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5日 第 1 期
总第30
国研报告
世经评论
宏观经济月度分析报告
宏观经济季度分析报告
金融周评
金融中国月度分析报告
金融中国季度分析报告
行业月度分析报告
行业季度分析报告
行业年度分析报告





国研网首页     广告业务     联系合作     编辑信箱
财经要闻
权威视点
国研分析
宏观纵览
金融透视
产业追踪
区域经济
企业管理
财经要闻
保险业去年净利创历史新高 增幅预计超七成

  国内保险行业迎来历史上盈利最好的一年,在保险业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保险业服务社会经济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在昨日(12日)召开的“2016上海航运保险国际论坛”上,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披露了2015年全年的保险业成绩单。

  周延礼透露,2015年,全国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2.43万亿元,同比增长20.02%;保险业总资产已经超过12万亿;保险业整体净利润创历史新高,预计增长接近73%。

  具体而言,2015年财险业务保费收入7994.8亿元,同比增长10.99%;寿险业务保费收入13245.2亿元,同比增长21.5%;健康险业务保费收入2411.14亿元,同比增长51%;人身意外险业务保费收入635.59亿元,同比增长17.14%。

  与此同时,在保障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保险业发挥的功能与作用日益凸显。2015年全年,我国保险业支付各类赔款和给付共计8647.66亿元,同比增长19.84%。具体来说,财险业务支付各类赔款4178.7亿元,同比增长10.31%;寿险业务支付赔款和给付3558.95亿元,同比增长30.44%;健康险业务支付各类赔款和给付758.92亿元,同比增长32.87%;人身意外险业务支付各类赔款151.09亿元,同比增长17.65%。

  “可以说,中国保险业已经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一个发展时期,而中国航运保险市场正站在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周延礼特别指出,中国航运保险企业和全球航运保险主体,将共同见证未来数十年中国航运保险市场的蓬勃发展,以及对全球航运保险市场的深远影响。

  他进一步披露,2015年我国船舶保险业务实现保费收入55.1亿元,赔款支出33亿元;货物运输保险业务实现保费收入88亿元,赔款支出46亿元,为保障对外贸易、航运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正在通过区域性再保险中心、航运保险中心和保险资金运用中心来支撑形成国际保险中心的上海,也保持了和全国保险市场发展同步的节奏。周延礼透露,2015年全年上海保险业实现保费收入1125.15亿元,同比增长14.03%。其中,财险业务保费收入355.24亿元,同比增长10.89%;寿险业务保费收入607.68亿元,同比增长11.38%;健康险业务保费收入116.54亿元,同比增长41.33%;人身意外险业务保费收入45.7亿元,同比增长19.23%。

  对于2016年全国保险业能否延续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业内人士充满期许。业内资深人士分析认为,备受关注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预计有望在2016年推出,从国际经验来看,税收扶持政策是撬动保险业发展的一大杠杆,这将从一定层面支撑保险业继续实现保费快速增长。

黄蕾

国务院发文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中国政府网1月12日公布《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

  意见提出,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推动保障更加公平、管理服务更加规范、医疗资源利用更加有效,促进全民医保体系持续健康发展。

  意见还表示,统一覆盖范围;统一保障待遇;统一医保目录;统一定点管理;统一基金管理等六大举措,整合基本制度政策。

  另外,还将整合经办机构,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理顺医保管理体制,统一基本医保行政管理职能。完善管理运行机制,改进服务手段和管理办法,优化经办流程,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以下为全文:

  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6〕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两项制度,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是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现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医疗保险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重大举措,对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总结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运行情况以及地方探索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现就整合建立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与基本原则

  (一)总体要求。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要求,按照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加强统筹协调与顶层设计,遵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从完善政策入手,推进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制度整合,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推动保障更加公平、管理服务更加规范、医疗资源利用更加有效,促进全民医保体系持续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

  1.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要把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纳入全民医保体系发展和深化医改全局,统筹安排,合理规划,突出医保、医疗、医药三医联动,加强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商业健康保险等衔接,强化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2.立足基本、保障公平。要准确定位,科学设计,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乡居民负担和基金承受能力,充分考虑并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异,保障城乡居民公平享有基本医保待遇,实现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

  3.因地制宜、有序推进。要结合实际,全面分析研判,周密制订实施方案,加强整合前后的衔接,确保工作顺畅接续、有序过渡,确保群众基本医保待遇不受影响,确保医保基金安全和制度运行平稳。

  4.创新机制、提升效能。要坚持管办分开,落实政府责任,完善管理运行机制,深入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提升医保资金使用效率和经办管理服务效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基本医保经办服务。

  二、整合基本制度政策

  (一)统一覆盖范围。

  城乡居民医保制度覆盖范围包括现有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所有应参保(合)人员,即覆盖除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应参保人员以外的其他所有城乡居民。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依法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困难的可按照当地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各地要完善参保方式,促进应保尽保,避免重复参保。

  (二)统一筹资政策。

  坚持多渠道筹资,继续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为主的筹资方式,鼓励集体、单位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给予扶持或资助。各地要统筹考虑城乡居民医保与大病保险保障需求,按照基金收支平衡的原则,合理确定城乡统一的筹资标准。现有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个人缴费标准差距较大的地区,可采取差别缴费的办法,利用2—3年时间逐步过渡。整合后的实际人均筹资和个人缴费不得低于现有水平。

  完善筹资动态调整机制。在精算平衡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方承受能力相适应的稳定筹资机制。逐步建立个人缴费标准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衔接的机制。合理划分政府与个人的筹资责任,在提高政府补助标准的同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重。

  (三)统一保障待遇。

  遵循保障适度、收支平衡的原则,均衡城乡保障待遇,逐步统一保障范围和支付标准,为参保人员提供公平的基本医疗保障。妥善处理整合前的特殊保障政策,做好过渡与衔接。

  城乡居民医保基金主要用于支付参保人员发生的住院和门诊医药费用。稳定住院保障水平,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保持在75%左右。进一步完善门诊统筹,逐步提高门诊保障水平。逐步缩小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与实际支付比例间的差距。

  (四)统一医保目录。

  统一城乡居民医保药品目录和医疗服务项目目录,明确药品和医疗服务支付范围。各省(区、市)要按照国家基本医保用药管理和基本药物制度有关规定,遵循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技术适宜、基金可承受的原则,在现有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目录的基础上,适当考虑参保人员需求变化进行调整,有增有减、有控有扩,做到种类基本齐全、结构总体合理。完善医保目录管理办法,实行分级管理、动态调整。

  (五)统一定点管理。

  统一城乡居民医保定点机构管理办法,强化定点服务协议管理,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和动态的准入退出机制。对非公立医疗机构与公立医疗机构实行同等的定点管理政策。原则上由统筹地区管理机构负责定点机构的准入、退出和监管,省级管理机构负责制订定点机构的准入原则和管理办法,并重点加强对统筹区域外的省、市级定点医疗机构的指导与监督。

  (六)统一基金管理。

  城乡居民医保执行国家统一的基金财务制度、会计制度和基金预决算管理制度。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基金独立核算、专户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

  结合基金预算管理全面推进付费总额控制。基金使用遵循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确保应支付费用及时足额拨付,合理控制基金当年结余率和累计结余率。建立健全基金运行风险预警机制,防范基金风险,提高使用效率。

  强化基金内部审计和外部监督,坚持基金收支运行情况信息公开和参保人员就医结算信息公示制度,加强社会监督、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

  三、理顺管理体制

  (一)整合经办机构。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理顺医保管理体制,统一基本医保行政管理职能。充分利用现有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经办资源,整合城乡居民医保经办机构、人员和信息系统,规范经办流程,提供一体化的经办服务。完善经办机构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培训和绩效考核。

  (二)创新经办管理。

  完善管理运行机制,改进服务手段和管理办法,优化经办流程,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创新经办服务模式,推进管办分开,引入竞争机制,在确保基金安全和有效监管的前提下,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等社会力量参与基本医保的经办服务,激发经办活力。

  四、提升服务效能

  (一)提高统筹层次。

  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原则上实行市(地)级统筹,各地要围绕统一待遇政策、基金管理、信息系统和就医结算等重点,稳步推进市(地)级统筹。做好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和异地就医结算服务。根据统筹地区内各县(市、区)的经济发展和医疗服务水平,加强基金的分级管理,充分调动县级政府、经办管理机构基金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实行省级统筹。

  (二)完善信息系统。

  整合现有信息系统,支撑城乡居民医保制度运行和功能拓展。推动城乡居民医保信息系统与定点机构信息系统、医疗救助信息系统的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做好城乡居民医保信息系统与参与经办服务的商业保险机构信息系统必要的信息交换和数据共享。强化信息安全和患者信息隐私保护。

  (三)完善支付方式。

  系统推进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按床日付费、总额预付等多种付费方式相结合的复合支付方式改革,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及药品供应商的谈判协商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推动形成合理的医保支付标准,引导定点医疗机构规范服务行为,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通过支持参保居民与基层医疗机构及全科医师开展签约服务、制定差别化的支付政策等措施,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逐步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就医新秩序。

  (四)加强医疗服务监管。

  完善城乡居民医保服务监管办法,充分运用协议管理,强化对医疗服务的监控作用。各级医保经办机构要利用信息化手段,推进医保智能审核和实时监控,促进合理诊疗、合理用药。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医疗服务监管,规范医疗服务行为。

  五、精心组织实施,确保整合工作平稳推进

  (一)加强组织领导。

  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是深化医改的一项重点任务,关系城乡居民切身利益,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要求,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整合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各省级医改领导小组要加强统筹协调,及时研究解决整合过程中的问题。

  (二)明确工作进度和责任分工。

  各省(区、市)要于2016年6月底前对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工作作出规划和部署,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健全工作推进和考核评价机制,严格落实责任制,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各统筹地区要于2016年12月底前出台具体实施方案。综合医改试点省要将整合城乡居民医保作为重点改革内容,加强与医改其他工作的统筹协调,加快推进。

  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计生部门要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加强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前后的衔接;财政部门要完善基金财务会计制度,会同相关部门做好基金监管工作;保险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参与经办服务的商业保险机构的从业资格审查、服务质量和市场行为监管;发展改革部门要将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管理部门要在经办资源和管理体制整合工作中发挥职能作用;医改办要协调相关部门做好跟踪评价、经验总结和推广工作。

  (三)做好宣传工作。

  要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及时准确解读政策,宣传各地经验亮点,妥善回应公众关切,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努力营造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的良好氛围。

  国务院

  2016年1月3日

严洲

中国将加快消费品质量安全标准与国际并轨

  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11日在北京表示,中国将加快国内消费品质量安全标准与国际标准或出口标准并轨。

  支树平在当日举行的中国“全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工作会议”上说,中国质检工作将以标准提升为引领,促进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倒逼企业技术进步,开发适销对路产品,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增加高质量、高水平的有效供给。

  他透露,中国质检系统将围绕消费品质量提升,突出空气净化器、电饭煲、智能马桶盖、智能手机、儿童纸尿裤、儿童玩具、婴幼儿童服装,厨具、床上用品、家具等民众普遍关心的十种消费品,运用各种质检手段,实施消费品质量提升工程。

  他称,电子商务以消费品为主,将完善全国电子商务产品质量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建立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及商品信息备案制度,加快构建“风险监测、网上抽查、源头追溯、属地查处、信用管理”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监管机制。

  他同时表示,中国质检系统将加快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大力推动出口质量安全示范区和示范企业建设,实施出口食品竞争力提升工程,促进中国优质产品和高铁、核电等重大装备出口;在促进“优出”的同时,依托质检职能优势,促进国外先进技术、关键设备、重要零部件和国内稀缺资源、国内消费者愿意购买的优质商品进口,加强进口重点资源性产品和大宗农产品的检验检疫,推动外贸从“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

刘长忠

国土资源部:特大城市将划定永久性开发边界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国土资源督察执法取得了新进展。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在7日召开的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透露,2015年,国土资源部以及省级国土资源部门挂牌督办155起、公开通报77起重大典型违法案件,督促省级政府约谈了171个违法问题突出市县。

  姜大明表示,“十三五”时期,将分类推进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对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和资源环境超载的城市,加快划定永久性开发边界。

  据姜大明介绍,2015年,处置闲置土地85.4万亩,占比81.3%,国务院对闲置土地处置不力的地方实行问责。

  “在过去一年中,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全国实有耕地面积20.26亿亩,基本农田面积保持在规划确定的15.6亿亩以上。”姜大明说,建设占用耕地总体实现占补平衡;2015年,建成高标准农田4.03亿亩,通过整治新增耕地2556万亩,耕地质量平均提升1至2个等级。

  据介绍,“十二五”前四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下降20.7%,城镇用地年度增幅由2010年的4.7%降到2014年的3.7%。同时,开展了315个城市、350多个国家级和1200多个省级开发区节地评价;改革完善征地办法,合理提高补偿标准,对被征地农民实行多元安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全面完成。土地整治惠及1亿多农民群众。

  全面推进法治国土建设是国土资源部着力开展的一项工作,姜大明说,截至目前,国土资源部行政审批事项减少54%,行政许可前置中介服务事项取消92%,取消5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向社会公布国土资源部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对规范性文件实行“三统一”和合法性审查。《国家土地督察工作条例(草案)》进入立法程序。

  在今天的会上,姜大明对“十三五”时期以及今年的工作也做了安排。据他介绍,“十三五”时期,国土资源部将进一步提高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含金量”:“对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一律取消审批;对地方管理更加方便有效的,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他说,国土资源部将指导地方把下放的权力接住用好。

  姜大明透露,“十三五”时期,国土资源部将改革土地计划管理制度,实行3年滚动编制、按年考核调整;加快年度计划下达和建设用地审批;实行城镇建设用地新增指标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保障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对土地利用粗放低效的城镇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姜大明提出,今年将新建高标准农田1亿亩以上,到2020年确保建成8亿亩、力争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

  “在国家规划中把建设用地总量和单位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下降率作为约束性指标尚属首次,指标的刚性大大提高。”姜大明表示,针对国家的这一要求,国土资源部将尽快研究提出“双控行动”方案,强化约束性指标管理,建立目标责任制,加强监督考核,对完不成目标任务的单位要进行问责。

  此外,国土资源部还将建设用地空间管制要严,分类推进城市开发边界划定,“对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和资源环境超载的城市,加快划定永久性开发边界,形成空间硬约束,其他城市可以分期划定,促进集约发展。”姜大明提出,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要严,有效管控新城新区和开发区规模无序扩大,严格控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规模。用地标准管理要严,加强建设项目用地标准控制和节地评价。督察执法要严,对未完成闲置土地处置的地方相应扣减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国务院决定,3年内对煤炭、钢铁新上项目,一律不得核准、备案。”姜大明要求,各级国土资源部门要严把土地供应关口,切实做到守土有责。

  他提出,要综合考虑房地产去库存和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实施有保有压的用地政策。

  “国土资源领域风险比较集中,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和违规土地抵押处置,可能诱发政府债务和金融风险;征地拆迁工作如不到位,可能引发群众上访甚至发生群体性事件。”姜大明要求,国土资源系统必须加强风险源调查研判,提高监测预警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郄建荣

地方债将受“限额管理” 财政部敲定3年置换过渡期

  地方债怎么管?财政部终于给出了一份完整版的方案。

  1月11日,财政部网站公布《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对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理,并提出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机制和妥善处理存量债务。地方政府存量债务中通过银行贷款等非政府债券方式举借部分,通过三年左右的过渡期,由省级财政部门在限额内安排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我们国家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问题是软预算约束,缺乏严格的总量控制,地方的自主裁量权有多大,债务怎么划分,都没有严格的财政纪律,限额管理就是为了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而量身定制的方法。

  硬约束加强地方债限额管理

  《意见》称,对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理,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等于上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加上当年新增债务限额(或减去当年调减债务限额),具体分为一般债务限额和专项债务限额。

  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贾康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地方债问题要标本兼治,治本为上,防控地方债风险不能让“潜规则”替代“明规则”,要着力抓制度建设,理顺财政体制关系。

  “我们会及时制止一些市县违法违规对企业举债提供担保承诺的行为,及时整改并向社会公开。”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说,现在一些银行要求地方政府给予担保或者实质性的承诺,我们都坚决顶住,不允许。

  在管理和偿还环节,一般债务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当赤字不能减少时可采取借新还旧的办法。

  专项债务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暂时难以实现,如收储土地未能按计划出让的,可先通过借新还旧周转,收入实现后即予归还。

  地方到底有多少债务余额?楼继伟2015年底解释说,在2013年上半年审计结果的基础之上,又一次在全国进行了自查和抽查。最后,确定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截至2014年底是15.4万亿元,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是16万亿元,债务率为86%,低于100%的警戒线。他还表示,总体上是风险可控的,确实存在一些地区债务规模较大,偿还能力下降,个别地区存在发生局部风险的可能性。有一些地区仍旧违法违规举债、变相举债,或者为企业举债违规提供担保承诺。

  按照《意见》,未来地方政府债务总限额由国务院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确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年度预算执行中,如出现下列特殊情况需要调整地方政府债务新增限额,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批:当经济下行压力大、需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适当扩大当年新增债务限额;当经济形势好转、需要实施稳健财政政策或适度从紧财政政策时,适当削减当年新增债务限额或在上年债务限额基础上合理调减限额。

  在具体落实上,根据《意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要对本地区地方债风险防控负总责。列入风险预警范围的地方各级政府要制订中长期债务风险化解规划和应急处置预案,在严格控制债务增量的同时,通过控制项目规模、减少支出、处置资产、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消化存量债务,逐步降低债务风险。

  《意见》还要求健全债务监督和考核机制,要将政府债务管理作为“硬指标”纳入政绩考核,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要作为第一责任人,切实抓好本级政府债务风险防控等各项工作。

  缓风险三年左右完成债务置换

  此次《意见》的一大块内容就是妥善处理存量债务。2015年,我国启动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计划,“2015年到期债务规模是3.2万亿元,今年确定的置换额度就是3.2万亿元,全覆盖了。”楼继伟说。

  贾康说,债务置换是地方政府隐性负债阳光化与融资期限和成本的优化,当大部分地方政府债务都可以通过公开发行债券的方式置换之后,地方政府就不会为了还款而接受更高的融资成本,从而有利于降低市场实际利率水平。

  楼继伟介绍说,债务成本由置换前的10%左右下降到3.5%,预计每年为地方节约利息支出2000亿元。在目前土地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发行置换债取得的资金,能够抵顶减收,可以使地方腾出一些资金用于重点建设。

  财政部明确,地方政府存量债务中通过银行贷款等非政府债券方式举借部分,通过三年左右的过渡期,由省级财政部门在限额内安排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

  “发行置换债券,目的是避免债务违约。”王雍君说,总体来讲,地方政府的偿债高峰期是从2012年到2018年。三年左右,和2018年这个高峰期的最后一年比较吻合。如果这个高峰期过了,借新债还旧债就没有这么多必要了。

  既有存量债务又有新增债务限额,如何平衡?按照楼继伟的解释,原则上来说,置换债的比重高,也就是说存量风险大的地区,新给的债务规模就少,不要再发那么多新债了,逐步地缓释风险。“另外,也要督促高风险地区制定中长期债务风险化解规划,逐步通过控制项目的规模、压缩公用经费、处置存量资产、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消化存量债务。”楼继伟说。

  关于地方融资平台,转型是必由之路。财政部将取消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推动有经营收益和现金流的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改制,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购买服务等措施予以支持。

  “其实在2015年,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职能就开始与政府剥离。”王雍君说,它们新产生的债务,在性质上将属于公司债,这些公司要跟政府划清界限,寻求市场化。

实施稳健货币政策 营造适宜货币金融环境

  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1月7日至8日上午在北京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15年工作,分析当前经济金融形势,部署2016年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周小川作工作报告。易纲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王华庆、陈雨露、潘功胜、范一飞、郭庆平、张晓慧、杨子强、殷勇出席会议并就分管工作提出要求。

  会议指出,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全面收官之年。“十二五”时期是我国金融工作很不平凡的5年,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人民银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加强宏观调控,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切实防范金融风险,促进了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发展。

  一是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迈出重大步伐。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全面放开,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关键进展。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增强。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实施,我国金融安全网更加完善。金融机构改革加快推进,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顺利实施。丝路基金运行取得良好开局,项目投资顺利开展。明确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原则和分工,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深入推进上海自贸区等区域金融改革,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二是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增强。综合运用多种工具合理调节流动性。4次普降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5次定向降准,适当提供长期流动性。全面推广常备借贷便利,加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更加注重稳定短期市场利率,保持货币市场平稳运行。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充分运用价格杠杆引导融资成本下行。实施存款准备金平均法考核。继续发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逆周期调节和结构导向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将更多信贷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三是金融支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力度加大。发挥信贷政策导向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引导金融机构做好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金融服务。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环境保护、养老、医疗、内贸流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做好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金融配套服务。进一步推动信贷资产证券化。稳妥推进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继续开展涉农和小微企业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加大金融精准扶贫力度。

  四是我国在国际和地区金融中的影响力全面扩大。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取得突破。落实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G20布里斯班峰会上的承诺,正式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积极开展我国接任2016年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有关准备工作,举办任期内第一次财金渠道副手会。推动金砖国家签署应急储备安排中央银行间协议。配合“一带一路”战略,成功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中拉、中非等产能合作基金。稳步推进两岸四地金融合作。

  五是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持续推进。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政策框架。推进央行间货币金融合作,与33家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在全球20个国家(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提高个人和金融市场人民币可兑换程度,稳步推进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RQDII)制度,实现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推动境外央行类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首次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六是金融市场规范创新发展。推动产品创新,充分发挥债券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推出保险公司资本补充债券和绿色金融债券。稳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注册发行管理,取消银行间市场债券交易流通行政审批,做好事中事后监管。延长外汇交易时间,进一步引入合格境外主体。积极稳妥推进对外开放,推动境外金融机构和主权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

  七是外汇管理方式加快转变。积极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取消直接投资行政审批、外汇年检和境外再投资备案,全面实施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政策,实现直接投资完全可兑换。稳妥推进外债宏观审慎监管试点。坚持稳健投资,确保外汇储备资产安全性、流动性和保值增值。加强外汇形势监测,预警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严厉打击外汇违法违规活动。

  八是维护金融稳定工作扎实推进。组织开展金融风险排查,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监测分析。开展金融机构现场评估,组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完成年度金融稳定压力测试。深度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与规则的制定和落实。

  九是金融服务和管理水平全面提升。推动修改或制定相关金融法律法规。金融统计和研究工作取得新成果,金融业综合统计试点稳步推进。会计财务转型进一步提升了会计信息分析反映能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一期)投产运行,第二代支付系统推广至全国。移动金融技术创新进一步规范。2015年版100元人民币顺利发行,普通纪念币发行改革初见成效,防范和打击假币力度加大。按照新《预算法》要求进一步完善了国库制度体系。征信管理和服务水平显著提高。与多个国家的金融情报机构开展反洗钱及反恐怖融资金融信息交流合作。完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制度。参事调研咨询服务决策效能进一步提升。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预期引导效果不断增强。

  十是人民银行系统党的建设和内部管理全面加强。认真抓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强化党建工作责任落实。坚持从严选拔和管理干部。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纪委第四次、第五次和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加大巡视工作力度。财务预算管理、职工民主管理、安全保卫等内部管理工作成效显著。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金融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特别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和消费增速加快,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宏观调控和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任务依然繁重。

  会议要求,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人民银行系统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优化增量,保持灵活适度,大力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升金融服务和管理水平,促进经济金融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会议提出了2016年工作的主要任务:一是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灵活运用各种工具组合,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建立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继续运用抵押补充贷款、中期借贷便利、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支持金融机构扩大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投放,引导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二是不断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加大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配合。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三是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持续释放改革红利。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继续深化金融机构改革。继续加强对区域金融改革的支持。四是推动金融市场规范创新发展。五是防范和化解经济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六是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七是深度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继续推动金融业双向开放。八是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九是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金融服务与管理水平。十是加强内部管理,为高效履职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指出,要继续加强人民银行系统党建工作,进一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为实现全年和“十三五”时期各项工作目标提供坚强保证。继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巩固“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坚持不懈抓好思想和作风建设,继续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加快培养政治过硬、纪律严明、业务精良、敢于担当的中央银行干部队伍。

  会议强调,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人民银行系统要统一思想、奋发有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创造性地做好中央银行各项工作,确保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

许志平 牛娟娟

央行:有能力保持汇率基本稳定

    7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5646,贬值332点,下调幅度为去年8月13日以来最大。算上前一日贬值145点,两日共下跌477点。离岸市场波动更猛烈,就在中间价公布后,离岸人民币瞬间贬值超过600点,从6.6950附近暴跌至6.7585。随后,离岸人民币汇率开始反弹,截至昨晚8时左右,反弹至6.6875。

  对于近期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央行昨天表示,当前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有条件继续保持基本稳定,增强汇率双向浮动弹性,符合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央行称,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2015年12月31日,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为100.94,较2014年末升值0.94%;参考BIS(国际清算银行)货币篮子和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分别为101.71和98.84,分别较2014年末升值1.71%和贬值1.16%。三个人民币汇率指数一贬两升,显示2015年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总体稳定。

  从去年全年走势看,前8个月受美元走强的影响,人民币有效汇率总体呈现小幅升值态势。去年8月11日,央行完善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中间价形成参考外汇市场供求关系。此后,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有所贬值,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也有所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与市场汇率之间的偏差得到校正。去年11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持续小幅走低。2015年末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和参考BIS货币篮子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大致都回到了2014年年末水平。

  央行强调,2015年虽然出口增速回落,但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仍持续提高,我国并无必要通过货币竞争性贬值刺激出口来稳增长。从外部环境看,美联储首次加息在长时间发酵后,市场反映平稳,对2016年美联储继续加息的预期较为充分,美联储加息影响已在较大程度上被提前消化,但美元走势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仍有不确定性。从经济基本面看,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投资持续增长,外汇储备充裕,金融体系稳健,海外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将逐步增加,这些对人民币汇率构成长期支撑。

  央行认为,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汇率双向浮动弹性,符合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方向。但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币汇率顺应的市场力量是与实体经济相关的外汇供给和需求。一些投机势力试图炒作人民币并从中牟利,其交易行为不代表真正的市场供求,结果只会导致人民币汇率异常波动,向市场发出错误的价格信号。面对这些投机势力,央行有能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陆绮雯

证监会:建立减持预披露制 新规近日公布

  根据熔断机制实际运行情况,不断完善相关机制

  为稳定股市,2015年7月8日证监会出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公告》(以下简称“18号文”),禁止大股东及董监高在二级市场减持,6个月后减持股票的具体办法另行规定。如今,离减持禁令到期时间所剩无几。有市场传言称,大股东减持政策到期后,会有1万多亿股份集中减持规模。

  对此,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1月5日予以回应: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他说,虽然大股东股份的流通市值不小,但并不是都有现实减持需求。从近年来实际情况看,大股东减持60%是通过大宗交易、协议转让进行的,有效缓解了对市场的压力,大股东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金额占总流通市值的比例只有0.7%左右。

  “目前证监会正在研究完善规范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规定,对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建立减持预披露制度,并在一定时间内对减持股份的比例进行限制,引导其通过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途径减持,既可实现应对股市异常波动临时性措施的有序退出,又可防止大股东集中减持对市场造成冲击。”邓舸说,“这个规定将于近日公布。”

  2015年上半年,平均每周股东高管净减持规模达到151亿元;禁令出台后,7月份至12月份平均每周净增持91亿元,减持几近绝迹。如无新的减持规定出台,上述减持禁令将于2016年1月8日到期,2015年上半年的减持潮或将卷土重来。

  据统计,截至昨晚8点,已经有近30家上市公司做出不减持的承诺。而这一数据,仍在继续增加。

  A股市场熔断机制在1月4日实施首日即接连触发5%及7%阀值,引起市场争议。对此,证监会也做出回应。邓舸表示,熔断机制对稳定股市具有重要作用,其主要功能是为市场提供“冷静期”,避免或减少大幅波动情况下的匆忙决策,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抑制程序化交易的助涨助跌效应;为应对技术或操作风险提供应急处置时间。从1月4日市场情况看,熔断机制发挥了一定的冷静期作用,对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

  “引入指数熔断机制是一项全新的制度,在我国还没有经验,市场对新的规则有一个逐步调整适应的过程。”邓舸说。

  他同时表示,从境外经验看,熔断机制的完善不是一步到位的,也没有统一的做法,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探索、积累经验、动态调整。证监会将根据熔断机制实际运行情况,不断完善相关机制。

朱宝琛

权威视点
陈清泰:电动车发展要警惕快速扩张风险

  1月12日,新能源汽车全年销售数据出炉,33.1万辆的销售成绩稳居世界第一。这个数字是去年的3.4倍。在多项利好政策的推动下,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形势喜人,但也逐渐暴露出不少问题。

  1月13日,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媒体恳谈会上,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针对当下我国电动汽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发表了看法,以下是陈清泰在此次恳谈会中的发言实录:

  201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总的来看“形势喜人,成绩可嘉”,但“挑战和困难也不少”。

  从销量来看,2015年新能源汽车是爆发式增长,全年销量突破了30万辆,稳居全球第一。这个数字的背后到底说明了什么?我想有以下几点:

  首先,国家把电动汽车作为一个发展战略,推进和促进的政策体系已经比较完善、比较全面。无论是从产业发展角度、激发用户角度,还是从基础设施完善、商业模式开拓等等方面政策都已涉及且力度较大,产生了很强的激励作用。

  其次,这个数字说明中国的电动车技术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不断进步,从基础的技术来看,已经得到了市场认可。如果30多万辆电动车能卖出去,用户能够接受,表明我们的技术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条件。

  第三,这个数字背后还反映了中国各个城市和全社会对电动汽车,或者是新能源汽车的认同程度在提升,潜在用户在扩大,这是很可喜的。因为传统燃油汽车 的惯性使用习惯太大,这样一个颠覆性的,或者是一个替代性的技术能在社会上得到相当程度的认同、认可,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必须要闯过的一关。现在,我们 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过了第一个重要的坎儿。

  很多试点城市,通过政策感召力和环境问题的倒逼压力,使大家越来越感觉到清洁能源这条路必须要走,清洁汽车的路必须要走,新能源汽车的路必须要走。 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地方政府也要掏真金白银,也要拿出很多资源。所以当前的成绩非常可喜,为电动汽车的后续发展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但是新能源汽车当前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也不少。一方面,企业对电动汽车热情度较高,当然这里也有不均衡。原有的汽车骨干企业发力不够,相对比较迟缓;一些后起的车企,比如像比亚迪,确实把电动车当作了一个公司的长期战略在做。事实上,骨干车企都深度参与了电动汽车的“863”等规划,但真正开始做的时候,还是比较犹豫,踌躇不前。

  应该承认,每个企业都是理性的,只是各个公司的战略不同。有的公司需要把电动汽车作为自己实现超越的一个机会,所以,把它作为自己的战略,下很大功夫搞研发。也有的公司还在等待,想等着别人发展起来后,再引进技术走别人的路。

  每个企业有不同的战略,我们很难责怪别人,大家各走各的。但是从国家战略角度讲,政府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发展电动车实现新的突破。

  在新能源汽车产销快速增长的时候,也有人提出了一些担心,包括欧阳明高教授,我也有同感。根据我国多年发展经验,当一个产业快速发展的时候,很容易把企业的主要资源吸引到产能扩张,从而忽略技术前进,忽略在技术上如何打好基础,有更强的竞争力。

  201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辆稳居全球第一,但是中国电动汽车军团的实力超过跨国公司了吗?我想显然不是。比如,当前中国电动汽车的产量和市场规 模都超过了德国,但这只不过是德国的汽车企业在电动汽车上还没开始发力,不能认为我们在技术上实现了超越。在电动汽车的技术积累上,我们的差距还很大。

  现在,我的担心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萝卜快了不洗泥”,把所有的资源都用在产能扩张上,会有不一样的前景。

  我们的技术没有过关,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销售规模,是政策驱动的结果,不完全是市场。特别是在和主流燃油车相抗衡的领域,政府补贴是起了很大作 用,如果政府补贴马上撤掉,电动车市场会受很大影响。所以销售数字并不代表我们的技术真正过关了,能够和主流燃油车抗衡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电动车市场还没有完全启动,未来竞争的道路还很长,真正能走到最后,能够获胜的企业,是有良好技术支撑的企业,而不是那些拼拼凑凑搞出一个车子、四个轮子能转的企业,因此企业要把电动车作为一个长期战略,必须要夯实自己的技术基础。

  第三个问题,到今天为止,电动车还是一个对政策高度依赖的市场,但是这个市场应该开始逐渐变化。国家的激励政策开始出现退坡,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应逐渐把政策性市场变成政策和市场双驱动的市场,而不是单驱动。

  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新进入者,他们从中看到了太多机会,愿意冒险拿自己的真金白银投进来试错。但我相信100个进来的企业,将来会有90个退出。不 过,它不找政府要钱,自己拿真金白银,它的贡献就是试错——加速了试错过程,分散了试错成本,由全社会来分担,不要政府出,这就是它们的贡献。如果这个时 候,既有的企业缺乏动力,有动力的又不让进入,还要实现自己的战略,我想这是自己跟自己较劲,不是好的政策。

  新进入者各有各的目的。有的想捞一把就走。捞一把就走不排斥,但是不能形成劣币驱逐良币,这就叫监管,就是说如果搞假冒伪劣、粗制滥造达不到国家标准,就得狠狠惩罚,要罚得它倾家荡产,这样才能保持一个良好的产业生态。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地方保护的。这个问题虽然国务院相关部门已经讲了几次了,但是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带来的负面效应很大。在市场规模还比较小的时 候,怎么样能使一些有竞争力的企业脱颖而出,必须要有一个开放的市场。地方保护带来的结果,就是有竞争力的企业得不到充分发展,或者缺乏竞争力的企业也失 去了参与竞争的机会,两败俱伤。不要以为,政府保护一下,它就能过得了,没那么简单,它只不过是在保护之下,晚一点被淘汰而已。我希望国家在这方面应该采 取进一步的措施,通过各种方式来解决市场分割的问题。

  第五,政府在电动车上要给全社会一个长期稳定的预期。因为汽车动力技术的变革是全社会的一个大变革,产业链很长,涉及到诸多部门、行业和产业。如果要使国家战略能够实现,必须要让企业把这件事情作为自己的战略,其必要条件就是有一个长期的预期。

  当前,政策上的顶层设计问题我们正在陆续解决,其中的一个就是关于经济性激励的问题。补贴政策现在在慢慢退坡,接下来可能是燃油消耗量限制标准问题,还有一个零排放的标准,到底是哪一个、怎么弄,这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我的主张是,政策必须是双向的,是双刃剑,既有正面的激励,也有反向的倒逼。就是说,你不搞电动车可以,但是必须要支付更多的成本,因为燃油车是碳排放,必须要支付更多的成本,把支付的成本作为对做零排放汽车的一种激励。

  所以,我主张交叉补贴,这样政府可以退出,可以把目标定的更长远,给社会一个长期的预期,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正在研究。按照这个方向我想原则上还是应该,政府的财政补贴要退出,实行交叉补贴。

  最后一个问题是,当电动车逐渐向市场转型的时候,当前它的技术水平就这么高,和主流燃油车相比确实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但是并不是在每一个细分市场的 电动车都是弱点。在某些细分市场,电动车有它独特的优势,所以要把当前电动技术能够支撑,靠市场化运作能发展起来的那些产品和商业模式放开。这样就能让一 部分细分市场的产品,依托市场自行走出来,不依靠补贴,把整个产业规模做大,做大之后电池技术各方面,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慢慢发展,这也可能成为具有中国特 色的电动车发展道路。

  具体来看,比如像特斯拉为代表的高档车,是富人阶层消费的产品,数量很少。但有的电动车在一些短途的、小运量等市场上有很强的优势,比如我们在北京可以看到,由地铁到小区的接驳,有的小车跑得很好,物流最后一公里跑得很好,包括有的交通警察的巡逻车现在也在跑,环保车、一些工程车,候机楼跑的电动车都很好。

  在这些细分市场里,电动车跑得很好,没有争论。争论在哪里呢?在这样的车能不能在中小城市跑。为什么在大城市可以跑,在中小城市不让跑?有人说这些 车层次很低、技术含量不高。技术含量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市场需求层次高了它就高了,需求层次就那么低,它当然就满足了当地的需求。所以,中低收入水平的 人,出行机动化的要求,是不是就不能被满足,可以满足的途径是不是必须要关闭,我想不应该是这样。

  总之,当前我们应该考虑,电动车市场如何由政策驱动转向政策、市场双驱动,应该从政策上陆续解决一些问题,来向这个领域转化。

范文清

区域差距将在城镇化进程中缩小——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中国区域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十三五”规划中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十三五”期间区域经济将呈现出哪些不同于之前的特点?区域经济格局又将有哪些变化?中国经济时报日前就上述话题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

  推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缩小区域差距重要途径

  中国经济时报:“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您如何看待区域经济间的协调发展问题,未来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协调发展?

  刘培林:“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并提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我个人的观察是,未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将和推进城镇化、缩小城乡差距,成为一个同一的过程。

  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如何理解这里的同一性。从全省的层面衡量,贵州省和浙江省的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差距都很大。但是,从城市的层面衡量,贵阳市和杭州市的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虽然也有差距,但相对而言就比从全省层面衡量的差距小得多。未来随着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人口跨省的迁移以及本地城镇化过程不断推进,区域之间发展水平和生产率水平之间的差距,就会相应缩小。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抽象出一些道理。区域发展水平和生产率差距,实际上由三个因素叠加而成,一是区域之间的城市的差距,二是区域之间的农村的差距,三是区域之间的城市化率差距。随着城镇化率超过50%并继续朝着更高水平提升,这里面第二和第三种因素对区域差距的影响趋于缩小。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相对落后区域的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更多人口和劳动力除外流到东部发达省份外,还可以就地城镇化,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农业领域流通到工业、服务业等非农领域,大幅度提升生产率水平。这样,在城乡差距逐渐缩小的同时,区域之间的差距也将进一步缩小。所以未来缩小区域差距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推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当然,在推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同时,努力实现农业现代化,并统筹各方面要素禀赋优势,提升各地农村的发展水平,也将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周其仁教授讲过一个例子,某个地方会经营,柿子留在树上当作农家乐的景观资源,以吸引游客的方式创收,比摘下柿子卖更划算。相比于肠胃的充实感而言,富裕起来的城里人更愿意为视觉感受付高价。这个例子如果加以抽象,可以类比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富裕起来的城里人对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态资源、绿色有机农业、观光资源等的需求收入弹性高。农村地区凭借这些资源而能够获得的相对价格,也将因为城市部门生产率的提高而“坐地起价”,分享城市部门生产率提高的红利。城市化水平越高,城里人生产率越高,城里人支付能力越高,农村的绿色、生态和农业资源就越值钱。这实际上也是城镇化过程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

  应更多着眼于促进人的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在当前严峻复杂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着眼点应该是什么?

  刘培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着眼点很多,包括提升地区的经济水平、改善地区的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但归根结底应该更多着眼于促进人的发展,而不能仅仅着眼于促进“地”的发展。

  “十三五”规划建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贯彻“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要“提高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实施更开放的创新人才引进政策,更大力度引进急需紧缺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发挥政府投入引导作用,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个人等有序参与人才资源开发和人才引进。”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使劳动者更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重“地”轻“人”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导致劳动者不能很好地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在特定的“地”上投入再多,效果也不明显。国际上有例可循,底特律市,经济发展颓势早已显现,为了止住经济下滑,底特律市加大了投资,但投资集中在建设交通运输系统、文化场馆等基础设施领域,对提升人力资本投资不够,最终受益主体是工程承包商,大量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没有提升,难以流动到其他地区和新产业,最后导致该市财政陷入破产困境。

  当然,要卸下这样一个思想包袱:即特定地区的发展兴衰全然都是由于主观因素所决定的。要认识到客观因素的影响,要认识到形势比人强,特别是要认识到发展阶段转换和相应的主导产业转换的影响。底特律市所在的五大湖地区,曾经是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是随着美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和产业与技术的升级,五大湖地区成了“铁锈地带”,而阳光地带的新的产业和经济部门成长起来了。所以,五大湖地区发展水平的相对位势降低,很大程度上有客观因素的影响。

  这个道理在中国也一样发挥作用。卸下这样的思想包袱,并非为中国发展位势相对降低的地区干部“开脱”,而是为了激励这些地方的干部着眼于人,着眼于提升本地人口和劳动力,提升人力资本;也是为了激励这些地方的干部痛痛快快地做好“加减乘除”法,特别是痛痛快快地做减法,乐见并推动人力资本得到提升的人口流动到其他生产率更高的地区。比如,目前东北人口大量外流引起关注,这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表现,是劳动力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和再配置。为了更好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东北地方政府不能因为人的外流趋势而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相反,要站在全国角度考虑,以人为本,着力提升人力资本。同时也要看到,在人口外流、人地比例关系改变以及其他条件综合变动的格局下,也一定会有富有企业家和有才能的人流入东北,打造适合新的要素禀赋结构的经济增长点。

  如何实现投资于人,“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已经给出了对策,“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清除人才流动障碍,提高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和服务保障体系,营造有利于人人皆可成才和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健全有利于人才向基层、中西部地区流动的政策体系。”

  充分发挥政府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十三五”期间,政府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将发挥什么作用?

  刘培林:区域协调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区域环境联防联控。我国环保机构以行政区划来设置,这固然是合理的。但是,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污染的负外部性在很多场合是跨行政区的。理论上讲,环保机构应该有两重设置:负外部性局限于本行政区的,比如固体废弃物,可以交由本行政区的环保机构负责监管;负外部性跨行政区的,比如河流排污、大气污染等,则应该按照负外部性的实际影响范围设置统一的环保机构,加以监管。当然,现实条件所限,难以按照理论上的最优原则设置环保机构,而只能在理论上的最优状态和现实情况中寻求平衡点。通俗的说法就是,围绕某些污染问题,开展区域联防联控。这方面政府一定要更好地发挥作用。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已经有相应的安排,取得成功经验后,应该向全国推广。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领域,也包括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布局和建设。这些基础设施会对区域协调发展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影响,一定要科学审慎决策;同时保持一定的灵活性,能够对市场变化情况作出响应。

  城市群的带动作用会更加凸显

  中国经济时报:在区域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是否会涌现一批新的城市群或是辐射带动作用强的中心城市?

  刘培林:城市群的带动作用在“十三五”期间会更加凸显。

  “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拓展区域发展空间。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优化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形成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等城市群。

  国际上现代化的基本规律是,人口普遍集聚在大江大河的三角洲地区。我国将来也不会偏离这个规律。当然,在我国中西部地区,也有一些适合承载一定规模的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的点状城市群或中心城市出现,比如成渝地区、关中地区、长江中游、中原地区等。未来,会有一批中心城市发展起来,并依托这些中心城市发展起若干重点经济区。

  中国经济时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区域经济增速也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十三五”期间这些特点是否会延续?

  刘培林:“十二五”末期,中国区域经济呈现出东部缓中趋稳,中部稳中有进,西部稳中有优,东北降幅较大的特征,这与中国各个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形势比人强,“十三五”期间地区发展趋势,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各地产业随着发展阶段变化而发生的变化。以煤炭、钢铁等重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地区以及资源型城市,比如东北三省、山西、内蒙古,如果不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这些地区“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速会比较缓慢,甚至有进一步下滑的可能性。东部地区在经历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城镇化推进时的高速增长后,目前产业转型升级已经见到成效,正逐渐进入稳增长时期,但也很难重现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的高速增长。其他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态势,取决于能不能像东部地区一样发展起持续稳定增长的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张一鸣 王彩娜

专家:东北新一轮振兴应避免路径依赖

  东北振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简单引几个大项目就能解决的,引入项目就是强心剂,管得了一时,管不了根本。根本的动力还是靠外部力量的刺激,形成内生动力,生成地方自身的造血功能,地方要有创新意识和能力,提高竞争力。

  此外还要转变思路,除了中央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外,更要鼓励地方政府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有更大更积极的作为,给地方先行先试更为宽松的政策。东北的问题很复杂,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以后无论怎么转型,如何转变发展动力,如何推进社会转型,都离不开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市场主体的再造和重塑。

  嘉宾

  吉林财经大学校长  宋冬林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李俊江

  吉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孙志明

  2003年东北振兴以来,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长率位居全国前列,但从2014年开始,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长率处于全国偏后位置。如何看待2003年至2013年间的东北十年振兴?当下东北经济的低迷由哪些因素造成?新的东北振兴之路应该如何走?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邀请吉林财经大学校长宋冬林、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俊江、吉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志明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三位专家一致认为,东北三省的现状与历史上东北计划经济痕迹较重、市场意识不强等原因密切相关,新一轮东北振兴应避免之前的路径依赖。

  东北振兴十年是“补课”的过程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看待2003年至2013年间的东北振兴?

  宋冬林:2003年中央出台东北振兴方案之前,整个东北地区的规模以上国有经济占比达到八成,黑龙江省超过80%,吉林省大概是80%,辽宁省也差不多。经过13年的改革,国有经济比例下降到50%以下,仍然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客观地说,东北振兴十年,东北老工业基地还是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

  在产业发展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就已经关注到东北的产业结构并出台了很多政策,包括技术改造等方面的政策,虽然在东北振兴相关政策出台13年后,产业结构发生了一些可喜变化,一产比例有所下降,二产比例相对稳定,三产比例上升明显。与过去比,一二三产业比例关系有改善,但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还有差距。

  之前东北增长很快,是一个顺周期的增长。当时全国出现投资热时,对基础设施,尤其是对一些原材料和原材料的初级加工有大量的需求,一下就把东北资源型产业和资源粗加工产业带了起来。也就是说当政策利好,投资比较热的时候,东北增长比其他地区要快。当市场不景气,整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它比其他地区下滑的要快。特别是在2014年后,整个东北经济出现全区域的断崖式下滑,引起社会关注。

  我认为,从2003年到现在,东北振兴战略还是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增长还不稳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区域性的持续下滑?

  李俊江:前一轮东北振兴时,整个东北地区在全国增长速度一直比较靠前,始终是两位数的增长。一方面与东北地区原来的经济基数低,以及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比如说把国有企业包袱转嫁出去有关;另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包括国内市场流通渠道的扩大,资源流动性的增加,比如靠国家优惠政策扶持,农业上一些项目的支持。但是这些都是东北“补课”的过程,真正的造血功能,健康的实体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力量没有形成。

  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是一致的,中国近十年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国外市场需求的增加。然而,现在国外市场需求一萎缩,国内经济产能过剩就凸显出来了。东北前些年的发展也得益于国际、国内整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在过去十几年里,有了搭便车式的增长,但应该形成内生动力、创新能力的过程并没有完成,在经济形势变化后,发展动力马上就没有了,没有可持续性。

  孙志明:2003年实施东北振兴战略以来,东北三省增长率普遍高于全国水平,但是从2014年开始整体上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下降得非常快。2007年全国GDP增速达到顶峰后,至今已经调整8年,是改革以来经济下行周期中往下调整最长的一次,考虑到中国经济正在进入增长的新常态,未来是不是会继续下台阶还很难说,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受到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2003年实施东北振兴战略时,全国的经济环境有利于重化工业发展,东北地区利用原来的工业结构和基础,发展迅速,在这十年的发展中,东北重工业比重偏重的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多因素致东北经济下滑

  中国经济时报:当下东北经济低迷体现在哪些方面,由哪些因素造成?

  宋冬林:东北经济近几年出现断崖式下滑,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产业结构问题。

  2003年到2015年,13年里整个东北经济的总量增加,人均收入也在增加,产业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三产有一些显著的发展,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的“工业一柱擎天,结构单一”的特点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以传统产业为主的工业竞争力不强,抗市场风险能力弱,一旦经济环境趋紧,竞争加剧,企业就会出现经营困难,就会由企业困局引致产业困局,进而导致财政收入急剧下滑。

  第二是经济活力不足。

  2003年东北振兴到现在为止,尽管GDP增长的速度并不慢,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在增长。但是,体制机制束缚仍然存在,在资源要素的配置上政府仍然起着决定性作用,要素资源的凝聚和吸引效应不强,利用和配置效率低下,经济缺乏活力,创新创业环境差,加之,气候条件和生活环境等方面因素,人口外流严重。北大课题组曾做过调查,近年来东北的人口持续负增长,人口大量流出,从流出的人口构成看,一是各类人才和青壮年劳动力,二是老年人口。这对经济增长显然是有影响的。

  李俊江:东北有几个根本性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一是人的观念问题。相对于南方经济发达地区,东北人观念相对封闭、保守、落后,还存在严重的官本位思想。二是体制机制问题,东北的体制机制不灵活,落后于南方。

  以吉林省为例,当地的地下和地上资源比江苏省要好很多,工业基础好,不仅汽车制造业发达,还有强大的产业工人队伍,高校数量较多,知识分子比例很高。但固化的观念、体制机制改不了,就无法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

  而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占比很大,虽然经过了上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但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上一轮国企改革和现在比相对简单,实际上就是资产的重组、变现,解决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使资源实现了合理配置,改制后的企业中,也提高了企业的效益,经营好的可能活下来了,现在也发展得很好,增加了就业。有的企业没有经营好,就自生自灭,被市场淘汰。上一轮的国企改革想激发活力,目前看激发了部分活力,一部分企业的效率提高,特别是竞争性行业,但如果从东北地区看,活下来的国有企业,大部分处在垄断性资源型行业。

  孙志明:东北形势确实比较难,原因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体制问题。相对南方沿海地区,东北的体制比较僵化,改革还不是很彻底。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发展,第一重点是改革,通过改革发挥市场作用,释放地区经济活力。东北改革进程相对较慢,活力就释放得慢。

  受体制等因素影响,东北计划经济痕迹较重,国企占比较高,东北人创业或者是发展经济的劲头都不是很足,加上东北地广人稀,人均耕地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很多,因此政府必须多做一些工作,才能把经济提上去。

  二是经济结构。东北国有经济占比较大,重工业占比高,调整起来比较难。改革开放初期,东北地区人均GDP很高,位列京津沪直辖市之后,其他省份之前。但改革开放30多年,当地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与之前固有的经济结构有关。改革开放之前,东北优先发展重工业,但在改革开放后,轻工业率先发展,南方抓住机会干起来了,东北把着“傻大黑粗”的东西动不了,一点点落后了。

  三是人口结构。东北人口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4年辽宁和吉林人口总数各增加了1万人,而黑龙江减少了2万人,整个东北地区人口数与上年持平,这可能是个转折点。原因有很多,其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出生率低,二是往外走的人多。从人口年龄结构看,东北的老年化程度比较高,社保负担比较重。

  这三个方面中,人口因素不好调整,体制可以改革,结构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可以变化。

  新一轮振兴需微观主体再造

  中国经济时报:新一轮的东北振兴之路如何走?

  宋冬林:东北的问题很复杂,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以后无论怎么转型,如何转变发展动力,如何推进社会转型,都离不开全面深化改革,离不开市场主体的再造和重塑。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需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体制机制问题,二是产业问题,三是市场主体问题。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实现与市场的全面对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具体说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重点在政府,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放宽市场禁入限制,创新商事制度安排,抑制垄断,鼓励竞争和创新,激活市场活力。产业问题的重点在于调结构和增强支柱产业竞争力,加减乘除并举。市场主体问题的重点在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转机制,卸包袱,减债务,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通过改革再造,重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微观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说,东北振兴与否的重要标志不仅在于GDP增长多少,更在于能否为适应经济新常态和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市场主体提供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新一轮的东北振兴思路要转变,除了中央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外,更要鼓励地方政府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有更大更积极的作为,给地方先行先试更为宽松的政策,如设立科技体制改革示范区、国有企业改革示范区和民营企业集群发展示范区等,在项目投入上,也要转变思路,要把钱用在刀刃上,比方说单一结构城市转型当中有些项目,可以采取PPP模式,引进民营资本,探索政府投入与社会资本有机结合的新模式。在建设接续替代产业园区上,充分考虑资源型城市的个体差异,因市施策,全产业链规划,产业布局上充分考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就业,积聚人气。对于单一结构城市中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比如偏远林区、矿区的转型发展要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总之,东北振兴关键在于构建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和制度保障,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重要的抓手只能是全面深化改革。

  李俊江:吉林和黑龙江本质上还是资源粗放类型的省份,要想振兴不是短时期内就能实现。而且短时间内,东北即使振兴,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将很难有实质性突破,需要立足优势产业。

  以吉林省为例,机械制造业有优势,形成了比较好的产业工人队伍,一汽工人素质很高;吉林也是农业大省,要发展现代化农业,做附加值高的产业。而另一方面,吉林省的对外开放度不高,没有出海港口,不具备发展大宗货物贸易物流的优势,但可以大力发展“互联网+”,现代服务业,比如吉林省可以做3D打印、大数据以及生物制药等。吉林省有科研优势,科研力量却一直没释放出来,要充分发挥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要协同发展,充分利用科研院所、大学的优势,为企业提供创新科研的平台。

  东北下一轮振兴,国有企业改革非常重要。前一段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一种粗放性的,或者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物理性质的改革,这一次要有化学反应,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到功能上都要改。

  从监管范围看,过去对国有企业管人、管物、管资产,现在要转变成管资本;从分类上看,过去国有企业改革都是政策一刀切,现在分类,和过去相比具有质的变化,明确提出按照分类管理,分类绩效,对国有企业的功能、作用发挥,就比过去更精准,比如国有企业有公益性、半公益性、还有非公益性的,非公益性的就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就要为社会运行提供基础公共服务,就不需要企业盈利,甚至政府可能还要给一些财政上支持;从管人的机制上看,国有企业有公务员系的管理,有市场化管理;从混合所有制看,新一轮的改革中,混合所有制也是一股独大,可以和民营经济混合,这是国有企业领域通过股权制的重组、改革,使得它的运营更加规范化。

  未来新一轮国企改革关键是制度设计,主要管资产或者管资本,保值增值,其他的完全按照市场化运作,市场竞争,选聘总经理董事长,也按照市场化的行为,不能定级别,要去行政化。但靠国企救活不了东北,要考虑怎么激发市场的活力,提振中小企业创业精神,未来东北的振兴要靠它的成长拉动。

  中央层面的简政放权,一定要落地,真正涉及核心的简政也要精简,要有壮士断腕的精神。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应该一刀切,像国企改革,应该分类指导,比如说国家有些政策,不管富裕地区还是落后地区,都采取一个政策,缺乏特殊性。

  过去几年,国家对落后地区,对东北的政策严格来讲支持的力度不够,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东北地区承担的改革成本要比南方大。当时东北的资源源源不断地调出去,这是没有回报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央给的政策实际上支持的力度有限,因为南方的国有企业少,所以改起来比较容易。由于北方的国有企业比重比较大,中央给的扶持政策特别是资金也是不够的,财政上还是要给予必要支持。有的内生动力还是要给予支持,在它形成造血功能之前,给它输点血,目的是让它把造血的功能恢复、提升。

  总之,东北振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简单引几个大项目就能解决的,引入项目就是强心剂,管得了一时,管不了根本。根本的动力还是靠外部力量的刺激,形成内生动力,生成地方自身的造血功能,地方要有创新意识和能力,提高竞争力。现在东北没有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没有产业带,没有竞争力,没有竞争优势。

  孙志明:新一轮的东北振兴,中央别给地方太大压力,要让它有一段时间的调整,虽然调整的过程挺痛苦,但是可能调整完以后,整个经济的活力会表现得更充分一些。

  首先,东北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比如吉林省在2013年就开始提出了突出发展民营经济。2014年全国实施商事制度改革,先照后证,吉林省在2013年就先改了,效果挺好,未来应继续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其次,东北地区科教基础比较好,人均受教育程度、科技力量很强,但现在应该重新做评估。之前科技部公布的数据中,吉林省每万人中的研发人员数量并不靠前,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毕竟东北地区原来有一些基础,可以加大在科技教育方面改革力度,加大投入力度,提高科技对GDP增长的贡献,把科技教育要素的能量释放出来,实现创新发展。

张一鸣 王有军

李佐军:对外开放 解放思想 区域整合促发展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决定行为,思想引领行为,思想是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事实上,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几乎都是先有思想革新,后有重大的变革行动和经济社会发展。思想解放有利于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思想动力,思想即观念、文化等,也属于广义制度中的无形制度,故也可将思想解放作为“三大发动机”之一的“制度变革”的一部分。

    地方政府竞争确实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尽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等方针下,各级政府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由于政府具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因此各地政府之间的“增长竞赛”就成为各地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因。

    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九大促进作用

    对外开放一方面可以促进改革,另一方面本身即是改革,故可将对外开放作为“三大发动机”之一的“制度变革”的一部分。

    “一带一路”、亚投行、人民币国际化、自贸区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等都是最近的热词。所有这些热词都反映出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不仅要“引进来”,而且要“走出去”;不仅要遵循现有国际秩序,而且要积极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不仅要开展国际双边、多边合作,而且要开展大区域系统合作;不仅要推进实物层面的对外开放,而且要推进货币金融层面的对外开放;不仅要有进有出,而且要“优进优出”。

    在新阶段,有必要对对外开放的作用做更系统的梳理和分析。由于本文重点讨论发展动力,故侧重从动力角度分析对外开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促进作用。

    对外开放是一个双向系统,不仅包括打开国门“引进来”,而且包括面向世界“走出去”。对外开放的具体形式很多,包括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对外金融合作、对外产能合作(或对外产业合作,含对外工程合作)、对外技术合作、对外人才交流、对外文化交流、对外环保合作、对外军事合作等。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能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如下九个方面作用。

    作用一:扩大产品市场

    在闭关锁国条件下,企业产品的市场限于国内市场。而在对外开放条件下,企业产品市场则扩大到全球市场。只要企业产品有国际竞争力,则就不愁没有销路。市场的扩大,即意味着效益的增加,不仅包括成本不变下销量增加带来的效益增加,而且包括因规模经济出现、成本下降而带来的效益增加。其实,斯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都证明了这一点:在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之间开展相互贸易,可实现互利共赢。

    作用二:增加消费者选择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一国的消费者只能选择本国生产的产品或服务。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可以选择世界各国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服务,选择范围大大拓宽,可以获取更多的“消费者剩余”。不仅消费者可选择的花色品种增加,而且消费的档次可多样化,即增加了消费者选择不同档次消费品的空间。而且,消费者不仅可以在本国购买商品或服务,而且还可以出国购买喜欢的商品或服务。

    作用三:扩大经营舞台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一国的企业只能在本土进行投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舞台有限。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企业则可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国进行投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舞台大大拓宽。最近,中国正在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其实质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产业链和生产经营环节,分享全球分工协作的好处。

    国际产能合作的形式可包括产能“一揽子”合作(将装备、技术、管理、标准和资本“打包”)、全产业链战略联盟合作、就地建设产业园区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采取BOT、PPP等方式)、“工程承包+融资”合作、融资服务合作等。这些都为本国企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

    作用四:弥补资金缺口

    吸引外资是对外开放初期最富有吸引力的形式。“双缺口”模型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会遇到储蓄不足和外汇不足的挑战,对外出口和吸引外资可以弥补储蓄和外汇的“双缺口”。吸引外资包括吸引私人来源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商业银行贷款和出口信贷,以及官方来源的按市场条件提供的贷款和投资等。同时,本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也可以通过获得利润回报而在国内进行投资。还有,国外的援助也可以部分弥补国内的资金缺口。

    作用五:缓解资源压力

    任何国家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不仅是数量有限,更主要的是品种有限,而发展经济、满足国民生活需求则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对外开放则可以通过引进国外资源来满足国内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在不对外开放的情况下,一些国家为了满足国内的需要,很可能会对资源进行过度的、高成本的开发和利用,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和破坏。而对外开放则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优选资源,缓解国内的资源压力。

    作用六:促进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往往来自两个基本动力:一是市场需求的拉动;二是竞争的推动。而对外开放,一方面可通过扩大产品的市场、增加消费者的选择来扩大市场需求,进而拉动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可通过扩大国内企业的竞争范围、增加竞争强度,来推进技术进步。不难看出,人类许多重大的技术进步都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如蒸汽机技术、铁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等。而且,开放条件下的“知识外溢”效应和信息流通也非常有利于技术进步。

    作用七:提升人力资本

    一国的知识、管理经验和文化都有某种局限性,而全世界的知识、管理经验和文化则丰富得多。在开放条件下,提升人力资本可跳出本国的局限,在全球范围吸纳知识、管理经验和文化。故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最好同时引进管理经验,加强国家之间的人才交流、文化交流可以共同提升交流双方的人力资本。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通过输送大批人才留学、开展海外交流等,就显著地提升了整体的人力资源水平。

    作用八:促进制度变革

    对外开放的一个隐蔽而神奇的作用是促进国内的改革。改革是对现有权益格局的调整,常常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在封闭条件下,人们往往不知道外面精彩的世界,而陷于安于现状、故步自封、自我陶醉之中。一旦打开国门,有了比较,就会发现自身的差距,就有了变革的动力和压力。事实上,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有很大部分是因开放引发和推动的,如设立对外开放特区、吸引外资等都推动了国内改革。

    作用九:保障多种安全

    一个国家的安全有很多种,如国防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粮食安全等。许多安全越是在封闭下越难维持,越是在开放下越好维护。如在开放条件下,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高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侵犯他国也会损害自身的利益,维护国际规则和秩序可以实现共同安全。在此情况下,维护国防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粮食安全等成为各国共同的诉求,只要各国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就可以共同提高各国的安全系数。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面临着艰巨的改革、转型和创新任务。国际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政治格局正在重组,世界经济正处于艰难的再平衡之中。在此形势下,我们一定要有全球视野,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深刻认识对外开放的多重作用,突出“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国际产能合作等重点,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

    解放思想是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力

    思想解放有利于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思想动力,思想即观念、文化等,也属于广义制度中的无形制度,故也可将思想解放作为“三大发动机”之一的“制度变革”的一部分。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全面改革的新时代,同时经济开始逐步步入新常态。新时期我们面临异常艰巨的改革、转型、创新和发展任务,粗放发展的模式已走到尽头,长期依赖的“三驾马车”动力逐渐式微,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发展动力。改革、转型、创新都是新的发展动力,但所有这些动力都依赖于解放思想这一更深层次的动力。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决定行为,思想引领行为,思想是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事实上,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几乎都是先有思想革新,后有重大的变革行动和经济社会发展。

    如先有荷兰的宗教宽容和解思想,后有荷兰的“商业革命”和率先崛起;先有英国的“新教革命”(或“宗教改革”或“清教革命”),后有英国的“光荣革命”、“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先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后有意大利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先有法国的“思想启蒙”,后有法国的多次“革命”和经济发展;先有美国的“宗教改革”和《独立宣言》,后有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强大;先有日本的“文明开化”思想,后有日本的“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先有“戊戌维新”思想,后有“戊戌变革”行动;先有“五四运动”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传播,后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先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后有伟大的改革开放和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

    如前所述,影响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需求边动力,如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二是供给边要素投入动力,如劳动力、资金、土地等投入;三是供给边生产率提高动力,如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其中,中国的制度变革又包括中国特色的制度动力(“五驾制度马车”)——价格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组织制度等,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信息化等;四是两个相对独立而又属于制度变革范畴的动力——对外开放和思想解放。本文已讨论了前面所有的动力,这里要分析的是思想解放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

    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人,影响人行为的核心因素是制度和思想,决定制度变革的因素也是思想,故思想是影响经济发展最根源的因素,抓住思想就抓住了影响经济发展的“牛鼻子”。在特定的时空下,思想既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思想,也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思想。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摆脱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转向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

    思想是与特定主体如民众、企业家、学者、领导人等相连的,民众的观念和意识、企业家的精神、学者的理论和观点、领导人的理念和意志等都受思想的影响和左右。而这些主体的思想状态和取向都从不同方面影响经济发展。

    首先,民众的观念和意识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动力。经济发展依赖于企业发展和民众创业。企业发展依赖于企业家精神和企业中每个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而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一方面依赖于激励制度的设计,另一方面依赖于员工的观念和意识。不同的宗教和思想教育对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影响不同,如基督教较佛教更引导人采取入世的行为。民众创业的行为更是受观念和意识的引导,在大众中培育创业意识就有利于经济发展。

    其次,企业家的精神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主体,企业家是企业的主帅和灵魂,企业家精神是支撑企业家创新和应对风险的基础力量。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企业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创新和冒险,而这首先需要企业家来承担和推动。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思想品质,包括创新、冒险、敬业、合作、诚信等。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只要有了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就会产生和成长起一批优秀的企业,经济发展就水到渠成了。

    再次,学者的理论和观点是引领经济发展的无形力量。尽管很多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但诚如凯恩斯所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思想家的思想,无论是对还是错,实际上都要比一般人想像得更为有力。这个世界确实是有少数精英统治的。那些自认为能够免于受经济学家思想影响的实干家往往是那些已经过世的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当权狂妄人信奉的其实也不过是若干年前某些末流文人狂妄思想的零碎而已。”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看,学者的地位和作用巨大而无形。尽管在当今中国经济学家常常挨骂,但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许多经济学家为破除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普及市场经济知识、提供经济决策咨询服务、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第四,领导人或领导人团队的理念和意志对经济发展影响重大。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领导人或领导人团队对经济发展影响重大,有时可以说“领导是第一生产力”,在同样的环境和条件下,仅仅因为换了一个领导人,结果几年之后面貌焕然一新。领导人的主要职责是确定方向、战略和路线,而其思想和理念是否科学合理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效果。若领导思想僵化、观念陈旧,就可能导致国家或地区走很长的弯路,反之则会顺利、较快走向现代化。

    上面主要分析了思想通过各个主体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更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解放各个主体的思想,摆脱僵化思想、陈旧观念的束缚,培育与时俱进的新思想,更能促进经济发展。

    对当前的中国来说,经济持续下行,面临前所未有的稳增长压力。在此形势下,有必要开展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思想解放”,以寻找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力。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发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启了伟大的改革开放。1992年小平南巡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想,掀起了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高潮。十八大后,我国进入全面改革的新时代,有必要开启“第三次思想解放”。

    “第三次思想解放”可重点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推进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没有彻底完成的关于人权的思想启蒙,理清公权与民权的关系,清理特权思想,为全面改革扫清思想障碍;另一方面,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形成的“过渡性改革思想”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更加强调全面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公平发展等思想和理念。

    通过“第三次思想解放”,消除思想迷雾,进一步明确前进的方向,凝聚共识,减少内耗,形成合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地方政府竞争何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地方竞争为一些学者所重视,故予以讨论。地方竞争其实是一种制度安排,故也可作为经济发展“三大发动机”之一的“制度变革”的一部分。

    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动因的分析一直国内外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被学者们提得较多的动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改革开放或制度变革(含渐进改革、边缘改革等)、中国模式(政府主导、投资推动、赶超发展等)、地方政府竞争、比较优势发挥、人口红利释放等。其中,张五常等人提出的“地方政府竞争说”更是在近年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出,中国近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是由各地地方政府(特别是县区一级的政府)的高度竞争带来的,各地地方政府通过出售土地、给予税收优惠等手段,竞相招商引资,发展本地经济,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各县区政府为了使自身收益最大化,展开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等。

    毋庸讳言,地方政府竞争确实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尽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等方针下,各级政府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由于政企分开改革推进滞后,各级地方政府可以“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经营国有资产”,于是逐步演变成“经济发展总公司”或“政府企业”,书记相当于董事长,市长相当于总经理,其主要精力放在招商引资、工业发展、开发区建设等经济工作上。由于政府具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因此各地政府之间的“增长竞赛”就成为各地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因。

    政府本乃公共服务组织,何以会出现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制度原因:

    一是从“财税包干制”到分税制,使地方政府有了竞争的内在动力。分税制实施前的“财税包干制”使地方政府有完成了规定上缴任务后追求自身税收收入最大化的内在激励,于是出现了围绕降低上缴基数、扩大本地留成的激烈竞争。分税制实施后,围绕如何增加地税在各地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由于地税主要来自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资源税、土地使用税等,因此建开发区、发展工业、开发资源、发展房地产等就成为各地共同的竞争手段。

    二是以GDP、工业增加值等为主要内容的考核制度使地方政府有了竞争的外部压力。各级地方政府要接受上级政府的考核,考核的主要指标是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等,于是为了获得上级的肯定,为了在各种排行榜上赢得靠前的名次,在各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

    三是对土地和资源的控制使地方政府有了竞争的手段。与西方国家地方政府之间难以形成经济竞争不同,中国地方政府拥有对土地和资源的所有权、控制权和监管权,可以通过竞相出让土地和资源、竞相开展“制度补贴竞赛”等而进行竞争。

    必须指出的是,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也存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如在“大跃进”时期,各地也存在围绕超英赶美、大炼钢铁、亩产“放卫星”等竞争。

    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手段有:一是竞相以各种优惠手段(如减免税收或利税返还、低价供地、低价提供配套服务、给予补贴、减少行政审批程序、给予某些垄断经营权等)开展多种形式的招商引资;二是竞相设立各种形式的开发区或产业园区,将其作为经济竞争的主要平台;三是竞相快速发展对GDP和财政税收贡献较大的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四是竞相大范围征用农村土地,发展房地产,开展“造城运动”;五是竞相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大搞“政绩工程”或“形象工程”;六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竞相透支开发利用本地资源;七是竞相争取各种帽子和名号,如特区、试验区、示范区、自贸区、城市新区、国家级开发区等。

    地方政府竞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对过去30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显著贡献;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很多副作用和后遗症,如:地方政府同时作为“裁判员”和“运动员”,不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损害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为“设租”、“寻租”提供了空间,滋生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许多地方为此搞“地方保护主义”,阻碍了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延缓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许多地方在招商引资中进行恶性竞争,给予外来投资者过多的税收优惠、经营特权等,同时压低本地劳动力价格,损害了当地民众的权益;有的地方为了“亲商”、“富商”等,放纵企业大规模消耗资源、污染环境,损害了当地的长远利益;在“以GDP论英雄”引导下,什么来政绩快就发展什么,造成了严重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为了尽可能增加GDP,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工业和房地产上,扭曲了产业结构;在“软预算约束”下,过度负债,增加了金融风险等。

    地方政府竞争与企业竞争有明显的不同:一是竞争目的不同,地方政府主要为GDP政绩和财政收入而竞争,企业主要为效益和可持续竞争力而竞争;二是竞争手段不同,地方政府可运用政府管理权和控制重要资源的特权开展竞争,企业则主要通过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开展竞争;三是竞争平台不同,地方政府主要利用本地空间进行竞争,企业则利用全球市场舞台进行竞争。

    在现代市场经济下,公平的企业竞争是应该鼓励的,但地方政府竞争则应受到一定的约束:首先,地方政府竞争应主要围绕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而竞争,对围绕增加政府自身权益的竞争应予以限制;其次,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也应像企业竞争一样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对依托行政特权而开展的竞争应予以禁止;再次,地方政府竞争应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要遵循全国统一的竞赛规则。

    在中国目前的体制条件下,地方政府竞争仍然是必须依靠的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不能因为其有缺点而一竿子打死。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引导地方政府竞争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如何引导?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强调:一是加快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坚持政府主要作为公共服务组织的基本方向,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明确其主要职责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环境保护等,将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职责逐步交给企业和市场。二是改革干部考核制度和考核方式,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提高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安全生产、民生福利等方面的考核权重,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考核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增加民众考核干部的机会。三是尽快制定规范地方政府竞争的相关法律法规,使地方政府竞争有统一的规则可以遵循。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李佐军

易宪容:全球经济“新病态”下 投资行为需设安全底线

  近日,成功预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有“新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教授罗比尼指出,目前的全球经济可以用“新病态”来定义。也就是说,从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尽管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拯救政策,但是越是拯救,经济越是衰退,已经进入严重病态。

  日本媒体日经新闻,也以“新病态”来形容当前全球股市动荡不安的景况。

  根据彭博通讯社的资料,受多个主要经济体的数据疲软、地缘政治紧张以及A股暴跌等因素影响,2016年之初全球股市遭遇了大幅抛售,3个交易市值蒸发了2.5万亿美元,创2000年以来最差。1月7日,A股由于熔断机制再次大跌,全球股市跟随下跌,投资者的损失进一步扩大。

  可以说,目前全球股市的下跌与经济的病态密切相关。市场分析人士亦认为,这与各国经济的基本面有关。上周发布的主要经济体数据普遍低于预期,显示全球经济依旧疲软。

  比如,2015年12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48.2,连续10个月处于经济萎缩区间;印度12月制造业指数PMI下滑至49.1,为两年来首次跌到收缩区间;美国12月制造业PMI下滑到了48.2,也是2009年6月以来最低水平。

  由于经济前景比预期差,任何市场诱因都可能引发股市下跌,再加上中东地缘政治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再度紧张、美元加息等,这些因素更容易引发股市大跌。

  最近,索罗斯也指出,当前全球市场环境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很相似,一场新的全球金融危机在所难免。

  国内外投资者可能会问,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采取救经济的政策越来越多,越来越宽松,为何经济越来越难以复苏?全球经济的新病态根源又在哪里?

  2008年以前,除了日本经济之外,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全球各国经济都处于快速发展与繁荣时期。这种繁荣主要得益于上世纪80年代起,全球冷战的结束及中国的改革开放,有近30亿劳动力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这不仅推动不少新兴国家及转轨经济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也让资源型国家及发达国家在这种过程中大受其益。

  但是,这种经济繁荣也带动了不少国家货币快速升值和企业及家庭的债务杠杆率快速上升,尤其是美国,从而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埋下巨大隐患。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开始金融市场的去杠杆化,企业及家庭的债务全面减轻,但发达国家的企业和家庭的去杠杆化,却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方式转化为国家的债务杠杆化。这不仅使发达国家的债务负担全面上升,也导致其股市出现了一轮前所未有的繁荣期,资产价格泡沫全面上升。

  对新兴市场来说,比如中国,也借助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出现了企业及家庭加杠杆的过程,造成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全面飙升;俄罗斯、巴西及南非等资源国家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借助于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让本币快速升值、资产价格上涨等让国家经济快速成长。

  但是一旦欧美发达国家的债务高杠杆化到达临界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债务高杠杆化可能走到尽头,相应的经济问题也会暴露出来。这种严重过度信用扩张的结果,就是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四起,使得全球经济不仅处于严重的病态之中,也处于泡沫破灭风险之中。

  面对这些风险,精明的投资者早就心知肚明,都知道过度信用扩张的泡沫最后会破灭,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些泡沫破灭并非同时发生。他们所要做的是,既想在泡沫破灭之前获得大利,又想在泡沫破灭之前能够逃之夭夭。

  上述想法或许具有可操作性,但人算不如天算,谁又知道自己一定不会成为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呢?在欧美发达金融市场程式化交易十分盛行的情况下,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股市大幅震荡。基于此,在当前全球经济所处的“新病态”下,投资者必须高度关注各种“黑天鹅”事件,要为自己的投资行为设下安全底线。

易宪容

3位专家展望今年宏观政策:稳健仍是货币政策主旋律

  灵活适度不超调

  2015年以来,关于“中国版量化宽松”的呼声就未停息。那么,当前货币政策的基调真的有必要改变吗?如何正确理解“灵活适度”?

  连平:当前货币政策更多的应起到支持保障作用,不宜过度宽松,避免超调。

  货币政策应兼顾好三方面平衡,总体趋向稳定。一是货币政策助力稳增长需要将杠杆率控制在合理水平。2014年末我国M2与GDP比值已达1.93,预计5年后可能达到2.3。从前瞻控风险考虑,货币政策需要控制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二是兼顾控制资产泡沫和防通胀的需要。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吹大类似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泡沫,增加风险隐患。在流动性充裕、利率水平明显回落和政策松绑的条件下,北上广深和部分二线城市房价已经明显上涨。近期广义货币和狭义货币增速显著提升,尤其是M1大幅上行,值得关注。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资产泡沫和消费领域通胀,货币政策需要前瞻性地控制货币增速。三是兼顾资本流动和汇率水平基本稳定的需要。在经济增长持续下行条件下,市场容易形成货币贬值预期和资本流出压力。

  随着人民币加入SDR,资本账户开放程度逐步提高,尤其是在美国加息的背景下,资本阶段性流出和货币贬值风险必须重点关注。考虑到上述三方面需要兼顾的平衡,货币政策宽松程度需要谨慎把握,在兼顾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同时,还要考虑降杠杆、防通胀等方面的需求。毕竟当前经济增速下滑是去产能和调结构必经的阵痛阶段,并且很大程度上还受全球经济低迷等外部因素影响,增长仍运行在合理区间。

  而货币政策总量松动已经达到一定的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相对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拥有更好的针对性,可更直接地产生效应。再者,当前PPI连续下行,不仅仅是国内产能过剩和需求弱的表现,国际能源供需失衡带来的输入性因素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不一定能缓解PPI下行趋势,反而可能增加物价和资产价格的上行压力。

  曾刚:仅依靠货币政策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货币政策需要平衡多重目标,进一步宽松可能有助于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对稳增长有利。但从防风险的角度看,如果流动性大幅扩张,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过多的流动性可能造成更大资产泡沫。目前,我国货币政策宽松的空间不大。利率水平已经下降到较低的水平,同时,还要考虑美联储加息可能引发资本流出的问题。流出的部分未来还要依靠降准来对冲,补充基础货币缺口。因此,进一步降准的可能性很大,但总体来看,2016年,货币政策面临形势越来越复杂,货币政策平衡多重目标的难度也较大。

  未来总量的政策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结构性政策。在货币政策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条件下,结构性工具越多,货币政策的灵活度越强。此前,央行通过定向降准,MLF、SLF、PSL等定向工具向三农、小微、棚改等领域提供流动性,以支持这些薄弱环节的发展。此外,央行可以通过政策性银行进行结构性的优化,引导资金进入需要扶持的领域,而不只是单纯依靠降低利率或者调整无差异降低存款准备金。

  目标不少难度大

  1月7日至8日召开的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认为过去的一年里,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我国继续加强宏观调控,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切实防范金融风险,促进了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发展。各位如何评价这一判断?

  温彬:过去的一年,央行进行了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创新,货币政策操作注重前瞻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方面,央行通过价格型和数量型工具结合、长期和短期政策工具结合、定向型和全面型工具结合,进一步提高了货币政策操作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央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和信贷的合理增长,同时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防范了系统性金融风险。

  曾刚:2015年的货币政策需要平衡多重目标,难度较大。第一个目标是稳增长。实体经济面临困难,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突出,如何推动利率下行,保持相对宽松的流动性尤为重要。因此,2014年11月以来,央行先后6次降息、5次降准。从目前银行间市场的情况来看,利率水平比2014年底有明显的下降。可以说,货币政策在降成本上发挥了较大作用。第二个目标是调结构。我国经济发展中结构性问题也需要解决。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中也使用了一些结构性的手段,包括差别化存款准备金、PSL等,这突破了传统货币政策的范畴,也就是把总量调控与定向调控结合起来,这在2016年也会延续。第三个目标是促改革。大力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管制基本取消,央行货币政策框架也在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第四个目标是防风险,2015年,央行对SLF扩容,扩大抵押品范围等,都是在扩大货币政策工具“篮子”,增强调控的有效性。

  降低成本有工具

  2015年,货币政策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方面发挥了不小作用。下一步,还会继续降息降准吗?现在有观点认为,央行进一步降息的空间已经很小了。但同时,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仍然是重中之重,如果降息工具不用了,还能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吗?

  温彬:2016年是否会进一步降息,将主要受制于人民币汇率走势。目前中美10年期国债无风险收益率已经收窄至50个基点左右。为了防止资本外流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压力,降息的空间相对有限,全年或最多只有一次降息。至于降准,今年每个季度都将伴随降准的可能。随着外汇占款下降导致基础货币投放量减少,需要降准来进行对冲。

  目前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包里种类已经比较丰富,可以通过SLF、MLF、PSL等工具及公开市场操作来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下行,实现稳定货币流动性的目标。货币市场利率下来了,就能传导至债券市场等,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这与鼓励发展直接融资的方向是一致的。

  连平:相对而言,明年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空间较大,市场流动性将持续较为充裕,利率水平将进一步回落,但2016年中国不可能推行零利率政策。鉴于目前我国总体流动性充裕,未来货币政策很可能围绕“稳增长”和“控风险”两个核心目标运行,保持稳健偏松的格局。

  当前,受金融市场化改革加深、互联网金融发展冲击以及海外资金双向流动态势客观上降低了维持过高准备金率的必要性等因素的影响,推动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调控为主转向价格型调控为主的时机已经成熟。

  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成功转型意义重大。这将使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更加与时俱进和适应现代金融体系发展,也将使得我国央行通过价格型工具和数量型工具的综合运用,更有效、更精准、更直接地实现政策目标,并达到价格型和数量型调控工具的优势互补,有助于推动融资成本降低和金融效率提升,促进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防范风险居首位

  在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对金融风险防控的重视程度在上升。有人认为防风险将是2016年的首要任务,各位如何看?另外,请各位专家预测一下,2016年全年M2和货币信贷的目标可能在什么水平?

  温彬:防范系统性风险将是央行的首要任务。从国际上看,市场预期,美联储今年会有3次左右加息,如果加息的步伐明显超过市场预期,可能导致新一轮的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并对新兴市场国家汇率贬值形成压力。从国内来看,部分领域的金融风险仍不容忽视。

  由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依然错综复杂,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作为短期需求管理手段,货币政策在支持全年经济增长稳中求进的同时,还应注意与宏观审慎管理相结合。目前我国房地产投资下滑,企业、地方政府杠杆较高,在货币政策转型期间要注意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

  2015年底,央行推出了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是对现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的升级。这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更加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风险,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并适应资产多元化的趋势。

  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是完善金融监管框架的必然要求。我国传统金融监管的核心是微观审慎监管,其主要目标是维护微观个体机构的稳健,但客观上也容易忽略微观监管的宏观影响,从而有可能使得原有货币政策框架与微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一定的政策管理空白。弥补监管空白的重要方法,便是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从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我认为,2016年全年M2增速应该在13%左右,信贷规模在12万亿元左右。

  曾刚:未来如何加强对金融市场全图景的监测和关注非常重要。2015年以来,金融市场的波动较大,风险也更加复杂。实体经济需要进一步去产能、降杠杆,客观加大了企业违约风险。就金融市场而言,跨市场的产品和交易越来越多,潜在的风险更复杂也更多。在汇改继续推进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也会对市场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这就对央行流动性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央行货币政策工具持续增多,可接受的资产也在拓展,已经建立起了全面的供血机制,如SLF、MLF、PSL等,这些工具长短结合,还能定向提供流动性,使得央行针对“毛细血管”都有供血的能力,这就大大降低了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几率。

  对于近期央行推出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市场也有很多的解读。推出这一体系的背景是,目前金融市场有很多跨市场交易,资产也更为多元化,很多资产都以受益权的方式出现。这使得以前只盯住信贷的合意贷款,已经不能反映银行体系真实债务扩展的规模。因此,需要扩张合意贷款盯住的资产范围,把其他资产也列入,才能有效控制资产规模。总的来说,这是适应金融业创新发展的调整,并且这一调整是相当有必要的,是对货币政策的完善。也是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监管层一方面能够更好地了解银行的信用扩展状况,另一方面对货币政策的指定和执行而言,也能提高其针对性和有效性。

  至于2016年全年M2和货币信贷的目标,可能与2015年水平差不多。

  连平:在我看来,2016年M2增速13%左右,全年新增人民币信贷在14.3万亿元左右。

    专家介绍:  

    连平,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曾刚,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

辛国斌:5年内建成智能制造标准体系

  推进智能制造,标准化要先行。为解决标准缺失、滞后以及交叉重复等问题,指导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智能制造标准化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布 《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2015年版)》 (以下简称 《建设指南》)。

  《建设指南》明确了建设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的总体要求、建设思路、建设内容和组织实施方式,坚持 “共性先立、急用先行”的原则,既聚焦制造业优势领域,又兼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力争通过标准体系建设,解决制造环节互联互通等智能制造发展的制约瓶颈。就 《建设指南》编制的背景、内容及重要意义,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接受中国工业报记者专访时作了权威解读。

  应对智能制造需求 构建标准框架体系

  辛国斌指出,智能制造是 《中国制造2025》的主攻方向,是落实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我国制造业紧跟世界发展趋势、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智能制造具有较强综合性,不仅仅是单一技术和装备的突破与应用,而是制造技术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集成,是生产组织方式和商业模式的变革。

  随着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高速发展,我国智能制造装备的发展深度和广度日益提升,以新型传感器、智能控制系统、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成套生产线为代表的智能制造装备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智能制造装备实现突破,但制造环节互联互通等制约智能制造发展的关键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对跨行业、跨领域的智能制造标准化需求日益迫切。

  为解决标准缺失、滞后以及交叉重复等问题,充分发挥标准在推进智能制造发展中的基础性和引导性作用,两部门联合发布了 《建设指南》。 《建设指南》从生命周期、系统层级、智能功能等3个维度建立了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参考模型,并由此提出了智能制造标准体系框架,框架包括基础、安全、管理、检测评价、可靠性等5类基础共性标准和智能装备、智能工厂、智能服务、工业软件和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5类关键技术标准以及包括 《中国制造2025》中10大应用领域在内的不同行业的应用标准。

  为便于企业参阅, 《建设指南》对现有智能制造相关标准按基础共性、关键技术和重点行业进行了分类整理,构建由 “5+5+10”类标准组成的智能制造标准体系框架,建立标准体系的动态完善机制,逐步形成智能制造强有力的标准支撑。

  重点领域率先突破 制造业全领域推广

  辛国斌指出,工信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制定并发布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为智能制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立项提供依据。 《建设指南》是指导未来一段时期内智能制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立项及制修订工作的依据,同时也是对智能制造标准进行科学管理的基本依据。智能制造标准化工作涉及多个行业、多个技术领域。依据 《建设指南》的相关要求,充分结合我国制造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总体发展布局,适时制修订符合我国国情的智能制造标准,为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二是有利于推动解决制造环节互联互通、跨行业跨领域标准化问题。 《建设指南》全面纳入与智能制造密切相关的基础通用、关键技术及重点行业应用标准,并对已制定、制定中的标准进行了全面梳理,以聚焦制造业优势领域、兼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出发点,按照“共性先立、急用先行”原则,主要面向跨领域、跨行业的系统集成类标准,通过统筹标准资源、优化标准结构,重点解决当前推进智能制造工作中遇到的数据集成、互联互通等基础瓶颈问题。

  三是明确了立足国情、开放合作理念。 《建设指南》依据我国智能制造标准基础差、行业发展不平衡等特点,充分考虑标准的适用性,突出强调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制定与产业化; 《建设指南》的部分内容充分借鉴了德国工业4.0和美国工业互联网的相关标准化内容,并与先进制造国家和国际标准化组织进行参照,推动将相关标准上升为国际标准。同时,也要将适合我国制造业发展需求的国际标准适时转化为国家标准,努力建设一个兼容性好、开放性强的标准体系。

  四是有利于建立与时俱进、持续进行的标准完善机制。 《建设指南》是基于当前智能制造的技术特点以及对智能制造的认识进行编制的,但智能制造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庞大系统,产业界对智能制造的认识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随着智能制造技术、产业的发展,新模式新业态的不断涌现,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将进行动态调整和完善。

  辛国斌强调,要大力推动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的建立,不断推出重点行业智能制造标准,并率先在 《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领域取得突破。

  具体来看,根据当前制造业发展现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将在5年内建成并逐步完善,共分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 (2016~2017年)主要解决标准体系融合贯通和基础标准缺失的问题,第二阶段 (2018~2020年)主要解决标准体系完善及标准在全制造业领域推广应用的问题。

  具体目标是:到2017年,初步建立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制定60项以上智能制造重点标准,按照 “共性先立、急用先行”的立项原则,制定参考模型、术语定义、标识解析、评价指标等基础共性标准和数据格式、通讯协议等关键技术标准,探索制定重点行业智能制造标准,并率先在 《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推动智能制造国家标准上升成为国际标准,标准应用水平和国际化水平明显提高。

  到2020年,力争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制修订500项以上智能制造标准,基本实现基础共性标准和关键技术标准全覆盖,智能制造标准在企业得到广泛的应用验证,在制造业全领域推广应用,促进我国智能制造水平大幅提升,我国智能制造标准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

司建楠

陈道富:中国金融体系施加了太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16年1月9日,由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SEEC)与和讯网联合主办的“改革新动力”财经中国2015年会暨第十三届财经风云榜在北京召开。年会围绕“改革新动力”的会议主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在“对话:金融改革新任务”圆桌论坛上表示,中国的金融体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体系不可完成的任务,或者不是最优完成任务的时候,应该首先需要做这方面的讨论。

  以下为演讲实录:

  陈道富:很高兴有机会讨论金融改革,作为第一个发言,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局。我想回答主持人给我提出来往哪里去的问题之前,先说一说由什么决定往哪里去。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外求美国、德国、日本的制度,曾经这么求过,但是到了今天,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自己的金融体系到底需要往哪里去,我们需要回到自己的金融体系,回到自己经济的运行,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才能讨论中国的金融体系往哪里去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所谓的金融改革更多的是自我成长,自我突破的过程。往哪里去?金融体系是有生命的体系,它自己会决定往哪里去。对改革者来说,最核心的问题是不带偏见的倾听金融体系发出的声音,金融体系想往哪里去。金融体系用特殊的语言告诉你往哪里去,用大家感觉到的不顺畅、别扭、风险、危机的方法,来告诉你,原来有些东西束缚了你,你需要突破,需要调整方向。所以我首先想说的是,金融改革是在自己的脚下,从外面找的时候,你发现国外好多形式上的东西中国都有了。有宏观调控,微观机制,国外该有的制度在中国也都有了,以及熔断机制,形式上我们都在学,包括很多国外的金融产品我们在国内也可以看到。

  但是我们总觉得金融体系有问题,一方面看到金融体系非常火热,看到互联网金融,看到体制外的体系,看到非常火热的金融,所有人都在从事金融业,都在做金融业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实体经济融资难等等一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现在的金融体系想告诉你什么东西,想往哪里去?从业人员都在寻找实体经济真正响应的方面,有三方面:

  第一, 金融体系放在更广的范围内,放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里,它的命题是经济发展阶段提出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新常态或者三期叠加,所以首先要服务于新常态,尤其是转轨过程。转轨过程对金融体系来说,它的价值发现功能,重新创造价值功能,给金融体系提出了很强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体系本身,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不是稳定的系统,怎么实现它的优化配置?如果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它是缺乏流动的系统。大家看到的乱,看到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发出了信号,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实际上更多的是成长、突破过程中的烦恼。金融体系必须要面对他的乱,面对他的不稳,只有真正去面对自己金融体系不稳的根源,去解决他。所以这个过程,中国需要充满活力,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这又是矛盾又是统一的过程,微观上需要活力,需要寻找经济的增长点,需要寻找市场机会,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观上稳定的系统,一定是权、责、利一致的,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制度设计上在破坏权、责、利,有一些是无意识的破坏了权、责、利,宏观上就要进行对应,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把金融体系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稳健的体系,这个过程中需要打破金融体系之间不合理的流动性障碍,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开放的系统,所以我们要从市场生发出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系统,需要开放、活力、稳健的系统。

  第三,对金融体系来说它不是一张白纸,金融改革会在第三个层面产生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金融的转型。它最终的目标来源于实体经济,但是我又不是一张白纸,我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金融改革,我是在原有的金融体系里进行的金融变革,所以他只能是一种成长。这种变革的深度取决于你在哪个层面上,在枝节上的改革、改良,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经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讲的很多物理层面的变革。接下来是理念上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所以怎么样在现有的格局下归位,原有的金融体系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错位,表现为对金融体系认识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种归位,需要一种转型的设计,这种归位有横纵两个坐标。

  第一个是财政和商业的横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今天中国很多问题都是来源于金融在执行很多财政、产业的职能,财政和金融之间到底如何协调?如何在这个光谱上处理政府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新考虑的,金融体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体系不可完成的任务,或者不是最优完成任务的时候,所以首先需要做这方面的讨论。

  第二个是纵轴,金融体系怎么发挥作用?整个企业家创新的最初动力就是破坏权、责、利的有限责任,只拿股本金,到这儿而止,这是一个断层。在国家层面可以看到国家隐性担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权、责、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观上进行纠偏。但是我需要给你的偏差产生巨大的活力,这是在纵轴上,你会发现怎么划分微观实体的权利,行业监管,金融救助,宏观调控,整个纵轴的关系,这是在商业运行的点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灵活金融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偏差。

  为什么讲中国是“成长的烦恼”?小孩子总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家长处于爱护,可以给小孩任何指点。但是小孩成长起来了,有自己的思维,自己行为能力的时候,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叛逆。这时候不是把我认为应该怎么做更好的东西给你,而应该是包容的,允许你犯错,允许你探索,允许你有不一样价值观。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微观主体、监管部门和宏观救助的关系。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改革真正能推动的力量都是来源于自己,其实最核心的是自己怎么看到自己没有跟上金融变动的情况。

  所以国家再怎么管理,怎么面对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响应实体经济需求产品的风险点,所谓系统性风险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这种风险可以持续累积。国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寻找真正的风险点,建立起针对这样风险点的监管体系、救助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这是今后三五年会产生化学变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国金融体系在未来,能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稳健、灵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一个体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综合研究室主任 陈道富

李克强:以结构性改革促进困难行业脱困发展

    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召开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座谈会,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钢铁、煤炭行业主要产能大省以及24家龙头企业参加座谈。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河北省长张庆伟、山西省长李小鹏、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山东省长郭树清和河北钢铁、江苏沙钢、陕西煤化、淮南矿业负责人汇报了情况,并提出建议。会上还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李克强说,钢铁和煤炭是重要基础性产业,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去年以来,受国内外市场需求明显下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等影响,钢铁、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矛盾尤为突出,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剧,成为影响经济和就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必须增强紧迫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树立发展新理念,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更多运用市场办法,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分类有序化解过剩产能,统筹解决所需资金、人员安置和债务处理问题,帮助企业在调整结构中实现扭亏脱困增盈、走上发展新路,促进经济平稳运行。

  李克强指出,化解过剩产能,要继续坚持以壮士断腕的精神,与深化改革、企业重组、优化升级相结合。一是严控新增产能。要在过去三年已化解钢铁9000多万吨、煤炭2亿多吨产能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力度,认真论证并合理确定未来三年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目标。根据市场需求,设定钢铁和煤炭全国总量“天花板”。国家2013年以来已停止备案新增产能的钢铁项目,要加强督查落实,严格问责。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新增产能技术改造和煤矿生产能力核增项目。二是淘汰落后产能。对环保、能耗、安全生产达不到标准和生产不合格或淘汰类钢铁产能要依法依规有序关停退出,拆除动力装置。凡采用国家禁止的采煤方法、工艺且无法实施技术改造或安全生产不合格的煤矿要坚决关闭淘汰,彻底封闭井口。应依法关停的十三类落后小煤矿,必须在2016年落实到位。三是优化存量产能。理顺要素价格市场形成机制,提高产业准入能耗、物耗、水耗和生态环保标准,促进企业产品升级,加快向高端、智能、绿色方向转型转产。鼓励企业开展上下游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引导扭亏无望企业主动退出。四是开拓产能利用空间。支持企业利用“互联网+”、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走出去等,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五是创造新的就业空间,为钢煤企业人员转岗提供支撑,支持传统企业开展“双创”。

  李克强说,化解过剩产能要坚持“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综合施策”,因地制宜运用经济、法律、技术、环保、质量、安全等差别化手段,打出政策“组合拳”。一是加大财税支持。中央设立专项资金,对地方和企业筹集的化解过剩产能资金进行补助,主要用于人员安置,支持力度与去产能规模挂钩。妥善解决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历史遗留问题。二是加强金融扶持。完善债务处置、不良资产核销等政策,对主动退出产能的企业给予支持,对违法经营企业和“僵尸企业”要停止续贷。同时要防止企业逃废债务。三是妥善安置职工。兜牢民生保障底线,通过转岗就业、扶持创业、内部退养、公益性岗位安置等方式,合理安排分流职工,维护其合法权益。四是加强监督考核。省级政府对本地区化解过剩产能负总责。清理取消地方违反相关规定制定的面向产能过剩企业的优惠政策和保护性措施,把落后产能退出纳入地方考核指标体系,加强社会监督,防止其死灰复燃。

  李克强强调,培育新动能和改造传统动能形成双轮驱动是治本之策。目前我国钢铁、煤炭装备大多处在世界先进水平,企业生产经营之所以困难,很重要的因素是富余人员多。近几年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行动等,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为传统产业减员增效升级创造了良好条件。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不能只盯老产业,更要注重发展新产业、新业态等新动能,打造“双引擎”,为传统产业减少富余人员、拓展新的就业创造条件,通过开拓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焕发新的生机。

  马凯、杨晶参加座谈会。

张俊伟:化解产能过剩不能完全交由市场

    毋庸讳言,我国传统产业目前面临着产能严重过剩的困扰。

    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经济周期的变化,更有深层次的发展环境的变化:

    一是我国经济已从工业化中期阶段发展到工业化后期阶段,相应带来了主导产业的更替。冶金、建材、化工、能源等产业需求增速放缓,相继成为“成熟产业”。

    二是“中国模式”正在向常态增长模式转型。本世纪前十年是“中国模式”大放异彩的黄金时期。政府依托土地经营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承接国际产能转移、鼓励企业投资,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土地出让金收入显著下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快速积累,原有发展模式的潜力逐渐消耗殆尽。这就对地方政府投资产生了强有力的制约,并加剧了中国经济增幅放缓的势头。

    三是国际分工格局发生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币持续升值,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跨国公司开始重新调整产业布局,把许多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东南亚等地区;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在大踏步“走出去”,中国已成为净资本输出国。

    上述因素相互交织,使我国传统产业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产能过剩”也发展成为绝对产能过剩。也就是说,即便不开展任何新增产能的投资,既有的产能过剩问题在下一轮经济繁荣阶段来临之时也不可能彻底消失。

    面对周期性产能过剩,企业可以“戒急用忍”、通过熬、苦撑的办法迎来产业发展的春天;不仅如此,一些企业基于对未来市场需求扩张的预测还会逆势投资,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提升技术水平,提前为即将到来的需求高速增长做好准备。

    但面对“绝对过剩”,大量企业必将被淘汰出局,其生产设备将被废弃(而不是被重整利用),由此带来社会财富的大量毁灭和贷款质量的下降。因此,稳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对于维持经济平稳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化解产能过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标本兼治,多措并举。

    从供给角度看,关键是要推动传统产业结构优化重组。产业增速放缓时期通常也是企业经济效益“水落石出”、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的有利时机。在我国,冶金、有色、能源等产业长期被视作国家支柱产业,由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进行生产经营。但由于国有资本管理体制制约的原因,也由于企业与当地政府关系密切等因素的影响,对上述产业进行改组、改造面临重重困难。我们要抓住当前市场环境变化、企业经营面临困难的有利时机,推动传统产业优化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为此,必须加快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从“管企业”为主转向“管资本”为主,加快国有资本布局结构的调整。发展混合所有制,既可以是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融合,也可以是不同主体国有资本之间融合。当前,尤其要鼓励企业间横向的兼并重组,通过资本集聚来提高产业集中度,化解无序竞争。

    从需求角度看,关键是要充分发掘需求潜力以缓解供需矛盾。增加产品出口是一个思路。但我国是一个大国,钢铁、有色、水泥等工业品的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庞大的体量决定了我们不能重走先行国家向海外市场倾销的老路。可行的思路就是积极开展产能合作,通过企业搬迁、异地投资等方式,用对外投资替代产品输出,以化解可能面对的贸易摩擦风险。

    扩大国内需求则是另一个思路,具体如以PPP方式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等。在这方面还有很多文章可做。

    无论是推动国有资本布局调整,还是推动产能向海外转移,都需要假以时日才能达到预期效果。但现实的挑战却是供需矛盾不断发展,企业经济效益持续下滑并拖累银行资产质量。政府面临的挑战,就是通过制度设计,把“快变量”与“慢变量”有机结合起来,使政府稳定市场、防范风险的短期调控与促进市场结构调整的长期发展目标有序衔接,从而保持经济运行的稳定。在市场供需严重失衡、系统性风险压力明显加大时,政府无论是通过增加投资、直接拉动内需的方式,还是通过增加重要产品储备等方式来稳定市场供需关系都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政府的短期调节政策不要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由此我们也看到,化解产能过剩绝不仅仅是推进供给侧改革那么简单。造成产能过剩的背后,有政府强力干预的影子;同样,化解产能过剩也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为。把解决产能过剩简单地归结为“让市场发挥作用”,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认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张俊伟

国研分析
[国研专稿]中国纺织业“走出去”的探索与思考——来自越南同奈省工业园的调查

  内容摘要:我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出口和消费国,拥有最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并培育出了一定数量的掌握了技术、资本和人才等核心资源的优势企业。近年来为了扭转在主要出口市场上纺织品服装份额下降、海外订单不断撤离的不利局面,国内纺织企业加快了新增产能大规模“走出去”步伐。越南凭借充足的劳动力资源,长期、创新、优惠的招商政策以及特殊的区位优势已成为国内纺织企业境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目的地。经过实地走访调研,本报告提出国内纺织业在“走出去”时应把握经济发展规律、及早做好充分准备,辩证认识贸易规则、积极应对形势变化,抓住技术革命契机,借助转移促进转型的建议。

  关键词:纺织业,全球价值链,TPP,走出去

  当前我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出口和消费国。2014年,中国纤维加工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超过50%,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接近37.4%。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改变,我国纺织行业不仅生产规模、出口数量和投资总额等统计数据出现增速下滑,主要出口市场份额下降也很明显,甚至部分海外订单开始撤离中国。为了应对上述变化,国内越来越多的纺织企业在境外投资建厂,而越南正在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之一。通过转移新增产能,借助采购、生产和销售的全球化大大改善了国内企业的经营效益。

  一、双重因素促使国内纺织业“走出去”

  2014年,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193.3亿美元,远远超过同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截至2014年底,国内纺织业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建立超过2600家纺织服装生产、贸易和产品设计企业,其中大多数分布在亚洲。2004年至今,国内约200家服装企业在东南亚建设了生产车间。

  贸易因素和成本因素是推动国内纺织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原因。

  贸易因素方面,部分企业是为了应对欧美等国的某些贸易保护措施,如申洲针织集团早在2005年就在柬埔寨投资建厂,突破产品“原产地”的限制,避免遭遇反倾销或“特保”的可能;部分企业是为了规避贸易壁垒,如天虹纺织集团在土耳其和乌拉圭两国投产,在当地直接组织生产并完成销售,从而节省上述两国海关设置的30%高额关税;还有部分企业是为了享受特殊的贸易政策,如2011年欧盟宣布对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实行普惠制,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榜上有名”。因此如果从我国出口服装到欧洲需缴纳12%的关税,而从上述国家出口则可享受免税的优惠,由此吸引了国内很多纺织企业赴东南亚投资建厂。

  除了贸易因素,综合成本也成为制约企业日常经营的重要因素,具体包括:

  人工成本。以纺织产业集群江苏、浙江、福建制造业就业人员年均工资涨幅为例,2010-2013年三地该数据高达18%、16%、17%;除工资的自然增长外,福利开支中的企业福利也因人口就业结构改变明显攀升(职工的食宿休闲娱乐等开支)。与此同时,职业教育的滞后导致纺织业所需熟练工人供不应求,于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招工难变成现实。

  土地成本。国内大多数纺织企业都集中在东部省份,随着订单增加导致产能扩大,新建厂房成为必然。然而当前我国东部地区土地价格飞涨,已超出了企业能承受的范围。

  原材料成本,主要指用棉成本,它占据了纺织企业生产成本中的最大比例。从2011年起,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我国采取了大规模收购国产棉花,同时对进口棉花实施配额限制并征收高达40%关税的方式,导致高品质的棉花供给严重不足,国内棉价连续三年高于国际市场30%以上,直接助推了我国纺织企业生产成本的大幅上涨。

  其他成本:税负成本,根据来自纺织企业的粗略计算,以一件普通的、市场价不足100元的衣服为例,包括国税、地方教育附加、社保和水利基金在内的税负多达27.44%,这还不包括企业经常面临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环保成本,目前我国节能减排的形势日益严峻,新版《环境保护法》强化了企业的环保责任,提升了企业的环境成本;能源成本,纺织业生产对电的需求较大,因此用电成本也是企业成本核算的重点内容,而目前国内电价偏高也是不争的事实。

  二、越南正在成为国内纺织企业对外投资重要目的地

  在国内纺织业热衷投资的东南亚地区,越南由于其自身特点,正在成为纺织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具体包括:

  第一,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当前越南国内总人口约9000万,其中适龄就业人口约5000万,市场潜力巨大,而且越南女性劳动力多于男性的现状满足纺织企业更青睐女性员工的需求。尽管过去几年越南工人工资出现了快速上涨,但与我国国内500-600美元的工资水平相比,当地200美元的平均工资仍然偏低。

  第二,长期、持续、优惠的招商政策。越南政府在企业所得税和土地租金等方面做出了大幅度让步,如“四免九减半”政策(之前是“三免七减半”),即外国企业只要满足员工总数达到5000人,投资规模突破3亿美元这两个条件,就可从首个获利年度起3年之内免缴企业所得税、之后9年企业所得税减半缴纳,该优惠条件远。远超过了我国目前给予外商投资企业“两免三减半”待遇。而且中资企业在越南不需要缴纳类似于城建税、教育税等其他税种,大大降低了税负成本。

  第三,特殊的区位优势。越南于2006年底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它是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员,近期致力于《自由贸易协定》(FTA)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的谈判。2015年10月初,包括美国、日本和越南在内的12国就TPP达成基本协议,同意进行自由贸易,这意味着未来越南对美国出口纺织品和服装将实行零关税,必将刺激越南国内纺织产能和毛利率提升,所以国内许多纺织企业提前来越南布局,为未来分享政策红利做准备。

  第四,其他因素。例如水费在中国每吨是3.5元,而在越南是2.4元,成本降低31%。电费在中国每度是0.65元,而在越南是0.39元,成本降低了40%。越南的用地成本仅为国内20%左右,企业还能以每吨比国内便宜3000-4000元价格进口质量更好的美棉和澳棉。此外,与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印尼等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越南国内政治环境相对稳定,政府鼓励开放、吸引外资的态度更加坚定,基础设施和法制建设日益完善,本土纺织行业实力较弱,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也是吸引我国纺织企业投资建厂的重要原因。

  三、国内纺织企业在越南经营中的探索

  当前越南聚集了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和法国等多个国家的纺织企业。尽管外商企业数量偏少,但是占据了越南每年纺织服装60%的出口额,中资企业贡献较大。同奈省是越南吸引外资最多、工业发展最快的地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该省31个工业园区共有超过1000个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吸引外资约177亿美元,天虹、百隆和申洲等国内纺织业的多家龙头企业在此建厂。上述中资企业在越南的生产经营具有以下重要特征:

  越南子公司的生产线属于国内纺织企业的新增产能。目前实施“走出去”的纺织企业基本没有缩减国内原有产能,一方面,新增产能对外转移某种程度上是为满足海外客户的需求。如申洲国际集团是一家针织服装代客原件制造商(OEM),其主要客户有阿迪达斯(Adidas)、耐克(Nike)和优衣库(Uniqlo)等知名品牌。近年来上述品牌逐渐将过去全部由中国大陆供货的订单分拆成内地和海外各一半,为维持与大客户长期合作关系,企业被迫随订单转移新增产能;另一方面,新增产能对外转移并未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很多在越南投资的中资纺织企业,如天虹集团,其大部分棉纱都会回销中国。

  越南子公司的整体技术水平高于国内母公司。在越南投资的中资纺织企业大多在国内A股上市,实力雄厚、资金充裕,所以以绿地投资为主,在投资规模和设计产能方面远胜过韩、日等国同行;另一方面,由于越南政府对于生产重点机械产品和服务于投资生产重点机械产品项目而进口的设备和物资实行零关税,所以中资企业纷纷从欧洲进口国际上最先进的设备生产线,通过提高机械化程度以降低越南劳动力素质不高对生产的影响。

  国内纺织企业赴越南投资的“产业链整体转移”现象明显。例如百隆东方来越南投资建厂后不久,位于产业链下游的申洲国际、山东鲁泰和台湾国平等面料和纺织企业也相继转移至此。上述现象主要基于两点原因:一是越南纺织业整体实力不强,全产业链布局不均衡,以成衣制造为主,能为中资企业提供产业配套的本土企业不足;二是美国在TPP中坚决主张“纱线优先”(yam-forward)的原产地原则,即要求以零关税进入美国市场的纺织品服装,原料上从纱线到布料的生产,加工上从裁剪到缝制的过程均必须在TPP成员国境内完成,这也成为我国大批纺织企业向越南转移的重要因素。目前天虹集团已在越南北部广宁省投资兴建了一个占地面积3300公顷的大型工业园,园区主要规划产业有纤维、纺纱、织造、印染以及机械制造等。雅戈尔集团也计划投资10亿元级别的越南工业园项目,将面料等产能投放到该园区内。未来在上述工业园区内将会形成全部由中资企业构建的完整的产业链,既能满足TPP的相关规定,还能极大地提高我国纺织行业的整体盈利水平。

  重视本土化经营是各家越南子公司的普遍做法。调研发现,越南的中资纺织企业本土化程度很高,绝大多数员工都来自于当地招聘。同时适度提高管理层中越南籍员工的比例也已成为各家中资企业的普遍做法,例如在天虹仁泽公司里从生产车间小组长到公司管理班子成员都能看到越南员工的身影,公司管理效率也得到很大提高。此外,中资企业薪水比本土企业稍高,公司还给当地员工配置职工宿舍、食堂以及免费医疗等福利,所以越南籍员工普遍很重视这份工作。

  四、关于国内纺织业“走出去”的几点思考

  部分媒体曾认为纺织服装业科技含量不高,创新空间有限,盈利能力较差,是“夕阳产业”的代表。然而,优衣库董事长蝉联日本首富以及ZARA创始人成为新晋世界首富的事实却揭示当前我国纺织业盈利潜力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为实现纺织业大国向纺织业强国的转变,应当尽快借助新理念、新技术和新模式对国内纺织业进行改造,以“转移”促“转型”,从而提高行业竞争力。

  (一)把握经济发展规律,及早做好充分准备

  回顾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成本倒逼推动产业转移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随着我国各地区对高技术产业的日益重视,纺织服装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空间正在缩小,因此通过产业转移有效配置资源、开拓市场,将生产加工环节有选择性地迁移到成本较低或靠近终端市场的地区,母公司则加大对新产品设计、研发和营销等环节的投入,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这是推动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

  尽管部分前期赴境外投资的纺织企业已经为国内同行建立了成功案例,积累了宝贵经验。然而,如果缺乏充分准备,忽视企业风险管控,产业对外转移失败的概率仍然较大。企业需为“走出去”所做的准备主要包括:一是投资目标国的尽职调查和可行性分析。不仅包括劳动生产率、产业链配套以及水电成本等因素,还必须充分了解当地的法律制度、文化风俗和政治环境等因素,以此做出综合评判。如浙江科尔集团投资2.18亿元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建立了生产基地,尽管当地用工成本是中国的3倍以上,但可以通过在棉花原材料、棉纺织耗电等方面找补回来,同时利用当地发达的物流业,还能大大降低棉花仓储成本。二是境外投资的人才储备。拥有一批外语娴熟、业务过硬、懂得管理的高素质人才是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保障,尤其是懂得管理的技能在与东道国政府部门日常沟通和协调母公司的决策安排方面显得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国内企业都适合“走出去”。如我国最大的棉纺企业魏桥纺织集团始终坚持把生产基地留在鲁北平原,多年来依靠产业链整合和员工激励等有效手段同样获得了较高的利润率。

  (二)辩证认识贸易规则,积极应对形势变化

  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一国的行业只有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和竞争,加快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才有更多机会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当前我国纺织业发展面临着既有来自国内的成本激增、融资受阻和出口放缓等压力,也有来自发展中国家订单分流和欧美市场高额关税壁垒的“双重挤压”。因此,加快推动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实现产业对外转移应在我国纺织行业内形成共识。鼓励行业龙头企业与东道国政府加强工业园的合作建设,避免单打独斗,以此带动国内承担产业配套的中小企业“借船出海”,形成抱团和规模效应,以提高产业对外转移的成功率,这也是台湾企业在对外转移中总结出的成功经验。截至目前,先后有越美集团(在尼日利亚)、天虹集团(在越南)和红豆集团(在柬埔寨)等实力较强的企业在海外建立起了多个纺织工业园,这为国内其他纺织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降低了风险。

  在产业对外转移过程中,企业还应当及时掌握市场信息,辩证认识国际贸易规则。如TPP协议的生效会在短期内给我国带来贸易转移效应,受关税降低及原产地原则的影响,美国和日本今后更倾向于从TPP成员国进口,从而使我国遭受贸易转移的损失。与此同时,TPP协议中不仅提高了知识产权的标准,还增设了劳工和环境条款,并与贸易相挂钩,它们今后都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对非TPP成员的发展中国家实施贸易制裁的途径。但是也应看到,TPP的高标准和新规则代表了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国内企业只有提前准备、积极应对,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不落下风,通过整合境内外的设计研发、品牌和渠道资源,逐步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实现生产和销售在全球的合理布局。

  (三)抓住技术革命契机,借助转移促进转型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今天,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为传统制造业的转型提供了机会。我国纺织行业的发展应与时俱进,借助全球产业转移的契机,依靠新理念、新材料和新工艺推动产业升级。

  当前“互联网+”的理念正在深刻影响制造业各个门类,它扩大了创新主体的范围,从单个企业拓展到多个企业组成的产业联盟,它能通过数字化控制,实现机器对人的取代,同时还大幅度提升劳动效率。国内很多纺织企业由于受现有生产机器还没完成预计使用年限、尚未收回投资成本所困扰,迟迟不愿彻底更换生产效率更高的机械设备,如今产业对外转移恰好提供良机。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纺织企业可以用较低的关税价格进口更先进的生产设备,通过分步骤建设智能制造生产线和数字化工厂,整合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智能化管理,不仅能缓解东道国技术人员短缺对生产的影响,还能适应下游快速消费类品牌发展趋势,满足客户个性化、差异化的小额订单需求,扩大潜在的消费市场。

  “绿色制造”的理念也同样影响国内纺织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过去纺织业常被视为“高耗能、高污染”的代表,许多企业为了增加盈利不愿在环保方面过多投入。2015年1月1日起,新版《环境保护法》开始实施,提高了环保要求,加大了对违法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事实上,重视环境保护、实现绿色制造正在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如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如我国的越南政府就对所有外来企业提出了硬性要求,即污水处理系统必须达到A级水平,否则项目申请不予批准。因此,通过鼓励企业“走出去”,倒逼国内行业转型正逐步变成现实。另一方面,采用先进的节能装备和技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数量,降低生产中的水耗和能耗,将绿色制造贯穿于整个生产过程也有助于增加纺织产品的附加值,突破欧盟基于环保标准设置的非关税壁垒,从而最终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

  参考文献

  [1]王虹,2015:“转移和转型:2015年亚洲纺织业发展两大趋势量”,《中国纤检》,第3期。

  [2]隆国强,2015:“中国应对TPP的根本之策”,《中国发展观察》,第10期。

  [3]华珊,2015:“纺织业走出去的正能量”,《中国纺织报》,4月13日。

  [4]马亮,2014:“纺织业:越南和印度能成就梦想?”,《中国纤检》,第9期。

  [5]吴涧生,2015:“TPP的特点、影响及对策建议”,《中国发展观察》,第10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 郭巍

[国研专稿]积极培育自律性群众组织提升社会自我组织管理水平

  内容摘要:社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转变以单位为主体的社会治理方式,新的社会组织逐步发育成长,极大激发了社会活力。但是,我国社会自治还不够充分,群众自我组织行为不活跃,新成长的社会组织发展存在不少问题,难以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治理新要求。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必须着力增强社会自治功能,首先是要推动社会组织充分发展,建议对自律性群众组织进行重点培育,带动社会自我组织管理水平整体提升,为此,建议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依托单位积极培育兴趣类群众组织,依托社区培育生活服务、文体娱乐、社区事务类群众组织,充分发挥基层群团组织培育、引导的作用,加强群众组织自身建设。

  关键词:社会治理,社会自治,自律性,群众组织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提高社会治理水平,除要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发挥市场对社会的引导作用外,最重要的是要增强社会自治功能,重点是要培育群众自治组织,提升社会自我组织管理水平。

  一、社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

  对社会成员进行有效的组织和管理,让他们既有活力又有秩序,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政府管理、市场引导、社会自治是组织和管理社会成员的三种主要方式,各有特点。政府管理自上而下,社会控制力强,但往往以较高的管理成本和抑制社会活力为代价;市场机制可以调动个人积极性,更广泛地联系社会成员,但主要是利益联系,不能覆盖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而且容易诱发社会冲突;社会自治是个体自发组织起来并自主管理,既调动了每个人的积极性,又形成了自律的社会秩序,是更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

  事实上,社会自治一直就是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美国以及许多欧洲国家在前现代化时期就有着深厚的社会自治传统,社会事务主要由家族、行会、宗教组织等管理,国家对社会采取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工业化启动后,为应对系统性的社会风险,政府开始介入济贫、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领域,但是,社会以自治为主的格局并没有变化。发达国家社会自治发达的原因,一是社会发育成熟,个体普遍有崇尚自立自决和志愿结社互助的意识,受过良好教育的庞大的中产阶层是社会结构的主体,有社会参与的强烈愿望。二是社会组织发展充分,社会自治的组织化程度高,自律的社会组织(各个国家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民间组织、中介组织、中间组织、志愿组织等不同称谓)是社会自治的主要载体,有的提供教育、卫生、文化、志愿服务等,有的是基于兴趣爱好形成的团体,有的作为区域、行业、阶层、利益群体的代表机构参与社会治理,它们把分散的个体有效组织起来,成为沟通国家和个人的纽带。三是政府治理水平高,政府最低限度介入社会事务,给予社会充分的发展空间,同时通过委托职能、税收优惠、购买服务、直接资助等方式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并进行监管。

  相比较而言,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自治活动不够活跃,社会自治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国民普遍缺乏自主、志愿的现代公民意识,加上政府深度介入社会领域,社会参与明显不足,加上政府和行业监管不完善,自主管理能力弱,许多新成长起来的社会组织仍然按照行政机构或者企业的方式运作,符合现代治理要求的自律性社会组织没有涌现,抑制了社会自治的发育。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些国家都将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放权、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激发社会活力作为改革重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产阶级的扩大以及公民权益意识的觉醒,全球普遍出现结社的浪潮。新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进步和不断涌现的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出现了网络组织、全球性组织等新的组织形式,社会自治向着更加发达、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也为后发国家在社会治理方面实现赶超创造了机会。

  二、我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不断转变,新的社会组织逐步发育成长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是通过遍布基层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是集体经济组织)将社会成员组织起来(无单位人员由街道、居委会负责),为他们提供包括生、老、病、死在内的全部生活保障,单位作为行政机构的延伸,对经济、社会、文化等事务进行全方位管理,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全部从属于单位,没有独立的社会空间。这种管理方式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能有效维持社会秩序,适应了当时的国家战略需要。但是,个人仅仅在单位范围内按照行政指令工作和生活,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极大抑制,社会活力明显不足。

  改革开放以后,就业自主化、住房商品化、社会保障社会化等改革逐步将办社会职能从单位分离,单位逐渐收缩为工作场所。随着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个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资源和空间不断扩大,有愿望也有条件在单位之外更广泛的参与社会生活。与此同时,在单位之外,逐渐涌现出按“非单位”的方式进行管理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还出现了一些“无单位”的自由职业者,对这些人的组织和管理,需要有新的机制。总之,在单位体制之外,逐渐发育出自主的社会空间,在强烈的社会治理需求推动下,作为对单位的替代或补充,一些新的社会组织逐步发育、成长和发展。

  一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改革开放以后,城乡社区逐步建立了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履行基层自我管理、服务职能,在分离单位办社会职能过程中,由于新建立的社会保障经办机构没有基层组织网络,特别是面对城镇低保对象、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以及退休职工时,很难开展工作,各地探索将社会保障管理服务职能放到社区,取得了较好效果,目前城乡社区已承担起包括矛盾调处、社会保障、文化教育、人口就业、计划生育等在内的几十种管理服务职能。

  二是民间组织。一些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开始出现,首先是文革中被解散的学术团体迅速恢复,随着经济活动不断活跃,各种行业协会快速发展,有的承接了政府行业管理职能,中介组织不断涌现;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出现了基金会一类的民间资助机构;在社会事业体制改革中,提供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服务的民办事业单位快速发展。为规范管理,有关部门将这些社会组织划分为民办非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三类,统称为民间组织统一管理。

  三是群众团体。在各类社会组织中,有一类基于成员共同身份、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各方面群众桥梁和纽带的群众团体,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得到规范和发展,包括作为政协成员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八大人民团体和25家由国务院批准的免登记团体如文联、作协等及其基层组织。这些组织逐渐转变职能,依托发达的组织网络,不断发挥服务群众、反映群众诉求的作用,适应了新的社会治理要求。

  四是各类非正式组织。在社会交往需求的推动下,一些个体基于共同兴趣、爱好、价值理念以及共同需要自发成立了各类非正式组织比如合唱队、读书会、车友会、学生社团、沙龙等,它们为社会成员提供了相互交往的平台,虽然没有法律身份,但是形式灵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程度高,成为社会治理中最有生命力的力量。

  三、社会自治还不够充分,不能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治理新要求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民社会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均不足,社会组织在数量、多样性、成员参与程度、社会资源支撑等方面都有欠缺。

  (一)群众自我组织行为不活跃

  一是社会参与意识弱。我国虽然自古以来就有自我组织、互助共济的传统,但仅限于血缘、地缘意义上的社会交往,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自治机制。计划经济时期,个体通过职业和单位联系起来,形成了浓厚的“单位”意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社会关系更丰富了,但在社会交往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熟人交往,相比较而言,陌生人之间的自主交往活动不活跃。以社区为例,虽然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与所在社区发生联系,但是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却普遍缺乏社区认同,相互的社会联系淡薄,调查发现,目前社区内的群众组织虽然不少,但大多由居委会成员或离退休人员发起,在职人员参与较少。

  二是存在体制性障碍。目前,我国对社会组织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管理的体制,在治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业务主管单位为减轻日常管理难度,在准入环节设置较高门槛,然而,正在发育中的社会组织往往由于缺少充足的社会资源支撑,而达不到准入标准,有的只能以企业法人身份注册,有的挂靠在政府或者单位下面,更多的以地下组织的形式存在,抑制了社会组织发育。同时,由于社会组织发育良莠不齐,有的管理不规范,少数非法组织从事特定政治活动,危害了国家安全,进一步导致国家对社会组织的严格管控,历史上发生的几次治理整顿,导致了社会组织曲折发展。

  (二)现有社会组织发展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自主管理能力弱。许多社会组织在发展初期要么依托政府的组织资源,成为政府机构的延伸,要么通过市场手段集聚社会资源,从事着与企业一致的营利行为,却享受着社会组织的优惠政策,这种依附政府或市场的特征使得组织缺乏自主性。组织内部普遍没有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没有形成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有效机制,有的行政化严重,有的管理很不规范。

  二是一些社会组织职能错位。有的群团组织把自己定位为行政机关,不懂不会组织和动员群众,有的固守在单位体制框架内开展工作,对群众需求的回应不足,对单位外的群众覆盖不足,有的满足于搞“盆景工程”或自娱自乐,有的以联系群团干部、明星模范代替联系群众。由于政府职能没有转变,城乡社区自治组织承担了较多的行政事务,反而没有精力引导社区群众开展各类自治活动。

  三是政府管理服务体系不完善。我国在特定历史时期针对社会组织建立的管理制度,存在不少权宜之计和政策模糊地带,已经很不适应。比如民办非企业、基金会以及各类非正式组织没有合适的法人形式,双重管理体制亟待调整,对作为社会组织主要实现形式的非营利组织还没有系统的管理办法,各类非正式组织没有纳入政府管理视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扶持政策不到位,等等。

  (三)不能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治理新要求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正在向调整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环节推进,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方向是政府从公民能够自主决定、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社会能够自律管理的领域退出。但是,由于社会自治机制不够充分,对政府转移出来的社会能够自律管理的职能,还没有很好的承接方式,反而导致政府不能从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做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等工作。

  另一方面,社会本身也在深刻变化,呈现新的特征。一是原子社会。根据有关研究,传统“单位”覆盖的从业人员已经收缩到城镇从业人员的25%左右,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原子化的个体,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二是陌生社会。随着就业方式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人处在陌生的社会联系中,彼此缺乏信任。三是多元社会。社会需求呈现个性化、多样化、差别化的特征,难以充分回应。四是开放社会。人口在城乡、区域、不同职业、国际国内之间快速流动,很难管理。五是网络社会。互联网发展扩大了交往空间,降低了交往成本,也在现实社会之外形成了虚拟的社会联系,带来了新的管理问题。六是风险社会。随着社会分工深化和人口异质性增加,社会风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提高。面对社会新特征,如果不加强社会自治,任何管理方式都难以适应如此复杂的社会成员的组织和管理。

  四、积极培育自律性群众组织,提升社会自我组织管理水平

  面对新的社会治理要求,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要增强社会自治功能,首先是要推动社会组织充分发展。由于我国社会发育还很不成熟,社会组织的成长不可能是纯粹的自发过程,也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必须加强政策引导、分类推进。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对自律性群众组织进行重点培育,带动社会自我组织管理水平整体提升。

  这里讲的自律性群众组织,是指群众基于共同兴趣、爱好和共同生活需要自愿组成的、实行自律管理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包括一部分社会团体和各类自愿结成的非正式群众组织,如兴趣团体、文体协会以及老年人协会、同乡会等身份群体等。它不同于民办非企业、基金会等以“财产”为联系的组织,而是以“群众”为联系;不同于以等级关系或利益关系为纽带、以他律或互律为主的政府机构、企业,而是以志愿关系为纽带、实行自律管理;不同于面向市场、社会提供各类服务的组织,而是主要服务成员自身情感和生活需求。把这类组织作为培育重点是因为,第一,很迫切。随着消费结构升级,人民群众对文化、娱乐、交往、社会参与等需求不断扩大,期盼着与他人互动,迫切需要进行有效的组织。第二,更基础。每个成员充分参与,自主管理,可以培育公益意识,训练提高自我组织和管理能力,为参加更复杂的社会自治活动打下基础。第三,难度小。此类组织管理相对简单,形式灵活,小到单位、大到全国,可以在不同层次进行培育,生长也快。第四,无干扰。此类组织贴近群众,主要以丰富群众生活为目标,有利于排除各种政治性或境外势力的干扰,与党和政府各项工作形成很好的补充。第五,有条件。党和党领导的群团组织有组织群众的体制优势和丰富的经验。基于以上考虑,培育自律性群众组织,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分离单位办社会职能,深化社会事业体制和事业单位改革,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办事业,为群众组织发育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和资源支撑。改善政府管理,正确对待各类群众组织,建立政府与群众组织之间的信任和伙伴关系,改革社团管理体制,降低登记门槛,简化登记程序。加强政策引导,通过委托、政府资助、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支持群众组织发展。

  二是依托单位积极培育兴趣类群众组织。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内部,积极引导职工建立兴趣类组织,实行自律管理。职工自发组织起来搞社会活动,既依托单位但又不增加单位负担,是一种新的单位办社会形式,丰富了单位管理的内涵,而且单位职工组织化程度和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自主管理能力较强,可以为全社会自治管理提供示范。目前,中央国家机关已广泛建立了各类兴趣类组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是依托社区培育生活服务、文体娱乐、社区事务类群众组织。随着社会发育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人要在社区生活、交往,要引导他们自我组织起来,自己管理各类社会事务,重点培育当前社区居民需求最迫切的生活服务、文体娱乐、社区管理等组织。针对社区居民组织化程度低的特点,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居委会、村委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合作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主体作用,充分调动驻社区的各类单位、企业等积极性,激发社区自治活力。

  四是充分发挥基层群团组织培育、引导的作用。工、青、妇等群团组织要在广泛联系群众的基础上,提高工作的主动性,特别是随着社会日益多样化,组织和管理群众的工作,既要群团组织自己干,更需要带着群众组织干,在这方面,群团组织要发挥好孵化培育、协调指导等作用。可以自己建,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探索建立机关工会直接领导的群众文体协会;也可以引导和监督,比如北京市授权群团组织作为“枢纽型”组织承担群众组织的政治领导、业务主管职能,等等。

  五是加强群众组织自身建设。当前,群众组织同时面临着发育不充分与管理不规范问题,所以既要做好培育工作,对新成长起来的群众组织,也要加强自身建设,要坚持自由、平等参与原则,切实摆脱群众组织对政府和企业的依附,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机制,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现代治理结构,使群众组织真正朝着自律管理的方向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机关党委 单大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机关工会 林晓宁

[国研专稿]以产权制度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六盘水“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调查

  内容摘要:贵州省六盘水市探索总结出的“三变”(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经验已取得初步成效。以“资源变股权”,促进已承包到户、高度分散的耕地等农业资源流转集聚,盘活闲置的、未承包到户的集体资源和实物资产。以“资金变股金”,创新财政扶持资金使用方式,提高农民和村集体闲置资金使用效率。以“农民变股民”,在农民、村集体与规模经营主体之间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化解规模经营主体在取得流转土地、获得当地村干部和农民的支持保护、争取国家扶持政策等方面可能遇到的难题。深化“三变”改革,应加快培育农村资产评估市场、尤其是要加快完善农村资源性资产的定价机制,注重“合作社”出资和治理结构的完善,公平公正处理财政性资金所形成资产的归属。

  关键词:产权制度改革,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六盘水

  随着农业副业化、农户兼业化、农民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已承包到户、高度分散的耕地等农业资源如何流转集中、提高使用效率?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国家用于扶贫的资金如何有效覆盖到“无业可扶”和“无力脱贫”的贫困人口?村集体拥有的资源、资产、资金和国家投向农村的项目资金如何得到有效利用?贵州省六盘水市探索总结出的“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以下简称“三变”)的经验,对其他地区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有一定借鉴意义,对推进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三变”的具体做法

  贵州省六盘水市地处乌蒙山区,是一座资源型山地城市,也是一座城乡二元结构特征非常突出的城市。全市9965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中,石漠化面积占32%。全市463万亩耕地面积中,25度以上的坡耕地占47%。全市总人口328万人,居住着44个少数民族。所辖4个县(特区、区)中,有3个国家级扶贫县、1个省级扶贫县。当地从山高坡徒、居住分散、农民文化程度低和贫困程度高的实际出发,创新土地和国家扶持资金使用方式,取得了初步成效,出现了一批“三变”的典型案例(见下表)。

  (一)以“资源变股权”,促进已承包到户、高度分散的耕地等农业资源流转集聚和规模经营,盘活闲置的、未承包到户的集体资源和实物资产

  六盘水市喀斯特地貌突出,耕地细碎,坡耕地多,发展高山特色农业,需要在平整土地、引水修路等方面进行较大投入,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投资门槛较高,普通农户没有这个实力。引入规模经营主体,农民和村集体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是实现土地流转和集中、发展高山特色农业的现实路径。

  一是农民以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入股。钟山区大河镇周家寨村的70户农民以20年的土地经营权入股民润蔬菜种植合作社,合作社理事长承担入股农户保底分红及各项生产开支,农户和合作社分别占30%和70%的股份。截至2014年底,全市共有17142户农民以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入股合作社、龙头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入股土地面积19.53万亩。

  二是村集体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各地农村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园地、林地、草地、荒山、滩涂、水面等集体资源未承包到户,要么闲置,要么以很低的承包费被少数人占有。为改变这个局面,在清理核实、确定权属的基础上,将这些未承包到户的集体资源的经营权折价入股。盘县滑石乡岩脚村以37.8亩集体荒山和河滩地经营权,参照该市28600元/亩的征地补偿费标准折价108.1万元,入股贵州农熠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截至2014年底,全市共有15.5万亩集体土地、7.4万亩集体“四荒地”、6.3万平方米集体水面入股合作社、龙头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

  三是村集体以实物资产入股。村集体将投资兴建或购买的房屋、建筑物、机械设备等实物资产作价入股,参与分红。六枝特区陇脚乡花德村将常年闲置的1000平方米原集体养殖场办公用房作为出资,入股驰诚养殖专业合作社。

  (二)以“资金变股金”,创新财政扶持资金的使用方式,提高农民和村集体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多年来,各级财政投入到农村的资金基本上是一次性投入、一次性使用,投入分散、效益不高,形不成集体积累。在“三变”改革中,六盘水市把财政投入到农户的扶贫资金、投入到村集体的项目资金,作为农户和村集体的股金,集中投入到合作社、龙头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按股份比例分享收益,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形成农民和村集体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

  一是财政扶贫资金折资入股、股权收益落实到扶贫对象。财政性扶贫资金如何瞄准扶贫对象,是实现精准扶贫的难题。“折资入股、权益到户”,是措施精准的有益尝试。位于六枝特区郎岱镇的贵州天地人和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6000亩猕猴桃产业基地,预计到投产后总投资共1.5亿元,其中使用国家扶贫资金3000万元形成的股权收益,由全镇精准扶贫户(1755户、4986人)长期分享。在六盘水市农村商业银行增资扩股过程中,钟山区政府委托2家区级国有农业公司以684万元财政扶贫资金购买400万股,股权收益按10:1的比例在农村与城市扶贫对象间进行分配。

  二是财政项目资金折资入股、股权收益落实到村集体。在不改变资金使用性质及用途的前提下,将财政投入到农村的生产发展类资金、农业生态修复和治理资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支持村集体发展资金等量化为村集体的股金,入股到合作社、龙头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按股份获得收益。六枝特区落别乡抵耳村将财政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资金100万元入股朝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高标准茶叶,在项目建设前3年每年保底分红8万元,第四年起每年递增1万元,最高至每年15万元,股权及其收益纳入村级集体资产管理。

  截至2014年底,全市共整合扶贫、农业、林业等11个部门各类财政资金2.6亿元投入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变为农民和村集体持有的股权。

  (三)以“农民变股民”,在农民、村集体与规模经营主体之间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化解规模经营主体在取得流转土地、获得当地村干部和农民的支持保护、争取国家扶持政策等方面可能遇到的难题

  农民和村集体以资源、资金入股,比单纯的土地出租、资金出借,更有利于改善农户、村集体与规模经营主体的关系,调动各方积极性,降低今后的摩擦成本。

  一是通过农民变股民,既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又赢得农民支持保护。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案例表明,如果与周边农民的关系处理不好,规模经营主体种植的特色水果、养殖的特色产品,在实际效益远远超过农民起初的预期时,极易遭到农民的偷盗、哄抢。农业生产存在劳动与收获不同步、监督成本高的天然障碍,如果规模经营主体与周边农民仅仅是土地租赁和劳动雇佣关系,当需要雇佣他们参加农业生产时,这些农民往往不会像经营自家土地那样精心劳作。周边农民以土地经营权、自筹资金入股后,经营收益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他们就会自觉保护规模经营主体的产业、精心从事雇佣劳动。

  二是通过村集体变股东,既增加村集体收入,又赢得基层干部支持保护。村集体在协调土地流转、争取国家扶持、维护生产秩序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村集体以土地使用权、国家扶持资金等入股,甚至“入干股”,可以显著降低规模经营主体与分散农户的交易成本。

  二、“三变”是我国农业改革发展关键节点的重要探索

  实行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后,耕地、林地等集体所有制资源的经营权落实到了集体成员,当时农户就业和收入主要靠这些资源,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农业生产实现了快速发展,全国多数地区因此而解决了农民温饱问题。随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副业化、农户兼业化、农民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继续提高耕地、林地等农业资源使用效率缺乏动力支撑。但另一方面,规模经营主体进入农业往往会遭遇难以获得足够规模耕地、林地等农业资源的瓶颈。如何把分散的耕地、林地等资源经营权集中起来,与规模经营主体对接,成为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解决的-个紧迫课题。

  国家扶持农村集体的项目资金越来越多,扶持贫困户的力度越来越大,随着收入的增长农民的自有资金也在增加,这些资金迫切需要提高使用效益。规模经营主体虽有一定资金实力,但要适应农业投资需求大、回收周期长的特征,也面临一定的压力。如何把分散在农户、村集体的各类资金集中起来,委托给有经营能力的人管理、投向有长期回报的建设项目,使村集体有长期稳定的收入为村民提供服务、使贫困户有长期稳定的收入以维持生计,成为我国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必须解决的一个紧迫课题。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贵州省六盘水市创造的“三变”经验,为解决上述课题拓宽了思路,值得深入总结和剖析。“三变”的实质,是以产权为纽带,实现农村资源资产资金的规模聚集、治理改进、效率提升。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核心在于“股”。以“股”为纽带,促进耕地、林地等资源和门面房、建筑物等资产向规模经营主体流转,促进农民和村集体资金向规模经营主体集聚,促进农民、集体、规模经营主体合作共赢。从“三变”实践,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贫困地区在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方面同样可以大有作为。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贫困地区开始的。当时的改革逻辑,是自下而上,自弱而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改革的逻辑是“依法改革”,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这有其必要性。但要注意防止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贫困地区成为被改革遗忘的角落。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城郊地区、发达农村容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六盘水的“三变”实践表明,贫困地区、纯农业领域,同样需要做好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这篇大文章,同样可以释放产权制度改革红利,同样可以让农民有改革的获得感。

  第二,“三变”成功的关键是引入了外部企业家资源,即合作社、龙头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的投资人、领办人。农民作为集体成员有获得承包地的权利、作为扶贫对象有获得扶贫资金的权利,村集体作为扶持对象有获得国家扶持资金的权利,但他们不一定有有效使用这些资源和资金的能力。以前为什么一家一户不能有效利用承包地、扶贫资金?以前办村集体企业,为什么办一个跨一个,造成大量乡村债务?关键在于农民和村集体缺乏技术、资金、经营管理能力。在六盘水“三变”的典型案例中,无一例外都以规模经营主体为平台。引入规模经营主体,就引入了资金、技术、管理、市场,弥补了农户和村集体的短板,产生聚合效应、裂变效应。

  第三,“三变”成功的基础是规划和培育了区域性主导产业。从上表可以看出,每一个案例中都有一个经营主体,每一经营主体都要依托当地主导产业,如猕猴桃、茶叶、核桃、刺梨、蓝莓等。是“三变”成就了主导产业,还是主导产业促成了“三变”?事物的真实逻辑是:地方政府规划主导产业、围绕主导产业引进经营主体、通过“三变”把分散的资源和资金聚合到经营主体。选对、规划好区域性主导产业,才能对经营主体产生吸引力。这么看来,是主导产业的规划和培育,为“三变”提供了可能和保障;“三变”降低了经营主体获取资源和资金的交易成本。

  第四,“三变”是个大课堂。在“三变”过程中,农民和村集体增强了产权意识,从以前看重眼前的一次性货币补偿,转变为看重资源和资金的增值潜力,眼光更加长远。农民和村干部增强了民主意识,村两委要组织农民以土地经营权、扶贫资金入股,需要与农民平等协商。农民和村干部增强了团队意识,集体行动的观念明显增强。

  三、深化“三变”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应注重配套改革的跟进

  以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入股,一般参照国家征地时的土地补偿费标准作价,股份占比相对容易确定。但从上表列出的案例看,农户、村集体以农用地经营权入股,缺乏完善的定价机制,所占股比差异较大,最低的仅5%,高的达到30%以上。这取决于入股土地的质量,也取决于农户与规模经营主体的博弈。规模经营主体的实际投资额不透明,农户和村集体以资源入股所占股比普遍偏低,这为以后可能出现的纠纷埋下了隐患。应加快培育农村资产评估市场,尤其是要加快完善农村资源性资产的定价机制。如果当地有成熟的农地租赁市场,应按租金除以长期利率的方法对农地估值。应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机制,为农户、村集体、规模经营主体股权转让或资金募集提供服务平台。发展特色农业保险,降低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风险。

  (二)应注重“合作社”出资和治理结构的完善

  在“三变”案例中,不少规模经营主体自称是“合作社”。但其出资、分配、管理并没有采用合作制原则,基本上是一股独大或纯粹挂牌式“合作社”。应引导这些规模经营主体按合作制原则进行股权结构和治理方式再造。既然是“农民变股民”,就要让农民和村集体履行股东的职责、行使股东的权力,参与重大决策的制定,而不仅仅只是被动地参与分红。

  (三)应注重公平公正

  财政性资金所形成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需要进一步明确。盘县淤泥乡岩博村的“岩博农民养殖专业合作社”,由村集体以22亩土地使用权作价66万元,与36户农民出资2314万元共同成立,村集体和36户农民各占2.8%和97.2%的股份。该合作社成立后,通过各种渠道申请到财政资金200万元(包括中央财政基建项目资金60万元、省级扶贫资金100万元、县级财政补助资金40万元),全部按原股权结构量化到村集体和36户农民,成为股东持有的新增配股。这36户农民户均原始出资62.3万元,显然不是普通农户,更不可能是贫困户。由他们占有财政资金(含扶贫资金)形成的资产,有失公允。必须明确,作为精准扶贫措施,扶贫资金折资入股所形成的股权,一定要落实给真正的贫困户、特别是“两无”(无业可扶、无力脱贫)人员。用国家扶持村集体的资金入股形成的股权,是村集体资产,应归全体成员集体所有。应防止用支农资金、扶贫资金形成的股权,被少数农户、非贫困户占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 叶兴庆

宏观纵览
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上)

摘要:本文基于国际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深度调整期、国内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期的新形势,从发展、改革、结构调整、民生改善、防范经济和金融风险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新任务,指出促进经济发展应树立的空间思维、历史思维、法治思维和专业思维,以准确把握未来经济发展方向。

关键词:经济发展,国际金融危机,新常态,改革开放

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把握发展大势,找准着力方向,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抓好落实,对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十分重要而关键。

一、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认清形势,把握大势,是制定切实可行大政方针的基础。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梳理出支撑发展的骨干,理清影响全局的关键,就能够把握住经济发展的大势。

()国际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深度调整期

经济持续发展、全球化加深以及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发展是各国政府的共识,也是各国百姓共同的期盼,只有发展才是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的基础和关键。尽管在发展过程中会遭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但最终都会回到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轨道,过去是这样,当前是这样,今后也是如此。近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发展遇到不少难题,包括国际金融危机、地缘政治冲突等,确实对世界经济稳定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也引起了较大的波动和起伏,但除个别年份外,大部分年份仍保持了2%以上的增长。顺应百姓期盼的经济发展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无限的生机。

随着信息技术向企业和居民等市场主体的普及、向产业和产品等生产各环节的渗透,随着因社会分工的细化、市场竞争的加剧,加之生产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差异,价值链的不断深化,世界各国相互依赖、利益融合进一步加深,世界经济不断在向全球化方向迈进。尽管在这一进程中,贸易保护主义频繁抬头,有时甚至还比较突出;一些国家或组织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阻挠甚至遏制另一些国家或组织的发展,这些都影响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顺应时代潮流的全球化依然在曲折中前行。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成长,有些已经在生产领域发芽开花结果,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革命性突破随时都可能出现,尽管科技进步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但明确的方向、扎实的基础和努力的精神都将会造就奇迹。智慧工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销售、远程医疗和远程教育等新型业态不断涌现,有的正在萌发,有的已经形成气候,还有一些已成燎原之势。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穿上新衣、带上新装备迈向了新的征程。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是当前世界经济的短期特征。经济运行的分化和政策取向的分化,当前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较快,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趋于放慢;美国经济政策趋于收紧,欧元区和日本经济政策走向宽松。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下跌和地缘政治冲突,既给一些国家和地区带来通缩的风险,也造成国家和地区间的利益调整,影响着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变动剧烈,资本最具有可变性,无论在量上还是价格上都是如此。眼下国际资本存在着向美国流动的动向,美元汇率也在呈现升值趋势,但这种动向或趋势可能会随着形势变化随时出现调整。

()国内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期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党中央在深刻全面分析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和经验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科学判断,也是我们做好经济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近年来经济增长已从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逐步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也就是说由高速增长平台换档到中高速增长平台。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均GDP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在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大约5000美元以上)后,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需求动力减弱,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放慢,这一转换也为一些国家如日本、韩国发展的历程所证实。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以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长期以来,我国主要以规模速度、增量扩张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带来的是质量不高、效率低下、污染严重、产能过剩等问题,影响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亟需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转变。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依靠以人力资本的高投入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大量投资为特征的需求增长,是过去长期以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随着需求的变化、竞争的加剧,需要通过创新重新武装传统产业,通过转型升级改造传统产业,通过创业寻求新兴产业,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正从传统的资本、劳动、资源要素向结构优化、改革红利和技术创新转变。

()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尽管国内外经济发展存在不少的困难和挑战,但我国经济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仍未发生改变,只不过由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和调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容也与以往有所不同。

经济仍具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基础和条件。经过近4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规模已比较庞大,经济转向中高速增长有其必然性,但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增长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也是有基础和条件的。全面深化改革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通过大力推进以简政放权为特征的审批制度改革,以“先照后证”为特征的资本登记注册制度改革,以“营改增”为标志的财税制度改革,都将会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推进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等,将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结构转型升级将形成经济的新增长点,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将是一个长期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不断推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坚强动力。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仍比较大,“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可以更好地推动沿线国家的资源和市场与国内的资源和市场充分整合,实现和谐并进的共赢前景;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有利于中国国内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升级。强大的需求潜力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投资需求虽然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趋势放缓不可避免,但交通道路等基础设施、装备制造等基础产业以及服务业基础仍很薄弱,仍需要较大的投资予以加强;消费需求占比一直比较低,传统消费领域与新兴消费领域都有潜力可挖。

国际环境总体有利于国内的经济发展。世界经济保持增长势头不变,将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较大空间的国际市场和国外需求,过去我们依靠劳动密集型、中低端产品占领国际市场,未来我们要依靠中高端产品满足国外需求,而且还可以利用大国的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阶段性,占领不同层次的国际市场,同时还可以利用多年来经济发展积累的基础,积极地实施“走出去”战略。经济全球化仍在继续加深,尽管经济全球化进程曲折不断,出现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多种形式的合作方式和模式,但国家间的经济往来仍在进一步深化,这对后发展起来的我国来说,借鉴发展经验、吸引技术、提供市场需求,都十分重要,要积极利用好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的机遇,利用好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一直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没有科技的进步,经济发展也就失去了长期的动力。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成长,为我们利用新技术替代旧技术、智能型技术替代劳动密集型技术提供了重大机遇,我们要结合我国国情,积极顺应这一科技创新浪潮,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赶超甚至引领发展步伐,力争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取得重大成效。

二、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新任务

面对国内外的新情况、新变化和新形势,促进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而艰巨。在做大总量的同时,需要兼顾优化结构;在发挥原有动力的同时,需要激发新的活力;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需要兼顾改善民生;在促发展改革的同时,需要注意防范风险。

()发展仍是第一要务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需要发展。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涉及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既对总量有要求,又对结构有要求;既对经济发展有要求,又对社会进步有要求,但其中的关键是总量,是发展,只有发展了,总量大了,才能为解决一切问题奠定基础、提供条件。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需要发展。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但由于我国人口规模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在世界第90位左右,仍处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人民整体生活水平还不高,而且不平衡性比较突出,目前农村贫困人口仍有7千多万人。总的看,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发展,才能逐步赶上发达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才能逐步提高。

夯实经济基础需要发展。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与经济社会进步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以农业、装备制造业等为主的基础产业、以交通运输、城市建设和农村水利等为主的基础设施,都还是制约整体经济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大障碍。加之当前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创新,传统产业需要改造,新兴产业需要成长,都需要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支撑。

同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如就业、低收入群体生活等;困难和风险,如债务等,也需要以物质作基础,以发展作保障。

()改革创新任务紧迫

通过改革创新,我们取得了近40年经济社会发展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当前不断向前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也一定会取得新常态下的新成就。

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已做出了全面部署安排,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包括简政放权、财税、金融、国有企业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的有序推进,改革红利已初步释放,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质量提升、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但改革仍需要进一步深化,特别对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的改革需要加力加码。

要着力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大决定,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资源能够根据市场供给、需求和价格的变化,寻求最有效的配置,避免资源的浪费。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得还很不够,造成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的案例举不胜举,这其中有宏观管理滞后、干预过多等原因,也有企业微观主体作用发挥不够的因素。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要着力改进完善宏观调控。适应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新要求,政府要大力减政放权,清除制约发挥市场作用的障碍,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减少对微观主体的直接调控和管理,重点是加强对企业发展方向的指导,通过产业政策加以调控,利用财政税收、货币金融政策加以管理。同时,也要注意发挥好政府在市场作用失效的领域,以及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民生保障和绿色发展方面的作用。

李晓超

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下)

()结构调整任务艰巨

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经济结构调整有客观的要求,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不合理不协调的结构问题,也需要进行调整,结构只有不断地进行调整,经济发展才有新的活力和动力。

积极推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随着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第三产业比重于2012年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并已连续保持了三年,实现了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转变,标志着服务业发展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通道。要顺应这一形势,积极推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围绕着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推动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围绕着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着力培育新兴产业的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孕育成长,电子商务在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下迅速发展,网上销售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快递业务在需求拉动下高速增长,一些高技术产业保持了较快增长。这一方兴未艾的局面,尽管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但与多年积累的创新人才密不可分。要加大对人力资本、人才教育、研究与发展的投入,不断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的孕育成长。

努力推动传统产业的调整转型升级。一些传统制造业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产能普遍存在着过剩,需要进行调整。一些传统产业面临着国内外较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以及成本偏大的压力,需要利用新技术加以改造进行转型升级。

促进中小微企业的快速发展。中小微企业是经济中最活跃的微观主体,是现阶段最具发展潜力的部分,也是需要进一步发展的方面。中小微企业在很多领域发展得都不够,为大企业提供配套产品和服务,需要进一步发展中小微企业,为居民提供更加个性的产品和服务,需要进一步发展中小微企业,为社会提供大量就业岗位,需要进一步发展中小微企业。但当前存在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隐性壁垒,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都还制约着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民生改善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和改善举世瞩目,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看,从党和政府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看,改善民生的任务仍很艰巨。

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仍需进一步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反映居民生活质量高低的服务消费比重明显偏低,同时农村居民生活与城镇居民相比,还有较大的提高空间,特别是农村还有数量不少的贫困人口,加之居民在个性化产品和服务消费的潜力还十分巨大,需要下大力气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

扩大就业是一项始终要抓的工作。尽管近年来经济增速有所放慢,由于服务业增长较快、吸纳劳动力较强,加之坚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就业的总体形势基本稳定。但由于当前正处于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过渡期,经济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期,就业年龄较为集中,就业面临着十分巨大的压力,需要给予高度关注。

医疗、教育、养老、社保等有关民生领域需要加快发展。医疗、教育、养老、社保等是关乎民生的重要方面,也是反映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高低的重要内容。医疗和教育资源总体还比较薄弱,特别是地区布局不够合理;养老和社保覆盖面不全,城乡居民还有2亿人尚未参加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尚未对困难群体全覆盖,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依然突出。

()防范风险不可忽视

对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风险要有清醒的认识,给予高度关注,既要化解已出现的风险,防止可能引发的系统性和全局性风险,又要控制可能出现的风险。

需要防范经济增速滑出底线的风险。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符合国际普遍现象,也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的主动选择,更加有利于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但由于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复苏较为缓慢,国内投资需求增长放缓,消费需求缺乏新增长点,加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增长点培育成长要有一个时间过程,对经济增速可能继续下行的风险的担心,是有原因的,需要引起高度的警觉。同时,也要防止担心过度,留恋过去的高速增长。

需要防范债务风险。投资规模长期高速增长,长期保持过大规模,造成了部分地区地方债务水平居高不下。过高的债务水平,在经济上行时,由于需求旺盛和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消化吸收,但当经济下行时,需求收缩和成本上升容易将潜在的风险暴露出来,局部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加大,需要加以高度关注。

需要防范金融风险。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三期叠加”等因素导致的产能过剩和房地产泡沫开始显现,一些行业和企业效益下滑,资金周转困难,大量社会资金沉淀,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不断上升,累积了较大的金融风险。尽管目前看来风险总体可控,但要充分估计经济下行中部分企业、部分行业、部分地区风险集中发生的可能性。要加强和改进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产能过剩行业和房地产行业贷款信用违约风险的监测,防范部分地区、行业、企业风险及非正规金融风险向金融体系传导,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三、当前经济发展需要把握的方向

面对国内外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促进经济发展需要树立空间思维,坚持国际视野;树立历史思维,坚持立足国情;树立法治思维,坚持依规依法;树立专业思维,坚持科学管理。

()树立空间思维,坚持国际视野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做好经济工作必须要树立空间思维,坚持国际视野,凡事都要将我国放在全球一员的视角思考问题、安排工作、制定规划。

坚持国际视野,要善于借鉴国际经验教训。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时间不长,国际上的市场经济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也有很多教训,都很值得我们借鉴,可以避免走很多弯路。同时,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也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也需要对外进行推广,争取在国际规则中有更多的中国元素。

坚持国际视野,要准确判断国际形势及对我国的影响。要深刻认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发展虽然很曲折,但仍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主题;全球化进程虽然遇到不少阻力,但全球化趋势仍在加深;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虽然存在变数,但新的进步仍在不断涌现。需要科学预判,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趋势,同时也需要关注短期各类突发事件,沉着应对,及时抓住国际形势变化过程中对我国有利的机遇,有效化解国际形势变化中对我国不利的风险,避免外来冲击。

坚持国际视野,要积极努力抓住外部机遇。面对世界经济持续发展,要根据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质量,积极占领已有市场,开拓新的市场,努力扩大出口。面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加深,要积极推进对外开放,抓紧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既要稳定产品对外贸易,又要加大服务对外贸易。面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成长,要积极推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同时,还要做好防范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可能风险。

()树立历史思维,坚持立足国情

在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背景下,做好经济工作必须要树立历史思维,把当前和未来的发展放在历史视角去思考,坚持立足国情。

坚持立足国情,要把握好经济增长速度。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基本要求,速度过高,就会超越发展的支撑条件,带来资源约束绷得过紧,加之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比重过重,改善环境压力较大;速度过低,与发达国家差距就会拉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就会遇到困难,而且资源利用也不充分,容易带来较大的就业压力。

坚持立足国情,要积极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要下大力气改变依靠规模速度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逐步建立起有质量效益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要对存量进行调整,对低技术高耗能重污染的企业,要通过市场、标准等手段予以淘汰;对能够通过技术改造升级的企业,要通过政策支持和扶持予以改造升级。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还要对增量进行优化,对符合产业政策、未来发展前景较好的新设企业,政策上要加以扶持。

坚持立足国情,要对我国的特殊性有深刻的认识: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占有相当大比例,很大的数据除以人口数据都会变得很小,同样很小的数据乘以人口数据都会变得很大;不平衡性,特别是资源禀赋差异巨大,东部一些地区的人均GDP比西部地区要高出好多倍,在资源禀赋不同的地区付出同样的劳动可能会有不同的收益。

()树立法治思维,坚持依规依法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做好经济工作必须要树立法治思维,凡事都要依照规定行事,依法律办事,坚持依规依法。

坚持依规依法,要建立健全规则和法律。强制性是规则和法律鲜明的特点,是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规则和法律是否完善健全是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标志。随着形势的需要,规则和法律需要改进完善,科学规定工作程序和流程;经济和社会的法律需要改进完善,确保市场主体有序和高效地运行。建立健全规则和法律需要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确保规则和法律有坚实的执行基础。

坚持依规依法,要严格执行规则和法律。规则和法律的生命力就在于执行,执行的越严格生命力就越旺盛;规则和法律不严格执行,会极大损害规则和法律的权威。

()树立专业思维,坚持科学管理

在不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背景下,做好经济工作必须要树立专业思维,提高经济理论和知识的专业素养,坚持科学管理。

坚持科学管理,要遵循客观规律。事物发展总是有规律的,顺应规律的发展是持续的、健康的,违背规律的发展必将会受到规律的惩罚。要尊重规律,认识规律,提高按客观规律办事的能力。做经济工作,重点是要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特别是要遵循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规律的作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坚持科学管理,要加强理论指导。理论来自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经济理论特别是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理论经过上百年国内外的发展,内容已十分丰富,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必须加强对这些理论的深入学习,提高这方面的素养和功底,防止以一知半解的知识指导经济工作。

坚持科学管理,要激活微观主体。企业的生产经营就要由企业根据法律法规完全自主决定,这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和关键,要提高激活微观主体的专业素养,要以法律法规规范微观主体,以产业规划引导微观主体,以宏观管理调节微观主体。

作者简介:李晓超,男,1962年生,安徽人,1986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统计学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为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分析。

李晓超

中国税制改革应凸显现代财政的公共性——兼谈房产税改革的路径选择(上)

摘要:深化税制改革是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新一轮税制改革应突破传统思维模式,转变政府税收观,将现代财政的“公共性”充分运用于税收制度建设领域,以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房产税改革应以“公共性”为价值目标,满足民众共同需求,维护民众公共利益,促进公平竞争和正义分配,构建合理规范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财政,房产税,公共性,税制改革,公共财政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使财政的功能远远超出经济范畴,成为国家全面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和党建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制度安排。这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国家由经济治理转向社会治理的根本保障。深化税制改革是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新一轮税制改革应突破传统的税改思维模式,转变政府税收观,将现代财政的“公共性”充分运用于税收制度建设领域,以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房产税改革涉及千家万户,既关系到民生与财富分配问题,又关系到地方政府税源与财政能力问题。因此,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推进房产税改革,促进公平竞争和正义分配,构建合理规范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对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一、重新思考房产税的理论基础:公共财政的“公共性”

公共财政是指以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标,通过政府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的公共经济活动。公共财政的本质特征是“公共性”,“公共性”的基本要求是最大程度对民众利益负责,在政府活动中体现公共性,满足全体人民的公共需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缩小地区间生活水平差距。“公共性”是现代国家财政活动的价值基础,它要求政府在公共收入与支出活动中必须按照公共利益要求进行,在国家政策制定过程必须最大化体现“公共性”特征。房产税改革应以“公共性”价值理念为目标,才能保证政府财政收支行为不发生扭曲,满足民众共同需求,维护民众公共利益。

1.“公共性”价值理念源于马克思社会需求理论

马克思将社会产品分为满足“个人需求”的产品和满足“社会需求”的产品两部分,其中,“社会需求”即是“社会共同需求”,由提供共同生产条件的公共工程和履行社会职能的公共事物构成,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需求,维持着社会存在与发展。社会需求的满足主要通过公共产品供给来实现,马克思从国家职能的角度提出,公共产品供给是政府职责,“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1]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赋税是社会公共的“生产费用”。公共产品在供给和消费过程中具有公共性,不仅表现在社会需求内容、结构的共同性上,而且还表现在社会需求利益的共享性上。满足社会共同需求的公共产品供给由于受生产力、生产关系制约,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维护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性产品、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性产品和促进社会进步的社会性产品的选择与组合可能有所不同,但都是为了满足社会群体的需求和发挥调节特定社会关系的作用,其根本目的是让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共享社会利益,而不是独占或者个人满足。

2.“公共性”价值理念体现为房产税收入来源的广泛性

税收收入来源的统一性和广泛性是税收公共化的体现,更是公共财政制度构建的基础。[2]亚当·斯密指出,“每一个国家的国民,应该尽可能按照他们个别的能力,比例奉献维持政府所需的收入。”[3]这意味着税收应由全体国民依据他们在国家的保护下所获得收入或拥有财产的多少,按比例向国家缴纳公共服务支出,纳税主体具有普遍性。相应地,房产税也是如此。费雪(Fischel)认为,房产税应由享用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广大房产所有者共同支付。[4]

3.“公共性”价值理念明确了房产税的支出方向

现代财政制度建设要求公共产品的供给要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真实反映纳税人的需求意愿,真正贯彻财政的“公共性”价值理念。依据蒂布特(Tiebout)建立的“地方公共支出理论模型”,汇集地方居民的偏好,确定地方政府支出方向,提供满足本地居民需求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依据“受益论”,由当地民众承担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成本,在政府支出和收入之间建立必然联系[5]。奥茨将(Oates)受益论引入到房产税改革中,他认为,房产税既然是由房屋所有者缴纳的,那么其税收收入自然要直接服务于当地纳税人用于房屋维修、周围道路修建及服务设施建设等公共性服务上。[6]我国房产税的支出方向应主要以提供满足民众需要的公共服务为主,侧重地方基础教育与高职教育、地方医疗卫生保健、公共交通及地方安居保障性住房等民生支出。

房产税改革是一项公共政策供给,可以视其为一类特殊的公共产品,要求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时要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运用公共权力,回应社会民众的公共需求。房产税改革必须符合地方民众的意愿并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提高民众参与决策的程度,把改革的出发点和着眼点集中在公共利益合理分配上,真正实现和贯彻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

二、房产税改革“公共性”选择:基于民众的共同需求

房产税改革涉及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而公共政策能否颁布实施及实施成效如何取决于政策主体——政府和政策客体——民众两个关键要素的意愿和需求的契合程度。沪渝房产税试点未达成民众与政府的意愿一致,除缺少法理基础、征管效果不佳等原因外,主要是房产税支出用途不明确,民众没有体会到缴税的受益性,只有承担了缴税的义务,没有行使参与决策和监督的权利,未真正体现房产税的“公共性”原则。

1.民众渴望获得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产品与服务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从总量上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实现了由生存型社会步入发展型社会的历史性跨越。然而,中国经济总水平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同步增长,中国仍然面临着全社会公共需求所呈现出的全面快速增长的客观趋势和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相对短缺之间的矛盾。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居于世界前列,但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民众享有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明显偏低。而且在唯GDP政绩观的影响下,地方财政支出一直存在着重经济建设支出而轻民生支出的倾向,这导致我国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许多涉及社会民众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公共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房产税属于直接税,地域特征显著,税源相对稳定且充裕,便于地方政府筹集资金补充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供需缺口,提高财政民生支出比例,完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满足本地民众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使民众个体缴税的“利益”表现为直接受益,使“公共产品”、“公共需要”与直接“受益性”相一致。

2.政府需要更有效率地提供满足公众需求的公共产品与服务

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全球经济萎靡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摆脱经济不断下滑的趋势,在有限的财政资金的支出上更加偏重经济建设部门,而降低了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服务部门的支出比重,导致投资消费结构失衡扩大。在未来5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将由“保增长”调整到“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上,地方政府也将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在定位自身的职能时,地方政府要以满足全体人民的利益需求为基本目标,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为核心。然而,地方政府要完成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资金将是其面临的困难之一。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一直很大,收不抵支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地方财力亟待充实。房产税的开征可以有效地改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失衡问题,有利于地方政府建立规范的地方筹资机制,使筹资渠道更加阳光、民众享受公共服务更为直接。同时,房产税改革也有利于地方政府优化本地投资环境,完善公共服务,从而提升本地不动产价值,扩大地方税源,有效解决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看,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的合法性主要反映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上,让民众从地方公共服务中直接受益,才能真正体现公共财政的“公共性”价值理念。[7]

3.“以支定收”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房产税改革是当前地方政府服务民众、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人民当家作主,通过开展社会调查,集中民众的公共需求偏好,协调政府、企业、个人各方经济利益,实现公共产品与服务供需平衡及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1)确定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规模

在多级政府管理体制下,政府职能是由各级财政共同完成的,中央政府主要承担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的职能,而在地方资源配置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接近本地居民,了解地方实际情况及民众偏好,更能有效提供符合当地居民需要的公共产品。房产税的受益性决定其适宜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地方政府依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居民实际需要,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具体包括医疗保障、失业保障、居民福利保健、义务教育、医疗机构建设与运转、社区卫生服务、警察与消防、交通设施、环境改善等项目。[8]美国房产税收入支出主要花费在地方政府在本辖区内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加拿大地方政府支出主要用于改善城乡基础设施、教育、兴建廉租住房、发放家庭补贴、支持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保福利事业。贾康认为,房产税费改革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较大,现阶段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不高,政府社会服务职能没有充分发挥。[9]房产税征收标准首先应按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测算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以支定收;再依据房产登记结果获取存量房产信息,确定房产税征税范围,确保在当前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10]理论上,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PE)满足:PE=LI+TP-EE,其中,PE表示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LI表示地方政府本级收入,TP表示上级政府转移支付,EE表示政府经济建设支出。可见,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即: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收入;地方政府获得的中央转移支付,这是分税制下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地方政府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这一项与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强调地方政府要转变职能,就是要减少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增加对民生的服务力度。

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 李琦 赵惠敏 长春市二道区国税局 孙静

中国税制改革应凸显现代财政的公共性——兼谈房产税改革的路径选择(下)

(2)测算民众可承受房产税的税负水平

安体富、王海勇认为,征收房产税不应增加民众实际负担能力。[11]居民缴纳房产税的资金来源应按现行税收制度完税后的家庭可支配收入计算,衡量居民负税能力应综合考虑居民可支配收入、家庭恩格尔系数、家庭消费性支出及家庭收入结余等因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年人均消费性支出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逐年提高,恩格尔系数逐步下降,居民人均收入结余绝对值和相对值(居民人均收入结余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不断提升,即居民储蓄或投资能力增强,这表明居民的负税能力逐步提高。根据2010年统计数据计算,我国分省年人均结余相对指标最低仅为20.92%,因此,居民负税能力上限只能是可支配收入的20%[12]根据公式:PT=(Y-CE)*TR,其中,PT表示房产税收入,Y表示家庭可支配收入,CE表示家庭消费性支出,TR表示房产税税率,房产税收入由三个要素决定,一是地方居民的收入水平,取决于人均GDP增长状况;二是家庭消费支出,包括家庭日常衣食等消费支出和健康保健、再教育及补充养老支出,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建立设备齐全的社区医院或保健中心,兴建完善的老年公寓,居民就能够减少此类家庭服务支出,从而扩大房产税税基;三是税率,借鉴国际社会房产税占家庭收入比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合理确定房产税税负水平。民众可承受的房产税税负水平应与地方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相匹配,这是民众与政府意愿契合程度的衡量尺度。

三、结论与展望

1.房产税改革应强化政府的社会服务职能

历史上受国家分配论影响,我们曾过度强调税收的无偿性,片面夸大纳税人依法纳税的义务,弱化纳税人用税的权利,政府部门只有权利畸形的征税观,没有服务广大纳税人的正确用税观。现代财政制度更注重财政的“公共性”价值理念,不仅要求在财政活动上要体现“公共性”特征,而且在财政收入和支出范围上也要体现“公共性”特征。既然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所需资金来源于民众纳税,那么税收支出就应体现“公共性”原则,立足于满足民众的公共需求。房产税是为数不多的直接税之一,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因此对房产税使用情况的关注会更多一些,地方政府一定要科学管理和统筹分配房产税收入,使之更有效地直接用于地方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事务支出上,满足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公共需求,切实履行社会服务职能。

2.房产税改革应有利于回归房产自然属性

房产由于受土地资源的约束,其供给是有限的;而房产作为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其自住需求又是刚性的。城市化的快速扩张引致住房刚性需求进一步增长,资本市场的缺失又引致并扩大了房产的投机性需求。从供求分析的角度看,房价或地价由需求曲线的位置决定,开征保有环节房产税将会增加投机性住房的持有成本,减少投机性住房的需求,部分投资性住房将会重新进入到房地产市场,加大房屋供给,从而平抑房地产价格。从资本总量分析的角度看,对房地产征税相当于对资本征税,能够降低持有房产的边际收益,有效抑制房地产投资与投机行为,削弱房地产的资产属性。科学设计房地产税收制度,可以纠正房地产市场失灵,消除房地产市场“虚拟化”因素,使房地产市场从资本品市场回归到消费品市场。

3.房产税改革应有利于体现其受益性

房屋产权是一种凭借国家法律制度而存在的资源,其实现必须依赖政府提供的诸如消防和治安保护等公共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讲,房产税是房产所有者对政府提供服务的一种补偿,房产所有者理应向政府交纳房产税;政府修筑房屋周围的道路、建立高质量学校和完善的医疗机构,会提高房屋资产价值,使房产所有者在居住环境和房产保有价值中受益。因此,将房产税收入直接用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比其他税种更有效率,更利于民众接受。房产的地域特征与房产税的公共属性将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供给资金的筹集直接联系起来,使房产税纳税人不仅有纳税的义务,即筹集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成本,还拥有与义务相一致的权利,即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选择权、受益权。房产税直接体现了公共产品的受益性原则,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和民众纳税意愿的本质契合。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4B162)

注释:

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任何社会生产(例如,自然形成的印度公社,或秘鲁人较多是人为发展的共产主义)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2-993)

②蒂布特在《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中写道:“政府的目的是确定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然后对居民收取相应的税收,在物品和服务方面的收入——支出模型是与食欲消费者偏好相适应的。支出目标与收入方面的支付能力相结合,得到了我们今天的预算。”(Charles M. Tiebout.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 64(5).)

③奥茨指出:“地方政府应该最大程度满足民众需求,因为民众会权衡他们从地方公共服务项目中获得的利益与其承担的纳税义务成本,然后选择能使其收益大于成本的地方定居。”(OatesW. E. The Effects of Property Taxes and Local Public Spending on Property Valu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ax Capitalization and the Tiebout Hypothesi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9, 77(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95.

[2]张馨.税收公共化:财政公共化的起源与基点[J].涉外税务,2003(5).

[3]亚当·斯密.国富论[M].谢宗林译.北京:中央翻译出版社,2011961.

[4]Fischel W. A. Property Taxation and the Tiebout Modeh Evidence for the Benefit View From Zoning and Vot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2, 30(1).

[5]Charles M. T.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 64(5).

[6]Oates W. E. The Effects of Property Taxes and Local Public Spending on Property Valu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ax Capitalization and the Tiebout Hypothesi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9, 77(6).

[7]赵惠敏,李琦.中国房地产税改革取向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14(9).

[8]夏杰长.我国开征物业税的效应与时机分析[J].税务研究,2004(9).

[9]贾康,刘微.土地财政:分析及出路——在深化财税改革中构建合理、规范、可持续的地方“土地生财”机制[J].财政研究,2012(1).

[10]马万里.健全财务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J].管理学刊,2013(2).

[11]安体富,王海勇.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和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5(43).

[12]刘淑娟.居民负税能力与房地产税改革[J].前沿,2012(11).

作者简介:李琦(1971-),女,吉林白城人,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财税理论与实务研究;赵惠敏(1965-),女,吉林榆树人,吉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财税理论与实务研究;孙静(1982-),女,吉林白山人,长春市二道区国税局科员,主要从事财税理论与政策研究。

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 李琦 赵惠敏 长春市二道区国税局 孙静

中国经济发展失衡的动态趋向及平衡路径

摘要:我国经济发展失衡状态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不稳定、产业结构失衡、城市及地区之间经济差距较大这三个方面。内部土地、人口密度等要素的不平衡,外在的市场建设不完善以及导向式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执行不够彻底是我国经济发展失衡的成因,文章提出加强民生建设、发起新一轮改革,平衡地方投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汇率调整、加快金融市场改革以及发展农村经济、缓解城乡发展失衡这五条促进我国经济平衡发展的建议,以实现我国未来经济获得更平稳的增长和更公平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发展,内部失衡,外部失衡,动态趋势,平衡路径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国民财富空前膨胀。在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依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序推进,我国城镇化、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定向迁移不断加快,产业结构逐步调整,不断优化,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已经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比重。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档期,并且经济下行压力一直很大。透过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我国长期以来依靠的驱动经济发展的出口贸易和基建投资也变得不可持续。因而,我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向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目标迈进的过程中,需要我们在把握经济发展的总基调的同时,统筹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真正做到谋划国内发展思路的同时,树立国际视野,谋划解决影响国内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同时要采取措施抓住国际经济发展机遇,有效应对其风险和挑战,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健康、协调、可持续。

一、经济失衡的内涵

所谓失衡,就是偏离平衡的一种状态。因而,若要合理界定失衡的内涵,就需要分清平衡的含义。平衡最早是物理学的概念,是表示一种均衡的状态。而此概念引入到了社会科学以后,常被视作为一种系统内各个要素配合得当,协调发展的一种状态。而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平衡是一种时间点,即不是一种长期保持的稳定状态,而相对应平衡的失衡则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的常态。失衡表现为平衡的一种异化和扭曲,是社会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不优化,结构失调,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经济学上的失衡一般是指供需的不平衡,具体表现在经济结构的扭曲。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步入发展的失衡状态。即失衡不是某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特有状态,而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经济发展共同问题,各国官方需要做的就是依靠各类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促进经济运行的“天平”趋向于平衡。

二、我国经济发展失衡主要表现

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开始步入了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创下了近22年来的新低,仅为7.4%的水平(见表-1),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经济发展速度换档期,一度难以遏制的疯狂十年的楼市开始出现拐点,稳定商品房价格,防止楼市出现鄂尔多斯、温州式的大面积崩盘危机,以促使政府不断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予以刺激已经成为新时期的又一个常态。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的失衡有多种多样。

一是总量失衡。具体表现在社会供需不平衡,即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协调。CPI的变化情况、国际收支状况、劳动力的供应以及经济增长速度都能够真实地反映出总量的失衡状况。

二是结构失衡。经济结构作为某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协调程度和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协调程度也是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是否科学合理的重要尺度。我国在产业结构方面,虽然近年来产业结构趋于稳定,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基本稳定,但是对比发达国家比较发现,我国第二产业比重过大,30多年来,基本在50%左右的水平徘徊(见图-1),导致经济发展过度依靠重工业;而相比而言,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农业的发展则表现得相对滞后,虽然第三产业在2014年已经达到了相对较高的48%以上的水平,仍然未能超过50%;尤其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发展缓慢,土地现行管理制度制约着土地农业现代化。而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仍方兴未艾,亟待进一步发展。

三是城市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社会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表现突出,从东西部发展、城乡和区域发展来,仍然表现出不平衡的二元结构特征。我国一直贯彻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进而带动后富起来的区域,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然而,一部分区域,主要是东南沿海城市,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人民收入有了显著地提升;而西部一些地区,自然环境恶劣、资源匮乏,城市发展相对缓慢,人民生活刚刚脱离温饱水平。

四是城乡差异悬殊。一直以来,我国实施的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无论从社会保障还是发展策略方面,都是采用二元模式,造成城乡之间形成了一种“强二元结构”。

五是人口、资源与环境和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不协调。人口方面,人口红利的消失,对于经济发展的智力支持和人力资源支撑都表现出后续乏力;人口老龄化、户籍制度、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逐步凸显;资源环境方面,资源的无序开采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大气、水、生态环境污染问题频现,造成了人们生活环境不断恶化。

三、我国经济发展失衡的内因外挫

土地作为一种经济发展要素,历来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因素。我国经济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土地这一要素的重要贡献,尤其企业和地方政府在土地的利用和价值挖掘方面成为重要的利益主体。另外,人口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人力资源价值的发挥才有利于价值的转化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值。同时,土地和人口也是对我国经济失衡的一种有效解释。  

(一)土地是解释我国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土地一般被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投入要素,具有一定的生产属性。然而,依附于土地这一要素上的社会属性则不能被有效认识到,并难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要素予以充分重视,由土地而衍生出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分配关系也被置若罔闻。因此,因为土地的社会属性不能得到有效地认知,致使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基于土地这一要素的解释相对乏力;由于缺乏必要的重视,由土地衍生出的社会属性相对于高速发展的经济表现出相对的滞后。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土地的影响下,其配置效率、收益分配等也发生着种种变化。因此,在我国的经济失衡中,土地及其附带的经济分配失衡是重要的表现,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尤其是城镇化的作用,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从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14年的54.77%(见图-2),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加大了对土地这样要素的需求程度,提高了其稀缺水平。城市化的提升,土地显然成为了一种驱动城市发展的一大稀缺资源,基于土地开发的工业园区和商业住宅,助推了城市GDP的不断增长;与此同时,土地的征用和开发,造成了原有的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会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最终致使经济发展失衡。近年来,随着城市规模的膨胀和空间的拓展,加之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土地被大规模占用,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经济发展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也层出不穷。

(二)人口在我国经济失衡中发挥重要作用

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价值之巨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的主要来源——人口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则往往不能够持续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得益于充足的劳动力配置,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劳动力的及时转移有效弥补了城市工业、建筑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和智力支撑;同时,依靠人力资源价值的不断发挥和挖掘,我国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地发展。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对于优秀的劳动力需求也不断加大,而我国的现行人口结构下的劳动力资源则表现出相对的短缺,因而,出现务工荒。究其原因,主要是人口老龄化造成的人口结构中优质劳动力的数量减少,另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就业的观念和工作的态度都发生着变化,这些因素就导致了促使我国经济腾飞的人口红利消失。由于劳动力的供应不足,导致了繁荣我国市场经济的主要部分——企业开始陷入困难,人力资本的匮乏导致企业的生产和发展面临问题,由于缺乏人才的支撑,企业的发展缺乏后劲,稳健成长和可持续发展更是无从谈起。

四、在内“因”外“挫”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平衡路径

(一)倡导社会建设,发起新一轮改革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促成了经济腾飞的30多年,然而,单纯的经济改革造成了社会经济很多因素出现了不协调、不匹配问题,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经济的发展失衡问题。因而,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高速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我国政府要依靠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积极加大社会建设,并促成在民生改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体制、教育教学机制、社会秩序管理、公共安全和社会管理模式方面进行改革。真正在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时期内,在促成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同时,要千方百计谋求在人民生活诉求方面的满足,真正促使人们衣食住行用等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着力加大对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促使人民真正实现安居梦。同时,还要在医疗、教育方面狠下工夫。针对现行的医疗体系中以药养医、就医难、花费大、医疗资源配置不均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真正做到从人民的诉求出发,立足当前医疗卫生现状,逐步实施医疗体系改革,促使其向着更加公益化和全民化的方向发展。另外,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政府要针对当前的经济失衡现状,不断通过社会保障来弥补经济失衡造成的问题。要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的保障结构,真正促使城乡居民保障体系的有效融合,做到统筹兼顾,双手发力。最后,要进一步完善社会公共管理。我国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管理的主体,应不断探索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尝试用新方法,借助新技术,使用新手段来完善社会公共管理,探索出新型的公共管理模式。并不断强化对于自身权力的约束,促使权力在合理范围内有效运行,真正做到合理用权,执政为民。

(二)平衡地方投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投资和出口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驱动力,因而,投资规模和方向直接关系到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质量。通过研究30多年的地方投资数据发现,各个区域和城市的投资的不均促使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的招商引资力度在与西部内陆城市一样的情况下,往往更会得到投资客商的青睐,更容易招引到辐射带动力强,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大的项目,并逐渐由以商招商方式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更加明显。因而,为了有效缓解经济失衡带来的问题,就需要各个区域调整地方投资方面做文章,真正通过优惠政策、区位优势、资源禀赋来对投资者形成吸引力,并相对其他区域,形成强大的竞争力,并通过投资来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提供强大的发展引擎。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国家层面要进一步放宽对于地方招商引资的限制,尤其在招商政策制定方面,要确保各个区域根据实际,留足一定的优惠政策洼地,真正确保欠发达地区能够具有一定的吸引客商的优势;二是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要切实将招商引资作为助推经济跨越发展的突破口,真正立足招商引资,开辟区域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三是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要不断创新招商引资模式,要改变传统的招商方式,真正通过网络招商、以商招商、借力借智招商等新的招商理念和方式来探索出一条效果显著的招商引资道路,并通过项目的开产达效,促进区域就业率的提升,财政收入的增长;四是政府要扭转投资一味偏重于发达省市和地区、侧重城市的导向,下一步真正侧重于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让欠发达地区真正享受到投资驱动带来的政策利好。

(三)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目前,我国业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尤其今年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切实将全面深化改革纳入到政府近期工作目标任务,也表明了我国政府实施改革的信心和决心。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变得迫在眉睫,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是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并不断转变政府职能,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真正实现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的在经济运行中能够配合得当,科学发力。真正推进政府由指令型向指导型转变、由发展型向服务型转变、由全能型向专注型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理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才能将各自的作用范围和作用目标理顺,进而进一步推进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四个全面”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失衡的有效破解。

(四)推进汇率调整,加快金融市场改革

从我国经济内外失衡来看,外部失衡一般由内部失衡所决定。我国的居民消费和投资的长期差距,造成了居民储蓄很大一部分转化为了净出口,并据此来影响我国国内经济的运行。汇率和利率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可以有效地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而我国政府往往在CPI增长较快,通货膨胀率较高情况下,实施利率管制,造成利率不能随着市场经济运行而波动,实际利率成为负值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鼓励市场投资并抑制消费增长。一波一波的市场投资造成了经济过热循环往复。汇率变动是政府保持政治经济稳定考虑的产物,也是有关利益冲突的集中体现,中国在汇率政策选择中面临众多的不确定性。因此,我国应对内外经济失衡,也需要积极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机制中的作用,不断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促使两者成为破解我国内外经济失衡的有效着力点和立足点。 

(五)发展农村经济,缓解城乡发展失衡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我国近年来一系列政策,对城市的利好远远大于农村,由于政府在城乡发展政策上的区别化对待,造成了现如今的城乡发展二元结构,若要破解当前的城乡二元经济差距问题,就需要立足三农,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首先,要立足农村主要生产要素——土地,重视土地的价值和作用,真正通过土地的确权、流转等土地管理方式的创新,实现农业生产的自动化、机械化,同时也能有效解放农村劳动力,实现农村资源为农民谋福利。其次,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政府可以通过农业项目扶植方式和优惠的金融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农户利用现有资源进行种养殖创业,谋求致富新途径;也可以通过劳务输出等方式,增加农民收入,缩短与城市居民的差距;引导一批有头脑、有项目的农民带头创业,并带动全村村民致富。再次,政府应制定并实施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并确保优惠政策更多地向农村倾斜。最后,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助推农村经济繁荣。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盘活农村经济的主要途径,因此,在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社会保障的基础上,想方设法促进农民消费,扩大消费总规模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白重恩,钱震杰.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5):99115

[2]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413

[3]陈钊,陆铭、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J].经济研究,2008,(1):2132

[4]陈光金.市场抑或非市场:中国收入不平等成因实证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0,(6):8186

[5]侯新烁,张宗益,周靖祥.中国经济结构的增长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J].世界经济,2013,(5):88111

[6]李佩芸,邢俊.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述评及对我国经济格局的启示[J].商业时代,2013,(16):127128

[7]任保平,宋文月.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制约因素[J].学术月刊,2015,(2):153

作者简介:余航(1981-),女,湖北潜江人,武汉东湖学院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经济学;周军(1963-),男,湖北武汉人,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学。  

武汉东湖学院经济学院 余航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周军

基于M2/GDP视角的中国货币化进程问题研究(上)

中国的M2/GDP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上升,货币供应成了众所关注的经济热点。基础货币供应的主要来源是由央行再贷款转变为外汇占款,中国货币化进程由商品货币化阶段推进到资产、资源货币化阶段。本文利用19922011年宏观经济数据,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框架下,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结果表明存贷差、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之差以及外汇储备都能显著影响M2/GDP,进而影响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衡量货币供给最通用的指标是M2单纯看M2的增长是片面的,因为经济的增长伴随着货币的扩张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M2GDP的比值才是更合适的关注指标,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Mckinnon首次提出M2/GDP这一指标,用来比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金融深化方面的差异,并认为随着金融深化的发展,M2/GDP会提高,即货币化水平上升。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增长有目共睹,但作为经济活动交易媒介和财富储存方式的货币却以更快的速度在增长着。统计数据表明,19922011年中国的M2/GDP,从1992年的0.94上升了近1倍。

一、文献综述

中国如此高的M2/GDP比率是经济发展失常的警示还是追赶发达国家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这么高的货币增长速度却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胀,是否经典的货币数量理论并不适应中国?货币的高增长缘由是什么以及对未来宏观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又是什么?很多学者在这些方面进行了研究。

对于中国高M2/GDP比率的缘由,易纲(1996)率先提出解释,即中国经济货币化假说,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不断推进,新的货币化经济活动如家庭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部分的“超额货币”,从而通货膨胀能够保持稳定。张杰(2006)通过把政府对商业银行体系的担保和补贴引入到Mckinnon的最优货币化模型,得出结论认为: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控制是导致高M2/GDP的主要原因,并指出如果政府对银行体系的控制是有效的,那么在货币化进程中原本相互冲突的政府和居民部门可以兼容并存,使得高货币化与价格稳定同时实现。

吴建军(2007)通过ISLM模型的四个参数的大小分析这一高比率。他认为消费倾向过低和金融体系的不完善是造成中国高M2/GDP比率的原因,低消费倾向的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平等与对未来的悲观预期,政府对金融体系的支持导致其低效率,使得货币更多以存款的形式滞留于银行体系内,并没有有效转化为投资,从而使得M2/GDP继续上升。苗文龙(2007)利用现代货币数量理论来解释中国“高货币化”的成因,他认为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诸如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的不平衡程度、非人力财富所占比重、人口的年龄结构、投资性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及外汇储备等共同提高了真实货币化程度。张春生等(2008)通过分析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认为M2/GDP的高比率以及继续上升取决于中国的金融控制,强制性的结汇制度使得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同时,基础货币也过量发行,商业银行所能提供的资金超过了经济活动的货币需求,导致了资金的大量闲置。

二、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

()基础货币来源的转变。

1.央行通过向商业银行再贷款提供基础货币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银行体制经历了重大改革,即从过去的“大一统”银行体制转变为与西方国家类似的二级银行体制,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角色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调控方法方面引入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此时的关键问题是怎样在二级银行体制下发行基础货币。与西方国家的二级银行体制下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经济体系的基础货币供给不同,我国当时国债市场才刚刚发展起来,规模不足以支持公开市场操作。由于人民币处在高估的状态下,外汇储备增长缓慢,外汇占款也不足以提供基础货币供给。所以,再贷款是当时央行向经济体系提供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

2.外汇占款为主要基础货币来源阶段。1994年,我国实行外汇体制改革,结束汇率“双轨制”,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大幅贬值,从5.76调整到8.7,这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使得我国的外贸顺差快速上升。同时由于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及短期投机资金的流入,中国的国际收支出现“双顺差”,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外汇储备迅速增长,导致外汇占款也同时快速增长(见表1)。从2005年到2011年的6年间,外汇占款超过了基础货币供给,央行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对冲,通过发行央票回收由于外汇占款导致的过度基础货币供给,防止通货膨胀预期过高,稳定汇率。根据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三元悖论”可知,一国不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汇率的稳定和资本的完全流动三个目标,必须舍弃其中一个。在中国,三个目标之一的资本的完全流动未能达到,因为我国实行了资本账户的管制。除此之外,为了对冲外汇占款,央行也失去了部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1  19962011年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比值    %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外汇占款/基础货币

35.7

41.2

55.8

48.8

39.8

43.7

49.4

64.1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外汇占款/基础货币

84.4

104.3

114.9

127.4

131.4

135.2

127.2

92.4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

1.产品货币化阶段。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商品的供求并不是通过市场交易来调节,传统的自给自足甚至物物交换还广泛存在,这部分交易不需要货币作为媒介。从1978年开始,市场化改革从农村逐渐深入到城市,从农副产品市场向几乎所有商品市场延伸。国内商品的交易自由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从农产品到工业制成品等几乎所有的商品都能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易。同时,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也迅速发展,外贸出口快速上升,这些因素都推动着对货币需求同样的快速增长。易纲(19962003)认为,19791984年,农业部门转向家庭联产承包制、个体经营户以及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对货币的需求大大超过由于收入上升所自然引起的货币交易需求的增长,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快速推进。与此同时,大部分的“超额货币”被新的货币化领域所吸收,通货膨胀率并没有遵循新古典的货币数量理论与货币供给正向线性相关,而是保持在温和的水平上。

2.资产、资源货币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货币化进程进入到更深层次的阶段:产品的货币化已经基本结束,开始了土地、房产、企业资产以及其他资源要素的货币化。随着资本市场、要素市场的建立和完善,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不可流通的资产,包括土地、房屋、企业股权等迅速变得可在市场上交易,存量要素也可以通过要素市场进行变现,为这些原本不能流通的资产、资源提供流动性极大地提高了对货币的需求,M2/GDP继续稳步上升。张文(2008)甚至认为19981999年和2002年中国出现的通货紧缩现象也可以用货币化进程来解释,即由再贷款和外汇占款所构成的基础货币供给未能有效发挥作用,使得货币供给增长未满足货币需求的增长。

三、M2/GDP高比率成因的实证分析

()数据及来源说明。

为了探寻M2/GDP比率与相关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tructure Vector AutoregressionSVAR),并利用脉冲响应来探寻宏观经济各变量之间的联系。模型所用的数据指标为19922011年的广义货币供给与GDP的比值(M2/GDP)、存贷差(DLDIF)、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之差(FINDIF)以及外汇储备(FORRE),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32012)、《中国金融年鉴》(19932012)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外汇储备数据单位为美元,根据各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平均值进行了换算。各变量的特征值如表2所示,在模型中,对部分变量取对数:lnDLDIFlnFINDIFlnFORRE

2  各变量的特征值

M2

GDP

M2/GDP

DLDIF

FINDIF

FORRE

平均值

260965.9

165693

1.389

72254.8

171563.4

58109.75

最大值

851590

472115

1.81

261421

521024

205499

最小值

25402

26923

0.94

-3316

25663

1068

标准差

239823.4

128687.6

0.2928247

84513.26

142652.2

67842.85

观测值

20

20

20

20

20

20

注:M2/GDP的平均值为各期M2GDP比值的平均,同M2平均值和GDP平均值的比值并不相等。

国家行政学院 周跃辉 湖南大学 周定根

基于M2/GDP视角的中国货币化进程问题研究(下)

()实证分析。

1.数据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SVAR模型要求变量本身是平稳序列或者变量不是平稳序列,但是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而避免伪回归。采用ADF单位根检验,在检验中,只需将ADF统计量的绝对值与检验临界值绝对值进行比较,当ADF统计量的绝对值比检验临界值绝对值更小时,说明该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过程,不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反之,则序列是平稳的。对时间序列M2/GDPlnDLDIFlnFINDIFlnFORRE进行保留时间趋势的ADF检验。由表3可知,四个序列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都不能拒绝其序列包含单位根过程,是不平稳的。用同样的方法对M2/GDPlnDLDIFlnFINDIFlnFORRE的一阶差分进行不包含时间趋势项的ADF检验,结果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M2/GDPlnDLDIFlnFINDIFlnFORRE都为一阶单整I(1)序列,在模型中,上述变量都进行一阶差分。

3  ADF检验结果

检验对象

t检验值

p

显著性水平1%

显著性水平5%

显著性水平10%

M2/GDP

-1.896

0.6566

-4.380

-3.600

-3.240

lnDLDIF

-2.370

0.3957

-4.380

-3.600

-3.240

lnFINDIF

-2.440

0.3586

-4.380

-3.600

-3.240

lnFORRE

-2.468

0.3441

-4.380

-3.600

-3.240

2.因果关系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Granger Causality)可以用来检验一个变量的滞后项是否可以引入到其他变量方程中去。其实质是通过VAR模型来检验一组系数的显著性。当检验所得的p小于设定的显著性水平(通常默认为5%)时,则认为影响显著,被检验的变量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反之,则不存在。通过该检验来考虑M2/GDP这一比率与另外三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表4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DLDIFlnFINDIFlnFORRE都是M2/GDPGranger原因,即存贷差、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之差、外汇储备都是M2/GDP比率高企的原因。

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原假设

χ2统计量

自由度

p

结论

lnDLDIF不是M2/GDPGranger原因

6.3625

2

0.042

拒绝

lnFINDIF不是M2/GDPGranger原因

6.7641

2

0.034

拒绝

lnFORRE不是M2/GDPGranger原因

9.0949

2

0.011

拒绝

M2/GDP不是lnDLDIFGranger原因

0.25725

2

0.879

接受

M2/GDP不是lnFINDIFGranger原因

11.294

2

0.004

拒绝

M2/GDP不是lnFORREGranger原因

16.814

2

0.000

拒绝

3.SVAR模型的建立与估计。缩减型的VAR模型只能描述各个内生变量Yt的动态形成过程,着重的是内生变量之间的“跨期”相关性,并不考虑内生变量之间的“同期”相关性。用VAR通过Cholesky分解可得到脉冲响应函数,但是其冲击带有随意性,所以其解释的经济合理性受到质疑。由BlanchardQuah(1989)等发展出的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能够利用经济理论对结构式残差进行约束,从而克服了外生冲击的随意性,使其具有合理的经济意义。该模型应用广泛,尤其是在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包含k个内生变量的SVAR(p)模型的设定为:

AYt=Γ1Ytl1+Γ2Ytl2++ΓpYtlp+ut    (1)

其中A和Γ都是k×k阶矩阵。如果A是可逆矩阵,那么将式(1)两边同时左乘A的逆矩阵A-1可得到无约束的VAR模型:

Yt=A-1Γ1Yt-l+A-1Γ2Yt-2++A-1ΓpYt-p+A-1ut    (2)

Bn=A-1Γn,其中n=123p,代入式(2)中,从而得到:

Yt=B1Ytl1+B2Ytl2++BpYtlp+εt    (3)

为了使模型能够确认,对矩阵A做两点设定:(1)是一个下三角矩阵;(2)对角元素为1。满足条件的矩阵A的系数即表示各个内生变量之间的同期相关性。对于本文进行的研究,设定恰足确认的SVAR模型:

Stata11对系数a21a31a32a41a42a43进行估计,结果(见表5)

5  SVAR约束矩阵系数的估计结果

估算系数

估计值

标准差

临界值

p

95%置信区间

a21

0.21

0.05

3.86

0.000

0.1041255  0.3193947]

a31

-0.27

0.07

-3.74

0.000

[-0.4174086  -0.130455]

a41

-0.31

0.12

-2.45

0.014

-0.5527806  -0.0618011]

a32

-0.64

0.24

-2.63

0.008

-1.120639  -0.1645512]

a42

-1.28

0.36

-3.54

0.000

[-1.996952  -0.5741019]

a43

-0.65

0.33

-2.04

0.041

-1.272319  -0.0269185]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和降低金融业的准入门槛。

中国通过设定存贷比上线来限制银行的贷款冲动,存贷差因此不断扩大。这实际上是对银行体系的行政保护,使得国内银行未能充分竞争而变得“大而不强”,资金运用效率低,同时使得大量存款滞留于银行体系而未能满足国内经济的资金需求。推进利率市场化和降低金融业的准入门槛将增强银行自身的竞争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不再需要行政性的存贷比,释放更多的存量储蓄用以转化为更有效的投资和产出增长。

()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占比。

融资渠道主要来自银行,使得中国银行体系在取得创纪录利润的同时,积累了极大的风险。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的问题都会通过融资渠道传导到银行体系,而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核心,如果受到系统性危机的冲击,将拖累整个实体经济,而直接融资由于其分散的特征而更有灵活性和韧性。完善股票、债券市场,让更多的企业和地方政府能够通过股权、债券融资,不仅平衡了银行体系的风险,也将促进M2/GDP趋向合理比率。

()进一步推动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

进一步便利市场主体,拓宽人民币跨境投融资渠道,扩大货币互换规模和范围,继续稳步开展双边货币合作,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选择更为灵活的汇率机制,将央行从被动地对冲外汇占款的角色中解放出来,更专注于宏观审慎管理和维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同时,可进一步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注释:

①根据19941228日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供应量统计和公布暂行办法》,M2的定义为:M2=流通中的现金+单位活期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存款+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定期存款+其他存款。

②这里的货币化程度考虑到了价格的因素,即定义为M2/yP,其中y为实际产出,P为价格指数。

1993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将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把原来的专业化银行转化为商业银行。

④货币化进程指以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经济活动比例逐渐上升。

⑤中国改革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价格闯关,从1988年开始推动价格闯关。虽然一度引起各地恐慌性的抢购风潮并导致通货膨胀率飙升,但是到1992年时,价格已基本全面放开。

⑥基础货币不等同于流通中现金M0,而是M0加准备金存款。

⑦采用Stata11默认的滞后阶数,即为二阶滞后。

⑧检验四个序列的一阶差分为平稳过程的具体检验结果不再通过表格列示。

参考文献:

[1]韩平、李斌、崔永:《我国M2/GDP的动态增长路径、货币供应量与政策选择》,载于《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2]苗文龙:《现代货币数量论与中国“高货币化”成因》,载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年第12期。

[3]吴建军:《中国M2/GDP过高——基于IS-LM模型的分析》,载于《金融研究》2007年第5期。

[4]易纲:《中国货币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5]余永定:《M2/GDP的动态增长路径》,载于《世界经济》2002年第12期。

[6]张春生、吴超林:《中国M2/GDP畸高原因的再考察——基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分析》,载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年第5期。

[7]张孝岩、梁琪:《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效果研究——基于我国农村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载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年第6期。

[8]张文:《经济货币化与内生性货币供给——关于中国高M2/GDP比率的货币分析》,载于《金融研究》2008年第6期。

[9]Blanchard O J, Quah D. The Dynamic Effects of Aggregate Demand and Supply Disturbance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 79 (4): 655-673.

[10]Goldsmith R W. Fina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11]Mckinnon R I.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73.

[12]Mckinnon R I. The order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transiton to a market economy [M]. JHU Press, 1993.

国家行政学院 周跃辉 湖南大学 周定根

金融透视
债务危机逼近 新兴经济体正在迈向重大危机

    从历史角度看,新兴经济体可能正在迈向重大危机。当然,它们可能比以往恢复力更强。但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这一点。

  说到主权债务,“违约”(default)一词常常被误解。几乎从未发生过完全、永久地赖掉所有债务的违约;事实上,就连帝俄时期的债券,也有一些在1917年革命后最终得到了偿付(哪怕是部分偿付)。但是,当牵涉到私人债权人时,即评级机构所谓的“违约”,不偿付常常会刺激关于债务重组的讨论,债务重组可能包括延期、减少息票支付或削减面值(所谓的“剃头”(haircuts))。

  如果以历史作为指引,这样的讨论可能会在2016年大量发生。

  与全球经济的诸多其他特征一样,债务累积和违约总是以周期形式出现。自1800年以来,全球经济已经经历了多次这样的周期,在任何的一年,独立国家经历重组的比率在零和50%之间波动。一二十年没有违约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每一次这样的宁静期之后,无一例外都爆发了新的违约潮。

  最近一个违约周期包括了20世纪80和90年代的新兴市场债务危机。大部分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解决了外债问题,但有很大一部分最低收入国家仍然长期拖欠官方债权人。

  和对官方债权人完全违约或重组债务不同,这些拖欠常常不为人知,因为债务人往往收入很低,而债务的美元数字也相对较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能最终刺激新一轮危机,如果困于债务的主权实体遇到不利的全球环境的话。

  事实上,全球经济环境在主权债务危机的反覆中起着重要作用,如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美国或中国等主要经济强国的利率变化。我与文森特·莱因哈特(Vincent Reinhart)和克里斯托弗·特雷贝施(Christoph Trebesch)的新研究表明,国际资本流周期的波峰和波谷非常危险,违约总是在资本流入潮结束后大量涌现。

  随着2016年的到来,有清晰的信号表明严重的债务/违约现象正在步步逼近。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第一波白浪了。

  对一些主权实体来说,主要问题来自内债动态。尽管如此,由于成因独特,乌克兰的情况显然不是常态,最好不要根据乌克兰的走势下更大的结论。

  相反,希腊的情况人们再熟悉不过了。希腊政府一直在积累债务,直到债务负担无法持续。当充分的证据表明过度负债已经不堪重负,新的信用便不再涌入,希腊因此无法维持现有债务。去年7月,在与官方债权人——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谈判中,希腊对IMF违约。这使希腊成为第一个,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对IMF违约的发达经济体。

  但是,和往常一样,希腊违约并非从头再来式的完全违约。希腊的欧洲伙伴国最终同意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作为交换,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政府承诺实施困难的结构改革和大幅削减预算。不幸的是,这些措施似乎只是推迟了希腊危机,而没有解决它。

  另一个陷入严重危机的经济体是波多黎各自由邦,它急需完全重组其730亿美元主权债务。最近所达成的重组部分债务的协议只是开始;事实上,这些协议甚至不足以排除完全违约。

  但是,应该指出,尽管如此“信用事件”显然是个大问题,但债权人也许夸张了它的潜在外部影响。债权人喜欢警告说,尽管波多黎各是一个自由邦而不是一个国家,但其无法维持其债务将给美国各州和各市树立一个坏先例。

  但这样的先例早就有了。19世纪40年代,九个美国州停止为债务付息。一些州最终足额偿还了债务;另一些折价偿还了债务;还有一些赖掉了部分债务。19世纪70年代,另一波违约席卷11州。西弗吉尼亚州的违约和重组一直持续到1919年。

  一些最大的风险存在于新兴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主要受到全球经济环境剧变的影响。在中国基础设施繁荣期间,它进口了巨量大宗商品,推高了大宗商品的价格,反过来提振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增长,包括巴西等大型发展中经济体。此外,来自中国的贷款的增加和美国低利率带来的资本流入让新兴经济体表现出一派欣欣向荣。2008-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干扰但并未打断这一高速增长,直到2013年初,新兴经济体度过了一段反常的无危机的十年。

  但美联储提高利率的举动,以及中国增长(从而投资)放缓和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暴跌,让资本流入潮戛然而止。最近,许多新兴市场货币大幅贬值,增加了维持美元外债的成本。出口和公共部门收入有所下降,经常项目和财政赤字增加。增长和投资出现全方位放缓。

  从历史角度看,新兴经济体可能正在迈向重大危机。当然,它们可能比以往恢复力更强。但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这一点。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金融体系教授 Carmen Reinhart

从台湾地区银行业授信担保方式看大陆如何创新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经济、金融从计划体制向市场化的转型过程中,相互保证是资本积累少、缺乏经营经验的民营企业获取银行授信的主要方式之一。但随着时代变化,特别是在本轮经济下行周期中,保证贷款呈现高损失率的特征,企业保证对银行债权的保障性并没有发挥预期作用。如何重新界定现阶段保证担保在拓展业务和控制风险中的作用,是银行业共同面临的问题。而剖析金融市场化起步更早的台湾地区现状,无疑有助于中国大陆银行业做出更为明智的判断。

  保证担保是中国大陆银行业的主要授信担保方式之一,该方式使不具有足额抵质押物且不符合信用授信条件的企业以“抱团取暖”的方式获得银行授信,对支持市场经济初期民营企业融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根据此轮风险风暴的首发地的教训,保证担保项下贷款损失相对更为惨重。

  四种现象

  针对这种现象,我们不禁疑问,现阶段保证担保对银行债权有多大的保障性?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银行业是否也将保证担保作为主要的授信担保方式?为此,我们对同文同种、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台湾地区银行业进行调查,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

  现象一:第三方企业提供保证的授信不属于台湾《银行法》规定的担保授信。

  台湾地区的《银行法》规定,担保授信包括不动产或动产抵押;动产或权利质押;借款人营业交易所发生的应收票据提供担保;各级“政府公库主管机关”、银行或经行政管理部门核准设立的信用保证机构提供保证四种情形。台湾地区的银行、“财政部”也形成了普遍共识,认为第三方企业提供保证担保,对银行债权不能起到较强的保障作用。笔者通过与台湾地区同业的交流,也证实台湾地区银行几乎不发放第三方企业保证的贷款。

  现象二:台湾地区银行的授信业务整体以不动产抵押、无担保为主。

  截至2014年末,台湾地区14家主要银行中,不动产抵押放款占比超过50%的银行居多,其中,玉山银行58.70%(最高),兆丰国际商业银行34.16%(最低)。无担保放款占比平均为35.80%,以30%-40%的银行居多,中国信托商业银行43.79%(最高),第一银行28.40%(最低)。

  现象三:无担保授信是台湾企业获取授信的最主要方式。

  台湾地区银行所办理的企业金融(即大陆所称的公司贷款)中,无担保放款占比高达55.81%,是台湾地区企业获取融资的最主要方式。而消费金融中有担保放款占比94.05%,其中80%以上是住宅抵押贷款。

  现象四:台湾地区的企业金融中,无担保授信的资产质量明显优于有担保授信。

  台湾地区银行的企业金融中,无担保放款的逾放比率(逾期放款余额/对应的放款余额)为0.26%,显著低于有担保放款0.61%的水平(详见表3)。

  四大启示

  台湾地区银行业的授信担保方式与大陆银行形成鲜明对比,也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一是保证担保对银行债权的保障作用值得质疑。在本轮经济下行过程中,中型客户多、保证担保比例高的银行,资产质量明显较差,某地区数据完全符合这个特征。

  二是保证担保容易造成对企业的过度授信,无意间推动了不良资产的增加。按照台湾地区口径统计,大陆银行业(以上市的8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例,截至2015年6月末数据)无担保贷款占比约为49.80%(其中保证贷款占28.70%,信用贷款占21.10%),远高于台湾地区35.80%的水平,其主要原因是大陆银行保证贷款占比较高,银行基于保证担保放宽了对企业的准入要求,进而导致过度授信及不良率提高。

  三是企业保证这一担保方式的历史使命或已终结。俗话说“不做媒人不担保,一生一世无烦恼”。“企业怕了,银行不放心了”,是保证人和银行在当下的真实写照。现在有两个难题共同摆在企业、银行、政府面前,首要的也是最难的,原有贷款到期了要继续借,担保怎么落实?其次是新增加的贷款,找谁来担保?

  现阶段,企业保证方式下的授信业务体量惊人,除了商业银行以时间换空间,在不扩大或基本不扩大风险的前提下,逐步“压缩、脱保”以外,还有什么新的路径呢?否则,企业的原有授信到期,要继续借贷周转,极有可能在担保上碰到大障碍,最终使得周转资金无法获得。有没有可能成立政府主导的国有背景的专门担保公司,选择一些质地较好或者能够正常周转的企业,为它们进行若干年保证,分年逐步压缩每个企业的保证担保授信总量,实现平滑过渡。

  四是“抵押+信用”会不会成为大中型企业授信担保方式的发展趋势?从台湾的现状看,小微企业向银行融资,基本上由政府主导的担保公司——“台湾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保证。大中型企业向银行融资,其担保方式主要是“抵押+信用”的组合。根据台湾的模式,我们设想,未来大陆的担保方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会不会也和台湾一样呢?我个人的看法,企业保证的担保方式将逐渐弱化甚至消失,会逐步向台湾这种模式演变。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大中型企业的授信,加大担保方式的创新和调整。哪家银行能够先行一步、不断坚持,可能会在与大中型企业的合作中,既提供了差异化的服务,又提高了风险控制水平,还破解了摆在企业、银行、政府面前的两个共同难题,最终提升了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自己的创新能力、竞争能力。

浙江银行副行长 陈春祥

改革断层下的金融改革不协调

    快改革下金融变量的剧烈波动,一方面当然有利于改变原来一致的单向预期,但同时也可能会引发更大的不确定性。配套改革推进未能跟上反而可能使得风险得以放大,使得劣币驱逐良币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结束,决策层对2016年的经济工作已经做出了部署,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结构性改革仍是重中之重。所谓新常态,其三大特征是: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背后则对应着增长、改革、全球化这三重断裂带。在未能达到新的稳态之前,仍需通过结构性改革来冲出这三重断裂带。因此,2016年宏观经济的关键词仍是应对风险和推进改革。

  当前中国经济仍处于三重断裂带之中,2016年面临多重风险。具体来说,每一重断裂带都对应两个核心风险,包括增长断层下的动力继续缺失、信用风险快速积累;改革断层下的金融改革不协调、流动性宽松边际趋弱;全球化断层下的美联储加息的潜在影响以及地缘政治危机。

  蝴蝶正在振动翅膀,是否会引发一场完美风暴?值得我们提高警惕。

  风险一:传统增长动力的继续缺失

  三重断裂带首先即是发展的断裂带,“三期叠加”(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结果就是,传统的增长动力——“GDP锦标赛”已逐渐结束,而新的增长点的有效形成还需时间。在完成动力切换之前,可能就是经济的不断下滑以及风险因素逐渐释放带来的不稳定。因此,第一个风险来自于传统增长动力的继续缺失。

  受三期叠加影响,2015年的经济总体上延续了下滑趋势。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中,稳增长排第一位,为“保7”,货币和财政均表现出积极的宽松信号。截至2015年11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达11.1万亿元,财政赤字规模更高达1.02万亿元,如按照往年的趋势,年底赤字规模将超过年初赤字1.62万亿元的目标。

  然而,经济下行的压力并未缓解,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经常不达预期。当前的经济数据已处于过去五年乃至十几年来的低谷。传统三驾马车均处于下行趋势中,投资、消费等数据持续下行,尤其房地产投资已接近收缩,出口数据也连续几个月出现负增长。

  从大的经济周期来看,当前中国处于经济转型的拐点,未来一段时间宏观经济的显著特征是协调改革与稳增长的关系,也就是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

  风险二:信用风险的累积

  在供给结构调整过程中,加快过剩产能的去化以及房地产去库存,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实体经济乃至金融体系的稳定。2015年以来,多起信用事件接连爆发,已预示着信用风险在持续积累。如果2016年供给侧改革的执行力度较大,决策层打破刚兑和清理“僵尸企业”的决心较强,债券违约或将呈常态化。

  虽然短期内这些信用事件更多是个案,但一旦量变引发质变,叠加上二三线房地产价格泡沫的自我实现式破灭、地方融资平台的违约风险,以及金融体系包括主流银行系统的坏账损失,可能就会带来系统性的震动。

  目前,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三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仅占总资产的1.59%,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但这已是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连续第9个季度上升,而在2016年可能仍会继续上升。

  这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债务问题。尽管中国政府拥有超过35万亿元的净资产,但如何巧妙转移过高的地方政府杠杆,完成从地方到中央、从政府到居民、从国内到国外的转移腾挪,用长久期的成本低廉的负债去匹配地方政府那些缺乏流动性的长期资产,绝对是一个重大挑战。

  我们预计2016年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的总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至4万亿至5万亿元。

  风险三:改革断层下的金融改革不协调

  改革的断裂带,主要指改革是一个慢变量,而增长是一个快变量,改革本身也分成较快的变量和较慢的变量,断裂处就在于改革的各个元素之间未必能够形成有效配合。

  例如行政体制改革可能是一个快改革,尤其是行政审批的下放或取消,而配套的民间资本进入的实质举措则是慢改革;再如要素价格改革,其中提高水电煤的价格或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都是快改革,而配套的资源税征集反哺环保产业则是慢改革;有效降低宏观税负,推动产业链跃迁是慢改革,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提升跟上则可能是更慢的变量;至于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则是最慢的改革。

  这样也会形成一个内部不相衔接的错层。在犬牙交错的改革断裂地带,各种矛盾和风险会逐渐充分地暴露。

  因此,第三个风险来自于金融改革推进不协调带来的冲击。金融改革是其中最为复杂的改革,但实际上过去两年来金融改革反而成为倒逼其他改革的最快变量。

  快改革下金融变量的剧烈波动,一方面当然有利于改变原来一致的单向预期,但同时也可能会引发更大的不确定性。配套改革推进未能跟上反而可能使得风险得以放大,使得劣币驱逐良币。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包括推进注册制改革、发展直接融资等改革,从长远来看都是有利于经济运行的必行之举,但如果未能把握好改革节奏和配套监管,可能并不能阻止资金继续脱实向虚。金融监管去杠杆的意图与资本逐利的杠杆天性相互交错,2015年资金推动的杠杆牛市的崩塌,很难说未来不会再重演。

  2015年年中A股市场的跌宕起伏、巨幅调整,也将产生深远影响,包括IPO、再融资以及相关资本运作等都经受不同程度的中断,市场化改革一度停滞。2016年对于市场供给层面而言,有可能会产生冲击的因素包括:注册制推进的速度以及IPO的发行规模;大批中概股预期回归,以及上证所设立战略新兴板带来的资金分流;在限制性政策消退之后,大小非减持的强度;新三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资产证券化等新型金融产品创新的影响等。

  我们预计2016年全市场的融资规模(包括IPO和再融资)在1.5万亿元左右,有可能创出历史新高,加上产业资本减持5000亿~6000亿元,以及3000亿元左右的交易费用,对于市场资金的需求量大约在2.3万亿元。

  资金供给层面,居民大类资产配置仍将继续向权益类资产转移,但监管层对杠杆的严格限制将减缓这一速度,预计有2万亿~3万亿元的理财、储蓄资金会通过各种形式流入;保险以及社保资金入市也将持续推进,预计规模在6000亿元左右;A股如能正式纳入MSCI指数等,也将带来海外资金约1500亿元。预计2016年市场资金净流入规模在1万亿元左右。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邵宇

用新理念提升三农金融服务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站在历史的新高度,对未来五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作出了科学的顶层设计,描绘了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全会明确提出,要实现“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农业银行股改上市以来取得了显著进步,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经营管理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围绕面向“三农”定位,不断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涉农贷款连续七年实现“两个不低于”的目标。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的新常态,农业银行也面临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金融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等外部因素带来的新挑战。农业银行必须准确理解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新的发展理念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加快经营转型步伐。同时,切实发挥国有大型银行政治优势和经营优势,主动履行社会责任,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引,全面提升“三农”金融服务能力,继续发挥好金融服务现代农业“国家队”和“主力军”的作用。

  践行创新发展理念,着力支持农业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目前农业现代化仍是我国“新四化”的突出短板,而金融服务能力不强则是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一大因素。农业银行将牢牢树立创新发展理念,针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加大服务对象、服务产品、服务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力度,切实提高对现代农业的服务广度和深度。

  一是创新服务对象。规模化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主要动力。目前我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已经超过4亿亩,经营面积在50亩以上的农户数超过341万户,家庭农场超过87万家,农民合作社超过129万户,龙头企业超过12万家,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115万个。农业银行将着眼发挥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将服务触角延伸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科技企业、农产品流通体系等规模化经营新领域。通过规模化经营主体的辐射带动,促进周边普通小农户融入组织化、标准化生产体系,从而提高我国农产品产、销、加工一体化水平和农业整体收益水平。

  二是创新制度产品。现代化农业全产业链条日趋完整,贯穿了产前、生产、加工、流通、消费五大环节,相应拉长了金融服务的链条,对金融需求的范围更广、层次更高、规模更大。如,在当前,山东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需求普遍在200万元以上,浙江省65%的家庭农场贷款需求在10万元以上。农业银行将围绕规模农业、特色农业发展和“三权”改革,不断提高产品适用性和针对性,更好地满足各类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同时,要发挥集团优势,创新运用信贷、租赁、保险、基金等手段,推广大型农机、基建设备等金融租赁业务,试点开办农业产业链履约保险担保业务,积极探索产业基金、资金池等资本工具,服务农业现代化进程。

  三是创新合作模式。针对农业经营成本高、风险大等天然弱质性和有效抵押物缺乏、财务管理基础薄弱等现实困难,积极创新合作模式,通过多种形式的风险分担机制降低客户准入门槛,扩大服务覆盖面。抓住国家建立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的契机,积极与财政支持的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和各级政府设立的农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合作,努力将政府增信模式推广到更多地区。加大银企合作力度,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农民提供技术培训、贷款担保和农业保险等服务。加强与国开行、农发行、人保公司等同业的合作,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形成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合力。

  践行协调发展理念,着力支持新型城镇化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预计到2020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45%左右,年均需转户1600多万人,这对扩大消费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扩大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横跨城乡两个市场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必须积极践行协调发展理念,坚持城乡双轮驱动发展战略,切实做好新型城镇化金融服务,真正把城乡两个金融市场联系起来,促进城乡金融要素有序流动,引导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向农村。

  一是支持由“乡村”到“城镇”的转变。按照“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补”的金融服务逻辑,着力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发展。支持由中心城镇向农村延伸的水电路气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建设,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到2020年,力争对县城的服务覆盖率达到50%,对重点镇、专业特色城镇、综合性小城镇的服务覆盖率达到40%。

  二是支持由“农业”到“非农”的转变。能否建成有较强就业吸纳能力的现代城镇产业体系,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要根据各类城镇不同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支持特色产业和支柱企业发展,支持工业园区建设和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产业聚集、人口聚集,使更多的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产业人口。

  三是支持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着眼于让落户城镇的一亿人“住得下、活得好、有发展”,围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住房、创业、就业、消费、社保等需求,发挥农业银行县域农村网点多、产品服务全等优势,切实做好全方位金融服务。对接住房消费需求,大力支持城镇保障性、政策性及普通商品住房建设,积极发展个人住房金融业务。对接创业就业需求,支持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发展,创新适应客户需求的便捷小额信贷产品,为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创业提供金融便利。对接消费与社会保障需求,加快完善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并主动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提供资金结算、资金托管等金融服务。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着力支持农村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将成为我国“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之一。据相关资料,我国农村每年使用化肥约1亿吨,相当于每5斤粮食使用1斤化肥,超出国际公认安全线1倍左右;每年使用农药约130万吨,是国际平均水平的2.5倍;每年产生生活垃圾1.1亿吨,一半以上村庄不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农村地区生产生活方式和环境承载力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绿色发展任务极其繁重。作为面向“三农”的国有大行,农业银行必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提供绿色金融服务,切实推动农村绿色发展,着力支持美丽乡村建设。

  一是打造绿色金融服务体系。绿色金融作为一种市场化的制度安排,能够改变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使资金从污染性行业逐步退出,更多地投向绿色环保行业。一方面要借鉴“赤道原则”等国际标准,充分结合中国国情,制定更规范、更明晰、更具执行力的绿色金融标准,在客户结构、资源配置、信贷流程等方面做好“加减法”,引导信贷资金向低碳、环保、绿色领域投放。另一方面要完善绿色金融服务方式,积极推出绿色债券、绿色PPP融资、绿色保险、碳交易等新型金融工具,丰富绿色金融投资体系。

  二是助力绿色农业发展。农业是绿色发展的基础产业,也是绿色金融支持的重点领域。农业银行将继续发挥长期服务农业的优势,全方位推动绿色农业发展。在农业生产方式上,将大力支持节水农业、循环农业、有机农业、品牌农业发展。在农业生产要素上,将积极支持土地整治和农田水利建设,推进耕地资源、水资源的集约利用;支持新型高效生物肥料、新型环保地膜、低毒农药等绿色农业生产资料产业,为国家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提供配套金融服务。在污染处理环节上,将进一步提高对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项目的信贷投入力度。

  三是服务农村环境整治。围绕美丽乡村建设,增加信贷资金投入,着力支持农村垃圾和污水处理等环境集中连片治理,积极介入农村生态旅游、农家乐项目。创新金融服务模式,积极支持农村饮水、电力、道路、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县域生态工业园区、制造业节能环保改造项目。通过农村生态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践行开放发展理念,着力支持农业“引进来”“走出去”

  双向开放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大势所趋。2010年以来,我国农业对外投资年均增长为12.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近48%,2010~2014年的涉农海外并购185亿美元,远远高于2010年的存量20.3亿美元。2010~2014年,我国农产品进口金额从729亿美元增长到1214亿美元,年均增长13.6%。“十三五”期间,随着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农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层次、水平和效益还将不断提高。农业银行将顺应农业对外开放新趋势,加强跨境金融服务能力建设,全力服务好农业对外开放大局。

  一是打造海外服务平台。围绕国家外交战略、粮食安全战略和企业“走出去”需求,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依托,重点布局战略地位突出、政治稳定、与我国往来密切的国家,加快完善海外机构网络,打造具有农行特色的海外服务平台。

  二是明确支持农业“引进来”“走出去”的重点领域。在农业“引进来”方面,着重支持中外农业技术合作、先进农业设备引进,服务好大宗农产品进口,推进中外农业合作深层次发展。在农业“走出去”方面,密切跟踪国家和地方农业“走出去”政策措施,以国家级和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重点,支持企业扩大涉农产业投资,建立境外农产品生产、加工和运输基地,为跨境农业项目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三是完善农业“引进来”“走出去”金融产品和服务。围绕农业客户全球化运作特点,围绕三大服务能力建设,加快完善产品和服务体系。提升全球现金管理能力,积极开展人民币双向资金池和跨境外汇资金池业务,满足跨国涉农客户全球资金归集和管理需求。提升融资产品创新能力,推广应收账款质押贷款、并购贷款、出口信贷、融资租赁等业务,丰富客户融资渠道和手段。提升综合化服务能力,强化咨询服务、投资银行、境外发债以及全球金融市场交易等各类服务创新,探索参与农业对外开放相关金融衍生品交易。

  践行共享发展理念,着力支持扶贫开发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十三五”期间,我国将通过产业扶持解决3000万人脱贫,通过转移就业解决1000万人脱贫,通过易地搬迁解决1000万人脱贫,通过社保政策兜底解决2000万人脱贫。农业银行将按照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要求,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倾力做好金融扶贫工作,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一是建立健全扶贫工作机制。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扶贫要求,以机制建设为先导,确保扶贫工作成效。建立精准扶贫金融服务统计机制,定期监测,强化督导,确保完成每年帮助100万贫困农民增收脱贫的精准扶贫目标。建立领导干部蹲点指导贫困县支行机制,总行高管层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选择贫困县进行蹲点指导,定期评估指导效果,评估结果纳入领导任职考核,确保贫困县支行综合金融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建立贫困地区挂职帮扶机制,总行、各一级分行选派优秀干部到贫困地区行或县政府挂职,确保832个扶贫重点县都有挂职帮扶人员。

  二是制定专项金融服务方案。围绕中央“五个一批”战略部署,特别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和“易地搬迁脱贫一批”,制定专项金融服务方案。对于发展生产,通过支持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产业园区、特色产业、规模经营,辐射带动一批贫困户脱贫致富,同时通过扶贫小额贷款,精准支持贫困农户生产致富。对于异地搬迁,积极与地方政府对接,发放以财政专项投资、农户购房款等为还款来源的移民搬迁贷款,协助地方政府将贫困农户搬迁至园区、城镇等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集中安置,破解贫困农户的生存与发展难题。

  三是加大资源投入力度。截至2015年10月末,农业银行在832个扶贫重点县贷款余额达到5842亿元,贷款增幅比全行高1.6个百分点。未来五年,将继续单列贫困县信贷计划,力争832个扶贫重点县贷款增速高于全行平均水平;对贷存比不达标的县支行采取总行直接督导的方式,推动贷款投放;每年在贫困地区新增或改造500个网点,新建500个惠农金融便利店、200个自助银行。同时,继续在贫困地区实行减费让利政策,免收惠农卡的小额账户管理费、开卡费、工本费和年费;免收农户在惠农服务点的转账、小额取现等费用,对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脱贫的企业,在企业贷款利率定价方面给予优惠。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面对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农业银行将以加强党的建设统领全行改革发展事业,切实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始终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根本宗旨,全力做实三农金融事业部体制机制,着力增强“三农”金融服务能力,努力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做好服务“三农”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 刘士余

产业追踪
发电行业2015年回眸与2016年展望

  2015年,我国发电领域亮点纷呈,人均装机突破1千瓦、新电改拉开帷幕、燃煤电厂全面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值此岁末年初之际,本期发电周刊5~8版特推出“回眸2015”发电年度特刊,以期盘点我国发电领域的成果,同时展望2016年,探索发电领域的新走向。

  2015年发电行业业绩“置顶”

  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面对能源消费低迷、产能严重过剩、新电改的冲击、环保政策的加码等因素的不利影响,抓住电煤市场“跌跌不休”和金融市场相对宽松的有利时机,以五大发电集团为代表的发电行业经营发展“逆势而上”,亮点纷呈,经营指标创2002年电改以来的“13年之最”,也实现了2012~2015“黄金四年”的业绩“置顶”,稳居央企板块前列。

  电力供求“相对过剩”

  全国电力供求已告别过去“持续短缺”、“基本平衡”阶段,已进入“相对过剩”阶段。2015年2月,我国人均装机历史性突破1个千瓦。

  2015年年初预估全社会用电量增长4%~4.5%。由于全国工业特别是钢铁、建材等高耗能产业与青海、云南等8个省份用电量的负增长,1~11月份全社会用电量仅增长0.7%,3月、7月、9月、10月这4个月出现负增长,8月增长1.8%创月度最高水平,预计全年增长不超过1%,远低于“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前3年)13%、11.1%、8.35%的增长,也低于2014年3.8%的增长,创出13年来的最低水平。  在发电侧,表现为各类型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同比下降,降幅扩大。火电发电量连续13个月负增长,1~11月火电平均利用小时3916小时,同比下降355小时。其中:川、滇、藏均低于2500小时,分别为2450小时、1403小时和68小时;云南和福建下降超过900小时。预计全年火电利用小时约4280小时。

  电力市场的普遍过剩,不仅导致发电侧“量价齐跌”,发电量减少,销售收入下降,竞争加剧,而且还出现了多年来罕见现象:跨区输送电量低速增长,跨省输送电量负增长,表明电量在全国较大范围内优化配置难度加大。

  新电改掀起“冲击波”

  2015年3月15日,社会公众期盼已久的新电改9号文正式揭幕。到同年11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陆续出台十多个配套文件以及实施细则,内容涉及售电侧改革、输配电价改革、放开发用电计划、电力市场建设、组建交易机构、鼓励清洁发展等。截至2015年年底,已有深圳、蒙西、宁夏等7个开展输配电价改革试点,云南、贵州2个省进行电改综合试点,重庆、广东开展售电侧改革试点,北京、苏州、佛山、唐山、上海等城市开展电力需求侧响应试点,并在京、广组建国家级跨区电力交易中心。上述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新电改制度建设初步完成、正式进入落地实操阶段,对电力企业、工商用户、经济发展的影响开始显现。

  新电改突出能源民主革命和市场化改革,让社会资本、电力用户拥有参与权或选择权,分享电改红利,对发电侧则是“双刃剑”,机遇与挑战并存,将重塑发电企业,对经营理念、商业模式、安全管理、发展空间产生重大而又深刻的影响。从长远看,随着能源转型与电力供求矛盾的尖锐以及市场化竞争的加剧,发电行业未来将出现盈亏分化,优胜劣汰,兼并重组,寻求“后电改时代再平衡”。

  2015年,云贵、蒙西等一些新电改“先  行先试”地方出现了直接交易、集中撮合交易、发电权交易、挂牌交易等多种模式。由于电力供求过剩加剧,随着市场交易电量比重的提高,无论是协商定价,还是市场竞价,现有的标杆电价体系受到根本性冲击,发电企业“打折让利”将成新常态。云南省1季度市场交易电量达到49.51亿千瓦时,电价因竞价下降0.11元,电厂减收5.44亿元,一年超过20亿元;贵州省截至10月31日,交易电量累计完成142.42亿千瓦时,交易均价比目录电价降低5.48分;甘肃组织风光电与高载能自备电厂开展发电权交易,与常规电源打捆参与大用户(酒钢、兰铝等)直供电,风光电折价0.325元/千瓦时,火电让利0.135~0.150元/千瓦时;蒙西电网开展电力增量市场、多边交易,1~8月折价为2.73分/千瓦时。据最具代表性的某全国性发电集团统计,1~11月市场电量558亿千瓦时,占销售电量的比重比上年“翻一番”还多,达到13.4%,平均电价每千瓦时0.303元,比批复电价降低0.106元。其中:大用户直购电占6.62%,降价0.0712元;竞价电量占5.8%,降价0.127元;其他市场电量占0.96%,降价0.224元。按此推算,五大集团因市场电量减收约300亿元,全行业超过600亿元。

  火电投资大幅增长

  2015年,火电投资、装机持续增长,利用小时数连续下降。据统计,2015年1~11月份,火电完成投资980亿元,同比增长25.2%;火电新增装机规模4751万千瓦,比2015年同期多投产1346万千瓦。火电在新增装机较大的同时,发电量继续负增长,设备利用小时降幅扩大。截至11月底,全国规模以上电厂火电发电量38232亿千瓦时,同比下降2.4%,增速比上年同期降低2.1个百分点,22个省份火电发电量出现负增长;全国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3916小时,同比下降355小时,降幅比上年同期扩大94小时。

  受宏观经济尤其是工业生产下行、产业结构调整、工业转型升级以及气温等因素影响,全社会用电量增速放缓,但火电新增装机规模同比却大幅上升。

  在火电投资、装机持续增长,利用小时数连续下降的情况下,火电的节能减排压力也在加大。

  2015年以来,我国加大了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和环境监管力度,颁布实施多项政策,积极推动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与《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年)》相比,国家环保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部门还印发了《关于实行燃煤电厂超低排放电价支持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从2016年1月1日起,对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燃煤发电企业给予上网电价补贴。12月2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会议决定,在2020年前,对燃煤机组全面实施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使所有现役电厂每千瓦时平均煤耗低于310克、新建电厂平均煤耗低于300克,对落后产能和不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坚决淘汰关停,东、中部地区要提前至2017年和2018年达标。改造完成后,每年可节约原煤约1亿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亿吨,电力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可降低60%左右。

  清洁发展“喜中有忧”

  2015年这一年,我国电力清洁发展大事、喜事不断。2015年5月19日,世界水电大会在京召开;2015年11月25日,三峡集团中标巴西499万千瓦的两个水电项目。

  2015年3月10日,红沿河核电二期项目获批,成为4年来首个核准的核电项目;2015年4月、12月,国家两次核准建设“华龙一号”三代核电技术示范机组,落地福建福清等核电项目;2015年10月21日,“华龙一号”技术挺入英国布拉德韦尔B项目;2015年7月15日,中电投与国核技重组成立国家电投。2月底,我国风电装机首次突破1亿千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达到1亿千瓦的国家。同时,电力清洁发展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与问题:

  ——投资结构:清洁可再生能源装机投资仍占大头,但占比因火电回升有所回落。1~11月份,在全国电源完成投资中,水电、核电、风电等占比68.2%,同比降低4.7个百分点。风电投资增速最快,同比增长  26.8%。但水电投资回落明显,同比减少23.1%;核电同比降低10.9%。

  ——电源结构:1~11月份,全国新增9044万千瓦装机,其中:清洁装机4294万千瓦,占比47%。除水电比2015年同期少投产490万千瓦外,核电、风电、太阳能同比多投产1483万千瓦。截至11月底,水电2.8亿千瓦、核电2696万千瓦、并网风电11327万千瓦。

  ——电量结构:1~11月份,全国发电量同比增长只有0.1%,但清洁发电量因装机规模扩大增加显着,其中:水电、核电、风电发电量同比分别增长3.6%、29.8%、20.4%。

  不过,机组利用小时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水电、核电、风电分别下降139、32、74小时,在西北、西南、吉林等地仍存在较为严重的“弃水、弃风、弃光”等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关于开展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纳试点的通知》,也纳入新电改“优先发电权”范畴。

  电煤价格跌入“3”时代

  近年来,煤炭市场持续低迷,电煤价格“跌跌不休”。环渤海5500大卡市场动力煤综合平均价格从2011年的860元/吨一路下跌。2014年7月23日,“破5”,每吨最低跌至478元,年末恢复至525元。2015年9月23日,“破4”,跌至398元,12月8日再跌至371元,煤价指数下跌154元/吨,火电业绩劲升,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成为发电行业赢利的坚强“基石”,而且“电盈煤亏”格局愈演愈烈。

  发电企业经营业绩“置顶”

  发电行业在经历长达4年(2008~2011)的“苦难岁月”后,2012年终于迎来“重大转机”,2013年经营业绩“持续改善”,2014年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巩固提升”,2015年进入第四个“好年景”。截至11月底,五大发电集团无论是利润总额、净利润、EVA值,还是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利润率、保值增值率,创2002年电改以来的“13年之最”,也实现了“黄金4年”的“业绩置顶”。五大发电集团利润总额达到980亿元,已超过2014年的水平,预计全年有可能突破1080亿元,在国企利润大幅度下降的背景下,成为央企板块和工业经济的一抹“亮色”。预计能完成国资委下达的为“稳增长”追加的考核指标,也有望继续被评为业绩考核A级企业。

  煤价超跌、煤耗降低是2016年“业绩置顶”最重要的原因。水电、新能源产业,科技环保、金融服务等非电产业以及境外产业发展,财务费用下降,也有不小的利润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各发电集团坚决执行“八项规定”,严控成本费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4月8日,国家下调火电上网电价2分/千瓦时,发电机组利用小时减少,新电改市场化改革冲击,煤炭等非电产业亏损增加,以及气电减利等因素,也影响了整体效益的提升。

  2016年发电行业将现“拐点”

  展望2016年,中央明确经济工作“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发电行业面临的形势错综复杂,既有增收因素,也有减利因素。

  从增收因素分析,主要有:明年火电燃料成本总体低于2015年水平;国家降息降准,融资成本、财务费用会进一步下降;布局售电公司,进入试运转,有可能挖得“第一桶金”;能源互联网、智能电网、储能技术突破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科技创新、对标管理降本增效等。

  从减利因素分析,一是政策导向明朗,“要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火电上网电价既有上年下调的翘尾影响,还将平均新降3分/千瓦时,影响发电利润1263亿元。风光电标杆电价随着技术进步、造价下降,也开始进入“下调”通道。而且,新电改将加大试点范围,大幅缩小发电量计划,市场电量“折价”交易,“降价潮”将席卷全国。二是钢铁、建材、化工、有色等高载能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再加电力装机的刚性增长,发电利用小时将继续下降,增产增收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三是煤炭、煤化工、铝业等非电产业亏损增加,以及火电环保升级改造、新能源补贴拖欠、气电缺乏竞争力等因素,继续影响整体效益的提升。  总之,发电行业经营业绩在2015年“置顶”后,2016年将现“拐点”,转折向下,个别电力严重过剩省份的发电企业有可能再次出现“生存难,发展难,不能实现良性循环”,但全行业总体上仍有一定的利润,处于相对稳定、温饱的状态。因此,要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从发展方式、体制机制、能力素质上主动适应新常态、新电改、新的国资国企改革,增强核心竞争力,迎接电力市场化改革和能源转型以及能源消费低迷的挑战,控制发展节奏,淘汰落后产能,防范新的系统性风险。

2015年全球网络安全行业面面观

  2015年的网络安全隐患层出不穷,网络犯罪波及范围、严重程度呈扩大趋势,黑客组织规模及技术手段日益精进。各国随之也加大了网络安全建设力度,政府、企业“抱团取暖”共享技术信息,政府通过出台法规、加强监管、投入教育和人才培养,将网络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和网络犯罪分子展开一场场激烈的、高科技“猫鼠游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的网络犯罪变得更加专业化、规模化、组织化,以ISIS为代表的恐怖组织也加入了网络攻防战,同时也促成了网络安全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

  损失惨重,多数企业缺乏抵御能力

  ——政府企业损失惨痛创下多个“历史最严重”

  IBM发布的《2015年英国数据泄漏损失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英国平均每家公司因黑客攻击造成损失已达237万英镑。信息安全机构Ponemon发布的《2015年网络犯罪损失报告》称,2015年美国平均每家企业因网络犯罪损失已达到1540万美元,较2010年的650万美元已成倍上涨。2月,美国大型医保企业Anthem称,约8000万客户信息遭泄露;6月~7月,美国人事管理局宣布遭到黑客大范围攻击,共造成2210万人的数据遭到泄露,包括社保账号、住址信息、薪资状况、背景调查信息等。10月,英国宽带服务提供商TalkTalk表示,该公司受到了严重的网络袭击,导致400万用户个人信息泄露,这是英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数据泄露事件之一。

  国内影响最大的一起安全事故则是XGhost事件。2015年9月17日,网上消息曝光非官方下载的苹果开发环境Xcode中包含恶意代码,会自动向编译的App应用注入信息窃取和远程控制功能。经确认,包括微信、网易云音乐、高德地图、滴滴出行、铁路12306,甚至一些银行的手机应用均受影响,App Store 上超过3000个应用被感染。值得注意的是,与2014年相比,国内信息泄露事件的曝光度有上升的趋势。

  ——仍有大量企业缺少必要的抵御网络风险手段

  美国证券存托与清算公司发布2015年报告显示,多数金融机构将网络威胁视为最重要的风险之一。受访公司认为金融市场和其他重要行业受到网络攻击的次数会不断增加,攻击手段也会越来越复杂。

  美国SANS研究所发布报告称,通过调查770家企业后得出结论,约三分之一的企业无抵御网络威胁的手段,主要原因是因为缺乏培训、预算不足以及称职员工缺失。

  惠普发布《2015年网络安全运营状况报告》显示,全球企业在防御网络攻击(甚至是最简单的网络攻击)方面的准备工作严重不足。报告称,当前,随着网络攻击规模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企业高管必须对此予以重视,并制定出相应的方案。

  政府牵头,网络安全建设大步向前

  ——成立网络安全组织,出台相关法令

  3月5日,英国国防科学与技术实验室宣布建立新的实验室计划,专注于发现针对英国的网络威胁。该实验室将致力于在英国关键技术设施中找到漏洞,并对这些漏洞进行评估,以完善应对网络攻击的军事能力和恢复力。4月,法国政府通过法令,该法令适用于包括银行、电信运营商及连锁零售企业在内的对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218家企业,这些企业需要向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报告所遭遇的入侵事件,据法国IT安全协会委员会成员透露,大企业每年要为这些举措花费数十万欧元。12月7日,欧盟通过《网络信息安全指令》,要求谷歌和亚马逊等互联网企业上报严重入侵事件,否则将面临制裁,该指令将提高能源、交通、金融等关键基础设施行业供应商的安全标准。

  ——未雨绸缪,制定未来网络安全发展计划

  4月28日,欧盟委员会推出2015~2020年安全计划,在未来5年里的安全行动目标主要是针对欧盟当前面临的恐怖袭击、有组织犯罪和网络犯罪三大主要威胁,其主要任务和手段是阻止极端主义、制定打击恐怖活动的法律框架、阻断犯罪分子的资金来源、加强与情报部门的对话和国家间的情报交流、打击武器非法走私、强化网络犯罪监控以及提高欧洲刑警组织的行动能力等。

  5月25日,日本政府举行会议制定新的《网络安全战略》,提出“主动遏制恶意行为的自律性”、“政府和民间加强合作”等举措,并在物联网、能源、机械等领域重点采取网络安全措施。

——加强人才招募和培养,扩充网络部队规模

  5月12日,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发布首次招聘计划,招募计算机网络人才,用以侦测和预防针对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和政务系统的重大网络攻击,打击网络犯罪。

  美国国土安全部出台计划,将在2016年6月底前招募1000名网络安全专家,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已经批准了该项招聘权威专家的计划。

  7月,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又认证了6个网络安全硕士学位,使英国可以设置相关硕士学位的大学达到12所。这是GCHQ支持英国发展网络安全教育的一部分。

  ——政府借助企业力量,通过执法机构和业界合作以保护关键数据

  2月,欧洲网络犯罪中心宣布与安全公司AnubisNetworks达成谅解备忘录,将就专业技术、统计资料及其他战略信息展开交流,共同对抗网络犯罪所带来的全球威胁。

  同月,欧洲网络犯罪中心开展与微软、赛门铁克等企业的合作,联手关闭了Ramnit的僵尸病毒服务器,该病毒感染了欧洲成千上万台计算机。此次打击行动是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之间进行国际合作、对抗网络犯罪的成功典范。

  ——积极推进国际间交流以建立良好合作关系

  8月11日,美印网络对话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两国确定了合作方向,欲加强在网络安全能力建设、网络安全技术研发、打击网络犯罪、国际网络安全及互联网治理等方面的合作。

  11月30日,英国国家打击犯罪局举办了为期一周的网络安全演习,汇集了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欧洲刑警组织的网络专家以及包括美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在内的8个国家的特工人员。演习的目的是帮助建立起协同合作的团队关系。

  12月16日,英国工程与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和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会宣布未来三年共同出资展开合作研究,开发增强系统网络安全建设。

  并购潮起,安全产业价值不断攀高

  市场研究机构ABI Research报告称,截至2015年年底全球管理安全服务市场总值将达154亿美元。不断增多的网络威胁、政府法规以及企业内部相关资源的缺乏使得企业逐渐转向管理安全服务提供商寻求专业帮助。

  由美国元鼎科技公司、雷神公司等16家企业共同参与编撰的《2015~2025全球网络安全市场报告》指出,网络安全市场有望在2015年达到114亿美元规模,在预测期内年复合增长率达4.23%。

  2015年安全行业掀起投资并购大潮,上亿美元的融资并购至少有近20起,其中最大的三起分别是Bain Capita24亿美元收购Blue Coat、思科6.35亿美元收购OpenDNS和新加坡电信Singtel以7.7亿美元完成对管理安全服务提供商Trustwave的收购。国内影响较大的如腾讯再度以6亿人民币投资知道创宇,百度全资收购安全宝等。

  细思恐极,网络恐怖主义不容忽视

  2015年1月,IS支持者入侵了美国中央司令部的YouTube和推特账户,窃取了大量内部文件并泄露到了网上。IS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推特账户长达1个小时,并把美国中央司令部的logo换成了“I love you ISIS”。4月,法国电视台5台遭到来自IS拥护者、黑客组织Cyber Caliphate的大规模网络攻击。攻击者因不满法国总统奥朗德参加国际反恐行动,入侵了电视台的广播传输渠道。

  随着恐怖分子对网络技术的运用,网络反恐提上议程。2015年2月,英国军方决定建立关于社交媒体的特殊作战部队又称“77旅”,以应对日益猖獗的IS网络恐怖主义。法国议会也在2015年通过了反恐新法,包括对网络平台进行更加严格的监控,对涉嫌恐怖主义信息宣传予以惩罚。

  IS等极端组织策划的一系列袭击事件也刺激了民间黑客的反恐行动,尤其是巴黎恐袭事件发生后,多个民间黑客组织宣布与IS开战。11月16日,全球最大民间黑客组织“匿名者”通过推特宣布对IS宣战,发誓将把IS从互联网上清理掉。“匿名者”加入网络反恐战斗,得到了大量网民甚至是官方网络反恐专家的欢迎。

  法国巴黎遭遇大规模恐怖袭击后,社交媒体脸书和推特等科技公司都推出了相关功能与服务来应对恐怖袭击。脸书于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当晚激活了“安全确认”功能,让位于恐袭地区的用户能够在其个人页面贴上标记,告知亲友其安全状态。谷歌在地图上标注了发生爆炸和枪击案的地点。推特则推出新闻筛选标签“Moments”利用数据抓取来收集新闻机构和目击者提供的推文、图片和视频,方便及时汇总信息。

  链 接

  2015年影响较大的信息泄露事件

  互联网资讯网站Dev Store整理了2015年国内外影响比较大的信息泄露事件:

  2014年年底~2015年年初,铁道部官方网站13万用户信息泄露,包括身份证、登录口令等,据调查分析应是撞库所致。

  2015年1月,俄罗斯约会网站Topface,2000万用户名和电子邮件地址被盗。

  2月,优步披露,5万名优步司机的个人信息被不知名的第三方人士获取,包括社保码、司机相片、车辆登记号等信息。

  3月,医保提供商Premera蓝十字披露,1100万客户的医疗和财务数据泄露。

  3月,牙齿医疗机构 Advantage Dental 约15万病人信息泄露,包括姓名、住址、出生日期、电话和社保码。

  4月,360补天平台披露,遍布19个省份的社保系统相关信息泄露达5279.4万条,其中包括个人身份证、社保参保信息、财务、薪酬、房屋等敏感信息。

  4月,美国Metropolitan State大学16万学生个人信息泄露,包括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电话、个人成绩。

  5月,全球知名成人约会网站 Adult FriendFinder 390万用户信息泄露,包括电子邮件、IP甚至包括性偏好信息。

  5月,手机监听软件制造商mSpy约40万用户信息泄露,包括电子邮件、短信、照片、付款记录和跟踪数据。

  5月,美国国税局超过10万名纳税人的财务信息泄露。

  7月,内衣制造商Hanesbrands客户订单数据库被黑,约90万网络和电话用户信息泄露,包括地址、电话和信用卡后四位数字。

  7月,FireKeepers Casino 酒店披露8.5万信息卡和借记卡信息在2014年泄露,包括银行卡号、姓名、验证码和卡终止日期等信息。

  8月,在线票务销售平台大麦网600余万用户账户密码泄露并在黑产论坛公开售卖。

  8月,英国电信运营商Carphone Warehouse约240万在线用户个人信息泄露,其中包括姓名、地址、出生日期和加密的信用卡数据。

  10月,音乐众筹网站Patreon超过16GB的文档资料泄露,包括230万个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

  10月,为美国移动电话服务公司T-Mobile提供数据服务的Experian遭到黑客入侵,导致T-Mobile的1500万用户个人信息泄露,包括用户姓名、出生日期、地址、社会安全号、ID号码等。

  10月,美股券商Scottrade460万客户的姓名及地址信息泄露。

  10月,英国电信运营商Talktalk120万用户信息泄露,包括电子邮件、姓名和电话号码,以及数万银行账户信息。

  10月,美国网络券商史考特超过460万客户的联系人信息被攻击者获取,泄露的信息为客户姓名与地址。

  10月,乌云平台曝光网易用户数据库“疑似泄露”,数量近5亿条。虽然至今没有证据证明这个数字,但许多普通网民纷纷表示自己的邮箱被登录篡改,甚至由于用网易邮箱注册苹果账户,而导致手机被网络犯罪分子锁住,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1月,喜达屋集团旗下54家酒店发现窃取信用卡信息的恶意软件,包括客户名称、信用卡号码、信用卡安全码和到期日期等信息泄露,泄露数量尚未公布。

  11月,香港早教电子设备公司伟易达500万用户和600万儿童的个人信息泄露,包括登录密码、IP地址、照片、聊天记录姓名、性别等。

  12月,英国快餐连锁店waterspoons 65万顾客信息泄露,包括姓名、出生日期、电子邮件和电话号码。

  2015年各国政府的主要安全政策

  互联网资讯网站“Dev Store”整理了2015年国内外影响面较大的与安全政策相关的事件:

  从国内来看,6月,《中国互联网协会漏洞信息披露和处置自律公约》在北京签署,公约提出漏洞信息披露的“客观、适时、适度”三原则。

  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加大网络和信息安全技术研发和资金投入,建立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采取必要的管理和技术手段,切实保护国家信息安全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信息安全。

  7月,我国新的国家安全法实施。新法要求建设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提升网络与信息安全保护能力,实现网络和信息核心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信息系统及数据的安全可控。

  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义务,加大了对信息网络犯罪的刑罚力度,进一步加强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对编造和传播虚假信息犯罪设立了明确条文。

  9月,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在网络和大数据安全方面要求,在涉及国家安全稳定的领域采用安全可靠的产品和服务,到2020年,实现关键部门的关键设备安全可靠。

  11月,工商总局印发《关于加强网络市场监管的意见》,全面加强网络市场监管。推进“依法管网”、“以网管网”、“信用管网”和“协同管网”。

  国际上,5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公布《瓦森纳协定》的修改草案,新规则规定美国企业或个人向境外厂商报告漏洞情况是一种出口行为,需预先申请政府许可,否则将被视为非法。

  6月,美国国会通过《美国自由法案》,11月国家安全局正式停止对公众的大规模监听电话数据的行动。

  10月,欧盟法院宣布与“美国-欧盟安全港协议”有关的“2000/520号欧盟决定”无效。欧盟成员国数据监管机构可以依此禁止美国公司收集、存储其国民的个人数据。

  10月,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法案》,允许公司和政府分享黑客攻击信息,之前众议院也通过了这个法案,最终等到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后,将成为正式法律。

  11月,英国政府公布新版《调查权法草案》,要求互联网公司和手机制造商能永久地拦截和收集通过其网络传播的个人数据,并赋予其协助安全机构和警察调查国家安全相关事项的权利。

刘畅

回眸2015 核电强国 2016展望

  2015,中国核电元年,翘首期待又目不暇接。重启、回归、并轨、提速,镌刻着慎行与开放,更饱含着筹谋和希翼:

  高层“督促”,年内核准、开工和商运机组升至福岛核事故之后的峰值。

  总理“代言”,自主品牌三代核电“出海”,跻身世界核电第一方阵,成为业界炙手可热的合作伙伴。

  公众沟通与核安全文化备受关注,安全透明实践上升新高度,转向常态化机制。

  改革与资本运作硕果累累,企业整合锻造核心竞争力,投资多元化破解可持续发展的资金瓶颈。

  电力市场步入新常态,消纳难题、调峰、降功率等新挑战迫在眼前。

  2015,重迎曙光,伫立拐点,步伐稳健;2016,承前启后,行至新起点,后劲更需足。

  重启回归 高潮迭起

  2015年3月10日,辽宁红沿河核电站二期项目5、6号机组获国家发改委核准,中国核电正式按下重启键,进入沉寂四年后核准、开建和投产的高峰。

  核准方面,2015年共八台机组拿到“路条”。分别为:红沿河核电5、6号,福清核电5、6,防城港核电3、4号,以及田湾核电5、6号。

  新建方面,除防城港核电4号机组、田湾核电6号机组外,其余核准的新机组均开工建设,共6台,我国在建核电机组变为26台。

  投产方面,方家山2号、阳江2号、宁德3号、红沿河核电3号、福清2号、昌江核电1号共六台机组投入商运,在运机组总数为28台。

  据业内估算,要完成《核电中长期规划》提出的“2020年在运装机58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目标,2015年-2020年平均每年开建和投产机组均在6台左右,因此,2015没有“拖后腿”。

  “十三五”开局之年,2016的接力棒分量不轻:防城港1号机、阳江3号机投运为“十三五”揭幕;沿海采用三代技术的新核电项目“坐等”核准。其中,CAP1400示范工程已经进入核准倒计时,很可能于2016年3月开工;采用AP1000技术的陆丰一期、漳州一期,以及徐大堡一期,可能在三门、海阳示范项目建设取得关键进展之际,拿到“路条”,而内陆核电破冰几乎无望。

  压至年底集中核准开建,中国核电不负众望,打破停滞的同时,也将发展节奏拉回正常轨道,是转折更是起点!

  华龙出海 融合继续

  2015年,核电“走出去”国家战略在欧洲、南美、亚洲和非洲实现突破。

  8月开建的巴基斯坦核电项目、10月敲定的英国布拉德韦尔B项目,以及11月签署合同的阿根廷项目,均采用华龙一号技术。此外,中核与美国泰拉能源签署行波堆合作文件,与比利时核研究中心签署MOX燃料合作备忘录。中广核闯入肯尼亚核电市场并签署肯尼亚核电项目MOU,而且通过罗马尼亚核电项目将核技术服务打进欧盟……

  从华龙一号落地英国和阿根廷,到与多国达成共识,中国核电品牌、技术实力、发展潜力得到国际市场认可,全面深化、可持续的合作也不断升级。同时,随着国内示范机组相继开建,两家集团最终在12月30日再次握手,合资成立华龙公司,持续融合与发展“华龙一号”技术,统一管理并实施技术、品牌、知识产权等相关资产在国内外的经营。

  2015年,华龙一号收获里程碑式成果,根据国家能源局部署,2016年其核心任务落在“进一步融合”上。从2014年两大集团签署技术融合协议,到2015年双方示范机组获准开建,再到华龙公司成立,“合体”之路充满期待。

  作为新时期“国之重器”,核电出海既是强国标志,又可带动国内高端装备制造业全面升级和走出去。竞争激烈、群雄逐鹿,中国核电如何迎接挑战,任重道远!

  改革重组 三足鼎立

  改革伤筋动骨,但也创造机遇。随着国家核电与中电投合并尘埃落定,中国核电真正进入“三足鼎立”时代。

  作为核电产业链上三个最关键环节,设计研发、工程管理和投资运营,决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新成立的国家电投以此实现核电板块的价值互补。而国家核电也成为这家总资产超过7000亿元的能源央企的核电业务整合平台,以AP/CAP三代核电技术为核心的核电产业链已然清晰。尤其是原中电投已有多个储备厂址,为AP1000、 CAP1400,甚至CAP1700后续发展都创造了条件。

  此外,作为中国规模化发展核电的主流技术之一,AP1000能否顺利批量化建设饱受争议,业界一度担心《核电中长期规划》能否落实完成。然而,随着影响AP1000世界首堆工期延误的最大难题(泵阀)最终破解,国内依托项目建设已经提速,这给各种担心收尾的同时,也为CAP1400尽快核准开工增加了砝码。

  2016年,稳妥推进并核准开建的的一批沿海核电新项目中,将包括CAP1400示范工程,以及占据主流的AP1000机组,国家电投的标准化设计和批量化建设拉开帷幕,核电产业第三极将启动追赶模式。

  同时,自主三代核电CAP1400进入国内开建、国外备战投标的关键阶段。尤其在耕耘多年的南非和土耳其市场,突破拭目以待。

  后端升级 大厂成型

  胶着多年,中法合建的核循环大厂项目2015年终于浮出水面。随着两国企业签署合作协议,以及中核积极参与阿海珐重组,中国核燃料循环后端发展进入关键升级期。

  根据最新计划,核燃料循环大厂将于2020年开建,2030年建成投运,一期贮存能力为3000吨。届时,中国形成的商用大规模核循环能力,可有效缓解未来十几年内核电站乏燃料在堆贮存压力,以及为商业快堆提供燃料。以彼之长补己之短,核燃料后端处理涉及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工程科研、研究平台建设、工程建设等方面,具有技术复杂,投资规模大、专业领域广等特点,中国在该领域长期存在短板,合作和学习不可避免。但是,中国自身已建成实验快堆和乏燃料核循环中试厂,核燃料后处理放化实验设施也于2015年完成首次热试验,后处理已具备一定的技术基础,未来自己建厂也只是时间问题。

  作为实现核燃料闭式循环的关键环节,后处理关乎核能可持续发展,又是公众眼中的安全“软肋”,选址、环评和推进备受关注。信息显示,中核集团在二十多个厂址筛选的基础上,重点在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核电布局集中的东部沿海地区开展初选工作。在参与初选的省份看来,核循环是资金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对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意义重大。因此,大厂落地,既是产业发展问题,更是社会问题,项目推进中的公众接受环节不可忽视。

  市场挑战 初现端倪

  电力工业进入新常态,核电遇到来自市场的新挑战。2015年3月,电改“9号文”首个配套文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改善电力运行调节促进清洁能源多发满发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核电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兼顾调峰需要安排发电。核电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

  参与调峰、设备利用小时数降低,核电基荷电源角色遭受挑战。尤其是东北地区,已经成为国家能源局重点关注的对象。在东北能源监管局正在进行的“东北地区核电厂电量消纳问题研究”中,辽宁和东北电网影响核电上网、电力电量供需平衡以及调峰平衡、东北电网“十三五”及未来能够合理接纳的核电装机容量等问题的研究,旨在探索核电机组外送消纳的份额及方式,提出促进核电消纳和发展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参考依据。而2016年早些时候,国家能源局还曾调研未开工建设的辽宁徐大堡核电电量消纳问题。

  发电设备利用小时的变化同电力需求增长、电源装机总量增长及其结构调整、网间交易电量增长、电网负荷特性等因素密切相关。随着新常态下市场竞争的不断激化,以及清洁能源大力发展,拉动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上升和下降的因素并存,未来核电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如何变化,如何应变市场,成为摆在整个行业面前的新问题。面对竞争、面对电改,2016年中国核电该如何应变?

  安全透明 全国践行

  从年初《核安全文化政策声明》发布,到年中全国范围的公众开放日活动,以及在运核电机组运行事件公开,核安全监管的透明和公众沟通的实施在2015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主管部门和企业全程参与下,铀矿开采、铀纯化转化和浓缩、燃料元件制造、运行和建设中的核电站、后处理工厂,以及核技术应用,第一次近距离走向社会和公众。这是中国核工业创建以来,全产业首次集体“亮相”和清晰呈现。

  自福岛核事故后,核文化的神秘与公众的知情诉求之间矛盾凸显,成为影响中国核能事业发展的关键障碍。在信任危机、谈核色变和反对声中,核电企业不断尝试创新沟通模式,持续几年通过公众“走进来”、核安全知识“走出去”,以及知识竞赛等方式,初步探索出一条双向、互动传播沟通之路。但是,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不是几次讲座、几天开放日就能简单改变,沟通工作刻不容缓、持之以恒更必不可少。

  核电优势明显,但饱受质疑。解决社会信任问题,首先要凸显其清洁、安全和高效的优势,为民所用。其次,要最大限度降低安全风险,即使发生也要在可控范围内得到有效解决,为民避险。第三,是不断总结和分享经验,查遗补漏。解决了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发展方可平坦。

  立法推进 刻不容缓

  2015年,《原子能法》、《核安全法》依旧处于进行时,核能立法缺失与中国核大国地位的不相称愈加显眼。行业疾呼:核能立法经迫在眉睫。

  我国核工业创建60年,民用核能产业发展30余年,目前核安全法规体系中有一部法律、七部法规、二十七部部门规章以及八十九部导则。但是,原子能法律体系中的母法——《原子能法》立法历时30多年依然无果,致使许多本应由基本法解决的问题不得不分散地由单项法律、条例和部门规章去规范,全局性、系统性和战略性难以充分体现。业内专家撰文指出,《原子能法》长期缺位,不仅使我国的原子能法律体系不完善,也使我国在对外交往中处境尴尬。

  母法未落地,但核领域安全管理的顶层法律《核安全法》后来居上,已经具备颁布条件。该法对核安全监管的意义在于:利于实现核能的安全利用,增进社会公众对核安全的了解和信心,促进核能商业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无法不成方圆,核电大国转向核电强国,立法时机早已成熟,技术层面也不存在障碍,各方应求大同存小异,以国家战略、核能事业可持续发展为重,避免长期无果的意见征求和反复研讨。2016年,期待立法进程加快并结果。

  地方引“核” 提速布局

  动辄几百亿元投资,拉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促进绿色发展……各种涉核项目,成为地方政府发展棋盘上的重要一子。

  2015年新年伊始,河北省的海兴核电、沧州核燃料产业园项目进入公众视野。河北省、沧州市将两个项目定位为“河北省调结构稳增长,全面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点项目。”在甘肃省,7月启动建设的中核甘肃核技术产业园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核循环产业能力,还可推进甘肃省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此外,中法合作核循环大厂项目也于2015年9月召开首次国内推介,国内六省参与厂址初选。

  在核电大省福建,新项目再度浮出。2015年4月,华能霞浦核电有限公成立,明确霞浦核电项目建设4台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机组和1台60万千瓦高温气冷堆机组。由此,福建核电产业呈现出“多家参与、多样堆型”的格局,成为核电产业价值的新洼地。

  核电发展已回归正轨,广东、浙江、上海等产业基础较好的省份,近年先后提出了发展核产业的战略和规划,希望通过核电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建设,带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而且,随着 “一带一路”等战略实施,借“核”发展前景可观。

  上市掘金 资本多元

  核电项目建设周期长,投资大,尤其是规模化发展需要巨额投资以支撑建设,没钱真不行!

  2015年6月10日, A股市场首支纯核电股——中国核电挂牌上市,募集过百亿主要用于福清核电一期和二期、三门核电一期、海南昌江核电一期、田湾核电站3、4号机组在内的沿海核电项目建设。12月10日,中核集团首次以当期最低利率成功发行5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旨在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保障能力。

  核电重启后,需要更多资金实现规模化发展,上市可将原本市场化程度极低的核电企业推进市场,使其在管理经营、融资和国际并购等方面的能力不断提升,以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实现做大做强。

  融资之外,是引入多元资本,包括国外资本。11月初,国家核电与浙能电力合资成立“国核浙能核能有限公司”,开展海岛核电和海岛小堆供热等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12月23日,中广核与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泰国国家电力公司子公司RATCH签署《防城港核电二期项目合资协议》,三方将合资成立防城港核电二期项目公司,共同开发、建设和运营该项目。

  合作,既是发挥优势、各取所需,更是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国内国外均如此。随着核电产业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及核电出海提速,竞争性合作或许是双赢的最佳途径。

  “十三五”开局后,一批新核准开建的项目需要大量资金,包括已经上市的中国核电、中广核电力,以及积极谋划上市的国家核电与中国核建,将持续激活资本市场。

“十三五”期长江航运发展展望

  1月5日,2016年长江航务管理工作会召开,明确“十三五”期长江航运发展将深入贯彻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理念,加快推进“一条主线四个长江”发展战略,确保畅通、高效、平安、绿色的现代化长江航运体系率先实现。

  “无论从国家的规划、人民的需求还是长江航运自身的发展要求上来看,畅通、高效、平安、绿色的现代化航运体系都是长江航运发展的前景和追求目标,我们要加快转型步伐,加快实现长江航运现代化,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当好先行。”长江航务管理局局长唐冠军表示。

  把握机遇

  当好长江经济带建设先行官

  长江黄金水道,承东启西、联接南北、通江达海,串起了长江经济带这条“珍珠链”。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加快“长江经济带”建设,拓展发展新空间。

  当前,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进入落地实施期,长江黄金水道作为基本依托,与国家战略的实施紧密相连。面对这样的发展机遇,长航局将大力实施“一条主线四个长江”的发展战略:以建设长江黄金水道,发展现代长江航运为主线,构建“平安长江、数字长江、阳光长江、和谐长江”, 到2020年,基本实现长江航运现代化,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总体来看,‘十三五’时期将是长江航运发展重要的钻石机遇期、综合优势转化期、积蓄能量释放期、现代化建设的加速推进期,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但机遇大于挑战。”唐冠军认为。

  事实上,从长江航运的现状来看,其发展速度与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航运需求相比、与国际内河先进发展水平相比,仍然相对滞后。

  据介绍,长江干线航道还存在下游“卡脖子”、中游“瓶颈”、上游“梗阻”、支流“不畅”的问题,三峡船闸通过能力已基本饱和,船舶待闸已成常态;与此同时,沿江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和地方政府的强烈要求,对提高长江航运通过能力的需求十分迫切。

  “只有科学研判形势,才能准确把握发展趋势,明确发展任务。”对此,唐冠军认为,“长江黄金水道作为长江经济带的基本依托,这既是责任,也是机遇。当前,长江航运发展将得到更多的政策、资金支持,我们应把握机遇,突破瓶颈,加快发展,当好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先行官。”

  优化布局

  “五个发展”激活“四个长江”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必将引领中国发展方式深刻变革。

  日前,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在研究如何加快长江航运科学发展时也认为,要将“五大发展”的理念贯穿到长江航运科学发展的各个环节,促进长江航运转型升级,切实把长江打造成黄金水道,为长江经济带建设提供支撑和保障。

  “‘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既是长江航运对前一阶段发展探索的全面总结,也是未来五年发展的行动指南。”唐冠军说,“当前,要坚持创新发展,培育发展新动力;坚持协调发展,开创发展新格局;坚持绿色发展,增强发展新优势;坚持开放发展,拓展发展新空间;坚持共享发展,营造发展新环境,才能将长江全流域真正打造成黄金水道。”

  如果说“五个发展”是指导“十三五”长江航运建设发展、实现长江航运现代化的核心理念,那么,推进“一条主线四个长江”发展战略,则是贯彻“五个发展”理念的本质要求和具体实践。

  唐冠军介绍,今后长江航运将与国家战略和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航运与防洪、发电、灌溉、供水等水资源综合利用相协调,航道与港口、船舶以及干支线发展相协调,本着航运与其他运输方式有效衔接的原则,加快高等级航道网建设,推进船舶标准化和运输结构调整,建设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专业化和高效率的长江港口体系。

  大有可为

  2020年率先实现长江航运现代化

  按照“五个发展”的理念规划,“十三五”期长江航运的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长航系统基本达到“能力适应、保障有力、服务优质、监管到位、反应及时”的总体要求,服务长江航运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作用更加明显,保障畅通、高效、平安、绿色的现代化长江航运体系率先实现。

  为了完成这一目标,长江航务管理局制定了航道建设与养护、安全保障、运输市场、公共服务、智慧航运、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等七个方面的具体发展目标:

  改善干线航道里程1400公里,全面实现《长江干线航道总体规划纲要》及《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确定的长江干线航道规划建设目标,基本适应沿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基本建成全方位覆盖、全天候运行的安全监管体系,反应快速、应急高效的人命救助、治安防控和消防监督体系。重要港口(区)监管救助应急达到时间不超过30分钟,重要航段监管救助、治安防控应急达到时间不超过45分钟,一般性自然灾害和事故灾害造成的航道破坏、堵塞修复抢通时间不超过48小时,沉船整体打捞吨位达到3000吨,三峡库区等深水救援打捞能力明显增强。

  初步建立运输市场信用体系,逐步完善市场监测手段,市场监管与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增强。船舶安全性、环保性、经济性显着提升,标准化、专业化、智能化成效突出,长江干线船型标准化率达到85%,货运船舶平均载重吨超过2000吨。

  提高社会公众满意程度。船东满意度指数达到90分以上。海事政务服务实现“一站式”,95%以上行政审批实现电子申报,口岸服务水平明显提升。航标维护正常率达到99.9%,重点航段航道信息实现按周发布。引航员准点到船率、夜航计划实施率不低于99%。

  增强行业科技研发能力。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新工艺得到推广,航运重大装备的科技含量明显提升,船舶智能导航、航标实时遥测监控、航道与通航建筑物精细养护等技术集成应用取得突破。

  船舶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下降6%和7%。溢油综合清除能力不低于200吨,运输船舶生活污水、垃圾、油污水、洗舱水接收设施适应需要,与城市市政公共处理设施衔接顺畅,违规排放总体得到有效遏制。

  形成集中统一、运转高效、协调有序的长江航运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长江航务管理局在长江航运发展中的统筹作用更加突出,长江航运治理体系进一步明晰,长江航运现代管理能力明显提高。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擎起先行大旗,围绕长江航运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真正把长江全流域打造成为黄金水道。”唐冠军表示。

区域经济
新时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重要作用与对策研究

20138月,国家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过一年多的试点,在总结评估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的基础上,20153月国家新批准设立了广东、天津、福建三大自贸试验区,同时对上海自贸试验区进行扩区,进一步启动了自贸试验区的2.0升级版。今后,随着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深入推进,还需要加强总体规划与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自贸试验区的战略布局;充分授权,允许自贸试验区大胆进行制度创新;自上而下、统筹协调自贸试验区经验的推广复制工作;探索将“自由测试”与“压力测试”有机结合,建立自贸试验区与国际经贸协定谈判的双向联动与规则转化机制。

一、新时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重要作用

一是承载了国家以开放促改革的重要使命。随着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重大利益调整,进一步推进改革的难度加大,需要坚定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政策推进改革。我国加入WTO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在改革面临困难的时期,开放往往成为推动下一阶段改革的重要外部驱动力。当前,我国全面开放还面临诸多风险和压力,各方争议仍然较多,通过设立自贸试验区的方式试点开放,将其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以局部开放带动全国开放,以自主开放促进改革创新,正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审时度势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上海自贸试验区试验之初,就开始积极探索以负面清单方式对外资准入进行管理,同期出台的2013版负面清单的开放水平较我国加入WTO承诺有较大提升。运行一年后,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出2014版负面清单,开放水平在2013版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提高,并且在一年的实践后推动了国家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达到了以开放促改革的目标。20154月,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清单的基础上,国家发布了统一适用于四个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采取了发达国家通行的负面清单制作范式,进一步缩小了限制范围,提升了自贸试验区的开放度和透明度,体现了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和力度。当前,三个新设立的自贸试验区,在某些领域的开放水平甚至超出2015版清单,表明了我国自主对外开放的步伐仍在不断加快。如广东自贸试验区在两个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与《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框架下,进一步取消或放宽对港澳投资者的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等准入限制,重点在金融、商贸、科技等服务领域取得了突破。福建自贸试验区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框架下,进一步扩大通讯、运输、旅游等领域的对台开放,降低台商投资的准入门槛,在一些领域放宽台资的股比限制,扩大台企业务的承揽范围,鼓励台胞到自贸试验区创业发展;台湾自然人无需经过外资的备案就可以到区内注册个体工商户。这些新的进一步的开放举措,无疑将为国家推动新一轮改革提供更大的驱动力。

二是体现了引领规则制订的战略思路。自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为了维持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美欧等发达国家积极谋划制定新的全球经贸规则。由于多边贸易体制停滞不前,美欧等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通过推进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自贸区建设来巩固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主导权,推行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新一代高标准与新规则。我国现阶段的自由贸易区发展水平较低,对外开放总体水平远远低于TPPTTIP的新标准和新规则,在自贸区建设和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和压力,顺应国际形势加快建设高标准自贸区网络迫在眉睫。上海自贸试验区设计之初就是要面向这些国际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规则,积极开展探索与试验,逐步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上海自贸试验区在仲裁、知识产权等规则领域,围绕国际通行规则积极进行改革创新,就是这种与世界接轨思路的体现。当前,上海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方案中,不仅体现了这种思路,提出的许多措施都围绕负面清单、信息公开与透明度、权益保护、公平竞争等国际规则制订,同时,也在尝试建立符合我国发展利益的新规则体系。新设立的广东、福建和天津在标准、规则领域也都向上海看齐,同时又各有特色,如广东在商事制度、标准等领域与港澳的接轨,福建在对台贸易投资与合作参与制订标准等领域与台湾的接轨,天津在行政管理、执法领域建立集中统一的综合管理、执法机构的规则探索,都体现了我国在规则制订领域积极探索尝试、争当引领者的战略思路。

三是体现了服务国家战略的发展定位。上海自贸试验区作为第一块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以及法治环境规范等方面,瞄准TPPTTIP等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提前做试验,在顶层设计上体现了服务国家战略、应对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定位。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方案中,上海自贸试验区更是明确提出了服务国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目标。新设立的三个自贸试验区,也都承载了相应的对外、对内战略使命。如广东自贸试验区立足推动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合作、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福建自贸试验区立足于深化两岸经济合作,都是要服务于祖国统一大业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需要。而从对内来看,三个新设自贸区试验也体现了服务于国家新的区域协调和经济转型发展战略的需要。如广东自贸试验区将通过加工贸易转型,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和内地区域的产业升级;天津自贸试验区旨在通过发挥天津口岸作用、推动区域通关一体化、协同监管、分类监管与创新监管等措施,来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福建自贸试验区着力加强闽台产业对接、创新两岸服务业合作模式,以此来辐射带动海峡西岸经济发展;上海自贸试验区通过建设长三角区域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来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快速发展。

四是体现了建设制度创新高地的发展思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就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求政府不再以“政策优惠”为重点,而需要以“制度创新”重点来优化市场环境。无论是上海自贸试验区,还是新设的广东、天津和福建自贸试验区,都改变了过去以政策优惠为核心诉求的思路,紧紧围绕制度创新做文章,争做制度创新的高地。2013年以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投资管理、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与探索试验,总结形成了21项制度创新成果,并且在经过评估后成功地向全国推广复制。广东、天津和福建自贸试验区虽然刚刚挂牌,但也在制度创新方面积极探索,如广东在建设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国际贸易集成功能等领域,天津在建立综合统一的行政审批机构,实施“一颗印章管审批”等行政体制改革领域,福建在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等领域,都已经在试点一些独特的制度创新措施,将为今后国家转变政府职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更多的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

五是促成了深化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全国共识。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不仅成为了各级政府、企业、学者乃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与焦点,而且引发了全社会对于改革开放、简政放权与制度创新的大讨论,对于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共识正在形成。虽然目前批准的自贸试验区只有四个,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全国所有的省份都在积极申报自贸试验区。在申报自贸试验区的过程中,经济落后的省份也在积极向上海、广东、福建等东部地区看齐,对比自身在体制机制、政策落实、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距,认真思考自身的优势与劣势,不断提出制度改革与地方发展的新思路。可以说,通过自贸试验区申报过程中的认真讨论与积极思考,各地都在凝聚形成新的共识,对于新时期深化改革开放的思路更加清晰,进一步大刀阔斧地主动推进改革创新的意愿更加强烈,信心更加坚定。

二、对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思考与政策建议

一是需要对自贸试验区建设加强总体规划与顶层设计。建设自贸试验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新时期提出的一项国家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而采取的重大举措。虽然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方案和广东、福建和天津三个自贸试验区的总体方案已经得到国家批准,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就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做出指示,但是国家层面并没有出台专门的总体规划。这不仅使得外界对于自贸试验区的理解存在许多误区,也导致了地方政府在申请和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时缺乏明确的方向与指引,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窝蜂与一哄而上的乱象。自贸试验区作为新时期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不是一个临时性的试验区域,而是一个中长期的制度安排,不是一个传统的工业园区、海关特殊监管区或经济特区,而是以探索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总体战略为目标的试验区,因此国家需要在现有自贸试验区建设的基础上加强总体规划与顶层设计,进一步明晰其功能定位、发展路径、发展目标、发展思路以及申报条件、建设要求、机构设置等,尤其是需要厘清外界和各部门存在理解分歧的地方,以消除各部门在理解和执行相关政策时的不确定性和不一致性,使各部门能在自贸区的推进工作中站在同一轨道,形成更大的合力与推动力。

二是需要进一步完善自贸试验区的战略布局。我国的改革开放始于东部沿海地区,此次自贸试验区也发端于沿海,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起点,延伸至东部沿海的广东、天津与福建,在沿海地区完成战略布局。沿海的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容与天津等三个新获批自贸试验区,形成互有连通、各有侧重、功能完备的自贸试验区网络,切实发挥引领作用,辐射带动全国,将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挥积极作用。下一步,在沿海布局试点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在内陆沿边地区选择一些省份进行自贸试验区的试点,使改革开放的号角在内陆边远地区吹响,与沿海自贸试验区形成互补试验,共同推动构建国家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宏伟蓝图。同时,我们还可以针对局部领域试验推动建设一系列特色型试验区,如针对跨境经济合作推动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针对跨境电子商务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建设、针对旅游领域合作推动旅游开放合作先行试验区的建设、针对环境保护领域推动生态环境保护试验区建设,等等,通过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的平台,进一步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加速国家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

三是需要充分授权,允许自贸试验区大胆进行制度创新。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运营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在争取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方面却面临诸多困难,大部分开放措施都因与现有管理体制或法律条文相冲突而需要与相关部门逐一沟通,对内协调沟通难度不亚于对外谈判,导致最终形成的开放措施不仅与设计者的初衷相距甚远,也远低于外界的期望值。与对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形成的开放措施不同,自贸试验区具有可收可控的特点,开放主动权把握在我们手上,如果出现问题,可以随时暂停或调整改进,而后者一旦协议生效,需要经过与自贸伙伴国进行再次协商谈判方可调整。当前正是国际经贸规则重新形成的关键时期,各国博弈异常激烈,TPP谈判即将结束,一旦协议签署实施,其规则标准所涵盖的理念将在全球形成示范效应。下一代贸易协定涉及的许多开放措施对于我们而言是全新的理念,在许多领域能否开放、如何开放、开放多少,我们完全没有现成经验可以照搬,因此,迫切需要加快自贸试验区的改革试验步伐,需要各部门突破条条框框和固有的权责划分,给予充分授权,允许自贸试验区面向新规则实施更加大胆的开放措施,提出更有特色、更有针对性的建设方案,主动帮助协调解决其在推进过程上遇到的各种困难与问题。

四是需要自上而下、统筹协调自贸试验区经验的推广复制工作。201410月以来,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国家全面启动面向全国的推广复制工作。20151月,国务院专门下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通知》,并且明确了任务时间节点。目前,各地政府对于推广复制这些经验的积极性很高,但是在推广复制的实践过程中也面临不少现实困难,亟需自上而下予以统筹推进。比如“单一窗口”的推进,涉及口岸众多管理部门,需要依托电子口岸建设新的软件系统与平台,并且要求各部门实现数据与信息共享,单靠地方政府之力与中央统一管理下的各口岸联检部门协调推进难度很大。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之初,是由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牵头,成立了口岸各执法单位为成员的“单一窗口”试点工作组来统筹协调相关工作。当前,也需要工作组在全国推广复制的层面继续发挥作用,将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地方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出台统一的实施方案,自上而下进行全国推广复制,降低各地自行重复开发电子口岸平台的成本和协调口岸各管理部门的难度,提高“单一窗口”在全国的建设效率和兼容性。

五是需要将“自由测试”与“压力测试”有机结合。随着天津、广东、福建设立自贸试验区被批复,更多的地区重新燃起了申报自贸试验区的热情。在申报方案中,各地虽然都提出面向高标准规则进行制度创新与政策设计,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各地希望突破的政策之一是于“我”有利的政策,如负面清单管理、放宽或放开外资行业准入等;之二是推动容易的政策,如贸易投资便利化政策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自由测试”。对于推动阻力大的硬骨头或是需要捆住手脚的“压力测试”,如清理不符措施,建立更加严格、“有牙齿”的环境、知识产权执法体系,实施更加合规的贸易、产业补贴与竞争政策,自主提高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透明度等,这些政策执行后可能会在短期内影响地方的经济增长,因此地方政府推动的积极性并不高,大部分仅仅停留在“喊口号”阶段。但是设立自贸试验区的本意并不在于试验于“我”有利的规则,对于这些规则大可推而广之,不必要在试验区形成“政策洼地”,真正迫切需要试验的是未来可能会捆住我们手脚的这些规则。因此,需要将“自由测试”与“压力测试”有机结合,建议将知识产权、环境、透明度等高标准规则与自贸试验区的申报工作绑定,使其成为方案内容的标准要件,并在后续的建设内容作为必备项目予以定期评估。

六是需要建立自贸试验区与国际经贸协定谈判的双向联动与规则转化机制。当前,不仅自由贸易协定和美国、欧盟等推动的投资协定谈判涉及经贸规则条款,而且多边层面和诸边层面的政府采购协定、服务贸易协议等谈判也一直是规则博弈的传统平台。可探讨建立自贸试验区与国际经贸协定谈判的双向联动机制,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作为“试验田”的重要作用,加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韩自贸区第二阶段谈判、中美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以及我国加入政府采购协定和服务贸易协议的谈判与自贸试验区的协同互动与信息交换。我们可考虑把国际经贸协定谈判中拿捏不准、存在争议的谈判难点、焦点问题,如敏感行业市场准入以及新规则和高标准等,或是我国谋划的新议题,如价值链、电子商务、园区、产业合作等、放在自贸试验区进行局部试点,积极进行压力测试和效果评估,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开放措施和政策监管方案,为自由贸易区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提供谈判出要价参考和理论实践支撑。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好“两个转化”的工作,既要重视将现行TPPTTIP以及我国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的国际经贸规则转化为自贸试验区中可对应的政策实施方案,同时自贸试验区取得试点经验后也要重视将其政策实施方案主动向上转化为我国可在对外谈判中打出去的国际经贸规则。

七是需要加强自贸试验区的智力支持与人才培养。自贸试验区虽然吸取借鉴了发达国家自由贸易园区建设的经验,但仍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一个创新举措。随着广东、福建、天津等更多自贸试验区的相继启动,对于自贸试验区的管理水平和研究工作都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加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经验已经表明,随着政府由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对于政府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迫切需要加强对政府管理人员的培训,帮助其转变思维定势,改变以往的工作模式与工作方法,不断提高行政管理能力。自贸试验区作为一个新事物,在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许多新问题,尤其是具体的政策设计层面,管理部门往往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需要与专业的研究机构紧密合作、共同研究来提出具体方案。当前,各地都建立了自贸试验区研究院来为其自贸试验区的推进工作提供咨询服务和智力支持,从国家层面来说,也应对这些研究资源进行整合,使之形成合力,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的需求。

(责任编辑:白宇)

商务部研究院 袁波(副研究员) 李光辉(研究员)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京津冀产业对接研究

摘要: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是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本文利用2012年投入产出数据,首先对京津冀产业结构进行比较分析,明确了三地产业对接的现实基础;随后,通过影响力、感应度、重要性、自给率等指标测算,对三地产业对接的方向选择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对三地产业对接的有效路径进行研究思考,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小微企业,经济普查,市场主体,一助两促

产业对接协作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有望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是带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支撑。京津冀经济发展阶段各异,产业结构处在不同发展梯度上,存在一定的互补性,为实现区域内产业合理分工、协同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利用2012年投入产出数据,对京津冀产业对接的方向选择和重点定位进行探讨,力求为推进区域内产业对接协作提供有效依据。

一、投入与产出:京津冀产业对接的现实基础

当前,北京着力强化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首都核心功能;天津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积极打造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全国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全国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三地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体系,合作提升空间较大,奠定了协同发展的坚实基础。

1.京津冀产业体系互补性较强

从中间投入看,物质投入占比均高于服务投入。京津冀第三产业投入分别占中间投入的44.4%22.1%14.3%,尽管比例关系有所差异,但均小于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比重合计,反映出物质投入在中间投入中的主体地位。从总产出看,三次产业结构梯度明显。北京已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总部经济、科技研发优势突出,三次产业占总产出的比重分别为0.8%43.9%55.4%;天津制造业基础雄厚,培育了一批高端产品,形成了一批产业聚集,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0.9%69.0%30.1%;河北基础原材料产业占有重要地位,钢材、平板玻璃、焦炭等产品产量居全国前列,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6.9%71.6%21.6%

2.京津服务业阶段性差异较大

从服务业自身发展的规律看,其内部结构一般呈现“由流通类为主导向非流通类为主导演变”的趋势。天津流通类服务业具备传统优势,交通运输、批发零售等部门占据重要地位,占服务业中间投入的比重分别为35.2%8.3%,占服务业总产出的比重分别为23.3%18.0%,规模效应明显。北京非流通类服务业功能完善,尤其是金融、科技、信息等部门辐射带动能力强,占服务业中间投入的比重分别为9.5%15.3%10.1%,占服务业总产出的比重分别为13.8%12.5%10.9%,比较优势突出。深化区域合作,可以充分发挥北京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供给能力,为带动天津服务业发展、满足先进制造业发展需求提供有力支撑。

3.津冀工业产业链相关度较高

天津与河北工业投入和产出排名前10位部门中,分别有5个和6个部门重合。天津装备制造业较为发达,电子信息、交通设备、金属制品、通用设备四个部门合计占工业中间投入的29.7%,占工业总产出的28.3%;河北冶金工业占据主导,金属冶炼部门占工业中间投入和总产出的比重分别为27.2%16.5%,生铁、粗钢产量占全国的1/4。石油开采、石油加工分别是天津与河北的主导产业,分处石化产业链上下游,产品供需高度衔接,具有天然的合作发展基础。

二、供给与需求:京津冀产业对接的方向选择

主导产业选择是产业对接转移的前提和基础。通过投入产出产业关联分析法和地平线图分析法,分别考察京津冀各自产业关联程度和内部需求状况,明确三地主导产业的方向选择,为推进产业对接转移提供有效依据。

1.基于产业关联的影响力和感应度分析

产业之间通过产品供需形成相互依存的内在联系,通常将一个产业影响其他产业的程度称为影响力,而受到其他产业影响的程度称为感应度,分别用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来测算。传统的测算方法采用简单算术平均形式,需要假定各部门的产出完全相等,将所有部门同等对待来考察其重要性。然而现实状况并非如此,对于一些总量规模偏小的部门,传统方法的测算结果未必能真实反映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程度。针对这一问题,在参考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以部门增加值作为权数,测算加权形式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用以分析产业间的关联程度,从而明确京津冀产业发展重点。

一是利用影响力系数分析产业间的带动作用。影响力系数是指,某产业每增加一单位最终需求,对其他产业产品的需求量。影响力系数大于1时,表示该产业对其他产业的生产影响程度超过平均水平;影响力系数越大,说明该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拉动作用越大。纵向看,对天津经济增长带动作用较大(影响力系数大于1)的部门有13个,其中第二产业部门8个、第三产业部门5个;对北京经济增长带动作用较大的部门有14个,其中第二产业部门5个、第三产业部门9个;对河北经济增长带动作用较大的部门有12个,其中第一产业部门1个、第二产业部门8个、第三产业部门3个。横向看,京津冀重合的重点部门有6个,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交通运输设备、建筑、化学产品、金融;仅天津与北京重合的重点部门有3个,分别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仅天津与河北重合的重点部门有2个,分别是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食品和烟草。

二是利用感应度系数分析产业间的依赖程度。感应度系数是指,其他产业每增加一单位最终需求,对某产业产品的需求量。感应度系数大于1时,表示该产业对其他产业的需求感应程度超过平均水平;感应度系数越大,说明其他产业对该产业的依赖程度越高。纵向看,对天津经济增长制约影响较大(感应度系数大于1)的部门有14个,其中第二产业部门10个、第三产业部门4个;对北京经济增长制约影响较大的部门有13个,其中第二产业部门6个、第三产业部门7个;对河北经济增长制约影响较大的部门有12个,其中第一产业部门1个、第二产业部门8个、第三产业部门3个。横向看,京津冀重合的重点部门有7个,分别是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化学产品、金融、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煤炭采选产品;仅天津与北京重合的重点部门有2个,分别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租赁和商务服务;仅天津与河北重合的重点部门有2个,分别是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食品和烟草。

2.基于内部需求的重要性和自给率分析

研究产业结构有多个视角,常用的方法是对每个视角分别进行研究,而地平线图方法是同时从两个视角展开分析,通过内部需求对产业的诱发程度来判断产业的重要性,通过内部供给满足内部需求的程度来判断产业的自给率。

一是从需求拉动角度分析产业的重要性。在地平线图中,产业重要性在坐标横轴显示,某产业重要性的大小等于其在横轴上所占区间的宽度,表示内部需求(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所诱发的该产业产出占所诱发的全部产出的比例。纵向看,天津受内部需求拉动较大(重要性高于全部产业部门平均值)的部门有16个,其中第二产业部门11个、第三产业部门5个;北京受内部需求拉动较大的部门有14个,第二和第三产业部门均为7个;河北受内部需求拉动较大的部门有13个,其中第一产业部门1个、第二产业部门10个、第三产业部门2个。横向看,京津冀重合的重要部门有6个,分别是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建筑、化学产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金融;仅天津与北京重合的重要部门有4个,分别是批发和零售、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仅天津与河北重合的重要部门有4个,分别是非金属矿物制品、煤炭采选产品、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电气机械和器材。

二是从供需平衡角度分析产业的自给率。在地平线图中,产业自给率在坐标纵轴显示,每一柱状的白色部分是各产业的自给率,黑色部分是调入(调入=国外进口+外省市流入),超过100%水平线以上的部分是调出(调出=出口国外+流出本市)。某产业自给率大于1,且比1大的越多,就意味着纯调出、调出诱发的产出越大,说明区域外部对该产业的需求越大;某产业自给率小于1,说明内部供给难以满足需求,该产业对区域外部同类产业有较大的拉动作用。纵向看,天津自给程度较高(自给率大于1)的部门有15个,其中第二产业部门7个、第三产业部门8个;北京自给程度较高的部门有15个,其中第二产业部门5个、第三产业部门10个;河北自给程度较高的部门有18个,其中第一产业部门1个、第二产业部门12个、第三产业部门5个。横向看,京津冀重合的自给性部门有5个,分别是交通运输设备、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住宿和餐饮、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批发和零售;仅天津与北京重合的自给性部门有3个,分别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其他制造产品、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仅天津与河北重合的自给性部门有4个,分别是食品和烟草、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燃气生产和供应、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仅北京与河北重合的自给性部门有2个,分别是金属矿采选产品、专用设备。

综合判断,京津产业对接协作的重点部门有14个,其中两地输出型部门各有7个;津冀产业对接协作的重点部门有15个,其中两地输出型部门分别有6个和9个;京冀产业对接协作的重点部门有19个,其中两地输出型部门分别有8个和11个。

三、融合与互补:京津冀产业对接的有效路径

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已进入提速推进的新阶段,应重点依托合作功能区建设,打造承接优质资源和对接互补项目的有利平台,以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对接重点,加强与京冀的上下游产业协作,延长发展链条,形成分工合理、相互支撑的区域产业发展格局,为打造天津经济“升级版”注入新的动力。

1.向结构调整要动力,促进产业转移对接

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是实现与京冀产业对接的前提和基础,必须瞄准世界先进水平,着力打造技术领先、配套完备、链条完整的产业集群,并加快建设与之相匹配的服务体系,推动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一是力促产业结构转型调整。对接“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计划,以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调“高”,以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来调“轻”,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来调“优”,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来调“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抢占价值链高端。二是完善合作发展载体平台。加快推进京津合作功能区建设,使之成为承接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先行区,吸聚首都科技、研发、高端人才等优质资源来津发展;加强与河北产业对接,结合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链条的延伸拓展,开展重大项目合作。

2.向海空两港要潜力,提升集聚辐射功能

海空两港是天津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也是推进京津冀产业对接最具现实性的抓手和平台,要发挥海空两港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吸引各类资源要素聚集,带动临港产业和临空经济发展。一是推动海港空港转型发展。优化临港产业结构,承接北京高端制造业转移,发展船舶、海工装备、港口机械制造等临港工业,延伸发展旅游、金融、贸易等相关产业,全面提高航运服务辐射功能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发挥机场货邮优势,加快发展航空物流、航空金融、邮件快递等临空产业,对接北京物流企业外迁,吸引重点物流项目落户。二是提升口岸综合服务水平。在建设电子商务平台、提升电子口岸信息化水平上下功夫,提供更加人性化、便利化的服务,打造优质服务品牌,增强竞争力和吸引力。

3.向改革开放要活力,拓展经济发展空间

改革的深度、开放的程度,决定着京津冀产业对接的进度,要充分利用先行先试政策优势,加快推进投资与服务贸易便利化,为区域发展带来更多更大扩散效应。一是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发挥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与京冀共享改革红利,共同探索建立统一的财政税收、金融投资、产权交易、技术研发、创业就业政策,推动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二是加快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主动融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以“双城、辅城、中等城市、特色小城镇和美丽乡村”为骨架,完善配套设施,增强服务功能,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和内涵发展水平,努力打造一批生态环境好、商务成本低、生活质量优的现代化新城,为各类人才和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1]梁伟欣,王珏.京津冀产业对接实证研究[J].现代产业经济,2013 (11)

[2]全诗凡.京津冀区域产业分工与产业转移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2013(8)

[3]杨建梅,李秋然,唐锡晋.地平线图对产业结构研究视角的综合作用及应用[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3(12)

责任编辑:虞冬青

作者简介:郑礼(1980—),天津市统计局。邮编:300020;戴颖(1979—),天津市统计局。邮编:300020;韩维(1980—),天津市统计局。邮编:300020

郑礼 戴颖 韩维

我国产业联动的跨区域协调机制发展现状及对策探究

摘要:在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加深过程中,酝酿着新经济格局的未知性变化,我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结构性转型挑战和发展机遇。文章分析了我国跨区域产业协调机制构建依据,强调区域资源优势互补的现实需求,进一步探究跨区域产业协调机制的根本落脚点在于区域之间的合作博弈化共赢理念。促进我国跨区域产业联动协调机制可持续发展,要以制度保障提升跨区域产业协调能力,提升区域产业资源性优势和功能定位,建立跨区域产业同类型企业的合作机制。

关键词:产业联动,跨区域,协调机制

伴随全球经济有序复苏和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调整,不同区域之间产业的联动和协调表现出前所未有紧密性和广泛性。我国跨区域产业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协同共赢发展复杂化博弈关系。目前,我国产业分工细分化和区域协同,在促进区域经济进步有着重要现实意义。经过几十年社会经济建设,各个区域独立化经济产业发展速度和规模增长较快,而受到某些经济环境、制度和技术多层次限制,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共同发展这一平台下,我国区域产业之间合作并没有表现出明显优势和合作化效益。我国经济制度不断变革和社会经济实际发展需求中,有必要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探索出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国情的跨区域产业协同机制,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一是经过30多的年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经济总量和整体实力增强较快,但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非常突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区域协同发展;二是科学技术创新和应用,使得产业发展细分化模式和深度程度加深,尤其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出现,为产业技术融合提供重要技术性保证,进一步加深区域资源之间智能化合理优化配置,降低生产性交易成本;三是我国现代物流产业蓬勃发展,也为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创造必要外部环境和条件。由于我国区域性资源优势明显和地方政府投资化建设,已经造成很多产业的区域化不合理竞争,产能过剩。随着跨区域产业融合外部环境不断形成,非常有必要通过跨区域产业协调机制,完成不同区域之间产业互补和资源市场化优化配置,促进产业价值链条各个企业之间融合,增加产业价值链条系统性增值,从而有效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吴刚(2014)指出,跨区域产业融合的内部动力,主要还在于产业之间利益驱使程度,利益对于区域产业融合和区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石碧华(2014)依据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数据,构建区域产业联动网络化模型和联动路径;王征(2014)通过我国某一区域经济发展概况,选用产业关联系数、区域熵数学模型,对于区域之间内产业联动情况,进行实证性分析,从不同维度直接说明产业联动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现状。上述研究成果对于探究我国跨区域产业联动机制,提供了重要保证性基础和方法指导,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强化研究。   

一、我国跨区域产业协调机制发展基础和机理   

我国跨区域之间产业联动从资源属性本质角度看,就是区域之间市场资源优化配置交换性活动,可见只有在多元共赢机制模式下,才能有效和公平实现跨区域产业资源之间协调共进式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0)。如何更加有效地构建科学合理化跨区域产业协调机制,将会更有利于促进不同区域优势产业互补,是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均衡性重要前提和主要出路。跨区域产业联动机制是在政府政策的引导和规范下,基于市场行为产业链中各个企业自发性行为,根本任务在于实现社会公共和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形成区域之间博弈共赢,取代区域恶性化竞争(王海飞、林柳琳,2014)。   

(一)我国跨区域产业协调构建依据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实力提升和社会外界环境改善开放,跨区域产业融合已经成为国家和产业经济发展一个关键性课题,重点强调我国不同区域之间资源优化配置。跨区域产业协调机制,根本性问题和任务是产业协同发展。我国战略新兴产业信息化水平不断发展,使得跨区域产业协同性能逐步增加。例如,我国中原五省联动区域政策,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以及长三角产业经济区域化建设。目前,我国各个区域优势差异性,已经成为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重要客观依据,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分工加强,是跨区域产业融合现实需要。一是区域发展理念更新。经济区域化协同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前进道路上的主要特征,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各个地区之间优势资源获得交互式开放应用,全球区域壁垒进一步打破,国家之间经济和国内区域之间产业协同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理念和重要推进力量。二是专业化程度加深。区域产业集群模式进一步发展,各个区域依据自身资源和地域优势,通过不同区域之间优势资源互补发展,以更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生产性成本降低和规模化经济效益,如依据国家主体功能区域划分政策,对于国土空间战略性规划,优化各个区域产业结构模式。三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要求。以信息技术为主导新经济增长点,已经对于世界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信息化使企业获得价值链条增值的重要手段和策略,不同区域产业资源,通过大数据信息平台,实现信息数字化生产、交易和消费,能够有效完成各自优势资源性整合和产业模式协同发展。信息化能有效扩展区域产业发展空间,同时也是构建区域化产业协同机制的重要保证基础和内容。四是现代物流和电子金融趋势成为跨区域产业联动机制的服务性保证。互联网信息安全和技术创新的电子金融以及我国交通空间多维度完善和建设,已经具备了完全意义上的产业发展——智能交通网通体系。例如,虚拟背景下的电子商务模式,正在深入改变和影响社会各项生产生活。而现代物流和电子金融为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提供重要的服务性保证,能够更加有利于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实力。上述四点,是我国跨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系统构建的主要依据和保障体系。   

(二)我国跨区域产业协调机理   

产业联动协调机制构建是基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区域之间集合性行动,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根本落脚点和需求就是谋求产业中各个企业价值链条增值和更好社会效益。跨区域产业联动也表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内部因素、结构和目标一致性,并且实现系统性产业结构效益(徐长乐,2014)。跨区域产业协调机制表现为产业自身和外部产业之间博弈利益协调关系,没有共同性利益就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跨区域产业协调。我国跨区域产业协调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跨区域产业发展动力源以及跨区域产业协调机制的动力源来自于产业内部和外部直接的合理化耦合。例如,企业发展战略、社会经济发展、企业和政府政策性引导,形成一种有效合力,推进跨区域的产业联动的可持续发展。二是跨区域产业发展运行机制。科学发展观要求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要与时俱进,发展路径要生态可循环,这就使得产业构建和发展要在我国社会经济战略总体规划要求下,更好地实现跨区域产业发展联动运行机制,即总体战略统筹下的产权区域集群模式,各个区域产业融合,推进社会经济更好更快发展。三是实现跨区域产业联动的正和博弈。跨区域产业协调机制打破和消除社会经济发展的囚徒困境,实现更好的产业发展正和博弈,即多元化共赢状态,产业与资源环境、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协调共赢发展,正和博弈的过程更加侧重于区域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使参与竞争的产业都可以获得相应利益补偿和发展。由于我国区域资源优势的不同,缺乏对应信息交流,使得有些区域陷入了囚徒困境,这种现象直接造成了很多地方为了获得经济增长数值,对社会资源进行不合理利益,导致环境的恶意破坏。各个区域产业发展的囚徒困境使得各个产业更加关注合作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合作共赢收益大于成本,跨区域产业就可以在一定保障性策略环境下,实现利益的平衡,实现优势资源和信息的共享式交互,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能够更加关注于社会经济战略发展,从单一化的各个区域竞争转向多赢化共赢合作机制,完成跨区域产业联动的协调合作。   

二、促进我国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对策   

(一)以制度保障提升跨区域产业协调能力   

一是强调国家中央政府协调保障性作用,逐步克服和消除地方政府经济建设非理性观念;二是确立跨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法律保障机制,通过法律有序完成区域优势资源合理化配置,构建区域产业协调可持续发展机制;三是在国家范围内的产业规划中,进一步强调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科学合理布局区域产业特征值,不断完善我国各个区域之间产业特色和协同发展相结合的社会经济创新发展模式;四是在中央社会经济战略管理下,各个区域政府构建合作机制,突破政府壁垒,实现产业价值链条扩张和各个参与企业的价值链条系统性增值。   

(二)提升区域产业资源性优势和功能定位   

提升区域产业资源性优势和功能定位,就需要建立跨区域市场一体化,更好地实现生产要素之间的流通,强调区域产业之间互联网信息平台的功能和作用,促进各区域之间人才流、资源流及信息流互动。以市场对于社会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推进区域优势产业资源自身建设,创新产业发展模式,以核心技术发展为契机,提高产业中各类型产品附加值。例如,依据产业市场化运行机制,创新和管理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完成企业与高科技技术学者型人才的优化资源融合,提升校企联动效率,最终完成科研创新成果的市场化转换。   

(三)建立跨区域产业同类型企业的合作机制   

跨区域产业融合将会拓展价值产业链条增值途径和效率,而当前我国不同区域之间同类型企业之间竞争化日趋激烈,使得产能过剩现象突出,不仅影响企业经济效益,更加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起到阻碍性作用。不同区域之间同一类型企业,应当改变以往竞争性策略,强调区域之间产业信息沟通,建立其信息、技术和资源互通和共享机制。一是要树立不同区域同一类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维护好产业发展战略性经济效益目标,更加深入分析和探究产能供需之间市场性特色价值,明确长效合作机制。二是不同区域同类型产业企业人才互动,构建同一类型产业企业组织管理者长期有效的互动机制,强调在跨区域产业融合背景下,企业之间管理理念和方式有效交流,实现企业文化深层次共享,使企业的优势管理模式得到更加明确的使用和融合式创新。三是建立跨区域产业同类型企业合作保障机制。跨区域产业各个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产业协同保障机制,建立适合于区域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软环境,以产业共同做强为导向,构建区域内外各个企业之间协同良性生态系统,动态有效推进区域经济健康运行模式形成。提升区域产业发展社会性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机制化水平,完善企业产业各个企业及相关企业联动效率,优化社会各个方面资源配置,最终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系统产业结构效益提升。             

参考文献:   

[1]石碧华.中国工业经济区域结构的现状与优化对策[J].西部论坛,2014,(2):8492  

[2]王海飞,林柳琳.区域联动及其相关基本问题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4,(6):8286   

[3]王征.产业融合助力新兴产业发展研究——基于信息产业例证的分析[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01105  

[4]吴刚,颜平,潘宇峰.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联动发展研究[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2014,(2):5560  

[5]徐长乐.建设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分工与合作[J].改革,2014,(6):2931  

[6]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十二五”时期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1):523

作者简介:吴希(1981-),女,河南新乡人,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管理工程系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管理工程系 吴希

企业管理
户外广告如何借数字化延续价值?

    传统单一静止的户外广告形式在信息爆炸的环境中传播效果十分有限。利用数字手段等发展起来的户外广告则可对受众的视觉、听觉产生多重影响,更利于品牌的信息传达。

    归功于数字技术的崛起,户外广告逆市上扬:一份来自Kantar媒体和Miller Kaplan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户外广告收入已实现21个季度的连续增长,其中数字标牌技术复合年增长率达到了15%~22%,仅次于移动营销技术的增长。普华永道相关报告预测指出,2012年至2016年,全球户外广告市场年度复合增长率为5%,2016年将达到408亿美元。

    紧随时代变迁,大多户外媒体和品牌意识到,单纯硬广已无太大价值,消费者会直接过滤广告信息,他们开始借用数字技术和新颖创意抓取眼球,为产品开辟新的生存空间。近日,美国最大游戏主机品牌Xbox为庆祝《古墓丽影:崛起》在英国的推出,找来8位Lara Croft(古墓丽影的女主角)的忠实粉丝做户外活体广告,他们被迫站在伦敦一块巨型户外广告牌上24小时捆绑不能动弹。网友可在survivalbillboard.com网站上观看这8人的户外直播,浏览他们的个人资料,同时在规定的时间段里可在“大风”和“下雪”两种虚拟的恶劣天气状况中投票,为8位选手制造生存挑战……所有参与投票的网友均可获得新游戏的数字版本,而最终获胜的活体广告模特也会为自己赢得一次古墓丽影的圣地巡礼,即到游戏中的场景所在地旅游。

    “户外+手机”让广告插播不再是干扰

    Xbox把真人放置到户外广告牌,让其在户外和社交媒体上赚足了眼球,更重要的是,通过线上网友的互动参与,有效传播了新游戏“引入更多恶劣环境需要玩家尝试挑战”的新卖点。在“Xbox活体绑定户外广告牌”案例中,品牌主是从游戏的情境出发,塑造感官体验和思维认同来抓取消费者的注意力,此过程中并没有任何强迫性的产品植入。

    在传统广告中,“推”,或者说“干扰”模式,就是当人们在欣赏娱乐或者新闻内容的时候,广告突然插播进来,这种广告一般会被受众所拒绝。而户外不是干扰式的广告,因为人们可以选择不看。研究表明,当户外内容与受众密切相关且设计良好时,人们就会留意,而且很多人会通过他们的手机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这方面,户外特别是与手机的结合将更接近于“拉”的模式,这一模式无疑更能被消费者广泛接受。谷歌基于AdWords引进的“拉”的模式,即只有当消费者在搜索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点击了广告,广告主才付费,这一模式成就了谷歌媒介老大的地位。

    虽然移动是当下成长最快的媒体,但如果是单独使用的话,手机广告也会被消费者无情拒绝。在大多数情况下,移动会打扰用户的生活,仍然代表了传统“推”的广告模式。而当移动和户外结合后,以上情况将会得到显著改变。在最近很多的广告活动当中,户外促使人们使用其手机来搜索更多的信息、获得优惠券、加入比赛或者完成商品的购买等等,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拉”的广告模式,投资回报也会相当的高。研究表明,消费者有70%的清醒时间是在户外,这就意味着他们接触到户外广告的机会比以往更高。同时,消费者在户外的时候一般会携带手机,这就使得户外与手机成了今日广告领域的绝佳组合,广告效果由此也可实现实时追踪与测量。

    iBeacons加速户外与手机的联姻

    苹果公司在2014年为零售和户外广告行业推出了iBeacons,该技术经常会结合数字户外一起使用,以促成手机用户的互动与购买。具体而言,它能帮助手机用户获得地理位置上的相关信息,包括产品和服务的促销等,广告主也可通过该技术实现更为精准的广告投递。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技术充当了促进企业、户外和手机用户之间连接的桥梁,而户外、iBeacons和手机的结合也可为客户提供广告活动效果的实时报告,准确记录有关受众互动参与和实际销售的数据。

    Gimbal提供的数据显示,在零售和相关领域,提供该技术的设备数量以近300%的复合年增长率在增加,预计到2018年,美国iBeacons设备的数量将达到450万之多。虽然iBeacons的信息提示仍属于“推”的范畴,但由于手机用户可有选择性地接受或拒绝这些信息,所以便又将这些信息转变成了“拉”的互动模式。

    数字化户外广告如何做大做强?

    美国《媒介邮报》报道称,尽管户外广告收入的增加主要源自数字和移动相关广告的增长,但2015年美国户外广告收入预计只有70多亿美元,而2014年美国整体广告花费接近1412亿美元。只有不到2%的路边广告已经实现了数字化,这意味着数字化户外广告的春天才刚刚开始,户外广告该如何做大做强?

    1.建立户外媒体数字化思维。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受众数字媒介接触习惯的改变,使得户外媒体数字化转型成为可能和必需。受众已经进入到读图时代,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是浅阅读、娱乐化、互动参与。相比较传统的户外广告大牌而言,数字户外媒体有了更多互动创意的空间。基于此,户外媒体公司在数字时代都需要建立一种数字化思维,积极运用数字技术来更好地为广告主提供科学解决方案;从户外媒体介质的数字化转型角度来看,或是新技术融入传统户外媒体,或是数字户外媒体的开发与应用,如触摸屏的人机互动技术在出租车上的大面积普及,AR、LBS、QR等新技术在户外媒体领域的应用,都赋予了户外广告新的活力和产业机遇。

    2.增强户外广告互动体验。传统的户外广告更多是一种展示,数字时代的户外广告需要更多的互动体验。展示能够提高认知度,而互动体验则可以增强品牌购买意向。互动体验式户外广告不仅可以通过调动受众互动体验,强化对品牌的认知和促进购买行为发生,而且由于其独特的创意,也能够在社交媒体中形成病毒传播和口碑效应,扩大户外广告的影响范围。由此,在体验经济时代,数字化户外广告需要更多借助电子感应技术、3G/4G移动通信技术等新技术,为消费者提供一种变幻、动感、新颖的全方位组合的互动体验形式。

    3.利用大数据提高户外广告投放精准度。户外媒体公司可利用大数据技术获得更多消费者个人化的信息,如个人特征、媒介接触、消费行为等,从而更加精准地进行户外广告的策划与创意,同时更加精准地进行户外媒体的组合投放。此外,互动户外广告显示屏的大量投放,手机与户外广告的组合推广,为户外媒体公司收集受众信息提供了便利。户外媒体公司还可利用先进的数据采集装置,对获取的大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从而为广告客户提供更具实效性、投资回报率更高的媒介策略。

 

史亚娟

企业文化和品牌的建设与管理

摘要:企业文化和品牌的建设与管理是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配合。企业领导和员工的行为方式,会促使企业文化品牌的形成。

关键词:企业文化和品牌,作用,建设,管理

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很难统一。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在行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或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修养等。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产生和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企业所共同拥有和作为规范的行为方式、道德准则、精神信仰、价值观、经营与管理模式等。

企业文化所形成的品牌,是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企业文化得到企业内部员工和外部顾客群体的普遍认可和高度信赖,形成了品牌效应,顾客群体认可并信赖企业文化,进而信任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达到对企业、企业文化、企业品牌的忠诚度。企业文化包含经营文化、管理文化、服务文化、行为文化、作风文化、处事文化、宣传文化、营销文化等。

企业文化和品牌的重要作用

1.内部作用

企业文化的形成依赖于企业的全体员工,同样对企业文化感触最直接、最深刻的也是企业员工,企业文化和品牌对企业本身、员工、社会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1)企业文化和品牌促进企业经营与管理。企业文化和品牌能够约束企业员工的行为习惯和道德价值观念,促使企业员工的行为自觉与企业文化和品牌相适应,工作方式、行为方式、管理理念等与企业的文化和品牌观念一致,节省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成本,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

2)企业文化和品牌有利于企业员工自身发展。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感染企业的每一位员工,使得企业员工形成先进的工作方式方法、良好的行为方式与道德品质,以及科学的管理方法,以使自身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生活习惯,成为一个合格的人才,对于自身的长期发展和职业生涯规划都具有重要作用。企业品牌又因为良好的品牌效应,赢得了社会和消费者的信任与忠诚度,树起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3)有利于打造企业品牌形象,促进企业发展。企业文化能够打造和保持良好的企业品牌形象,在顾客群体中树立良好的信誉,使顾客保持对企业和企业产品服务的忠诚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文化和品牌能够帮助企业保持生命力和创新力,保持企业产品在市场中的活跃,促进企业的长期持续发展和不断创新。

2.外部作用

1)企业文化和品牌有利于社会进步。企业文化和品牌能够培育出一个优秀的企业和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员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同时他们精心维护着企业的文化和品牌,用企业文化理念去要求自己的工作和行为方式等,对社会其他企业和员工起到模范作用,鼓励创造更好的企业文化,培育出更加优秀的人才,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

2)企业文化和品牌惠泽顾客群体。企业文化和品牌能够促使企业创造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而优秀的产品和服务最终惠泽广大顾客群体,使得顾客群体对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放心安心,同时优秀的产品和服务为顾客群体带来了生活需要和便利,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社会资源的二次分配。

企业文化和品牌的建设

1.建设初期

建设初期是企业能否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企业各种资源比较匮乏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重点是发展企业,使企业能够生存发展下去。同时,这一时期形成的行为方式和管理模式将对日后企业文化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企业建设初期就要重视企业领导者的行为方式和管理方式,注重企业的管理模式和道德行为规范、价值观等,企业创始者以身作则,掌握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动力,找准市场和企业自身定位,潜移默化中形成企业文化和品牌的雏形。

2.企业发展上升期

企业发展上升期是企业各种规章制度、行为规范、道德修养、管理理念和模式、人才观、创新意识和能力等趋于完整规范时期,这一时期的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将深刻影响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具体应从这几方面进行建设:

1)企业文化形成品牌,品牌促进企业文化提升。找准企业市场定位,摆正企业品牌。企业发展上升时期需要企业领导者和管理人员找准企业的市场定位和市场目标群体,根据市场定位找准与之相适应的企业文化,如同仁堂药业的产品是药品,药品关系到每一位消费者的身心健康,药品的质量受到消费者的高度重视,而消费者最期望制药销售药品的企业能够有一颗仁者爱人的普济之心,这样才能得到消费者的信任,同仁堂药业的企业文化是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一准则把作为一个药业的普济之心和良心展现得非常充分,而同仁堂药业的领导和员工也一直在践行着这条原则,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形成了自己的企业文化和品牌。因此,企业要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和顾客需求量身定做自己的企业文化,并努力践行。

2)规范经营管理制度,形成全面管理网络。企业上升时期各方面快速发展,需要科学合理的经营管理制度去进行多方面管理和约束,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管理网络。管理制度的形成对企业文化和品牌的建设具有基础性作用。管理制度的具体内容体现企业文化,优秀的企业管理制度能够为企业文化和品牌的建设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因此,必须立足于企业文化制定出符合企业文化的每一项管理制度,把企业文化蕴含到每一项企业经营管理制度之中,利用企业管理制度进一步强化企业文化,必要时可借助专家学者的力量,为企业量身打造自身的经营管理制度。

3)树立行为处事准则,严格要求企业全员。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和处事方式,而建设企业文化和品牌需要企业创造出与自身企业文化相匹配的行为处事准则,包括工作方式方法、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对待自身产品和服务的态度,对待顾客群体的态度和要求等等,都需要企业根据自身的企业文化和品牌进行匹配。这些行为处事准则将直接决定企业的文化氛围、管理质量、产品和服务质量,进而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和合理规划。同时,企业领导者,各级管理者能够以身作则遵守,成为自己的行为处事准则,而促进全体企业员工严格遵守,形成全企业共同的行为处事准则。

4)合理定位价值观念,促使员工趋同认可。企业的价值观和对待各种问题的理念,能够反映到企业员工对待工作和顾客群体之中,良好的、科学向上的价值观念能够为企业带来活力,为企业的管理和经营提供助力,企业文化和品牌的建设需要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并能够得到企业员工的趋同认可,进而形成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念,为企业文化和品牌的建设奠定思想基础。

3.企业成熟期

企业成熟期企业的各种管理制度、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都趋于完整,企业文化基本成型,这一时期需要在企业文化涉及的如经营文化、管理文化、服务文化、行为文化、作风文化、处事文化、宣传文化、营销文化等多个方面进行进一步完善,确保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经营管理方法更加科学合理,企业价值理念更加积极,促进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同时,这一时期的重点是企业的人才观,企业成熟时期是企业发展比较平整的时期,也是企业各方面的发展需要人才不断发现问题、改进创新的时期,所以这一时期应该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晋升,企业对待人才的观念直接决定企业员工自身的工作积极性和职业生涯规划,是企业长效发展的动力,能够进一步促进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

企业文化和品牌的管理

1.重视企业文化和品牌的重要作用

企业文化和品牌的建设和管理都建立在对企业文化和品牌的重要性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只有充分认识到企业文化和品牌的重要作用,才能从根本上重视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进而进一步实施促进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的有效方法。企业领导者充分认识到企业文化和品牌的重要性才能够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管理者认识到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的重要性才能以身作则,不断改进管理方式方法,促进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发展,企业员工认识到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的重要性,才能够自觉遵守企业规章制度,与企业文化、道德理念等趋同一致。

2.不断与时俱进

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社会各项制度文化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企业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与时俱进,保持企业文化中优秀的精华的部分,丢弃那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部分,并根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企业自身实际发展增加新的内容,使得企业文化和品牌能够始终与社会与企业自身相匹配。当然,新企业文化的加入需要从无到有、从建设到成熟的各个阶段,同样需要企业领导者、管理者、全体员工的充分认可,同时原有企业文化中的精华要继续保持发扬。

3.重视企业文化和品牌的宣传推广

企业文化和品牌得到更多人的认可,需要一个不断了解适应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相应的宣传推广。对于企业内部,可以通过入职培训、各种大中小型会议、培训进修、文体活动等多种形式多企业文化进行宣传推广;对于企业外部,可通过企业产品、服务等实际行动,企业宣传片、广告、各种活动等进行宣传,使得企业的文化和品牌在员工内部和消费者心中都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4.利用新媒体时代,各种渠道管理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为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新媒体的一大特点就是传播速度快、成本较低,合理有效利用新媒体能够事半功倍的对企业文化和品牌进行管理,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等渠道能够更快速有效的传播企业的最新动态,同时要结合传统的管理媒介对企业文化和品牌进行综合管理,以使企业文化和品牌能为更多人所熟悉和热爱。

综上所述,企业文化和品牌是企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企业的管理模式、经营理念、道德价值观念、人才观念等各项因素的总和,影响着企业的长期发展,企业领导者、管理者、员工的行为方式促使企业文化和品牌的形成,同时企业文化和品牌对企业领导者、管理者、员工的行为具有约束作用。企业文化和品牌对企业本身、员工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应受到普遍重视并加强其建设和管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品牌的观念深入人心,企业文化的作用将越来越凸显,得到更广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立华.企业文化与品牌建设的辨证关系初探[J].大众科技,200512):287-288.

[2]耿艺丹.企业文化解析[J].财经界(学术版),20145):280-282.

[3]陈莉萍.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品牌建设问题的分析[J].商业文化,20118):203.

[4]张毅玲.当品牌建设碰上新媒体时代[J].中国电信业,20147):76-77.

辽宁医学院 杨烨 刘衡宇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领导力新常态

移动互联网时代,不同于互联网时代,更不同于工业时代,当用户变成了参与者,当企业的边界消失,当服务变成体验,当员工比你更了解市场,企业的战略管理、商业模式、资本构成、人力资源管理等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领导力也不例外。那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领导力会有哪些新的特征呢?

一、组织结构:从层级制到项目制

去中心化使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边界已经不是那么明显,企业开始无边界生存。企业内部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的工具进行跨越层级、一对一、工作社群、自组织的协作和信息沟通;外部可以吸纳全球化的资源,移动互联网进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传统意义上大企业存在的基础正在进一步崩溃,生态性的企业群落正在形成。如果企业还采取传统的金字塔式的层级制组织架构,往往会拖延决策速度,影响执行效果。因此企业必须加快向互联网组织架构转型:

1.组织扁平化。企业讲究小而美、化大为小、去中间层,从一线员工到首席执行官基本在三到四个层级之内,这是企业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20131月,阿里巴巴实现对组织架构的调整,成立25个事业部,把大公司拆成小公司运营,实现由“大”变“小”;小米组织结构更加扁平化,只有管理层、部门管理者和员工三个层次。

2.决策重心下移。将资源、决策权力向一线倾斜,以灵活应对外界变化,提升决策与执行速度,是去中心化组织架构的优势。就像任正非所说的,让听得见炮声的人来呼唤炮火,让具有少将能力的人去做连长。

而要实现以上两个目标,对用户的需求进行快速的反应,小型的项目制结构将成为组织结构形式的趋势:根据市场需求组织项目团队,每个部门下面会有若干个项目小组,每个人既是其中几个项目组的成员,同时也有机会成为一到多个项目的项目经理。这种以项目为中心的合作打破了组织边界,强化了组织中的合作关系,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可以更好地结合市场需求来整合各项资源,效率更高。同时它给每位员工提供了平等的发展平台,有利于激发员工的事业心。以前这种组织结构主要在咨询与科研机构存在,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会采用这种模式。

二、劳动关系:从雇佣关系到联盟关系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由于不确定性增大,人才与组织的依存关系也表现出新的特点:人才对组织的依赖性在逐渐减弱,而组织对人才的依赖性却在加强。如何准确把握人才与组织的新关系,并建立相应的人才管理体系,是企业能否完成人才转型继而完成企业转型的重要挑战。因此,人才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要从雇佣关系转变为联盟关系,从以前的天长地久,到现在的只求曾经拥有。简单地说,就是实现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

企业平台化就是企业从原来封闭的组织变成开放的生态圈,整合更广泛的资源来完成目标,从而演变为一个可以自循环的开放生态圈;员工创客化就是让员工从原来被动的执行者变成主动的创业者。

联盟关系实际上就是阿米巴经营的蜕变,有多种形式。一是个体加盟的形式,最典型的是专车司机,打车软件公司提供平台与资源,专车司机通过接入平台并自主开展工作。第二种形式是成立小微企业,比如海尔集团共成立了100多个小微企业,它们拥有自主的经营权、决策权、用人权和分配权。将来还会有更多种形式。

雇佣关系是一种封闭式的人身依附关系,而联盟关系则是一种开放式的协作关系,人人都是老板、人人都是CEO、人人都是合伙人。因此它充分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与事业心,使企业变成“轻公司”,更有活力与创新力。

时间

5:30

6:30

8:00

10:00

加班时长

0h

1h

2.5h

4.5h

奖励

无奖励

“免费”班车

+“免费”晚餐

+“免费”打车

三、领导方式:从专制化、复杂化到游戏化、简单化

很多人发现90后不好管了,其实不是90后不好管,而是你的方式出现了问题。去中心化对领导方式也提出新的要求,以前组织中的层级很多,领导高高在上,喜欢控制,要求下属绝对服从,而现在领导和员工之间层级很少,领导与员工之间的物理距离更近了,就需要领导去权威化,亲和力和影响力成为领导力的重要元素,需要的是尊重下属,并起带头示范作用。要做到这些,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一是游戏化管理。比如加班问题,是很多企业头疼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个问题在腾讯看来就很简单,晚上加班不同时间点有不同的奖励(见上表),没有领导会去逼员工加班,而员工却会自觉加班。因此,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企业,是不需要去强迫员工做这做那的,需要的做的是制订好游戏规则,让员工来自主选择,包括薪酬,其实也都可以让员工自己来定。

二是简单化管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只要会做两件事,一是做简单的事,二是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因为只有简单,才能高效应对市场变化。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尽量要少开会、开小会、开短会,尽量少发文、发短文,凡是能在OAQQ、微信、邮件上说明白的就不需要发文和开会了。领导讲话也要尽量简短,即使你讲话很有感染力,超过1个小时,你会发现底下有很多人开始在玩手机了,那说明别人已对你所讲的厌烦了:这人怎么这么哆嗦,还要讲多久啊。

四、绩效管理:从KPIOKR

还记得索尼的常务董事天外伺郎写的那篇《绩效主义毁了索尼》的文章吗?无独有偶,小米也在推行去KPI化。有人就疑惑了,难道企业就不需要绩效管理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是如何进行绩效管理,则是管理者需要认真考虑的。

过去有一种几乎一统天下的绩效管理工具,它就是KPI。它的缺陷就是指标制订起来比较麻烦,必须严格按照SMART标准来订,在制订过程中往往上级与下级要讨价还价、争执不休,结果还很难达成一致。定高了吧,怕指标达不成影响奖金自己吃亏,定低了吧,领导又不满意。并且为了使绩效考核达标,员工整天盯着考核指标与数据,以至于不能专心工作。

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目标与关键成果法)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OKR是企业进行目标管理的一种简单有效的工具,源自英特尔公司,目前很多公司在使用它。OKRKPI相比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一是它不与绩效考核挂钩,把绩效考核交给peer review(相当于中国公司的360度评价)来做,因此所定的目标就是有野心的,有一些挑战的,也不会存在上下级的扯皮现象;二是它可以进行修改与调整,不像KPI那样定得那么死板;三是它是透明的,每个人的OKR在全公司都是公开的。

因此OKR能够让人们集中精力为目标而努力,沟通也会更顺畅,让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更加尊重人,更容易调动员工的学习创新能力,以适应变化莫测的环境,也就更加适合移动互联网时代。

五、人才激励:从高冷和批评到认可和鼓励

自从有了智能手机和微信,你会发现人们都喜欢在朋友圈中分享自己的各种事情,就连吃饭时也要先拍照发给朋友圈之后再吃。人们为什么爱发朋友圈呢?这是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被人关注。为什么喜欢获得别人的点赞和评论?这是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获得别人的认可和鼓励。比如晚上或周末加班,发个朋友圈,潜台词就是告诉领导,我很努力。这时一个点赞或评论就是对他莫大的鼓励,如果领导视而不见那就伤透了员工的心。另外,如果一位员工从来不给同事点赞、发朋友圈或在微信群中发言的,其团队的融入度肯定有问题,而领导从来不点赞、不评论的,通常比较高冷,缺乏亲和力。因此,移动互联网时代,领导对下属不能动不动就批评,也不能对下属采取高冷的姿态,因为人们的自我意识越来越重,每个人都希望获得别人的尊重和认可,及时给予下属认可和鼓励是最好的激励方式。

六、人才标准:从资本论、相对论到进化论

在工业时代,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就是“资本论”。所谓资本是指资格与本领,注重对资历、学历的考察,甚至唯学历、唯资力。口才好是资本,文笔好是资本,专业基础知识扎实是资本,女孩子长得漂亮也是一种资本。所以,企业在选人的时候就看谁的资本原始积累最扎实。

进入PC时代,衡量人才的标准变成了“相对论”。“相对论”的观点就是,任何人的优缺点都只是相对的。有道是“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高难为谋。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求。”相对论注重的是对胜任力的考察,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

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衡量人才的标准变成了“进化论”。进化论注重的是人的成长与发展,需要有对未来的洞察力和前瞻判断能力,以及快速持续的学习能力、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创新变革能力,概括起来就是通常所说的潜力,它决定了一个人将来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七、人才选拔:从赛马不相马到赛马相马并重

很多年前,海尔曾提出著名的观点:赛马不相马。这个观点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就不适用了,海尔现在也颠覆了自己的这个观点。因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我们面对的世界是处于变化的、未知的、不确定的,企业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折腾”人才,而且很多中小型企业也没有那么大的平台来给员工赛马。另外,如果选的人不合适,会给后面的培养发展带来很大的麻烦,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在人才选拔上面,应该是赛马与相马并重,甚至相马比赛马更加重要。

所谓“人心隔肚皮”,相马不是你想相就能相的,要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特别是对潜力的考察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就有必要借助科学的方法和工具进行考察,而随着现代人才测评技术的发展,这一事情变得越来越容易。未来,人才测评技术会更得到进一步广泛地应用,哪家企业不引入人才测评的技术,其人才管理就注定失败。

八、人才培养:从传统培训到行动学习

移动互联网时代变化太快,企业没有时间去折腾人才,因此有的企业认为,把人用好就是最好的培养。这句话其实是一个Bug,正因为变化快,更需要培养和学习,否则就跟不上形势的发展,那是“等死”。当然,培养的形式必须改变,如果还采取传统的培训形式,那是“找死”。

传统培训的主要问题有:培训没有目的性和针对性,市面上流行什么就培训什么;课程缺乏规划,脱离业务实际;把培训等同于上课,形式比较单一……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培训界有一个“721原则”,即能力的提升,70%来自工作实践中的学习,20%来自向有经验的人学习,10%来自于培训课堂的学习。而行动学习很好地将工作实践中的学习、向有经验的人学习、培训课堂的学习融为一体,强调的是在干中学、学中干,因此效果大大提升。

传统培训是以讲师为中心,是要我学习,是一种被动学习,而行动学习是以学员为中心,是我要学习,是一种主动学习;传统培训所学的是过去的案例,是死的案例,而行动学习的内容是企业当前遇到的实际问题,是活的案例;传统培训是一种灌输式的学习,如果老师只有半桶水,学生也顶多学个1/4桶,而行动学习是一种升华式的学习,通过质疑、反思、引导等思维碰撞,会产生1+1大于2的效果;传统培训是一种浅层次的学习,一般效果仅到柯式四级中的知识层和反应层,而行动学习是一种深度的探索式学习,效果往往可以达到行为层甚至效果层;行动学习由于是团队交互式的学习,可以打破部门墙,快速达成共识,提高决策与执行的效率。

因此,行动学习是一种最适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人才培养形式。

有人说,我们公司不是互联网企业,我们的领导力不需要调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所有的企业都是互联网企业,或者说是互联网+的企业,因为你的员工、你的客户都在使用移动互联网,你怎么能逃得了呢?因此,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领导力特质,将显著区别于工业时代的领导力特质,并成为一种新常态。

曾双喜

将法治精神落实在企业两权分离中——在公司治理中心怀敬畏

    概要:现代企业制度是以两权分离为特征的,管理者支配的并非完全属于他个人的资源;在他支配企业资源时,理应心怀敬畏,把相关所有者赋予的经营管理权关进法治的笼子里,在企业两权分离中杜绝“内幕交易”、“利益输送”等违法行为,使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小股东和员工的合法利益都能得到保障。

    市场经济应当是法治经济;那么当国家管理上升到国家治理的水平时,企业管理又当如何呢?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管理管理,只要由我管,我就有理”,被一些职业经理人作为管理天然正当的理由。在他们看来,自己最多存在着一个管理如何更加科学的问题。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现代企业制度是以两权分离为特征的,管理者支配的并非完全属于他个人的资源;在他支配这些资源时,理应心怀敬畏,需要把所有者赋予的经营权关进法治的笼子里。

    对法治理念心存敬畏

    一般说来,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履行的是一种信托责任。而有关信托的约定应当是法治理念的具体化。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泥沙俱下,并非所有的经营管理者都能实现职业化的华丽转身。随着一个能人救活一个企业的故事被媒体神话,随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屡禁不止,部分经营管理者对所有者的信托并非心怀敬畏。资本不断扩张的冲动和权力不断膨胀的欲望相结合所产生的“聚变”,冲击着信托底线,使法律的界限模糊,使道德的界限丧失;不断扩大的权力滋生出一批贪得无厌、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的“苍蝇”、“老虎”。如果说“苍蝇”、“老虎”的被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那么,经营管理者理应从“塌方式腐败”中警醒,随着国家治理理念的强化,将自己置于公司治理的有效覆盖之下。

    然而这并非仅仅对大股东心怀敬畏,同样需要对中小股东、弱势群体负责。否则,中小股东和弱势群体同样可以依法表达自己的意志,对管理强势说不。2015年1月底,上市公司亿纬锂能的管理层代表、大股东将《关于股权转让及债务转移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按照有关规定,大股东惠州市亿威实业是此次关联交易的当事人,不能参与该项议案的投票表决。参与表决的中小股东虽然代表的股份只占公司总股本的4.06%,但是按照新的法律规定,他们的表决仍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表决结果以98.87%的比例反对时,亿纬锂能的管理层也不得不接受议案被否的事实。

    管理者对信托责任的敬畏其实是对对法治理念的敬畏,这种敬畏一方面应当渗入信仰的层面,另一方面应当自觉践行;即使监督的触角难以触及,也应当严格自律,体现出一种慎独精神。如同《中庸》所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意思是说,在管理者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更应该谨慎地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在监督者听不到自己讲话的地方也十分谨慎,不说违背道德的话;在监督者看不见自己行为的地方,也时刻信守信托责任,做到至诚、至仁、至善、至圣。事实上,在信息化时代,财富的任何流动都会留下蛛丝马迹。2013年下半年,证监会开发了大数据分析系统,使得“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报应”有了技术手段的支撑,管理者的瞒天过海将难逃法眼。

    以法治精神综合权衡

    随着法治的进步,社会对经营管理行为的外部治理力度会越来越大,相关主体哪一方都可以依法主张自己的权益。这就要求管理者在法律关系有所冲突时按照法治精神综合平衡,有所取舍且体现出这种取舍的正当性。应当看到,在不同的执行之间,主要靠个体利益驱动来运行的市场经济机制,不会自动产生为社会整体利益着想的道德意识,不会自动产生利他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机制。彼此的述求难免有冲突、抵牾之处,使得管理者综合平衡的任务加重。而这种平衡并非和稀泥,同样需要以法治精神抑恶扬善,以形成和保持应有的秩序。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即使成不了圣人,也有必要追求“内圣”的境界,以便在市场中竞争中达到“外王”的效果。

    一方面,管理者在对利益的取舍中需要敢于担当。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在总体上目标是一致的,但也有相互冲突的时候。在企业内部,资本追逐高额利润的本性不仅使其贪婪,也更重视对既定利益格局的维护,对外部治理的作用反映迟缓。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这就需要管理者在随机抉择中体现出一定的魄力,按外部治理的法治精神最大限度地争取更有利的商业机会。比如阿里2011年6月在支付宝所有权转移事件中,马云所做的“不完美但正确”的决定。当时新型金融工具支付牌照发放的基本条件是中国人控股,而阿里的外资大股东要求进行协议控制,以“绕”过这道门槛。而马云在未经授权时,将外资的相应股份转移到自己参与的中国公司名下。尽管受到责难,但事后证明这样做是明智的,首轮拿到了牌照,抢占了先机。

    另一方面,综合权衡不能仅仅以一时的业绩为标准。像马云那样“不完美但正确”的举措能够为投资者拓展商业机会,最后固然容易被接受;但面对按法治精神办事会影响业绩增长的质疑,更需要管理者坦然以对,无愧于心。实际上,业绩或者营业额虽然是企业获得利润的基础,但并非唯一指标。管理成本、产品研发成本,产品生产成本等等都是企业利润获得的重要因素。企业治理能力差,企业各部门缺乏联动性,业务流程运行协调低下,“增收不增利”并不鲜见。在这种情况下,高管的高薪和奖金照样发,反而容易出现败德渎职、贪污腐败的“黑天鹅”事件。虽然市场经济本身无法分辨善恶,极不道德的交易也可以被统计为绩效;而一旦真相大白,产生的“雪崩”就难以避免。

    以法治原则弥补各种缺憾

    按法治精神综合权衡,往往伴随着艰难的割舍;但这种割舍并非可以拿整体利益压制局部利益,不能因为出发点正确仅仅承认自己做事不完美就算完事,更不能置被割舍的那部分可以依法获得保护的利益于不顾;否则就容易诱发对法律关系的亵玩,甚至构成对法律原则的挑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在做出割舍之后,对利益受损的主体依法给予适当的补偿,以重新恢复利益关系的平衡。比如阿里在支付宝所有权转移事件发生后,马云并没有因为所谓“不完美但正确”的举措坐享其成,而是以总共71亿美元的代价回购雅虎手中持有的阿里巴巴集团股份的一半,与雅虎达成了相应的协议;另一大股东软银也获得了合理的补偿,否则在阿里赴美IPO前披露合伙人制度时,软银的董事长孙正义就不会发表力挺声明。

    当然,在不可避免的利益关系调整中,公司治理也会暴露出自身的缺陷,对某种侵权行为无能为力;负责任的管理者则应当补齐短板而不是刻意钻空子。比如农工商联合公司这类企业介乎国企和集体经济实体之间,由农场变成企业后历经不同阶段的改制,其中产权重组,土地等企业资产交易很容易出现猫腻。广州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原总经理张新华2014年年底被一审判处死刑,与其说是因为国有资产监管出现了漏洞,不如说是张新华等人刻意钻上述空子非法敛财。张新华早在2003年就不顾上级主管部门不予同意的批示,私自成立广田公司进行利益输送。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内,其贪腐行为牵涉公司几乎所有高层,酿成“广州史上最大贪腐案”。

    虽然立法难免滞后于实践发展,在一些创新领域出现局部法律“飞地”;但这并非表明该领域的公司治理完全无法可依。关键在于管理者能否自觉地将已有的法律原则适用到创新领域,引领新的规则,而不是浑水摸鱼。有一种观点认为:“一流的企业经营标准规则;二流的企业经营品牌技术;三流的企业经营产品,搞价格竞争”。反过来说,只有自觉引领规则才能成为一流企业、成为强者。积极参与或者主导各类标准的制订,有助于开拓者取得“向我看齐”的优势;有了相应的标准制定权,就有了相应的市场话语权,可以引领整个行业发展,要比搞不正当竞争那一套有意义的多。

    积极借力法治监督

    一般说来,凡是权力,都具有希望自由行使、嫌恶拘束的倾向。当“法治”成为举国上下高度统一的行为认同时,管理者显然需要自觉遏制上述倾向的本能。在舆论监督面前,需要改变的一个看法是,把媒体曝光的负面消息本能的看做是一个需要进行公关的事件,而不是“闻者足戒”。负面消息的确有澄清事实的必要,但绝非可以艺术“化解”的问题。假如管理者心存敬畏,自然会对相关主体的依法监督持积极配合的态度。

    首先应当对相关主体的依法监督表示应有的尊重,积极协同而不是求全责备。2015年1月底,国家工商总局公布有关监测信息,表明阿里系网络交易平台存在假货问题后,立刻引发了阿里旗下淘宝网的激烈反弹。其官方决定向国家工商总局投诉刘红亮司长,这至少显得傲慢。其实,且不管工商总局的调查是否在其合理的职责之范围内,存不存在假货和假货程度本身才更值得关注。相比之下,马云的回应是明智的。尽管据称阿里集团有5000人在打假,但马云表示,阿里以后还将加大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投入,扩大和加强原有专业打假团队,加强日常线上巡查和抽检,与执法部门共同联手,切实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这种表态表明,阿里经过一番自我校正之后,找到了化被动为主动的正确立场。

    二是自觉地按程序办事,把程序意识作为法治理念的重要基石。法治精神往往是通过程序公正体现出来的,管理者在公司治理中对信托责任的敬畏应当体现为对相关程序的尊重,对按程序办事持一种“赶考”心态。一个时期以来,在部分管理者心中,程序只是他们可以利用的工具,往往“先是射出管理业绩之箭,然后在箭落下的地方匆匆画上靶心”。这并非程序徒具形式,而是管理者没有把程序当回事。然而,总会有新的程序设计可以使管理者难以任性。“股神”巴菲特根据“美国的企业中对CEO的评估从未在CEO缺席的例行会议上进行”,导致股东很难对经理人进行约束的弊端,建议“举行没有CEO出席的例会来评审CEO的表现”。果真如此,就会使CEO不能不慎重对待这种评审程序。

    三是坚持无为而治,以信息公示的真实性随时经得起治理机制的叩问。在政府转变职能,减少审批、放松管制的大背景下,并非对市场上投机取巧行为的默许。相反,种种迹象表明,公司治理保姆式时代已经结束;新的监管体制体现了一种“监管公开化”的思路。比如异地核查和突袭式的检查都会逐渐成为常态,而且一旦查实问题将立即向社会公开。因此管理者要坚守合规经营底线,不可在信息披露方面聪明反被聪明误,应当进入一种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这里的“无为”当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自觉遵循内心准则的感召,无伪、无违、无枉、无妄;这里的“治”则是练好内功,形成核心竞争力之“治”,从而使企业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张华强

内部资料 未经许可 不可公开引用
Copyright © 1998-2016 DRCne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国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