终端的重要一环,体现出服务价值,赚服务的钱。二是理性控量。现在的钢材价格跌多涨少,因此,钢贸商不要贪多,要理性控量,争取做一单要有一单的利润,不要简单地追求规模。三是做好风险管理。现在钢材市场有很多陷阱,尤其是赊销陷阱,这是非常危险的。钢贸商要做到不给钱不发货,宁可不做也要防止应收账款、赊欠可能带来的灭顶之灾。

  机遇二:实施“订单销售”走开拓终端之路

  2016年,国内钢材市场供需矛盾仍存,钢贸企业面临的竞争加剧,必须加大创新力度,改变传统的低吸高抛、博行情、赚差价的销售模式。例如,钢贸企业在开拓终端市场时,可以借鉴钢厂“订单销售”的方式,规避价格“倒挂”带来的风险。

  一家钢贸公司总经理向《中国冶金报》记者介绍,他们公司正在逐渐退出二级分销市场,扩大直供、直销比例。该钢贸公司与知名大型建筑公司合作,通过公司的工程销售部,按照用户的订单,将钢材直接从钢厂送到终端客户手中,减少中间环节,既保证产品品质,又为客户降低成本,让用户受益。目前,该钢贸公司已经成为当地及其他省市的高铁、高速、商住建筑的主要钢材供应商。2015年,该钢贸公司的直供销售量占总销售量的60%,2016年计划进一步提高到80%~90%。

  机遇三:根据“十三五”规划调整产品经营结构

  2016年及整个“十三五”期间,国家将支持节能环保、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加快突破新一代智能制造等领域核心技术,构建产业新体系。同时,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构建新型制造体系,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产业发展壮大。

  那么,我国今后的钢材需求结构也将发生变化,普钢的需求量将减少,高端钢材的需求量将明显增加。为此,一些钢贸公司调整产品的经营结构,着重销售中高端钢材,如结构钢、低合金钢等,还准备经营优特钢,而将螺纹钢、线材等长材的销售量降下来。重新确定市场定位、及时调整品种结构是钢贸商适应未来国内钢材市场需求变化的一个良策。

  机遇四:借助海外工程项目“走出去”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发挥出口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增强对外投资和扩大出口的结合度,实施优进优出战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国家鼓励和支持钢铁、水泥、制造、高铁等行业的大型企业走出去,到海外承揽工程项目,或到海外投资建厂;结合“一带一路”建设,扩大与周边国家产能合作。这对钢贸商来说,也是一大商机。

  一些钢贸公司已经行动起来。他们认为,这些“走出去”的企业在国外承接到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钢贸企业可以为其提供所需的钢材,这样也一起“走出去”,实现国产钢材的间接出口。有家钢贸公司专门建立了工程项目部,抽调了一批精通业务的营销人员,找国内一些大型的机械制造企业和建筑工程施工企业进行洽谈,开拓终端市场和国外市场。2015年,该钢贸公司承接到一个国外的钢结构工程项目,其中1.8万吨钢材全由其负责提供。2016年,该钢贸公司准备进一步拓展海外工程项目的钢材供应业务,带动钢材出口,开拓国际市场。

  机遇五:利用“互联网+”创新商业模式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钢贸行业提供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只要有一台电脑甚至一部手机,大家就可以在钢铁电商平台轻松买卖钢材,而且价格公平、公正、透明。因此,钢贸商开创“互联网+钢贸”的新型营销模式,不仅能够拓展销售渠道,而且可以有效降低经营成本。

  “互联网+钢贸”的钢铁电商平台,是一种由多方主休参与、共同建立、共同运营、共享资源和共同盈利的商业生态系统,是一种新型的平台经济。在“十三五”期间,钢铁电商将更加完善和成熟。目前,有的钢贸公司直接利用第三方钢铁电子商务公司的平台,来采购或销售钢材。一些大型钢贸公司则以投资、入股、加盟等形式,联合建立平台经济休,来共同降低成本,共同控制价格。

  一些钢贸商认为,在互联网时代,未来不加入“互联网+钢贸”钢铁电商平台、不融入平台经济体系的贸易公司将被淘汰出局。一些钢贸商正是看准电商平台潜在的价值和蕴藏的巨大空间,开始积极拥抱电商。

包斯文

2016年车市怎样走?用差异化倒逼供应端创新有效需求

  2015年汽车市场,7、8月跌至冰点,随后跌幅收窄,逐月爬升,11月升至近20%,前11月累计增幅低增3.34%。再过几天,年度车市就要收官,预计年度汽车销量定格在2425万辆左右。

  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和转型的关键之年。这年汽车市场将会怎样运行?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十分清晰地指明: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中共中央制定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水平上升”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

  新能源汽车是“绿色、低碳”汽车,2015年累计产销30万辆左右,同比增长4倍,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国家的鼎力支持,可获中央和地方两级购车财政补贴,规定地方“不得限购、不得限行”,地方推广新能源车的积极性也日趋高涨。2016年新能源汽车的爆发式增长将得以持续,公交、环卫、邮政和物流等行业和政府机关率先使用新能源汽车;采取直接上牌和财政补贴等鼓励个人购买。新能源汽车在京沪等地已经成为消费者“百里挑一”的稀缺资源,北京2016年新增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在上年的3万个翻倍升至6万个;上海继续免费放牌,其中浦东新区在中央和市级补贴之后,再追加每辆1.5万元购车补贴。眼下,新能源汽车需求爆发式增长,不能完全弥补传统汽车产业的减速,不能完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已经享有3000元/辆购车奖励的1.6L及以下节能小排量乘用车,再次成为国家鼓励的政策选项,2015年10月1日~2016年12月31日期间,实施车辆购置税减半新政。11月,1.6升及以下乘用车销售155.66万辆,环同比增长,出现少有的两位数,市场份额重新回归到70%;其中轿车销售93.13万辆,环比增12.0%、同比涨15.70%。2016年,1.6升及以下乘用车在此政策继续助推下,市场潜能将得到进一步释放,轿车市场有望摆脱负增长状态。

  至2015年10月底,我国汽车保有量1.69亿辆;汽车驾驶人达2.75亿,其中1.39亿人领取了10年有效期驾照。我国二手车市场发育滞后,2015年1~10月,完成二手车交易755.39万辆,增幅虽高于新车销售市场,但离全年预期1000万辆交易目标仍然甚远,二手车市场滞后于新车销售市场,在越来越多大城市控制汽车保有总量、适度发展增量的情况下,以旧换新置换市场十分广阔,2016年,千万辆新车置换旧车,并非是个难以企及的梦想。

  2015年11月底,全国淘汰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的黄标车117.07万辆,提前完成2015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黄标车淘汰任务。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加快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辆”。到2017年,基本淘汰全国范围的黄标车。作为承上启下2016年,将有上百万辆新车,支持黄标车和老旧车的强制淘汰。

  节能和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制造2025》中,被列为十大重点发展领域之六;“智能网联汽车”则是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载体,首次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2016年,将有一些大车企“渗透”互联网,也会有一些强互联网企“闯入”传统汽车业,2016年,可能是智能网联汽车涉足之年、起步之年。

  汽车消费梯度性特征越来越鲜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居于汽车消费第一增长极;省会城市及发达地区优先发展的地级市,乃是汽车消费第二增长极;发达地区的三四线城市,以及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地级市,则是汽车消费的第三增长极。目前,三四线甚至五线城镇消费群正在崛起,逐渐发展为汽车需求增速的主体。

  汽车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化。80、90后消费群体迅速扩大,2015年80、90后汽车消费者比例已经达六成,成为车市的中流砥柱;女性消费也与日俱增,女性车主从5年前的17%,已增加到29%,女性购车意愿增幅已超男性。

  总之,2016年,汽车业应加强汽车需求新变化的研究,用汽车消费差异化倒逼供应端的创新和技术进步,创造汽车有效供给。

张伯顺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发展对策相关探讨

  摘要:目前,世界各国都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清洁能源发展作为能源优化结构调整的重要战略方向。发展分布式能源,将成为我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实现能源集约化发展、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文章首先介绍了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统的分类,简述了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特征,重点分析了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发展对策,以供参考。

  关键词: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发展对策

  分布式能源作为科学高效用能方式蓬勃发展,得到广泛重视和应用,成为能源产业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分布式能源是近年来兴起的利用小型设备向用户提供能源供应的新型能源利用方式。天然气电、热、冷三联供系统是目前典型的分布式能源利用方式,在发达国家已得到比较广泛的推广利用,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加强分布式能源利用及发展的研究十分重要。

  1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统的分类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统按使用范围可以分为区域式和楼宇式两种。区域式分布式能源系统是指在各种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大学城等人口相对密集、且地理较大的区域所建设的冷热电能源供应中心。

  例如:广州大学城分布式能源站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与广州大学城一江之隔,占地面积11万㎡,是广州大学城配套建设项目,为广州大学城18平方公里区域提供冷、热、电三联供,也是全国最大的分布式能源站。中国华电集团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和广州大学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按55%和45%的比例共同出资成立广州大学城华电新能源有限公司,负责广州大学城分布式能源站项目的投资、建设及经营管理。能源站总体规划为4×78MW,分二期建设,一期2×78MW于2008年7月28日正式开工建设,2009年10月实现“双投”。

  楼宇式分布式能源系统是指以建筑物为服务对象所建设的冷热电供应系统,如写字楼,商场,医院等。楼宇式分布式能源一般采用微燃机+溴化锂机组方案与燃气发动机+溴化锂机组方案,区域式分布式能源系统燃气轮机+余热锅炉+溴化锂机组方案与燃气轮机+汽轮机+余热锅炉+溴化锂机组方案。一般来说,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分布式能源项目,投资回收期不宜超过12a。其他类型的分布式能源项目,如调峰天然气电厂、保障民生为主的项目、追求环境和社会效益为主的燃气类项目,根据当地规划适当建设。

  2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特征

  2.1 能源综合利用率高,减少了能源浪费

  在目前技术水平下,集中供电方式的能源利用率可以达到40%~58%。分布式冷热电三联供其能源利用率可达80%以上。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统通过燃气轮机等驱动发电设备将30%~40%的能量转化为电能,剩余能量用来制冷、制热或直接供热,从而实现能量的梯级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例如:广州大学城分布式能源站实现了能源的梯级利用,能源利用效率得到了很大提高,达到78%。使能源站具有了能源传送距离短、能量转换和传送损失小、能源利用率高、建设安装周期短、运行方式灵活、设备启停方便、负荷调节灵活、系统安全性和可靠性高的特点。广州大学城分布式能源站实现了“安全、高效、节能、环保”的理念,被广州电网确定为“保亚运”供电具备黑启动能力的重要电源点。

  2.2 具有削峰填谷作用,利于改善能源结构

  电力部门根据用电负荷特性按照满足夏冬季用电高峰配置发电和输配电设施,在春秋季和节假日用电低谷时,发电和输配电设施能力无法充分发挥,利用率降低。对于天然气生产部门,夏季因用气量需求量减少需要采取调峰措施,否则气田需适当关井限产,输气量降低,导致效益降低。采用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统,增加夏季的天然气使用量,不仅可以调节天然气季节峰谷差过大的问题,而且可以缓解电网调峰压力。

  2.3 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

  由于能源高效利用,余热供冷供热与发电成本共担,三联供系统具有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不但将部分高温热能转化为用途广泛的电能,而且利用中温热能驱动溴化锂冷热水机组,将部分环境中的热能提升温度,转化为可以利用的热能,同时实现对局部环境的降温。分布式能源电能“就地直供”,可以减少输电线损,同时大大减少能源消耗。与传统能源供应方式,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统二氧化碳、NOx、SO2 排放大大减少,在目前碳排放压力日增的国内形势下,发展分布式能源具有积极意义。

  2.4 提高能源供应的可靠性

  冷热电联供系统设备安装、运行简单、便捷,安全性显著增加。对于学校、医院、数据中心等需要备用电源的用户,分布式能源和电网可以一起多电源保障电力供应,可以大幅度提高建筑物电力供应可靠性。先进的分布式能源系统甚至可以将供电机组模块化,单个模块也可以灵活开停。例如:广州发展鳌头分布式能源站发电机出口10.5kV电能经电缆接入到广州丰力橡胶轮胎有限公司内的110kV万力站10.5kV母线,广州丰力橡胶轮胎有限公司首先消纳部分电能,余电经万力站的主变升压后由110kV兔万线接入厂址西南侧2km处的110kV白兔变电站,同时能源站设置黑启动功能,在外部电网失电情况下,30分钟左右可以恢复对外供电,大大提高了电源供应的可靠性。

  3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发展对策

  3.1 分布式能源规模问题

  国家电网2013年在《关于做好分布式电源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指出,单个并网点总装机规模不超过6MW的分布式发电项目免收并网接入费。这样就限制了大容量天然气DER的发展。然而,DER侧重点是靠近用户的供能系统,CCHP是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对能量的梯级利用来实现冷、热、电的联供系统。发改委的诸多文件及《燃气冷热电三联供工程技术规程》中都曾提出联供系统的年平均能源综合利用率应大于70 %。国家近几年大力推进DER及CCHP技术的发展,也是从节能减排、能源的就近选择及供能的安全性等多方面考虑,因此,只要能满足这几个方面的要求,规模具体大小就不再重要。

  3.2 完善标准与系统规划

  国家目前尚未对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制定统一标准与行业规范,分布式能源系统的大规模利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内一些企业虽然对建设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积极性较高,但由于没有相应的产业统筹规划和行业准入规范,项目布局存在很大的盲目性,生产经营有较大的风险。对此种新型功能体系,各地区认识普遍不够全面,在无标准及系统规划的情况下很难实现实质性突破,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能源配套要求进行系统的规划和研究,加强宏观布局和管理,引导市场规范有序发展。

  3.3 加强相关部门协调

  目前,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统的发展除受资源制约外,还需要多方协调,避免电、热、冷的供应与已有的供电、供热、供冷体系产生冲突。对于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的政策支持,也需要能源、财政、土地、规划等部门的协调推进。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点的布局需要合理统筹推进,使之发挥更大的效益。

  3.4 形成系统产业链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是涉及建筑设计、供热(冷)、发电及调度等的新型交叉行业,国内在这方面起步较晚,相关产业基础薄弱、人才缺乏。一些关键设备尚未实现国产化,燃气轮机和内燃机主要依赖进口,相关的科研技术攻关投入不足,专业服务人才缺乏,培养滞后。

  3.5 扶持政策需进一步细化

  虽然国家下发了《关于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指导意见》,但是具体的扶持政策尚未形成体系。对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发展,目前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电力上网并网等方面尚未出台相应具体的扶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发展,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加强系统研究,明确各项扶持政策。

  4 结语

  我国的天然气冷热电联产供能系统刚刚起步。国内天然气产业发展近年快速发展,天然气管网不断完善,天然气利用水平稳步提升,但是作为天然气高效利用的分布式能源技术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加大推广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的建设和发展,对减少环境污染、逐步改善大气质量、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促进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胡小坚,张雪梅,蔡路茵.冷热电分布式能源(CCHP)的优化研究进展[J].能源研究与管理,2010(2).

  [2]林世平.分布式能源系统中能源与环境耦合特性及优化集成模型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11.

  [3]林世平.分布式能源系统中能源与环境耦合特性及优化集成模型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11.

曾立

“十二五”绿色交通发展综述

  11月3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巴黎召开,100多位国家领导人、近200个国家的代表出席大会,共商应对气候变化机制、探索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和治理污染模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讲话,陈述了一系列“中国承诺”,赢得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应对气候变化,履行“中国承诺”,迫切要求交通运输实施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回顾“十二五”,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大力实施绿色交通发展战略,将绿色、循环、低碳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到规划、设计、建设、养护、运营、管理的全过程,并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加强组织保障、健全标准体系、推进科技创新、开展示范试点等,不断促进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逐步迈向科学化、规范化、长效化。

  据测算,2011年至2015年,交通运输行业节约3041万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440万吨。

  顶层设计加强 专项行动示范

  “十二五”以来,交通运输行业着眼于规划引领,通过顶层设计,让“绿色理念”全面贯穿于交通运输发展全过程。

  根据《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全行业着力建设“三大体系”,即节能型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体系、节能环保型交通运输装备体系和节能高效运输组织体系;开展“两大专项行动”,即节能减排科技专项行动、重点企业节能减排专项行动;实施“十大重点工程”,即营运车船燃料消耗量准入与退出工程、节能与新能源车辆示范推广工程、甩挂运输节能减排推广工程、绿色驾驶与维修工程、智能交通节能减排工程、公路建设和运营节能减排技术推广工程、绿色港航建设工程、合同能源管理推广工程、船舶能效管理体系与数据库建设工程、节能减排监管能力建设工程。

  “十二五”以来,交通运输部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行业落实国务院“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实施意见的部门分工方案的通知》等,制定了《建设低碳交通运输体系指导意见》、《交通运输行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案》、《交通运输行业“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

  为推进“绿色理念”落地,交通运输部每年都要召开数次专题会议研究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问题,大力组织开展相关工作制度和标准体系的研究和建立,不断完善管理办法和示范项目评选机制,推动构建绿色交通示范区、示范工程、示范技术、示范企业等多层面的评价体系。

  根据《建设低碳交通运输体系试点方案》,交通运输部先后选择天津、重庆、深圳、北京、昆明、西安、青岛等城市作为试点城市,全面深化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如今,覆盖公路、港口、城市的区域性主题性绿色循环低碳试点工作正顺利开展。

  交通运输部还组织编制了《绿色交通标准体系》,梳理了373项标准,制定了道路运输装备、汽车维修、公路运营、港口装卸装备等领域的节能减排标准。

  目前,全国交通运输部门均设立了节能减排工作的组织机构,完善了多部门协同推进节能减排工作的协同机制。

  专项资金支持 “绿色风尚”大兴

  记者从交通运输节能减排项目管理中心了解到,“十二五”以来,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共同设立了用于支持交通运输行业节能减排工作的专项资金,5年来共投入中央财政资金32.5亿元,支持了976个交通运输节能减排项目。

  据统计,“十二五”以来,交通运输行业节能减排工作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包括775个一般性项目、4个绿色交通省项目、27个绿色交通城市项目、20个绿色公路项目、11个绿色港口项目、59个绿色交通装备(天然气车船)项目、10个营运(施工)船舶节能技术改造项目、70个节能减排能力建设项目,均取得了积极成效。

  在专项资金的支持下,交通运输行业促进了运输结构、用能结构、运力结构的优化,支持推广了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应用。天然气车辆技术已从2011年“油改气”过渡到目前的“整车生产”为主;船舶使用岸电技术从无到有,形成了企业专利和行业标准;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行业应用从“无纸化办公”过渡到“互联网+交通运输”,显着提升了行业发展质量。

  交通信息化网络监控系统、运营调度管理系统、公众信息服务系统,让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大大提升,能源消耗大幅下降。

  建立长效机制 公众广泛参与

  “十二五”以来,北京地铁运营公司累计实施了10个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实现年节电2580万度。这是节能减排长效机制发挥作用的成功案例之一。

  交通运输行业通过中央引导、地方配套,积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上下联动,形成了以制度约束、行业准入规章和标准体系建立为保障的节能减排长效机制。

  例如,在道路运输方面,积极推进《营运客、货车辆燃料消耗量限值与测量方法》国家标准制订,组织开展了公路甩挂运输试点项目;在水运方面,推进内河船型标准化,印发了《内河船型标准化补贴资金管理办法》、《内河示范船技术评估和认定办法》,研究制定《电力推进船舶高能效示范船的技术评估方法》,出台了《水运行业应用液化天然气试点示范工作实施方案》等;在城市交通方面,稳步推进“公交都市”建设,大力实施公共交通智能化应用示范工程试点城市工作,积极规范网络预约出租车服务。

  绿色交通城市积极倡导公交优先、绿色出行,推广公交便利化和公共自行车项目,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发展。北京、杭州等城市公交分担率正逐年提升,实现了交通运输节能减排项目公众广泛参与、民众普遍受益的良好氛围。

  创新驱动发展 产业转型升级

  2015年11月18日,京津冀首个交通节能减排实验室在北京成立,发展绿色交通又有了一个高水准的科研平台。“十二五”以来,交通运输行业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托科技支撑,促进产业升级。

  交通运输行业开展了“公路甩挂运输关键技术与示范”、“黄金水道通过能力技术提升”等重大科技专项及重点技术研发工作,并加大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力度;深入推进了“基于物联网的城市智能交通应用示范”、“长三角航道网及京杭运河水系智能航运信息服务应用示范”两个示范工程;加强了连云港绿色智能港口建设与运营、长白山鹤大高速公路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等科技示范工程的组织实施,推动了船用岸电技术、高速公路低碳节能技术等交通运输节能减排技术跨区域大范围使用;加强建筑垃圾规模化综合利用、公路隧道照明节能、内河船舶电力推进系统、多功能航标成套技术等绿色循环低碳交通运输技术推广应用。

  科技创新促进了绿色交通发展,也带动了产业升级。一批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得到广泛应用。如公路建设拌和楼“油改气”、温拌沥青技术及设备得到应用,沥青冷再生技术、橡胶轮胎的资源综合利用和再制造产业化等。

  科技创新促进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各地广泛应用节能减排在线监测系统、智能监控系统、智能调度系统、公众出行服务系统等信息技术,加快了物联网、云计算技术的研发和示范应用。

  科技创新促进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交通运输行业加快推广风光互补技术和产品,探索太阳能光伏发电接入电网,促进新能源产业及智能电网运行体系建设。

  科技创新推动了新能源汽车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绿色交通省(市)积极开展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的推广以及轨道交通装备、港口机械设备、筑路养护设备的应用,带动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

刘布阳

区域经济
皖江示范区融入与竞合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

摘要: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颁布,无疑为陆地与海上新丝绸之路开辟了通道。如何依托长江经济带建设皖江示范区新支撑点,变沿江为沿海,促进皖江示范区融入与竞合长江经济带,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为深入研究,课题组成员,分别对沿江马鞍山、宣城、铜陵、滁州、池州、芜湖、安庆等城市进行调研和走访,在掌握第一手资料基础上,重点分析皖江示范区融入与竞合长江经济带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探寻其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战略定位。从基础设施互通互联、协调机制共生共荣、转型升级分工协作、创建自贸区等不同层面进行探讨,旨在为皖江示范区融入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的机理和途径服务。

关键词:皖江示范区,融入,长江经济带,竞合

随着国际经济贸易中心逐步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新经济体转移,横贯中国西部、中部、东部的长江流域经济带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脊梁。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发展,必将引发上中下游联动发展,形成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这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安徽依托长江流域经济带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商机。20137月下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武汉考察时提出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把长江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1]2013年底,国家发改委着手编制《推动长江经济带转型升级指导意见》;2014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协调机制、生态廊道、综合交通、对外开放、产业转型和新型城镇化六个方面推动长江经济带转型升级。为抢抓机遇,安徽省委省政府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提出以市场配置资源的总要求,积极谋划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带,推动安徽经济创新发展。安徽拥有800里皖江“黄金水道”[2],作为长江流域重要的组成部分,涉及安庆、铜陵、池州、芜湖、马鞍山、宣城、合肥、滁州等;8个地级市,国家层面的《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以下简称“皖江示范区”)绝大部分区域与长江经济带相重叠。皖江示范区5年多的承接产业转移取得了一定成绩,不同程度上缩小了皖江示范区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地方政府更多关注金融创新、土地使用、区划调整、招商模式、产业培育、开发区管理、产业选择与升级等方面。但如何跳出皖江示范区,站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联动发展的视域下,打破地方政府区划调整格局,以长江全领域为支撑,发挥国家层面优惠政策溢出效应,实现融入与竞合互动发展?目前理论界和地方政府研究较少。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本课题组分别对沿江马鞍山、宣城、铜陵、滁州、池州、芜湖、安庆等城市进行调研,进一步了解省内皖江示范区建设基本情况,重点了解皖江示范区融入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的困境。在分析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论证其内在发展动力和未来战略定位,旨在为皖江示范区融入与竞合长江经济带寻求发展路径。

一、皖江示范区与长江经济带竞合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皖江示范区与长江经济带竞合发展面临的机遇

1.政策机遇。皖江示范区正处于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发展规划刚要、国务院颁布的《意见》等国家层面优惠政策叠加期。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离岸贸易、通关一体化、负面清单管理等新举措[3]。为皖江示范区争取国家层面设置一些类似上海自贸区的特殊监管区和保税区,实行信息共享和通关便捷、支持在投资便利化、法治化、国际化等方面提供范例。国务院《意见》的出台,为皖江示范区进一步融入长江经济带竞合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2.对外开放新机遇。长江流域经济带纵跨西、中、东,横联沿江上海、江苏、江西、浙江、安徽、四川、湖北、湖南、重庆、贵州、云南等11省市城[4],连接国内外市场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皖江示范区已成为长江经济带重要成员,滁州、淮南、合肥、马鞍山、芜湖等5市己成为长江中游城市联席会议成员。每年分别定期召开高层领导、常务副省市长、主要城市领导三个不同层次合作协调会议,在多领域多层次紧密合作,形成“务实高效、统分结合、三级运作”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机制。新丝绸之路和印缅孟滇通道打开了我国向中亚和南亚开放的新方向,依托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变沿江为沿海,有利于皖江示范区拓展“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新空间;有利于打破行政区划壁垒,进一步促进皖江示范区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

3.皖江示范区通航条件优良。长江干流航道安徽段343公里,深水岸线335.7公里,主要支流航道14条、739公里,沿江港口年吞吐能力3亿吨[6]。芜湖港是溯江而上可常年通航万吨级远洋船舶的最后一个深水港,年吞吐量超过8000万吨[7]。现正在新建的马鞍山郑蒲港,被国家交通部确定为江海联运枢纽中心,马鞍山港是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大陆63个首批对台直航港口之一,货物年吞吐量达到了7000万吨[8]。江淮运河的建设,使芜湖、马鞍山成为中原经济腹地至沿江、沿海地区的重要节点。芜()(鞍山)港完全具备呼应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成为长江中下游航运中心的优势和条件。

()皖江示范区与长江经济带竞合发展面临的挑战

1.长江流域水陆空立体交通网有待完善。长江航运利用效率低、尤其是长江两岸内陆河道长期失修、缺乏统一规划,港口效率低下[9]。立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没有形成一体化大交通格局,长江黄金水道整体优势没有充分发挥。自高铁、高速、航空飞速发展,水运的重要性越来越弱化,多年来长江流域乱挖乱采、港口码头各自为政的现象十分普遍,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多层次的投入机制,长江流域许多地段的航运港口仍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与现有的航空、公路、铁路没有联网,难以适应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江海联运的优势难以发挥。

2.产业结构趋同明显。长江流域上中下地区的资源禀赋、经济结构、技术水平、城乡收入差异性明显,产业分工应呈现梯度分布。但长江流域各地区产业布局并未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而是在追求GDP发展过程中,出现各大开发区乃至相连省份之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严重,产能过剩、主导产业布局雷同等现象相当普遍,如家电、钢铁、平板玻璃等产业产能严重过剩。

3.行政区划利益格局难以打破。虽然长江流域初步形成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江上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三大城市群,但长江上中下游一体化整体优势并未体现。彼此之间的经济联系较为松散,不同性质企业间跨地区重组和联合兼并的趋势不明显,没有形成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一体化发展的金融体系、跨地区发展合作项目的协调机制。各地政府规划与项目建设,更多从自身利益考虑,没有形成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布局,各自为政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江全领域整体优势功能的发挥。

二、皖江示范区与长江经济带竞合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战略定位

()皖江示范区与长江经济带竞合发展的内生动力

1.先行先试权。按照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为引领,强化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改革试验区、南京都市圈,逐步建立以长江“黄金水道”为共同体。加大对长江全领域重大政策支撑,在承接产业转移、自主创新、生态文明建设、文化旅游发展等方面加快先行先试,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皖江示范区与长江经济带经济、生态、文化全面协调发展,为长江流域转型发展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打造皖江示范区创新驱动升级版。发挥皖江示范区比较优势,突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产业互促互补、要素互流互通、生态共建共享、城市共生共荣、体制机制一体化为方向,着力加快建设皖江示范区融入长江全领域一体化综合立体交通网,产业技术升级和价值链攀升机制,促进产城融合发展,政策法规、公共服务无缝对接,开发开放合作共赢。

()皖江示范区与长江经济带竞合发展的战略定位

依据长江岸线生态资源综合评价指标和皖江示范区主体功能区划,打造经济文化生态协调发展的示范先行区,推动皖江示范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市场配置各种要素的效率,激发市场经济主体内生发展活力,逐步打造世界级制造业产业集群。依托长江天然黄金水道优势,积极发挥水陆空综合交通枢纽的作用,着力深化改革,探索皖江示范区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机制,为长江经济带“舞龙头、带龙身、促龙尾”提供示范效应,真正把皖江示范区建设成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打造成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

三、皖江示范区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思考

()构建长江经济带立体化交通网络

1.顶层设计,加快长江干支流航道和港口一体化规划设计。建议国家尽快启动长江经济带92个直辖市长江干支流和内陆省份航道、港口一体化规划。推进沿江港口与内流河沿岸开发区快速通道的建设,拓展长江沿岸港口和内流河运输服务的辐射范围。进一步加大长江经济带92直辖市长江支流开发,辐射和带动长江全领域区域经济与城镇化协调发展。

2.加强东中西高铁、高速公路联网建设。按照“无缝化衔接、零距离换乘”目标,加强皖江示范区铁路、航空、水运、公路和管道与长江经济带92直辖市的有机衔接,逐步建立健全功能完善水陆空立体集疏运体系。打破行政区划利益格局,形成长江经济带产业布局和城镇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3.加快长江经济带机场一体化布局。建议以浦东国际航空港为江海联运桥头堡,强化南京、武汉、重庆、杭州、贵阳、昆明等机场的区域枢纽功能,发挥南昌、宁波、合肥等干线机场作用,推进池州、黄山、芜宣等支线机场建设,形成长江上中下游联动发展的机场群。向外横跨欧亚大陆、太平洋联接世界,对内联接我国各大中城市的航空网络,进一步缩短空间距离、降低商务成本、物流运输费用。

()探索皖江示范区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协调机制

1.建议成立国家层面具有权威性的长江流域管理协调机构。每年定期召开推动皖江示范区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联席会议,重点研究解决皖江示范区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中的市场准入、信用平台、产业布局、城镇群和基础设施建设标准等重大事项。打破行政区划利益壁垒,有序推进跨地区技术、资本、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积极探索长江经济带92直辖市跨区域教育培训、生态保护、资格认证互通、自然灾害减防、航运监管一体化、水资源综合治理补偿机制和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无缝对接。

2.建议92直辖市尽快实现法律、政策一体化,探索皖江示范区与长江经济带多领域多层次跨地区协作。谋划以长江中上游地区各类省级、国家级开发区为载体,推动产业跨地区联动发展。借鉴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加强对92直辖市产业布局的引导,促进皖江示范区产业布局与长江经济带产业布局协调发展,坚决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

3.建议建立92直辖市统一社会管理标准体系。研究制定皖江示范区与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管理标准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养老、社保、医疗、城管等社会化服务智能化建设。深化产学研合作机制,研究制定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方案,以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为示范引领,加快长江经济带高科技产业走廊建设,探索建立长江经济带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不断提升皖江示范区产业结构层次。

()加快皖江示范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1.大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主导产业。贯彻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生产力布局调整规划,充分发挥皖江示范区区域比较优势,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鼓励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实施产业转移,着力发展高端制造业,重点打造安庆石油和化工、合芜马自主品牌汽车、马芜铜池优质金属材料等产业基地。重点支持皖江示范区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突出绿色承接,努力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2.创新体制机制,着力改善投资环境。一要简政放权,制定企业负面清单、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逐步让清单更短,进一步降低投资门槛,让更多资本、技术、人才、企业家投资创业。二要着力构建具有皖江示范区特色的服务业产业体系。深化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分工,与长江经济带兄弟省市相对接,加快服务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网路技术和先进制造业融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发展。重点打造长江经济带一体化的科技信息、商务咨询、网路服务平台、节能环保、物联网、企业运营决策、研发设计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按照城乡居民需求和长江经济带产业、生态、交通、旅游等一体化发展的要求,突出抓好商贸物流、社会化养老、社区医疗、文化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龙头企业发展,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方位的需求。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拓展现代服务业新领域、新业态,加快电子商务、创意设计、商务会展、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智能化、信息化、远程化、标准化建设。三要加快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的开发,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信息网络建设,现实信息网络资源共建共享。

3.加快皖江示范区不适用市场需求产能的淘汰。结合国家化解过剩产能契机,充分利用税收、金融、土地等政策,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利用市场导向功能促进兼并重组,压缩和淘汰不适应市场需求的钢铁、水泥、船舶等产业生产能力,培育一批科技含量和技术装备水平高且具有良好潜在市场前景的产业和产品,促进皖江示范区以先进产能带动产业整体升级。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科基金项目《皖江示范区融入与竞合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项目编号:B2014007)该文为项目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1]吴昊,陈冲,普俊.武汉新港:长江全流域成黄金水道[N].长江日报,2013-07-24(3版要闻).

[2][4]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R].2014-09-25.国发〔201439.

[3]刘志迎.依托长江建设中国新经济支撑带[J].徽派经济学人茶座,2013(2).

[5]段进军.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的战略思考[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5(11).

[6]陈修颖,陆林.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形成基础及优化研究[J].经济地理,2004(5).

[7]陈以宽,王玉红.长江安徽段港口建设对岸标的影响及对策[J].长江航运研究,2014(1).

[8]马鞍山市航海学会.推进马鞍山江海联运枢纽中心建设的对策建议[OL].鞍山科学技术协会科技之窗第三版,2014-12-25.http://www.maskp.org.cn.

[9]伍新木.应将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J].长江流域与环境,2010(10).

作者简介:吴芳,中共宣城市委党校综合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叶姝静,中共宣城市委党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党建;伍万云,中共宣城市委党校市情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吴芳 叶姝静 伍万云

基于典型案例的苏南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与对策研究(上)

摘要:欧美制造业发展的最新趋势和东南亚邻国产业转型的经验,导致苏南制造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详细分析了整套产品制造商、零部件制造商和阶段制造商3种不同类型企业的转型升级路径和采取的行为举措,提出了苏南制造业面对世界制造新态势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苏南制造,产业转型,产业升级,服务型制造

0 引言

近年来,国内制造业受到来自欧美日高端制造业回流和东南亚低端制造业崛起的“前后夹击”,市场空间大幅缩小,再加上国内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土地成本上涨、环境和资源保护要求不断加大等投资环境条件的限制,使得制造业利润持续下滑。2015年春节前后,一些制造业大省相继出现倒闭潮现象,中国制造面临空前危机[1]。以规模、成本导向的粗犷式中国制造模式已内忧外患、风光不再,如不及时转型升级,将再无竞争优势和出头之日。

如何转型升级是摆在每一位中国制造实践者和研究者面前的共同问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53月提出中国制造2025”,意在从国家战略层面部署和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然而,要真正转化为现实,必须经由企业层面去实施。本文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对苏南及毗邻的3个典型企业进行研究,揭示其成长发展路径和背后所采取的行为举措,以期为苏南制造业乃至全国制造业发展提供借鉴。

1 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向:一是从创新角度研究企业成长、升级路径,如基于核心技术与辅助技术匹配的二次创新及演化模型[2],产业集群技术创新演化路径,技术跨越、价值链提升、裂变创新和FDI引导相混合的自主创新路径,全球制造网络环境下从二次创新到后二次创新的演变路径等;二是从转型实施角度研究企业转型战略和策略、转型面临的问题困境[3-5]、转型能力评价等。其中,关于战略转型的文献居多,并从诸多角度提出战略转型建议。徐光辉认为,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基点是价值创造,并以东部沿海发展为突破口;李坤等认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成长上升应成为国家战略,本地化技术创新更有利于区域发展;游保德等[6]从产业技术垄断竞争力角度提出培育和引导具有技术垄断竞争力的产业与企业的中国经济转型路径;金碚等[7]在综合分析中国未来5年发展条件和政策环境因素的基础上,提出十二五时期中国工业结构变化趋势的判断;陆斌等[8]从产业价值链层级形成角度提出产品族内升级、产业功能链升级及价值链升级3种产业升级模式;逄健等[9]从产业类型、资产规模、资产专用水平3个维度分析了我国产业战略转型难度;金碚等[10]从资源环境约束下技术路线转换角度提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要向高附加值产业端攀升、在更新更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全面提升产业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

对于企业操作层面的研究,主要是转型成功领先企业的案例研究,但数量很少,且集中在海尔、上汽和吉利汽车以及大唐电信、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奇瑞汽车几家大型企业。对于国内数量众多的民营中小企业、OEM企业而言,其参照性、指导性显然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多不同类型、不同规模成功企业的案例加以借鉴。

2 国外经验与国内发展现状

2.1 欧美和邻国产业转型启示

据资料显示,2009年美国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76.9%,当前欧盟服务业比重平均值亦在70%左右[11];而我国2012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4.6%[12]。换言之,已在发达国家起支柱作用的现代服务业,在中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此外,巴曙松等[13]指出,当前我国东南沿海省市的产业就业结构与1985年韩国、1977年中国台湾、1968年日本很相似,而在接下来80—90年代的韩国、7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中国台湾,均无一例外地进入产业结构服务化阶段。由此可以预计,中国东南沿海省市也将进入产业服务化阶段。作为制造业大省的江苏,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势在必行。通过服务创新、产品与服务高度集成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将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2.2 德美日制造业最新发展趋势

1)德国于2013年提出工业4.0”计划。以智能产品、智能工厂、智能生产、服务化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旨在充分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和网络物理系统等手段,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目标是建立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产品与服务集成生产模式。物联网、服务网和数据网将取代传统封闭性的制造系统,并成为未来工业的基础,其完全不同于传统流水线、集中化机器大生产方式,该计划特别注重吸引中小企业参与。

2)日本政府也十分重视高端制造业发展,大规模编制技术战略图[14],主张生产系统小型化(线短、高效、技术高端、设备小型移动)、推广机器人(实现无人搬运、无人工厂)突破成本瓶颈,重新回归制造业高端地位。

3)美国提出工业互联网和再工业化,以软服务引领产品价值的变化,将软件和互联网技术与产品制造服务充分结合,生产可联网的产品,实现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制造,提供更专业、更深入的基于知识和实时数据的云端服务,从而重新定义了未来产品价值,即原先由硬件创造的价值正在被软件创造的价值所共享;价值正在从产品向云转变;商业模式从产品转向了服务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意在利用其在科技、信息、资本等方面积累的长期优势,发展先进制造业,抢占全球产业链高端环节,主导关键装备、关键材料、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和供应,成为产业链受益者。

2.3 国内制造业现状

1)国内制造业创造价值的途径大多仍以产品为主,缺乏长期收益方式,服务业务创造的价值较低,比重不足45%,而基于知识和信息创造高价值的高端服务更是凤毛麟角。

2)国内制造业产品和技术大多数处于图1所示产业链的中间环节(组装环节),缺乏核心技术,价值收益较低。以汽车产业为例,国产汽车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空心化现象十分严重,产业链上游完全被外资掌控,很多关键零部件依赖外资供应商,关键原材料基本依靠进口,生产装备也需进口[15]

3)国产产品及其制造方式同质化程度很高,容易被模仿和取代,因而极易陷入残酷的成本价格竞争。要想形成差异化优势且不被模仿,制造业服务化是一条有效途径,因为服务具有异质性特征且很难被模仿,但目前国内制造服务化程度较低。

5)制造业繁荣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很多工厂,特别是代工企业,既没有原创的核心技术,又缺乏创新能力,仅依靠低成本获取生存空间。在国内成本红利消失、世界经济持续萧条、外企相继撤离的形势下,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综上所述,国内制造业与世界最先进制造企业的差距很大。苏南制造业要想成为产业链红利的主要受益者,必须瞄准产业链高端(两端)产品制造和由高端服务带来的新价值增长点,研发并掌握核心技术和前沿新技术。

3 制造业转型升级基本路径

所谓转型就是由产业链低价值环节向高价值环节(见图1两端)转移,升级则是指在同一领域所创造的价值实现升级。所创价值的提升、业务领域的跨越和需求类型的转变,是决定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由此,本文建立了用于规划制造企业转型升级路径的特征坐标系,如图2所示。横坐标为企业从事的主要业务范围(简称业务范围);纵坐标上,对于零部件、元器件和原材料制造商(简称零部件制造)而言是技术和品质,对于产品及服务提供商而言是产品服务系统产生的综合价值体验(简称价值体验);Z坐标为反映产品及服务个性化程度的需求类别。

不同类型企业选择转型升级的路径各不相同。依照图2坐标系,苏南地区几类主要制造企业可有以下几种基本的转型升级路径:

1)对于零部件制造商来说,路径之一是在技术/品质级别上升级,缺少技术和品牌的零部件商正在快速流失客户;路径之二是由单纯制造向同时提供增值服务方向升级,由生产标准产品向生产定制产品升级,也可进一步转型成为具有开发设计能力的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原始设计制造商);路径之三是在业务范围上实现转型,从关键零部件制造商向整机制造商转变。

2)对于整机制造商而言,产品本身的品质更多受设计的制约,因此其转型升级方式之一是扩大业务范围,由单纯制造向提供产品兼增值服务升级;之二是进一步转型成具有产品及服务开发设计能力的ODM需求解决方案的综合提供商;之三是由生产标准产品向生产个性化定制产品转变。

3)对于提供某工艺阶段加工服务的阶段性制造商来说,可专注于本领域发展,在技术/品质上不断升级,增加智能制造、互联网制造等新元素,也可以转型成关联零部件制造商。

4)对于具有产品设计开发能力的ODM来说,转型成整套需求解决方案提供商是最佳选择,即整合自身和外部优质资源,成为产品及整个生命周期服务的综合服务提供商,尤其是提供实时信息、知识等高端服务。

4 典型案例剖析

4.1 从零部件制造商向整套产品及服务提供商转型——向产业链下游转型

本案例诸多数据和信息取自《武进年鉴2005—2013》、公司网站以及《常州日报》等地方媒体、政府部门门户网站等,因篇幅所限不一一标注引用。

4.1.1 发展轨迹

今创集团是苏南地区近10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家大中型民营企业,其发展轨迹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生存期(1988—2004年前后)。逐步在本土成熟市场取得成功;快速发展期(2004年前后—2012年)。紧扣国家战略发展规划,抓住机遇,在国内新兴市场——高铁项目上取得长足进步,成为国内该领域的一流制造商,并将触角伸向国外成熟市场,提升知名度;品牌创立、持续发展期(2013年之后)。从制造商向品牌拥有者转型,逐渐从制造业务向产品设计、品牌营销和客户服务等其它业务转移,大幅增加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投入以及服务业务开发投入,努力创建自己的品牌。

4.1.2 发展背后的行为举措

剖析今创集团发展轨迹背后采取的行为举措,主要呈现产品、市场、技术与品质、创新5个维度。

1)产品领域不断拓展、迁沿。产品领域由普通列车系列转为高速动车、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等系列,并正向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设备、汽车配件方向拓展;品种迅速扩张,由最初的客车衣帽挂钩、灯罩和电路开关等产品,到如今的全套车内饰装备系列,共包括电源电气控制、门机构系列、司机室操纵台、车载视频及旅客信息系统、站台屏蔽门等10多个系列、1 000余种产品。

2)市场由客户较单一的普车、高铁等铁路市场,逐渐向客户多元化的轻轨市场拓展,由国内向英法德比西意日新等国外市场拓展,占有国内铁路客车及轨道交通车辆配件的30%以上、地铁轻轨产品70%的市场份额,先后成功中标英国伦敦地铁内装项目及英、法、比、西班牙、意大利和中国香港等10多个项目。

3)不断提升技术和品质,广泛采用国际标准,跻身全球供应链。利用与国外客户合作的机会,提升制造技术、生产能力及产品和服务品质等级,采用DINNFFENISOIECBS等多项国际产品标准;通过IS09001IRIS(国际铁路行业标准)、IS014001OHSAS18001EN15085(焊接标准)和DIN6701—2(粘接标准)、安全生产标准等多项国际国内标准体系认证,成为德国庞巴迪、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日本川崎等国际著名公司的优秀供应商。

4)服务业务不断扩大、档次不断提升。具体包括:在国外客户需求的驱动下,服务业务范围从免费的基础三包服务扩大到一站式专业增值服务,包括前期的安装服务、使用中的维修更新清洁服务、使用后的处置服务等。产品+服务组合使得今创具备了差异化竞争力,成为市场宠儿;服务技术和所创价值不断提升。今创洞察到服务软件化、信息和知识将决定服务价值的高低,于是合作研发和制造了防灾安全监控系统等轨道交通信息类产品,开展了基于信息和数据的高端服务,成为目前集团利润攀升最快、最有发展空间的业务板块。

5)多途径、多渠道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具体包括:与国外企业和国内研究机构开展技术合作,共同研发新产品、新技术。例如,与德、比、日等国多家公司成立合资企业,生产门系统等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与德国KIEL等公司进行技术合作,研发和制造城轨车辆、高速列车配套产品;经国家人事部、江苏省科技厅批准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工作站,与中科院、东南大学等科研院所、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等;重视知识、专利等无形资产建设。拥有轨道交通车辆内装复合材料、轨道交通屏蔽门系统等40余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持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力度。随着公司业务向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的拓展,产品个性化(独特性、体现当地人文特色、人性化)设计和制造成为竞争的关键。企业每年投入的研发经费均超过销售额的5%,并持续投入了数项大型技改项目(见表1),相继购买了SAP系统、PDM系统、CAXA系统等大型软件,形成了覆盖企业各业务单元的综合信息和知识管理系统。

 

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金青 张忠 陈杰

基于典型案例的苏南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与对策研究(下)

4.1.3 转型升级模式

综上所述,今创集团的转型升级路径如图3所示,其实现了从零部件制造(A整套产品制造(B增值服务(C产品服务设计(D)的业务转型,最终目标是成为提供需求解决方案的服务提供商(D),中间经历了一段阶梯式积累过程。具体为:AB。制品领域不断扩大并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关键件领域(如门机构等)延伸,客户数量从单一客户(铁道部)扩大到英、法、比、意、香港等定制客户,产品品质和生产技术达到国内车辆内装领域第一方阵水平和国外成熟市场的平均水平;BC。服务业务种类和所创价值不断扩大,服务技术和档次不断提高,研发制造轨道交通信息类产品,开展基于数据、信息的高端服务;③从CD。持续投入大量研发资金组建自己的研发队伍,取得产品设计开发能力、创新能力的长足进步。

BD,是今创创建自己品牌的起步阶段,未来今创将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向着提供个性化需求系统解决方案的服务提供商迈进。

4.1.4 模式推广

今创模式是一种由单一零部件产品制造商向整套产品集成制造商转变的典型模式。它没有过早地向纵深发展(如产品设计),而是先在制品种类上横向铺开,成为关联产品的集成制造商,满足顾客的“一揽子采购”需求,以规模化、多品种、个性化高效集成制造能力(“零整比”高)取胜。若想获得更高的价值回报,还必须掌握关键零部件的设计和制造,同时开展支持产品运营(使用)的服务业务,变“一次收益”为“多次收益”模式。

与之不同的还有图4所示的路径2,它首先是扩大客户数量、发展个性产品的生产方式,典型案例是富士康(电子信息产品集成制造商),其集成制造技术和品质达到了与其制品品牌价值相当的高度,如苹果手机和电脑。目前,富士康也开始涉足产品设计,直接面向消费者需求,但成效甚微。

4.2 从低品质向高品质零部件制造商升级——专注于专业领域

4.2.1 发展轨迹

铁姆肯(无锡)轴承有限公司是世界三大轴承制造商之一的铁姆肯公司在中国无锡的一家独资公司,其前身是无锡托林顿轴承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小型轴承;2004年成为铁姆肯子公司后,于2008年扩建为大型轴承工厂(本案例企业)。

4.2.2 模式及行为剖析

分析铁姆肯的案例,要结合其母公司的全球发展战略,特别是在中国及亚洲市场的战略布局,从中也可以了解世界顶级制造商的发展思路。具体分析如下:

1)铁姆肯(中国)总公司运营模式。铁姆肯公司对无锡工厂的投资,是其在中国及亚洲市场增加工业轴承产能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其主要是想通过建立一个提供周边产品组合的公司,来更好地为他们的客户提供服务[16]”2010年,铁姆肯公司在亚洲的业务已经从10年前占公司业务总量的2%增长到超过12%。尤其是中国市场,过去10年铁姆肯公司中国区销售额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成为铁姆肯全球第二大市场[16]

因此,铁姆肯在大中华区建立了5家大型制造基地(含无锡),8个办事处(含上海驿桥),1家技术培训中心(无锡)和多个物流、工程技术(无锡1家)及增值工业服务中心(无锡)。无锡依傍上海经济中心,成为铁姆肯战略布局的重心,其制造基地、服务、物流、技术培训中心均建在这里。

铁姆肯在中国创建了新的商业模式,如图5所示,充分体现了服务化经营战略,力求为中国及东南亚客户提供便携、完善的从产品选型到使用过程管理及技术支持的全过程服务。在铁姆肯的产业链条上,中国企业的战略位置已从简单的产品销售对象转变为重要合作伙伴。

2)铁姆肯(无锡)升级路径及行为举措。作为制造基地的铁姆肯(无锡)公司,依托母公司强大的营销能力和产品开发设计能力,从一家生产通用小型轴承的制造企业,成功升级为生产高端大型轴承的全球供应链制造商,实现了从通用轴承红海市场向高端轴承蓝海市场的突围。

与今创的转型路径不同,铁姆肯并没有拉长战线,而是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业务领域进军高端市场,并构建起强大的技术优势和服务优势,走的是先提升技术和品质、继而提高服务水平的升级路径,如图6路径3所示。为此,铁姆肯(无锡)采取了一系列对策措施:专注于制造技术创新,强化技术优势,建设世界级生产基地。2008年新工厂建设期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添置新的大型智能装备和进行产线技术改造,使整个制造系统朝着智能化方向变革;优化公司生产系统和供应链,实现小量、多样化、定制产品制造。推行精益管理、上线SAP信息系统,大幅缩短客户产品交付期,提高服务水平。公司及其供应链承受了由此带来的成本、速度、品质的考验,整体效能和效益得到显著提升;③强化客户导向型业务模式,从“提高客户运营效能”角度考虑,建立全方位的本土服务能力。公司成为铁姆肯(中国)服务基地,不仅制造、销售轴承,更为客户提供轴承产品整个寿命周期内的全方位服务,包括工程安装、轴承修复、技术支持、使用状态管理等;④其与铁姆肯中国工程技术培训中心、无锡工业服务中心一起,承担了面向客户与经销商的本土人才技术培训业务,帮助他们成长,提高了客户的价值体验。未来,公司将以发展智能化高端大型轴承制造技术为引领,以提高客户效能为目标,向世界各地客户提供无与伦比的高价值产品及服务[16]

3)模式推广。铁姆肯发展模式为国内零部件制造企业提供了有益借鉴,即抓住技术与服务两个主轴,走高端路线。具体而言:凭借技术升级,脱离价格、成本竞争的红海市场,转入到门槛高、涉足者少的高端蓝海市场;铁姆肯开辟了轴承修复、工程服务、使用状态管理等一站式服务业务,深挖市场,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建立起独一无二的服务优势,并进一步创造高附加值。

4.3 提供阶段性专业服务的企业升级路径

提供阶段性专业服务的企业,是指以产业链中某一阶段能力见长的企业,诸如某工艺阶段加工商、咨询服务商、设计开发商、软件商、广告商、运营商、平台服务商、金融服务商、物流服务商、仓储服务商、工程服务商等。受资源条件的限制,这类企业大多不会横向拓宽自己的业务领域转型成为产品及服务综合提供商,而是仍专注于细分的专业领域向纵深方向发展。

为了适应全球互联网制造的新市场形势,这类企业可一改传统的“金字塔”式供需网络结构,通过结盟方式,与提供不同阶段性服务的顶尖企业建立平等协作网络(见图7),共同应对新市场机遇。在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支持下,这种敏捷的动态结盟运作方式越来越成为一种新趋势。

因此,阶段性服务业应立足于成为细分领域的冠军或一流企业,即使在很小的板块,也能成为市场领导者。要做到这点,首先应掌握过硬的细分领域的专业技术,并且不断投入技术研发,向高端水平发展,如图8路径4所示。当技术达到很高水平后,通过结盟产业链上其它阶段性服务优质企业,形成包括增值服务在内的完整产品业务方案,共同应对市场新需求和新机遇,这是互联网时代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一条可行路径。

以上海某丝网印刷企业为例,其发展轨迹是从一家只具备纸张、塑料、金属等传统片材丝网印刷能力的企业,逐步发展成为能提供薄膜电路、薄膜按键开关、薄膜面板、电子电路板、PU滴胶/3D标签等多类产品以及薄膜形状压凸、线路压凸、激光切割服务、模切服务、精雕服务、UV数码打印等诸多系列增值服务的企业。它所采取的举措是,首先在印刷设备和技术上大幅提升技术优势;其次,不断开发满足各类需求的加工服务及增值服务方案,同时大力开展交期短或小批量定制业务,迅速扩大客户群;再次,在产品品质上追求卓越,先后多次获得上海印刷大赛大奖、“印协杯”松江印刷大奖,在业界打响自己的品牌。

5 对策与建议

综合国外先进企业和国内几家案例企业的成功经验,本文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1)要想跻身世界先进制造行列,必须向产业链高价值端转型或升级。高价值意味着高技术、高品质、高附加值,具体而言:一要把握世界先进制造的最新技术发展趋势,如智能技术、互(物)联技术、数字化技术、数据挖掘技术等;二要把握产品高附加值的新趋势,高附加值来自于高度个性化和效能最大化的产品服务系统,未来服务产生的价值将大于产品本身的价值,软件价值将大于硬件价值,来自云端的信息和知识服务将创造越来越大的价值(见图2)。

2)潜心研发、创新,实现核心技术突破。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应有所作为,大企业应瞄准诸如高端装备等国家战略领域,小企业应瞄准诸如胶带等狭小的专业细分领域,研发和掌握各自领域的尖端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成为市场主导者。森林不能只有神木而没有其它小树苗,占企业总数99%以上的中小企业应成为技术创新生力军,从而汇成强而大的国家制造能力。

3)持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用于创新产品和服务,或者用于改进技术,完善操作。与世界先进企业在科研、技术、信息、知识等方面长期积累的优势相比,国内制造业发展不足,要想追赶必须以超过他们数倍的投入,持续二三十年才行。

4)引导企业及早做好面向互联网制造、智能制造、云服务等的人力资源规划和人才结构调整。互联网制造、智能制造、云服务需要大量技术人才从事创新和服务工作,同时也会将大量工人从单调、程式化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无技术、无知识工人的空间将会被大量挤压。因此,要及早做好人力资源准备工作。

6 结语

1)从欧美和东南亚邻国产业转型趋势看,苏南制造业转型升级已势在必行,由服务产生的价值占比越来越大,发展服务型制造是世界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

2)苏南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因企业不同而各有差异。总体而言,应向产业链价值高端转型升级,或向高技术、高品质主导高价值的产品端(如关键原材料、关键零部件、关键装备等)升级,或向高附加值、高度个性化主导高价值的产品服务系统端转型升级。本文剖析了整套产品制造商、零部件制造商和阶段制造商3个案例企业的转型升级路径,它们分别以不同方式实现了价值升级目标。

3)苏南制造业与世界领先制造企业相比,无论是在前沿技术、产出价值组成结构,还是在产品研发、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距,只有以数倍于它们的创新投入,研发和掌握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数据挖掘等世界先进技术,实现产业链高端产品和高端服务的突破,才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成为产业红利的主要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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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金青(1967—),女,江苏常州人,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生产系统工程;张忠(1981—),男,江苏靖江人,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系统工程、生产质量管理;陈杰(1975—),男,江苏盐城人,博士,常州工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

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金青 张忠 陈杰

湖南省14个地级市域经济效益评价研究(上)

摘要:根据湖南省14个地级市的经济效益的10个指标的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找出影响城市经济效益的主要公因子,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的逐步回归法对数据进行分析,运用聚类分析将14个地级市按照不同尺度分类,并找出GDP与其他指标之间的关系,对湖南省14个地级市的经济效益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利用因子分析法将10个指标合理地解释为经济及人口因子和客运量因子,并根据湖南省14个地级市的综合得分进行经济效益排名;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的逐步回归法,得出了影响GDP的最主要的三个因素,即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和货运总量,并建立了线性回归方程;利用系统聚类法中的离差平方和法将湖南省14个地级市合理地分为三类,得出长沙市在湖南省GDP的贡献最高,湘西州与张家界最低。

关键词:经济效益,聚类分析,因子分析,高速发展,湖南

在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脚步加快,全国范围内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也日益明显,因此分析我国各地区的经济效益发展状况就显得十分必要。所谓的经济效益是指企业获得最好的经济效果,然而城市不是一个企业,也不是一个部门,所以城市经济效益要考虑的是一个整体,它主要是考察一个地区的经济效果和经济是否处于均衡发展。饶会林曾经提出城市经济效益内涵应比部门经济效益的概念广泛,它应在部门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增加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内容[1]。然而,国内关于城市经济效益评价的研究仍旧较为缺乏。众多的研究仅仅是作为一个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实证例子比较少。鉴于此,本研究以湖南省为实例,利用数学模型解决实际问题。

1  研究区和指标选择

1.1  研究区概况

湖南省在中部崛起计划中努力建设长株潭一体化,其工业以建筑、装备制造、钢铁有色、卷烟制造等为主,经济增长迅速[2-5],特别是省会长沙被列为18个一线城市之一[6]。本文选取湖南省14个地级市影响经济效益的10个指标[7],采用因子分析法和系统聚类分析法对10个指标进行分析,对14个地级市的经济效益进行横向比较和纵向分析。利用因子分析法将10个指标合理地解释为经济因子和人口数及货运量因子,并根据每个地级市的综合评比对14个地级市的经济效益进行排名;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影响GDP的最主要的因素[8-10],并建立了线性回归方程;利用系统聚类法将湖南省14个地级市合理地分类,验证样本是否均衡。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择湖南省14个地级市,分别为: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衡阳市、邵阳市、岳阳市、常德市、张家界市、益阳市、娄底市、郴州市、永州市、怀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0个指标分别为总人口数、GDP、工业总产值、客运总量、货运总量、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岗职工人数、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各指标数据根据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统计局、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等部门2014年年初统计的数据进行分析(1)

1  2013年湖南省14地级市10个指标统计数据表

Tab. 1  10 index statistics table of 14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Hunan Province in 2013

序号

城市

总人口数/万人

GDP/亿元

业总产值/百万元

客运总量/万人

货运总量/t

财政预算内收入/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在岗职工人数/万人

岗职工工资总额/万元

1

长沙市

704.41

7153.13

70583

47131.38

41013

879.11

4593.39

33662

117.75

6284877

2

株洲市

385.56

1948.01

54698

18731.52

20135

235.57

1505.33

28698

64.45

2681492

3

湘潭市

274.85

1438.05

51239

16579.10

9328

144.72

1214.92

24810

45.94

1721947

4

衡阳市

614.14

2169.44

52369

25225.53

23064

211.88

1437.30

22297

102.66

3508157

5

邵阳市

607.18

1130.04

45698

15236.32

12000

104.08

1029.99

17647

101.50

2494812

6

岳阳市

547.79

2430.52

57891

32015.20

21316

256.06

1485.35

21193

91.57

2849902

7

常德市

571.72

2264.94

53210

30159.12

1200

168.69

1284.16

20766

95.57

2904797

8

张家界

147.65

365.65

12856

45067.20

4068

36.28

210.84

16580

24.68

549094

9

益阳市

431.31

1123.13

43201

14623.22

2573

86.05

842.37

18928

72.10

2094983

10

娄底市

378.56

1118.17

46215

10579.88

13700

103.89

787.57

18680

63.28

1982321

11

郴州市

458.17

1685.52

50894

28873.52

26434

216.09

1474.06

21634

76.59

2097744

12

永州市

518.02

1161.75

40137

10723.00

10652

100.18

1074.34

18526

86.59

2033180

13

怀化市

474.19

1110.55

40015

10591.11

4057

110.47

801.42

17632

79.27

2040388

14

湘西州

254.78

418.94

10326

40371.17

4105

50.23

248.32

16466

42.59

925306

2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经济水平比较

2.1  因子分析

2.1.1  模型的建立。通过分析样本中10个观测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寻求数据内部之间的基本结构和构成规律,并用少数几个潜在的变量来表示基本的数据结构,以达到为原始数据降维的目的。

设原始变量为x1x2,…,xk,因子为fj,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式中:f1f2,…fmm个公共因子,也就是观测变量所共有的因子;u1u2,…,um是特殊因子;aij为第i个观测变量在第j个公共因子上的因子载荷,也就是二者的相关系数[8]

2.1.2  确认原始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子分析是为了探讨存在相关关系的观测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对其变量起支配作用的潜在因子,所以需要检验原始观测变量是否适用于因子分析。本文选用KMO测量和巴特莱特球形检验。KMO统计量检验变量的偏相关性,偏相关性越大,因子分析的效果越好[9]KMO统计量取值在0.5以上时,认为可以做因子检验。而巴特莱特球形检验原假设为相关矩阵是单位阵。拒绝假设即认为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由表2可以看到,KMO统计量为0.593,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同时巴特莱特检验结果表明数据拒绝了原假设,进一步支持了因子分析的可行性。

2  KMOBartlett的检验

Tab. 2  KMO and Bartlett's test

取样足够度的Kaise-Meyer-Olkin

度量

0.593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96.125

Df

36

Sig.

0.000

2.1.3  提取公因子。利用原始数据的相关系数阵计算得特征值,从大到小依次为λ1λ2,…,λp。则前m(mp)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当前m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0%以上时,我们认为这m个因子已经反映了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由表3SPSS输出结果可以看到,前两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已经达到88.481%,达到分析的要求。

3  解释的总方差

Tab. 3  The total variance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1

6.611

73.451

73.451

6.611

73.451

73.451

6.350

70.558

70.558

2

1.353

15.030

88.481

1.353

15.030

88.481

1.613

17.923

88.481

3

0.548

6.087

94.568

 

 

 

 

 

 

4

0.272

3.018

97.585

5

0.139

1.548

99.133

6

0.056

0.627

99.760

7

0.018

0.198

99.959

8

0.003

0.030

99.989

9

0.001

0.011

100.000

2.1.4  因子旋转。上一步骤中虽然已经得到初始因子,但初始因子往往很难解释因子的现实意义,所以我们进行因子旋转,使得因子载荷趋于01,使因子结构更加简单,容易解释其经济含义。

利用SPPS对上一步中得到的成分矩阵进行正交旋转3次迭代收敛后,得到我们需要的旋转成分矩阵。成分矩阵的每一列的数值对应原始观测变量在该公共因子上的因子载荷。

从表4结果来看,第一主成分在总人口数、GDP、工业总产值、货运总量、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固定资产总额、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在岗职工工资总额等8个观测变量上的因子载荷比较大,可以将其命名为经济及人口因子。而第二主成分在客运量因子上载荷较大,其余均小于0.5,所以将其命名为客运量因子。

4  旋转成分矩阵

Tab. 4  Rotating component matrix

项目

成份

1

2

总人口数

0.810

-0.305

GDP

0.921

0.349

工业总产值

0.905

-0.287

客运总量

0.110

0.943

货运总量

0.824

0.283

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

0.897

0.414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0.944

0.290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0.835

0.283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0.971

0.110

2.1.5  计算因子值和因子得分。利用上述的因子载荷阵和因子模型,可以将观测变量表示成公因子的线性组合,但是要想得到每个城市经济及人口因子和客运量因子取值,需要将公因子表示为观测变量的线性组合,利用SPSS中的巴特莱特法计算其成分得分系数矩阵(5)[11]

5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Tab. 5  Component score coefficient matrix

项目

成份

1

2

总人口数

0.185

-0.320

GDP

0.122

0.130

工业总产值

0.200

-0.319

客运总量

-0.100

0.655

货运总量

0.113

0.096

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

0.109

0.179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0.133

0.085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0.115

0.094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0.161

-0.045

又有:

因子得分=∑成分得分系数·标准化的观测变量

综合得分=∑因子得分·相应的方差贡献率

我们可以分别计算得14个城市的各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6)

湖南省14个城市的经济效益排序依次为:长沙市,衡阳市,岳阳市,株洲市,郴州市,常德市,邵阳市,湘潭市,永州市,娄底市,益阳市,怀化市,湘西州,张家界。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赵小娥

湖南省14个地级市域经济效益评价研究(下)

6  湖南省14个城市因子分析结果

Tab. 6  The results of the 14 cities' factor analysis in Hunan Province

城市

经济及人口因子得

客运量因子得分

综合得分

1

长沙市

2.63

1.74

2.17

2

株洲市

0.41

-0.10

0.27

3

湘潭市

-0.18

-0.19

-0.16

4

衡阳市

0.57

-0.33

0.35

5

邵阳市

0.04

-1.05

-0.16

6

岳阳市

0.44

0.09

0.33

7

常德市

0.14

-0.24

0.05

8

张家界

-1.68

1.86

-0.85

9

益阳市

-0.34

-0.74

-0.37

10

娄底市

-0.24

-0.80

-0.31

11

郴州市

0.16

0.24

0.16

12

永州市

-0.14

-0.96

-0.27

13

怀化市

-0.31

-0.97

-0.39

14

湘西州

-1.49

1.45

-0.79

2.2  回归分析

2.2.1  回归模型。本研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其数学模型为:

Y=β0+β1X1+β2X2++βkXk+ε

式中:β0β1,…,βk是未知的参数;ε是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称为误差项,假定εN(0σ2)

如果有n次独立的观测数据(xi1xi2,…,xikyi)i=12,…,n,则线性回归模型可表示成如下形式:

式中:ε1ε2,…,εn相互独立且服从N(0σ2)分布。

X的秩rank(X)=k+1n,参数β的最小二乘估计为,可以证明β的最小二乘估计。

当给出β的估计后,将其代入回归模型并略去误差项,得到的方程称为回归方程。利用回归方程可由自变量X1X2,…,Xk的观测值求出因变量Y的估计值(预测值)

rank(X)=k+1n,均方残差(MSE)即为误差ε的方差(也是实测值Y的方差)σ2的无偏估计,均方残差有时也称为均方误差。

残差平方和:反映了除去YX1X2,…,Xk之间线性关系以外的因素引起的数据y1y2,…,yn的波动。若SSE=0,则每个观测值可由线性关系精确拟合,SSE越大,观测值与线性拟合值的偏差也越大。

模型平方和:反映了拟合值与其平均值的总偏差,即由变量X1X2,…,Xk的变化引起的y1y2,…,yn的波动。若SSM=0,则每个拟合值均值相等,即不随X1X2,…,Xk的变化而变化,这实质上反映了β1==βk=0

总变差平方和:反映了数据y1y2,…,yn的波动性大小。

可以证明SST=SSM+SSE。因此,SSM越大。说明由线性回归关系描述的y1y2,…,yn波动的比例就越大,即YX1X2,…,Xk之间的线性关系越显著。

判定系数可以解释为y1y2,…,yn的总变化量SST中被线性回归方程所描述的比例。R2越大,说明该回归方程描述因变量总变化量的比例越大,从而拟合的误差平方和SSE就越小,即拟合效果越好。可见R2反映了回归方程对数据的拟合优度,是衡量拟合优劣的一个很重要的统计量。

2.2.2  线性回归分析。将GDP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其他的经济变量做回归,考察它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采用逐步回归法(Stepwise regression)对变量进行筛选,这里我们使用单方向筛选法(Unidirectional method)中的前向法(Forwards)。前向法选择最小P值作为变量入选标准,即根据变量的显著性进行筛选,在这里,我们设定P值标准为0.05,接着前向法选择所有变量中P值最小并且小于所设定入选P值标准的变量加入模型,接着在剩余变量中一直筛选下去;当剩余的每个变量加入模型后其P值都大于0.05时或者增加回归变量的数量达到了建模者事先设定的数值时,逐步回归结束。最终进入模型的解释变量的只有3个: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和货运总量(7)

7  线性回归分析表

Tab. 7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table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共线性统计量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容差

VIF

1

(常量)

306.458

93.231

 

3.287

0.006

 

 

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

7.852

0.334

0.989

23.501

0.000

1.000

1.000

(常量)

-129.393

140.175

 

-0.923

0.376

 

 

2

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

5.860

0.612

0.738

9.572

0.000

.152

6.572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0.000

0.000

0.273

3.534

0.005

.152

6.572

(常量)

-50.896

114.307

 

-0.445

0.666

 

 

3

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

6.604

0.553

0.832

11.932

0.000

.116

8.610

在岗职工工资总额

0.000

0.000

0.278

4.567

0.001

.152

6.580

货运总量

-0.017

0.006

-0.119

-2.763

0.020

.305

3.279

7给出了SPSS在逐步回归过程中拟合的4个步骤中每一步引入模型的变量,最先引入模型的是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其次是在岗职工工资总额,最后是货运总量。在引入新变量后,原来模型中引入的变量均保持统计学意义。最终得到3个显著的解释变量,所拟合的回归方程为:

GDP=-50.896+6.604X6+0.00034X9-0.017X5

    (0.553)  (0.00008)  (0.006)

n=14    R2=0.994    =0.993

式中:X6为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X9为在岗职工工资总额;X5为货运总量。

模型的R20.994,表明线性回归拟合程度比较高,3个解释变量对GDP的解释能力较好。F检验统计量为586.872P值为0.000,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认为模型整体显著。模型的3个解释变量参数t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也就是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认为系数显著。

3  经济发展水平的聚类分析

3.1  聚类分析原理

聚类分析就是按照距离的远近将数据分为若干类别,以使得类别内数据的差异尽可能小,类别间的差异尽可能大。按照方法原理来分,经典的聚类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层次分析法(Hierarchical Clustering)和非层次聚类法(Non-Hierarchical Clustering)。这里我们主要利用层次聚类法。

由于层次聚类结果具有层次性,每一步中完成的合并过程都可以用一张二维空间的图形来表示,这种图被称为“树状图”,是层次聚类法结果解释的重要工具。

3.2  聚类分析过程

层次聚类法中的合并法实现过程如下:

①将各个个案(这里指城市)各自作为一类,按照所定义的距离计算各数据点之间的距离,形成一个初始距离阵。

②将距离最近的两个个案并为一个类别,计算新产生的类别与其他各个类别之间的距离,形成新的距离阵。

③重复步骤②,继续将距离最接近的两个类别合并。重复这一步骤,直到所有的数据都被合并为一个类别为止。

利用SPSS软件,以因子分析中得到的主成分因子为分析变量,将“城市”作为标记变量,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中的离差平方和法进行聚类。得到的分析结果见表8

8  聚类分析结果

Tab. 8  The results of cluster analysis

群集组合

系数

首次出现阶群集

下一阶

群集1

群集2

群集1

群集2

1

9

10

0.006

0

0

4

2

12

13

0.021

0

0

4

3

2

6

0.040

0

0

6

4

9

12

0.082

1

2

7

5

3

7

0.135

0

0

10

6

2

11

0.219

3

0

9

7

5

9

0.317

0

4

11

8

8

14

0.417

0

0

13

9

2

4

0.582

6

0

10

10

2

3

0.866

9

5

11

11

2

5

3.240

10

7

12

12

1

2

13.775

0

11

13

13

1

8

26.000

12

8

0

8中第1列给出了聚类过程的步骤号,第23列列出了这一步骤哪些城市参与了合并,这里第一步中益阳市(9)和娄底市(10)先聚为一类。第4列是聚类系数,表示被合并的两个类别之间的距离大小。第56列表示参与合并的城市(类别)是在第几步中第一次出现的。第7步表示在这一步骤中合并的类别,下一步将在第几步与其他类进行合并。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聚类系数的变化来判断数据应该被分成几类,当两个相邻步骤系数变化远大于前面相邻步骤变化时,也就是数据存在“跳跃”时,认为此时聚类的结果类别间差距较大,从统计意义上看,此时的类别数比较合适。

从结果看来,在第12步中,聚类系数从11步的3.240跳跃为13.775,远大于前面步骤中聚类系数的增长,所以聚类过程在第12步时停止,也就是分为3类。画出谱系图如图1

1  湖南省市域经济聚类分析图

Fig. 1  Cluster analysis chart of Hunan urban economy

分类结果为:

G1={长沙}

G2={株洲、湘潭、常德、岳阳、郴州、衡阳};

G3={益阳、娄底、永州、怀化、邵阳}

G4={张家界,湘西州}

这个分类结果是比较合理的,长沙市作为湖南省省会,既是省内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经济中心,相比起其他城市,工业化开始的时间较早,工业体系比较完整。按照区域经济学中的增长极理论,长沙市就是湖南省内的增长极,不仅自身经济水平较高,而且通过扩散效应对周围的城市形成较好的经济带动作用。

第二组中6个城市经济效益比较相近。2013年这6个城市GDP都在1 0002 500亿元之间,经济规模相近,经济发展阶段也比较相似。

第三组中的5个城市经济效益增长速度相对较快,发展速度较快,构成了湖南省发展中的城市集合,城市整体经济效益率较大。

第四组中张家界和湘西州由于地形地势、历史等缘故,经济起步比较晚,经济水平落后,在湖南省历年的GDP排名中常处于末位。

4  结论与建议

对湖南省14个地级市的经济效益通过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类聚分析对各地级市的经济情况做了排序,并分为四个类别,第一类别中长沙作为省会城市经济发展迅速,第二类的6个地级市发展水平相对均衡,第三类的5个地级市发展较快,但是第四类别中张家界和湘西州由于以旅游经济为主,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因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湖南省政府在发挥第一类别和第二类别的优势资源基础上,重点扶植张家界和湘西州的第一、二产业的发展,加大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引入规模以上企业,为张家界和湘西州的第一、二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使得湖南省14个地级市经济发展均衡之后,产业自觉地或在政府引导下向外转移、扩散,带动经济带、经济圈的发展,从而实现整体经济发展。

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1BAJ07B00)

参考文献:

[1]饶会林,丛屹.再谈城市规模效益问题[J].财经问题研究,1999(10)56-58.

[2]彭姣飞.湖南省城市旅游竞争力比较研究[J].城市问题,2013(6)57-61.

[3]蒋朝晖.创造特色就是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以湖南省新行政中心规划设计为例[J].国外城市规划,2002(4)47-51.

[4]张霞.湖南省环境保护投资现状分析[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1(3)67-72.

[5]刘励敏.中国大湖区域绿色产业发展模式研究——以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绿色工业化为例[J].求索,2013(12)43-45.

[6]编辑部.中国城市分级[J].第一财经周刊,2013(43)1-3.

[7]李丽岩,王红梅.基于SPSS的黑龙江省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分析[J].农机化研究,2007(1)28-30.

[8]石宏长,黄兴磊.湖南经济增长与产业贡献度之间的实证分析[J].特区经济,2007(4)179-180.

[9]陈涛.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状况分析——基于SPSS主成分分析方法[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4)29-30.

[10]H E Daly. Toward a steady-State Eonomy[J]. San Francisco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73(12): 1 001-1 008.

[11]Meadows D H, Meadows D L, Randers J. The Limits to Growth[R]. Universe Books, 1972.

作者简介:赵小娥(1976),女,湖南湘潭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发展。E-mail:bpy612@163.com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赵小娥

企业管理
关于ERP中标准成本控制系统的研究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市场的生存环境愈加复杂,这种急剧的变化导致老旧的企业成本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企业的发展,ERP的发展让我们开始关注如何有效地将成本控制管理与先进的信息系统相结合,提升自己的管理水平,但是ERP系统不但没有为企业创造效益,反而带来了更大的人力物力消耗,阻碍了企业的健康发展,本文结合市场环境的变化和若干企业案例分析它们在ERP系统下的成本控制运行状况,总结适合企业发展的ERP成本控制模式。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ERP,成本控制,运行

引进ERP系统的企业基本上采用的是标准成本体系,这个是20世纪前期的研究制度,传统的手工管理模式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企业资源得不到最优配置,不能很好地控制每一个环节,现代企业的成本管理需要一套合理计划、监管、控制企业成本的集成化系统,辅助企业更好的运作,ERP系统是一种企业的内部管理平台,不仅为企业提供全面的物流方案,优化企业的生产流程,监管企业成本流动,而且可以有效分析和控制企业的资金流动,这种模式受到了国内很多企业的青睐,许多企业引进这种先进的控制系统进行企业成本管理。

一、ERP系统的定义和特点

ERP采用的标准成本体系不是一种单纯的成本计算方法,而是有效结合了成本的计划、控制、计算和分析等环节的一种信息系统和成本控制系统,具有事前计划、事中控制,结果反馈的特点。

成本控制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竞争力,企业应该有效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所以对ERP生产成本系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加大对成本的事前控制和事中控制的探究,为企业决策者提供合理科学的参考依据,运用科学的预测方法预测企业的发展目标和趋势,降低决策风险,提高企业生产成本控制效率和水平。

二、ERP系统标准成本理念阐述

标准成本不是企业生产实际产生的成本,而是一种在高效率运作前提下产生的目标成本,这种方法是会计管理发展初步阶段的重要支撑,最早出现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当时的专业人员经过仔细深入的研究,目的在于降低生产过程中的一切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提高生产的效率,总结出了标准成本管理法,这也是会计历史上的里程碑,会计首次走入企业的管理领域。

三、标准成本法优缺点

1.优势

(1)方便成本核算,标准成本法使用一套简单易用的核算方法,分别列出标准成本和成本差异,标准成本可以直接计算产品采购环节,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的成本,之后重新组合标准成本和成本差异最后将标准成本转化为实际成本。在前期采购工作中,根据物料清单采购相关原材料,在记账时按照标准成本计算,生产环节中,消耗的直接原材料和人工劳动按照实际数量*标准单价计算,记作标准成本;在产品销售环节,将这些环节当中产生的差异先记作当期损益,到期末再根据合理的比例将这些差异在当期销售成本与期末存货结余之间进行分配,减轻会计核算的工作量,不用等到实际成本计算完成之后制作会计报表,简化了工作程序。

(2)方便控制成本,制定标准成本一般考虑直接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和制造费用三个方面,需要探究在理想工作条件下所需要的直接材料和人力,以及发生的直接材料和人工费用,还要考虑在正常条件下需要分摊的制造费用,制定标准成本需要相关部门的参与和商议,具有一定科学性和规范性,有利于实现企业成本的有效管理,有利于推动企业健康长久发展,标准成本管理法能有效提供实际成本和计划成本之间的差异,从而可以对实际成本进行有效控制。

(3)有利于更好的进行管理决策,标准成本是一种在多种条件下产生的目标成本,消除了很多偶然因素,是计算成本的理想方法,标准成本可以科学的进行预算,发挥预算对企业生产的控制作用,有助于管理者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这种方法数据客观,为经营决策提供了科学可靠的数据参考。

(4)业绩评价的有效参考,标准成本法便于企业各部门绩效考核,在采购、生产、销售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该部门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主要责任人接受一定的惩罚,制定合理的奖惩制度,激励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

2.缺点

(1)要求多,复杂,实施标准成本法要求很高的电算化程度和精密的计量管理,需要制定各项工作的标准,还要及时更新,保证其及时性,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负担和损失。

(2)会计准则不适用标准成本法,国内财务会计准则要求和标准成本法不相通,妨碍了该方法的运用。

(3)费用分配不合理

该方法主要依据生产工时简单分配,除了设备的消耗费用和劳动力成本,没有计算技术研究等额外的支出。

四、ERP成本标准体系在企业中的具体应用

1.事前计划阶段

在产生成本前,研究相关的历史资料和技术依据进行测算,制定正常生产条件下某时期内的标准成本,将它作为员工奋斗的目标和衡量企业成本超支多少的尺度标准,发挥对成本的事前控制作用。

ERP体系中产生的标准成本是对每一个制造件进行成本估算产生的,每一次额估算都有一定的数据支撑,这些数据包括物料清单,工艺路线,工作中心,物料主记录和成本中心。

物料清单是完整描述一个产品的零件清单,包括每一个部件,材料的物料编号,数量和计量单位,ERP系统采用工作中心的计算公式和工艺路线的标准值计算作业的消耗量,根据成本中心计算作业价格,从而得出标准的制造成本,物料主(ERP的基础数据之一,用来标识与描述用于生产过程中的每项物料的属性和信息)提供准确的采购标准和数据,成本中心是ERP系统控制成本的组织机构,工作中心包含于成本中心,必须遵循可以明确成本控制责任和方便成本核算的原则。

ERP体系产品成本的估算过程为:通过物料清单和物料主提供的数据计算产品的材料成本,工序作业量和作业单价来计算作业成本。

2.事中控制阶段

生产过程中对比实际消耗和标准消耗的差异,分析其中的原因,总结应对措施,及时有效控制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差异,合理的控制成本,这种差异对于管理者是一种警示,管理者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探究具体的应对措施,降低企业的成本,计算成本差异的一般公式如下:

价格差异=(实际价格-标准价格)*实际数量

消耗量差异=(实际数量-标准数量)*标准价格

总差异=(实际数量*实际价格)-(标准数量*标准价格)

3.事后分析

以月为周期,计算实际成本和标准成本的差异,分析原因,明确责任人,业绩评价,制定合理措施,避免不必要的成本支出和损失,对企业未来成本控制与管理指明方向。

成本差异理论上往往存在“借差”和“贷差”两种情况,但在显示运作中几乎不出现“贷差”可能,大多是“借差”的结果,计算分析好差异之后,应编制相关的分析报告,方便管理者采取方法改进企业的成本管理。

我们可通过三个角度分析成本增减的原因,为决策者提供详细的信息,第一个角度是对成本结构的分析,了解企业成本的构成要素;第二个角度是对成本类型间的分析,了解企业成本控制的力度;第三个角度是对不同时期成本分析,了解影响企业成本的重大因素。

ERP标准成本体系细分了各项成本,然后贯彻到每个部门,乃至每个人身上,使每一个工作人员关心成本核算,提高他们的成本节约意识,有利于企业更好的控制成本,提高企业效益。

五、结束语

ERP成本控制体系在国内得到了良好的运用,但标准成本电脑控制方法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改进,包括:各环节联系不顺畅,只注重结果,不注重过程;该方法把每一个生产单元划分为相互竞争的单位,忽视了部门之间的合作,部门成本信息的反馈不及时,决策层不能及时得到企业成本的信息,不利于做出决策,这些问题都在不同程度阻碍着企业的健康发展,所以国家应采取科学合理的成本控制模式,标准成本方法还需不断地优化和完善。

参考文献:

[1]柴华奇,宋德强,罗淑娟.ERP中标准成本控制系统的研究[J].机械制造,2011(1)87-90.

[2]龙宗芹.ERP环境下企业成本控制模式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2007.

[3]王伟.ERP中的标准成本控制系统初探[J].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4)70-73.

[4]李坤.基于ERP系统的A公司标准成本的构建和应用研究[D].吉林大学,2012.

[5]张偲.企业生产物流与标准成本控制系统的研究与实现[D].大连海事大学,2002.

百通赫思曼工业(苏州)有限公司 许郭庄

企业成长了,企业文化也该重构了

企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有机体,成长与发展是企业所追求的永恒主题。任何一个企业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有追求成长与发展的内在动力。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具有不同特点的若干发展阶段,这就要求企业在各个方面不断地进行变革与之相适应,尤其是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能否适应企业成长周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卓越期)各阶段的特点,直接关系到整个企业的管理效率能否提高、经营业绩能否实现、核心竞争能力能否形成。只有适应企业成长周期各阶段的企业文化建设,才能促进企业健康持续的成长与发展。除了初创期企业文化刚建立外,其他三个时期的企业文化应随着企业成长周期的各个时期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即进行企业文化重构。

企业文化重构是指由于企业内外环境发生改变所引起的企业文化整体结构的变化,从而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化,以代替过去曾经引导公司走向成功、但现在很难满足公司成长需要、已经并且越往后越会阻碍公司发展的旧文化。企业文化重构实质上是一个以新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战胜旧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的过程。

企业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有适合这个阶段的文化去支撑和推动,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进行不断的创新,不断为企业文化建设注入新鲜血液,这样才能保持企业文化的活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文化的推动作用。因此,企业文化要适应企业成长周期,在不同的时期进行企业文化重构。

在初创期,企业面临着实力弱小的主要矛盾。探索型文化提倡谨慎的资本管理和大胆开拓的竞争策略,其特征为考虑风险/利益之间的转换,明确企业该在何处行动,乐于接受改变,敢于创新,因此适宜实力弱小的初创企业进行有限的资本投入和大量的新市场开拓。同时,探索型文化强调考虑风险,提倡通过谨慎的探索避免企业落入各种陷阱,其善变的性格也适宜于企业灵活应对市场风险。

在成长期,企业实力获得了长足增长,市场份额不断增加,但竞争对手环视周围,一招不慎,很容易导致企业夭折。此时企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企业创业者能力的提升速度,企业管理水平低下成为主要矛盾。低下的管理水平常常导致企业决策者连出昏招,一方面在市场开拓上节节败退,另一方面常常落入多元化陷阱或盲目扩张。进攻型文化强调拼搏和进攻精神,采取“简单至上”,以变制变,持续出招,而且以速度制胜,一跃争先,力求在进攻中取胜。另外,进攻型文化也提倡稳健,强调企业的有序发展,反对盲目进攻,避免企业头脑发热盲目投资。

到了成熟期,企业资金充裕,管理水平日渐成熟,企业运转自如。但是由于企业制度的完善、企业领导人的小富即安、技术人员的保守等原因,企业通常患有“大企业病”,管理严重僵化。同时,由于长时间失去创新而得不到改善,因此产品和技术严重过时,失去了竞争力。企业的创新精神逐渐消失。此时,变革型文化是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最佳选择。变革型文化强调打破现有格局,推崇技术创新和思想创新,改革原有制度和等级观念。通过变革型文化的整合,成熟期常常能够重焕生机和活力。

发展至卓越期,卓越企业文化是实施卓越管理的基石、保障和推动力,并造就卓越企业。在此阶段的企业文化将产生“文化生产力”,适用于蜕变型文化。蜕变型文化强调大刀阔斧地对企业精神层、制度层、行为层和物质层的全面蜕变,通过剔除企业旧的躯体上的弊端,保留合理先进的成分,塑造一个全新的企业。

联想集团在企业成长过程中进行了不同时期的企业文化重构。联想从创业之初到企业发展再到企业转型等不同阶段,联想文化呈现出不同的导向,并遵循着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路径,推动着企业的发展:联想以竞争性文化价值模型为基础,以“对内—对外”和“控制—自主”为两个维度划分出四个象限,每一个象限代表一种文化导向,因而有了目标导向、规则导向、支持导向和创新导向四种文化导向,与联想在不同发展期积累形成的核心价值观“服务客户、精准求实、诚信共享、创业创新”相对应。

目标导向——服务文化

创业初期,在求生存的阶段,联想主要通过代理、服务等手段积累资金,以服务客户为目标导向。联想提出了“质量是生命,客户就是皇后”“不看过程看结果,不看苦劳看功劳”等理念。

规则导向——严格文化

1996年到1998年,联想的目标转移为“求发展、求规模、求效益”,要加强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力度,因而亟需对内部进行规范化管理。为适应发展的需要,联想提出了“认真、严格、主动、高效”的严格文化,对管理进一步规范化。

支持导向——亲情文化

1999年到2000年,企业的规模又扩大了,需要引入与时代同步的新人,新人自然会需要具备时代气息的企业文化。于是联想提出以“平等、信任、欣赏、亲情”为主题的亲情文化。在企业之中营造亲情的氛围,从意识上倡导,从实际中改变。细节往往能体现一个企业的态度和风格,联想实行了“无‘总’称谓”。规范的管理通过亲情文化协调,增加了企业的向心力、凝聚力,使企业能力得到了提升。

创新导向——创新文化

随着企业的壮大,不断进入的新人在思想上有所不同,企业文化要成为他们的共识需要创新。同时,由于联想战略转变,在过去产品业务的基础上又发展服务业务,没有做过的业务也需要创新。在新时期、新格局中,创新文化的提出不仅使得联想获得了竞争优势,更保住了其领先位置。20032004年的更名为“Lenovo”更将创新精神深入联想。

企业与生物体一样都遵循“成长周期”的规律,经历一个出生、成长、成熟直至卓越的生命历程。企业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塑造、改变与创新的。企业文化重构是一项全面而系统的工作。文化问题不会自行得到解决,仅仅实施零星的不系统的努力,并不足以支持一个全面的、长久的文化重构。文化重构需要时间、耐心和不懈的努力。

仁达方略管理咨询公司企业文化事业部 丁跃家

新创企业吸纳就业不能“昙花一现”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局部地区和行业的就业结构性矛盾可能更加突出。党中央、国务院确立了大力实施就业优先的战略,在这个战略中,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放到了突出重要的位置。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行政审批制度和商事制度改革取得了突出成就,大大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创业热情,一大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资本注入到市场中。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2014年3月至2015年2月,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1340.73万户,同比增长18.30%,注册资本(金)22.38万亿元,增长90.19%。其中,企业383.23万户,增长49.83%,注册资本(金)20.66万亿元,增长1.02倍。平均每天新登记注册企业1.05万户。

    另一方面,大众创业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需要在政策上多加以关注。为深入细致分析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的关系,2015年2月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牵头“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课题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随机抽样调查,实际调查个体私营企业11343家。其中,私营企业5672家,个体工商户5671家。调查中的一些发现值得我们深思:

    (一)巩固新创企业吸纳就业的成效,商事制度改革的重点应适时从“开得了业”向“存活得住”“发展得好”“再创得了业”转变

    当前行政审批制度和商事制度改革在促进新企业注册登记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但如何提高新创企业的存活率还需更加明确的政策。被访个体工商户当中,有16%从事当前经营活动的时间在1年及以下,29%在“2-3年”,合计为45%。被访私营企业当中,有19%从事当前经营活动的时间在1年及以下,26%在“2-3年”,合计为45%。按照“企业生命周期”的基本理论,创业时间在3年以下的应该被视为创业阶段。因此可以说,四成五的在营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依然处于创业期。

    创业期的企业发展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律,商事制度改革应该重点关注如何帮助市场主体突破创业期的发展瓶颈。尤其是,近一年以来新增企业数量井喷式增长,新增企业吸收了大量的就业。但这些新创立的企业能否经受住市场的考验,在开业之后能否存活,存活之后是否可以发展壮大、扩大就业,这些都需要制定相关的政策甚至法规对新创办的企业予以进一步的扶持。

    新创企业具有一些自身的独特特征,需要针对性地予以关注。首先,新创办企业数量庞大,这些企业哪些可以存活,哪些会被淘汰,本质上是一个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另一方面,这就要求在财税、金融、工商、场地、培训、就业创业服务方面出台普惠性政策,让每一家新创企业都可以在宽松的环境中公平竞争。其次,新创业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的市场、社会和政治纽带尚未发育成熟,在遇到困难和权益受到侵害时,自我保护的渠道和力量相较于成熟的企业来说比较薄弱。应该指导行业协会、商会甚至政协、人大等渠道对新创企业予以特别关注,让新创业企业有充分畅通的表达和维权机制。在立法上适时推出保护新创立企业的法律法规、消灭不利于新创立企业发展的“恶法”。

    (二)创业失败后是否愿意再次创业才是个体私营经济能否可持续地吸纳就业的关键。要营造“敢于失败、再次创业”的政策环境与舆论环境

    前述调查的数据显示,被访个体工商户的绝大部分都是初次创业者,占到了全部被访者的90.4%。剩下的9.6%属于再次创业。再次创业者当中,九成以上创业在三次以下;他们中分别有18%和31%营业时间分别在“1年及以下”和“2-3年”,合计达到了49%。可以说,再次创业者当中有几乎一半的个体户是在3年以内创业的新户。私营企业主的情况与此类似。被访私营企业主的主体(85%)也是初次创业者,在创业超过一次的私营企业主里,有85%的人创业在三次以下。

    一个人创业失败,很有可能就是以后就彻底退出了市场。第一次创业失败了,一而再再而三地创业,需要极大的勇气。数据显示,不仅实际经济生活中创业超过三次的个体户和企业主是凤毛麟角,再次创业者的比例也不高。这里面既有经济规律的因素,可能也有市场环境和舆论文化的因素。

    在政策上,要让创业失败者,尤其是第一次创业失败的经营者,在合法合理的前提下,还可以有资本、有政策、有活路。尤其是考虑到当前新创企业众多,而经济减速和结构调整的压力又空前巨大,创业失败可能也将成为新常态的一部分。相关部门可以考虑在财税、金融、工商、场地、培训、就业创业服务方面针对再次创业者的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并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

    在舆论环境上,当前鼓励创业已经成为共识,但创业失败后,对于“失败者”不以一时一事论英雄的氛围远未形成。要鼓励中央媒体、市场媒体甚至自媒体,通过创业者耳熟能详的生动方式,树立新创业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的成功典型、总结和传播新创立企业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发现和传播再次创业中的成功做法,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再次创业者中的佼佼者的现身说法,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尊重再次创业、敢于再次创业的氛围。

    (三)政府和市场主体两个方面提高就业创业政策和信息落地的程度,在信息落地方面解决“双盲”的最好手段就是普惠性政策

    前述的调查数据还显示,对工商便捷服务、申报周期、服务态度的满意度达到或超过八成。在几乎所有的题项上,被访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都对其在创办目前这家企业时的政策体验表达出较高的满意度。例如,在询问“工商登记时手续的便捷程度”时,表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合计分别达到了92.8%和92.2%。在“向政府部门申办手续的周期”上,满意度合计达到了87.4%和86.5%。“政府相关部门办事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水平”合计有88.8%和86%的满意度。

    另一方面,我们还发现,企业主若想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他们自认面临的最大障碍仍然是信息不对称。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对获取政策信息的便捷程度的满意度相对较低,表面上是政策落地的问题,但实际上的情况是一种“双盲”:企业不知道政府的政策(是否适用于自己),政府不知道企业的信息(是否符合政策优惠的条件)。事实上,目前政府支持就业创业的政策种类繁多,但能够享受这些政策的人群相对分散,呈现“碎片化”状态,且获得一项优惠的门槛和资质有时候还需要重重认定和审批,从而形成新的负担。最好的政策是进一步加大普惠性的促进就业和创业的税收金融优惠政策,从而让更多市场主体自动受益,而不是增加基层政权部门的工作量。

    政策落地还需要其他部门跟进。商事制度改革的红利释放,仅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一家是不够的,一些部门的政策的衔接依然不到位,一些新增的商事主体有可能成为僵尸户,甚至成为有照无证的经营户。工商部门基层工作压力大、工作任务繁重,除了需要工商部门自身的改革,还需要政府各部门的改革最终形成合力,才能发挥最大效果。

    (四)在学校通过创业教育和创业导师提高大学生创业技能,在市场建立青年创业的商业网络和创业发展基础设施

    随着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鼓励和工商注册等行政管理的简政放权,开办公司、注册企业是越来越容易的事情。从2013年开始,开办企业的人当中拥有大学学历的数量出现井喷式增长。“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调查数据显示,在2014年注册的是336家,是2013年注册数量的1.57倍。这说明简政放权之后,由于注册私营企业的手续和费用都大幅降低,高校毕业生创业成本大幅度下降,直接刺激了整个社会的创业热情。

    在学校中实施创业教育是创业氛围可以持续进行的基础工程。创业教育对创业率有一定影响,经验研究表明,保守估计,参与过创业教育的群体相对其他群体至少要高出20%的比率参与创业活动。教育系统之外的,应加强与非盈利组织的合作,比如与社区、商业组织合作,引入相应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作为导师引导大学生创业。创业教育的关键是适应性地将创业教育整合进主流教育体系当中。

    建立青年商业网络和协会对青年创业者有重要意义。商业网络和协会一方面可以提供青年创业者实现盈利的交易机会,还为青年创业者之间搭建了一个平台,使其能够相互交流或者实现合作。基础设施的另一个部分是企业孵化器,同时提供包括指导建议培训在内的专家网络。

    (五)对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创业一方面提供财务支援、搭建融资平台等硬支持,另一方面提供信息、辅导和建议等软支持

    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看,扣除暂时不打算就业、继续深造和打算继续求学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之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中,也只有1.98%的大学应届毕业生把创业作为自己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第一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中国高校大学生追踪调查”的数据分析显示,在追踪调查到的创业的大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认为大学毕业之后就应该立刻创业,而更多的创业大学毕业生认为最佳的创业年龄应该在30岁前后。这也意味着“先就业后创业”的路径更被大学生们所认可。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中国高校大学生追踪调查”的数据分析显示,已经找到工作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中认为创业所必需的条件是启动资金、工作经验和创业团队,三者的比例分别是85.20%、72.81%和50.15%;认为核心技术、家庭支持和政府政策是困难的比例分别为35.95%、13.60%和10.27%。这说明已经找到工作的大学生把创业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多归结于自身的原因,而不是外部的创业环境。

    为了更好地鼓励青年创业,在提供财务支援方面,一项常规的支持政策是在一定时间段内补贴他们的生活费用。在一些国家,比如法国有一项计划提供月度高达450欧元的补贴金来帮助青年开始他们的生意。搭建创业者和天使投资人的交流平台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政府项目向青年企业家提供调查和融资,来帮助他们启动初试企业。

    “软性”支持的第一途径是发布信息,可以通过网络、政府服务中心、青年社会网络系统或者更年长的创业导师来实现。建议和咨询是鼓励青年之创业者的另一政策工具,可以通过导师制,集中培训等措施来实现对创业者提供建议。辅助和指导也是帮助青年创业者克服缺乏创业经验的重要工具,也可以将创业者的辅助指导和资金支持捆绑到一起。

    (六)除了鼓励在校大学生理性创业,还应该明确鼓励和扶持其他机构的有志者创业,鼓励和扶持大学生村官在集体经济中大胆尝试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还需要发挥除大学生之外的其他群体的积极性。比如,当前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一些来自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甚至国有企业的“体制内”的青年人的创业热情也被激发了出来,抱着换一种生活方式和职业道路的想法的大有人在。事实上,2015年3月末,智联招聘发布《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报告中首次涉及公务员群体,根据该网站掌握的数据,在2015年春节后一个月的传统求职季里,有超过1万名公务员通过这家网站向潜在雇主提交简历,这一数字较2014年同期增加逾30%。报告还指,这一群体青睐的职位多是房地产、互联网、金融行业的行政岗位。

    但由于人事关系、福利体制、激励机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体制内青年离职创业的人还是很少。可以借鉴调动科研人员创业积极性的政策,针对体制内离岗创业人员,在人事关系方面采取更加灵活的做法。加快推进包括职级改革、医疗、养老改革在内的社会制度的变革,让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过渡更加平稳。

    此外,应鼓励和扶持包括大学生村官在内的农村知识青年积极创业。支持他们在发展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集体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在农村创业的大学生、返乡农民工给予更加优惠的创业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职业农民的辅导和认证制度。

    (七)进一步完善统计手段,建立全国个体工商户追踪调查系统和企业用工情况的嵌套数据

    建立健全就业创业统计监测体系是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重要组织保障。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极大激发了投资和创业活力,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登记数量和资本规模快速增长。但在企业的监管等方面遇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工商部门难以掌握企业资本金和用工情况变化,“两虚一逃”的情况无法监测。实行年报制度之后,一些活动异常的企业以及“一元钱公司”更加难以监管,对就业形势的判断也更加困难。

    国务院明确提出在促进就业创业工作中要做到密切跟踪一线情况,完善调查统计,充分利用大数据。大数据为建立真正统一的企业数据库和共享的信息平台提供了可能的技术基础,从而改变目前在企业数据方面“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顽疾。但这需要各部委拿出决心,甚至需要更高层的推动。未来的数据完善和建设工作应由政府高层或联席议事机构牵头,明确要求其他部门也要在企业信息公示系统中公示,将信息公示系统建成真正的信用社会的数据基础平台。同时,通过完善统计数据、法人库的建设等,不断提高数据质量和数据应用水平。在就业和创业方面,除了建立企业的相关数据之外,最为理想的状态,是应该在被调查的企业内,同时进行企业雇员的调查,从而形成一套既有企业主和企业信息,也有雇员信息的嵌套数据。目前尚未有一家全国性的调查能够做到这一点,需要税务、人社、公安、工会以及科研机构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与合作。

    总之,个体私营经济是吸纳就业人口的重要“蓄水池”,全国三分之一就业都集中在个体私营经济部门。近年来,个体私营经济就业的份额不断扩大,城镇个体私营经济就业已经超过城镇就业四成。在城乡就业总规模趋于稳定的情况下,个体私营经济就业实现了长期的快速增长。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够吸纳到足够多的中高端劳动力,促进产业结构顺利升级。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状况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与解决就业问题密切关系,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越充分,越能够缓解就业压力,越能有效消化失业人员避免大的社会危机。

    当前,在经济加速转型的背景下,我国就业呈现三个基本态势:一是一、二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大幅下降,第三产业就业群体显著扩增;二是结构转型期经济长期低增长对就业总量规模的制约持续显现;三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主导产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日益提高。这要求在保证就业规模不减的前提下,必须进一步优化就业结构、提高就业质量,强化素质就业、平等就业和稳定就业,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商事制度改革已经在这方面为释放改革红利打开了一扇门,未来的道路能否走好的关键,正是如何通过更加全方位的改革,来保卫这扇门放开的成果,并让它们继续开花生根结果。

吕鹏

市场营销实践应用项目管理的分析

摘要:在企业的日常管理过程中,市场营销是其一项重要工作,并且企业在市场营销过程中要处理各种项目,所以加强企业项目管理对于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且在企业市场营销实践中的应用显得极为重要。同时,加强企业市场营销实践应用项目管理需要结合企业的具体营销情况,以具体的项目管理要求为依据,才能更好地实现企业市场营销过程中的项目管理,进而提高企业项目管理水平和效率,促进企业市场营销效益的提升。为此,文章针对当前企业市场营销实践应用项目管理现状,分析了项目管理对于企业市场营销的意义,并从具体环节提出了加强项目管理的措施。

关键词:市场营销实践,项目管理,意义分析

1  项目管理在市场营销实践应用中的意义分析

企业项目管理对于市场营销实践应用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概括而言,加强企业市场营销项目管理不仅有利于推动项目管理理论的创新,而且也有利于加强对企业市场营销的指导,便于提高企业市场营销实践的效率,对于项目管理在市场营销实践应用中的意义,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1  项目管理有利于创新市场营销管理策略

对于企业而言,企业市场营销策略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从这一层面而言,加强企业市场营销实践应用项目管理有利于促进企业市场营销观念的转变,在企业的日常管理过程中,加强企业项目管理有利于促进企业市场营销理念的更新,进而促进企业市场营销战略的创新,最终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加强企业项目管理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规范企业市场营销管理的相关程序,推进企业市场营销管理模式的再创新,进而可以充分调动企业整体发展力量,实现企业市场营销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市场营销管理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会直接影响着企业管理效率和质量,而加强企业项目管理力度可以充分动员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工作积极性,促进员工能够更好地投入到企业的日常工作中,进而推进企业实现全员市场营销。

1.2  项目管理有利于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对于企业发展而言,企业文化建设可以有效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调动员工的整体工作热情,增强员工对企业发展的认同感,所以说,企业文化建设对于企业发展而言是一种强大的软实力,同时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不仅与企业的日常经营模式有着很大的联系,而且对于企业精神文化建设也起到积极作用,所以加强企业市场营销实践应用项目管理需要与企业文化建设相互结合,通过创新企业项目管理模式来不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成果,进而推进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可以让更多的员工感受到文化建设的力量和内涵,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企业员工的协作团结意识。在企业的市场营销实践活动中严格贯彻落实项目管理措施,对于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而言,可以通过文化层面的措施来促进旧有市场营销观念进行适当创新,并且还可以通过丰富的企业文化内涵来加强员工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当然通过完善企业建设的文化内涵,还可以推进企业市场营销理念与员工个人发展的有机融合,进而促进企业文化内涵的不断深化。

1.3  项目管理有利于提升企业内部管理水平

企业市场营销实践应用中的项目管理工作可以指导企业运行过程,对于助推企业市场营销管理模式创新也起到积极的作用,故而在企业市场营销管理实践过程中,加强企业项目管理有利于提升企业内部管理水平。由于企业内部管理工作涉及企业管理的多方面工作,所以通过创新企业市场营销项目管理模式可以更好地促进企业经济发展,进而有利于提升企业内部管理工作水平。加强企业市场营销实践应用研究项目管理还可以不断促进企业内部管理系统化发展,并且在这一具体过程中,可以促进企业运行过程中不同部门之间的有效协作,进而提高企业员工的团结意识,反过来又可以更好地推进企业的项目管理,进而实现企业市场营销过程中项目管理程序科学合理。另外,通过开展企业市场营销实践应用项目管理活动,不仅有利于推动企业经济实力的有效增加,而且加强项目管理需要企业不断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实现企业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进而可以提高企业内部管理能力。

2  项目管理在市场营销实践中的应用

2.1  制定市场营销实践项目管理计划

结合企业所制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对于企业市场营销实践项目管理也要制定合理计划,使之不仅符合企业发展总体的定位,而且要有效针对企业的整体发展方向,形成科学合理的企业市场营销活动方案。制订企业市场营销实践活动方案计划需要结合企业发展实际状况,并按照企业发展实际进一步明确市场营销项目管理的工作内容,将企业项目管理工作细分为不同模块,然后根据不同模块工作的要求做好应对工作,并保障不同环节工作的开展力度,才能最终确保企业市场营销项目管理成效,实现市场营销项目管理工作的有机协调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企业在制订市场营销项目管理计划的过程中,要注意从企业发展的宏观角度来进行工作统筹,科学合理制定企业发展目标,并针对所制定的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制订企业市场营销项目管理计划,才能确保企业所制订的营销项目管理计划的针对性和协调性,进而有效发挥企业项目管理对于促进企业发展的积极的作用。另外,在制订企业市场营销实践应用项目管理计划过程中,还要以企业宏观发展战略目标为依据,遵循科学合理的项目管理理念,合理定位企业市场营销项目管理计划,明确市场营销项目管理内容,确保将工作责任明确落实到位。

2.2  具体执行市场营销项目管理计划

对于已制订好的市场营销项目管理计划,要按照具体要求进行严格执行,才能确保项目管理的成效。在具体执行市场营销项目管理计划过程中,要注意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并针对企业市场营销项目管理的具体现状选择合理的营销方法和手段,推进市场营销实践活动的有效开展,进而有效提高市场营销实践应用中的项目管理效率,合理发挥企业市场营销项目管理的积极作用,同时要根据企业所制订的项目管理计划,有效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并对企业资源进行合理的采购和分配,才能确保市场营销项目管理的协调性,从而实现企业各个部门的整体化运行,使得各环节的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在具体执行市场营销项目管理计划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创新创新市场营销方式方法,尤其要加强对市场营销项目管理人员的培训力度,理顺各个环节的程序思路,进而有效提高企业整体市场营销项目管理质量水平。另外,在企业各部门的工作协调方面,要注意企业发展的不同要求,合理利用企业发展的不同资源和创新企业市场营销方法,对各部门的资源进行有机分配管理,进而实现市场营销项目管理进程中各部门之间的配合和协调。

2.3  加强市场营销项目管理的风险管理

加强市场营销项目风险管理,需要进一步明确企业市场营销项目管理的职责任务,在项目管理的具体执行过程中,要严格按照规范程序进行统一的风险管理,并制订科学合理的市场营销项目管理方案。在企业市场营销过程中,企业先前所制订的企业营销项目管理计划并非固定不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合理修改,比如在方案计划的具体执行过程中,针对突发情况需要对方案计划进行修改,则可以对市场营销项目管理计划进行一定的修改和调整,这样可以更好地促进企业市场营销项目风险的管理。当然,在企业市场营销项目管理的具体执行过程中,如果发现有更加科学合理的市场营销方案,则可以在原先方案计划的基础上,参照现有营销方案进行调整,进一步提高企业市场营销风险管理水平。同时随着企业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并且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所以加强新环境企业市场营销项目管理方法和程序创新可以更好地促进企业规避发展过程中将会遇到的风险,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要针对自身发展情况合理选择合适管理方法来进行市场营销项目管理,所以这也是企业市场营销实践应用过程中项目管理风险控制的具体体现之一。加强企业项目管理的风险控制,还需要建立健全一系列的风险预测和管理系统,调动企业内所有员工风险控制的积极性,才能更好地促进市场营销项目的风险管理工作的开展。

2.4  合理分析市场营销项目管理结果

企业市场营销项目管理的结果代表着企业的发展现状,所以有必要总结和分析企业市场营销项目管理结果。合理分析企业市场营销项目管理结果要具体分析管理结果的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要分析企业发展实际中的工作结果,比如市场营销的销售额和顾客满意度等具体数据;另一方面则要分析和总结管理结果中还存在的问题,尤其要针对市场营销项目管理的各个环节工作进行系统分析,以发现具体活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与此同时,要根据企业市场营销情况,对不同工作环节进行合理有效的监管,才能确保企业市场营销项目管理活动的效果。同时由于企业市场营销项目管理的执行效果会对企业市场营销活动效率产生重要影响,所以项目管理计划的执行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企业市场营销项目管理质量,要通过多种途径来进一步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实现企业市场营销应用实践中的项目管理协调进步。

3  结论

总而言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发展,企业市场营销的模式和方法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对于项目管理科学性和合理性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所以加强对企业项目管理及其相应手段和方法的使用显得极为迫切。同时在企业市场营销实践应用过程中,加强企业项目管理有利于创新市场营销项目管理理念,促进企业市场营销管理工作的系统化,也有利于促进企业发展效益的增加,并且可以充分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由此可见,加强企业市场营销实践应用项目管理分析符合企业发展要求。

参考文献:

[1]侯志强.浅谈市场营销实践中的项目管理应用[J].商,2012(7).

[2]杨素花.浅析项目管理在市场营销实践中的应用[J].中国商贸,2013(15).

[3]李佳佳.项目管理在市场营销实践中的应用探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5(8).

[4]王振国.浅析项目管理在市场营销实践中的应用[J].商场现代化,2014(28).

作者简介:苏清斌(1979),男,汉族,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市场营销学。

扬州市职业大学管理学院 苏清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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