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31日 第 6 期
总第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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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携手打造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23日上午在海南三亚国际会议中心主持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同与会国家领导人围绕“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的会议主题,共商澜湄合作发展大计。泰国总理巴育、柬埔寨首相洪森 、老挝总理通邢、缅甸副总统赛茂康和越南副总理范平明出席。

  李克强表示,湄公河五国是东盟的重要成员,中国坚定支持东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澜湄合作机制是对中国-东盟合作框架的有益补充,有利于助力构建中国-东盟全方位合作升级版。澜湄合作也是南南合作的新实践,以实际行动展现我们携手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坚定决心。

  李克强指出,澜湄合作是新生事物,应坚持以下四个导向:

  ——共促和平稳定。无论国际、地区形势如何变幻,澜湄流域各国都是分不开的利益和命运共同体。我们要为各国乃至本地区的发展和安全利益多做加法和乘法,培育持久和平、稳定发展的深厚土壤。

  ——坚持发展为先。要把发展作为贯穿澜湄合作始终的优先目标,把经济互补性转化为发展互助力。要坚持平等协商、优势互补、务实前瞻、开放包容的原则,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精神参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依托项目推进。现阶段可根据各国国情,在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和减贫五个优先方向探索合作,同时重点落实好“早期收获项目联合清单”确定的项目,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合作。

  ——促进开放包容。澜湄合作并不封闭排他,而是开放包容的。澜湄合作的三大支柱,与东盟共同体建设三大支柱高度契合,我们欢迎其他东盟成员国积极参与和提供支持。澜湄合作也完全可以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等既有机制相互补充。我们也欢迎域内外其他国家支持澜湄合作进程。

  李克强强调,当前,中国和湄公河国家经济发展虽然也遇到一些新挑战,但仍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六国通过澜湄合作能形成6个1相加大于6的效应,既能顶住外部经济下行压力,促进自身发展,也可以为促进次区域发展振兴探索新路。李克强就澜湄合作未来发展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共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各国要增进政治互信,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治国理政交流,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精心培育富有特色的澜湄合作文化,共建团结互助、平等协商、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为在更广范围内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加强互联互通和产能合作。中国已同多个湄公河国家签署或正在商谈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愿加强同各国的发展战略对接。要加速推进中老、中泰铁路,中缅陆水联运等大项目,探讨建立澜湄边境地区经济区和产业园区、投资区和交通网,不断完善澜湄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在基础设施、工程机械、电力、建材、通讯等领域的合作。中国可以通过产能合作帮助湄公河国家提升工业化产业化水平,愿设立优惠贷款和信贷额度,支持澜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项目。中方将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平台,积极支持澜湄地区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开发。进一步扩大与湄公河国家贸易和投资本币结算,完善跨境人民币清算安排,提高澜湄次区域贸易规模和水平。

  第三,聚焦可持续发展议题。中方将继续推动落实“东亚减贫合作倡议”,在湄公河国家开展减贫合作示范项目。将优先使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帮助五国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设定的各项目标。还将设立澜湄合作专项基金,支持六国提出的中小型合作项目。愿与湄公河国家共同设立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和环境合作中心,加强技术合作、人才和信息交流,促进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为五国培养更多公共卫生领域专业人才。

  第四,构筑人文交流桥梁。六国应在教育、科技、文化、旅游 、青年等领域开展形式多样的人文交流。中方愿同湄公河国家加强人力资源培训合作,未来3年将提供1.8万人年政府奖学金和5000名来华培训名额,并探讨设立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建议设立澜湄流域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开展联合执法、人员培训等活动,为澜湄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营造和平安宁的环境。

  李克强表示,中国的全国两会审议通过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纲要。我们将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新经济 ,这将为包括湄公河流域国家在内的亚洲地区带来投资与合作的机会。中方愿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澜湄合作健康持续发展,民生得到改善,既让中国-东盟合作更上一层楼,也为亚洲的和平稳定与世界的繁荣发展作出新贡献!

深改组通过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意见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3月22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胜利,很关键的一条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落实新发展理念。要围绕形成有利于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体制机制,加大改革力度,直面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面临的矛盾和挑战,对准瓶颈和短板,精准对焦、协同发力,努力在增强创新能力、推动发展平衡、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开放水平、促进共享发展上取得新突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刘云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的意见》、《关于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的意见》、《关于加强和规范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会议强调,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选择符合实际的组织形式、工作模式、管理办法,突出重点、分类施策,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积极稳妥组织实施。要重视发挥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作用,健全相关工作规则,严格责任制。

  会议指出,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目的是保护好绿水青山,让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促进保护者和受益者良性互动,调动全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探索建立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扩大补偿范围,合理提高补偿标准,逐步实现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等重点领域和禁止开发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重要区域生态保护补偿全覆盖,基本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

  会议强调,建立贫困退出机制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要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建立贫困户脱贫认定机制,制定严格规范透明的贫困县退出标准程序核查办法。要实事求是,严格评估,用经得起检验的摘帽标准来衡量验收,注重脱贫质量和可持续性。要坚持正向激励,留出缓冲期,在一定时间内继续实行扶持政策。

  会议指出,儿童健康事关家庭幸福和民族未来。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要紧紧围绕加强儿科医务人员培养和队伍建设、完善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进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改革、防治结合提高服务质量等关键问题,系统设计改革路径,切实缓解儿童医疗服务资源短缺问题。要落实政府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密切协作配合,完善配套措施。

  会议强调,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要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放宽放活社会投资。要改善企业投资管理,注重事前政策引导、事后监管约束和过程服务,创新服务方式,简化服务流程,提高综合服务能力。要完善政府投资体制,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和放大效应,完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要拓宽投资项目资金来源,充分挖掘社会资金潜力。

  会议指出,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以及从律师和法学专家中公开选拔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是加强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重要举措。要遵循司法规律,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遴选和公开选拔机制,规范遴选和公开选拔条件、标准和程序,真正把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职业操守正的优秀法治人才培养好使用好。要坚持稳妥有序推进,注重制度衔接,确保队伍稳定。

  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改革试点方向,把制度创新作为核心任务,发挥试点对全局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要加强试点工作统筹,科学组织实施,及时总结推广。要对试点项目进行清理规范,摸清情况,分类处理。

  会议指出,“十三五”规划纲要安排的改革任务,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改革举措的延伸、具体化。要分析规划纲要对各领域改革和制度建设提出的目标任务,一一对照落实。要注重把各领域基础性改革抓在手上,分清轻重缓急,集中用力,持续发力,推动各项基础性制度不断完善,确保把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框架搭起来。

  会议强调,推进改革要树立系统思想,推动有条件的地方和领域实现改革举措系统集成。要把住顶层设计和路线图,注重改革举措配套组合,使各项改革举措不断向中心目标靠拢。特别是同一领域改革举措要注意前后呼应、相互配合、形成整体。要抓紧对各领域改革进行全面评估。要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来,持之以恒抓改革落实。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全国社保基金条例5月施行 “地方社保”入市有章可循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第667号国务院令,公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下称《条例》),自2016年5月1日起施行。

  这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下称“全国社保基金”)成立16年来,首次以国务院条例级别明确其性质、定位、投资运营、监督、法律责任等。

  《条例》对全国社保基金的地位进行了界定——是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下称“理事会”)管理运营,由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资本划转、基金投资收益和以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构成,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理事会投资运营全国社保基金,应当坚持安全性、收益性和长期性原则,在国务院批准的固定收益类、股票类和未上市股权类等资产种类及其比例幅度内合理配置资产。

  值得指出的是,与此前一直执行的《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相比,《条例》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即经国务院批准,理事会可以接受省级人民政府的委托管理运营社会保险基金(俗称“地方社保”);受托管理运营社会保险基金,按照国务院有关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的规定执行。

  专家指出,这意味着在现有广东、山东两地试点的基础上,各个省的社会保险基金或将陆续由理事会进行委托管理,为将来社会保险基金“入市”提供一个法律依据,也是社会保险全国统筹的过渡性办法。

  明确全国社保基金法律地位

  《条例》从性质、定位、投资运营、监督、法律责任等方面,对全国社保基金做了框架性的界定,目的在于规范其管理运营,加强对其监督。

  国务院法制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15年12月底全国社保基金规模已达15085.92亿元。目前,我国已处于人口老龄化阶段,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剧,基金规模不断扩大,保障基金安全的任务越来越重,迫切需要强化对基金投资运营的管理和监督。

  全国社保基金并不同于社会保险基金,而是由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资本划转、基金投资收益和以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构成。《条例》中界定,全国社保基金是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国家根据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确定和调整其规模。

  长期研究社会保障基金的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表示,全国社保基金自2000年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出台明确的法律法规,此前一直执行的是《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通过行政授权的方式来确定社保基金理事会负责管理运营,并没有对全国社保基金的法律地位进行界定和明确。在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看来,此次颁布的《条例》是关于全国社保基金的“扛鼎大法”。

  《条例》还对全国社保基金的管理运营进行规定,指出理事会投资运营全国社保基金,应当坚持安全性、收益性和长期性原则,在国务院批准的固定收益类、股票类和未上市股权类等资产种类及其比例幅度内合理配置资产。

  而且,理事会制定全国社保基金的资产配置计划、确定重大投资项目,应当进行风险评估,并集体讨论决定。刘俊海认为,这种科学决策机制是对全国社保基金的保护,而且事后证明决策错误的话,应当有问责机制。

  为未来社会保险基金入市提供法律依据

  《条例》在附则中提出,经国务院批准,理事会可以接受省级人民政府的委托管理运营社会保险基金;受托管理运营社会保险基金,按照国务院有关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的规定执行。

  与此前一直执行的《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相比,这是此次《条例》中新增的一条。董登新指出,这也意味着在现有广东、山东两地试点的基础上,各个省的社会保险基金将陆续由理事会进行委托管理,为将来社会保险基金入市提供一个立法依据。而且,在他看来,这会是一个普遍现象,是社会保险全国统筹的过渡性办法。

  目前仅有广东、山东两省由理事会委托管理运营部分社会保险基金。理事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广东和山东省委托资金1732.88亿元。

  但是董登新指出,社会保险基金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因为资金来源性质不同,所以其资产配置并不能一样。尤其是地方社会保险基金的当年收支结余部分并不确定,所以要对股票类等高风险资产比重进行控制,更大的投资比例应该侧重于固定收益类资产。

  此前颁布的相关办法中已经对这两类基金投资股票进行“区别对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中规定,投资股票、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的比例,合计不得高于养老基金资产净值的30%。《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划入全国社保基金的货币资产中,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40%。

  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全国社保基金的管理运营者,理事会的运营能力值得称赞。上述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介绍,自成立以来,全国社保基金累计投资收益额为7133.34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为8.82%,超过同期年均通货膨胀率6.47个百分点。

李丹丹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意见获通过

    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25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党中央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必由之路。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发展和安全兼顾、富国和强军统一,深化改革,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健全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法规,创新发展模式,提升融合水平,加强基础、产业、科技、教育、社会服务等重点领域统筹,促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

  会议强调,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是一项利国利军利民的大战略,军地双方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认识思考问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军民融合的理念和要求贯穿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全过程,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

  会议要求,要坚持用改革的办法、创新的思路,突破制约融合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加快理论、科技、管理、实践等方面创新。要加紧推进国家和地方军民融合领导机构建设,编制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十三五”规划,构建军民融合法治保障体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落实到位。

  会议指出,长江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定位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建立生态环境硬约束机制,列出负面清单,设定禁止开发的岸线、河段、区域、产业,强化日常监测和问责。要抓紧研究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把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覆盖到长江流域。要有明确的激励机制,激发沿江各省市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在动力。要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部署,在改革创新和发展新动能上做“加法”,在淘汰落后过剩产能上做“减法”,走出一条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道路。

  会议强调,要在保护生态的条件下推进发展,增强发展的统筹度和整体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要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作用,促进产业分工协作和有序转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要加强领导、统筹规划、整体推进,把长江经济带建成环境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

王小伟

我国基本完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整合

  最新的部分省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调度会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平均缴费水平接近230元,参保人数比上年度增加365万人,相当于每天增加1万人。

  2015年,我国基本完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整合,各省级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基本建成制度名称、政策标准、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四统一”的城乡居保制度。2015年首次提标成效明显,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每人每月55元提高到70元,27个省份、2500多个县级政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截至2015年底,全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50472万人,比上年增加365万人,其中60岁以上领取养老金人数达到14800万人,超额完成“十二五”参保人数达到5亿的计划指标。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15年,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平均缴费水平接近230元,有12个省份缴费超过200元,其中既有经济发达地区,也有经济欠发达地区。但相对于增长较快的农民收入来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缴费水平总体上增长幅度很小。下一步,人社部将引导广大城乡居民多缴费,早参保。

李超

全面营改增四大细则出炉 减税规模将超5000亿元

  北上广深四个城市,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以销售收入减去购买住房价款后的差额按照5%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3月24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称营改增)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

  与此同时,两部委发布了营改增四份细则文件,分别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和《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政策的规定》。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显示,增值税税率为6%,其中提供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建筑、不动产租赁服务,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税率为11%;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税率为17%。增值税起征点幅度为:按期纳税的,为月销售额5000元-20000元(含本数);按次纳税的,为每次(日)销售额300元-500元(含本数)。

  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在建筑服务领域,方案明确一般纳税人以清包工方式提供的建筑服务、为甲供工程提供的建筑服务、为合同开工日期在2016年4月30日前的建筑工程老项目提供的建筑服务等,都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对销售不动产,则明确一般纳税人销售其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可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减去该项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

  另外,《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明确了二手房税收政策。规定在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和深圳市四个城市,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5%的征收率全额缴纳增值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以销售收入减去购买住房价款后的差额按照5%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而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和深圳市之外的地区,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5%的征收率全额缴纳增值税;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称,预计今年营改增减税规模将超过5000亿元。

  针对营改增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英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表示,营改增对于市场而言应该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他表示,“它能够有效地推动税收方面的改革,会对市场的发展起到正面作用。”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营改增试点从制度上缓解了货物和服务税制不统一和重复征税的问题,贯通了服务业内部和二、三产业之间的抵扣链条,减轻了企业税负,激发了企业活力,促进了社会分工协作,有力地支持了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是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

包兴安

“十三五”规划纲要全文播发 “创新驱动”首次亮相五年规划

  新华社受权于17日全文播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根据规划纲要,“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设置了“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和“资源环境”等四大主要指标,又在此基础上分为25个具体指标。例如,到2020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保持在6.5%以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56%;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居民人均收入要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九成;森林覆盖率达到23.04%,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超过80%,地表水质量达到或好于III类水体比例超过70%。

  规划纲要所设置的这些指标和此前“十二五”规划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创新驱动”作为一个指标大项,更是首次被写入规划纲要之中。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表示,我国已向世界宣布,到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这意味着传统增长模式将得以改变,强调创新是时代的要求。他认为,我国现在科技创新还是“后发优势”居多,而规划纲要提出要发挥“先发优势”,因此不能过分强调下游而不注意源头,这是国家开始重视创新源头的体现。

  天津市政府参事包景岭认为,规划提出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从2015年的6.3件提升至2020年的12件,万人专利数量预期翻倍意义重大。这个指标设定符合我国发展国情,过去不够重视自主知识产权,导致很多人不愿投入研发。国家鼓励创新,将赋予企业新动力,有利于延长各个产业链,激发经济增长活力。

  此外,资源环境指标从此前的8项升级为10项,在四个指标大类中数量最多,且要求最为具体。由于这些指标全部为约束性指标,因此也被市场称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指标考核。值得一提的是,备受关注的空气质量PM2.5指标和地表水质量指标首次被写入规划。

  对此,环保部部长陈吉宁表示,规划纲要的环境指标有两大领域,一是对水和大气提出了明确的环境质量要求,与老百姓的感觉直接相关;二是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都有总量要求,它不是和环境质量直接挂钩的,但是它对改善环境质量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规划纲要还提出,“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年均增速以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均要大于6.5%,解决5000万人就业,全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等,这些指标格外引人关注。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岳修虎称,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收入翻番的目标,必须要有一定的发展速度。考虑到“十二五”期间我国年均实际经济增长为7.8%,未来五年实现“两个翻一番”目标,“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速需达到6.54%,因此6.5%以上的增速目标满足了这种需要。

  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介绍,发展新理念和经济新常态贯穿于整个规划纲要的各个领域全部过程,同时发展新理念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又落实在各项重大政策举措上。规划纲要从我国经济的实际出发,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贯彻落实发展新理念、引领经济新常态的主线来处理。充分落实五大政策支柱,还特别强调了要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加强风险防控,加快转型升级和经济的提质增效。

  徐绍史表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正在部署推进,去产能方面将从钢铁和煤炭入手,正在制定具体的方案,钢铁五年之内要去产能1到1.5亿吨,煤炭去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的也是5亿吨左右;去库存主要是房地产库存,也包括一些其他库存;去杠杆就是去企业债务的一些杠杆;降成本也正在制定具体的方案,比如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税费负担、融资成本、用能成本、物流成本等;补短板要通过适度扩大投资来补,除了一些基础设施之外,还有一些基本公共服务。

林远

权威视点
王文斌: 装备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制高点

  “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很多,关键看如何更好地利用。”在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3月23日主办的“百万庄论坛:机工智库春季发布会”上,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院长王文斌指出,装备制造业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价值重构、竞争格局改变和创新驱动的主战场。”

  “全球制造新竞争格局正在重塑之中,单极向多极变化,未来10年装备制造业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力量,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副院长石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会上,主办方首次对外发布了“机工智库”系列研究成果。研究显示,通过对智能高端产业的布局,美国装备制造业反弹的速度和幅度远超过德国和日本。“一带一路”战略为装备制造业的国际合作带来了契机,建议积极构建“一带一路”“朋友圈”,精准合作,助力装备“走出去”。

  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制高点

  “有预测说,2022年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后,中国有3亿人会从事滑雪运动。但目前在中国的造雪机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其实,中国的造雪机在零下10度时,性能不比国外差,但零上时,就变成了浇花机。而以色列的造雪机,零上30度都能造出雪。”石勇告诉本报记者。

  我国装备制造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起步的。王文斌说,到目前,已发展成为规模宏大、体系完整、具有一定水平、能参与国际竞争和基本保证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成熟产业。但他同时表示,与国际强手相比,我国装备制造业尚处于追赶先进水平的阶段,粗放发展、核心能力不足、供给不充分都在影响着产业前进的步伐。

  “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产业,装备的水平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装备强则国强。” 王文斌说,“未来,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很多,国内市场潜力巨大、资金比较充裕、人力资源丰厚,关键看我们如何开发、如何更好地利用。国际贸易区域化、装备制造本国化、核心技术封闭化当然也有弊有利,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我们从来都是立足于自力更生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好自己的有利条件,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创新发展的道路,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前景一定会一片光明。”

  “机工智库”发布的中国装备制造业经济运行景气指数和出口指数显示,短期内,我国装备制造业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出口还处于收缩期;中期看,“十三五”期间,呈现前低后高增长态势;长期看,到2025年,中国装备制造业规模将由现在占全球30%达到35%以上,高端装备制造业占装备制造业比例将由现在的20%达到35%以上,出口规模占全球贸易超过20%。 石勇告诉记者,未来10年装备制造业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力量,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装备制造业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一是占制造业比例还很低;二是市场需求巨大。

  具体来看,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惟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美国的完整程度也仅仅为中国的94%左右,日本更是不足中国的90%。

  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为中国装备制造业提供了系统性的竞争力,中国有超过14万家机械供应商、7.5万家通信和设备制造商、10.4万家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商,供应商网络规模超过日本的五倍。

  “我国装备制造业未来发展的路径,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已做出了全面规划。只要我们联系各自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一定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王文斌认为,现阶段,从行业和企业来说,有两件事首先要下功夫把它解决好。

  一是下大力气培育工业文化,使行业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够认真严格、善始善尽地做好每一个细节,快速地提高装备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真正让用户放心地使用我们的产品。

  二是要充分地利用自动化和智能技术,让我们的工厂从生产线制造向自动制造、柔性制造、智能制造发展,逐步建设智慧工厂;充分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在行业发展工业互联网,使咨询、开发、集成、制造、配套、分销等资源能够极大地得到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逐步建设虚拟制造生态圈,快速地提高装备制造业资源利用效率和装备产品的可供给性,不断地抢占国内市场。

  从全球情况看,金融危机给发达国家装备制造业带来了严重冲击,但是美国装备制造业反弹的速度和幅度远超过德国和日本。会上,课题组负责人、研究员鞠恩民解读“美国再工业化对全球及我国装备制造业影响”时指出,美国的装备制造业反弹的速度和幅度甚至要超过德国,远超日本,这得益于他们积极布局新兴领域和高端环节。高端产业是维持美国当前发展和持久繁荣的关键,这些产业最能支持创新、包容和可持续增长。

  鞠恩民指出,目前,智能制造成为新工业革命的主导。韩国以提升韩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为目标,积极促进制造业与信息技术(ICT)相融合,计划在2020年之前打造10000个智能生产工厂,将韩国20人以上工厂总量中的1/3都改造为智能工厂。日本发布《机器人新战略》,提出三大核心目标,即“世界机器人创新基地”、“世界第一的机器人应用国家”、“迈向世界领先的机器人新时代”,日本制造业白皮书提出要重视工业大数据和工业互联网的应用推广。在美国,目前正在推进信息技术与智能制造技术融合,建设智能制造技术平台,推进智能制造产业化和工程化。德国实施工业4.0战略,其中智能工厂和智能生产是4.0两大主题,德国政府尤其重视工业标准和智能制造基础建设。

  “工业4.0、智能制造的本质就是自动化。”会上,课题组负责人、副研究员张燕讲解了“从工业2.0到工业4.0的战略选择”,阐述、分析了中国自动化发展的相关问题。诠释了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促进工业自动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同时,针对我国工业发展的现状,提出了推动工业自动化的发展建议。

  精准定位“朋友圈”有效开展“装备外交”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装备制造业具有巨大市场需求,未来对铁路、管线、机场、港口、核电、电信等能源装备和基础设施的需求量将持续增长。此外,对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设施及装备、相关产业设备和民生设备需求也十分巨大。课题组负责人、副研究员赵奉杰介绍“装备制造业参与‘一带一路’的战略研究”成果时建议,要精准合作,构建网络,开展“装备外交”。 赵奉杰认为,中国装备制造业参与“一带一路”有着诸多的条件和机遇。首先是中国具备了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五大优势。

  一是规模优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装备制造业国家,且规模比重不断扩大,稳居世界第一。

  二是出口优势。近年来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增长平稳,出口规模占全球比重由1980年的0.16%,攀升到2000年的3.14%,2014年的17.54%。据牛津经济研究院预测:中国装备产品将长期保持第一大出口商品类别地位。

  三是中高端产业优势。近年来,高端装备正成为我国对外宣传的“名片”。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2014年中国出口的医疗设备、航空和通信器材等高科技产品占亚洲高科技产品总出口额的比例已经从2000年的9.4%上升至43.7%。系统方案解决优势逐步显现。

  四是工业门类齐全。中国成为全世界惟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产业链相对完整,为装备走出去提供了系统竞争力。

  五是生态系统较为完善,具有成本、市场响应速度、服务等比较优势。如在深圳的两个小时车程范围内,拥有1000多家电气制造商、300多家服装制造商、2000多家电子制造商、1300多家材料制造商,近1000万名劳动力,数量级的优势和完善的生态系统,使得深圳的手机制造商制造普通功能手机的原型开发成本降低1/6-1/4,原型开发时间降低1/7~1/5。

  “一带一路”是化解装备制造业结构性产能过剩的重要通道。赵奉杰说,除了庞大的产业规模,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也为中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提供了系统性的竞争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对接我国优势产能与相关国家开发需求,消化一批出口产品,转移一批优势产能。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将会对全球产业布局产生重大影响,可能打破现有的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布局。通过全产业链输出,紧密对接供需,逐步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制造业价值网络。”赵奉杰说,在“一带一路”上,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国际合作中应精准定位“朋友圈”,并开展有效合作。

  赵奉杰说,从装备制造业规模上看,中国“一带一路”上的“朋友圈”分为4个等级:进口额大于100亿美元的国家属于中国朋友圈的“土豪”级,包括俄罗斯、印度、新加坡、泰国等10个国家;进口额在10亿美元至100亿美元的国家属于“高产”级,包括波兰、沙特阿拉伯、匈牙利、伊朗等19个国家进口额在1亿美元至10亿美元的国家属于“中产”级,包括蒙古、爱沙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30个国家进口额小于1亿美元的国家属于“低产”级,包括黑山、东帝汶等5个国家。她建议,对于“土豪”和“高产”朋友,应找准产业链短板,开展密切合作,提升对中国需求的依存度,可通过共建产业区、打造经济走廊等新型合作模式实现价值链衍生。

  从装备制造产品进口占比看,中国“一带一路”上的“朋友圈”又分为3个等级,进口占比大于30%的国家属于中国朋友圈的“深交”级,包括塔吉克斯坦、缅甸、柬埔寨、老挝、越南等9个国家进口占比在10%至30%的国家属于“一般”级,包括伊朗、印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等38个国家进口占比小于10%的国家属于“浅交”阶级,包括格鲁吉亚、东帝汶、阿塞拜疆等17个国家。

  她建议,根据进口国家对中国装备制造业需求的依存度,对于“深交”朋友,维护良好合作关系,扩大出口规模,构建“产品+服务+技术”立体化出口模式。对于“浅交”和“低产”朋友,以资金链牵引产业链,以投资带动贸易,以工程带动企业和产品走出去。

  赵奉杰同时表示,装备制造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要防范风险。例如,在知识产权风险方面,我国装备制造业许多领域,专利布局远没有到位,企业“走出去”面临威胁。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的针对进入美国市场企业的“337调查”案件,32.2%的被告是中国企业,其中90%以上涉及专利权。 再如,要防范军团作战能力不足的风险。“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环境落后,装备制造企业单兵作战难以在短期内取得成效,甚至将承受较大风险。因此,需要加强纵向产业链合作和横向产业间合作,各类企业需要在大型复杂项目中充分协作,形成军团作战、全面推进的模式。此外,还要防范金融风险,以及情报风险等等。

黄海洲:宏观审慎政策架构 亟须实质性调整

    危机后,美联储扩大了监管职权,负责对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同时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证券、保险、金融控股公司等各类机构以及金融基础设施进行监管。

  2014年11月起,ECB直接监管欧元区和其他自愿加入欧洲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SSM)的总资产大于300亿欧元或者总资产达到其所在国GDP20%以上的系统重要性银行。

  关于资本市场里面微观层面的监管,中央银行似乎未必要主导。具体地说,可能比较好的调整方式是大体回到2002年之前的框架。2002年之前有证监会,但没有银监会和保监会。

  频繁暴露的局部风险与疾风骤雨般的股市波动,将各方对现行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缺乏有效协调的诟病推至顶点。而如何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大致可归结为三个方向:一是保持现有“一行三会”格局不变、再成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二是简单合并“三会”为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第三种方案介于两者之间,“央行+行为监管局”,即将“三会”的审慎监管职能并入中央银行,同时成立独立的行为监管局的模式,或是“央行+审慎监管局+行为监管局”模式。

  笔者长期关注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监管的演进,倾向于第三个方向。简单在“一行三会”上面“盖个帽子”的模式可能只是换汤不换药,有必要在组织架构方面进行一些实质性的调整。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中,要注重责任、权益及工具相匹配。央行离金融市场很近,有最后贷款人(LenderofLastResort)工具,可以作为最后贷款人,同时就要赋予其相应的监管权力。

  他山之石

  在讨论目前关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三个方向哪个更适合之前,先厘清世界上主要几个监管体系在危机前后的发展演进。

  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是英格兰银行(BankofEngland)。之所以成为第一个中央银行,是因为创造了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最后贷款人的角色。通过有效利用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对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的管理和对银行的有效监督,英国创造出第一个现代意义的资本市场体系。

  在英格兰银行成为现代央行之前,金融系统时常发生银行挤兑和流动性危机,原因在于流动性管理的外部性——个体都按自己的需求进行流动性管理,缺少协调,以及流动性管理和协调工具缺失,缺少最后贷款人工具。之后,英国银行业挤兑减少,在2008年之前的150年内都没有发生挤兑,尽管其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几次大萧条。

  美联储系统与欧洲央行系统(ECB系统)的金融监管系统演进也值得关注。但与英格兰银行相比,二者的历史均不长。

  美国早期曾试图两次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但均以失败告终。在1913年美联储成立之前,美国虽然经济增长相当繁荣,但银行危机不断,造成的社会和经济代价也不小。美联储成立之后,尽管美国的金融市场总体运行不错,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美国的金融监管制度并非世界楷模,不少是由于历史原因和相关部门长期扯皮造成的。正是由于相关部门长期扯皮,美国长期没有中央银行。

  但是,由于美国金融市场本身较为完善,又有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美元等方面的优势,美国监管虽然做得算不上楷模,但自美联储成立之后,美国金融市场总体运行不错。

  2008年金融危机也暴露了美国监管体系的问题,危机后,美联储扩大了监管职权,负责对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同时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证券、保险、金融控股公司等各类机构以及金融基础设施进行监管,并牵头制定更加严格的监管标准。

  回顾ECB的简短历史,欧元区1999年成立的时候,只有货币政策统一,由统一的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但是没有财政和金融监管统一,所以各国自扫门前雪。比如,意大利的银行出了问题,由意大利自己兜着,不能找ECB。这种现状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因为欧元区并非一个有统一主权的国家。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ECB也在大力推进宏观审慎政策,直接介入各国的银行监管事务。2014年11月起,ECB直接监管欧元区和其他自愿加入欧洲银行业单一监管机制(SSM)的总资产大于300亿欧元或者总资产达到其所在国GDP20%以上的系统重要性银行。

  那么,上述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变迁对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借鉴是什么?

  如果是参照全球体系,那么英国对我们有最相关的借鉴价值:英国既有全球性大银行,也有全球最为发达的金融市场;英国现在这套金融监管体系也符合现代金融体系设计,而且在这套体系形成的过程中,英国犯过大错误,吃过大苦头,但在危机后由新的执政党修正了错误。这些重要背景理解清楚之后,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要走哪条路,答案就很清楚了。

  总结来说,要有效利用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角色,更有效地监管金融机构,更有效地维护和增强金融系统稳定性,更有效地应对和化解金融系统风险。美国金融监管在危机后一个重大改变,就是把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主要划归于美联储。当然美国还有其他的协调机制,但美联储在系统监管方面起最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要建造现代金融体系,那么对于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央行应该负起主要责任。

  权责匹配

  实际上,简单在“一行三会”上面“盖个帽子”,是换汤不换药。尤其是去年夏天股市波动期间,市场明显感觉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调等问题突出,有必要在组织架构方面进行一些实质性的调整。

  关于资本市场里面微观层面的监管,中央银行似乎未必要主导。具体地说,可能比较好的调整方式是大体回到2002年之前的框架。2002年之前有证监会,但没有银监会和保监会。当然,现在保险业和银行业都做大了,里面微观的、产品类、小型机构类的监管内容或可以跟证券市场整合在一起,把宏观审慎政策部分跟央行进行整合。

  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要注重责任、权力和工具相匹配,同时继续支持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什么要对金融监管体系做出调整,目的就是为了更有效地实施监管,更有效地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那么就有一个问题,谁有政策工具应对系统性风险、谁是最后贷款人、应该让谁去应对系统风险?很明显,央行离金融市场很近,有最后贷款人工具,可堪当维护和增强金融系统稳定的重任。但既然让其承担责任,就要赋予其相应的监管责任和权力。权力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

  目前,中国金融市场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资本市场不够发达。所以,要继续推进资本市场发展,而这一方面的职能可以留在央行外。就是说宏观审慎政策部分,央行起主导作用,但央行未必要主导微观性的监管,以及关于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小微银行、信用社、信托等监管问题。

  从央行的角度来说,要维系好的信誉。央行可能不希望看到,投资者股市赔钱或者买的保险出问题后,都要央行去投诉。所以,我也并不倾向于建议简单地把“三会”全部整合到央行去。

  我们现在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是跟时间赛跑。今年1月来,全球金融市场风高浪急,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风险继续释放,不少投资者对国内信贷市场风险有相当的担忧。而一旦风险爆发,触发了对系统性风险的担忧,我们现行的金融监管构架将如何应对?

  所以要尽快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让市场明白,如果起火的话,救火队在哪儿,救火队有工具、有责任、有权力,那么遇到火灾的时候市场就不会极度恐慌。救火队的存在和运行机制并不制约市场和经济发展。

  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源自内生和外生:内生就是有好的机制——减少起火的可能、及时发现火苗和把火苗及时扑灭;外生就是良好的发展生态——机构做强、市场做大、经济做好。防火不能限制资本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不能因为防火把森林砍掉,让小树、小草无法存活。

  只要有好的机制、内外协调一致,那么即使起火,也一定会及时发现和扑灭的;同时,也不会因为一味地防火而限制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制约经济增长。

  

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 黄海洲

苗圩:正抓紧编制“中国制造2025”配套规划

  工信部部长苗圩3月21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围绕大力实施“中国制造2025”,工信部正在抓紧编制11个配套的规划,谋划未来3-5年工作。

  “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已经步入爬坡过坎、由大变强的重要关口,实现中高速增长,迈向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关键还在于结构调整的进度和成效,在于实现新旧动力的顺利转换,从根本上讲就是构建一个创新能力强、品质服务优、协作紧密、环境友好的现代产业新体系。” 

  苗圩说,在推进的过程中,重点从四个方面来努力:

  一是,全力稳定工业的增长。将围绕着补短板和传统行业的升级需求,实施一批重大的技术改造升级项目,运用信息网络、节能环保等现代技术,改造提升传统的动能,加快修复现有的产业和企业的动力。围绕着“一带一路”的建设,深入地推进国际的产能合作,支持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围绕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以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为内容的“三品”战略,深度地拓展工业品的内需市场,争取用三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的努力,减少无效和低端的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的供给,树立中国制造的良好形象。

  二是,大力实施“中国制造2025”。把“中国制造2025”作为构建产业新体系的核心抓手,正在抓紧编制与其配套的11个规划或者行动计划,谋划未来三到五年的工作。今年将启动实施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建设、智能制造、工业强基、绿色制造、高端装备创新等5大工程。包括,建设若干国家级的制造业创新平台,新启动一批智能制造的试点示范项目和智能化的改造项目,集中支持解决一批零部件、关键工艺、材料和标准等方面的问题,实施一批关键的工艺绿色化改造项目,重大的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及产业化的示范项目。在大型飞机、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等高端装备领域加快重点产品和装备的研发与产业化。

  三是,深入推进中国制造+互联网。将以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为抓手,加快构筑自动控制与感知技术、工业云与智能服务平台、工业互联网等制造业的新基础,着力提升制造业创业创新服务系统解决方案、标准体系、信息安全保障等支撑能力,培育制造业的新模式、新业态、新产品。

  四是,打造有利于创新促进升级的政策环境,核心是用好政府的有形之手,放活市场的无形之手,将进一步地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李雁争

向松祚:金融内在不稳定性和金融危机本质

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如果能找到衡量金融危机即将被开启的一些关键指标,就有可能预防金融危机爆发。

关于中国的金融风险,目前被普遍认可的说法是:金融风险总体可控。这实际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说法。表面上看金融风险固然“可控”,但实际上金融风险却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

本文试图说明一个简单道理,即: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或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是人类经济体系的内在特征或本质内涵,任何经济体系概莫能外。就像每个人体都有内生的休眠的癌细胞,一旦内生的休眠的癌细胞的控制“阀门”被开启,癌细胞将迅速吞噬正常细胞,从而导致人体生命的终结。笔者认为,当前需要做的事情是找到金融体系内生的休眠的金融危机“癌细胞”及其控制“阀门”。如果能够找到衡量金融危机“控制阀门”即将被开启的一些关键指标,就有可能预防金融危机爆发。

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

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源自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内在特征。依照对人类经济行为本质的分析,可以将人类经济体系划分为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三大系统:即货币信用体系、真实经济体系(或实体经济体系,以下皆称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体系。真实经济活动是一切必须经过物质转换过程的经济活动;虚拟经济活动,则是单纯购买资产并等待资产价格变化以获利的经济活动,它无须经过任何物质转换过程。货币则是旨在降低一切交换活动成本(交易费用)的媒介或工具,信用则是现在与未来相互交换的媒介或工具。

理解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需要分析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区别,需要区分货币和信用。

第一,区分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是将不适合人类生存和享受需要的物质形态和种类,转化为适合人类生存和享受的种类和形态。真实经济活动即真实财富创造过程,必定要经过一个物质转换过程。当代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保罗·罗默(Paul Romer)反复强调: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将无用物质转化为有用物质,科技进步的本质就是发现物质转换的新方法。

第二,需要区分货币和信用。虚拟经济活动的产生,源自货币和信用发明后,人类财富理念的变化。没有货币和信用,虚拟经济活动不可能产生。数不尽的学者谈论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的分野,却未能从逻辑上给出严格定义,也未能明确指出货币和信用发明,这是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分化或背离的起点。

不过,货币和信用的区别究竟何在?虽然经济学长期没有明确回答,但经济现实告诉我们:货币和信用并不完全等同,货币总量包含无论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广义货币供应量(M2)、最广义的货币供应量(M3)并不等于信用总量,信用创造过程也并不等同于货币创造过程。货币是任一时点上现货商品相互交易的媒介(空间交易);信用则是跨期交易或时际交易的媒介(跨期交易)。决定真实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分化和背离,决定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以及周期波动,决定通货膨胀的最重要的变量,不是货币,而是信用。正因为通货膨胀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预期概念,通货膨胀与信用总量具有更紧密的关系。货币数量论公式(MV=PY)是一个时点概念,不是跨期或预期概念,所以无法准确描述和量度通货膨胀过程。

第三,从理论逻辑上分析,人类经济体系有两个极端。假若人类经济体系没有货币和信用,人类经济活动将蜕变为最原始、最简单的自给自足经济,辅以极其少量的以物易物活动。在这种极端情形下,人类经济活动规模和财富创造能力将退缩至最小规模。假若人类全部经济活动皆致力于虚拟经济,没有人从事任何物质转换和真实财富创造,所有人皆致力于虚拟经济活动,单纯依赖资产价格变化以谋利,在这种极端情形下,人类真实财富创造亦将完全限于停顿。换句话说,人类经济体系必定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然而,人类经济体系永远处于动态演变中,恰如一个永不休止的钟摆,始终徘徊于上述两个极端之间(图1)。这就是人类经济和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性的原初根源。

由此可见,信用市场或信用体系是左右人类经济活动、决定人类经济活动周期唯一重要的变量。探索人类经济体系波动或经济周期或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最主要的注意力应该集中于信用市场或信用体系。弗里德曼毕生致力于以货币供应量变化来解释经济周期波动,成就举世皆知。然而,仅仅考察货币供应量还不够,必须集中考察信用创造机制或信用体系演进。历史上,许多经济思想家都认识到,信用创造和信用周期是经济周期或经济危机最根本的推动力量。

第四,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活动的行为动机和内在规律迥然不同。笔者认为不能不加区别地将“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假设”应用于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活动。真实经济活动的供给和需求是生产性供给和需求(或称为真实需求和真实供给);虚拟经济活动的供给和需求,是投机性供给和需求,二者的区别根源于人类收入和财富分配结构以及收入和财富分配结构所决定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模式。

真实经济的供给和需求相对稳定。真实经济的供给主要取决于经济体系的成本结构和资源禀赋(包括科技创新),真实经济的需求则主要取决于国民收入水平和财富分配,二者皆相对稳定。虚拟经济的供给和需求则非常不稳定,因为二者皆取决于资金供给者和需求者对未来收益前景的预期。预期则高度依赖人们的信心和情绪,即凯恩斯所强调的“动物精神”。预期、信心、情绪的高度不稳定性决定了虚拟经济(资产价格尤其是金融资产价格)的高度不稳定性,虚拟经济的高度不稳定性决定了经济和金融体系的高度不稳定性。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通过货币和信用市场连接起来;利率、汇率、一般物价水平、财富效应、信用供需、杠杆率或负债率、资产负债的扩张或收缩、现金流量的扩张或收缩、市盈率和市净率等是连接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主要变量。

金融危机根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

从上述“真实经济—虚拟经济—货币和信用体系”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人类经济和金融体系,我们立刻就可以明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乃是源自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四个本质特征:其一,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其二,资产的金融形态和资产的实物形态的分离;其三,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使用者)的收益预期和风险偏好的分离;其四,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分离。笔者此处重点讨论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分离或背离。

物质资本投资和虚拟资本投资的区别

根据前述定义,虚拟经济是不经过任何物质转换过程,单纯依靠投资标的物的价格变动来获得盈利的经济活动。虚拟经济活动的投资标的物可以是任何形态的物质资产、金融资产、人力资本或资产、衍生合约,以及任何可以想象的其他形式的投资标的物。虚拟经济活动的投资标的物可以与实体经济有关系,也可以毫无关系。房地产、股票和大宗商品投资,与实体经济有最直接的关系;外汇、期货、衍生金融投资等等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非常微弱;还有一些虚拟投资的标的物,与实体经济毫无关系,譬如最近开始兴起的二元期权。虚拟资本投资有如下特点:

其一,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来自最终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所获得的收入和利润,虚拟资本投资的收益来自投资标的物的价格变动。因此,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或回报取决于真实需求和供给,虚拟资本投资的收益或回报则取决于资产价格的随机波动。

金融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真实经济的供给和需求对资产价格的波动有重要影响(所谓基本面),长期而言,资产价格与经济基本面非常密切地正相关,或者说,基本面最终决定资产价格或价值。然而,资产价格的短期波动往往脱离基本面,完全受投资者的情绪、预期、羊群效应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影响。我们将这些影响归纳为虚拟经济的供给和需求。虚拟经济的供需规律,不同于真实经济的供需规律。

其二,一般而言,虚拟资本投资的杠杆率远远高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杠杆率。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以及其他衍生金融市场的高杠杆率尽人皆知。物质资本积累领域的杠杆率极限是100%,即债务与总资产的比率不能超过100%,否则资不抵债;虚拟资本投机领域的杠杆率则可以高达数十倍。

其三,虚拟资本投资之所以能够使用极高的杠杆率,是因为虚拟资本投资具有高度的流动性,高度流动性大幅度降低了借贷的交易成本。物质资本投资的流动性较差,一般只能通过收购或兼并实现股权转让;人力资本投资的流动性则最差。

其四,虚拟资产或金融市场的调节速度远远快于物质资本或物质资产市场的调节速度。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研究表明,货币信用市场的调节速度最快,金融资产市场的调节速度次之,物质资产市场的调节速度最慢。所谓调节速度,是市场价格对外部冲击的反应速度(譬如对货币政策变动的反应速度),调节速度取决于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

其五,虚拟资产或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主要取决于货币和信用创造,货币和信用创造则主要或完全取决于货币制度安排和货币政策操作。

其六,根据财富最大化假设,贴现率一定的条件下,财富最大化就是收入流最大化,特别是短期收入流最大化。贴现率一定的条件下,越是短期收入流,贴现值就越大。只要有可能,投资者必然追求短期收入流。虚拟资产或金融市场恰好为投资者提供了追逐短期收入流的最佳制度安排。因此,金融市场越发达,规模和流动性越高,虚拟资本积累速度就越快。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是金融危机根源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离体现在经济活动内容脱节、价格机制脱节两个方面。

其一,经济活动内容相互脱节。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与真实贸易之间的关系日益微弱;外汇交易与规避贸易风险的套期保值几乎完全失去联系,外汇交易成为纯粹的投机套利活动;衍生金融工具的创造和交易与真实经济活动几乎没有关系;绝大多数金融资产买卖者或交易者根本不知道自己从事的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关系。

其二,价格机制相互脱节。金融市场所决定的众多价格,包括汇率、利率、债券收益率、大宗商品价格等,并非实体经济相对价格的金融反映。换句话说,不是真实经济体系的相对价格决定金融资产价格,而是金融投机活动所决定的价格来左右真实经济活动的相对价格。这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新时代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重大变化。它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往几乎全部的金融理论,尤其是传统的货币理论。传统货币金融理论的逻辑基础乃是“长期货币中性”或“货币是一层面纱”,其哲学意义就是金融市场里金融产品或金融资产的相对价格是真实经济体系相对价格的反映,后者决定前者。如今正好相反,金融产品或金融交易价格反过来决定真实经济体系的价格。此种背离或脱节导致主流的货币和金融理论完全失效,包括购买力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和货币数量论均全部或部分失效。

综上,金融危机的总根源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纵观历史,金融危机首先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股市、汇市、债市、房地产市场等)的急剧下跌,进而通过资产负债表(个人、家庭、公司和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的收缩迫使众多个人和企业破产倒闭,再进一步通过财富效应、现金流量的萎缩、去杠杆化、市盈率和市净率的下降、真实利率水平的上升、一般物价水平的下降(通货收缩)等,导致真实经济的供给和需求急剧下降,金融危机就演变为真实经济危机(衰退和萧条)。

作者简介:向松祚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向松祚

王一鸣:2016年中国经济有望阶段性企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19日说,2016年中国经济仍处在探底过程中,但在投资增速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启动、新动能加快形成的条件下,本轮经济放缓有望实现阶段性企稳,全年经济增长仍可达到6.5%以上,后两年经济增速将逐步回稳,总体上呈现L型增长态势。

  王一鸣在当天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经济峰会上说,2016年世界经济将难改“新平庸”表现,维持“低增长、低通胀和多风险”态势。中国经济走势既受到全球经济艰难复苏、新兴经济体增速明显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全球贸易持续低迷、美国退出量宽政策、美元延续升值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又将在与其他经济体的互动调整中影响世界经济。

  他指出,2015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到10%,比上年下降5.7个百分点,2016年将继续回落到个位数,并将逐步探底;随着国务院今年2月下发煤炭、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标志着中国化解过剩产能将实质性启动;此外,中国新一轮改革旨在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和推动科技创新,意味着中国增长动力转换也将加快推进。

  对于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增速“破7%”有可能强化经济下滑的预期,甚至出现失速,王一鸣认为,7%并不是中国经济的分水岭,增速高一点低一点不是主要问题,关键要看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

  他指出,回溯整个“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8%,与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前五年的增速大体相当。中国经济增速回落是一个相对缓和的过程,没有明显失速。同时,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和积极的变化,如2015年消费增速自1999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增速,而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提高到60%左右;城镇化率和服务业比重均超过50%,未来还会进一步上升。

  “中国本轮经济增速回落主要是结构性因素主导的结果,也标志着增长阶段从高速向中高速转换。”王一鸣说,展望2016年,中国经济仍处在重构新平衡的关键时期,在投资增速趋稳、化解过剩产能启动、新动能加快形成的条件下,本轮经济调整有望阶段性企稳,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

韩洁 郁琼源

徐绍史:创新完善宏观调控确保6.5%以上增长

  为保证“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保持6.5%以上的中高速,“我们将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20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接下来的五年,中国将进一步促进消费升级、以供给侧改革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进一步简政放权,建立政府的全责清单和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以求通过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构建发展新体制。

  展望未来五年,徐绍史说,中国仍然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国际上看,尽管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低速增长,但是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非常快。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和能源革命方兴未艾,孕育着新的增长空间和发展机遇。从国内看,我国经济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但是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也没有改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也没有改变。

  对于“十三五”规划时期的中国发展展望,徐绍史提出了五点思路:增强宏观政策协同性,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构建发展新体制。着力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增长的广阔空间。 推动高水平双向开放,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

  “2020年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的GDP总量必须在2010年的基础上面翻一番,这样我们今后五年平均每年的增速必须保持在6.5%以上。为确保经济增速处于6.5%以上的中高速,我们将创新不断完善宏观调控,强化经济走势的预测、监测、预警,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和价格政策的协调配合,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面进一步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为结构性改革营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徐绍史说。

  他表示,将积极促进消费升级。大力培育和拓展住房、汽车、信息、旅游、健康、养老、文化、环保等方面的消费热点,推动新消费、引领新供给、形成新动力。我们还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加大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启动实施一批新的重大投资工程。

  徐绍史说,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重点是要抓好“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也就是:积极稳妥的去产能,去产能我们从钢铁和煤炭入手,今后五年钢铁产能要去掉1—1.5亿吨,煤炭产能要去掉5亿吨,还要减量重组5亿吨。所以化解过剩产能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还要合理有序地去库存,主要是房地产库存。要积极审慎地去杠杆,重点是企业债务的杠杆。要多措并举的降成本,特别是企业的成本,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税费负担、融资成本、用能成本和物流成本,我们正在制定具体的方案。还要全力以赴地补短板,通过适度扩大投资,来补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短板。

于祥明

国研分析
宏观纵览
以消费升级为导向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近年来,国际经济持续深度调整,国内“三期叠加”阵痛不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增速放缓,而消费一直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尤其是消费升级持续加快,新消费不断孕育成长,对缓解经济下行压力起了积极作用,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下一阶段,要顺势而为,充分挖掘、释放消费潜力,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动消费升级,以新消费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

  消费升级步伐加快 新消费方兴未艾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持续推进,近年来我国消费需求正步入快速发展的新车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提高。201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6.4%,分别比2013年、2014年提高18.2个和14.8个百分点,比2001年至2012年平均贡献率高16.0个百分点,有力支撑了经济中高速增长。特别是消费升级带动了服务业尤其是新兴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2015年,第三产业增长8.3%,比GDP和工业增速分别快1.4个和2.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比2013年提高3.6个百分点,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

  在消费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消费升级步伐加快,消费层次、消费品质、消费形态、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等方面均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性变化,新消费方兴未艾。

  一是消费层次由温饱型向全面小康型转变。2000年我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居民在“住”和“行”上持续跨上新台阶,正在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迈进。2013年至2015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从31.2%下降至30.6%,接近联合国划分的20%至30%的富足标准;人均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消费支出比重分别由12.3%、10.6%和6.9%提高到13.3%、11.0%和7.4%。居民保健和环保意识不断增强。2015年,人均滋补保健品和保健器具支出比2013年增长45.8%,年均增长20.7%;城镇居民使用清洁燃料占比达92.5%,比2013年提高2.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使用清洁燃料占比达44.5%,比2013年提高5.7个百分点。

  二是消费品质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不再满足于吃饱穿暖,而是追求吃得营养、穿得时尚、住得舒适、行得便捷。从“吃”看,高蛋白食品比重增加。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粮食比2013年减少7.2%;而人均消费肉、禽、蛋分别比2013年增长1.7%、16.2%和11.2%。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粮食比2013年减少5.5%;而人均消费肉、禽、蛋分别比2013年增长1.5%、7.5%和9.2%。从“住”看,住房条件明显改善。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35.8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住房面积43.9平方米;2015年城镇居民有水冲式卫生厕所的占88.1%,农村居民占26.3%,分别比2013年提高1.2个、4.1个百分点。从“行”看,汽车拥有量大幅增加。2015年底,每百户家庭拥有私家车31辆,汽车占机动车比例达到61.8%,很多市民的代步工具经历了从自行车到摩托车再到汽车的升级换代。

  三是消费形态由物质型向服务型转变。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居民更加重视生活质量,对信息、医疗、养老、家政、旅游等新型服务消费需求明显增加。2015年,居住、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四项支出占居民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为53.4%,比2013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近年来,通信、电影、旅游等服务消费持续火爆,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通信消费支出678元,比2013年增长21.1%,年均增长10.0%;电影总票房达440亿元,比2013年增长48.7%;今年春节期间,票房达30亿元,同比增长67%;国内游客突破40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超过3万亿元,国内居民出境12786万人次,增长9.7%,其中因私出境12172万人次,增长10.6%。

  四是消费方式由线下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互联网+”带动了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猛烈冲击了人们的消费观念,极大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正在颠覆传统的消费模式。2015年底,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到50.3%,网民规模达到6.9亿人,比2012年增长22%。电子支付方式日益普及,2015年前三季度,银行机构和非银行机构共处理电子支付业务1311亿笔,金额1953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4.7%和93.4%。2015年,全国网上零售额38773亿元,同比增长33.3%。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32424亿元,增长31.6%,明显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7%的增速。

  五是消费行为由从众模仿型向个性体验型转变。进入新常态后,我国从众型、排浪式消费模式逐步退潮,而由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三流合一”和“互联网+”所催生的个性化、定制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相关机构调查和研究显示,2015年,64.8%的消费者在选择服饰时首选重视个性的服饰,中国智能可穿戴市场规模比上年增长471.8%。智能手机等通信工具的更新换代不断加速,2015年,居民人均购买通信工具支出189元,比2013年增长29.2%,年均增长13.6%,今年1-2月,通讯器材类销售同比增长20.1%,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多因素推动消费升级 大众新消费时代来临

  消费升级加快很大程度上是我国新阶段新常态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居民收入持续提高、城镇化加快推进、互联网日益普及的必然结果,更是党和政府供需结合、因势利导加大惠民政策力度的效果体现。

  一是大众新消费时代必然伴随消费升级。经济学家罗斯托在总结发达经济体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指出,经济“起飞”几十年后,产业体系具备了快速吸收和使用现代技术成果的能力,进入“成熟”阶段,多数国家很快开启大众新消费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标志是汽车、私人住宅等耐用消费品和大众化服务进入普通家庭,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由工业成就转换为消费和福利问题,社会资源也更多地被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生产和大众服务供给,居民消费成为引导结构变动的主要动力。对照现实,近几年我国汽车、住房等耐用消费品已成为大众消费的热点,生活服务消费快速增长,消费升级明显加快。从产业结构看,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趋于“成熟”,工业化进入了中后期阶段,工业占GDP比重由2006年的41.8%逐步下降到2015年的33.8%,第三产业比重由41.9%逐步上升到50.5%。从全球分工格局看,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突出,世界大部分工业行业都离不开“中国制造”的贡献。这些现象充分说明,我国已经进入大众新消费时代,这个时代必然伴随着消费升级加快,这既符合产业成长的一般规律,也与消费升级的国际经验相吻合。

  二是居民收入稳步提高为消费升级提供了支撑。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只有收入不断增长,消费升级才有基础。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类的需求划分为不同层次,只有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才会追求更高层次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多措并举促进居民增收,居民收入增长连续“跑赢”GDP,为消费加快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至2015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8%,比GDP年均增速高0.5个百分点。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5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比2012年减少4324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量。基尼系数持续下降,2015年下降为0.462,为近13年来新低。

  三是城镇化快速推进为消费升级拓展了空间。人口由乡村向城镇集中,本身就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城镇生活的快节奏,使居民更多地依靠购买而不是自给自足来满足日常所需,由此带动餐饮、家政等生活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人口的集中也使一些规模经济门槛较高的行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特别是为医疗卫生、法律咨询、教育培训等专业技术服务和公共服务创造了巨大需求;人口的集中还大大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有利于加速新产品、新服务、新消费热点的成长。2013年至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由53.7%上升到56.1%,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据初步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拉动消费增长约1.8个百分点。

  四是互联网日益普及为消费升级创造了技术条件。互联网的普及使沟通变得空前便捷,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从上百家厂商挑选到心仪的商品和服务,交易成本的下降推动消费频率大幅提高,个性化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信息传播的加快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还加速了各行各业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得到了更加有效的发挥。正是因为有了互联网技术的推动,才使得通信、零售等消费领域的新业态层出不穷,消费方式日新月异,而人口大国在互联网时代的特殊优势也使我国的消费升级故事比其他国家所讲述的更为精彩纷呈、引人入胜。网络的普及和支付方式的创新撬动了网络消费的大市场,有关部门调查显示,线上销售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实际消费量较传统方式增加约20%。

  五是供需结合的宏观政策为消费升级塑造了良好环境。为推进消费升级和增加有效供给,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加强供求管理,既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又积极促进消费升级。面对持续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不搞“大水漫灌”,而是坚持创新宏观调控,注重挖掘消费潜力。以简政放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大大提高了市场效率,使资源向消费升级相关领域集中;扎实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力催生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新经济的蓬勃发展;“营改增”及利率市场化等重大改革,进一步降低了服务业发展成本;推出六大消费工程包,有效引导社会资金向新消费领域聚集,增强了服务业的供给能力,有效促进了消费升级。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消费升级引领经济稳定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今后一个时期,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同时,保持经济稳定运行任务十分艰巨,唯有顺应消费升级的大趋势,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积极培养新消费为主体的新动能,才能促进新旧动力有序转换,实现结构优化升级。我国消费潜力巨大,空间广阔,但由于供给结构满足不了消费升级的需要,抑制了消费潜能释放,消费外流现象严重。为此,要以促进消费升级为导向,进一步优化宏观经济政策,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消费升级空间十分广阔。无论是从城镇化发展阶段,还是从居民消费水平和质量来看,我国消费潜力都很大。201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1%,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到40%,而发达国家多在80%以上;我国最终消费率只有52.8%,而美、日、法、德等发达国家都在75%以上,韩国也在65%以上。我国人均耐用消费品和公共服务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2015年,每千人拥有私家车约为100辆,而美国、日本2012年分别为781辆和593辆;公共设施存量仅为西欧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2014年,我国每百人拥有铁路8.2米,仅为美国2012年水平的11.3%。

  有效供给不足制约消费潜力释放。我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供给能力十分可观,全球500多种工业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供求错配现象比较严重,部分传统行业产能过剩而新兴领域有效供给不足,国内供给无法跟上消费结构升级步伐。一方面,消费外流现象比较严重,2015年我国游客境外消费超过1.2万亿元;另一方面,消费升级潜力未能充分释放。我国产品质量总体不高,质量监管标准较低,消费环境不佳,加之存在产品的假冒伪劣,特别是医疗、养老、健康等服务消费供给不足,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意愿,制约了消费升级。要促使境外消费有序回流、释放消费升级潜力,必须从供需两端发力,尤其是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消费升级为目标,加强政策引导。目前我国消费升级及新经济孕育成长正处在关键阶段,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任务的结构性改革正在深入推进中,迫切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瞄准靶心,加力增效。建议以消费升级为目标,优化宏观政策,为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一是要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减少对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准入限制,打破行业垄断,尤其是全面放开民营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文化等短板领域。二是要优化消费环境,进一步简政放权,为企业发展和居民消费提供更多的便利。实施更严格的质量标准和监管措施,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完善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严惩假冒伪劣,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三是要完善基础设施,尤其要加大对农村电网电信改造、城市地下管廊、城乡养老健康、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投资建设,为消费升级创造良好的硬件条件。四是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收入增长政策,要进一步织牢民生保障网,有效化解去产能过程中带来的职工下岗压力,要继续推进创业创新,以创业带就业,多渠道增加就业、增加收入。五是要深入推进科技、财税金融、国有企业和价格等重要领域改革,从根本上破除制约供给创新和消费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用新理念指导新实践,将中央确定的各项改革举措落到实处。

国家统计局局长 宁吉喆

深化供给侧改革 释放中国增长潜力(上)

  2011年以后,中国经济告别两位数增长状态而进入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的新阶段,“新常态”之“新”已在经济下行中明朗化,而其“常”则还未实现,需要完成探底、在企稳后对接一个增长质量提升且尽可能长久的中高速增长平台。对此至为关键的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必须以实质性推进“攻坚克难”的全面改革来保障。十八届五中全会基于系统化表述的发展新理念,提出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指导方针。为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与优化、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与活力充分释放的相关问题,需要十分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正确把握改善其环境与机制的思路和要领。在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作用和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迫切需要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着力改善供给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特别是通过改进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构建、塑造和强化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增长状态合乎规律地由“高速”向“中高速”下调,仍在延伸中的弥合“二元经济”过程,将继续释放出巨量需求,但适应和满足需求的供给机制,其动力结构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前期支持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低廉劳动力等比较优势,需要向“全要素生产率”转型求得替代物;原来中国作为低起点发展中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正需要从低端产业向中、高端产业爬升;近年中国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亦出现变化,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旧经济疲态显露,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崭露生机,东北区域经济危机因素加重,而一些原来缺乏基础优势的西部省市则异军突起。

  简言之,中国经济的供给升级客观需要和结构性分化过程,正趋于明显。相应于这番情景,必须看到,过去侧重总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手段的可用空间已经显著收窄。在“新常态”下,投资尤其是政府常规投资的边际收益率持续下降,国际需求低迷且不确定性增强,国内需求方面,家电、汽车、住房等大宗“耐用品”已基本走完“排浪式消费”的历程,正在向个性化、多元化和对接“服务型消费”方向转化,结构性的优化细分成为发展潮流和经济成长的新支撑因素。因此,基于总量调控的需求管理已远不足以“包打天下”。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存在着十分突出的结构性问题,由不平衡向较平衡状态作调整,以及由被动的高代价平衡向积极主动较低代价的平衡作调整,势在必行。而且变不均衡为均衡的过程,同时也就是释放潜力、激发活力、合成动力、打造“升级版”的过程,客观上需要特别发挥供给侧管理的结构调整作用,即力求在短板上增加有效供给。

  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是关键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是依靠供给端改革。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总量规模在全球排名上升到第二位,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以前的不足2%升至10%以上。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近年来,中国人均GDP继续上升,2011年和2012年分别超过5000美元和6000美元,2013年和2014年分别为 6767美元和7485美元。此种巨大规模经济体的长期高速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罕见。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主要是因为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基本路线指导下,在总供给管理角度(制度供给和结构调整)开创性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极大地释放了供给潜力。

  2. 中国经济仍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呼唤实质性的供给端改革创新举措。已有经济理论认为,支持经济长期增长的要素主要有五个: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国际经验表明,各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三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两项的贡献更大,并且极其关键。所以,中国新时期的增长动力构建,实为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与民主法治化发展过程中,由五大要素动力源合乎规律的优化重构而成的混合动力体系。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这几个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与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释放经济社会潜力,增强经济增长活力。

  (1)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人口总量世界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为代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向工业领域的巨量转移,是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贡献因素之一。但据学界测算,在2011年前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2012年后社会劳动适龄人口规模每年净减少数百万人,以低廉劳动“无限供给”为特征的劳动力转移及劳动适龄人口充裕状况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和支持,已现颓势。近年各地不断出现的民工荒、招工难以及劳动力工资水平明显上升,就是明证。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结构已明显老龄化。在未来不到10年间,中国将步入超老龄化社会,速度之快超过日本。通观全球人口与国力变化史,人口基数与结构的变化对国力、国运长远而言带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执行的以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人口政策,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稍感欣慰的是,放开二胎政策已开始实施。

  (2)土地制度僵化落后,自然资源粗放、低效耗用。中国土地及相关自然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供给机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十分明显。随着城镇化发展,大量邻近城市的农村土地(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等)通过各种形式转化为城市发展用地,这本是城市化题中的应有之义。但是,由于现行土地管理制度过于僵化,未能形成与时俱进的供给机制,引发诸多社会冲突与群体性事件,以及“小产权房”等棘手难题。除土地之外,在其它各类自然资源方面,也存在着比价关系严重扭曲、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缺失、以及政府发展经济急切而强烈的动机之下的粗放、低效使用等问题,并造成近年来各方面有深切感知的、公众意见十分强烈的各类水体、土壤、大气污染以及资源能源挥霍式耗用等严重后果。

  (3)金融压抑明显,对实体经济的多样化融资和升级换代支持不足。无论是从国内储蓄还是外汇储备上看,中国似乎都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但从资本的使用效率上看,从实体经济得到融资支持的程度上看,中国金融领域存在的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又可居世界之冠。一是利率市场化到现在仍未走过“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关键性路程。二是金融市场主体“大小不均”,主体的国有比重过大而民资外资比重过低、超级银行占比过大而中小型金融机构占比过小。三是资本市场结构不合理,主板市场占比过大而创业板、新三板、场外股权交易市场还严重不足。四是除银行间投融资体系高利差抬高融资成本之外,设租寻租、“红顶中介”等,又将创业创新活动的综合融资成本抬得更高。这些导致长期以来对经济增长贡献可观、特别是对就业贡献最大的广大中小微企业,得不到较充分的融资供给,实体经济升级换代“突破天花板”得不到投融资供给机制的有力支撑,“三农”领域的金融支持也始终盘桓于政策倡导层面而实质性进展十分缓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面临的实质性融资门槛仍然比较高。

  (4)教育体制扭曲、僵化,科技创新驱动力弱。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应当而且必须强化创新驱动,已成为各方共识。但从进展看,科技研发的创新活力和相关人才的培养、供给机制,被行政化、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种种违反科研规律的不当制度机制所遏制。虽然一方面中国科研人员的论文发表数、专利申请数快速增长、已名列世界前茅,然而另一方面科技成果向产业、市场的转化率不到10%。究其原因,相当重要的前置环节——教育领域,即人才培养体系中,由于严重的行政化、应试教育化等而窒息创造性人才的生长,形成“钱学森之问”这样的难解之题;具有支撑意义的基础科研领域中,激发科技人员潜心研究的体制机制不到位;应用研究中,一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明显滞后,二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三是支持保障机制落后,四是狭窄的部门利益形成“条块分割”式创新阻碍和资源条件共享壁垒。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贾康

深化供给侧改革 释放中国增长潜力(下)

    (5)政府职能与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给仍严重滞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获得的巨大增长和进步,与政府管理理念的改变、职能的调整、方式的转化、体制机制的不断优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职能的优化进程与制度变革的推进,已经大为滞后。一是关键功能不到位。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功能应是维护公平正义和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但实际生活中,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受到过度垄断、设租寻租的困扰与损害,制售假冒伪劣等不良行径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监管和打击;应有的公共服务被管理部门与环节上的“权力最大化、责任最小化”之争和扯皮推诿所销蚀;应履行的政府社会发展管理规划职能,其形态与水平明显落后于时代要求,各方一再呼吁的把经济社会发展、国土开发整治、城乡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园区和主体功能区“多规合一”,始终未有实质性进展。二是关键和重点领域改革不到位,土地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人口战略调整等,大都慢于社会预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首先由政治局审查通过的财税配套改革方案,实施中已出现与时间表要求不匹配的明显迹象。三是政府支持经济发展手段方式陈旧,仍然习惯于以“政”代“经”,以“补贴”、“优惠”、“专项”等吃偏饭方式,代替扎实的市场环境打造与市场基础建设。四是政策机制的设计质量往往不高,效果还有待提升,如政府主推的棚改、医改、中心区域交通体系建设等,大方向正确但方案有纰漏、缺陷不少。

  3. 新供给经济学首先是改革经济学:攻坚克难是改革的统领,“守正出奇”是改革的关键。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追求后来居上的现代化,为成功实施赶超战略,在政府职能方面必然要有意识地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紧密结合,尤需做好供给管理。这既是基于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亦是基于当下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还基于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近年来在调控、管理经济方面一系列经验教训的总结。特别应当注重制度供给,在新的时期以全面改革为核心,来促进供给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以此生成中国经济社会升级版所需的有效供给环境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这是续接和有效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一招”,也是从要素投入、粗放增长转向供给升级、集约增长,引领市场潮流而创造需求,切实联通“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式结构调整的主要着力点。

  新供给经济学的思维重点,首先强调从增加有效供给角度实施制度供给创新和结构优化,衔接从短期到中长期目标的运行调控。因而,供给管理的手段,既需注重充分尊重市场,又要理性地、“守正出奇”式地引导和建设市场;以经济手段为主,与深化改革优化制度供给紧密结合,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构造“又好又快”发展的持续动力源。

  优化政策,助力供给侧

  1. 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力资本战略。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的“放开两孩”政策出台后,还应当动态推进,后续优化举措。应该将以计划生育为手段的重点针对体制内的人口控制,过渡到以整个社会全面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的人口战略,并进一步调整为以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战略。促进人口流动、适当吸引移民也应当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重要内容。

  2. 积极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土地是被称为“财富之父”的根本资源,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也是供给管理的极重要内容。土地制度改革事关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需要积极审慎、长远谋划。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方面(涉及集体经营用地、农民承包地和宅基地)。建议积极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有关精神,明确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和途径;建立健全市场交易规则和服务监管制度,积极总结借鉴重庆等区域以“地票”制度处理远离城市中心区的农民在农地“占补平衡”框架下分享城镇化红利的经验。全面推动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的确权、流通、转让及租赁制度,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探索农民住房保障在不同区域户有所居的多种实现形式。

  3. 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针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失衡、功能不全和金融抑制,全面推进金融改革。一是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适当降低国家持股比例,提升社会资本持股比例;二是积极发展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三是在政策性融资机制创新中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开发性金融、农村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服务体系;四是依托存款保险制度积极发展一大批社区银行、村镇银行,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引入民间资本或将现行的民间放贷机构合法化,增加金融供给主体和金融产品,健全小型、微型企业融资体制,并引导小贷公司按“资本金融资、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原则发展,改进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五是全面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实现市场化定价;六是以显著提升直接融资比重为目标,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覆盖全国的股权交易市场(三板),并推动“大资产管理公司”建设;七是提高金融业稳健性标准,积极稳妥地推进银行业实现第三版巴塞尔协议,防范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牢牢守住发生系统性风险、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八是加强金融业监管,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九是做好准备,适时实行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支持人民币国际化。

  4. 通过改革,切实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结合当前企业的实际情况,应以“负面清单”原则,创造“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一是以自贸区为标杆,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门槛、减少准入控制;同时改革监管方式,优化服务,推动全国统一的行政审批标准化改革,建立覆盖所有法人、自然人的全国性信息信用系统,执行统一的市场监管规则,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交易成本。二是适度降低社保缴费率,同时加快推进实施基本养老社会保障全国统筹步伐;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可结合调入国资经营收益等机制。三是进一步清理收费,降低企业实际综合负担特别是税外负担。在深化财税改革厉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注重彻底切断行政审批与收费之间的利益关联,分类重建收费管理的体制机制,将“准税收”性质的收费、基金尽快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使用者付费”性质的收费、基金应加强成本核算与信息公开;行业协会、中介组织所提供的服务收费应打破垄断、增强竞争、压低负担水平;对“红顶中介”、设租寻租所强加的企业负担,更应结合反腐倡廉来彻底消除。

  5. 大力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培育高水平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面对新一轮生产力革命的挑战,中国需要在高端“买不来的技术”领域靠原始、自主创新艰难前行,在中高端依靠全面开放和“拿来主义”、“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与“集成创新”结合,最终建成“创新型国家”,完成从工业时代经济向与“第三次产业革命”接轨的“中国新经济”的转轨。可以预计,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高铁式重大装备制造业、生物产业和纳米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插上“互联网+”的翅膀,正在或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为力求主动,必须积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支持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和推动自主创新的积极性。要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重视培养引进高科技领军人才;培育创新文化,保护创新热情,宽容创新挫折,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全社会氛围;多元化支持从发展基础科研、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各个方面的自主创新,提升创新绩效。要充分遵从科研规律,以激励有力、制约到位、分配合理、管理科学的制度规范,调动全体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使科研投入的绩效水平得到提高。

  发力供给端的以上举措,离不开中国行政、财政、国企、收入分配、价格、投资等多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的支撑。第一,“结合式”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部制改革和“多规合一”制度建设。第二,继续深化财税改革,支持政府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第三,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的转置。第四,改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相关制度,打造“橄榄型”现代社会结构。第五,以满足公共服务需求、优化结构和调动潜能为大方向,积极理顺基础资源、能源产品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积极实施选择性“有效投资”和PPP机制创新。

  总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到达一个非比寻常的关键时期和历史关口,仅以短中期调控为眼界的需求管理已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应当及时、全面引入以“固本培元”为主旨、以制度供给核心、以改革为统领的新供给管理方略,针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共收疗效。为适应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中打造有效动力机制的总体要求,亟应注重从供给侧入手,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从微观主体即创业、创新、创造的市场主体层面,释放经济社会的潜力、活力,托举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加快增长方式转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扫清和拓宽道路。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贾康

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有底气

    中国在改革开放长达33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均9.9%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当人们习惯于这个高速增长之后,对2012年以来中国增长减速,就容易产生疑惑。即使那些曾经高度赞誉中国经济成绩的观察者,也不免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产生悲观看法;一些长期唱衰中国经济,一次次喊着“狼来了”又一次次落空的预言者,这回以为终于被自己误打误撞说中了;还有一些投机者,以为中国增长的减速为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跃跃欲试地要做空中国经济。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这些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误判,一定是产生于错误的观察方法和偏颇的理论依据。一旦将这些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错误方法论予以澄清,必将拨开悲观论调的重重迷雾,重新看到中国经济前景的一片光明。

  快与慢的经济发展规律

  宏观经济学本来是由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部分构成的,但是,专注于周期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增长视角。主流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作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现象来进行分析,因此,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而在增速下行的势头始终未能触底的情况下,便会表现出过分悲观的情绪。然而,把这个方法论应用于观察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无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表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可以看到,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国,与之前自身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较,增速有所降低无疑再正常不过。更应该关注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还是在2000年—2010年期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时,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弹,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国外经济学家如巴罗教授,从增长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减速。他们认为,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一种赶超现象,是经济增长趋同的成功案例,从趋同递减假说出发,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赶超,中国增长终将减速。这个判断倒是说得通的。不过说不通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预测中国很快就会回归到3%左右的“均值”上来。或许,他是因为终究没能明白,中国以往实现赶超型高速增长,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消除了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性障碍,释放人口红利,现在虽然增长减速,但中国经济赶超的条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底气。并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传统发展动能,培养新的发展动能,我们还可以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红利,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量与质的经济发展内涵

  我们并非盲目乐观,而且毋庸讳言,中国经济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然而,问题不在于增长的速度而在于增长的内涵,即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不仅没有恶化这些问题,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事实上,恰恰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同时,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调走向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经济增长平衡性提高。从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产业发展加速,第二第三产业之间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首次过半,在过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赶超,地区发展更加平衡。

  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新动能开始蓄势而发。例如,有的国内智库根据人力资本含量、科技密集度、产业方向和增长潜力等因素,识别出一些行业以代表新经济,并构造了一个“新经济指数”,发现该指数与传统的采购经理指数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现下行趋势的情况下,新经济仍然保持逆势而上。又如哈佛大学学者用“经济复杂度指数”衡量经济体的出口多样性和复杂程度,中国该指标的全球排位,从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显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开始朝有利于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变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以不变价格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达2.67∶1的峰值后,逐年缩小至2014年的2.40∶1,与此同时,全国基尼系数从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为2014年的0.47。

  改革、增长和稳定的统一

  最近,穆迪分析人员斯卡特表示,中国确立并寻求的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终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放弃其中一个。之所以把三个目标割裂开,赋予其彼此独立且对立的性质,也是由于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本质。一旦我们从供给侧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寻找出路,就会发现,改革、增长和稳定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学上最稳定的结构一样,从供给侧入手,正确选择结构性改革方向和优先领域、分寸恰当并精准地推进这些改革,既可直接达到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可以从其目标即提高潜在增长率来理解。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改革,即属于此类改革,应该放在改革日程的优先位置。例如,在劳动力总规模不再增长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参与率是今后一个时期扩大劳动力供给的重要选择。我们的分析表明,劳动参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为潜在增长率赢得0.88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可以赢得0.99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这方面的改革包括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企业成本和交易费用的政策调整、从体制上拆除不利于竞争的进入和退出障碍等等。由于这类改革着眼于供给侧,无须过度倚重需求侧的刺激政策,因而也降低了金融风险,因此可以打破所谓的改革、增长和稳定“不可能三角”。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昉

金融透视
全球央行货币宽松政策不能承受之重

  一方面是全球央行的全面宽松,甚至负利率;另一方面却是财政政策的缺位

  全球货币政策宽松是各国央行继上海G20会议之后,就全球协力稳增长达成的新共识。具体包括中国央行率先降准,欧洲央行加大负利率幅度,日本央行首次实行负利率,及美联储暂停加息并将全年加息预期次数从四次下调至两次等等,显示在当前全球经济疲软,金融市场不稳定的背景下,全球央行开启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以稳定经济,防范全球金融风险。

  然而,对待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可持续性与面临的挑战,近期也出现了一些担忧之声,笔者也深有同感。当前超宽松货币政策背后却是隐患重重:如发达国家企业大量囤积现金却投资乏力,日本央行负利率、欧洲央行降息之后,日元、欧元兑美元反而大涨,恰恰显示了全球投资者认为货币宽松无济于事,避险与恐慌情绪加大。这些说明货币政策已经有不可承受之重,承担了过多力不从心的责任。若要真正走出危机泥潭,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各国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已经是无法回避的。

  从经济基本面来看,今年1月份IMF将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估从3.6%下调至3.4%,OECD则将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从3.3%下调至3.0%。然而,应对当前经济下滑,传统的货币财政两大政策手段显然有些失衡。一方面是全球央行的全面宽松,甚至负利率;另一方面却是财政政策的缺位。

  如美国债务上限主要受制于两党政治;而德国得益于经济增长和税收增加,2015年居然财政盈余121亿欧元,连续两年没有联邦财政新增债务,考虑到欧元区整体疲软的经济环境,财政盈余的出现无益于紧缩的财政政策。所以一方面欧洲央行竭尽全力放松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德国却在紧缩财政,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

  更为关键的是,危机以来各国经济结构转型整体来看不尽如人意,要走出危机,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美国方面,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到“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美国劳动力市场也不容乐观。更重要的是,美国也会出现混乱与政策失灵。”笔者确实认为,美国经济复苏十分依赖宽松货币政策,如今美国再工业化进程缓慢,高消费低储蓄的格局没有改变,贸易逆差更加严重,税收和医疗改革成效颇微,而资产价格上涨颇为明显,如房价、股票价格不断攀高,金融行业工资上涨远远领先其他行业,加大了财富分化。

  欧元区方面,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创始人达里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到“目前三个主要的储备货币,现在都是运作空间有限。而当权领导的领导力发挥对经济复苏有重要影响。”如今的欧元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问题点燃边缘政治风险,欧洲央行内部从德国央行反对货币政策宽松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发出质疑。同时,欧洲财政一体化之路漫长,劳动力改革、福利制度改革、公共部门改革等进展缓慢也十分沉重。

  日本方面,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以5比4的投票结果通过负利率,说明内部反对声音仍然强烈。同时,日本央行负利率之后,日元反而大幅升值,避险情绪上升,说明投资者对宽松货币政策的信心有所衰退,政策边际效用递减。

  新兴市场方面,前期得益于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资金远远涌入,享受了高速增长也推高了资产泡沫。然而,美联储加息预期出现以来,新兴市场改革滞后的后果得以显现,投资者预期不断恶化,资金撤离风险加大,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股市、债市、汇市的洗礼。

  对于中国而言,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应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实现未来五年经济6.5%增长的关键。而且中国货币政策的空间已经不大,正如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到的,中国杠杆率已经过高,去杠杆也是今年五大任务之一;资本市场发展缓慢与国民储蓄率过高、股票市场发育缓慢、以及民间财富积累相对较少的背景有关。

  如此看来,中国亦需要加速推进改革,这其中改革者的智慧与坚定信念不可或缺。正如李克强总理会见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海外代表时所表示的那样:中国经济未来要保持中高速增长,迈上中高端水平,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与其国家相比,中国仍有财政政策空间,若结构性改革能够切实推进,摆脱货币依赖、重塑经济增长的机会要大于其他国家。

  

瑞穗证劵首席经济学家 沈建光

关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思考

本文在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特征基础上,指出当前人民币并未进入贬值通道,建议通过制度建设,让人民币汇率波动更多和实体经济相关,从而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和风险规避最优化。

人民币汇率波动三个特征

8.11”汇改以及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引发关注。从人民币汇率角度观察,当前人民币汇率波动有三方面基本特征。

第一,此次汇率波动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下调和下降,并非是人民币贬值或人民币进入贬值通道。

我国汇率机制以人民币盯住美元为主,近期虽然人民币兑美元呈现贬值趋势,但兑其他货币汇率依然是升值态势。最新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510月,2015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依然为升值1.6%。这意味着,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但人民币兑其他货币依然升值。

第二,恐慌心理是此次人民币汇率波动主要原因。

人民币价格连续下降不是因央行政策导致,而是由报价群体行为引起,做市商的恐慌和社会民众的偏激是刺激人民币价格下跌加剧的主因。

笔者认为,央行对中间价参数的调整是根据经济需要来决定,但市场的操作却并非考量经济,而主要关注投资收益和投机预期,这种考量对人民币中间价下跌起到推波助澜的效果。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形成方式是:外汇交易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向所有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询价,并将全部做市商报价作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计算样本,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将剩余做市商报价加权平均,得到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权重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根据报价方在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及报价情况等指标综合确定。

在笔者看来,目前各方对上述汇率机制的理解依然存在盲点,理解不足会影响判断角度与理性评估,进而产生市场与政策的对立矛盾,乃至带来人民币价格连续下跌。

第三,此次汇率波动是顺应国际环境,并非货币竞相贬值。

此前有观点认为,人民币价格走低引发全球货币贬值,但笔者认为,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下,全世界与美元挂钩的货币体占绝大多数,美元汇率作用依然是核心,美元升值才是导致全球货币贬值的关键。

如下数据能佐证上述观点:首先看国际市场上货币贬值先后顺序:从201410月到201510月期间,新台币和韩元分别贬值8%17%,马来西亚林吉特兑美元汇率则下跌28%,印尼盾下跌18%,新加坡元和泰铢兑美元的跌幅也分别达到12%10%

此外,根据最新统计:20155月至今哥伦比亚比索对美元已累计跌逾12%,智利比索对美元汇率重回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印尼卢比跌至20年以来最低点,巴西雷亚尔创下12年来新低,俄罗斯卢布也重跌到20152月的水平。中东欧货币中在哈萨克斯坦放弃对汇率的管制之后,货币坚戈暴跌23%;土库曼斯坦马纳特20151月份大幅贬值了19%,塔吉克斯坦索莫尼贬值10%20%,亚美尼亚德拉姆12个月已经贬值了15%。非洲地区埃及镑贬值22%,尼日利亚奈拉贬值20%

根据上述数据变动得出结论显示,此次人民币汇率波动是顺应国际环境,而非是人民币贬值引发全球货币贬值。

人民币汇率调整的三个特征

基于上述状况,并考虑汇率结构与幅度调整带来的恐慌,笔者从长时期研究、跟踪以及实际操作经历与实践角度看,认为不必对人民币汇率波动恐慌,当前人民币汇率呈现调整主动、调整结构性明显、应对适宜的特点。

第一,调整主动性凸显。央行“8.11”改革措施是强化现有人民币报价机制,即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报价机制,由过去偏激参考离岸市场和远期市场转向以国内银行间市场、即期和现货价格为主的参数,强调以上日银行间市场报价为参数的取向与选择,这表明政策层已意识到人民币价格脱离本土的事实,此次调整主动性明显。

央行主动调整人民币价格,积极提升报价与应价能力,扭转市场价格扭曲现象和倒挂风险,这显示货币监管成熟性逐渐加强,这是积极调控的结果,且这种调控意在保护实体经济。

第二,调整结构性明显。一方面,央行有管理汇率职责,在现有体制下,结构与系统依然可以通过央行的行政指令指引与指导市场。未来汇率管理会更加关注供求和实体经济,而并非关注短期舆论或短期预期,这方面趋势会进一步成熟起来;另一方面,汇率机制改革改变了人民币兑美元的报价幅度,当前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但相对其他货币并未贬值,这种调整结构性结果明显。这意味着,央行行为是一种政策推进和行为促进,并非是导致人民币价格下跌原因,更难以形成人民币贬值论据。

第三,调整应对适宜。本轮调整是主动应对国际环境可能的变化风险,尤其是面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态势,顺应调整、主动减压、提前防范姿态积极。在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敏感期,我国汇率调整更显提前、主动、积极状态。

一方面,在美联储加息预期成为市场关注焦点,且新兴市场货币贬值的速度加快的背景下,我国汇率波动是积极应对美联储和美元的潜在变数,顺应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货币调节的周期与节奏,这种主动防控风险意识凸显货币政策的进步与成长。

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已高度融入全球经济,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对美元普遍有所贬值,而人民币保持相对稳定,这给我国出口带来压力。连续多年,我国货物贸易继续保持较大顺差,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相对于全球多种货币表现较强,与全球步调偏离。因此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主动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能及时防控可能产生的风险,这凸显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能力提高。

政策建议

在以上分析基础上,笔者认为,汇率体制调整依然是关注的焦点,建议通过制度建设让人民币汇率波动更直接与实体经济相关联。

从趋势上来看,预计未来我国人民币贬值将会超出2015年。

从阶段性特征来看,人民币汇率曲线波动,有上有下;从趋势性特征看,未来人民币趋势是震荡中贬值为主,升值有限。值得注意的是,此轮人民币贬值已经脱离与美元的关联,独立走势特性十分突出,美元升值没有带动人民币贬值,美元贬值也未刺激人民币升值。

从制度来看,预计我国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完善将面临更多的改进与改革,完善汇率制度与健全外汇市场十分紧迫,尤其是外汇市场的开放与人民币的自由兑换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局面,增强体制制度建设,加大浮动区间范围,促进汇率双边波动修正以及建设与开放外汇市场等,这将是未来值得期待的焦点。具体来看,有以下两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目前我国汇改的最大难点与阻力在于汇率波动乃至下跌的恐慌心理较大,这需要加紧调整与重视。汇率波动必须与实体经济直接相关,没有经济基础的汇率不能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和风险规避最优化。

在笔者看来,货币贬值恐慌已反应过度,有外贸企业从事的已不是外贸本身的工作,而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投机套利与对冲补损,这是政策工具无法发挥诉求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结果,必须积极调整。

第二,由于对投资与投机关注过重,人民币本身没有找到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关联,很难找出均衡汇率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会误导人民币汇率方向,或影响汇率基准水准的把握和采集。这对于我国经济安全和发展本身,包括对金融市场运作和调整本身所带来的复杂性和不利因素更多一些。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也应有它的均衡水平,所谓均衡水平并不是现在市场炒作的人民币暴涨、暴跌局面,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实体经济,预计随着经济基础要素和经济实力的变化,汇率均衡水平也就会体现出来。

作者简介:谭雅玲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

谭雅玲

新常态下银行发展新思路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将呈现新的特点,银行的生态环境也将发生新的变化,准确分析并制定相应的对策,对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者是十分必要的。商业银行需要重点从五个方面努力来应对这种变化。

“新常态”一词最早源自2009年初,在美国举行的一次探讨危机后美国各个经济领域复苏和发展新模式的论坛上,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格罗斯和总裁埃利安,在发言中用“New Normal”来归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可能遭受的缓慢且痛苦的恢复过程。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特点

在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首次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阐释,指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三个主要特点和四个新的发展机遇。三个主要特点:一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四个新的发展机遇:一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二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三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情景更加稳定;四是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他在演讲中还指出,新常态伴随着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透过习总书记的讲话,我们可以看出,新常态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机遇和挑战并存。如何在积极应对挑战的同时主动把握机遇,值得每个行业的从业者深入思考。这里,我以银行经营者的角度,谈谈对新常态的几点认识。

第一,经济增速的趋势性放缓。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不会出现断崖式下降,但可能会以5年或10年为一个阶梯,呈现趋势性的下降,这是常态化调整的重要体现。经济增速的下降意味着过去银行动辄百分之二三十的高增长率将成为历史,依靠规模拉动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不可持续,银行需要走低资本消耗、低成本运营的发展道路,真正构建质量效益型的内涵发展模式。

第二,新技术的运用将带来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面对外部市场竞争、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等严峻挑战,过去的“粗放式”发展方式逐渐转变为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由此带来的是国内产业结构逐渐调整,形成以技术创新、资源节约等为显著特征的新型产业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产能过剩行业如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纺织等传统行业将经历去产能周期,其中有些行业甚至将在智能制造、生态能源、新型材料的广泛运用中消失而成为历史。比如,随着核能发电技术进入3.0时代,火力发电行业未来有可能会消失。还比如,随着智能机器人的出现,未来家庭保姆、医院护士等一些服务行业也会消失。因此,传统产业的没落和新兴产业的崛起,将会逐渐影响银行信贷资源的投向、产品的开发、风险管控模式的设计,等等。

第三,开放的发展理念将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目前,中国正致力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包括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银行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将经历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在这个过程中,银行业的发展将会受到更多来自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比如近期发生的巴黎恐怖事件,导致大量资本从欧洲市场迅速流出,给银行的经营发展带来巨大波动。此外,随着金融改革深化、金融脱媒加剧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传统的银行盈利模式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挑战。

第四,新旧经济增长点的交替将会深刻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当前,最受社会关注的是“互联网+”经济的兴起,即通过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型产业的发展。事实证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整个商业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互联网催生了个体的自由和表达,资源和信息的获取变得异常容易,个体对于组织的依赖程度在降低,个人离开组织也能做其想做的事情;其次,是互联网改变了企业的竞争状态,世界被广泛和轻易地连接,传统的行业、组织稳态被打破,竞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再次是,互联网让跨界竞争变得异常普遍,银行面临的竞争环境比以往更激烈,节奏更快,压力也更大。

新常态下银行生态环境的新变化

经济新常态的直接影响是银行经营的生态环境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利率的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不是为了调节利率水平,而是改变利率(资金价格)的形成机制,使之成为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准确价格信号。回顾全球金融发展史,美国、日本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利率市场化的初期都出现了存贷款利差收窄的现象。2015年以来,中国央行已经五次降息。可以预见,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最终实现,利差将进一步收窄。

对商业银行而言,利差收窄是利率市场化条件下的必然趋势,是资产端收益下降与负债端成本上升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资产端,货币超发是资产端收益长期趋于下降的根本原因。短期来看,“钱多项目少”,银行贷款放不出去,好的资产项目供不应求,金融机构之间竞争激烈,严重挤压了银行资产端的收益。在负债端,存款获取的市场化,各种“宝宝类”产品层出不穷,理财对储蓄的分流,都使银行的负债成本刚性攀升。

第二,融资的直接化、多元化

融资直接化、多元化势必会给银行业造成冲击。最大的影响是,资金“脱媒”加速,银行信贷业务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经济体中都出现过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的浪潮,融资方式直接化、多元化是市场经济体中金融业发展特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产物,是一种阶段性的常态。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我国社会融资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企业融资选择正在发生明显变化。目前的情况是,商业银行的贷款优质客户正在迅速流失。比较明显的趋势是大集团向国际融资,大企业向市场融资,小企业向民间融资,新企业向私募融资。在这个过程中,优质企业通过股权、债权、资产证券化,或者设立财务公司、创业板上市等多种可供选择的方式进行融资,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度逐渐降低,直接影响银行利息收入,同时也变相提高了银行间接融资成本。证券、保险、资管、基金等广泛介入信贷活动,小贷、担保、典当、第三方支付等越来越多地充当融资中介,也使得传统的银行信贷受到挤压。

此外,在融资直接化、多元化的背景下,银行存款稳定性下降,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形成挑战。

第三,互联网的金融化

蓬勃兴起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在短短几年内对传统银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比如支付宝,它只是一个第三方支付公司,甚至没有银行牌照,但却它以很高的效率做了很多银行的业务。互联网金融公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技术进步和监管滞后。由于技术进步,它们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弯道超车,发挥“船小好调头”的灵活性与后发优势,提供更丰富的服务内容。由于监管滞后,它们不受到与商业银行同样的监管,不用采取复杂严密的风险管理流程,也不用承担反洗钱等国家赋予商业银行的义务,得以缩减流程,提供更快速的金融服务。在这种条件下,许多互联网公司的产品,客户体验非常好。一部分客户因此放弃了银行,直接选择了互联网金融公司作为金融合作对象。因此,为了留住客户,银行必须要在效率和服务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不仅如此,社会上对于互联网金融机构的风险比较理解,各种互联网金融公司“跑路”的新闻司空见惯,大家也习以为常。而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大众的理解还停留在较为传统的认识阶段上,容忍度很低。

第四,监管的趋严化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加快推进,“宽进严管”已成为银行监管的重要取向。“宽进”说的是对市场主体准入条件、登记服务方式和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放宽条件。“严管”是指通过信息公开、信用约束等方式,完善长效监管机制,形成严格监管的局面。近年银行同业业务、影子银行业务等受到监管层越来越多的“关照”就是“严管”的明显例证。

可以预见,在监管趋严的大趋势下,监管套利的空间将进一步缩小,依法经营的“红线”将更加清晰,监管问责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违规成本也将不断增加。银行不能再寄希望于通过“打擦边球”“走模糊地带”等方式获利,而是要在合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快金融产品创新,调整营利模式。

新常态下银行发展的新对策

综上所述,未来5年,银行发展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生态环境都将发生显著变化,分析并理解这种变化,将是银行选择应对策略的基础。具体而言,我认为银行重点需要关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经营理念需要彻底调整。真正树立“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如果缺失了这一点,银行将无法在错综复杂的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如何将这样的理念落地,我认为首先在于把握市场机会,选准方向,选择合适的客户和市场,形成专业化、差异化的发展模式;其次是做有能力做的事情。有了客户定位和市场定位,我们就需要结合对客户需求和自身能力的分析,有的放矢,做有能力做的事。如果我们做没有能力做的事,客户的需求就满足不了,“以客户为中心”就会成为空谈。

第二,加快互联网金融布局,充分“触网”。目前,国内银行纷纷将互联网金融业务作为战略发展的重点,这既是应对互联网企业竞争的需要,也是银行满足客户需求、打造轻资产银行的必然要求。就中原银行而言:一是打造智慧网点,实现传统物理网点的功能升级,不断提升客户体验;二是大力发展手机银行,实现基础服务类、支付体系类、生活服务类、特色服务类等产品和功能在电子渠道的上线,提升客户体验,拓展客户来源渠道;三是建立直销银行,整合客户资源和合作方资源,打造开放性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探索云计算技术在银行经营管理中的应用,提高数据挖掘、分析和响应能力,提高运营管理效率和精准营销能力。

第三,提升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能力。未来,经济常态化和融资直接化将带来资产负债结构的重构,而利率市场化和互联网金融发展将导致资产收益的下降和负债成本的上升。从提升自身盈利水平、满足客户需求出发,银行需要综合考虑收益、风险、资源配置等因素,提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具体来讲:

一是提高定价能力,将资产端管理作为银行管理的核心。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存款吸收的市场化、理财规模的不断增长,决定了负债成本的刚性攀升。因此,加强资产端管理,提升贷款定价能力将是银行稳定净息差、提升盈利能力的关键。同时,从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趋势看,非信贷资产占比不断提升。由于配置非信贷资产的资金主要来自主动负债,银行可以根据资产配置的需求来决定负债的规模、期限和价格。因此,重视资产端管理,“以资产定负债”,有利于提高业务开展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增强市场竞争力。

二是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新常态下,银行业将进入一个高风险、低回报的发展阶段,需要银行提高全面风险管理能力。首先是经济减速换挡,亲周期行业的信用风险将不断上升,银行需要提高对各类信用风险的识别和计量能力,建立起以信用风险为基础的定价策略和定价模型,改进风险与收益的匹配。其次是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进入凸显期。银行需要正确处理好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关系,完善流动性风险管理机制,建立多层级的流动性资产储备池,定期进行流动性压力测试,制定风险预警预案。其三是普惠金融下,小贷公司、融资担保公司、个体网络借贷(P2P)等非传统金融机构异常活跃,相关风险呈现出向银行体系传染的趋势,银行需要坚持合规经营,严格防范操作风险。

三是建立完备的产品体系。新常态下,加快产品创新、建立完备的产品体系将是银行应对市场环境变化、客户需求变化,追求差异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各家银行巩固存款、扩大收入、维系客户、促进转型的重要手段。过去,银行产品的特点是标准化、单一化;未来,银行的产品将更多地体现多样化、个性化、定制化的特点,以满足不同类型客户、不同层级客户的需要。比如小微企业类产品要通过加强数据挖掘、优化渠道流程,满足小微企业贷款“急、频、小”的特性;投行类产品要通过结构化设计,满足客户多元化融资需求,帮助企业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

四是构建适应市场变化的经营管理架构。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企业,其经营管理架构体现了经济金融运行特点和与之相适应的银行风险管理的需要。过去,中国经济金融的显著特点是投资拉动和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银行的管理架构是围绕大中型企业的信用风险管理而搭建的体系,而信用风险主要关注成熟企业过去和现在的经营状况,对未来的判断很少,因此,原有的经营管理架构在适应市场变化方面有一定的滞后性。随着经济转型和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银行聚焦的重点将转向创新型中小企业,业务模式也从传统的贷款业务向“投行+商行业务以及围绕特定项目提供综合解决方案转变,面临的风险更多的是投资风险和市场风险。投资风险更强调风险管理的前瞻性,例如对某一个项目进行风险的评价和判断,对成长型企业的潜在风险进行评价和管理。而市场风险主要是交易风险,需要做到快速响应和处置,因此,风险审视的着眼点和相应的流程架构完全不同。

第四,构建优质的商业银行服务体系。构建优质的商业银行服务体系是银行践行“以客户为中心”理念的具体体现,也是获取低成本存款、提升盈利能力的重要途径。

对服务个人客户而言,银行构建优质的服务体系,一方面是通过提升硬件管理、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水平,改善个人客户体验,吸收活期存款。另一方面,是围绕客户需求的上下游进行全流程管理和一站式金融服务,提高客户黏度。例如,针对个人购房者不同时期的金融需求,除提供从按揭购房到设计装修、家具购置的融资服务外,重点发掘个人购房后的二次消费和持续消费需求,如不动产贷款、资产配置,闲置住房投资安排、换房安排等,盘活个人固定资产,创造和提升价值。

对服务大中型企业而言,银行构建优质的服务体系就是打造全流程的交易银行,围绕企业交易活动开展服务,将金融产品服务系统地嵌入核心企业及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交易行为,改善企业交易生态,重塑良好的银企关系。同时,通过提供与企业交易行为紧密相关的产品和服务,银行也能沿企业的交易链条沉淀低成本存款,利用大数据来控制风险。

对服务小企业而言,银行构建优质的服务体系就是满足小企业全生命周期、全方位金融服务需求,整合内外部资源,主动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联合政府的小企业服务机构,打造开放式小企业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同时,改变过去线下点对点、人对人的传统服务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提供场景化的产品和支付系统。

第五,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和信息披露模式。商业银行是经营信用的公共服务型行业,银行提供的服务与公众生活紧密相关,因此公众对与银行有关的各类信息也格外敏感。在社会化媒体日益兴盛的今天,良好的沟通越来越重要。为了增强市场对银行的认知,树立稳健、诚信的市场形象,银行应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和信息披露模式,及时地将发展理念、经营的过程等各种信息跟社会及监管机构充分沟通,实现管控流程的透明化。

作者简介:王炯 中原银行行长

(完)

王炯

民营银行试点进展与发展方向

20143月中国银监会正式启动民营银行试点工作以来,首批五家试点民营银行目前已经全部开业运营,本文在总结试点进展的基础上,期望对民营银行未来的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作为我国新时期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民营银行试点工作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2013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提出探索设立民营银行。同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发《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20143月,中国银监会正式启动民营银行试点工作,第一批5家银行,即深圳前海微众银行、上海华瑞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天津金城银行以及浙江网商银行获准筹建,并在2015年相继开业。20156月,中国银监会颁布《关于促进民营银行发展的指导意见》,民营银行申请受理正式开闸,民营银行试点改革往常态化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民营银行试点进展

20156月,网商银行正式对外营业,至此,第一批试点的5家银行已全部开业。从筹备阶段的定位以及开业后的实际运行情况看,几家试点银行在目标客户与业务模式上既有趋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

趋同之处在于几家银行的目标客户定位与业务范围。在筹备阶段,几家试点银行都对自身差异化的业务定位有过描述,比如,微众银行定位为“大存小贷”、金城银行定位为“公存公贷”、网商银行定位为“小存小贷”、华瑞银行和民商银行则定位为“特定区域模式”(限定业务和区域范围)。初看起来,上述这些定位各有侧重,几家银行的目标客户和业务范围也应有明显不同。但在现实中,由于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不同细分市场之间的界限(比如,大、小的额度如何确定?)很难区分。加之一度受制于监管政策限制,互联网银行账户的功能相对有限,如果继续执行筹备期的方案,既不利于新生民营银行的发展,也不符合市场化的原则。也正因为此,在目前的实践中,几家民营银行在受许可的业务范围上和普通银行没有明显的差异,个人金融业务和企业金融业务都有不同程度的开展,定位基本都集中于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者。当然,由于个人业务涉及的资质限制相对较多,获得许可需要一段时间,早期阶段,几家银行的业务更多还集中在小微企业。

不同之处在于几家银行的业务模式。五家银行中,金城银行、华瑞银行和民商银行更接近于传统银行,并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主要面向区域性客户,通过线下网点提供各种传统金融服务,并配合以互联网渠道建设。华瑞银行主要服务上海自贸区的小微和大众;金城银行定位于天津自贸区,并辐射京津冀和环渤海;民商银行立足温州,以服务温商为主。由于所处的区域经济环境不同,目前三家银行的业务特征略有差异。华瑞银行依托上海自贸区,业务发展较快,其中金融市场和同业业务发展较为突出。截至20159月末,该行总资产接近170亿元,存、贷款分别为70亿左右和37亿左右。实现营业净收入1.34亿元;金城银行业务模式相对传统,立足天津自贸区,增长也较为可观,存贷款规模与华瑞银行大体相当。截至20159月末,该行资产规模接近100亿元,存、贷款分别为60亿左右和35亿左右;民商银行所在的温州地区,在经济总量和金融环境方面与上海、天津相比有一定差距,业务规模相对较小,但也发展较快。截至20159月末,该行资产超过30亿元。

与上述三家相对传统的民营银行相比,微众银行和网商银行的业务模式明显不同。两家银行都属于没有物理网点的纯互联网银行,业务主要针对互联网平台上的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者。由于互联网平台性质的差异,两家银行的目标客户略有不同。微众银行聚焦于使用QQ和微信的个人客户,主要产品微粒贷采取白名单制管理。截至2015年底,共开通白名单客户2034,授信客户352万人,累计在线贷款128.17亿元,贷款余额74.95亿元。网商银行则基于淘宝天猫平台,同时发展小微企业、农户贷款和个人消费贷款。自20159月正式上线第一款融资产品以来,网商银行已服务了30万家小微企业和个人创业者,贷款余额超过30亿元。除了对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者的网上信贷外,两家互联网银行另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平台模式,充分发挥其互联网平台在用户数量上的优势,通过和同业高度合作来连接金融机构和个人,在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的同时获得手续费和佣金收入。根据相关数据,微众银行App代销各类基金理财产品的客户接近50万人,交易金额700亿元,管理资产超过150亿元。

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从未来发展看,几家试点银行的业务重点可能会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互联网金融。对网商和微众这两家互联网银行,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产品和模式创新自不待言。即使是另外三家相对传统的民营银行,互联网渠道建设和互联网金融创新也是必然的发展重点。一是可以充分发挥互联网渠道低成本、广覆盖的优势,弥补物理网点和人力资源的严重不足;二是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可以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为批发式开展小微企业和个人业务奠定基础;三是利用互联网平台可以实现银行“轻资产”的发展,以突破注册资本金较小对民营银行业务发展形成的制约,并达到优化银行收入结构、提高经营效率的目的。

20151225,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个人银行账户服务加强账户管理的通知》,对银行账户实施分类管理机制。其中,类户主要针对互联网银行(直销行)而设。之前,包括微众、网上银行在内的直销银行的账户绝大部分是绑定了银行结算账户的弱实名电子账户,只能购买本行理财产品,资金只能闭环流通。而在该《通知》里,类户较之前的电子账户增加了存款及有限额的消费和支付功能。理论上,像微众银行和网商银行这类纯互联网银行可以通过类户吸收存款,其业务范围和未来的发展空间由此可得的到极大的扩展。当然,对电子账户功能的扩展,不仅利好微众、网上这样的纯互联网银行,对一般商业银行的直销银行业务有着同样的促进作用,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各类机构的直销银行探索将进入新的阶段。对实体网点同样缺乏的另外三家民营银行来说,以直销银行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有可能成为突破经营地域限制、拓展客户范围、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手段。

其次是供应链金融。供应链金融是把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及其相关的上下游配套企业作为一个整体,以产业链为依托、以交易环节为重点、以资金调配为主线,将金融服务在整条供应链全面展开。这一模式的好处在于,实现“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四流合一,无须再单独去看大型企业或周围的小微企业,而是把核心企业和中间的上下游作为一个整体,为其提供融资和金融解决方案。民营银行的股东基本都是业绩良好的大型民企,在行业和产业链中居于主导地位。围绕这些核心企业,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和信息,搭建“供应链金融”平台,为核心企业上下游的小微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也将成为民营银行业务发展的一种可行模式。可以在支持产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形成银行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是同业合作。总体上看,几家民营银行的发展思路虽略有差异,但核心基础还是以小微企业为落脚点,与传统银行的主要客户群重叠不多。加之资本金规模较小和监管约束(尤其是对远程开户的限制),民营银行的业务范围和辐射能力受到了严重制约,短期内还难以对传统银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冲击。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营银行与传统银行还会以错位竞争和互补为主,合作空间较大,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渠道方面的合作。与传统银行相比,民营银行在物理网点上处于绝对的劣势,纯线上的网商和微众银行甚至没有物理网点。而在现有监管制度下,部分重要业务的办理必须通过物理网点,这意味着,民营银行只能通过同业合作,共享传统银行的网点资源,才能弥补自身的一些缺陷。二是销售业务方面的合作。网商银行和微众银行所依赖的互联网平台在标准化金融产品销售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余额宝的成功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预计这两家银行会在基金、理财、保险等金融产品的销售上,充分发挥其互联网渠道的优势,通过与传统银行的合作来获取中间业务收入。而对另外三家民营银行而言,在自身业务资质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也需要借助与传统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来拓展产品和服务范围,提升对客户的竞争力。

总体上看,5家民营银行到目前为止的经营状况,虽然亮点不少,但无论是业务规模、产品创新程度还是对现有银行体系形成的冲击,与许多人的期望相比,可能还有不小的差距。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开业时间尚短,许多业务资格(如银行卡业务、外汇业务、理财业务等)还有待批准或受到监管的限制(如远程开户问题),要判断5家民营银行真正的差异化模式,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在我们看来,在战略明确,定位清晰的前提下,随时间的推移,这些民营银行在细分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将会逐渐显现出来。并对整个银行业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作者简介:曾刚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

(完)

曾刚

化解过剩产能的金融方法

    经济金融发展步入新常态后,国家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剩产能如何“去”,不良资产如何“化”、运行机制如何“优”和“谁来组织”,都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公司”)凭借不良资产经营主业优势和全牌照金融运作功能,完全有责任也有能力在不良资产的化解和僵尸企业的退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方面,发挥应有的“安全网”“稳定器”“助推器”作用。

  积极参与并创新化解不良资产,发挥维护经济健康运行“安全网”和“稳定器”作用

  新常态下实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必然伴随着大量不良资产和破产重整,这固然可以借鉴国际的一些经验,但有些新情况和新特点应特别关注。一是新常态是较长时期的常态,财政、税收和人民银行的货币发行收入难以像过去那样直接承担损失,应该通过相关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引导市场资源向不良资产行业配置;二是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已经是上市公众公司,不良资产应该按照市场化原则,公开、公平地进行交易;三是十几年来市场有了较好的发育,通过市场化处置是一种必然和可行的选择。鉴于此,笔者认为除了在推进商业银行向资产管理公司公开批量转让不良资产外,还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公私募基金、并购基金等创新手段化解风险,具体可以采用以下四种创新操作模式:

  模式一 公募不良资产证券化

  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公募不良资产证券化方式有两种:一是商业银行自己直接发行、资产管理公司为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发行提供发行、投资、增信、后续管理服务,即承担证券化业务中的四个角色,但前提是按照市场化原则定价,各自承担不同风险。二是资产管理公司发行。资产管理公司对收购并重组后的不良资产分类,筛选有较强现金流的资产组建资产池,通过设立SPV,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或交易所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资产管理公司持有劣后份额,甚至提供流动性支持、差额补足等增信安排,通过资产管理公司的信用保险机制,引导外部合格投资者参与优先级证券的投资,公开发行后,由资产管理公司做好后续管理服务。资产管理公司发行公募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简要交易架构如图1所示。

  在此业务模式中,资产管理公司凭借全牌照优势,可同时充当不良资产证券化之收购人、发起人、发行人、管理人、投资人(次级)、增信人六个角色,覆盖不良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全流程,大大提升了业务的服务功能和运作效率。

  模式二 私募不良资产证券化

  政策安排上可以让资产管理公司多做一些私募不良资产证券化。具体操作思路如下:资产管理公司从商业银行收购不良资产后,通过对分类后的不良资产的合理估值和定价,进行信托、基金或资管计划的分层设计(即设立SPV),并适当提高劣后比例,由资产管理公司持有劣后份额,同时引进合格投资者投资优先级份额,尤其鼓励商业银行的高净值人士参与优先级投资,不良资产出售后继续委托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后续管理。资产管理公司私募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简要交易架构如图2所示。

  此模式相比公募不良资产证券化主要是少了公开市场发行这一环节,不良资产通过SPV直接与投资者对接,无须发行证券再由投资者认购,操作相对更为便捷。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充当“六位一体”角色,全程参与不良资产的化解。

  模式三 不良资产专项基金

  针对不良资产特性,分行业、分区域组建专项不良资产基金(包括为化解不良设立的并购重组基金),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持有少量劣后份额,然后以基金的名义收购和持有不良资产,资产管理公司是实质管理人,通过对收购后资产进行细分甄别后,采用债务重组、债转股、资产转让、资产重组、企业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资产整合等专业运作手段,必要时对资产进行经营改善,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到期进行清算向投资者分配收益。简要交易架构如图3所示。

  模式四 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

  REITs是有效化解我国房地产领域不良资产和盘活巨量缺乏流动性的商业物业资产(不动产证券化)、去房地产库存以及为社会资金创造稳健长期收益的重要创新金融工具。按照当前国内市场上出现的类REITs(目前国内还未有真正意义的REITs)产品,具体有两种操作模式:一是在选定适合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商业物业资产后,可以通过设立发行资产支持计划募集资金,购买该项资产,以资产未来产生的租金收入及处置收入向投资者支付利息和本金;二是对于以项目公司形式存在的基础资产,先设立契约型基金,对项目公司进行收购,再以契约型基金份额为基础资产发行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在交易所固收平台挂牌转让),对外募集资金,私募基金份额收益则来自于其基金资产中商业物业资产的租金收益和未来资产增值收益。在REITs发行过程中,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充当发行人、管理人、投资人、增信人等四个角色。REITs的简要交易架构如图4所示。

  积极参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发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器”作用

  资产管理公司依托丰富的问题企业重组和投行业务经验以及多元化的产融结合资本运作平台,可以在配合国家实施化解过剩产能、出清僵尸企业以及防范化解因担保链等引起的局部金融风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创新引领作用。总体的思路是:由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专门的基金管理公司,同时选择有政府背景的机构,合作设立重组并购基金,即并购基金同时拥有两个普通合伙人(双GP),其中政府背景的公司核心是发挥重组并购的行政角色,包括负责出清、重组并购企业和项目的确定,财税、金融和职工安置等支持政策落实,参与基金部分劣后的投资以注入政府信用等,资产管理公司主要负责金融方案设计、交易安排、资金募集、投后及投资者关系管理等。商业银行可按公允价格向基金转让资产,或因价格认识不一而持有中间和劣后级权益。基金持有债权后可全力推进企业重组。资产管理公司正在加大与地方政府合作,共同推进此项工作。例如,中国华融旗下的华融渝富基金管理公司已与重庆市政府设立产业整合基金,升级合作模式;中国华融与山西省政府合作组建了华融晋商资产管理公司,一项主要的功能定位就是为山西省煤炭、钢铁等过剩产能的化解和转型升级提供综合金融解决方案。

  基金的运作要以国家政策支持整合的重大项目为切入点,在政府的支持下,对拟化解的过剩产能项目进行分类,如按照企业经营状况分为直接破产清算、重组兼并、转型升级等类型,进而设立各类子基金,发挥政府“引子基金”功能,同时发挥政府设立的产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对资产管理公司和兼并重组项目贴息的杠杆作用,并寻求与行业龙头或上市公司合作,通过基金公司和合作方设立特殊目的公司(SPV),必要时基金公司可给予先期资本金支持,然后通过银行并购贷款或基金募集后续资金,以特殊目的公司为桥梁,充分运用债务重组、债转股、资产整合等运作手段,帮助其实现并购具有重组价值的目标企业,实现产业链的完整布局和行业转型升级,即所谓的“PE+行业龙头公司”或“PE+上市公司”模式。简要的交易架构如图5所示。

  政策建议

  为发展和完善中国的不良资产证券化和过剩产能企业并购重组市场,并更好地发挥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化解不良资产和出清过剩产能的作用,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研究和出台不良资产证券化、REITs政策,为完善市场准入机制创造有利条件。当前,国内对发展不良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必要性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具体操作上尚缺乏统一的标准,特别是在资产池组建、定价方法、出表处理等一些关键技术方面尚存较大争议,同时,买方市场培育尚不成熟,致使不良资产证券化市场裹足不前。为此建议,一是人民银行和其他监管机构加大研究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发行管理办法,统一明确资产池组建、会计、税务、附属抵押物处理等技术标准,为不良资产证券化在交易所或银行间市场发行提供畅通的渠道。二是有关部门将REITs作为金融创新产品进行研究,出台相关办法,完善REITs运行机制,明确资产管理公司等机构可介入这项业务。三是放宽对不良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准入,拓宽投资者范围,尤其鼓励银行高净值客户理财资金直接购买私募资产证券化非标产品,培育买方市场。四是准许商业银行投资分层级受益权产品,解决对优先级增信和资产定价问题。

  第二,给予资产管理公司相关金融、财税政策及司法支持,以发挥积极作用。在金融支持政策方面,建议对资产管理公司提供商业化再贷款、中期借贷便利、发行优先股、在A股上市、定向增发等融资支持;支持资产管理公司采用资管、理财计划、基金等创新方式化解不良资产;适当降低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办法中不良资产包收购业务、债转股投资业务风险计量的权重(可直接定为50%)及结构化产品投资和信用增级业务风险计量的权重(可直接定为100%)。在财税支持政策方面,建议对于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简化损失标准和税前抵扣方式;对借款方以货物、不动产、无形资产、有价证券和票据等抵充贷款本息的,免征资产管理公司受让、销售转让实物或金融资产的契税、印花税、营业税、增值税等;对执行国家政策收购“去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而产生的不良资产,给予资产管理公司相应融资成本一定比例的加计税前扣除政策。在司法支持方面,建议明确政策性处置不良资产时期出台的相关政策和司法解释在现阶段仍然具有法律和政策效力;依据《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规定,保障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抵押权人的权利;支持资产管理公司以转让不良资产收益权或其他创新方式开展不良资产业务的认定标准;对资产管理公司开展的债务重组、问题企业重组等业务,统一司法裁量标准,维护资产管理公司的合法权益,防止企业逃废债行为;支持资产管理公司债转股及参与公司治理、分红及股权退出等正当的权利。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赖小民

创新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小微企业

  中国资本市场正走向金字塔结构: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等交易所场内市场位于金字塔的顶端,新三板、区域股权市场、券商柜台交易等场外市场位于底层,再往下一级还涵盖了众多PE、VC等股权投资机构,以及越来越多的天使投资者,它们与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形成良性互动。资本市场的多层次性以及不同层级间的差异化定位与转板机制,有效契合了企业的生命周期,为小微企业从孵化到成长再至成熟的不同阶段,提供了资金融通、股权流转、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全程化、立体式的服务与支持。

  多层次股权资本市场服务小微企业的现状与不足

  在小微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资本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2013年底新三板大幅扩容以来,大量中小微企业挂牌新三板,并通过新三板开展持续融资与资本运作;再者,中国各地区域股权交易中心相继成立,挂牌企业近2.5万家,成为各区域整合企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不过,整体来看,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仍旧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仍旧不够。

  虽然全国各地资本市场在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不尽相同,但也有共性。为了对问题的分析更加透彻,本文选择了一个代表性区域——河南省,进行典型性分析。

  1.主板上市企业以传统周期性行业为主,证券化率偏低。目前河南主板市场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上市企业数量偏少,证券化率过低。较少的上市公司数量以及较小的公司规模,意味着区域内的产业关联效应较弱,不能较好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小微企业协同发展。二是上市公司过于偏重传统周期性行业,工业、材料、能源等第二产业中的重资产行业上市公司数量合计占比超过50%,服务业的上市公司数量偏少。而从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全国小微企业发展报告》来看,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是小微企业的主要诞生地,占比接近50%。若主板市场过于偏重传统周期性行业,实际上是遏制了小微企业的成长空间。

  2.新三板挂牌企业的融资机制尚未有效发挥。新三板是中国多层次股权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新三板挂牌企业数量已突破5000家。伴随2014年下半年新三板做市商制度的引入,新三板市场流动性明显提升,正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为企业股权流转、融资拓展及并购重组提供了重要平台。河南省虽在新三板企业挂牌数量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位居全国第8位,在中部区域排名仅次于湖北省,但挂牌企业尚未充分挖掘新三板的潜能,持续融资机制未有效建立,并且做市转让股票的覆盖比例不高。河南省挂牌企业中仅有不到10%采用做市商交易,众多挂牌企业由于缺乏做市交易导致流动性不足,影响了增发募资及并购重组等核心功能发挥。

  3.区域股权交易市场服务小微企业的能力有待提升。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小微企业股权流转和持续融资、鼓励科技创新和激活民间资本、加强对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支持具有积极作用。自2012年中央提出要规范发展区域股权交易中心以来,全国已有30个省市陆续成立了区域股权交易中心,累计挂牌企业近2.5万家,涵盖信息科技、医药生物、食品饮料、金融等多个行业。河南省区域股权交易中心2015年6月底正式成立,与其他地区相比已经落后,这直接导致了有近500家河南省中小微企业在其他省市的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上市。而从其他区域来看,虽然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众多,但多数存在流动性不足问题,缺乏广泛投资者参与,且融资功能并未有效发挥,多数企业仅是挂牌展示,尚未增发融资。

  4.私募股权投资发展滞后,资本与科技融合度不够。伴随创业板的繁荣发展与新三板的全国扩围,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机制不断通畅,盈利模式不断清晰,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2011年-2014年,全国私募股权投资(涵盖PE/VC)已经超过5000亿元,尤其是2014年度投资金额超过2000亿元,创历史新高。从区域分布来看,私募股权投资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广东三地,合计占比超过60%。河南私募股权投资发展相对滞后,2011-2014年合计投资金额55亿元左右,占比仅1.18%,中部区域中安徽、湖北排名均比河南靠前。

  从上述分析可知,当前以河南省为代表的众多区域资本市场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的能力还很欠缺:主板市场仍以服务于传统重工业为主,场外市场虽然定位于服务中小微企业,但发展仍很弱小。但不可否认的是,从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态势来看,以新三板、区域股权交易中心为代表的场外交易市场将成为未来建设与创新的重点。因此,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对小微企业的扶持作用,一个可行思路就是将新三板及区域股权市场等场外市场建设作为重要切入点。

  打造新三板全产业链,创新小微企业服务模式

  当前在新三板市场建设中,各地仅是在促进企业挂牌方面发力积极,但新三板市场并非简单企业挂牌,而是在于打通多层次股权市场间的有机联系,提供从挂牌前的风险投资,到挂牌后的做市、再融资、并购重组,再至转板的全方位服务,即全产业链模式。

  1.充分发挥直投资金的引导作用。直投的先期介入是拓展新三板产业链条,充分发挥新三板资本平台作用的重要举措。2012年11月,武汉东湖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联合申银万国等成立了国内首只新三板投资基金,首期基金规模为2亿元。随后,各大券商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新三板直投基金,同时众多非券商系风投机构也积极参与新三板拟挂牌企业的股权投资。目前有接近40%的挂牌企业前十大股东中有PE和VC基金,持股占所有挂牌企业总股本的10%左右,同时有超过6成定增项目有PE基金参与。

  为充分发挥直投作用,一是要鼓励发展各类创业投资和产业投资基金,设立地方政府引导的创业投资基金,聘请专业基金管理机构管理,吸引更多社会资金投入,实现政府资金的杠杆效应。二是要充分发挥券商直投的引导作用,通过项目主办及持续督导等手段,识别发展潜力较好、增长空间较大的优质新三板项目,并形成强大的示范效应,撬动社会资本。

  2.加快做市步伐,提升新三板挂牌企业的流动性。新三板做市商制度极大提升了新三板的流动性。目前,新三板做市企业数量虽仅占15%左右,但成交规模已接近整个市场的50%。流动性的改善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挂牌企业增发融资、股权流转、公允价值显现等功能发挥。

  要加快新三板挂牌企业的做市步伐,首先需要新三板挂牌企业充分认识到做市制度的巨大优势与发展前景,并做好企业经营,突出亮点、优化公司治理机制,让做市商有充分意愿为企业提供做市服务,尤其要尽量吸引多家做市商入驻。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公司股权流动性,还为公司未来参与新三板的竞价交易打下基础。因为按照新三板发展规划,未来参与竞价交易的企业主要考虑的就是做市商数目及股权分散程度。其次,作为券商做市商主体,除积极遴选后备做市股票、加大资源库建设之外,还需要不断完善做市制度的流程建设。券商做市需要投放大量资金,购买库藏股票,与PE投资有类似之处。因此券商需要加强对做市股票的深度基本面研究,综合分析备选公司的行业前景、增长潜力与竞争优势,高度重视风险控制。第三,券商做市业务与挂牌推荐、自营、经纪以及研究等其他业务存在一定关联,为避免内幕交易与风险传染,券商需要加强合规建设,在不同业务之间设立必要防火墙,保证合规、合法经营。最后,鼓励非券商类金融机构参与做市业务,从金融供给层面解决当前参与做市的新三板企业数量较少的现实困境。

  3.采用多元化手段,构建新三板企业的持续融资机制。新三板市场挂牌企业的融资方式正在走向多元化。股权融资方面,新三板建立了“小额、快速、灵活”的发行制度,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以事后备案为基础,不限制财务条件和发行间隔。2015年以来新三板股票发行融资持续井喷,仅4月份就已完成115次定向增发,募集资金54.34亿元。债权融资方式, 2014年8月,证监会明确“允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目前新三板已配套制定了挂牌公司发行私募债的相关业务规则,并报请证监会批准,未来私募债有望在新三板实现挂牌交易。质押贷款方面,新三板已经和多家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建立了合作关系,将为挂牌企业提供专属的股票质押贷款服务。此外,从新三板的发展规划看,可转债、优先股等其他融资方式也会陆续出现。

  为充分利用新三板市场拓展融资渠道,各地政府尤其是广大贫困地区要做好政企对接服务,为证券经营机构、基金公司与实体企业牵线搭桥。可考虑举办新三板专项政企对接洽谈会,深入挖掘新三板挂牌企业的融资需求,引导证券经营机构充分发挥资本中介功能,设计开发适应新三板企业需要的证券化产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4.积极筹划向主板转板,拓展挂牌企业的持续成长空间。新三板向主板的转板通道正在不断打通。一是通过IPO转板。2014年1月新三板挂牌企业安控科技在创业板成功首发上市,募集资金1.49亿元,成为典型案例。二是通过兼并收购曲线上市。2014年5月,新三板挂牌企业瑞翼信息被中小板上市公司通鼎光电以定向增发方式收购,瑞翼信息也由此退出新三板市场,实现曲线上市。三是直接转板。虽然境内资本市场目前尚未有这方面的案例,但在成熟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间的互联互通已经相当成熟,如港交所在2008年就显著简化了创业板企业向主板的转板程序。从新三板发展趋势看,直接与主板市场的对接将成为日后转板的主要模式,这将持续拓展新三板挂牌企业的成长空间。

  当前,新三板挂牌企业可考虑抓住日后注册制推出契机,直接采用IPO方式向主板转板,或者主动与主板企业合作,通过兼并收购、定向增发等资本运作手段实现曲线上市。此外,还应密切关注新三板向主板转板机制的政策动向,做好先期研究准备,待政策有所放开,率先实现向主板的直接转板。

  加快发展区域股权交易市场,构建小微企业大舞台

  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有机组成部份,区域股权交易中心可以有效改善区域内中小微高新企业的投融资环境,建立支持各类社会资金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的顺畅通道,缓解企业融资难。下一阶段,要积极借鉴上海、天津等地成熟做法,加大政策扶持与创新力度,积极吸引优质企业尤其是贫困地区的优质企业开展股权托管和挂牌转让。

  1.进一步加大培育拓展挂牌企业的力度。虽然当前各地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已接近2.5万家,但与中国庞大的小微企业存量相比,这一数量仍显不够,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培育拓展挂牌企业的力度,使区域股权交易市场成为广大小微企业均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本运作平台。对各地政府而言,一是可考虑出台对挂牌企业的专项财政扶持与奖励政策,降低企业挂牌成本。例如,浙江有80多个市、县、区级政府出台政策支持本地企业到当地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对挂牌企业的奖励在30-100万不等,安徽、湖北等地也有类似做法。二是考虑对挂牌承办机构给予一定奖励,充分调动中介机构拓展业务的积极性。如浙江对挂牌前100位的企业,按每家挂牌企业20万元的奖励标准,由浙江区域股权交易中心对推荐机构予以奖励,奖励费用由省财政予以专项补助。三是建立增信机制,安排财政资金与股权交易中心共同建立“小微企业发债增信资金池”,为小微企业利用债务工具融资提供增信手段,通过完善的制度建设,激发企业在区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积极性。

  2.积极引入优质投资者,提升股权交易中心的流动性。交易量少、交投不活跃是各地区域股权市场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会严重影响挂牌企业的股权流转、增发融资、并购重组等功能发挥。要突破这个瓶颈,就一定要高度重视投资者的引入工作,积极吸引优质投资者入驻。大力引入私募、风投等机构投资者参与,重点考虑引入由财政和社会资本合作成立的产业引导基金,按市场化运作原则投资挂牌企业,充分发挥引导基金的示范效应,撬动社会资本。完善区域股权交易中心的信息披露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与内幕交易,同时做好风险警示与教育工作,引导投资者理性参与投资。

  3.加强产品创新,打造股权交易中心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场外市场的优势在于机制灵活,监管宽松,金融创新的政策空间较大。从实际运作看,多个区域股权交易中心均推出了较具特色的创新型投融资工具。如上海股权交易中心推出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PE份额转让报价系统、金融衍生品交易系统等产品;浙江股权交易中心推出了资产权益转让业务;齐鲁股权交易中心与山东信托合作,发行国内首只参与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信托产品;重庆股权交易中心与华夏银行合作,推出理财产品的登记、托管、转让服务;新疆股权交易中心推出小额贷款公司的收益权质押服务;福建海峡股权交易中心推出排污权交易产品等。下一阶段,要进一步发挥区域股权交易市场的创新优势,深度调研本地需求,积极开发切合实际的创新产品,尤其是要鼓励加大扶贫类产品的创新力度,以创新型产品为广大贫困地区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4.加强与其他区域股权交易中心的合作,实现共赢发展。各区域股权交易中心在业务发展模式及产品创设上各有不同,既有竞争关系,也存在潜在的合作空间。为充分整合各区域股权交易中心的竞争优势,各地区域股权交易中心可考虑采用紧密合作模式,共同加强技术系统建设,实现市场间的信息共享、信息互通,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充分挖掘实体企业需求,为小微企业提供一揽子、全方位的投融资服务,实现多方共赢;同时积极探索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与场内市场的对接机制,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互联互通。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周小全

尽快引入人民币兑篮子汇率宽幅区间波动(上)

摘要:人民币贬值不可怕,给定中国情况尚好的外汇市场基本面,人民币不具备大幅贬值空间。持续的人民币贬值预期才是宏观经济稳定的最大敌人,贬值预期不仅催动资本外流,还会对投资者信心、国内资产价格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带来严重打击。贬值预期拖得越久,问题越大,甚至会引发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大量消耗外汇储备的市场干预和资本管制都不足以消除贬值预期,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规则和透明度建设才是关键。我们比较了几种能够消除贬值预期的方案,最终建议尽快引入人民币兑篮子汇率的宽幅区间波动的新机制,新机制兼顾了浮动汇率和防止汇率超调。实施新机制需要必要的资本管制措施配合。

关键词:贬值预期,外汇储备,篮子汇率,资本管制

2015811日汇改启动后,人民币贬值预期迅速升温,短期资本外流骤然增加。面对出乎预料的巨大贬值压力,出于对人民币汇率出现“断崖式”暴跌的担心,央行强力干预外汇市场的收盘价格,控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日跌幅度。尽管央行的干预使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但人民币贬值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2016年元旦之后,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又连续下调,引起全球性的不安。如何在防止人民币过度贬值的同时,避免外汇储备的急剧下降,是2016年中国货币当局所面临的严重挑战。

汇率政策和汇率体制改革是高度技术性的工作。书斋研究者所能做的充其量不过是纸上谈兵。但鉴于汇率问题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我们不揣冒昧,望方家和专业人士指正。

贬值不可怕

央行2015811日之后的汇率管理,实际上与2005721日人民币同美元脱钩以来的实践一脉相承。央行在理论上希望让市场供求决定人民币汇率,但在实践中则始终把汇率维稳作为汇率政策的突出目标。

当年,面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央行通过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抑制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其实,影响出口竞争力和进口成本的汇率不是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而是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的贸易加权汇率。过去十年,尽管存在央行的干预,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的波幅与实施浮动汇率体制的其他货币的贸易加权汇率的波动还是不相上下。汇率维稳相较浮动汇率,难说哪个更能稳定对外贸易和投资。更遑论汇率长期低估会导致严重的资源错配和国民福利损失。汇率频繁的短期双向波动会对贸易和投资造成影响。但是,一般而言,短期波动造成的汇率风险可以依靠市场上的各种金融工具规避。

现在,面对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央行通过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抑制人民币贬值。如果说,当年汇率维稳是出于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影响的担忧,那么现在当人民币出现贬值趋势的时候,央行的汇率维稳又是出于对什么的担忧呢?当货币出现贬值趋势时,货币当局往往担心下面四种情况。

其一,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本身就会增加通胀压力。对那些面临信誉危机和严重通胀的货币当局,把本国货币与美元或者其低通胀国家的货币挂钩可能是抑制通货膨胀的最有效办法。这显然与中国当前的国情没太大联系。在通缩形势下,更不存在或绑定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以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

其二,货币错配导致的债务危机。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不能从国外以本币借债(即所谓的“原罪”),对外负债以外币计价,而资产则是本币,由此便带来了货币错配。一旦本币对外币严重贬值,以本币计价的债务负担就会大增,严重情况下甚至触发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中国过去几年外币负债快速增长,近期对人民币贬值的主要担心之一也是加重企业债务负担。然而,实际情况可能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严重。首先,人民币升值预期转化为贬值预期的近一年时间以来,套利者已经开始大规模去外债,外债规模在快速下降,套利者同时也在采取措施规避人民币贬值带来的损失。其次,囤积外债赚取汇差和利差的交易在人民币升值期间大获其利,其盈利能覆盖或者部分覆盖人民币贬值带来的损失。

其三,货币错配导致银行危机。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的重要原因。但是,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金融机构(包括银行)的外币负债对本币资产的比例依然很低。货币错配问题看来并不严重。当然,如果官方数字不可靠就又当别论了。

其四,防止主权债危机的爆发。中国基本上没有外币计价的主权债,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

总之,就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状况来看,中国无需惧怕人民币贬值,正如当年无需惧怕人民币升值。

汇率维稳弊端重重

维稳不应该成为中国汇率政策的主要目标。汇率维稳存在一系列弊端,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汇率维稳使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损害。当前,因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中国经济出现下滑趋势。为了实现6.5%左右的经济增长,在接下来的至少1-2年内,中国需要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需要扩大国债发行来为财政赤字融资。为了刺激有效需求,为了压低国债收益率以支持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国还需要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美联储稳步加息的同时,中国的利率会进一步降低。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外流的趋势必然加剧、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必然上升。货币维稳意味着中国货币当局必须加大对汇市的干预。而这种干预必然导致基础货币的收缩和国内利率的上升。中国需要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央行又希望在实现人民币资本账户下可兑换的同时维持汇率的稳定,这样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典型的蒙代尔—弗莱明三难问题。

虽然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或者其他措施来冲销汇率维稳所产生的货币紧缩效应,但难以拯救货币政策独立性。首先,即便冲销措施可以使货币当局实现其基础货币和短期利率目标,对外汇市场的持续干预导致本币资产贬值的预期的产生,而这种预期又会压缩国内广义货币供给。此即所谓的金融加速器机制。其次,货币当局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和工具存在缺陷,在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欠发达的国家更是如此。在被迫的、变动不居的基础货币投放压力下,货币当局不完美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很难避免短期货币投放过多或者不足的问题。过大的基础货币投放压力和有限的货币投放渠道背景下,货币当局还可能因选择不当的货币投放渠道而导致资金利用效率下降,甚至货币当局的财务损失。此外,冲销政策不仅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恶化、难以持久,在某些情况下,冲销政策还会直接使原来的维稳政策失效。

其二,汇率维稳的成本过高。在存在强烈升值预期的情况下,货币不升或慢升导致套汇、套利活动猖獗和外汇储备急剧上升。在存在强烈贬值预期的情况下,货币不贬或慢贬导致资本大量外流、外逃和外汇储备急剧下降。汇率贬值将提高资本外流、外逃的成本。而汇率维稳则使汇率丧失了调节资本流动的自动稳定器功能。

最近几个月以来,为干预外汇市场,央行已经消耗了数千亿美元。抑制汇率贬值的最直接成本就是外汇储备损失。短期资本外流是造成中国国际收支逆差和人民币贬值压力的主要原因。短期资本外流又主要体现在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贸易信贷、货币与存款和跨境贷款三个项目中的资产增加和负债减少。

当人民币处于升值状态或基本稳定时,货币当局的部分美元资产转换为部分居民的美元资产可以称为“藏汇于民”。但是,如果出于对人民币贬值的担心,居民抛售人民币、购买美元,而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不得不抛售美元、购买人民币则不应被简单说成是“藏汇于民”。这里应该存在一个导致国民福利减少的风险和损失的重新分配问题。在人民币升值期间,由于汇率维稳(不肯让人民币迅速升值),套利(carry trade)交易猖獗,许多大公司赚得盆满钵满。现在,由于预期人民币贬值和其他原因,这些公司已经开始把正常利润和套利利润汇到境外,人民币汇率维稳实际上是在方便其实现“胜利大逃亡”。大企业套利平仓(carry-trade unwinding)导致的外汇储备减少不能说是“藏汇于民”。资本外逃导致的外汇储备减少更不能说是“藏汇于民”。尽管得不到统计数字,但中国资本外逃严重的迹象在海外却不难寻觅。而汇率维稳意味着放弃了抑制资本外逃的重要市场手段,缓慢的贬值则为财产转移提供了足够的时间。

在汇率贬值期间,造成外汇储备减少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投机者的卖空活动。非居民卖空者所得就是中国居民所失。如果离岸市场上的卖空活动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则是“藏汇于非居民”。不仅如此,在人民币贬值和美元升值时期,央行出售美国国债以便获得干预外汇市场所需的美元也可能导致中国的投资损失。中国当年本不该积累超出合理需要的外汇储备,现在又让辛辛苦苦挣来的外汇迅速流失。应该有人算一算在这一增一减的过程中,中国国民福利遭受了多大损失?

在汇率贬值期间,除非借入货币的利率和其他成本足够高,否则卖空贬值货币的投机活动就不可避免。面对投机者的卖空,货币当局可以坚持不贬值。如果货币当局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坚持到最后,投机者就只能铩羽而归。但是,如果外汇储备不足,货币当局最终就不得不听任货币贬值,而投机者就将“饱食远飏”。受攻击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的损失最大。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泰国就遭受了这样的惨重损失。如果根据基本面货币应该贬值到某一水平,而货币当局采取了逐步贬值的政策,理论上,投机者就可以在汇率的每一次贬值中获利,积小利为大利。而货币当局则遭受相应损失。在实践中,投机者是否能够获利要取决于一些操作细节,特别是贬值货币的借贷成本。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新加坡和香港地区之所以能避免遭受严重损失,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两地都避免使本币国际化。由于人民币国际化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复杂性大大增加。我们无从知晓目前在岸和离岸卖空活动的规模,但可以相信,汇率维稳条件下,除非加强资本管制,否则随中美利差的缩小卖空活动就将越来越猖獗。

总之,汇率维稳是以外汇储备减少为代价的,而外汇储备减少不能被简单视为“藏汇于民”。

其三,汇率维稳刺激资本外逃,打压国内资产价格。汇率维稳向市场传递出的信号是供求尚未出清,贬值预期也将因此持续不散,甚至阶段性放大。贬值预期(而不是贬值)是刺激资本外逃的最大动力,国内资产价格也会因此遭受打击。不仅是短期资本会加入这个游戏,长期资本为了保值增值的考虑,也会因为贬值预期而离开中国市场。近期已经有迹象显示具有中长期性质的投资开始离开中国市场。

其四,汇率维稳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汇率是重要的资源配置价格杠杆,汇率维稳打断或者至少是延迟了汇率价格杠杆调节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的功能。

总之,无论是处于升值还是贬值压力下,如果汇率不能迅速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长期偏离均衡水平,都将损害宏观经济稳定、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和国民福利损失、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在人民币贬值预期强烈情况下,汇率维稳政策的危害可能更大。

当前汇率形成机制难解贬值预期

尽管2014年第1季度、2015年第1季度人民币出现过贬值,2015811日汇改之前,外汇市场并不存在强烈的人民币贬值预期。但是811日以后,大多数市场人士预期人民币兑美元将会贬10%,不少人甚至认为人民币会贬值20%。汇率维稳重新成为央行汇率政策的主要目标。

2015811日以来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轨迹显示,央行一直在同市场博弈。当市场人民币贬值预期强化、资本流出放大时,央行强化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令人民币币值不贬反升。当市场的人民币贬值预期弱化、资本流出减少时,央行停止或弱化对市场干预,允许人民币小幅贬值。央行试图通过让市场屡屡“失算”,来“惩罚”人民币卖空者、“打击”以人民币贬值预期为基础的金融活动。央行目前的汇率政策被投行界人士形容为“偷偷贬值”,而中国目前的汇率制度则被归入“爬行钉住(美元)”。

人民币贬值压力可以直接来自经济基本面(或重大的外部冲击),也可以来自政策。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如贸易顺差和长期投资顺差的减少会导致外汇市场美元供给的减少,从而形成人民币贬值压力。给定经济基本面,政策取向也会显著影响外汇市场,比如资本自由流动和资本管制两种政策框架下货币贬值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自由浮动汇率体制下贬值压力会随时释放,而汇率维稳政策下贬值压力则会积累。央行的汇率政策可以影响市场对汇率的预期,而通过对预期的影响又可以影响汇率本身。到目前为止,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对央行汇率政策的猜测决定的。

2015811日以后,货币当局采取了渐进贬值的策略。20158-10月资本流出严重,汇率压力大的时候,货币当局大量抛售外汇稳住了人民币。11月份资本流出缓和一些,货币当局顺应市场供求关系,人民币小幅贬值。当市场看到央行容忍人民币贬值的时候,资本流出再次加剧,贬值压力再次放大。这种渐进贬值的管理办法带来两个影响。其一,其他条件不变,贬值本身有助于释放贬值预期。其二,央行“停停、走走”不断地干预市场,也是在告诉市场:人民币贬值压力没有充分释放,一次干预之后,央行还会“放水”,人民币还会进一步贬值。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由于害怕“踏空”而加入卖出人民币资产的行列。预期贬值的这股力量如果大于预期的释放,贬值压力不会因为过去已经积累的贬值而消除,反而是阶段性地愈演愈烈。这即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人民币贬值预期不会因为已经贬值了3%5%而缓解,反而是愈演愈烈,因为央行的干预传递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信号:市场还没有出清,贬值还会继续。

余永定 张斌 张明

尽快引入人民币兑篮子汇率宽幅区间波动(下)

人民币渐进升值期间所面临的即是这种情景:尽管人民币持续渐进升值多年,但是升值本身不足以化解升值压力,市场还是相信由于央行的干预人民币没有充分升值。当时的汇率形成机制本身不仅不能化解升值压力,反而是传递出强劲的尚未充分升值预期,直到外部经济环境有了剧烈变化,人民币升值预期才开始分化和逆转。

央行虽然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有能力把汇率维持在它希望维持的水平上,因而能够控制市场的短期预期,但却不能控制市场对人民币贬值的中、长期预期。如果在未来一两年内基本面没有好转,人民币贬值预期就将继续存在。在听到越来越多的“好故事”之前,无论央行如何干预外汇市场、控制汇率的变动方向和幅度,市场上人民币贬值的长期预期都不会变化。一有风吹草动,或央行一旦放松干预,资本外流和外逃就会增加、人民币就会掉头贬值。在这种情况下,央行的“爬行钉住”最终是否能够使人民币汇率平安着陆,最重要的条件是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外汇储备。

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截至201511月底为3.44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传统的充足度规模。然而,近年来出现了用外汇储备与M2比率来衡量外汇储备充足度的新标准。对固定汇率国家而言,这一比率应该达到10%20%。中国的M2余额达到137.40万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16.45计算,则对中国而言,比较充足的外汇储备规模应该为2.13万亿~4.26万亿美元。这就意味着,如果人民币继续钉住美元汇率,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继续放开资本账户,则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未必够用。

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显示,当前外国银行对中国各类实体的债权约为8000亿美元,中国各类实体发行的海外债券未清偿余额约为4500亿美元。我们的估算表明,通过香港地区流入内地的套利资金规模约为4000亿美元。上述三类资金加起来合计1.65万亿美元。截至2015年第3季度末,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存量约为2.85万亿美元。如果未来短期套利资金大举外流、FDI大举汇出留存收益乃至本金,以及国内储蓄加大海外多元化投资步伐,则中国当前3.4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也未必非常充足。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大部分外汇储备投资于发达国家长期国债。由于干预外汇市场需要美元现金,如果中国央行集中出售发达国家长期国债来筹集美元现金,中国依然持有的发达国家长期国债的市场价值可能会明显下跌。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中国央行可以拿出来干预外汇市场的外汇储备(特别是美元),可能小于3.44万亿美元的规模。

由于中国可用于干预外汇市场的外汇储备可能少于我们的想象,由于中国经济正面临去库存、去产能、处理不良债权和培育新增长引擎的艰巨挑战,经济触底反弹还有待时日。即便不考虑外汇储备损耗的福利含义,如果在未来一两年内中国经济基本面相对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市场的人民币贬值预期继续存在,外汇储备依然以每年40005000亿美元的速度下降,央行的汇率维稳政策是否可以持续就令人担忧了。中国应该接受20156月干预股市的经验教训,不要贸然入市抛出美元、买进人民币。这种干预的最大受益者是获利平仓的投机者。如果外汇储备消耗殆尽之时,人民币汇率依然显著高于市场认定的合理汇率水平,一场货币危机就真的会发生了。

人民币兑篮子汇率宽幅区间波动

解决汇率稳定和外储保持之间矛盾的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央行放弃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让市场供求决定人民币汇率。央行停止干预后,市场供求双方自动找到让市场出清的人民币价位,这个价位上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和贬值预期两股力量对等,人民币汇率就可以实现央行长期追求的双向波动。

这种方案的最大问题是短期内人民币可能会急剧、大幅度贬值。因此,必须首先考虑:如果央行不干预,人民币汇率的下降的幅度究竟有多大?目前为止,离岸的远期汇率表明市场预期人民币在两年内会贬值6%左右。但是,一些市场人士表示,如果央行停止干预,人民币会贬值20%25%

但也有理由相信,由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币贬值,人民币的贬值幅度不会过大。在世界经济史上什么时候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经济增速远高于全球平均增速、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金融资产收益率高于美国的国家,这个国家的货币会贬值20%25%!

一国货币的大幅度贬值是否会在该国触发一场危机取决于该国的基本面。即便人民币贬值20%25%,也很难设想这会在中国引发一场危机。例如,在1997年年中到1998年初,新加坡元贬值20%,但新加坡并未出现金融危机。相反,凡是迟迟不肯放弃固定汇率的国家或地区——中国和中国香港特区除外——几乎最终都在耗尽外汇储备之后陷入了危机。近年来,世界各国货币大幅度贬值的事例比比皆是,危机可以导致货币大幅度贬值,但并没有哪个国家因货币贬值而陷入危机。市场人士对人民币大幅度波动的主要担心,是中国企业外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过去一年中,中国企业外债已经大幅度减少,应该不会因为人民币的大幅度贬值而受到不可承受的冲击。

尽管自由浮动汇率有种种优点,由于金融市场的极度复杂性,由于市场参与者的“动物精神”,由于一系列非经济因素的存在,市场可能出现恐慌性反应从而造成过度超调。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可以暂时把汇率的自由浮动放一放,而引入人民币汇率宽幅波动的新汇率制度。

宽幅波动的汇率制度又可分为不同类型。第一种宽幅波动方案的主要内容是钉住一篮子货币,同时设定宽幅汇率波动区间。例如,以当前人民币篮子汇率水平作为中心汇率,定值为100,未来±7.5%以内市场自己定,触及上下限自动转化为钉住篮子货币。央行保持调整中心汇率的权利,但是调整不应过于频繁。

人民币兑篮子汇率±7.5%波幅的选择有一定的任意性。人民币的篮子汇率中间汇率应该没有严重偏离基本面水平。选择7.5%的波幅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其一,波幅太小,给市场留下的空间太小,不能真正发挥市场供求的作用。其二,波幅太大,可能带来严重的汇率超调,对实体经济带来过度冲击。

这个方案中,没有日中间价和日波幅。在波幅区间以内,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变动取决市场供求;在触及波幅上下限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取决于美元兑货币篮子中的其他货币的汇率变动,人民币兑美元可能升值也可能贬值。如果货币当局具有足够的市场公信力,且汇率水平没有严重大幅偏离基本面水平,那么市场汇率会在波幅区间内波动。即便是面临较大的贬值或升值压力,由于有着货币当局的公信力保障——而这种公信力的保障是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汇率将在贴近上下限附近小幅波动。这个方案可以克服“爬行钉住”的一些缺陷,特别是避免打一场外汇储备的消耗战。

但是,如果货币当局公信力不足,波幅空间得不到市场认可,就很可能招致投机者对波幅限制的冲击。此时,货币当局就不得不打一场保卫人民币的消耗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考虑一种稍有不同的钉住一篮子货币制度:即货币当局只公布一篮子货币中心汇率,但不公布篮子汇率的波幅。此时,货币当局内定的波幅应该足够宽,以确保内定的底线决不会失守。这种安排的好处是,由于市场不知道货币当局所能容忍的贬值幅度,市场预期可能发生分化,在触及底线之前,汇率就已经趋于稳定。这种安排应该可以降低货币当局投入一场只能胜利不能失败的决战的机会。退一步讲,在这种安排下,即便已经触及底线,做空力量也已经成为强弩之末。央行守住汇率底线所需弹药会少很多,即便给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打上很大的折扣,央行的弹药也足以守住人民币汇率底线。与当前汇率维稳做法相比其优点是:其一,贬值压力得到较大释放,投机人民币贬值的风险增加;其二,外汇储备的消耗得到最大限度的降低;其三,稳定的篮子汇率有利于稳定对外贸易;其四,随时会因为市场环境变化自发转为双向浮动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相对于完全自由浮动汇率体制,人民币兑篮子汇率宽幅波动是个折衷方案。在这个汇率制度下,特别是在波动幅度不够宽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依然会受到一定限制,外汇储备可能还会动用。但这个方案避免了汇率贬值幅度过大对经济的冲击,兼顾了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和浮动汇率的好处。随着波动幅度的放宽,这个方案与自由浮动方案的区别将归于消失。

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在初期会导致人民币的贬值,在短期内贬值的幅度也可能比较大。这种贬值可能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引起一定的动荡。因而,中国必须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与合作。

资本管制不可缺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无论采取什么汇率政策和建立什么汇率制度,在当前中国都应该加强资本管制以防范金融风险的逐渐积累和突然爆发。2015年以来的一系列事件都已经充分证明,中国还不具备充分开放资本项目和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的条件。

近年来,国际范围内关于金融周期的研究正在迅速涌现。金融周期理论认为,即使一国实施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该国也只能实现短期利率的独立性,而长期利率的波动将依然与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的长期利率变动高度一致。基于这一认识,法国经济学家海伦·瑞(Helene Rey)指出,事实上一国只能在资本流动管制与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二者择其一。前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伯斯法尔德(Maurice Obstfeld)指出,一国政府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面临新的金融三难选择:金融资源动员能力、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

我们认为,无论下一阶段央行是维持当前的汇率维稳政策,还是实施我们所建议的篮子汇率宽幅区间波动,为了避免因外汇储备枯竭或汇率超调引起的金融风险的突然爆发,中国都必须加强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制。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经验证明,资本管制是遏制资本外流和外逃的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资本管制越是有效,汇率改革的空间就越大,为使人民币稳定所需要的贬值幅度就越小,外汇储备的消耗就越少。

如果压力测试证明,无论中国采取什么货币政策和建立什么汇率机制,中国都难以遏制资本外流和外逃,那么,资本管制就成了唯一的出路。最近,中国央行似乎正在默默地强化资本管制,这无疑是令人宽慰的新动向。在推出新的汇率体制之前,应该尽可能堵塞资本管制的漏洞。

小结

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关键枢纽点,也是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关键要素之一。无论是处于升值还是贬值压力下,汇率不能迅速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都将导致资源配置的恶化、国民福利的损失和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在人民币贬值预期强烈情况下,汇率维稳政策不仅代价过高而且不可持续。

813日后央行实际放弃汇改的决定,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陷入僵局。对于我们这些811日汇改的支持者来说,这种结果无疑是令人失望的。中国已经花费了数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来之不易,不是用“藏汇于民”这样的说辞就可以轻轻带过的。“爬行钉住”缺乏可持续性。如果人民币贬值压力持续时间过长,一旦货币当局的干预能力开始受到市场严重质疑,中国就有可能发生一场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

我们希望央行能够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及早恢复以汇率市场决定为目标的汇率改革。作为一种过渡形式,我们建议尽快引入人民币篮子汇率宽幅波动。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无论采取什么汇率政策和建立什么汇率制度,加强资本管制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作者简介:余永定,张斌,张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余永定 张斌 张明

产业追踪
从两会看中国汽车行业的明天

  “站在“十三五”开局的历史关口,2016年全国两会可谓备受关注。今年与汽车行业相关的建言建议不在少数,结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的《“十三五”汽车工业发展规划意见》,可从中展望中国汽车行业的明天。

  站在“十三五”开局的历史关口,2016年全国两会可谓备受关注。来自各个领域的代表和委员提出的议案与提案,某种程度上都反映着中国各行各业未来发展的风向标。

  今年与汽车行业相关的建言建议不在少数,结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的《“十三五”汽车工业发展规划意见》,可从中展望中国汽车行业的明天。

  积极发展智能网联汽车

  3月17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十三五”汽车工业发展规划意见》。规划意见对“十三五”的中国汽车工业提出了八方面的发展目标,其中之一就是“积极发展智能网联汽车”。

  所谓智能网联汽车,业界的定义是:搭载先进车载传感器等装置,融合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实现车与人、车、路、后台等智能信息交换共享,具备复杂的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协同控制和执行等功能的新一代汽车。

  这次汽车工业“十三五”规划意见对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设定了目标:积极发展智能网联汽车,具有驾驶辅助功能(1级自动化)的智能网联汽车当年新车渗透率达到50%,有条件自动化(2级自动化)的汽车的当年新车渗透率为达到10%,为智能网联汽车的全面推广建立基础。

  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是世界汽车工业发展大趋势,更是我国汽车工业向产业链中高端转移的有力抓手。国外的互联网巨头、科技公司和车企在智能网联汽车的技术研发方面都已先行一步,我国亦及时跟进并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在《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中,就明确提出:到2020年,掌握智能辅助驾驶总体技术及各项关键技术,初步建立智能网联汽车自主研发体系及生产配套体系。到2025年,掌握自动驾驶总体技术及各项关键技术,建立较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自主研发体系、生产配套体系及产业群,基本完成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可见,国家已经将智能网联汽车作为与节能和新能源汽车一起重点发展的方向。前不久,国内首个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也在上海安亭镇投入建设运行。

  汽车技术发展的两个方向是智能化和网联化,两者相结合称之为智能网联汽车,也就是把网联汽车和自动驾驶结合起来。而智能汽车的自动驾驶或无人驾驶在今年两会期间也成为了热门话题,百度CEO李彦宏和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分别提出了加快无人驾驶和自动驾驶的立法提案,互联网公司与车企同时将无人驾驶与自动驾驶的立法首次提出,不仅是产业化进程加快和技术进步加速倒逼相关政策不断完善的开始,也反映出国内的无人驾驶和自动驾驶技术进展已经超过预期。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经信委主任牛弩韬也表示,目前芜湖奇瑞和百度正准备联手开发无人驾驶汽车,无人驾驶汽车已经不再是梦。

  节能汽车重视度提高

  在《中国制造2025》中,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被给予了极大关注。在技术细节的描述上,不仅仅包括“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发展,掌握汽车低碳化、信息化、智能化核心技术,提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等新能源汽车,还包括“高效内燃机、先进变速器、轻量化材料、智能控制等核心技术的工程化和产业化能力”。

  在工信部发布的《推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中提到,汽车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除“智能网联汽车”外,还有“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和“节能汽车”。

  可见,在官方顶层设计中,节能汽车的重视度有所提高,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施力点也有了扩展。与之相应的,今年两会关于新能源汽车的提案、议案,也由去年主要围绕纯电动汽车、低速电动车和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建设,转向了混合动力、地方补贴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

  混合动力车型在我国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推广过程中一直处于政策照顾的边缘地带,但无论从节能减排的效果出发,还是技术成熟度与市场接受度考虑,混合动力都不失为传统汽车向纯电动汽车过渡过程中的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选项,全国人大代表、科力远董事长钟发平今年就再度呼吁扶持政策向混合动力车型倾斜。

  他提出的议案包括《关于对混合动力汽车实行按节油率给予补贴、购置税减半征收,加速推广和普及混合动力车,以实现我国节能减排整体目标的建议》、《关于加强对关键共性技术平台的扶持的建议》以及《关于全方位支持混合动力汽车推广普及的建议》等。钟发平建议,在下一轮的补贴政策周期中,对混合动力依据燃油经济性按节油率分档次给予补贴,同时在购置税等税费优惠方面进行顶层设计,支持混合动力车的发展;在城市公交领域示范推广自主品牌混合动力汽车,同时,通过政府扶持和企业合力,共同搭建关键共性技术的创新平台,加强自主混合动力技术研发。

  科技部电动汽车重大项目总体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建议,相关部门应尽快研究制定增程式电动乘用车、增程器等相关能耗测试标准和评价方法。通过对能耗与排放法规的细化与完善,以及支持国内增程器专用发动机的研发,加快增程式乘用车的研发和推广进程。

  纯电动仍是发展重点

  新华社日前授权发布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201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全文,其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和推广以电动汽车为主的新能源汽车,加快建设城市停车场和充电设施”,这意味着相比其他形式的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将成为发展的主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也明确写到:大力发展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重点突破动力电池能量密度、高低温适应性等等关键技术,建设标准统一、兼容互通的充电基础设施服务网络,加强新能源汽车废旧电池回收处理。

  今年两会与新能源汽车相关的提案、议案也与上述文件的方向一致。合肥公交集团客服中心副主任李祥斌建议“国务院尽快出台省级财政对落实推广节能与新能源公交车的补贴政策,重点对车辆购置、充电设施建设、生产运营等进行资金支持”,希望地方财政加大配套补贴力度,为推广应用新能源公交车提供更多助力。

  江淮汽车集团董事长安进提出的两点建议,一是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应该精准到企业的新技术研发层面,出成果后再补贴;二是通过国家强制住宅小区建充电桩、电动汽车不限行不限牌等带一定强制性的措施破解瓶颈,支持电动车发展。北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和谊也认为发展新能源汽车迫在眉睫,并借着两会呼吁消费者选择新能源汽车,为改善空气质量做出贡献。

  全国政协委员、长春鸿达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欣则认为,从供给侧改革出发,政府应加快充电桩建设,还可以采用贴息的方式支持企业研发新能源汽车。

  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则关注到了电动汽车的电池生产和回收,他认为针对电池生产商征收消费税,非但无助于解决真正的环境污染问题,还将使得正规的铅蓄电池企业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张天任建议,要停征、缓征电池生产商的消费税,如果确定要征收,应对于主动进行电池回收、积极履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的企业实行差异化征收,或探索即征即免的模式来减轻企业负担。

  迎合新常态下市场新需求

  在去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中高速、创新驱动、城镇化率、区域化发展等关键词与汽车业紧密相关,指出了我国汽车产销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下市场新需求的所在。

  一方面,创新发展成为汽车行业的必然,除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外,创新驱动还体现在汽车行业新的消费模式和消费理念上,比如当下火热的汽车共享、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活跃二手车市场等等,这也将为汽车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律师协会监事长施杰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在管理网络约车方面,政府应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施杰对打车软件和“专车”持肯定态度,呼吁出租车行业特许授权应该放开,并且对目前网络约车的管理方式提出建议: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人和车。

  全国政协委员、宝龙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健康则认为,雾霾治理要控制大城市人口数量和汽车保有量,征收“雾霾税”、“拥堵费”,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支持,提高尾气排放成本,提高汽车综合利用效率。

  长城汽车公司总裁王凤英的建议则对准了目前中国用车环境依然存在的诸多不公平、不合理之处,比如车主用车便利性差,各环节的税费负担较重等等。对此,王凤英建议破除不合理、不公平的制度障碍,修改与完善现有的用车管理与相关税费法律政策,包括优化车船使用税制度;明确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社会、经营属性,科学分配资源;探索车用燃油阶梯定价制度;提升停车管理的效率;慎重征收拥堵费。

  全国政协委员王欣今年则对油价改革提出了市场化的建议:“‘天花板价’和‘地板价’等行政手段应为过渡性政策,长期可用税费等市场化手段调节,根本还是要加快推动石油体制改革,促进形成有序竞争的市场格局。”

  另一方面,城镇化率的提高也影响着汽车行业的发展走向。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城镇化率的提升将不仅仅带来汽车消费需求的增加,还将全面影响汽车产业的布局,比如在广大乡镇农村地区使用广泛的低速电动车。

  山东时风集团董事长刘义发今年对我国出台低速电动车管理办法提出建议,认为低速电动车是供给侧改革的典型产品,促进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等产品转型升级,量大面广,有效拉动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国家有关部委应该尽快出台低速电动车的分类管理办法,规范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张天任对于低速电动车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表示,当下农村网购市场发展迅速,但国家对快递车辆的管理不够完善,没有构建起一个适合农村道路的物流配送体系,这些制约着农村电商的发展,建议给符合标准的微型电动车上牌照,并对其进行规范和管理。

吴影

中国核电经济竞争力遇挑战

  “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是中国核电建设的基本方针。良好的经济性是核电实现高效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其在电力市场中生存的必要条件。30年来的实践表明,核电不仅是安全、清洁的能源,也是经济的能源。但是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电力体制改革推进,核电的经济竞争力正面临着挑战。

  关于核电的经济性,一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探讨。   

  宏观角度,经济性的评价参考主要是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环境的影响。核能发电不会产生任何直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但在核燃料循环过程中会产生间接排放,其程度取决于不同的环节和所使用的技术。研究表明,即使在排放量最高的情况下,核电的间接排放仍比化石燃料发电的直接排放低一个数量级之多。与同等规模的风电或水电总排放量相比(见表一),核电都不失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低碳技术。

  中国政府提出,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达到20%以上。核能发电将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从宏观角度看,核电的经济性毋容置疑。

  而在微观角度,核电的经济性表现在工程造价、发电成本和上网电价等竞争力指标上。本文重点从微观角度就中国在运核电机组、在建核电机组的经济性和影响经济性的因素作简要分析。

  在运机组经济性比较

  截至2016年1月,中国在运核电机组30台,总装机容量2846万千瓦,全部为二代改进型核电机组。

  在运核电机组造价。中国在运核电机组中,8台机组是上世纪80-90年代引进国外技术建设的,包括:大亚湾、岭澳一期、秦山三期、田湾。其单位造价(比投资)为1658-2077美元/kW,折合人民币为13760-17173元/kW。

  而上世纪80年代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核电站秦山一期单位造价仅为5664元/kW。此后,在引进、消化法国M310技术基础上自主设计建造的秦山二期、秦山二期扩建、岭澳二期等核电机组的单位造价为10986-13426元人民币/kW。

  2005年以后,中国核电发展进入批量化建设阶段,由于实现了二代改进型核电机组的自主设计、自主建设、自主运行,核电设备国产化比例达到80%以上,单位造价预算为12300-13400元人民币/kW,与世界上同类核电机组相比单位造价最低。

  在运核电机组电价如何?2013年1月1日前,中国核电上网电价按成本加利润的办法进行测算,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核批,实行一厂一价政策。2013年6月15日,国家发改委《关于完善核电上网电价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对新建核电机组实行标杆上网电价政策。根据当时核电社会平均成本与电力市场供需状况,核定全国核电标杆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43元。全国核电标杆上网电价高于核电机组所在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脱硫、脱硝加价)的地区,新建核电机组投产后执行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全国核电标杆上网电价低于核电机组所在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的地区,承担核电技术引进、自主创新、重大专项设备国产化任务的首台或首批核电机组或示范工程,其上网电价可在全国核电标杆电价基础上适当提高。

  目前,中国在运核电厂均分布于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2014年,除辽宁省红沿河核电机组的上网电价高于当地脱硫脱硝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外,其他核电机组的上网电价均低于当地脱硫脱硝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与煤电相比,核电在东部沿海地区(包括部分中部地区)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见表二)。

  2015年以来,伴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煤电价格一路走低。2015年全国燃煤机组发电上网电价平均每千瓦时下调约2分钱,2016年又下调约3分钱。以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四省为例,除广东省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为0.4505元/千瓦时,高于核电标杆上网电价(0.43元/千瓦时),其他三省分别为0.4153、0.3737、0.3780元/千瓦时,均低于核电标杆上网电价。核电与煤电相比的经济竞争优势正在下降。

  在建机组经济性预期

  日本福岛事故后,中国政府明确规定,新建核电机组必须符合三代安全标准。目前,中国在建核电机组共24台,其中三代核电机组9台,包括:浙江三门一期(AP1000)2台、山东海阳一期(AP1000)2台、广东台山(EPR)2台、福建福清(华龙一号)2台和广西防城港(华龙一号)1台。

  在建AP1000首批三代机组工程造价(概算)和上网电价预测

  AP1000自主化依托项目三门一期、海阳一期,是世界首批AP1000机组。三门一期两台机组工程投资概算345.70亿元(固定价),总投资401亿元,比投资为16040元/千瓦。海阳一期两台机组工程投资概算344亿元,总投资400亿元,比投资16000元/千瓦。

  以30年作为经济评价期,以工程概算为依据,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专家2013年对三门一期核电站的平均上网电价预测为0.452元/千瓦时,低于当时浙江省脱硫脱硝标杆燃煤电价0.490元/千瓦时;海阳一期的平均上网电价预测为0.451元/千瓦时,低于当时山东省脱硫脱硝标杆燃煤电价0.4549元/千瓦时。2016年,浙江省、山东省标杆燃煤电价分别下降至0.4153、0.3729元/千瓦时,核电与煤电相比的经济性优势已不复存在。

  首台三门1号机组于2009年开工,原计划2013年建成发电,目前实际建设进度比合同工期约有36个月的滞后。设计频繁变更、设备交货延误、无现成经验可循,致使建设工期延长,预计工程造价将增加20%以上,上网电价也会相应提高。可以预期,伴随AP1000机组的批量化、标准化建设,以及国产化比例的提升,AP1000的经济性将得到改善。但与煤电相比的经济竞争力将面临严峻挑战。

  在建华龙一号机组的经济性预期

  华龙一号是以中国30多年核电建设运营成熟经验为基础,汲取世界先进设计理念形成的三代核电自主创新成果。因充分依托业已成熟的核电装备制造业体系和能力,采用经验证的成熟技术,首台机组设备的国产化率可以达到85%,其工程建设比投资预计较二代改进型核电机组增加20%左右。

  AP1000的建造实践表明,一种新机型首堆工程建设的主要难点在于:设计理念的变化引起的系统布置、施工图纸变更;关键核心新设备的成功研制。与采用革新的全非能动安全理念的AP1000不同,华龙一号是渐进改进型三代核电机组,采用经过验证的技术,其主要关键设备均使用基于国内已大量建造的核电设备制造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不存在“卡脖子”的制造难关,这就为打破目前全球三代核电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首堆必拖期”现象创造了有利条件。华龙一号不仅面向国内市场,也是中国核电“走出去”的主力堆型,由于与目前世界上其他三代机型相比投资成本较低,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

  影响经济性的因素分析

  截至2015年底,世界在建核电机组64台,其中在建的三代压水堆核电机组至今无一台投运。投资成本高,工程建设拖期,是目前三代核电面临的两大挑战。例如,采用EPR技术的芬兰奥尔基洛托3号机组,2005年开工,预计2018年投入运行;在法国本土建设的弗拉芒维尔机组,2007年开工,预计2017年投入运行。美国30年首批投入建设的4台AP1000机组,也将延后18个月建成。正因AP1000、EPR高达6000-7000美元/kW的单位造价(比投资),以及首堆(首批)工程进展不理想,使得俄罗斯在国际核电市场的竞争中屡屡胜出。目前,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已持有12个国家的共计36台核电机组的订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3000-4000美元/kW的较低的单位造价。因此,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如何提高核电的经济性,是中国核电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必须面对的挑战。

  (一)提高核电厂自主设计、建造和运行能力

  设计自主化,不仅能充分利用国内人力资源成本优势,较大幅度降低设计和技术服务费用开支,更重要的是通过提高自主化能力,掌握关键设备设计、系统设计和工程设计的技术,掌握核心技术,从而掌握采购的主动权,自主处理在设备制造、工程建设中发生的变化和问题,有效降低工程造价。

  设备制造投资,约占核电工程总投资的50%。设备国产化,对降低工程造价有更直接的效果。特别是对少数只有一个国家、一家企业生产的具有垄断性的设备,更应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尽快打破垄断,获取采购定价的话语权。

  (二)妥善选择、合理利用厂址

  厂址是稀缺资源。核电厂址除要满足核电安全运行要求外,还要关注其对经济性的影响。厂址条件,如地震地质、工程地质,水源远近、水资源充足程度、大件运输条件,大气扩散条件等,都会对工程造价产生影响,在核电厂设计建造中要采取相应措施,妥善处理。

  如果厂址条件许可,并考虑电网布局,充分利用厂址资源,一址多机,同一机型,一次规划,连续施工,可节省工程前期费用以及公用设施、试验、工程管理和施工费用。同一厂址建2台百万千瓦机组比只建1台单位造价降低约15%。

  (三)选择成熟的核电机型

  核电机型越成熟,建设过程中需要研究验证的费用越小,遇到未曾发现和经历的问题越少,发生差错、事故、变更的事件越少,因而需要付出的不可预见费用越少,必然会节省投资。同时,成熟的机型,一般运行可靠性好,能保持持续稳定运行,确保机组投运后的经济性。

  通过设计与设备的标准化、系列化,可节省研制、开发费用,便于工厂优化加工程序,降低设备的制造成本,简化安全审批手续,有利于积累经验和推广应用,从而缩短建设工期,降低造价。

  (四)提升核电建设工程管理的科学性、合理性

  核电建设中的工程管理,包括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以及合同管理等。工程管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水平高低,对工程造价有重大影响。

  加强工程管理的三大控制和严格的合同管理,是在施工中减少、避免差错和工期延长的重要措施。要按合理进度施工,既不要放松要求推迟工期,也不要为保形象而抢进度、赶工期,造成质量、安全隐患,酿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五)提高核电运行管理水平

  上网电量多少,对发电成本的影响最大。因此,提高负荷因子是降低发电成本和上网电价最重要的途径。当负荷因子由75%提高到90%时,上网电价可下降10%左右。

  改进核燃料管理,延长换料周期,缩短换料时间;加强设备状态诊断,延长大修周期,缩短大修工期;延长电厂运行寿命,由40年延长到60年等,都可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在电网调度中,配套抽水蓄能等调峰手段,尽量使核电厂带基本负荷,也可有效降低发电成本。

  (六)增强核燃料循环保障能力

  核燃料循环的费用大体上占核电总成本的20%-30%,而煤电和天然气发电的燃料费用则分别占发电总成本的40%-60%和70%-80%。相比之下,核燃料循环费用占发电总成本的份额很低,这意味着,核燃料循环费用的波动对核电总成本的影响较小。

  在核燃料循环各环节中,天然铀价格对核电成本影响最大。为了规避天然铀价格波动对核电经济性的影响,应进一步加强对海外铀资源的勘查开发,提高供给能力,并完善国家和企业天然铀储备体系建设。

  乏燃料后处理和废物最终处置费用对于其他发电技术属于外部费用,对于核电而言则属于内部费用。根据国际通行的做法,中国已采取设立核电站乏燃料处理处置基金的办法来解决乏燃料处理处置所需要的费用。

  (七)推进碳排放权交易

  按传统经济学的计算方法,各种能源电力生产成本,只包括内部成本,未包括在能源生产利用过程中对环境、生态破坏的外部成本。而核电产业链的外部成本绝大部份已内部化了。从科学、公平的角度评价各种能源的经济性,应该进行能源价格机制的改革,外部成本内部化,让核电等清洁能源固有的优势在经济竞争中释放出来。目前,中国已在7个省市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不仅全部实现了上线交易,而且碳价也比较稳定。按照规划,全国碳市场将在2017年启动。随着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形成,必将进一步增强核电的经济竞争力。

郑玉辉 陈荣

2016年钢铁企业煤炭采购供应工作展望

  2015年,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了两个特点:一是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入中高速;二是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已从第二产业即以工业为主导,调整到第三产业为主导。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带来了能源消费强度的降低。2015年,全国累计煤炭产量为36.95亿吨,较上年减少1.75亿吨,下降4.52%。其中,国有重点煤矿产量累计完成18.76亿吨,同比减少9756万吨,下降4.9%。煤炭需求的疲软,导致全国煤炭销售价格全线下滑,煤炭供求关系进入深度调整期。全国煤炭产量增减变化,如图1所示。

  动力煤价格下行,需求疲软

  2015年,动力煤需求疲软,动力煤价格持续探底。2015年12月30日,秦皇岛海运煤炭交易市场发布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于372元/吨,比2015年初下降154元/吨,降幅为29.28%。考虑运费上调等因素的影响,实际煤价降幅更大,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BSPI),走势如图2所示。

  2015年,全国重点发电企业累计供煤111080万吨,较上年减少15687万吨,下降12.4%;累计耗煤113425万吨,较上年减少10934万吨,下降8.8%。2015年12月底,煤炭库存为7358万吨,环比增加11万吨,增长0.1%;同比减少2097万吨,下降22.2%;可耗用20天,环比减少2天,同比减少4天。

  2016年以来,受冬季北方供暖、春节后企业补库需求的增加和国际大宗原燃料期货价格上涨的带动,国内动力煤价格小幅上涨。截至3月9日,秦皇岛海运煤炭交易市场发布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于388元/吨,比今年年初上涨17元/吨,涨幅为4.58%。但受钢铁、电力等相关行业基本面影响和供需关系制约,此轮上涨难以持续。

  炼焦煤弱势运行

  2015年,钢材价格持续探底,煤炭市场依旧弱势运行。焦炭市场受钢材价格持续下挫的影响,呈现弱势盘整,市场悲观情绪较为浓厚。北方钢铁企业二级冶金焦到厂价为720元/吨,比2015年年初下降375元/吨,下降了34.25%。仅2015年11月份,河北唐山地区3次累计下调焦炭价格90元/吨。伴随着经营恶化,越来越多的钢铁企业加入到限产行列之中。焦炭生产企业亏损幅度逐渐加大,纷纷延长结焦时间,勉强维持生产。炼焦煤各品种与2015年初相比价格降幅达30%左右。

  虽然各煤炭企业采取了现汇、预付和承兑不同价,不同煤种搭售,量价挂钩等销售策略,但煤炭价格未见止跌迹象。为缓解资金压力和规避煤炭价格下降风险,各大钢铁企业煤炭采购供应均维持在较低的库存水平,一般为7~10天,甚至更低。

  2016年1月~2月份,受钢铁行业整体低迷复苏乏力影响,焦炭企业开工率普遍不足,部分国有煤炭企业炼焦煤有涨价意愿,但各钢铁企业普遍不接受,华北地区钢铁企业甚至对地方炼焦煤采购价小幅下调5元/吨~10元/吨。

  进口煤量价双降

  从2012年开始,全球煤炭行业形势严峻,延续至今。中国、印度等煤炭消费大国对外采购量锐减,英国、美国等国家燃煤电厂的退出,以及国际矿业巨头煤炭业务的削减等,加重了煤炭行业的颓靡态势。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累计进口煤炭量为20406万吨,较上年减少8714万吨,下降29.9%;累计净进口数量为19968.2万吨。

  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31日,澳大利亚纽卡斯尔港动力煤价格报收50.49美元/吨,环比下跌6.98美元/吨,降幅为11.1%;南非理查德港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49.30美元/吨,环比下跌16.7美元/吨,降幅为25.3%;欧洲ARA三港市场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48.21美元/吨,环比下跌24.99美元/吨,降幅为34.1%。

  可见,国际煤炭价格与国内煤炭价格基本保持了相同的走势,均进入下降通道。虽然自2015年10月下旬开始,国际煤价出现1个月左右的上涨,但是整体来看,南非和澳洲煤价仍然存在一定的下行空间。随着北半球取暖煤市场的饱和,各消费国加大内贸煤消费份额,价差缩小甚至倒挂的情况等因素交互影响供求关系,可能导致国际煤价继续下跌。

  综合来看,国际煤价仍存在下跌趋势,但震荡跌幅明显减小,预计一段时间内进口煤的价格对中国采购商的吸引力,可能减弱或不复存在。

  煤炭运量下降

  2012年以来,铁路货运价格一直呈上升趋势,共经历了4次上调,平均运价已由2012年初的10.51分/(吨·千米)上调至目前的15.51分/(吨·千米),涨幅接近50%。而在铁路货运量中,煤炭占据了将近50%~60%。铁路货运价格上涨意味着煤炭生产企业再度承受压力,而且在目前买方占据主导地位的煤炭市场中,煤炭企业压力无法向下游传导。

  2015年,在市场低迷的形势下,铁路面临货源短缺、需求不旺的困境,煤炭发运量大减。以大秦铁路线为例,2015年,大秦线完成运量3.97亿吨,较上年减少5321万吨、下降11.8%;侯月线完成运量1.65亿吨,较上年减少2199万吨,下降11.7%。

  铁路运量的降低,与工业生产下行、产业结构调整、煤炭需求下降有着直接的关系。铁路运费多次上调,而国内燃油价格却维持在低位运行,加之更为便宜的天然气汽车运输车辆增加,如以山西省境外300千米的距离测算,吨煤运输成本相差在25元左右。受运输成本的影响,直接导致煤炭用户选择更为经济的公路、水路运输。

  2015年,全国主要港口累计发运煤炭量为6.4亿吨,较上年减少3748万吨,下降5.5%。其中,内贸煤炭发运完成6.38亿吨,较上年下降5.5%,外贸煤炭发运完成522万吨,较上年下降11.9%。2015年12月末,全国主要煤炭发运港口的煤炭库存为2556万吨,同比减少1737万吨,下降30.2%;环比减少492万吨,下降16.1%。

  合理采购须关注四点

  进入2016年以来,随着国家宏观、微观经济政策调整及近期“两会”胜利召开,货币政策略偏宽松,3月1日,央行宣布降准0.5个百分点,加之各地地产新政频出,刺激多地房地产销售量价齐升。市场预期利好钢铁行业,多重因素交织,推涨了期货价格,进一步带动了铁矿石、煤炭等大宗原燃料现货价格的上涨。但国内煤炭对外依存度相对较低,在煤炭供求基本面没有根本性改变的大前提下,煤炭价格上涨的动力明显不足,预计国内煤炭市场将维持弱势整理格局,各钢铁企业对后市谨慎看多,煤炭采购保持合理采购节奏,需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继续稳定与大型煤炭供应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高合同兑现率,保证采购数量,稳定采购价格。推行招标采购工作,培育、开发潜在的客户,挖掘性价比相对较高的可用资源。二是积极培育具备采购优势的区域钢铁企业来发挥价格主导作用。在市场变化的节点,力促国有煤矿的煤价充分与市场接轨,助力战略采购的价格谈判。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进行必要的市场储备,以应对市场突发变化。三是继续推进配煤结构优化调整工作,在确保高炉稳产、顺产的前提下,不断优化采购结构和库存结构,努力提高具有成本优势的气煤、1/3焦煤和瘦焦煤的采购比例,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燃料采购成本。四是继续多途径、多渠道降低采购成本。应积极争取煤炭采购合同话语权,完善合同条款。同时,重新梳理物流运输方式,推动物流降成本工作,利用当前汽运、水运优势,商谈取消部分收费项目,争取铁路运费优惠。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现阶段,“大智移云”成为信息技术新时代的特征。何谓“大智移云”?具体说来,“大”是指大数据,“智”是指智能化、物联网,“移”是指移动互联网,“云”是指云计算。知名市场调研机构IDC曾经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创新平台分三个阶段:1985年以前,全世界以计算机为创新平台;2005年以前,以互联网为创新平台;到2020年之前,移动宽带、云服务、社交应用和大数据将成为新的创新平台。预测“大智移云”将支撑2020年全球信息产业收入的40%和增长份额的98%。

  信息技术发展的基础是集成电路。30年来,CPU运行速度提高了100万倍,内存价格下降到原来的1/45000,硬盘价格下降到原来的1/3600000。如果汽车价格以与硬盘同等的速率下降,那么今天我们买一辆新车只需要0.01美元。如果汽油性能以同样的速度发展,那么现在1升汽油能够使飞行器环绕地球飞行573圈,目前除信息技术外还没有哪一种工业产品有如此高的发展速度。

  当然,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在桌面CPU芯片领域,美国英特尔公司占领了90%的市场,而中国还没有实现规模化商业应用的桌面CPU芯片。现在集成电路进入纳米时代,投片费与代工线的成本都非常昂贵,目前英特尔将CPU芯片产品做到14纳米,生产线的投资高达150亿美元。另外,现在有一种趋势,一些集成电路装备生产公司被国外代工线收购,将来可能没有独立的代工线装备供应商。如果这样,未来我们面临的挑战会更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下决心设立集成电路基金,要改变集成电路发展的被动状态。

  软件定义一切

  软件从互联网环境发展到普适计算环境,用户数量和复杂度剧增,软件的应用无所不至。1972年阿波罗登月飞行器软件仅有4K代码,如今华为传感器是10K代码,日本高铁的列控软件有数百万行代码,奔驰新出的高档汽车软件规模达到1亿行代码,空客飞机软件则有10亿行代码,PC的Windows7操作系统有3000万行代码,苹果IOS和安卓手机操作系统软件也有上百万行代码,软件的规模越来越大。

  但对中国来说,软件也是软肋。微软基本垄断了PC操作系统,苹果的iOS和谷歌的安卓几乎瓜分了手机操作系统市场。苹果最关键的创新是在iOS操作系统上的AppStore,它承载了上百万种应用,实现内容与终端捆绑,形成以iOS为核心的生态系统。与此相对的是诺基亚,向智能手机的转型反应迟钝,向移动互联网发展行动不力,多年的手机霸主竟没有打造起自己的手机生态系统,终于退出手机市场。现在中国不是做不出手机操作系统,而是如何吸引现有的超过百万种应用嫁接于其上,没有丰富的应用就没有用户体验。

  摩尔定律带来计算能力演进

  计算能力的演进经历了从20世纪50年代的大型计算机到60年代的小型计算机,再到80年代的个人计算机,90年代的笔记本电脑,2010年的移动智能终端。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1946年发明,占地170平方米,性能不及现在的计算器。1956年美国航天局用500万美元购买了一台当时最好的计算机cray-1,其性能不如2012年价值400美元的iPhone4。1985年美国国防部更新了超级计算机cray-2,其功能不及现在的ipad2。1997年1GB闪存卡的价格是7992美元,现在只有25美分。这些演进都是摩尔定律带来的。

  超级计算机能力“十年千倍”。现在中国的天河2号超级计算机能力是cray-1的4亿倍,其持续计算峰值每秒33.86千万亿次,已经连续6次蝉联全球最快的计算机,它使用了312万个CPU核,1.6万个计算机节点,但芯片主要来自英特尔公司,正在研发的新一代的天河计算机将要基于自主开发的芯片。

  云计算“无所不容”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每一个单位自建信息化系统是不经济的,不如把自己的数据放在第三方公司的服务器上,第三方公司把它的基础设施当成服务来出租。第三方公司还可同时提供一些软件工具供租用单位开发自己所需的软件。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讲,有工具也并不一定具备软件开发能力,不妨直接租用第三方公司的软件。这里的第三方公司就是云计算平台公司,它还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数据以及数据挖掘的工具以供租用。

  我们的手机早年只能听语音,现在则可以触摸、感知。现在智能手机就是计算机,过去通信公司做手机,现在计算机公司卖手机。智能手机还嵌入大量传感器,与云端的连接使手机具有部分人工智能,可以手势输入、语音搜索和语音翻译等。中国现在生产全世界70%的手机,但是苹果和三星两个企业占了全世界手机利润的90%。2015年第一季度,苹果和三星的利润占全世界手机利润的103%,这意味着其他公司的利润总和是-3%,大部分手机厂商受高通公司专利制约而亏损。

  核心信息技术需持续发力

  第一代移动通信的基站利用频率区分用户,即频分多址,2G的GSM是时分多址,3G的CDMA是码分多址,现在的4G采用正交频分多址技术,把频率、空间和时间的复用因素都利用起来。这么多年来移动通信几乎按照十年一代发展,每一代的峰值速率提高一千倍。目前国际上已经开始5G标准化的研究,5G的用户体验速度是4G的十倍,中国5G拟于2020年商用。5G既要适应高速宽带又要适应物联网的海量连接,新需求推动5G网络架构革新。

  下一代的互联网发展有两条路线,一种是基于IPv6的演进路线,一种是全新的革命路线。美国率先开展下一代互联网的研究,中国期待在下一代互联网弯道超车的机遇。中国在光纤光缆产业上发展很快,中国的光纤光缆产能占全世界的一半,中国每年的光纤光缆市场也消耗了全世界一半的产能。我们可以生产光纤、光缆和光纤的预制棒,但是上游的高纯度玻璃管还需要进口,另外,高端的光电子器件仍依赖国外的产品。

  2015年电信运营商在提速降费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宽带发展状况有了改观,但我们的宽带在国际上还是落后的,宽带化提速降费还面临很大的挑战。除此之外,网络安全问题也需要警钟长鸣。网络安全涉及网络基础设施安全、内容层面的安全和被控制执行层面的安全,即航空、铁路和电力以及银行等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在信息技术与产业发展中,我们还面临频谱资源的挑战。

  综上所述,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相结合的“大智移云”,代表了信息技术发展新阶段的时代特征。“互联网+”开拓了信息技术应用空间,凸显了作为经济增长新引擎的作用。在核心信息技术方面,我们还没有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宽带提速降费压力很大,信息安全形势严峻,频谱资源面临挑战。下一步应当努力的方向则是: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强化企业主体,建设网络强国。

  (本文根据邬贺铨院士在2016年1月23日“信息化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论坛上所作的演讲整理而成,未经本人确认。)

邬贺铨

区域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经济周期测算与分析(上)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经济周期进行测算和划分,并将福建省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进行比较。发现福建经济周期正呈现周期长度拉长、峰位降低、波幅缩小以及与全国经济周期趋于同步的特征。然后,采用HP滤波技术、峰谷走势比较等方法探讨总需求、总供给、价格、信贷等因素对福建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最后,在分析现阶段福建省经济周期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建议。

关键词:经济周期,福建省

一、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经济周期的测算

从福建省经济增长的轨迹看,采用“谷—谷”分类法,改革开放以来共出现7轮较为明显的周期性波动。

第一轮经济周期(19771979年,3年)。1976年是改革开放前期的一个谷位,当年福建经济增速为-0.1%。此后经济快速回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正式实施的1978年全省经济增速达到此轮周期的峰值(17.8%)。1979年受控制投资等影响经济增长回落。在此轮周期中,从1978年的高峰到1979年的低谷,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落差为12.3个百分点。

第二轮经济周期(19801983年,4年)。1980年,受益于中共中央决定对福建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及3月底国务院批准福州、厦门、漳州、泉州4市对外开放,10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等政策,全省消费和投资增速迅速回升,当年GDP增长率达到此轮周期的峰值(18.4%)。1981年国家实施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全省经济增速逐渐回落,并在1983年降至低谷(6.2%)。在此轮周期中,从1980年的高峰到1983年的低谷,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落差为12.2个百分点。

第三轮经济周期(19841986年,3年)。1984年,随着中共中央决定把厦门经济特区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厦门岛、福州市被确定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14个港口城市之一,以及福建着力实施“以智取胜”战略并放手发展乡镇企业,全省经济迅速启动,当年增速达到此轮周期的峰值(17.9%),1985年也高达17.6%。受国家着重解决前两年投资规模过大问题等影响,1986年全省经济增速降至5.7%。在此轮周期中,从1984年的高峰到1986年的低谷,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落差为12.2个百分点。

第四轮经济周期(19871990年,4年)。1986年底福建开始实施“山海协作、梯度推进、分类指导、共同发展”战略。1987年,在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全社会投资和消费增速双双加快的带动下,全省经济增长率迅速回升到13.4%19884月中央批准福建为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赋予11条政策,有力推动了全省经济发展,当年GDP增速升至此轮周期的峰值(14.3%)。19889月初针对一些地方出现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等问题,省政府提出要控制消费基金,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9月底,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把1989年和1990年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在宏观调控的作用下,1989年和1990年全省经济增速分别降至7.8%7.5%。在此轮周期中,从1988年的高峰到1990年的低谷,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落差为6.8个百分点。

第五轮经济周期(19912001年,11年)。1991年福建经济增长重新启动。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1993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改革方向不确定性得到了消除,福建经济活力获得极大激发。从省内看,199210月福建省开始实施“加快闽东南开放开发,建设海峡西岸繁荣带”战略。在内外积极因素的推动下,1993年全省经济增速升至此轮周期的峰值(22.6%)。由于投资和消费过热,物价出现快速上涨,自1993年下半年起国家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19941996年全省经济增速逐渐回落,从20.3%降至10.3%1997年经济小幅反弹到14%,但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带来的出口快速减缓,以及国内通货紧缩压力增大,19982001年全省经济增速再下一个台阶,从10.8%降至8.7%。在此轮周期中,从1993年的高峰到2001年的低谷,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落差为13.9个百分点。

第六轮经济周期(20022009年,8年)。2002年福建经济增长开始新一轮的启动,随着2001年底我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福建出口自2002年起连续6年快速增长(年均增速为23.7%,明显高于之前六年即199620019.9%的年均增速)。2004年福建提出了“建设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构想,并在此后着力启动一批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建设。在出口和投资快速增长的拉动下,全省经济增速在2007年升至此轮周期的峰值(15.2%)。但与此同时物价上涨压力也在增大,国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而且,2007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逐渐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福建经济发展的海外形势越来越严峻。受国内外环境变化影响,2008年福建经济增速降至13%2009年进一步放缓到12.3%。在此轮周期中,从2007年的高峰到2009年的低谷,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落差为2.9个百分点。

第七轮经济周期(2010年以来,目前仍在进行中)。受益于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出口的明显回升,2010年福建经济增速快速上升到13.9%2011年后,随着国内经济步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福建经济增速逐年放缓,从2011年的12.3%逐渐降至2014年的9.9%。进入2015年,经济回落势头仍在延续。

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经济周期波动呈现4个特点:(1)周期长度逐渐拉长。前四轮周期的时间跨度分别为3434年,短周期波动特征明显,属“基钦周期”。第五轮、第六轮周期的时间跨度分别为118年,为中周期波动,属“朱格拉周期”,第七轮周期虽然尚未结束,但也已经运行了5年。(2)周期波动的性质均是增长周期波动。在前六轮完整的经济周期中,福建经济虽有高低起伏的变化,但各周期的谷位年份均保持正的增长率,经济总量并未出现绝对水平的下降;而且各周期的平均位势分别为12.9%12.2%13.6%10.8%14.3%12.5%,都属于较快增长。第七轮周期迄今谷位增速为9.9%,平均位势为11.7%,虽双双低于第六轮周期,但考虑到当前经济总量的基数效应(当前经济增长每1个百分点对应的GDP约为240亿元,而第六轮周期末2009年经济增长每1个百分点对应的GDP约为120亿元,前者相当于后者的2倍),因此,目前看第七轮经济周期增势仍然较强。(3)周期的峰位在进入新世纪后走低,前六轮完整的经济周期的峰位分别为17.8%18.4%17.9%14.3%22.6%15.2%,第七轮周期虽未结束,但从现阶段看,随着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2010年的峰位基本能够确立,当年福建省GDP增速为13.9%,较上轮周期的峰位低1.3个百分点;(4)周期波动幅度逐渐收窄。从各周期的峰谷落差看,前五轮周期分别为12.3个、12.2个、12.2个、6.8个和13.9个百分点,第六轮、第七轮周期明显收窄,分别为2.9个、4个百分点;从各周期的波动系数看,前五轮周期分别为0.510.460.510.340.34,第六轮、第七轮周期分别降至0.140.13

二、福建省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比较分析

根据“谷一谷”分类法对全国经济周期阶段进行划分,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共出现6轮较为明显的周期性波动,分别为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20002009年、2010年至今。为便于比较,也计算出全国各经济周期的相关指标(见表2)。

对比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和全国的经济周期,可以发现:(1)福建经济周期与全国周期逐渐趋于同步。在1977198610年期间,福建经济运行划分为三个周期,而同期全国只划分为二个周期,这与当时国家政策变化关系密切。例如,1980年全国经济增速为7.8%,稍高于上年(7.6%),而当年福建经济增速为18.4%,较上年大幅提高12.9个百分点,增速明显加快与1980年国家对福建省实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政策M4.关系密切(当年福建进出口增长84.5%,明显高于同期全国30%的增速)。19872001年福建和全国的经济周期基本一致,只有对2000年、2001年的周期归属出现差异。2002年后福建和全国经济波动同步性增强,两者均在2007年和2010年见周期顶,2009年跌至周期谷底。(2)福建经济增长一直快于全国。改革开放以来福建7轮经济周期的平均位势都超过10%,最低为10.8%,而全国6轮周期的平均位势有3轮低于10%,第二轮周期最高、也才11.5%。(3)福建经济波动大于全国。在2001年以前的经济周期中,福建5轮周期的波动系数全部超过0.3,除第四轮周期外其它周期的峰谷落差都超过了10个百分点,而全国4轮周期的波动系数有3轮低于0.3,而且各周期的峰谷落差都在10个百分点以内。2002年后福建经济周期的波动系数明显收窄,但仍高于全国。

三、福建省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机制分析

利用目前最流行的HP滤波法分离出经济指标中所包含的长期趋势成份,并进一步分析经济指标的缺口分布情况。HP滤波技术是一种时间序列在状态空间的分解方法,该方法假设经济总量指标由短期波动成分和长期趋势成分两部分组成,即,其中Yt代表第t期的经济总量指标,分别代表短期波动成分和长期趋势成分。HP滤波的基本原理是使满足下面损失函数最小来获得:

其中,λ为正数,称为平滑参数。由于不同的λ取值决定了不同的周期方式和平滑度。张连城和韩蓓(2009)研究发现,平滑参数λ取100HP滤波器能更准确地刻画长期增长路径,而λ取6.25时滤波器能更好地捕捉潜在产出的波动特点。本文更侧重于研究潜在产出的波动特点,因此,这里对λ的取值为6.25

造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既可能是投资、消费等总需求变化引致的,也可能是三次产业等总供给冲击带来的,还可能来自于价格、信贷等变化。因此本文重点考察总需求、总供给、价格、信贷等因素对福建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

(一)总需求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

从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看,在福建省经济扩张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主要推动力为净出口,九十年代以后转变为资本形成总额。表3所示,在第三轮周期的上升期,净出口拉动提升最快,1984年净出口拉动GDP1983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并分别高出资本形成总额和最终消费0.8个、2.5个百分点。在第四轮周期的上升期,净出口的拉动作用仍最明显。在第五轮周期的上升期,资本形成总额替代净出口成为拉动经济的最强动力,1993年资本形成总额拉动GDP1990年提高了18个百分点,并分别高出净出口和最终消费17.2个、21.9个百分点。在第六、第七轮周期的上升期,资本形成总额拉动作用仍最明显。在经济收缩阶段,资本形成总额的下拉效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替代了净出口占据主导地位。表3所示,在第二轮周期的收缩期,净出口下拉效应最大,1983年净出口拉动GDP1980年下降了8.6个百分点,并分别高出资本形成总额和最终消费4.9个、8.7个百分点。在第三轮周期的收缩期,净出口拉动GDP下行了7.2个百分点。在第四、第五、第六轮周期的收缩期,资本形成总额拉动GDP下行效应最明显,分别为7.6个、12.4个和3.6个百分点。

从三大需求的产出缺口看,资本形成总额波动是导致福建经济周期波动的关键因素。根据HP滤波法可以得出,在19772013年的37年中,福建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最终消费分别有30年、18年和16年缺口方向与GDP缺口方向保持一致。而且,资本形成总额的产出缺口变化对GDP缺口的贡献明显高于最终消费和净出口(在资本形成总额缺口与GDP同向的30年中有25年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超过50%,有12年超过75%)。

从三大需求与GDP增速①的波动形态看,福建最终消费与GDP波动的步伐最为一致,从19772013年的37年中,最终消费与GDP同为加快或减缓有31年,其占比(下文称为协同度)为83.8%,其次为资本形成总额(30年,协同度为81.1%),最后为净出口②(24年,协同度为64.9%)。从波动系数看,最终消费较小,反映出最终消费对全省经济周期运行有一定的“烫平”作用。19772013年,福建最终消费增速的波动系数为0.488,低于GDP增速的波动系数(0.522),更明显低于资本形成总额增速的波动系数(1.143)。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宋科进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经济周期测算与分析(下)

(二)总供给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

从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看,在福建省经济扩张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二产和三产作用并驾齐驱,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二产贡献明显上升到主导地位。表4所示,在第三轮周期的上升期,1984年二产和三产分别拉动GDP1983年提高了4.9个和5个百分点。在第四轮周期的上升期,二产拉动作用凸显,分别高出三产和一产2.1个、5.2个百分点。在第五、第六、第七轮周期的上升期,二产拉动作用仍最明显。在经济收缩阶段,二产的下拉效应也占据主导地位。表4所示,在第二轮周期的收缩期,二产效应最大,1983年二产拉动GDP1980年下降了5.2个百分点。在第三轮周期的收缩期,三产拉动GDP下行了7个百分点,高出二产4.6个百分点。在第四、第五、第六轮周期的收缩期,二产拉动GDP下行效应最明显,分别为7个、9.1个和2个百分点。

根据HP滤波法得到的三次产业产出缺口看(图4),在19772014年的38年中,福建一、二、三产均有31年缺口方向与GDP缺口方向保持一致。但二产的产出缺口变化对GDP缺口的贡献明显高于一产和三产(在二产缺口与GDP同向的31年中有18年二产贡献率超过50%。在最近GDP缺口变化显著的2009年、2011年,二产缺口贡献率分别高达75%66.8%),表明二产波动是导致福建经济周期波动的关键因素。

从三次产业与GDP增速的波动形态看,福建二产与GDP波动的步伐最为一致。从19772014年的38年中,二产增速与GDP同为加快或减缓有34年,其协同度为89.5%;一产和三产均为24年,协同度均为63.2%。从波动系数看(表5),在前五轮周期中,三次产业的波动系数大多超过了0.4,这是造成当时全省经济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但到第六轮周期,二产波动系数由上轮周期的0.48明显收窄至0.12,成为全省经济高位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撑;在第七轮周期,二产波动系数略有上升,而三产波动系数降至0.09,低于一产和二产,其对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作用凸显。

(三)价格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价格周期与经济周期关系非常密切。通过物价周期与经济周期峰谷年份的比较(图5),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价格周期的波峰年或者与经济周期的波峰年(1980年、1988年、2007年)同步,或者滞后于经济周期的波峰年(1984年、1993年、2010年)一年;而价格周期的波谷年与经济周期的波谷年完全同步。

造成福建价格周期峰谷年份和经济周期峰谷年份重合(或接近)的主要原因,一是从经济学角度看,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运动实际上是产出水平运动的货币表现。如果发生产出正缺口,表明经济运行中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失衡状态,社会资源过度利用,物价水平就会上涨,产出正缺口越大,物价涨幅就越高,因此当产出水平达到周期的波峰(即经济增速升至峰顶)时价格涨幅也会升至最高位;反之,如果发生产出负缺口,表明经济运行中出现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失衡状态,社会资源闲置,产能过剩,物价水平就会下降,产出负缺口越大,物价降幅就越多,因此当产出水平达到周期的谷底时价格水平也会下探至最低位。二是从宏观政策看,当每轮经济周期逐渐见顶时,由于价格过快上涨,国家都出台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以抑制通货膨胀,这也促使经济增速高位回落。反之,当每轮经济周期逐渐见底时,由于通货紧缩压力持续增大,国家也会出台降息、降准、加大投资等刺激经济的举措。

(四)信贷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关系也很密切。从图6可以看出,在1993年(即在第五轮经济周期的峰位年份)及以前,福建省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是同步指标(除1985年和1991年外),即1978年、1980年、1984年、1988年、1993年都是两者的波峰出现的时间,在1976年、1979年、1983年都是两者的波谷出现的时间,造成两者周期基本一致的主要原因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货币政策作用有限,经常发生一放就乱、一收就紧的现象。而在1993年以后,信贷周期的波峰(谷)均呈现领先经济周期一年的特征。导致1993年后信贷周期领先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渐完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大提升,人民银行根据经济形势变化,通过准备金、利率、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能较好控制信贷扩张或收缩步伐,进而烫平经济周期波动。

四、对当前福建省经济周期的认识和政策建议

(一)对当前经济周期的认识

从经济的需求层面看,(1)投资增速短期看仍将回落。2014年福建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全国走势基本一致,从2010年高位已连续四年回落。2014年全省投资回落主要受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放缓影响,2015年以来制造业投资增速出现回升,但房地产投资增速仍在下行。(2)消费增速持续小幅回落的特征尚未改变。2014年福建省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与全国走势也基本一致,延续前三年的小幅回落态势,2015年以来全省消费增速继续温和下行。(3)出口低位增长渐成常态,2014年福建出口已连续第三年个位数增长,2015年以来这一态势仍在持续。

从经济的供给层面看,(1)一产增长仍将平稳,20112014年福建省一产增加值增速均保持在[4.2%4.4%]的窄幅区间,未来稳定增长可期。(2)二产增速仍会小幅走低。2014年福建省二产增速与全国走势基本一致,从2010年高位已连续四年回落,进入2015年二产尤其工业增长仍在放缓。而且,当前福建工业增长面临较大的转型压力。长期以来,福建工业整体“大而不强”,增长更依赖于劳力而非技术。近些年全省劳动密集型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超过全国约10个百分点。而高新技术行业发展相对滞后,2014年福建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9.1%,低于全国1.5个百分点。因此,在全国工业产能过剩严重和省内工业发展转型调整的大环境下,下阶段工业增长乏力可能性仍大。(3)三产有望较快增长。20102013年福建省三产增速保持9%多的水平,2014年受房地产市场降温的影响增速降至8.3%,考虑到2015年二季度以来房地产市场的逐渐企稳、现代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等因素,未来三产增速回升可期。

从价格周期运行看,2014年福建CPI涨幅连续第三年处在2%多一点的水平,2015年以来全省CPI涨幅收窄至1.5%左右,此轮价格周期的谷底可能尚未形成。从信贷周期运行看,2014年福建人民币贷款增速连续第三年处在16%左右,2015年以来贷款增速小幅下行,目前看此轮信贷周期谷底已经出现的概率也较小。

综上所述,第七轮经济周期的谷底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后才能出现。但尽管如此,考虑到目前福建经济发展迎来“一带一路”、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重大发展机遇,国家政策的扶持倾斜和福建经济自身较强的活力相结合,将有助于福建省尽快走出本轮经济周期的谷底,实现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跨越发展。

(二)推进福建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1、积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着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现代农业建设迈上新台阶。

积极推动工业提质增效。发挥促进工业创新转型稳定增长、实施产业龙头促进计划等政策作用,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提升闽货的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大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加强新能源汽车开发和推广应用,积极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与医药产业。鼓励商业模式创新,推进闽货全国行、闽货网上行。

积极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可大幅度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因此,要大力扶持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工业设计、创意咨询、检验检测、商务会展、现代物流等与制造业融合发展。随着全省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要发展生活性服务业,重点拓展旅游、医疗保健、养老家政、养生休闲、物业服务等产业。着力发展旅游业,推动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转型,打响“清新福建”品牌。着力把金融业培育成为新的支柱性产业,深化厦门、泉州、平潭和沙县等区域金融改革试点,支持在闽金融机构发展,做大做强厦门国际银行、福建海峡银行等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稳妥发展村镇银行、财务公司、融资性担保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拓展跨境人民币业务。

2、强化内需拉动经济主引攀作用。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和消费的基础作用,夯实持续稳增长基础。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要加快推进重大项目,深化“三维”项目对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国省干线公路和农村公路建设,抓好能源项目和重大水利项目建设。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范围。积极发挥福建民间资本体量庞大的优势,支持民间资金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等,服务企业和项目融资。完善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体系,改善和发展各种专业性的、为民间资本投资服务的中介机构,降低民间资本投资的风险。

加强要素支撑保障。积极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鼓励金融机构向上争取各自总行的差异化政策扶持,倾斜对福建信贷资金配置。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上市后备企业的支持力度,通过“投资、贷款”联动等多种模式孵化、培育和推动企业上市;鼓励金融机构强化对省内企业发债的承销服务,支持福建企业赴银行间债券市场、沪深证券交易所等场所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债券)、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等筹资,调动省内银行、企业参与直接融资工作的积极性。鼓励保险公司通过投资企业股权、基金等方式参与项目建设。

积极扩大消费需求。多渠道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增强社会保障能力,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促进养老健康家政、旅游、住房、绿色、信息、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消费。鼓励支持电子商务新业态发展,培育一批综合性电商平台和网上商城,推动传统市场、展会和企业加快应用电子商务。完善消费信贷体系,引导消费者通过信贷消费超前实现潜在购买力。从严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活动,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促进外贸平稳增长。优化外贸扶持措施,加快建立与外贸方式创新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积极组织海外市场开拓活动,打造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市场、境内外展示中心等新贸易平台。鼓励企业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装备进口,创建自主出口品牌,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加快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投资贸易管理新体制,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加有效利用外资。加大对世界500强、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精准招商,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加快“走出去”步伐,抓住国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机遇,支持有条件企业开展跨国并购、海外股权投资,建设境外营销网络和生产基地。

3、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城镇教育、医疗、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全覆盖,稳步把进城落户农民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更加注重中小城市和城镇发展,深化新型城镇化试点,支持有条件的中心镇与周边乡镇连片融合发展。做强县域经济,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推进交通、饮水、信息等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支持企业和社会组织到农村兴办各类事业。引导民间资本投向农村企业化经营,向农业农村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坚持科学扶贫精准扶贫,深化山海协作,加大对原中央苏区县、革命老区等地区的扶持力度。

4、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增加投入、集聚资源、提升创新能力,支持企业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加快构建以高新技术企业为骨干的创新型企业集群。发挥“6.18虚拟研究院等平台作用,完善技术中介服务体系,促进技术成果对接和产业化。顺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孕育发展的趋势,大力支持物联网、大数据、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的研发应用,促进科技服务业发展。加强科研项目和资金配置的统筹协调,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创新研发。加大人才培养引进力度,突出创新人才的支撑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激励机制,营造有利于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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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许统生、洪勇.中国省区间经济周期同步性研究[J].经济科学,20133)。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宋科进

克强指数与上海市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摘要:文章基于1995-2014年的年度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了克强指数与上海市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和因果关系,并通过VAR模型的建立,运用脉冲响应模型分析了克强指数与上海市经济增长之间的联动效应。结果表明,克强指数与上海市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长期来看,克强指数可以作为反映上海市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可靠有用的衡量指标。文章试图通过这一视角揭示克强指数与上海市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和动态机制,以期为上海市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克强指数,经济增长,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模型

一、引言

克强指数(Li Keqiang index[1-2]是以中国李克强总理名字命名的一种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的指标,它由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创造。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是克强指数的三个经济指标。克强指数挤掉了统计数字中的水分,更具有真实性,比官方GDP数字更能精准和客观地反映经济现状。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众多国际机构也都认可克强指数

通过查阅和搜索现有国内外文献资料,笔者了解到国内外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方法对经济增长的动态计量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克强指数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非常缺乏。因此,深入研究克强指数与上海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与动态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数据处理

(一)变量选取

本文对所采用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作如下选择:

1)被解释变量。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国内外学者在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时,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绝大多数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本文中也仍将采用这一指标,记为GDP

2)解释变量。与GDP等常规指标相比,克强指数涵盖指标较为简单,统计误差也更小。本文结合上海市自身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克强指数实质前提下,对解释变量的选择略作如下调整:

工业用电量。现代工业生产与能源消耗存在紧密关系。因此,我国工业的活跃度以及工厂的开工率可以通过“耗电量”多少来反映。本文仍采用上海市工业实际用电量这一指标,简记为E

货运量。在我国,铁路是货物运输的最大载体。因此,经济运行现状和经济运行效率可以通过“铁路运货量”多少来反映。但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是中国交通、航运中心和滨江滨海国际性港口,其海运、空运、汽运在货物运输量中的比例不容忽视。故本文采用货运量这一指标,简记为F

金融机构贷款量。我国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高达84%,而在我国的间接融资中,银行贷款占了绝大比重。因此,市场对当前经济状况的信心和对未来经济风险度的判断可以通过贷款发放量的多少来反映。但上海是中国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同时又是国际性大都会,尤其是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将进一步推动上海对外开放程度,其贷款资金来源将进一步拓宽。故本文采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这一指标,简记为L

(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年度数据,样本区间为1995-2014年,数据来源于《上海统计年鉴》(2000-2015年)。为了消除各时期价格变动因素和时间序列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模型的影响,便于变量之间的长短期分析,对变量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记为lnGDPlnElnFlnL,变换后不影响原序列的协整关系。

三、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协整分析前,本文采用常用的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变量lnGDPlnElnFlnL以及它们的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以防止伪回归问题的出现[3]。检验结果见表1所列。

由表1可以知道,经过二阶差分后的2lnGDP2lnE2lnF2lnL均在1%显著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表明二阶差分后的4个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因此,4个原始序列都是二阶单整序列,满足同阶单整条件,可用于协整分析。

(二)协整检验

为了探讨克强指数各指标与上海市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笔者引入协整理论进行分析。在协整关系检验中,学者们一般采用EGEngle &Granger)两步法和JJJohansen & Juselius)似然比检验方法。鉴于多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检验,JJ检验法与EG检验法相比更具有优越性,所以本文采用JJ似然比检验法对选取的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所列。

从表2可以看出,在不存在协整向量的原假设下,迹统计量(44.777 48)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25.240 93)均在5%显著性水平下大于其各自的临界值,故拒绝原假设;而在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下,上述两统计量均小于其各自的临界值,所以该向量自回归模型存在且只有一个协整关系表达式,标准化后的协整方程为:

lnGDP=-5.105 982lnE+1.130 615lnF+2.829 694lnL

1.567 52)(0.356 57) (0.642 90

在协整方程表达式中,工业用电量的系数为负数,这启示:上海市应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使社会经济由依靠能源消耗实现增长向依靠科技进步和金融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方向转变。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虽然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克强指数各指标与上海市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这种均衡关系是否真正构成因果关系,而Granger因果检验[4]为这类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为此,笔者将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来分析克强指数各指标与上海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根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原理,笔者选择对lnGDPlnElnFlnL二阶差分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由Granger因果检验系统自动给出滞后期为2。根据Akaike信息准则确定最优滞后阶为3,分析检验结果见表3所列。

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分析得出,在10%的显著水平上,上海市经济增长与工业用电量、货运量相互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而上海市经济增长与金融机构贷款量之间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其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是: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上海市经济不断深入发展,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特别是金融服务等行业取得长足发展,经济发展由依靠能源消耗转向依靠科技和发展第三产业。

(四)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克强指数各指标与上海市经济增长之间的联动效应,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模型进行分析。

1VAR模型。向量自回归[5]Vector AutoregressionVAR)是一种非结构化的模型,它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通过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项的函数来构造模型的。滞后阶数的确定是VAR模型构造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滞后阶数的选择过程中,既要保证有足够数目的滞后项,又要保证有足够数目的自由度。根据AICSC等信息准则,当最大滞后阶数选择2的时候,模型特征多项式的根的倒数都位于单位圆内,AIC达到最小值-14.960 93SC也达到了较小值-13.222 60,因此确定的最佳滞后阶数为2,得到相应的VAR2)模型。

2)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5]能够比较直观地描绘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其效应,可以用于衡量来自模型中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其他内生变量当前及未来各期取值的影响轨迹。克强指数与上海市经济增长的VAR模型有4个内生变量,可建立16个脉冲响应函数。考虑到本文主要是研究克强指数与上海市经济增长的关系,所以本文主要分析克强指数各指标对上海市经济增长冲击的反应以及上海市经济增长对克强指数各指标冲击的反应。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模型分析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时间,纵轴表示因变量对扰动项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程度;实线是脉冲响应函数值,虚线所示范围为正负2倍标准差的置信带。

从图1可以看出,对于给定上海市GDP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克强指数各指标都表现为正向效应,但工业用电量和货运量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随着时间的增长表现得越来越不明显。

从图2可以看出,工业用电量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在长期内对上海市经济增长有持续而递增的正向效应。上海市经济增长对来自货运量一个标准差的冲击表现为负向效应,对来自金融机构贷款量标准差的冲击效应随着时间的增长表现得越来越不明显。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试图从克强指数这一独特视角来研究上海市经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性和实际应用价值。笔者运用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模型,深入探讨了上海市经济增长与工业用电量、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之间的内在关系与动态机制,主要得出以下3点结论与建议:

1)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克强指数各指标与上海市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这说明从长期来看,克强指数可以作为上海市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可靠、有用的衡量指标。但工业用电量的系数为负数,这表明上海市应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随着上海自贸区的成立,金融服务业将成为上海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推动上海市产业结构转型,努力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性的金融贸易中心。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10%的显著水平上,上海市经济增长与工业用电量、货运量相互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而与金融机构贷款量之间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金融机构贷款量新增对上海市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工业用电量和货运量对上海市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上海市要实现进一步发展,就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程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加快自贸区建设。

3)脉冲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进一步论证了前面两点结论。克强指数各指标对给定上海市GDP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都表现出正向效应,而上海市经济增长对工业用电量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有持续而递增的正向效应,对货运量一个标准差的冲击表现为负向效应,对金融机构贷款量标准差的冲击效应随着时间的增长表现得越来越不明显。

但是,上海市作为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经济结构有着很强的空间相关性和溢出效应,而本文所采用的传统计量经济模型忽略了这些复杂的空间依存结构和空间相互作用问题,很容易使其回归分析产生偏差[6]。从空间经济视角、引入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7]对上海市乃至全国经济发展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是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刘庆传. 读懂克强指数”[N]. 新华日报,2013-04-23A05.

[2]解读克强指数”[N]. 企业家日报,2013-07-0114.

[3]张晓峒. Eviews使用指南与案例[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4]高铁梅. 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277-281.

[5]高秀丽,王爱虎,房兴超. 广东省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 工业工程,2012151):60-65.

[6]兰峰,张春苗. 空间经济学视角下的商品住房价格溢出效应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15306):39-44.

[7]赵丹妮. 广东省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J]. 统计与决策,201515):101-104.

作者简介:周业付(1976-),男,湖北黄冈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乔越然(1994-),男,安徽合肥人,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研究方向:技术经济。

九江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江西 九江 周业付 合肥工业大学 电子科学与应用物理学院 安徽 合肥 乔越然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经济空间布局的优化调整对策研究

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新时期跨区域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但三地经济水平差距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域协同发展进程。本文对河北省多年来经济空间布局变化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分析了经济布局中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提出了进一步优化调整经济空间布局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经济空间,优化布局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新时期跨区域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新引擎。按照国家部署,京津冀率先在交通、产业、生态领域展开合作。但三地经济水平差距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区域协同发展进程。2014年,河北省地区生产总值2.94万亿元,人均GDP6639美元,低于全国7485美元的平均水平,与北京、天津更是存在较大差距。近两年,河北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与京津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迫切需要调整经济布局,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一、河北省经济空间布局演化及评价

()经济空间布局的变化历程

多年来,河北省的经济空间布局不断调整。改革开放前,河北经济布局大体上是提高两线(京广、京山铁路)、狠抓两片(坝上和黑龙港地区)、建设山区(燕山、太行山地区)、开发沿海(秦皇岛、唐山、沧州)。京广、京山铁路沿线城市是重点发展区域,资源大多配置在这些地区。19782000年,空间布局思路调整频繁,先后经历了建设“山(山区)(沿海)(坝上)”“环京津”借力发展,“两线(京广、京山沿线)一区(沿海地区)”“一线(秦唐沧)、两片(石廊开发区)”“多点(高新区、产业圈、保税区、旅游开发区)”“环京津”、“环渤海”“两环开放带动战略”等多次空间布局的调整和变化。

2001年,河北经济布局思路有了新变化,突出了“环北京”的内陆经济,打造“大北京”框架下的“金三角”(京津保、京津唐、京张承)2003年,进一步将布局调整为“四区经济“(石家庄-邯郸-衡水-邢台传统产业与特色经济区、秦皇岛-唐山-沧州海洋经济区、保定-廊坊城郊经济区、张家口-承德生态经济区)2004年,形成“一线(秦皇岛、唐山、廊坊、保定、石家庄)两厢(北厢为张家口、承德,南厢为邯郸、邢台、衡水、沧州)”空间布局。2006年,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战略目标的确定,将经济中心转向了沿海,实行沿海与内陆腹地经济互动。2008年,全省划分为“冀东”“环京津”“冀中南”三大板块,深化港腹互动、海陆互动。2011年,《河北省沿海地区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批准实施,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1年中共河北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要抓好沿海经济隆起带、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和冀中南经济区建设,举全省之力打造曹妃甸新区和渤海新区两大增长极,推动港口、产业和城市互动发展。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中央第一次把河北纳入国家战略谋划,把解决河北与京津的落差问题上升到国家层面部署,为河北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的战略机遇。

()经济空间布局思路评价

回顾河北历年经济空间布局思路的调整变化,可得出四点结论。一是遵循区域空间极化理论,实现了从最初“山海坝”的均衡发展向“两线一区”“环京津、环渤海”“沿海经济强省”等非均衡发展思路转变,顺应了区域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河北城镇空间的科学布局奠定了基础。二是从多年的借力京津发展转向了自立发展,摒弃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依赖性发展思想。“一线两厢”布局以及沿海经济强省的自立发展思路,增强了经济发展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提升了对京津转移产业的吸纳和承接力。三是实现了从内陆型经济向沿海经济的转变。随着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等制约因素日益突出,经济发展日益转向沿海,推动了沿海经济发展。四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为河北进一步优化经济空间布局、推进产业升级带来了新的机遇。

二、河北经济空间布局中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

()行政区划不完整,经济空间布局受限

长期以来,京津冀三地行政区划的分割,打破了河北空间的完整性,成为影响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首先,石家庄、唐山引领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形态,对省内各地的沟通和交流有一定的阻碍和制约。其次,多年的京津冀区域合作中,河北服务京津远高于自身发展,在河北环绕北京的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地区形成了环首都贫困带。天津市多年坚持打造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中国北方国际物流中心、国际港口城市,在产业发展和港口建设上处处“挤压”河北,制约了河北的经济空间布局尤其是大中城市在沿海的布局和发展。

()城镇经济建设步伐较慢,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

河北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北京落差较大,对全省经济发展的带动力较弱,影响了对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转移承接。首先,城市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低,2013年,11个设区市创造的生产总值占全省的30.8%,而全国地级城市的生产总值占全国的生产总值则达到了63.9%。其次,受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河北城镇化水平一直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2014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49.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5个百分点。全省大中小城市体系不完善,大城市规模小,中等城市数量少,小城市特色不明显,特别是多数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落后,无法形成强大的区域聚集效应。

()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低端产业比重高,经济活力不足

首先,从三次产业结构看,二产比重过高。世界发达国家二产比重达到50%以后开始下降。而河北自2004年达到50.74%后,始终在50%以上浮动,2014年为51.1%,没降反升。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在人均GDP3000美元时,国内先进省市一产比重在7%8%之间,三产迅速上升到40%左右,而河北始终处于“一产下不去,三产上不来”的尴尬局面。2012年,河北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一产比重仍高达11.99%,三产仅占35.32%,尚未达到先进省份的水平。2014年,河北三产占比有所上升,达到37.2%,但与先进省份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其次,从产业层次看,钢铁、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仍占主导地位,产业链短,产品层次低,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主导产业群。同时,第三产业中的金融、科技研发、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

()内陆经济发展约束加剧,沿海经济发展优势尚未显现

河北内陆经过多年粗放式的发展后,受资源和环境约束,发展空间有限。尤其是传统产业对资源依赖性强,结构单一,虽然短时间内实现了财政和GDP的增长,但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河北拥有487公里海岸线,沿海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大于内陆平原和山前地带,适合发展重型装备制造业以及重化工业。但是,截至目前,河北沿海资源丰富、环境承载能力强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2006年,生产布局开始向沿海转移,但与其他沿海省市相比,起步晚、动作慢。2014年,河北沿海地区GDP仅占全省GDP35.9%,大型装备制造、重化工、钢铁等产业仍需完善,产业集群的引领作用尚未充分显现。而地处渤海湾的辽宁省GDP达到2.86万亿元,其中沿海经济带GDP已占据全省的半壁江山;山东省GDP达到5.94万亿元,其中沿海地区的GDP已经接近50%

三、优化河北经济空间布局的政策建议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打造发展平台和载体

1.优化环首都城市群,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机遇,加强与首都在发展空间、产业政策、资源要素、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对接,重点将环首都县市建设成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验区。例如,可借助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奥成功的机遇,以崇礼县为中心,提升周边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强生态观光、休闲度假等现代农业和旅游业发展。

2.做强沿海城市带,利用沿海优势创新京津冀协同发展模式,选取试点先行先试再逐步推广扩散。突出城市地位,进一步拓展和提升唐山、秦皇岛、沧州等城市的经济地位和发展空间,提升文化、金融、商贸、旅游等服务功能,增强人口、产业等生产要素的聚集能力。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河北已经与北京携手准备将曹妃甸打造成首都战略功能区和协同发展示范区。今后,应以此为突破口,引导北京科技创新产业化项目、产业转移项目以及海内外高端制造项目聚集试验区,陆续向河北沿海地区布局,逐步形成布局合理、良性互动的高端产业集群。

3.做活冀中南城市群,突出石家庄作为省会的政治、经济优势,发挥文化、科教、人才、信息等比较优势,打造现代一流省会城市。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增强发展动力

1.精准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借助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和转移产业的机遇,河北在产业空间布局上要从实际出发,以产业发展的集群化、现代化、高级化和特色化为指导,明确自身产业发展定位,选择适合且有能力承担的产业项目,积极主动与北京的转移产业洽谈、对接、融合。鉴于河北和京津产业层次存在落差,可以先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入手,逐步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演化,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以京津为技术源头、河北为技术扩散接受地的经济体系,以产业互动带动经济发展。

2.发挥地域优势,积极培育支柱产业。河北沿海地区要充分发挥港口资源优势,提高沿海城市的资本集聚、人才集聚、技术创新、综合服务与示范能力,重点在重化工业、能源、高新技术、交通、城建、商贸物流、生态环保、旅游等领域谋划、开发、建设一大批重点项目和重大工程,发挥龙头作用,以项目凝聚要素,增强沿海城市支撑力,推动沿海城市发展。张承地区要借助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奥成功,加大生态农业、旅游观光产业发展,以“生态化、高端化、特色化、规模化”为方向,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主线,突出开放合作,集聚优势资源,优化要素配置,突出都市农业、科技农业、节水农业、高效农业、有机农业等,到2020年基本建成集科技示范、休闲观光、生态屏障和安全优质农产品供应等于一体的生态农业示范区。

3.实行产业发展空间集聚,推动产业集群建设。加快产业空间集聚,率先在石家庄和唐山建立高集聚、高弹性、高效率的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集约化程度和规模效益;提高城市土地、水、电、气等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水平,推动大中小城市建设上水平、上档次;按照“园区向城镇集中,企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聚集”的发展思路,搞好聚集区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制定土地、资金、税收等方面的专项政策,推动企业搬迁,引导产业集聚;鼓励区域内部企业建立横向协作关系,在符合条件的园区积极发展孵化器、创新服务中心、信息中心等中介机构,促进企业之间、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推动产业集群建设。

()优化基础设施支撑网络,增强经济活力

1.构建立体交通运输网络。按照经济布局需求,加速优化综合运输网络布局,加快与京津及相邻省市交通网络的连接通畅,与全国综合交通网络紧密衔接,与国际交通网有效连通,构建开放型的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实现“货畅其流”“客行其便”。以全省11个设区市为重点,做到中心城市之间顺直通道连接,降低运输成本。以城市、港口、重点产业集聚区为主要节点,将高速公路、铁路、管道运输贯通各个开发区。加速环首都地区与北京全面“公交化”,加快京津冀城际快速通道建设,扩大环京津“一小时交通圈”的区域范围。

2.构建全方位的信息网络体系。推动信息技术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以省域城市、大中小城市和重点园区信息化建设为核心,形成功能社会化、结构网络化、技术现代化的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加强数字城市与城市信息港建设,以石家庄、唐山为重点,扶持若干省级信息化试点城市,实现电信网、互联网和广电网三网融合,建成以信息基础设施和空间数据基础设施为依托的城市信息网络体系。加快重点园区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建设完善的数字“网络神经”,将电子商务、电子政务、信息中心、增值服务等多个平台融为一体,建设“数字园区”。

基金项目: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2015020211)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河北省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统计(2014)》。

3.《河北经济年鉴》(20042014)

4.《辽宁省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山东省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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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顾朝林,赵民,张京祥.省域城镇化战略规划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

[4]刘霄泉,孙铁山,李国平.北京经济空间布局研究[J].学术世界,2010(11).

[5]曹妃甸成京津冀协同发展试验区:15年内实现与北京同城化[EB/OL].http://news.163.com.

作者简介:罗建美,石家庄经济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杨敬坡,河北科技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环境规划;杨君,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处,硕士,研究方向:经济地理;黄云飞,迁安市环境保护局,研究方向:环境保护。

罗建美 杨敬坡 杨君 黄云飞

企业管理
营销总监制管理模式下的产销研一体化创新与实践

摘要:由于国内钢铁产业形势和钢铁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各大钢铁厂为了扭亏增效,不断转变营销观念,创新营销模式,通过搭建产销研一体化平台,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能,全力做大品种钢销量。

关键词:营销总监制,产销研一体化

一、立项背景

随着国内钢铁产业形势和钢铁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国内各大钢铁厂为了扭亏增效,都把做大效益较好的品种钢销量作为发展战略目标,通过品种钢营销促进自身产品升级、技术进步和营销管理水平的提升。

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突破性进展,需要转变营销观念,创新营销模式,通过营销体制和管理机制的改革升级,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能,全力做大品种钢销量。

二、创新构想与思路

以效益为中心推行营销总监制管理模式的营销改革,在产品、渠道、价格、服务等各个方面全面推进,打造国内最优营销服务平台。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实行品种钢专业化生产组织、产品销售和研发。

1.五个“1+1”的营销总监制管理模式

营销总监制管理模式具有以下五个“1+1”明显优势:

1营销中心+分公司:营销中心是针对特定行业与专项产品、战略直供与重要产品的集产、销、研、服务的一体化专业营销平台,能够更有效地开展营销工作。驻外机构是区域产品销售的主体实施平台。职责包括:负责实施产销研与服务一体化区域销售与服务平台;负责承接营销计划,开展区域市场调研、产品推广与形象维护、区域渠道开发与维护;负责承接服务计划,开展区域顾客服务与顾客管理,协同技术服务及异议处理日常工作。

2技术总监+商务总监:营销中心分设技术总监、商务总监,技术总监指导技术服务工作,组织科研、生产、服务力量开展EVIETI、产品推介、方案解决等用户技术服务工作,开展用户需求识别、新产品开发、质量改进等,以更好满足用户需求;商务总监统筹营销中心的全面工作,负责专项产品市场研究、产品销售与服务的总体策划及推进。

3技术总监+制造系统模式:技术总监由生产厂副厂长兼任,一岗双责,传达市场信息和客户需求,指导制造系统的生产和研发,起着产、销、研连接纽带作用。

4营销管理+业务部门(营销中心、分公司):管理部门统筹指导,突出运筹帷幄、综合与绩效管理职能;业务部门作为基础业务开展的管理平台。

5营销中心技术服务室+区域服务中心:营销中心技术服务室策划并组织实施年、月度重点直供和战略用户技术服务计划,区域服务中心负责面向用户进行技术服务,配合营销中心开展用户使用指导、送样跟踪、售后服务等工作。

通过以上五个“1+1”的营销机制高度协同,各工作单元分工明确、协调一致,充分体现管理部门指导业务部门、本部指导驻外分公司,销售、生产、研发协调一体的构想。

2.搭建产销研一体化平台

产销研一体化平台是品种钢营销模式运行的基础,其核心是以品种为载体,以市场为导向,以销售为龙头,由品种经理牵头产销研一体化小组统筹开展品种钢推广工作。

一体化工作小组由品种经理牵头,参加人员包括品种研发人员和生产管控人员、产品工程师、客服人员。品种经理统筹品种市场推广过程中的各项工作,并按月制定小组工作节点目标和工作计划,科研部门研发人员从技术层面提供支持,生产部门管控人员从生产交货方面加以配合、生产厂产品工程师从产品质量保障角度进行支持、服务人员提供用户现场服务指导,通过一体化营销平台,达到产销研各环节高度一体化的效果,对外形成营销合力,快速响应用户需求,强力推进品种研发、认证、市场拓展工作。

产销研一体化平台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1)有品种营销攻关队,下设重点品种钢产销研一体化小组作为组织保障,以品种为载体,以市场为导向,以销售为龙头,以品种经理牵头,成立真正意义上的产销研一体化小组。

2)有配套的绩效考核机制:从销量、完成质量、效益三个方面对产销研一体化小组成员进行捆绑考核,并按难易程度确定奖励额度,产销研一体化小组成员对品种开发与市场推广任务共同承担责任,共享推广成果。

3)技术营销和技术服务作用得到强化:技术人员和营销人员以技术营销和技术服务为手段,对营销渠道、品牌传播、售后服务、消费者培育、市场开拓等进行品种推广。

三、具体工作与管理实践

1.纵向垂直三级管理体系

1)产销研一体化领导小组

职责:审定各工作小组的总体推广方案和年度工作计划;协调解决重点品种市场推广过程中的重大问题;根据工作业绩,对各小组进行考核与嘉奖。

2)产销研一体化办公室

职责:审定各工作小组具体市场推广方案和月度工作计划;统筹推进各小组的市场推广工作;协调处理品种市场推广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对各小组的工作进行检查与评定,提出考核与嘉奖建议。

3)品种攻关小组

以市场为中心,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出发点,以品种为载体,品种经理牵头制定小组工作节点目标和工作计划,科研部门研发人员从技术层面提供支持,生产部门管控人员从生产交货方面加以配合、生产厂产品工程师从产品质量保障角度进行支持、服务人员提供用户现场服务指导,达到产销研各环节高度一体化的效果,对外形成营销合力,快速响应用户需求,强力推进品种研发、认证、市场拓展工作。

2.对内形成市场倒逼机制

贯彻市场标准就是工作尺度的理念,从用户实际需求出发,通过销售部门形成用户开拓目标、计划、要求,对产品研发、生产发运、质量改进、用户服务等业务环节形成市场倒逼机制,促使其快速提升,以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

3.对外产销研高度一体化

产销研一体化小组由品种经理牵头,品种研发人员和生产单位的生产管控人员、产品工程师、客服人员参加。

品种经理统筹品种市场推广过程中的各项工作,并按月制定小组工作节点目标和工作计划,科研部门研发人员从技术层面提供支持,生产部门管控人员从生产交货方面加以配合、生产厂产品工程师从产品质量保障角度进行支持、服务人员提供用户现场服务指导,达到产销研各环节高度一体化的效果,对外形成营销合力,快速响应用户需求,强力推进品种研发、认证、市场拓展工作。保证在较短时间内对新用户开拓或新品种推广形成有效突破,快速放量销售。

4.具体畅通的日常工作机制

为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按年度制订品种钢营销时总体目标,并进行了指标细分,按月度对品种钢营销工作进行总结、考评:

1)制订年度营销目标

为保证品种钢推广工作的顺利开展,按行业、用户对营销中心制订年度总体目标,各部门、驻外分公司按用户所属营销中心对口开展相关业务工作,并针对具体用户营销目标制定工作措施,以保证营销目标的完成。

2)指标分解

为便于市场、用户的专业化管理,将指标细化落实到驻外机构、营销中心、用户和责任人。

3)汇报、协调

每月营销攻关队汇报重点品种推进情况,提出后期推进思路或建议;协调解决重点品种在市场推广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5.激励机制

为最大限度激发积极性,制订相应的奖励与考核机制,对品种指标完成较好、攻关材料质量较高或在新产品新市场开拓过程中做出贡献的单位或攻关成员进行通报和嘉奖,对每月指标完成差的单位和人员进行通报和考核,主要从重点品种推广量、价格指标、工作节点完成情况及客户评价四个方面进行打分考评。

四、创新预期可以达到的效果

1.本部营销支撑作用更强,“1+1”效果显现

本部统筹营销与技术服务资源,强化营销与服务指导,本部业务机构营销功能由外部拉动型转为本部推动型,为分公司一线营销提供了强大支撑,“1+1”效果显现。

2.产、销、研、服一体化计划性增强

1)营销中心在总监指导与协同下,技术服务和技术营销开展更系统,更有针对性;产、研、销、服工作目标更明确、计划性更强。

2)工作更加规范

建立专项跟踪和快速响应机制,通过产销研小组有效运作,较好的消除以往跨单位带来行政壁垒障阻,大大提升了市场响应速度和品种营销工作效率。

3.资源配置联动性加强,可更灵活地应对市场

大类资源统筹与品种细分配置相结合,资源与品种之间的联动性加强,应对市场更加灵活有效。

此外,通过重点效益产品的放量销售,使公司外销品种结构更加优化,可以为公司创造较好的经济效益,用钢市场得到有效拓展,主要品种钢销量大幅增加,新产品推广认证、新产品开发、新渠道开拓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开展。

参考文献:

[1] 李建瑜.攀钢产销一体化管理系统研究与实现[D].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006.

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工程系 孙立群

中国企业创新驱动典型案例分析(上)

摘要: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依靠各种资源要素投入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通过创新驱动企业发展和国家经济增长已经势在必行。甄选一些依靠创新推动企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案例进行全面分析,总结出可以复制推广的经验与作法,可为其它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企业创新,创新驱动,案例分析

0  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了重量更重质的新常态,在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正在深化结构改革,推动经济增长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中央政府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企业作为创新主体自然成为创新的排头兵。企业如何创新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典型创新企业进行分析,希望能为企业带来启示。我国依靠资源驱动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寻找新的驱动力,企业就无法向前发展。就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轨迹来看,英国依靠创新,造就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奠定了日不落帝国的地位,美国依靠创新成为世界的霸主,德国依靠创新成为高品质制造的中心,日本依靠模仿式创新迅速摘掉落后的帽子,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中国企业应抓住机遇,依靠创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  文献综述

关于企业创新驱动,国外学者主要对企业的协同创新等进行了大量研究,也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1-2]。国内学者对创新能力概念的研究已经形成较为丰富的成果,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新知识创造及其合理应用等,在研究过程中借鉴了资源观、吸收能力观、动态能力观等相关理论[3-10]

对于创新驱动企业发展的案例研究,笔者在知网上以“创新驱动”、“企业案例分析”为关键词,查询了近3年的研究文章,发展只有3[11-13]

从国内外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对于企业创新的研究成果很多,涉及创新理论与实践的各个方面,国外学者对企业协同创新和创新能力的指标与评价研究较多,国内学者采用实证研究法对企业创新能力概念、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治理、企业绩效的关系等研究较多,但鲜有学者采用案例研究法对企业创新驱动进行研究。本文把研究重点放在对案例企业创新驱动的理论梳理上,构建创新驱动概念模型,对案例企业的创新驱动进行分类分析,希望找到某些规律,为其他学者研究创新驱动理论和企业开展创新驱动实践提供借鉴与参考。

2  分析框架

动机理论认为,动机的产生受正负强化因素刺激,这些内外部因素是驱使企业作出创新决策的重要因素,即驱动因素。驱动因素是企业创新的起点,对于选择哪种新兴技术进行创新以及如何创新,企业具有较大的主观能动性。本文认为,在技术和市场等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应综合考虑自身的研发实力、规模以及网络关系等因素,选择恰当的创新方式来推动创新进程。大多学者认为,企业协同创新的外部驱动因素主要有技术、市场和政策等,内部驱动因素主要有研发能力、协作能力、网络关系和创新意愿等。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企业创新能力因素来自企业内部和外部,企业内部的创新能力因素包括理念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运营模式创新;企业外部的创新能力因素包括政府或创业园区对企业的服务创新、企业与大学等的合作协同创新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等。虽然企业的创新绩效由各种创新驱动因素共同影响,但是,总有某一类因素最为典型或具有新意,本文将把这些企业案例归入不同创新类型,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1  企业创新驱动力典型案例分析框架

3  案例分析

3.1  理念创新案例

陕西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的前15年一直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大开发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一路一带”战略构想的提出,为陕西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最重要的是改变了陕西人死守家乡的落后观念,树立了走出国门寻找发展机会的现代理念。西安国际港务区开通的通往中亚国家的集装箱班列“长安号”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陕西经济过去之所以落后,与其所在地域有很大关系,其地处中国内陆中心,不临海没有港口,与外域联系不便,人们的思想比较保守,创新意识不强。然而,“一路一带”战略构想为这里的人们重新点燃了创新的思想火花,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激发起人们的历史自豪感,唤醒了人们血液中的创新基因,西安国际港务区的开通使得西安与外域的联系成为可能,现在的西安已经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的商贸物流集散中心和物流枢纽平台。近几年来,陕西省对中亚五国的进出口总额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从2009年的5 620万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9 839万美元,年均增长率约为22.5%。来自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轻工产品与建材想要经铁路出口到中亚国家,也必须经过西安。长安号国际班列在运输成本和运抵时间方面都比通过海路运输有优势,促进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优化提升了所经城市的产业布局,突出了西安的区位优势,助力陕西经济向外向型经济升级发展。

创新特点:“长安号”的开通推动了陕西人转变思想观念,从内陆城市转型为国际外向型城市。随着西安与中亚国家经济贸易活动的进一步增加,陕西人的思想也会更加开放,这会带动更多企业走出国门,到更大的国际舞台上竞争,加快陕西企业的国际化进程,西安最终也会成为具有区域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城市。

3.2  技术创新案例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创新集中体现为技术创新。首先,公司的组织结构为技术创新提供了保障,中兴通讯组织结构中的七大体系和三大部门就包括研发体系和企业发展部,研发体系作为一个独立的业务体系,反映出中兴通讯公司对产品研发的高度重视。其次,公司确立了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从表1和图2可以看出,除20082009年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其余年份公司的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中兴通讯的专利申请量曾荣登国内企业专利申请榜首。由此可见,中兴通讯的专利战略已成为其拓展海内外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1  中兴通讯中国专利申请及授权量分布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合计

申请()

187

274

381

597

776

1331

2726

5008

3709

1059

16048

授权()

41

59

52

130

115

95

423

617

1067

1939

4538

2  中兴通讯国内专利申请数

技术因素主要指新兴技术本身的特征及其研发特征对新兴技术企业参与新兴技术创新联盟的影响。大量研发投入是中兴通讯保持技术创新优势的另外一个重要举措,从表2可以看出,中兴通讯2008年研发投入总计近40亿元。中兴通讯长期以来坚持将营业收入的10%左右投入研发,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也没有改变,这是中兴通讯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

2  中兴通讯公司研发投入的年度分布表

指标

2006

2007

2008

营业收入(千元)

23031684

34777181

44293427

研发投入(千元)

2832700

3210433

3994145

比例(%)

12.30

9.23

9.02

创新特点:中兴通讯为了实现创新驱动,首先在组织设计上提供保障,然后,采取鼓励员工申请专利和坚持高比例研发投入等一系列措施,确保企业的创新驱动力。这种战略不但有效地保持了公司在国内市场的领军地位,而且帮助公司在海外市场拓展中拔得头筹,还最大限度地规避了国际市场风险,使其进入国际一流企业行列。

3.3  管理创新案例

(1)联想集团的创新体现在管理创新方面。联想英文标识“Lenovo”中的“novo”取自拉丁词“新”,代表联想的核心是创新精神。值得一提的是联想管理创新中的“双模式”创新,即交易型模式和关系型模式。交易型模式针对个人消费者和小型机构及成长型企业等消费市场的特点,在研发、营销、销售、生产运作、服务、合作伙伴网络等环节进行资源整合,充分满足这类客户的需求。关系型模式主要面向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等商用市场的个性化需求。

创新特点:联想为了保证“双模式”创新的成功,在合作网络创新、企业内部价值链创新(包括生产制造环节、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和营销环节)、产品和服务有机结合创新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针对不同的客户需求、客户使用习惯和购买习惯来细分市场,按照订单进行生产或建立周密的销售网,赢得了客户的信赖。

(2)比亚迪是另一家以管理创新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创新一直被视为企业的灵魂。比亚迪设立了中央研究院、通讯电子研究院以及汽车工程研究院,专门负责生产设备及生产工艺的研发。节能、环保和安全技术一直是汽车工业“永恒的三大主题”,其核心是新能源技术。比亚迪依靠其在电池生产领域优势开发的电动车,代表了未来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在汽车行业急剧变革转型期,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创新特点:作为一家有志于发展民族汽车工业的企业,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志存高远,在发达国家一统天下的汽车产业,其依靠管理创新赢得了发展空间,为其它企业树立了榜样。

3.4  运营模式创新案例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企业竞争日趋激烈,但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也为企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以信息的传播、运用与分享为特征的互联网思维正在改变企业运营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互联网+的模式创新已经给一些企业创造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和丰厚的利润回报,比如阿里巴巴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其推出的淘宝、余额宝等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利润增长点;汉庭、如家的互联网+酒店模式,其创造了经济型连锁酒店盈利模式,开辟了新的利基市场;德国的互联网+制造业造就了工业4.0模式;众多的民营快递公司利用互联网+投递业务模式创造了新的现代物流业。

西安外国语大学商学院 白少君 耿紫珍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 白冬瑞

中国企业创新驱动典型案例分析(下)

马云是互联网时代创业致富的典型代表,他创建的阿里巴巴公司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也成为新型企业运营模式的经典案例。有人把阿里巴巴的成功归结为4个方面:反传统的思维理念、独特的管理模式、一招鲜的营销手段和创新的产品。马云的最大创业理念就是不按常规出牌,在他的所谓不用精英人才的管理模式下,激发出员工的创新热情和创新能力,创造出人们耳熟能详的产品。马云在营销上的成功体现为处处以普通消费者的体验为出发点来设计企业的营销规划,以为更多普通人创业创富搭建平台为目标。

小米与东方小金作为移动互联网+的成功代表,对于青年创业者具有现实启迪意义。小米充分重视客户体验的产品创新运营模式,东方小金的零库存、零门槛、高粘度、高回报的金融微商经营模式,特别适合高校在校生和毕业生的零风险体验就业和创业。

创新特点:小米与东方小金的共同创新秘诀是把客户的投诉与不满看作企业创新的来源。在网络时代,互联网+思维模式为各行各业的企业运营网络创新带来了思路与灵感。

3.5  制度创新案例

2015年央视财经频道报道了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发布的20家企业创新案例,包括国企、民企、外资等不同类型的企业,有总部经济、制造业、服务业等不同行业的创新活动,有企业自身的业务创新案例,也有平台企业的服务创新案例。2015年经济半小时也报道了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创新案例。这两类案例具有制度创新的典型性。

上海自贸区的主要做法是自贸试验区以企业为主体,转变政府职能,在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创新、事中事后监管四大领域推出了一系列制度创新举措。从实践上看,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在3个方面对企业创新发挥了支持作用:一是帮助企业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要素流动性和生产率,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在金融服务、专业化服务平台等创新案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二是对市场主体产生创新激励,有利于企业技术进步,这在研发服务、境外股权投资、保税维修等创新案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三是引导市场主体构建合理的组织结构,实现规模效益,这在总部资金管理、供应链管理案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广东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是极具公信力的独立第四方国有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是广东省唯一经财政部备案的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交易平台,也是全国唯一的离岸金融资产交易先行先试平台。公司采取会员服务制度,为各类金融资产提供从注册、登记、托管、交易到结算的全程式服务。

创新特点: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案例为其它地区开展制度创新提供了借鉴。央视新闻联播20157月对上海等全国4个自贸试验区进行了报道。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弘认为4个自贸试验区承担了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责任,扮演着创新发展先行者的角色。4个试验区分别服务于不同的国家战略:广东自贸试验区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天津自贸试验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福建自贸试验区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开放度最高的自贸试验区。

3.6  协同创新案例

协同创新企业案例较多,如昆明北理工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北孵”)等。昆明市人民政府与北京理工大学共建昆明高新五华科技园项目,是省校共建园区的3个重点项目之一。合作共建着眼于信息技术对云南省支柱产业发展的支撑,通过整合各方的科技、人才、信息等优势资源,为云南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良好的孵化创业平台,充分发挥北京理工大学的学科优势及科研能力,为昆明高新五华科技园的建设搭建管理、技术与人才支撑平台,为北京理工大学及其校办产业在西南地区的发展和面向东南亚搭建基地。

昆北孵作为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和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了工商代办、中介服务、网络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项目申报服务、企业咨询服务、培训服务、投融资服务、大学生创业服务、物业服务等一系列综合服务,以及公共会议室、公共实验室等公共设施同时延长服务链条,拓宽服务领域,包括技术引入、协同发展、团队提升、重点孵化、一主多元、大学生创业服务等。其中,最典型的做法是“创新驿站”,即中小企业创新支持系统和创新网络形态,其是一个专门为支持快速成长企业而协同运作、由多个机构形成的完善网络。

创新特点: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企业创新的必由之路,“创新驿站”项目提升了对政府资源、企业资源、人才资源、中介服务资源的协同整合能力,可以实现螺旋式发展和多方合作共赢。项目成功的关键是合作双方自愿合作而非政府包办,双方优势互补,而且拥有一套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

3.7  园区服务创新案例

昆明绿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电科技)和云南曲辰科技有限公司,是受益于园区服务创新的代表。绿电科技于2007年入驻昆北孵,企业成立之初,昆北孵及时帮助解决了绿电科技的办公场地问题,并且为其提供创业补贴,有效缓解了其资金压力。2008年,绿电科技计划投标“石林66兆瓦并网光伏发电站工程”中太阳能跟踪支架系统项目,在昆北孵的协调下引入了投资方,最终获得了该项目,产值实现了从02 000万元的飞跃。2009年在公司计划扩大规模、计划增资扩股到1 000万元,筹集资金比较困难时,昆北孵率先对其进行股权投资10万元,帮助绿电科技迈出了融资的第一步,最终顺利完成增资扩股计划。在绿电科技研发遇到瓶颈时,昆北孵帮助绿电科技并购了研发实力较强的云南创尔优科技有限公司,合并了该公司的研发部门,研发出了“向日葵”太阳能板跟踪系统和“手持式检测仪”等系统与设备,大大提升了产品效能。

云南曲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辰科技)2009年入驻昆北孵,是一家由大学生创办的农业高科技企业。在初创期,昆北孵给予了大量的关注及资金补贴支持。企业成立初期主要从事SOD石榴微生物酶开发,昆北孵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积极帮助其与北京农业大学接洽,促使曲辰科技顺利与中国农大签署了《SOD专利使用许可协议》,确定了曲辰科技运用该专利产品在石榴上的独家使用权把改良石榴销售权。目前曲辰科技已经是年收入1 000万元以上的成熟企业,原来的大学生创业者已成为成熟的企业家,并作为创业导师指导更多有志创业的大学生进行创业,在成就自身的同时反哺社会。

类似的成功案例还有天津华科金控投资有限公司、宁夏艾依斯数据统计调研有限公司、柳州众鑫科技有限公司、柳州力通车用空调有限公司、柳州顺意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创新特点:绿电科技和云南曲辰科技走出困境、走向腾飞的整个成长过程,验证了昆北孵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在资金、研发、场地等方面给予全面服务与支持的成功。中国各地的创新创业产业园是产业聚集理论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也是政府转变职能的一大亮点,主要经验是科技创业园为中小企业搭建好专项服务、技术改造服务和融资服务等平台。

4  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案例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企业方面。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只有由创新驱动代替生产要素驱动,企业才能在未来竞争中赢得主动,掌握发展主动权。至于如何创新,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需要结合自身特点,审时度势地选择符合企业实际的创新模式。企业创新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创新意识,应在创新意识的指导下,审视环境变化,根据企业实际,选择合适的创新策略与创新模式,实现经营目标。

(2)政府方面。企业创新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这要求政府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深化经济科技体制改革,释放全社会发展活力,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国家发布的国有企业改革路线图不仅为国有企业,而且为民营企业和合资企业提供了创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中国的教育体制、政府运行体制等也需要深化改革,以激发全民族的创新热情,培养和提高全社会的创新能力。

(3)高校方面。高校承担着为企业培养人才的重任,应该在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进程中扮演领军者的角色,高校管理者和教师需要树立新的教育理念,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把培养创新人才作为教学和科研的重要目标,为创新型国家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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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易蓉,盛振江,罗永泰.创新驱动顾客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1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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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粟进,宋正刚.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驱动因素研究——基于京津4家企业的一项探索性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4(5)156-163.

西安外国语大学商学院 白少君 耿紫珍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 白冬瑞

浅析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改革

摘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技术、法规和政策环境对于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改革都有很大影响,无论是按照经济管理学理论还是整合资源能力、核心能力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的改革,目前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亟须解决。所以,就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并考虑企业产业结构下所涉及的全球经济环境及国内经济环境变化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以减少企业成本,完善服务体系,促进业务增长,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关键词:发展战略,分析评价,规划实施,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发展,企业经济

金融危机的产生使得国际经济环境本就复杂的状态变得更加难以捉摸,在经济危机逐渐淡去的时代下,经济发展中又产生了后金融危机时代,无论在工业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经济管理的创新改革在国民经济中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何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尽快修复金融危机留下的生产滞后等问题乘势而上,如何奋力崛起,深入和国家刺激经济增长,为国家扩大内需政策以及经济发展贡献力量,成为了企业经济管理创新改革中仍需考虑的问题。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企业经济管理创新改革存在的问题

1.企业处在后金融危机的环境下,不可能独善其身,虽然经济运行状况的表象大体趋稳,投资、消费增速仍然有较快增长,但是对外贸易、财政税收等环比增长速度开始放慢,这说明金融危机影响开始显现,企业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还存在一定的经济管理缺陷,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纵向深入发展,企业唯利是图现象严重并且服务意识也非常淡薄,这些经济危机造成的因素造成的市场环境障碍是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我们没有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经济管理发展的外部环境。

2.我国企业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历史进程,目前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今企业的物力资源、技术资源、财力资源和人力资源和管理者的知识资源应用程度松散,没有达到最优的合理化运用,企业尚未形成自身特有的竞争能力。而这种能力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种企业的战略核心,能够给企业带来的市场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3.后金融危机时代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技术封锁,经济危机时代技术更新缓慢,核心的技术都被企业垄断,到了后经济危机时代,技术创新的程度就难以带动产业升级,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国内外联合开展的研发活动少,而且很多企业因为技术创新投资大、风险高的特点,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使得我国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企业技术创新一直滞后于世界水平。

二、解决方案

1.企业要想长期保持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单靠单一的经营管理是不行的。企业要不断提高市场份额,获得高额利润,从而拥有更雄厚的资本支撑,巩固和提高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建立诚信经营的经营理念,在与其他企业的合作中,呈现给外界良好的企业文化,以严于律己来带动整个行业的经营发展,提高市场环境的创新成果产业化规模,冲破国家或地域的金融危机的冲击的界限,以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和合理经营,从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实现规模经济的发展。

同时,企业要响应国家的号召,树立服务意识,做一个新型的具有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企业领域的领航者,努力克服金融危机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纵向深入发展时,后金融危机时代给企业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时代要求我们要针对市场经济、市场环境的特点,推出适合于自身企业发展的一种管理模式,做到管理模式因时因地制宜,随时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的变化。

2.树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可以从多个经济、文化等方面来人手,首先对企业进行初步的调查研究,了解和分清企业所处在市场的特点及需求,将若干个服务项目分类解析,分析出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有针对性地对自身企业进行开发。建立联盟战略机制,与联盟企业一同分散风险和分享资源,在技术研究开发、技能、产品、市场占有、生产能力等方面实现互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联盟的方式还能尽快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防止企业突然面临财务问题而无法解决。在这种竞争的动态环境下,专注发挥开发、技能、产品、市场占有、生产能力等方面的专业精神,也是建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手段。着重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把企业的着重点放在企业的优势领域,找出某种服务项目的特色,“成功的企业必定有其科学的战略”针对不同企业、不同业务的差异化,实施不同的战略能够更好的在企业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3.实现技术创新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一大重要创新指标,企业要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从技术权利保障向技术自主创新的道路发展。技术、知识的整合创新就是将员工个人知识转变为企业组织知识的过程,“众人拾柴火焰高”。企业的技术创新不能单纯依靠高层管理人员的智慧,还要从广大员工文化的角度去进行技术知识的创新管理,培养学习型的企业,以此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如果上升到国家领域,技术创新就是企业控制市场和资源,进而维护国家经济、科技优势及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技术创新中的知识管理的作用是通过优化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每个组成环节来.实现的,它通过与其他企业的技术交流合作,取长补短,在实现自身的技术进步的同时,带动其他企业的发展,形成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下一步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技术创新的环境。它使技术创新各个环境紧密链接,从而实现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是技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建立一个具有创新特质的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结语

后金融危机时代是一个历史的门槛,中国企业要进行良好的协作和沟通,预示着世界经济更加朝向经济高速发展时代迈进一步。国际化、战略一体化、组织规范化是企业将要面临的严峻局面,企业在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过程中不能闭门造车,要多吸收国内外的先进思想,响应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号召,多思考、多实践,提供适合于我国企业突出特点和市场环境的应用方法。

参考文献:

[1]吕明瑜.国有企业技术创新产权激励低效的成因与对策[J].中州学刊,2010(5)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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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维国(1992-),男,山西大同人,学生,从事经济学研究。

兰州大学 张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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