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15日 第 15 期
总第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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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健全支持科技创新创业金融体系

  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8日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规划》提出,“十三五”科技创新的总体目标是:国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大幅跃升,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显著,国家综合创新能力世界排名进入前15位,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有力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

  《规划》作出总体部署,未来五年,我国科技创新工作将紧紧围绕深入实施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有力支撑“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网络强国、海洋强国、航天强国、健康中国建设、军民融合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实施,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增添发展新动能、拓展发展新空间、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中的核心引领作用。

  《规划》提出健全支持科技创新创业的金融体系。发挥金融创新对创新创业的重要助推作用,开发符合创新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科技和金融结合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形成各类金融工具协同融合的科技金融生态。

  一是壮大科技创业投资规模。发展天使投资、创业投资、产业投资,壮大创业投资和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模,强化对种子期、初创期创业企业的直接融资支持。全面实施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吸引优秀创业投资管理团队联合设立一批创业投资子基金。充分发挥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和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作用,带动社会资本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研究制定天使投资相关法规,鼓励和规范天使投资发展。引导保险资金投资创业投资基金,加大对外资创业投资企业的支持力度,引导境外资本投向创新领域。

  二是发展支持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创新创业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完善企业兼并重组机制,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并购融资。深化创业板市场改革,健全适合创新型、成长型企业发展的制度安排,扩大服务实体经济覆盖面。强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融资、并购、交易等功能。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增强服务小微企业能力。打通各类资本市场,加强不同层次资本市场在促进创新创业融资上的有机衔接。开发符合创新需求的金融服务,推进高收益债券及股债相结合的融资方式。发挥沪深交易所股权质押融资机制作用,支持符合条件的创新创业企业主要通过非公开方式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项目收益债,募集资金用于加大创新投入。加快发展支持节能环保等领域的绿色金融。

  三是促进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深化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建立从实验研究、中试到生产的全过程、多元化和差异性的科技创新融资模式,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参与产学研合作创新。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符合创新特点的结构性、复合性金融产品开发,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金融支持力度。选择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创新创业企业提供股权和债权相结合的融资方式,与创业投资机构合作实现投贷联动,支持科技项目开展众包众筹。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作用,在业务范围内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与金融服务,提高信贷支持创新的灵活性和便利性,支持民营银行面向中小微企业创新需求的金融产品创新。加快发展科技保险,鼓励保险机构发起或参与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探索保险资金支持重大科技项目和科技企业发展。推进知识产权证券化试点和股权众筹融资试点,探索和规范发展服务创新的互联网金融。建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市场化风险补偿机制,简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流程,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科技保险奖补机制和再保险制度。开展专利保险试点,完善专利保险服务机制。推进各具特色的科技金融专营机构和服务中心建设,集聚科技资源和金融资源,打造区域科技金融服务品牌,鼓励高新区和自贸试验区开展科技金融先行先试。

央行:为结构性改革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央行8月5日发布201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指出,201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总体运行平稳,转方式、调结构稳步推进。消费稳定增长,进出口降幅收窄,企业效益有所回升,第三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就业基本稳定,消费价格温和上涨。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1%。

  对于下一阶段货币政策思路,央行表示,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灵活适度,适时预调微调,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总需求管理,为结构性改革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促进经济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改革创新,寓改革于调控之中,把货币政策调控与深化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更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金融深化和创新发展,进一步完善调控模式,强化价格型调节和传导机制,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着力解决经济金融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一是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优化政策组合,保持适度流动性,实现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根据内外部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灵活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完善中央银行抵押品管理框架,调节好流动性和市场利率水平,促进货币市场稳定,加强和改善宏观审慎管理,组织实施好宏观审慎评估,从量价两个方面保持货币金融环境的稳健和中性适度。继续引导商业银行加强流动性和资产负债管理,合理安排资产负债总量和期限结构,提高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

  二是盘活存量、优化增量,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继续优化流动性的投向和结构,发挥好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再贴现和抵押补充贷款的作用,强化信贷政策定向结构性调整功能,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进一步强化信贷政策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扎实做好三农、小微、创业创新等领域的金融服务。引导金融机构坚持区别对待、有扶有控、进退有序,积极做好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化解过剩产能、发展绿色信贷、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金融服务工作。继续加强对中西部铁路、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战略项目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不断提高对养老家政健康消费等新消费领域和现代服务业的金融服务水平,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扎实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工作,推广试用金融精准扶贫信息系统,建立完善金融扶贫信息对接和共享机制。合理安排易地扶贫搬迁专项金融债券发债规模、期限,保证易地扶贫搬迁信贷资金筹措及时到位。

  三是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

  四是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切实发挥好金融市场在稳定经济增长、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深化改革开放和防范金融风险方面的作用。

  五是深化金融机构改革,通过增加供给和竞争改善金融服务。继续深化大型商业银行和其他大型金融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形成有效的决策、执行、制衡机制,把公司治理的要求真正落实于日常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之中。

  六是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切实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发改委:上半年居民消费较快增长 基础性作用持续增强

  今年以来,国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提高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实施促进消费带动转型升级的“十大扩消费行动”,努力在更高层次上推动消费供需矛盾的解决,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动力。上半年,居民消费稳定增长,消费升级势能持续释放,呈现颇多亮点。

  一是消费增速保持平稳。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156138亿元,同比增长10.3%,增速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在投资增速回落、出口低迷的情况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凸显,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达73.4%,同比提高13.2个百分点。

  二是消费结构进一步升级。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8211元,同比增长8.8%。分领域看,食品、衣着、生活用品等基本消费平稳增长,发展享受型服务消费增速明显较快,占比继续提高,其中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支出分别增长12.9%和13.2%,占比分别达到9.6%和7.8%,均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

  三是住行消费稳定增长。采取用好住房公积金、释放农民工市民化住房需求、调整恢复房贷首付比例以及住房交易环节税费等措施,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增长27.9%和42.1%。通过放宽皮卡进城限制、便利二手车交易、加快停车场建设、鼓励发展新能源汽车等措施,上半年汽车销量增长8.1%,增速同比提高6.7个百分点,其中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和新能源汽车销量分别增长44.3%和126.9%。

  四是服务消费持续旺盛。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加速推进,乡村旅游、红色旅游、通用航空等个性化、体验化旅游持续升温,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22.4亿人次,增长10.5%,国内旅游收入达到1.9万亿元,增长13.7%。受宽带提速降费等政策带动,信息消费规模持续扩大,前5个月移动数据流量增长124.7%。各级文化文物单位积极开发文化创意产品,文化娱乐市场快速发展,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达246亿元,增长21%。体育经济“跑步”前进,全民健身计划深入实施,马拉松等群众体育赛事活动逐步兴起。大力促进绿色消费,引导居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绿色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消费持续增加。

  五是线上线下消费加速融合。移动支付、远程教育、网络租车等快速发展,分享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网络消费在过去两年高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为22367亿元,同比增长28.2%,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26.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1.6%,较去年全年提高0.8个百分点。

  六是消费软硬条件不断改善。通过实施进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工程,推动出口产品和内销产品在同一生产线按相同标准生产并达到相同质量水平。推动交通物流融合发展,支持城市中心交通场站增强城市配送功能。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12358价格监管平台,加大对失信行为和价格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消费市场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下一步,国家将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在继续增加居民收入提升消费能力的同时,从供需两端发力,进一步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持续增加消费品有效供给。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继续推进“十大扩消费行动”,激发企业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培育品牌的内生动力,多渠道增加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

  二是加快推进消费重点领域制度创新。着力破除阻碍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加快推进文化、体育、养老、教育等事业单位改革。

  三是全面改善优化消费环境。加快建立智慧家庭等新兴信息消费的标准体系,加大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信息归集和联合惩戒力度,进一步扩大“同线同标同质”工程实施范围。

发改委:商品房库存较大城市可发放购房补贴

  国家发改委8月3日在其官方网站发文表示:下半年将加大针对房地产去库存的因城施策调控力度。商品房库存较大城市,可采取发放购房补贴、先租后售、与政府共有产权等方式促进居民购房。另外,还将鼓励品牌房地产开发企业收购现有地产项目,通过品牌注入、提高住房品质等方式消化库存。

  同时,针对一、二线住房供应紧张的城市,要采取扩大新增供地、盘活存量土地等方式扩大土地供给,防范土地价格快速上涨。

  7.2亿平待售商品房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及以下城市

  今年上半年,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重点任务”之一的去库存在全国全面展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商品房待售面积超过了7.2亿平方米,加上在建的施工面积至少需要五六年时间才能消化掉,而库存又主要集中在土地供应充足,市场需求少的三四线及以下城市。

  在中部省份安徽的芜湖市,去年初,政府还在为卖房子发愁,商品房的去化周期达到了25个月,也就是说要把市场上的房子都卖掉,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而现在这一数字已降到9个月。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做到的呢?

  芜湖:货币化棚改 加速商品房去库存

  这间熙熙攘攘的大厅,不是房展会,而是房屋超市,在这里精心挑选的,几乎都是芜湖棚户区改造或者城中村拆迁的住户。

  选好中意房子的钱大爷告诉记者,旧房拆迁政府给了62万元货币化补助,130多平的新房子优惠下来还不到七十万,付了八万多差价钱大爷就可以把大房子带回家了。

  据介绍,棚改居民在芜湖新近商品房销售中的占比大约在50%左右,而有些地方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80%,对于去库存来说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上半年房价上涨过快 一二线城市加强调控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6月末,重点城市待售面积规模已降至去年末水平以下,非重点城市的待售面积也在逐月减少。

  “冰火两重天”一直是中国楼市的真实写照,在今年上半年,处在“冰点”的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时,楼市的火热从年初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向南京、苏州等二线城市扩展。

  过快上涨的房价,不仅让一二线城市的老百姓难圆住房梦,还有可能引发新一轮房地产投资热潮,使得库存增加从三四线以下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蔓延。为此,今年以来,一些房价涨幅过快的一二线城市相继加强调控。

  去库存要打持久战 以实际住房需求群体为主

  今年二季度开始,国家从供应端发力,连续出台了多项政策,包括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实行购租并举,允许房地产企业租赁住房等加快去库存;同时在土地供应方面,对房地产库存较高的城市,减少直至停止住房用地供应,通过分城施策精准去库存。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去库存好比化冰,先慢后快。所以去库存比去产能要有更多的耐心,需要给市场一定的时间。“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实际的住房需求为最主要的服务对象,而不是投资的需求。”

发改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

  国家发改委8月9日在网站上刊文指出,今年上半年,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村重点领域改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农村重点领域改革稳步推进。

  以下为全文:

  农业农村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今年上半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大力推动农业调结构转方式,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村重点领域改革,农业生产发展总体平稳,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强,农村产业融合势头良好,农民收入继续保持增长,农村改革创新稳步推进,为“十三五”期间农村经济发展开好局、起好步奠定了较好基础。

  一、农业生产总体稳定,结构调整有序进行

  一是夏粮再获丰收。夏粮总产量13926万吨,比上年减少162.1万吨,减幅1.2%,但仍居历史第二高位;夏粮播种面积4.145亿亩,增加0.03%;单产336公斤/亩,减少1.2%。预计今年早稻面积和产量略有减少。

  二是经济作物生产基本稳定。夏收油菜籽产量持平略减,预计总产量约1300万吨,比上年减少50万吨。棉花种植继续调减,据发展改革委种植意向调查,今年棉花播种面积约5620万亩,比上年减少530万亩。蔬菜生产基本平稳,据农业部对580个重点县信息监测点监测,5月份蔬菜产量同比持平,环比增加19.3%。

  三是畜牧业生产稳中略降。上半年,猪牛羊禽肉产量3853万吨,同比下降1.3%,其中猪肉产量2473万吨,下降3.9%。生猪存栏40203万头,同比减少3.7%;生猪出栏31959万头,同比减少4.4%。去年12月以来,随着猪肉价格上涨,养猪利润连续6个月上升。受夏季生猪消费需求减少影响,6月份生猪出栏价格出现回落,养殖生猪头均利润573元,仍为历史较高水平。6月份,能繁母猪存栏扭转了此前连续30个月环比下跌的势头,生猪产能逐步恢复,下半年猪肉供给有保障。

  四是农业结构调整取得初步成效。积极推进“镰刀弯”地区种植结构调整,推进种养结合协调发展,预计今年玉米种植面积减少3000多万亩。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力度进一步加大,耕地重金属污染、地下水超采治理试点规模进一步扩大,农牧交错带已垦草原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东北黑土地保护等试点启动实施。

  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农村重点领域改革稳步推进

  一是农业农村补短板力度加大。今年安排用于农业和农村建设的中央预算内投资2300亿元以上,确保全年农业农村投入力度不减弱、总量有增加。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今年累计下达中央资金760亿元,可建成高标准农约6400万亩。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进展顺利,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中已开工建设88项,江西峡江、河南河口村等6项工程基本建成并发挥效益,天津永定新河治理二期、江西浯溪口等8项主体工程基本完成。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加快推进,上半年共完成造林面积6333万亩。农业“三项补贴”改革和涉农资金整合改革积极推进,研究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快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

  二是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按照国务院部署,在基本稳定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水平的基础上,2016年早籼稻最低收购价首次下调,逐步改变价格水平刚性上调的市场预期。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将东北地区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进一步推进新疆棉花、东北和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降低操作成本,确保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兑现到农户。

  三是农村重点领域改革试点有序开展。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在33个县(市、区)深入开展。农村集体资产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分类推进,农民股份合作试点继续开展。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积极推进,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办法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抵押贷款试点启动,修订农业保险条例,取消农业保险市场准入行政审批事项。

  三、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势头良好,农民收入继续保持增长

  一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去年以来国家累计安排专项建设基金210多亿元,带动社会资本3000多亿元投向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园区和重点项目建设。四川、湖南等省积极推动设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投资基金,进一步撬动了社会资本投资,以农牧结合、农渔结合为重点的高效、立体、循环农业加快发展,以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相结合的产城融合加快推进,以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等为支撑的“互联网+农业”发展迅猛,以田园山水游、农事体验游、民风民俗游等为特点的农旅结合蓬勃兴起。

  二是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方兴未艾。受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和扶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政策的吸引,一些外出务工农民有了一定资金或技术积累后返乡创业,一些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以返乡创业实现就业,一些工商业者在外完成资本积累后返乡投资现代农业实现企业转型发展,农业农村正在成为创业就业、大展身手的重要领域。上半年,第一产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460亿元,同比增长21%,分别高于全社会和第二、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2、17、9个百分点。

  三是农民收入继续保持增长。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050元,实际增长6.7%,保持与经济增长同步。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进一步缩小,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为2.80,比上年同期缩小0.03。农民工资性收入继续增张,二季度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17509万人,同比增加73万人;上半年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3202元,同比增长6.7%。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仍然面临一些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洪涝灾害持续造成的损失不断增加,粮食仓容紧张导致农民卖粮难风险加大,农产品价格走弱的影响逐步显现,农民收入增速减缓亟待打造新动能。

  下半年,要继续围绕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切实抓好防汛抗洪和灾后恢复工作,努力减少洪涝灾害损失。统筹做好粮食收购和库存消化工作,确保不出现农民“卖粮难”。继续扎实推进农业调结构转方式,抓紧启动实施耕地草原河湖休养生息规划。持续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大力支持农村产业融合等新型业态发展,实现农民致富和产业发展的双赢。完善农民收入增长支持政策体系,确保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工信部多举措加码去产能 争取到2020年再退一批

  近日,工信部发布《关于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提出,要通过加大资金支持、落实价格政策、实施差别信贷等多项措施,对能耗、环保、安全生产达不到标准和生产不合格产品或淘汰类产能,依法依规有序退出。

  《意见稿》提出,在近年来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基础上,以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行业为重点,通过完善综合标准体系,加严常态化执法和强制性标准实施,推动建立法治化、市场化产能退出机制,争取到2020年再退出一批,产能过剩矛盾得到缓解,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王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企业的盈利水平是促使钢铁、煤炭等行业去产能的一个突破口,在下半年盈利无法持续改善的前提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将加速落地,过剩产能有望加速“出清”,预计下半年钢铁、煤炭行业的改革步伐会进一步加快。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指出,总体来看,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的原则是,“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从具体路径来看,主要是压缩存量和控制增量。其中包括将以更加严格的安全、环保、质量、能耗等标准,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限期退出,引导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转型转产、搬迁改造等主动退出产能。

  王军认为,淘汰落后产能将缓解市场中产能过剩所带来的压力,改善企业无序竞争的局面,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益。与此同时,企业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也将提升行业的整体竞争能力。

  此外,《意见稿》指出,落实有保有控的金融政策,对化解过剩产能、实施兼并重组以及有前景、有效益的企业,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对未按期退出产能的企业,严控新增授信,压减存量贷款,从融资方面督促企业尽快退出产能。运用市场化手段妥善处置企业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

工信部印发轻工业发展5年规划 积极推动智能化发展

  近日,工信部编制发布了《轻工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规划》从大力实施“三品”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积极推动智能化发展、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全面推行绿色制造、统筹国内外市场等六个方面提出了具体任务部署。

  《规划》作为“十三五”时期指导轻工业发展的专项规划,将指导未来五年轻工业创新发展,推动由“轻工大国”向“轻工强国”转变。

  《规划》提出,“十三五”要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深度调整、创新提升为主线,以企业为主体,以增强创新、质量管理和品牌建设能力为重点,大力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三品”战略,改善营商环境,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推进智能和绿色制造,优化产业结构,构建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和国际化的新型轻工业制造体系,为建设制造强国和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奠定基础。

  此外,《规划》提出了一系列主要目标:

  生产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十三五”期间,轻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7%,生产要素配置进一步优化,产业链配套协作能力增强,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

  实施“三品”战略成效显著。品种丰富度、品质满意度、品牌认可度明显提升。轻工产品特别是食品、婴童用品质量安全水平有效提升。轻工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达到95%以上。市场环境明显优化。市场监管力度不断加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高,市场竞争秩序和消费环境明显改善。

  创新能力明显增强。轻工领域重点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超过2.2%,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进一步健全,制造模式、管理模式、商业模式和服务模式创新加快推进。

  产业集群发展水平有所提升。提升产业集群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完善产业链,优化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支持推进10个左右产业集群创建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培育区域品牌建设示范区和世界级产业集群。

  节能减排成效显著。继续推进节能减排,循环经济发展迈上新的台阶。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比2015年下降18%、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比2015年下降23%、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15 年下降22%。

  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提高。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努力提高机电产品和一般贸易的比重,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力争保持轻工产品在国际市场份额中的优势地位。

商务部:外贸下行压力加大 将实施积极进口政策

  前7个月的中国外贸数据日前出炉,进出口“双降”态势仍未扭转。中国商务部外贸司副司长王东堂9日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外贸下行压力加大,全年形势不容乐观。

  据中国海关总署最新数据,2016年1—7月中国进出口总值约为2万亿美元,同比下降8.7%。其中,出口近1.2万亿美元,下降7.4%;进口8601.1亿美元,下降10.5%。

  王东堂表示,中国外贸仍保持回稳向好态势。3月至今,中国外贸出口累计降幅已连续5个月收窄,出口情况好于美国、日本、韩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此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出口也好于总体水平。前7个月,中国对印度、泰国、俄罗斯出口均保持增长。

  但他也指出,中国全年外贸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下行压力加大,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而且面临的困难不是短期的”。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越发缓慢,全球贸易加速下滑。据世贸组织统计,1—5月占全球贸易额90%以上的71个经济体进口合计下降6.1%,其中日本、韩国、印度、俄罗斯、巴西进口降幅均超过10%。

  此外,在需求整体低迷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越发严重。据商务部数据,1—7月中国出口遭遇80起贸易救济调查,同比增长70%;涉案金额近100亿美元,增长1.3倍。

  王东堂表示,为稳定外贸增长,下一步将着力推动外贸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实施积极的进口政策,支持先进技术和关键零部件进口,合理增加消费品进口,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和消费品进口比重。

李晓喻

国资委:国企提质增效是做大重要举措 下决心瘦身健体

  坚决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

  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就是要确保企业的生产经营始终保持平稳运行,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有活力、有较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市场主体,为稳财政、稳就业作出更大贡献,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去掉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形成新的发展动能。国有企业应当而且能够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作用。

  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就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全面落实五大重点任务,加快中央企业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步伐,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矫正供需结构错配,提高供给质量,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量质”双升。

  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就是要实现逆势图强,把发展的基础夯得更实一些,把发展的质量提得更高一些,把竞争的实力锤炼得更强一些,把防风险的屏障筑得更牢一些。

  新动力正在强化,新业态不断出现,新产业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活力将进一步释放,动力将进一步增强,空间将进一步扩大,我国经济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些为我们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提供了历史机遇。

  当前,面对经济发展新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牢牢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对国有企业提高发展质量、提升经济效益提出了明确要求。国有企业要围绕提质增效升级,积极投身新经济发展,在推动新动能培育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方面走在前列,下决心瘦身健体,苦练内功,努力向技术创新要效益,向深化改革要效益,向结构调整要效益,向管理改善要效益,实现品质和品牌新的跃升,坚决打好打赢国有企业提质增效攻坚战。

  一、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做好国有企业提质增效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直接相关,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是支撑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长期以来,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增加值占到全国GDP的10%,税费贡献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6,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维护国家安全、增强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特别是许多中央企业都是行业龙头,涉及的产业链长、关联面广,如果生产经营出现大的波动,就可能引发各类风险,对国家财政、金融、就业、民生等造成严重影响。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就是要确保企业的生产经营始终保持平稳运行,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有活力、有较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市场主体,为稳财政、稳就业作出更大贡献,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去掉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形成新的发展动能。国有企业应当而且能够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作用。中央企业多处于石油石化、钢铁、煤炭、有色金属、机械制造等重化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伴随着对能源、原材料的旺盛需求,中央企业的规模、效益得到快速增长。但“萝卜快了不洗泥”,一些中央企业有效供给能力和市场需求错配的问题日渐积累。一方面,中央企业在原油、粗钢、动力煤、电解铝、水泥、普通机床等资源密集、投资导向的低端产品上供给能力过剩,面临白热化竞争,成本下不来、价格上不去,盈利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另一方面,在特殊钢材、芯片、液化天然气船舶(LNG船舶)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上供给能力不足,无法满足高端、精细化的市场需求。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就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全面落实五大重点任务,加快中央企业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步伐,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矫正供需结构错配,提高供给质量,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量质”双升。

  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是做强做优做大中央企业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做强做优做大是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近年来,中央企业整体实力显著增强,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骨干企业,2015年美国《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我国中央企业达到47家。但也应当看到,目前中央企业的发展水平与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相比,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资本运行效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资本布局结构仍存在分布过宽、战线过长等突出问题,资本合理流动的机制尚不健全,制约了国有资本功能的有效发挥。尤其是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央企业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各项经济指标增速明显放缓,过去主要凭借高强度、大规模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持续,迫切需要通过优化资本布局结构、推动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增强中央企业的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就是要实现逆势图强,把发展的基础夯得更实一些,把发展的质量提得更高一些,把竞争的实力锤炼得更强一些,把防风险的屏障筑得更牢一些。

  二、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面临挑战与机遇

  近几年,受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和国内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新旧动能转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央企业生产经营遇到了较大的困难和挑战,效益下滑压力不断加大。今年上半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各级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干部职工的努力奋斗,国有企业利润大幅下滑趋势得到遏制,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9.9万亿元,同比增长0.8%。纵观全年走势,世界经济仍在深度调整、整体复苏乏力,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仍然很多;国内经济面临多重矛盾挑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短期阵痛不可避免,严峻性、复杂性不可小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新困难、新问题不断出现。中央企业提质增效面临的挑战之大、困难之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

  形势越是复杂严峻,我们越要看清楚、把握好中央企业提质增效的有利条件,坚定信心,攻坚克难。

  我国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新动力正在强化,新业态不断出现,新产业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活力将进一步释放,动力将进一步增强,空间将进一步扩大,我国经济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些为我们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提供了历史机遇。

  改革发展的政策环境不断优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明确了五大重点任务,提出了一系列提振经济的政策措施。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政策,特别是针对搞活实体经济推出了不少有力度的支持政策。国有企业改革“1+N”系列文件陆续出台,各项改革试点全面推进,改革的红利效应正在逐步显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结构调整稳步推进,区域协调协同发展和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加快落地,国家重大工程、重要基础设施以及城镇化建设正紧锣密鼓地推进。这些为中央企业提质增效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中央企业自身实力积累提升。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央企业积累了比较厚实的家底,资产规模已达到47.2万亿元,其规模实力、管理水平、抗风险能力大幅提升,不少企业的竞争能力和效益水平已走在行业前列。更为可贵的是,经过多轮市场周期的考验和历练,我们培养了一支爱国敬业、勇闯市场、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队伍,以及一大批高素质的技能工人、科研人员、经营管理者队伍,企业把握市场机遇的能力已今非昔比。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不断加强,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积极成效。这些为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增添了信心底气。

  三、坚决打好打赢提质增效攻坚战

  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既要看到严峻挑战,又要树立必胜信念。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和中央企业将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切实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紧迫意识,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扎实的作风、更加有力有效的工作措施,坚决打好这场提质增效攻坚战。

  强化目标责任落实。坚持“抓两头、带中间”,对盈利大户、减利大户、亏损大户实施挂牌督导,加大工作协调力度,支持盈利基础好的企业多做贡献,帮助困难较多的企业及时遏制下滑趋势、亏损企业努力控亏扭亏。强化激励约束,充分发挥业绩考核的导向作用,实施业绩考核与工资总额、负责人薪酬的紧密挂钩、同向联动,将提质增效工作成效纳入企业领导班子和企业负责人综合考评。完善工作机制,逐级签订责任书,形成目标层层分解、责任层层落实、压力层层传递的工作推进机制,确保任务到岗、责任到人。

  搞好开源节流工作。指导企业紧密跟踪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努力保持营业收入稳定增长。增加适销产品品种、提高产品品质、加强品牌建设、创新商业模式,进一步发掘市场潜力。抓住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等战略性机遇,加快提高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坚持“成本管控、效益否决”,督促企业压缩管理层级、精简管理人员,继续开展“应收账款和存货”压降,大力提高资金集中度,做好负债规模和负债率的双重管控,降低综合融资成本。

  大力促进调整优化。加快推动中央企业兼并重组和内部资源整合步伐,推动业务协同和资源共享。提高资本配置、运营效率和核心竞争力。指导企业加大对符合国家战略的重大基础设施、重要资源、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投资力度,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创新投资模式。加快发展核电、高铁、航空航天装备等优势产业,支持军品技术成果转化。引导传统制造业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力度。督促企业规范投资决策程序,有效防范投资风险。坚持“一企一策”,推动亏损企业做好债务重组、冗员分流、清产核资、业务整合、破产重整等工作。继续做好重点亏损子企业专项治理。对石油石化、火电、汽车、煤炭等创效压力较大的企业开展专项督导。结合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加快推动中央企业兼并重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大力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探索建立科技成果市场化流转机制和转让价值共享机制。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分类改革,加快开展落实董事会职权等十项改革试点工作,扩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范围,设立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和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加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全面推开“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等。充分发挥党组织在提质增效攻坚战中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充分调动和激发广大共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结合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增强“四个意识”,不断巩固和扩大从严治党成果,为提质增效提供有力支撑和坚强保障。

权威视点
习近平论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握好“加减法”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7月8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听取专家学者意见和建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没有变”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作出客观判断,他指出,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从经济运行看,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更加明显,必须坚定信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经济结构,强化新的发展动力。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有力、有度、有效”新要求,并强调要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习近平强调,宏观经济政策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适度扩大总需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有力、有度、有效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重点任务;引导好发展预期,用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社会预期,用重大改革举措落地增强发展信心。

  自从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后,总书记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表重要论述。从那时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成为一个高频词。

  习近平在2015年11月10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强调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本次会议热词之一。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2016年3月8日上午,习近平参加湖南省代表团审议,有代表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加快湖南制造强省建设提出建议。习近平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硬仗,要把握好“加法”和“减法”,增加要素投入,促进经济总量增加,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习近平总书记则用“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通俗易懂地布局了供给侧改革这一新举措。

  在今年年初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供给侧改革作了详细阐释。他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今年5月16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对供给侧改革作出重大部署。习近平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要树立必胜信念,坚定不移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勤劳致富、艰苦奋斗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不断提高生活水平。

李伟:改革是经济提质增效的根本途径

    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总体上延续了2010年一季度以来的回落态势。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和财政货币政策加力,社会预期有所改善,部分指标出现一定的积极变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总体平稳,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跌幅收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由降转升,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增速有所回升,去库存速度加快。但经济阶段性企稳的基础并不稳固,特别是进入二季度以后,改善的势头趋缓,增速下行压力比较明显。需要高度重视投资效率下降、债务规模上升偏快、民间投资疲软、去产能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部分城市土地和房价快速上涨、部分区域转型迟滞、全球复苏进程曲折等突出挑战,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尽早转入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区间,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当前经济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受多重因素影响,民间投资增长乏力。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长步伐持续放缓,与总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差距逐步扩大。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去产能、去库存”的政策背景下,一些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民间投资下降明显。二是信贷资源匹配失调、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三是在人民币贬值预期影响下,民营企业加大海外投资力度,出现“内冷外热”现象。四是改革不到位也阻碍了民间投资热情。

    二、房地产主要指标呈现“冲高回落”苗头。房地产“去库存”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区域分化的特征更加凸显。部分城市土地成交价格大幅上升,增加后续市场风险。寄希望通过大幅度“加杠杆”来“去库存”,可能短暂推高投资增速,长期看存在很大风险。

    三、去产能进入攻坚阶段,但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煤炭、钢铁等重化工业领域的产能过剩尤为突出。我国产能过剩问题,表面看是国内生产能力大于市场需求所导致,其实质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过程中经济结构失衡的深刻反映和集中体现。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有两类:一是全球经济增长低迷造成的周期性过剩,另一类则是因为我国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转折性变化而造成的绝对产能过剩。

    四、债务杠杆快速攀升,传统稳增长模式受限。长期以来,稳增长就是稳投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持续回落,投资回报率逐步下降,这种依赖要素投入、规模扩张的传统发展模式正在遭遇债务杠杆高企的挑战:一是近年来债务总杠杆上升速度比较快;二是债务压力分布很不均衡,不同部门加杠杆的幅度存在显著差异;三是投资效率下降;四是债务风险进一步显露。

    五、区域经济格局分化和重塑加快。伴随着全国经济的转型,区域经济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变化特征。这些新的变化大致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来描述,即“分化”和“趋同”。“分化”表现为省际之间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在不断扩大:一是部分严重依赖能源重化工产业的省份近年来经济持续滑坡,二是部分西部省份增长较快,三是部分东部沿海省份转型势头良好。另一个特征是大的板块之间“趋同”,表现为东、中、西三大板块之间经济增长的速度差异不断缩小。

    六、全球经济景气低迷,我国出口难有明显改观。今年前几个月,伴随美元持续贬值,油价小幅反弹,新兴市场资本外流的压力缓解,全球经济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出现了短暂的景气回升。但5月以来,国际经济景气指数再度掉头向下。展望下半年,全球经济依然脆弱:欧洲和日本经济深陷泥潭;美国经济也远非强劲复苏;新兴经济体总体看出现一定的企稳迹象,但表现参差不齐。在经济增长疲软的情况下,预计全球贸易仍将低迷。

    总体来看,世界经济变数加大,忧患增加,复苏艰难;我国经济转型及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稳增长压力加大。

    “十三五”时期的内外环境

    关于内外环境,我们有四个判断:第一,全球化趋势不会逆转,但投资和贸易规则重构可能对中国形成冲击。第二,我国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巨大,但外部市场需求可能较长时期处于低迷。第三,新的增长动力正在积蓄壮大,但替代旧的增长动力尚需时日。第四,国家整体实力显著增强,但面临的难题和挑战也明显增多。

    关于主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了12项预期性指标和13项约束性指标,涉及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和资源环境四大方面。在25项指标中,经济增长是基础性指标,涉及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物质基础。《纲要》依据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提出必须使GDP年均增长保持在6.5%以上。在10年之内,实现GDP翻一番,经济年均增长须达到7.2%的水平。由于“十二五”时期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7.8%,“十三五”时期实现年均6.5%的经济增长,就可以完成既定目标。

    回顾“八五”规划(计划)以来的历次五年规划,“十三五”规划确定的预期增长率最低。确定这样的预期增长目标,并不是简单地因为经济按照这样的增长率增长,就可以实现GDP十年翻一番的目标,更主要的是因为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发展的基础、发展的环境、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都与之前有很大不同,支撑经济增长的供、需两方面因素都与之前有很大差异,从根本上讲是工业化初期、中期追赶阶段基本完成以后,增长速度必然下降的规律使然。

    “十三五”时期有实现年均6.5%以上增长的潜力和条件,但实现这个目标难度超过以往,需要付出异乎寻常的努力。

    “十三五”时期的重点任务

    第一,打好扶贫攻坚战。面对新时期扶贫工作的艰巨任务和复杂形势,《纲要》将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作为约束性指标。扶贫攻坚不在于层层下指标、赶进度,仅仅在一个时间段消除“贫困人口”数字,而在于脱贫后的可持续性、可发展性。关键是提升贫困地区的抗风险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让贫困人口真正能够在参与扶贫攻坚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只有增强贫困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才能真正脱贫、持久脱贫。

    第二,实现共享发展。共享发展不只是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要不断增强成果享受的公平性。实现共享发展必须要加大缩小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的力度。“十三五”时期推进共享发展,要推动城乡统筹发展,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但更为关键的是要创造条件让人人都有参与发展的机会。

    第三,促进绿色发展。当前我国能源消费和污染物排放的强度已明显下降,但能源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带来的挑战仍然十分严峻。一是我国资源能源消耗总量和污染物排放总量规模巨大,并还在继续增长。二是土壤污染日益成为广大民众关注的焦点。三是水资源短缺与水污染并存。为此,推动绿色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约束制度、激励制度、公众参与制度这三大制度必须建立健全。

    第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对外投资世界第三,利用外资数一数二。之所以还要改革开放体制,是因为在新的发展阶段,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进一步开放的必要性更加凸显,进一步开放的条件也更加成熟。一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十分迫切,二是服务业发展水平仍然不高,三是海外投资保护能力不足。因此,构建对外开放新体制,重点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吸引高端要素流入。二是加快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有力支持我国企业的全球化布局。三是建立适应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金融体制。

    如何全面深化经济改革

    改革是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根本途径。从长远和根本的视角看,无论是化解当前的供需矛盾,还是完成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都离不开深化改革。中央去年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就是为了应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部分领域产能过剩、部分地区房地产库存偏高、非金融企业债务规模上升速度过快、企业经营成本偏高、创新能力与有效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等突出挑战,实现 “十三五”的良好开局。

    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集中在供给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通过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完善市场机制,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低效配置;通过调整各类扭曲性政策和制度安排,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市场出清,化解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管理的积极配合。我们强调从供给侧发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并不等于否定需求管理,更不是要搞需求紧缩。应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下,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实现供需平衡从低水平向高水平跃升。

    改革既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长远。除了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改革还要着力解决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激发经济活力,使经济真正步入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轨道。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破除经济社会发展瓶颈制约、切实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促进政府自身改革三个战略主攻方向,推动出台了一大批有分量、有力度的改革方案。改革呈现全面铺开、纵深推进、局部突破的积极局面。

    下一步推进改革,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提高改革方案质量,合理化改革设计程序,扩大改革方案设计的参与面。二是改革要突出重点,要有轻重缓急。三是要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四是要处理好各方面利益关系,使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五是要以科学的评估为推进改革提供切实保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李伟

陈锡文: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和宏观政策调整

  8月11日,中国粮油财富论坛在吉林召开,以下为特邀嘉宾陈锡文发表演讲。

  非常高兴参加这次论坛和洽谈会。这次会议能够开得这么隆重,能够有这么大的规模,超出了预料,也表明大家对当前整个粮食生产和供销形势的关注。

  这次会议也凸显了我们吉林省委、省政府对于加强粮食改革和推动粮食收储制度改革重视。

  粮食问题大家都是行家,我虽然做了一些研究,但是很多的具体的问题还算是门外人。应该说,粮食的生产形势出现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好形势,连续12年好形势。我想大家都知道,2003年的时候,全国的粮食总产量有8640亿,到去年提高了12429亿,12年期间,粮食总产量提高了3855亿,平均每年都有提高300多亿。这在中外市场都罕见,农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从2003年的2662亿,提高到去年的全国统计是11422元,粮食的增产,农民持续增收,应当说去年12年非常好。

  但是,事情都是有两面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地积累,再加上形势变化,到了2014年年底爆发,主要是我们有两个粮食价格比市场高出不少,大体是高出30%到50%,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需要分析。

  大家知道,从2008年从美国的金融危机开始,全球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世界各国政府只要能够做得到,都努力增加投入,自主运行能力,其实全球几乎没有一家不在采取这样挽救经济的政策,在2009年开始,世界各国都采取了刺激性的财政政策,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投入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大量货币投入,一定会反弹出来,在两到三年之后出现了通货膨胀,于是就会拉动产品价格上涨,粮食的价格是在2012年达到了最高峰。

  但是,经济挽救回来了,全球的经济从通胀转到通缩,在通货紧缩的前提下大家看到,从2012年开始,全球的大宗商品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所以,中国的粮食的价格和世界粮食的变革有国际的一些原因,当然也有国内的一些原因。我认为主要有四大原因:

  一个是我们的国内生产成本在上升。这就要附加值上升,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资金的价格、土地的价格,劳动成本的价格都在快速上涨,这个情况下一定会反映农业。使我们的成本节节攀升,要想让农民有合理的价格,必须有相应的上涨。

  第二,全球的经济不景气,需求疲软,使玉米价格2013-2015年下幅下降。全球的价格,过去三年大约下跌了30-45%,也就是说,如果全球的粮食不下跌,我们的现在的粮食价格和市场价格差不太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受粮食价格的之苦,受煎熬的农民,不光是中国,全球的农民都在受农产品(行情12.27 -0.65%,买入)价格的影响。

  第三个原因就是中国实力不断增强,人民币汇率在增多,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在整体下降。由于人民币的坚挺,美元兑人民币在下降。这个降价按照人民币兑美元,要比十年前降价20%。

  第四,全球经济不景气造成能源价格下降。很多人知道,在2003年,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之后,原油价格接近150美元,现在恢复了不少了,和过去相比跌带了三分之二,能源价格的下降对农业有没有影响。一个是我们是用石油比较多的国家。二个由于前几年能源价格高起,导致很多的地方把大量的农产品收入转化为能源。第三,就是能源价格导致海运价格下跌,过去从美国地区运过来的粮食运到广州是很高的,现在是跌了。

  前一段出现的国内外的粮价巨大的差价多种原因引起的,不仅仅是农业,农业有一定的问题,粮食生产成本不断增加,但是很多的问题更宏观的经济是在其他各领域的经济形势的变化。但是,不管怎么说,分析有多少原因,总而言之,粮食价格正在全球发生变化。

  今年3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湖南省代表审议的时候讲,过去农产品总量转到现在的结构矛盾,我想这一块,从我们当前的情况来看,最突出的问题是玉米的供给多了,大豆的供给明显增多,这是我们体会到的。去年粮食产品12490亿斤,和我们总需求相比,我们过去的需求大概在12800万到12900亿斤,总量来看我们是供不应求。从去年来看,我们有400-500的需求量。问题是,只有4、5百亿斤的缺口,去年粮食接近2500亿,离我们缺口多进了2000多亿斤。去年的进口粮食,将近有2500亿,有1600亿斤是大豆,大豆多了,就影响我们自己的粮食。

  从这个角度来看,非常重要的就是看出了我们目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供求的品种结构优非常大的变化,下一步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解决。

  首先,大家知道,农业政策从十六大以后,对调动农民积极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是取消了农业税的税收,二是对粮食生产直接补贴,一年是2700亿,对于降低农民生产成本有一定左右,并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三是对粮食市场上,对紧缺产品的生产,避免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些政策,特别是是价格和结构有关的政策,这些政策实行了十几年,从过去的利利大于弊,其中最突出的是04年是两个品种一个是小麦一个是水稻。04年小麦的价格是0.72元,现在是1元多。最开始出台的水稻的价格,粳稻当时是每斤7毛2,几年过去了,现在是1.33元,中稻等等也都上涨了。

  玉米没有上涨,但是07年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07年的玉米是7毛钱,但是到前年的时候就已经到到了1.02元。从过去来看,实际上一些实行政府最低收购价格,在过去的七八年,实际上定价机制不是由市场实行的,而是政府来实行定价的。

  第二,政府实行定价后,年年补贴,于是我们的价格不断地商上涨,而且又没有考虑到国际市场,由此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在十八大以后,我们知道2003年研究了改革的问题,到2004年新疆棉花和东北地区的大豆都在2014年做了变化,2015年的对长江流域的油菜籽做了改变。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各个方面大家认为对于玉米的价格必须实行定价。所以,玉米的收储制度的改革,起码是大家可以看到,一是关于玉米的定价的改革,二是涉及到玉米农民的补贴办法,第三是粮食玉米收储制度的改革。

  刚才讲到我们在2007年出台的7毛钱一斤的玉米的价格,那时候基本是按照市场价格定的,但是随后逐渐脱离的市场,主要是考虑到保障农民的利益,因此,玉米的价格从7毛钱涨到1.2元。涨到没有办法从市场价出发,所以,这个时候讲到了恢复粮食价格的市场定价的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来吉林调查,到农民家庭了解,今年2016年玉米上市后到底是什么价格?这几年我感觉到,优于我们实际的政府定价。由于是政府定价,使农民知道价格,所以,农民种玉米,因为年年涨。但是,凡是通过市场定价,都不可能知道的清楚,到今年年底玉米到底什么价,我想现在没有人能想到,但是可以判断。有参考的数据,一个是根据市场的价格,二是根据佳加工。一个是现在需要广大农民加大力度,市场条件下怎么定价的,不是依靠政府定价的,这是当前面临的思想观念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要改变对农民的补贴办法。

  过去的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能从7毛钱涨到1.2元,就是把对农民的补贴放到价格里,这样农民种玉米可以由很好地收益,通过不断地提高价格对农民补贴,这也带来了农民的增收,但是副作用就是刚才讲的,由于市场价格不断提高,提高到市场最高价格,除了政府补贴,不符合市场的定价。所以,现在提出来要把补贴从价格中分离出来,对农民农业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例如说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承诺,中国对于农业的补贴,生产成本可以占到生产价格的一定比例。应该说,我们现在补贴的数据超过了规定的数字,超过了8.5%。所以,简单的通过价格补贴的办法,这就需要转补贴,我们应该专项WTO规则。比如说现在提出来的,我们要根据WTO的规则,完善我们的市场定价,让农民在市场价格下跌的情况下少受一点损失。

  第三,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从2013年倒回去,文件最大的一条就是强调全面放开垄断的市场,对市场紧缺的产品进行收购。所以,这个一个是相对稳定粮食市场。现在来看,情况有非常大的变化。你要想实行市场定价,你就必须有市场行为。前几年大家讲都是政策上能不能有改变,要形成市场。我们怎么进入市场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已经形成了格局,在粮食收储上就是中储粮收。所以,当前要激活市场体系。

  对政府第一大问题,就是我们这么大的玉米储量。还有就是一个改革,对于中储粮以外的有资质的有益元的资本市场要形成,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不行。所以,我想我们要把收储制度改革看成是一个中国的粮食生产供销方面,恢复市场作用的政策。所以,对农民知道我们要知道,对我们的体制进行改革,同时保证正运行的各方面加大力度,完善政策出台。

  就事论事讲,玉米的改革,大家都已经感觉到,不改不行了,实际上去年,我也知道,一斤粮食在东北地区,一斤玉米降价0.12元,种的时候不知道,收的时候降,去年多少钱,东三省大概是200亿。吉林、黑龙江的农民,大概每人平均玉米降价损失560元。为什么降低0.12元,今年的价格不太清楚,但是国家的粮食补贴有。对有些地方,比如说黄金玉米带,这个有补贴,但是有的地方,不能再给予补贴,只有不种玉米才给补贴。

  去年的时候,我们调研2005年一个县才种2500亩,但是到215年种了60万亩。如果改了种什么,确实有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我们大豆的进口去年是1640亿,这是8200多万吨,按照现在大豆的亩产不到260吨,如果我们承担是6亿,这里有大豆的生产问题。我们过去有相当多的问题,不是说给补贴就都种,给补贴是为市场需求而调整。从目前来看,总书记反复强调,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目的是什么?就是说提高农业的种植效益。从这个指导思想来看,推进玉米的供给侧改革,就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推进农业的供给侧改革和我们讲到的农业结构的调整,其实有一点区别,既涉及到播种面积和产量的调节,更重要的是农业的供给侧改革,要实现农业的综合效益。从这个药都我个人理解,农业的供给侧改革,本质就应当是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加快农业从生产经营到商品流通的一系列的供给侧改革。科技进步和体制改革是农业供给侧的改革,不至于我们头痛医头、脚疼医脚。所以,供给侧改革不仅仅是玉米,棉花、糖、油,其实还包括小麦,也包括稻谷,这些都。所以,我们要从推进玉米的购销制度改革去探索出一条既保障农业的改革,又保障农民的提高,这么一条道路。

  面临这两年的矛盾,面对国际市场,不难听到有些声音,有人说,既然中国的粮食生产成本高,国家给那么多的补贴,农民又没有多少收益,而国际市场比国内多,我们何必种呢,我们从国际市场买。从经济上来讲有一定道理,但是不是那么简单,从政府角度来讲,如果我们不买进口粮,我们农民干什么,都买中国口,不仅仅威胁的是国家的粮食安全,而是农业的生产安全,农民的生产生活。这个事是那么简单,我们一直是城镇化,以各种政策解决农民就业和到城镇定居,但是遇到很多的问题。按照现在统计,农村常住人口是6亿300万,这个数字和建国初1949年中国农民的人口数字比,是什么关系,1949年中国农民的数量是4亿8000万人,我们搞这么多年的城镇化,比1949年才多出1亿,去年的水平相当于1969年的水平。所以,我们在农业大规模的经营,还有相当长的时间的发展。所以,进口是必要的,本身我们总量就不够,所以,进口是必要的。但是,进口不能危及我们的粮食生产安全,不能危及农民的收入。

  还有就是我们进入世贸组织经过了那么难的谈判,才谈下的进口的关税。在粮食问题上,我们承诺的是每年同意进口粮食低关税,小麦是963.3万亿,玉米是720万亿,大米是532万亿,加入世贸组织,我们是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对他们市场开放,但是开放是有限的。开放多大,三个谷物是这些。我们进口多了,超过我们定的数量,就交税60%,我们不进口多,但是他们希望我们多斤。最近我们和日本聊,如果多了以后,每公斤大米进口的关税日本人是341日元,折过来进口每公斤大米征收20亿。在日本如此保护自己的农业,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第一要有国际眼光,看到全球的经济各个方面的市场。大家看了这两年农产品市场价格有变化,中国与国际市场的变化缩小。第二,用组用好符合市场贸易规则的农业保护政策。第三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努力加快结构性供给侧改革。在增强国际竞争力方面积极做工作。

  今天开这个会议,对我个人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从04年到现在十二三年的政策,某种程度市场的作用看不到,灵活的机制不见了。通过这样的财富论坛,再通过粮食自主贸易,对深化改革,恢复市场在粮食购销中的作用将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最后,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侯立安:发展可再生能源破生态环境恶化困局

  进行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节约能源、改善能源结构、保护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措施和关键着力点,将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由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高碳发展方式向技术创新型、内涵提高的低碳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能源革命”战略提出两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环境生态学家侯立安,请他就这一概念展开论述,并为我国的环境治理问诊把脉。

  环境质量改善取得积极进展

  中国电力报:近几年来,在环境治理上,我国的体制、政策、产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其中,最为显着的有哪些变化?

  侯立安:“十二五”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环境治理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方面,环保认识不断深化。从过去“盼温饱”、“求生存”向“盼环保”、“求生态”转变,将“生态美”与“百姓富”有机结合起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另一方面,环境质量改善取得积极进展。我国是第一个提出治理PM2.5的发展中国家,成效显着。2015年,首批实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4.1%,源解析工作获得重大进展。2001~2015年,我国主要江河总体水质明显好转,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上升34.1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下降21.6个百分点。

  另外,治污战略进程加速推进,力度前所未有。法规制度日益完善,为防治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新《环保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气十条”)《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十条”)陆续发布实施,多方位遏制污染,大力推进治污进程。

  大气、水、土壤污染具有相关性

  中国电力报:大气、水、土壤治理组成了我国环境治理的三大维度。您认为,当前哪些领域的治理是最为迫切的?

  侯立安:大气、水、土壤的治理都很重要,因为大气、水、土壤的污染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在水循环过程中,降水会溶解(吸附)空气中的污染物,从而将空气中的污染物带入水体和土壤,造成水和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物能够通过淋溶和挥发分别进入地下水和空气,导致大气和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已经成为浅层地下水污染的重要来源。水体污染物能够通过挥发和吸附分别进入空气和土壤,引发大气和土壤污染。

  这三种污染都会影响人体健康,但影响程度和身体感觉各不相同。其中,大气污染和水体污染的治理工作更为迫切。

  近年来,我国多次发生长时间大范围的雾霾事件,引起了人们对空气污染的高度关注。雾霾影响能见度和交通安全,同时能影响人的心理、危害人体健康。每当城市出现雾霾天气时,人民群众怨声载道、热议不断,当地政府往往面临巨大的压力。

  因此,全国各地都很重视对雾霾的治理,很多城市都实施了大气污染防控措施,也对PM2.5的源解析做了大量工作,以期找出重点污染源,从而制定针对性的防控对策。

  但目前,对室内空气污染防控的力度还不够大。由于人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室内,室外污染的空气也主要是通过室内  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室内空气污染的健康效应更为显着,因此,要更加重视室内空气污染的防控。

  此外,水体污染直接威胁我国的饮用水安全。一方面,我国的水污染形势较为严峻,污染自东向西转移,单一污染向复合污染转变。其中,地表水污染最为突出,也最受关注。《2014年水资源公报》显示,全国76.9%的湖泊和37.3%的水库富营养化。除常规污染物外,水体中新型污染物不断出现,给社会稳定和民众健康带来新威胁。2014年以来,全国主要河流,黄浦江、长江入海口、珠江等都被检出了抗生素;水体中藻毒素和环境激素也屡遭报道。

  地下水水质恶化加剧。《2015年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地下水水质较差和极差级的监测点比例超过60%。水利部公开的2016年1月《地下水动态月报》显示,北方平原地区浅层地下水的监测数据表明,该区域超过八成浅层地下水不能作为饮用水源。

  另一方面,《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实施以来,水质标准由过去的35项增加到106项,再加上非常传统安全的威胁和复合污染、新型污染物的出现,传统的絮凝、沉淀、过滤等水处理工艺面临重大挑战。因此,水体污染引发的饮用水安全问题亟需治理,刻不容缓。

  中国电力报:您重点谈到了水体污染,那么,水体污染对人体的潜在危害有哪些?应该如何应对?

  侯立安:水体中抗生素、环境激素、干扰素、藻毒素、放射性物质等新型污染物对水安全的威胁逐渐成为国际上关注的热点。水体非常规污染物的含量低,但危害大,例如,过量摄入抗生素能引发致病细菌产生耐药性,使机体“无药可救”;干扰素增加癌症发病率、影响人类生殖系统发育、影响胚胎正常发育;环境激素导致机体内分泌失调,引发生殖、发育、免疫等机能障碍;藻毒素引起机体产生呕吐腹泻、肝损伤,甚至诱发肝癌等。水体中新型污染物多为小分子物质,传统水处理技术能以奏效。当下的处理新型污染物的方法主要有吸附、光催化等,开发高效、先进的深度净化工艺是未来的研究重点。另外,抗生素、干扰素等新型污染物的监测尚没有纳入环保部门监测指标和饮用水水质标准范围之内,应该增加对新型污染物的监控和研究,并加紧相关标准规范的制定。

  值得注意的是,纳米技术作为前沿科学,对环境保护已产生深远影响,利用纳米材料和技术解决污染问题将成为未来环境保护发展的重要趋势。然而,不能忽视纳米材料对环境生物和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已有研究成果表明:纳米材料通过诱导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等机制与生物大分子、细胞、组织和器官的相互作用并引发毒害。从2005开始,美国国家纳米技术计划(NNI)每年在纳米技术对环境、健康与安全领域的投资,占总投资额的比例从2005年的不足3%提升至2016年的7%,总投资额度已经接近10亿美元。中国也应加大这方面的研究技术和经费投入。

  中国电力报:在当前的环境治理中,有哪些环节是迫切需要跟上的?

  侯立安:一是要健全管理体制机制。要统一协调管理。环境保护工作涉及环保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部等部门,在权责清晰的基础上,各部门还应该创建统一协调的机构实行管理,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实施全方位的环境监测和保护。要加强顶层设计。转变传统的行政区域管理为水域流域管理、区域联动和“山、水、林、田、湖”一体化管理,建立系统管理模式,优化流域和区域的环境与产业结构,提高生态化水平,构建自然和谐的经济社会系统。要制定开发规划。基于“保护优先”的理念,在“分区、分类、分级、分期”的流域环境管理思路下,划定流域资源开发利用控制、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积极落实“气十条”、“水十条”和“土十条”。

  二是推进相关法规标准规范的制定和完善。立法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于:立法确立了环境保护的目标、原则、体制和运  行机制,并对管理机构进行授权。新《环保法》在2015年颁布以来,已经取得了众多成效,这表明法律法规对推动环保工作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此外,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对饮用水制定了针对性的法律。

  例如,日本早在1955年就制定了《水道(自来水)法》,对水厂取水地点、检查次数等都作了具体规定;美国也在1974年就制定了专门的《饮用水安全法》,明确规定保护国家公共饮用水的供应,由环保署及各州环保署一起执行。然而,我国在饮用水安全保障方面还没有专门的法律。环境标准是国家为了维护环境质量、控制污染,从而保护人群健康、社会财富和生态平衡,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各种技术规范。随着社会发展节奏加快,新型环境污染物逐渐增多,这就要求我们加快环境标准的修订节奏,从而适应人们对复杂环境的健康要求。

  三是加强环境治理技术开发和工程示范。转变治污理念,变总量控制为容量控制、变限制为引导产业绿色发展等;针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水系,在严格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实行差别化的污染物排放指标,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开展人工湿地、生态塘等生态修复工程示范,推广膜生物反应器等应用技术,推进流域上游分散点源污染处理;强化生态保护意识,加快推进退耕还林和湿地保护,推广  截污治理模式。

  发展可再生能源环境领域的应用

  中国电力报:能源革命提出的能源消费、结构性调整,给可再生能源、清洁提供了大好发展机遇。您认为,可再生能源在环境领域的应用将实现何种突破?

  侯立安:可再生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会自动再生的能源。国外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可再生能源开发,并建立良好的保障机制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例如,美国有专门的国家可再生能源机构,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并通过财政激励、减税、生产补贴等方式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目前,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方面已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尚待解决。

  面对能源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的严酷现实,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在饮用水、污水处理等环境领域的应用,是破解淡水资源短缺、化石能源枯竭和生态环境恶化困局的很好选择。以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为例,目前已经可以通过太阳能海水淡化、风能海水淡化和海洋能海水淡化等技术手段实现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它不但可以有效增加水资源总量,改善水资源结构,保障我国海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能用于保障饮用水安全、污水处理等方面。

巴曙松:全球金融危机下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

    “从全球的一些金融监管改进在危机前后的变化来看,大致的逻辑就是,从微观开始变成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从事后开始到事前预防性和前瞻性;从定量到定量和定性的结合;比较重视监管和经济周期波动性的协调以及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

  随着中国经济金融规模的扩大,中国金融界越来越注重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提升国际影响力。但是,这个影响力不是靠空喊就能形成的,而是靠了解规则,熟练地运用这些平台去谈判、修定这些规则,使它在符合国际惯例的同时也更有利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更适应中国金融机构的市场环境。可以说,金融市场中,最关键、最有影响力的竞争就是规则的竞争。

  在国际金融界,围绕巴塞尔协议展开的各种修订与讨论、争议,可以说就是典型的规则之争。规则之后,反映不同经济体、不同金融机构的不同利益,不同的市场环境,不同的金融体制和谈判的影响能力、执行能力。

  六大缺陷

  每次金融危机,实际上都是从特定的角度暴露了当时的金融体系缺陷。只有明确把握了其中的缺陷,才能在规则的修订与改进中更有针对性。

  那么,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到现在,以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暴露出哪些不足与缺陷呢?大致来说,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监管指标单一,过分看重资本充足率。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非常简单,当时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关于资本充足率的约束规定。从历史上来看,它可以说是全球范围内第一次主要经济体共同遵守的一个关于银行监管的准则。

  如果比较一个银行家经营水平的高下,往往就能看到银行在资本充足率的经营策略。对比不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发现,银行为了保证资本充足率,有的使用分子策略,在资本构成中会用核心资本、附属资本及资本创新工具;有的则使用分母策略,比如改进优质客户风险权重,调整风险资产,以达到减小分母的目的。所以小小的这一个公式,在当时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到现在也是金融监管的基础之一。

  但是,在此次危机中也体现出,它也有过于单一的缺陷。近年来爆发危机时,不少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明显高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水平。比如,雷曼的一级资本充足率是11%,巴林银行1993年出现危机之前,资本充足率也远远超过8%。

  第二,过于侧重微观监管的理念。一笔一笔的贷款,一个一个的机构,现有的监管体系面对这些微观的贷款和机构,监管准则定得很严。但对宏观层面形成的叠加和产生的恐慌,或者说宏观审慎问题,以前的监管体系很少会考虑到。

  第三,基于这种事后监管方法的不足,出了问题再去救助,通常效果欠佳,且事倍功半。金融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收益和风险的错配。以商业银行对分支机构的考核为例,往往就不能很好地匹配风险与收益。例如,如果一家支行在经济扩张期,放了很多贷款,赚了很多钱,当期把奖金一分,然后相关人员就跳槽或者换岗了;等到经济进入调整期,风险释放时,你再事后去追他,人都不知道去哪了。所以基于这种事后监管方法,在风险收益的错配状况下,自然就暴露出不足。

  第四,监管的协调不足。国家和国家之间,机构和机构之间,确实是存在不少的监管漏洞和真空。

  第五,监管的顺周期性。顺周期性是金融业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在上升周期里面,贷款刺激经济的上升,资产价格的上涨,再融资的时候,似乎账面上更为安全。但这个特征实际上放大了收益,低估了风险。到经济收缩期时,往往越是认真清理,不良率反而升高,风险也不断显性化。

  第六,救助机制不健全。在通常的金融监管体系中,往往因为好多年没有出过金融机构的危机,所以当一个规模稍微大一点的金融机构真出大问题时,整个市场就会出现巨大的震荡。比如说,对于雷曼的倒闭可能是出乎市场意料的,这种惊讶实际上就是没有预期到的这种风险,同时又没有事先的救助机制安排,往往对市场的冲击就会非常大。

  而从英国脱欧事件中也可以窥见一二。之所以脱欧事件在头一两天冲击那么大,仔细看事前各大投行、报纸头条和研究报告就可以发现,基本上主流的观点是认为“这是英国的朋友们一起开了个玩笑”,没想到他们真投票支持脱欧的。

  当然,在中央银行学上有一个说法,就是中央银行的救助必须是不确定的,如果中央银行的救助是确定的,就会激励金融机构铤而走险,赚的利润自己分,赔了钱央行买单,产生道德风险。所以,中央银行的救助必须是不确定的、摇摆的。

  改进逻辑

  从全球的一些金融监管改进在危机前后的变化来看,大致的逻辑就是,从微观(原来主要重视一笔一笔的审批)开始变成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从事后开始到事前预防性和前瞻性;从定量到定量和定性的结合;比较重视监管和经济周期波动性的协调以及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这是各个国家共同的改革大方向。

  美国是危机爆发的源头,但也确实为改进金融监管体系作出不少的努力,多德弗兰克法案、华尔街改革、消费者保护法案都是影响较为广泛的。美国以前一直是比较抗拒巴塞尔协议,但在2012年首尔会议签署之后,2013年7月正式立法,接受了巴塞尔Ⅲ金融监管的资本规则。

  欧盟的改革与美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其实也是改进了资本金在监管机构间的协调,以及对波动比较大的对冲基金的监管、场外衍生品的场内化以及实施巴塞尔Ⅲ标准的确定和清算指令的实施覆盖等方面。

  至于说到英国金融监管的改革,从2007年一直到现在,各项改革稳健推进,包括银行改革的讨论文稿,特别条款法案都做了比较大的调整。具体来看,主要包括:其一,对金融监管体系做了很大调整,将金融服务局撤销,监管职能由金融政策委员会审慎监管局和金融市场新闻监管局来承担,重点放到了系统性风险监管;其二,对有些问题机构的救助和处置机制的改革,同时加强对金融业的薪酬制度的监管和消费者的保护。

  实际上,欧盟、英国、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很相似:纠正不当的激励约束,加强市场透明度,系统风险,宏观审慎等。同时,各国基本上都成立了一个覆盖多领域的一个所谓的系统风险监控的机构或者说金融机构监管委员会,欧盟叫系统风险委员会,日本叫金融政策委员会。

  以巴塞尔协议为例,从引进和落实的基本时间轨迹中也可以看到监管规则改进的逻辑。

  1988年7月实施巴塞尔协议Ⅰ到巴林银行出事后,大家反思后意识到市场风险很重要。所以开始讨论巴塞尔协议Ⅱ,这个讨论一直到巴塞尔新协议诞生。2004年实施协议II时,又出现了新的金融危机,所以经过了一系列改革,到2015年才确立巴塞尔协议Ⅲ。不同的是巴塞尔协议Ⅲ不是很严格的一个监管框架,而是一组修修补补、不断完善的文件。

  不同阶段的巴塞尔协议,实际上是监管规则和金融市场的互动,以及金融波动后金融危机反思的成果。不同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危机促使了监管体系的反思和改进,然后产生了新的监管规则和框架,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巴塞尔协议Ⅰ奠定了整个全球金融监管,银行业监管的一个基本框架就是资本充足率等于资本除以风险加权资产,后面虽然有改进但是这个基本框架的变化不大。巴塞尔协议Ⅰ的基本内容是创立了全球认可的一个资本监管标准,表内资产分为5个档次,百分之零、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一百的风险资产,表外资产按照一定的信用转换系数转换为表内同等的风险资产,业务的扩张需要资本的约束,这个就奠定了全球金融业进行比较的一个基本的参照系。

  巴塞尔协议Ⅱ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对分母更加的风险敏感,这个监管理念深刻影响了证券、基金和保险的监管,虽然在不同领域这个约束指标叫不同的名字,保险叫偿付能力,证券可能叫净资本,但基本上都是通过资本金来约束整个资产负债表和资产的扩张。

  具体而言,那些业务结构风险资本消耗低的银行,分母就较小,就可以用同样的资本做更大的业务。这就是展示出了不同银行的业务结构差异带来的业务竞争优势的差异。所以巴塞尔协议Ⅱ引入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并分别对三种风险给予了不同难度、不同阶梯式的评估方法,越能够实施难度高的复杂的系统风险管理方法,越能证明你的风险管理能力高,验收合格之后,相应的占用资本金相对较低。那么节省了资本之后,其实就让整个金融体系中风险管理能力强的金融机构扩张得更快。这个监管理念可以叫作“激励相容”,促使监管者的目标和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目标相容。

  巴塞尔协议Ⅲ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强调分子的质量,在资本中要求提高不同的分子、不同的资本所需要覆盖的风险,重点是应对危机风险的吸收,应对更稳健、多层次的监管框架。

  (作者系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巴曙松

姚景源:持续创新是解决经济下行的唯一出路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问题,进行供给侧改革,从人才、技术、金融制度等方面持续创新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3日下午,河北省保定市民营企业公益大讲堂在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举行,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赴会并发表“2016至2017中国经济走势分析及预测”主题演讲。

    姚景源说,自1978年起的38年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9.8%,增速名列世界第一。长期的高速增长,成就了现在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但近年来,经济增速回落已是不争的事实。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GDP增长速度为6.9%,创1990年以来新低;2016年上半年GDP初步核算同比增长6.7%,增速进一步下滑。

  姚景源称,究其原因,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人口拉动,长期的廉价劳动力使得中国制造具有无可比拟的价格优势。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劳动力人口比逐年下降,劳动力红利优势丧失,人工成本急剧上升,企业利润空间不断下降。这一变化影响最大的当属出口贸易,2015年全国出口贸易增长率为负7%,其中纺织、箱包、服装等7类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下滑最为明显。“当前中国经济表现为增长速度下降、企业利润下降、工业品出厂价下降、财政收入下降和企业投资风险上升的‘四降一升’”。

  姚景源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已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增长方式由过去以规模和速度为主的粗放型增长,转变到以质量和效益提高为主的集约型增长。“在这个阶段增长速度有所回落是正常的。”

  “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新常态需要特别关注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姚景源表示,中国现有农业人口2.2亿,仍处于“千家万户小生产”的种植模式,组织化、规模化和机械化程度低,特别是精细化农机严重缺乏是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工业大而不强,缺乏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如何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是工业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在服务业发展上,中国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占比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附加值低,文化、教育、医疗等供给严重不足。

  姚景源指出,创新能力决定了经济地位,要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的下行问题,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人才、技术、金融制度、行为习惯等全面创新,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姚景源提示,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2016年到2020年,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要实现这一目标,未来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不能低于6.5%。因此,未来现代服务业发展前景广阔,民营资本可重点关注。

吕子豪 于俊亮

迟福林:我国经济面临四大趋势

目前来看,我国面临着四大趋势:

一是工业转型升级大趋势:“中国制造”将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

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占全球比重从19954%左右上升到2013年的20.8%,连续四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国地位;但我们的问题是大而不强,人均规模不及美、德、日的1/3

目前,制造业的特点是全球化、信息化、服务化特点突出。转方式、调结构和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历史交汇点。把握好这个重要机遇,主动推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对中长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互联网+”制造业升级的突出优势。充分利用初步形成的“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创新,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变革。做到这个,我们才有望到2020年初步完成从工业2.03.0的升级,并奠定走向工业4.0的重要基础。

二是城镇化转型升级大趋势:将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变。

2014年,规模城镇化率达到54.77%,但问题在于人口城镇化率太低。努力争取到“十三五”末期人口城镇化率由2013年的36%提高到50%左右。“十三五”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2个百分点是有条件的:一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提速;二是国家加大对中小城镇的公共资源配置,中小城镇成为吸纳农村转移人口的重要载体;三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正处于加快推进中。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50%左右,到2020年“让农民工成为历史”。总的看,2020年是让“农民工”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节点。

三是消费结构升级大趋势:将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变。

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已由工业品为主向教育、医疗、健康、旅游等服务消费为主转变;农民居民的消费需求已由生活必需品向工业消费品为主转变。

从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的升级。人们对绿色消费、信息消费、便捷消费等新型消费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例如,这10年城乡居民的信息消赞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增长。

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的升级。目前,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比重已接近40%,预计到“十三五”时期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占比将提高到50%左右,一些发达地区有可能达到60%左右。

四是对外开放大趋势:将由货物贸易为主向服务贸易为重点转变。

目前,全球自由贸易进程明显加快。“一带一路”的大战略实施,加快对外贸易优先升级,发展服务贸易。

迟福林

张承惠 陈道富:中国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的初步设想

  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需对金融的发展理念、风险思维和政府行为模式等方面重塑金融监管理念。近期的改革宜坚持问题导向,重点放在职能重设和监管协调上;重点明确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管理的边界。中期可将改革重点转向组织机构的重构,组建综合金融监管委员会,下设微观审慎管理局、市场和行为管理局,并将分散于各个监管部门的中小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机构统一为独立的中小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局。  

  我国的金融监管不论采取什么样的监管框架,都需要面对并解决中国当前金融监管问题。我国金融监管核心问题有三个:一是缺乏与中国金融体系运行实际相适应的、被广泛接受的金融风险管理理念和管理框架的理论体系;二是协调问题,包括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之间的协调,也包括不同监管部门间的协调问题;三是如何提高金融监管实施效率问题。

  重塑金融监管理念

  首先,金融发展理念包括价值观和技术两个层面。在价值观层面,要扭转“唯有政府直接掌握金融资源才会带来利益最大化”的旧意识,树立“只有建设高效的金融体系才能带来最大国家利益,而政府只有放手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才能真正提升金融效率”的新理念。在技术层面,要改变过去几十年以数量的增长(如资产规模、金融机构的数量和种类)来衡量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成效并以此为政策导向的做法,将金融发展质量的提升 (如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金融商品的定价权、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话语权)作为今后的政策取向,以充分发挥金融市场机制为目标,以是否建立起一套有广度、深度、弹性、有创造力的金融市场体系为评判标准,下决心调整政府的管理方式。

  其次,要处理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金融风险的关系。在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既存在盲目发展而不顾风险的现象,也存在为了稳定而一味规避风险,害怕风险暴露的倾向(导致隐性担保普遍存在)。显然,这两种方式都会破坏市场规律,影响金融监管效率。如果将金融稳定理解为不出现风险事件,并动用行政力量避免风险暴露,用公共资源为金融机构的经营失误买单,势必会对金融市场竞争机制带来极大扭曲。有鉴于此,今后恐怕要从“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防守型思维,转向“用小震释放应力,主动化解风险,防止出现大震”的进取型思维,通过加快结构调整,促进金融机构优胜劣汰等措施,积极防范金融风险。

  第三,调整政府行为模式需要改变目前金融管理部门管得过多、过细、过严的“父爱式”做法,将自上而下“管”金融机构和“管”市场的行政官员心态,转变为尊重市场和金融家的合作式心态。加强决策前与市场的沟通,提高监管的专业能力。切实下放行政权力,简化办事程序,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将本应属于金融机构自身管理权限的管理权力还给金融机构,降低金融机构因行政管制而带来的成本。

  近期改革重点:问题导向的职能重设和监管协调

  (一)做实金融监管协调办公室职责,强化过渡期的金融监管协调和监管理念的重构工作

  不论采取何种监管组织框架,都需要面对监管真空、交叉、错位等问题。而且在机构重组过程中,不但面临监管理念调整,还面临组织和人员调整带来的混乱和空白期。为此,有必要设置临时的监管协调部门,主要目的,一是保证监管的连续性,二是为新理念、新监管制度和组织提供综合性研究,三是直接进行监管协调。

  具体而言,当前我国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直接负责以下监管协调问题的研究、制度设计和决策。

  1.危机救助的协调机制。特别是金融机构债务重组和破产清算、流动性救助(央行再贷款)和清偿能力救济(存款保险制度),金融市场的危机应对等。

  2.金融混业经营和金融控股集团监管协调。

  3.资产管理、财富管理、资产证券化等基于信托、委托代理的市场行为监管协调。

  4.债券市场的统一和基准利率体系建设问题。

  5.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框架和制度。

  6.民间金融、金融欺诈、庞氏骗局和市场操纵等。

  为此,可考虑成立一个相对独立、专业精深的日常机构,如可由新成立的国务院金融监管协调办公室承担金融监管的协调。

  该协调机构可主要集中做三类事。一是为国务院金融协调会议提供秘书性服务。二是对特定金融监管问题进行协调,一步一个脚印加快推动中国金融的整体改革步伐。三是坚持问题导向,专职研究协调监管中的交集问题、焦点问题。该协调机构选择金融发展中急需协调的事,一事一议,研究制定详细、可操作方案和法规制度。

  该机构的人员主体为宏观经济学家和全面熟悉金融市场混业经营的任务人员,可主要从现“一行三会”中抽调,减少现“一行三会”人员编制,也可从社会上招聘,但坚持精兵简政、人员精干原则。

  该机构既可以作为过渡性机构,弥补监管组织制度改革过程可能产生的监管真空,并完成制度设计、监管协调的历史使命,也可在未来转为综合金融监管委员会,统筹金融监管。

  (二)重点明确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管理的边界

  从角色和目标看,微观审慎管理着眼于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行,宏观审慎管理着眼于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货币政策是稳定经济活动的价格和产出。似乎各自的定位清晰明确,但在现实操作中,三者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像理论上显示的那么截然分明。原因:(1)目标与工具之间的对应关系。宏观审慎管理的概念还在不断发展之中,尤其是尚未发展出一套与之相关的政策工具体系,目前的操作绝大部分是附加于微观审慎监管工具上的。这就使得宏观审慎管理尚无法完全独立成为一个宏观管理领域。(2)金融稳定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金融既是经济周期的重要肇因,也是经济周期的主要表现形式。作为周期性调控工具——货币政策无法与金融体系稳定完全分离。

  宏观审慎管理,起源于1979年6月库克委员会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前身)。在此后的30年间,一直断断续续地讨论此问题,关注的重点和内容不断丰富。从最初表示当微观经济问题变为宏观经济问题时,不能不关心宏观审慎性的朦胧提法开始,到进一步发展到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监管套利、衍生品市场定价、流动性、信息透明、支付结算体系超负荷等内容的研究,对重要资产市场的研究以及对宏观审慎监管的严格定义及更宽范围内的讨论。

  宏观审慎管理在国际上真正流行,被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所广泛重视,则是最新一轮美国金融危机之后。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主流机构主要从监管的角度对危机进行反思,认为基于单个金融机构的微观审慎监管并不足以保证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健运行。“危机爆发后,大家都逐渐认识到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跨市场风险传播会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冲击,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采取宏观审慎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应对这种问题”。

  归纳近些年国际社会对宏观审慎管理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重大关注:一是“太大而不能倒”的问题。部分机构由于业务规模庞大、业务联系广泛且复杂、风险暴露巨大,单个机构的风险暴露将会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而威胁金融体系功能,国家不得不动用公共资源救助。从宏观金融稳定和公平的角度,要对“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加强监管,并为其可能耗费的公共资源提前积累资金。二是逆周期和风险传递等带来的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体系问题。“在宏观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怎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空白,这就需要宏观审慎政策来填补。”

  我国在2010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正式引入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并在2011年初开始,主要依靠资本充足率的自我约束和经济增长的合理需要来逆周期计算合意贷款规模,以及利用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形成激励约束机制。2015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的实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有七个方面的指标,包括资本和杠杆、资产负债、流动性、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等。

  观察近些年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设计和实施实践,导致宏观审慎管理、微观审慎管理及货币政策界限不清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1.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与结构性的日常监管高度重叠。从实际的实践过程来看,我国的微观审慎监管承担了大量宏观调控的任务。不但执行着发展改革委的行业政策,还经常根据宏观形势变化调整监管政策,包括资产风险权重、各种业务,如银行理财的管理规定等。现有的宏观审慎政策管理的实施,也不完全是逆周期的宏观政策体系,而是针对单个机构的高频管理政策,在地方层面上有相当的灵活性,带有行政性和年度(甚至月度)规模管理的痕迹。这使得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管理使用基本相同的政策工具,并且各自带有对方特征的混合体。

  2.政策设计和执行能否分开?有一种观点认为设计和执行不能分开,否则会出现相互扯皮现象。分工和制衡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西方普遍实行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就含有政策设计和执行的分工合作制衡的思想。这与应对“流动性救助”或者系统性风险管理责任,就需要把机构的日常监管纳入管理链条的逻辑一脉相承。经济学就是在买与卖、生产与消费、资产和负债等不断分离过程中,从自给自足的经济走向分工合作的现代经济,并在不断的领域分工和环节外包过程中走向繁荣。正是这种分工经济,能有效降低社会协调成本的社会资本才显得尤为重要,纸币、规则、政府管理才能有效地提高经济效率。事实上,政策设计和政策执行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政策设计关注的是系统的有效性,政策执行关注的是执行效率,两者更应该由不同部门分别执行并采取不同的评价指标进行评估。

  3.是货币政策传导效率问题还是金融稳定问题?在中国当前环境下,货币政策调控存在更多困境。其中一个重要的困境来源于微观主体特征。我国是以国有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国有金融机构的行为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市场机构,特别是在人事任命并非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下更是如此。因此,真实的金融供给会表现出明显不同于市场经济的特征。如保留较多的缓冲,以保持本身机构的灵活性;并不完全从市场效率出发进行信贷决策,存在运动性和政策性贷款冲动;利益性指标不如数量型控制指标对微观主体的行为约束有效等等。2015年年末,我国的信贷规模已达到99.3万亿元,但银行间债券市场仅为43.9万亿元,国债规模仅为10.7万亿元,大量的债券还由银行直接持有到期。高管的任职资格、行业牌照、资本充足率等比例性监管指标,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激励约束远远超过价格指标。此外,我国的货币政策还承担大量结构性调控目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支付义务还有超过正常金融承诺的社会稳定要求,这使得出现传统的西方货币政策工具在中国不足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问题。

  从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其实我国央行职责中就一直有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要求,并且央行也早就成立金融稳定局专司负责金融稳定问题。但金融稳定局面临的困境在于,一是缺乏必要的数据和模型来评估金融体系的稳定状况;二是即使发现甚至预警了金融不稳定因素,也缺乏足够的手段来防范、纠正。

  有鉴于此,近期的任务重点放在理顺央行和银监会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框架和微观审慎管理之间的职能和管理边界。建议当出现以下情况时,两者共同监管。

  (1)对于界定为系统重要性金融集团、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的监管。

  (2)风险暴露敞口巨大,威胁金融体系稳定的金融集团、金融机构。

  (3)需要央行提供流动性救助或者存款保险机构给予清偿能力救济的金融机构。

  除上述三类机构央行直接与金融监管部门介入现场检查和风险监测和处置外,宏观审慎管理政策主要致力于经济周期预测、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和评估,并根据宏观周期和系统性风险状况,动态提出额外的逆周期资本和缓冲资本要求。宏观审慎管理政策也可根据现有的逻辑设计出模型化的资本要求,但具体的实施交由微观审慎管理主体具体负责。

  (三)构建监管信息共享机制

  近期有必要尽快加强监管信息共享机制的建立。一方面,存在信息系统的重复建设问题;另一方面,又给被监管机构带来巨大的监管成本。

  为此,应尽快明确,一是所有非现场监管信息全部分层级共享。(1)建立集中的、基于金融机构内部业务和管理信息系统联网的、自动常规信息采集和报送系统。(2)信息在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共享,但采取分层查阅和处理权限的办法确保信息安全和保密问题。

  二是提高现场监管的信息共享。对于现场检查,分为常规性现场检查和非常规性现场检查。常规性现场检查除了事前约定的事项发生 (如需要宏观审慎监管介入),由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共同开展现场检查外,主要由金融监管部门开展。常规性现场检查的结果,按照一定的密级在央行和监管部门内共享。

  (四)划分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能

  一是进一步明确地方金融监管的法律依据和职责范围。我国宜明确界定地方政府的金融管理职责,赋予地方政府在“风险处置”和“区域性金融稳定”方面的职责,明确地方政府一定的管理权力,提高其加强金融监管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我国可从国家或省级层面,制定出台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地方金融监管的监管机构、监管对象、监管职责、法律责任等相关内容,对地方金融监管局的权责进行规范化和制度化。

  如可考虑地方负责中央驻地方的金融监管部门法定监管范围之外的,吸收少数客户资金、限定业务范围、风险外溢性较小的新型金融组织和金融活动,包括辖区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民间资本管理机构、民间融资登记服务机构等新型金融组织和权益类、大宗商品类(中远期)等具有金融属性的交易场所,以及融资租赁、典当、拍卖、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农业保险等金融业务,在中央统一制定监管规则的前提下,地方承担相应的监管分工。地方政府要加强对民间借贷、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引导和规范,有效防范和打击金融欺诈、非法集资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不断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

  二是加快推进地方金融业务统一管理。过于分散的金融监管,特别是将金融监管交由非金融主管部门监管,导致金融监管边缘化,服从于主管部门主导业务的发展。由于以前地方政府没有金融工作部门,一些明显具有金融属性的行业分属地方不同部门监管(对应于国家部委职能设置,如股权投资在发展改革委,典当、融资租赁在商务厅等)。在各省区市基本已设立金融管理部门后,可考虑对地方金融业务实行统一管理,设立省、市、县三级地方金融监管局,赋予地方金融监管局拥有与风险防范处置责任相匹配的独立监管权。尤其在省级层面宜积极推进,进一步增强地方金融监管的协调性,有效防止个别行业和局部地区风险蔓延和扩散。

  中期改革重点:组织机构的重构

  (一)组建综合金融监管委员会,下设微观审慎管理局、市场和行为管理局

  可考虑在未来3—5年内将目前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合并,设立综合金融监管委员会。并打散现有的三会设置,下设微观审慎管理局、市场和行为管理局。其中微观审慎管理局负责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可采取分层牌照)、日常监管和市场退出进行监管。其中的金融机构不仅包括银行,还包括证券、保险、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各类需要专业能力和诚信经营的市场参与者。根据需要可在微观审慎管理局下进一步设置现场监督局和非现场管理局。

  市场和行为管理局负责信息披露、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市场和行为的管理。其中,可考虑将银行间、交易所的市场进一步打通,并统一债券市场的管理机制。保留财政部、国企出于国家和国有资产利益的额外限制,但任何主体参与债券市场,应遵循债券市场的统一规定。进一步统一股权市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统一、分类管理规则(如图)。

  (二)将分散于各个监管部门的中小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机构统一为中小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局

  可考虑将央行及三个监管部门分别设立的中小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机构独立出来,统一设立中小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局,专门从事中小投资者的教育和消费者保护事宜。

  (作者分别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副所长)

张承惠 陈道富

许召元:产业分化是造成区域分化的直接原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研究员许召元近日做客由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网和经济日报新闻客户端联合主办的"经济圆桌"节目,在谈到产业分化与区域分化之间存在何种联系时表示,产业分化、区域分化的因素比较多,有经济体制的原因,也有市场内部的原因,但是产业分化是造成区域分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最直接的原因。

  许召元认为,这几年经济发展较好的东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差的如东北地区,资源性地区如山西、内蒙等一些西北地区,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往往是经济转型较早,产业结构比较优化的地区。区域经济较差的地区,往往是重化工业占比较高的地区。这两个区域正好处于产业分化的不同领域,一部分是高新技术服务业,这几年正好处于发展较快的行业,如东部地区主要产业结构已经升级,所以经济发展较好。像一些以资源性产业为主的地区,也正好是发展速度比较慢,甚至停滞的地区,那么直接带来这些地区的经济比较差。所以我产业分化是区域分化的一个直接原因。

  许召元进一步表示,产业分化与区域分化之间是有相互关联的,区域分化有可能会加剧产业分化,延缓产业调整时间。在经济发展差的地区,一些主导产业很多是增长缓慢,经营困难的行业,比如说山西的煤炭产业一枝独大,这些年由于煤炭产业发展困难,带来区域经济下行。东北也是重工业比较高的地区,在产业分化的背景下,本来这些困难行业需要加快转型,需要部分过剩产能退出市场,重建这些产业的供需平衡,使这些产业更快地走上一个更好发展的道路,这个方面一个是依靠市场的力量,市场为主导,但是政府在这当中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在过剩产能退出中,往往需要政府,需要社会力量给它提供一个兜底,一个支撑这样一个保障作用。

  许召元最后指出,在区域分化的背景下,往往经济发展较差的地方,地方政府可能会出现财力不足,无法支撑困难行业转型升级的问题,或者地区难以承受大企业破产关闭带来的冲击,也怕这样一些困难行业破产带来一些连锁反应,甚至会想方设法延缓这样一个调整的进程。这样就有可能破坏市场机制,会延缓本地区的经济复苏,加剧困难行业的转型压力,所以区域分化结果有可能会加剧产业分化。

戴慧:全球治理与经济增长

    全球治理不是全球统治,不是一个简单的世界秩序,不是从上至下、权威的等级结构。它是与治理相关的行为、准则、机制的集合,包括正式的、非正式的,存在于世界不同层次。全球治理内涵丰富,其组成部分包括国际准则或国际法、标准和软法律等。

    目前,全球仍有10亿多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还有8.4亿人遭受饥饿之苦。全球每年有1300万公顷森林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严重损失。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都在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譬如,德国国际发展合作政策的目标是促进消除贫困、保护和平、促进民主、促进公平、保护环境等行动的全球化。近年,该部委发起了一些特别倡议,如“接纳难民,解决被迫迁徙的根源”、“保护气候,是行动的时候了”、“无饥饿的世界”。

    需要创新性的治理结构

    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未来实施,世界系统面临着一些变化与挑战,如发展中国家的分化和向更多极的世界转变(一些发展中国家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又如许多新的角色,包括:私人部门、市民社会、基金会、慈善组织等,变得更相互依存。这使得南北合作已经不是有效范式,但仍然是联合国讨论的主要框架结构。未来的全球治理需要适应这些变化。

    与千年发展目标相比,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更多的环境内容纳入其中,并强调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可持续。目标确定方面考虑到普遍适用性、可变性。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应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框架,制定一些有约束力的标准、规则和法律,例如,国际税收、金融监管、国际投资、环境保护等方面。但是往往出现一些僵局,这就需要创新性的治理结构,将各方都拉到谈判桌上来打破僵局。各多边组织及治理工具之间应加强合作,例如,国际开发协会与绿色气候基金之间,新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应该可以积极参与进来。

    对于新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例如,亚投行等)在全球治理中角色的讨论很多。一方面,它们可以填补目前基础设施融资领域的部分缺口,增加公共品供给;另一方面,其产生也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国际金融机构反映新兴市场声音不够的回应。现存国际金融机构中新兴国家投资份额与其投票权仍很不对称。但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其他投资领域均存在巨量融资需求。有预测认为,新建的多边发展银行(指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的信贷规模未来可能与已有的两家大的多边发展银行类似,其影响将非常显著。由于其与现存多边金融机构之间在提供融资中存在竞争,如果其在借贷中实行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标准要求较低,则可能出现不良竞争情形。

    新兴经济体的作用日益重要

    一些学者认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应加强与主要新兴经济体合作。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将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印尼、墨西哥这六大新兴经济体国家选为其全球发展伙伴,其选择依据包括是否为G20成员国、与国际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性、经济规模在全球的重要性、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见表1)。这六大发展中的经济体在国际谈判和协商过程中扮演中心角色,并在南南合作中越来越活跃。有学者认为,目前从人类发展指数、基尼系数、性别不平等指标来看,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问题尚有待继续解决。从碳排放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仍待继续推动。

    要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目标,需要更多国家积极参与。德国与全球发展伙伴的合作有助于共同应对一些全球挑战,保障全球公共品提供,发挥更多外溢效应。德国及其伙伴希望能通过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不平等与不公平

    在国际上,不平等问题研究涵盖的领域不只是收入分配,还包括经济不平等(包括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包括性别、种族、种性不平等)、国家间和国际上的不平等。

    在减少经济不平等和贫困问题方面,人类取得了很大进展。从1970年到2006年,世界贫困率(按1987年美元价值计算,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所占比率)从26.8%下降到了5.4%。

    经济增长能否促进减贫

    从实证分析看,人均收入增长率与最穷的10%人口收入变化率之间的关系不显著,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不一定能促进减贫。实际上,既有促进减贫、贫困人口收入上升的经济增长,又有增加贫困的经济增长;既有增加贫困的经济负增长(或者说经济衰退),又有减贫的经济负增长。从多个国家的增长发生率曲线看,经济增长与减贫之间的关联性也是弱的。而且各国的贫困情况具有区域不平衡特征,例如,巴西集中在东北,中国集中在西北。

    在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OECD国家整体的基尼系数均有所上升,意味着其不平等程度提高,巴西则有所下降。从1990年到2010年,也有许多发达国家和亚洲、中东欧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上升。收入分布曲线所显示的结果类似。尽管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从1970年到2010年明显下降,但全球总体的基尼系数(代表全球不平等状况)几乎停滞不动。

    一些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并不具有明确的影响,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则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国际经验表明,几乎没有国家可以以较高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减贫。降低税负和转移支付可对此发挥积极作用。美日加英德法等国,在经过减税和转移支付调整后,相对贫困人口大幅下降,基尼系数也明显下降。

    总的来看,促进减贫和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经济增长有两种方式。直接方式包括:(1)促进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提高生产力,增加就业和低收入者收入;(2)促进贫困地区发展;(3)通过发展教育、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就业帮助等将穷人融入生产过程,促进包容式发展。间接方式包括:(1)社保计划;(2)税收政策。在更广泛的政策领域,良好治理、初等教育发展、初级医保、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农业发展、促进公平分配的土地改革、促进金融深化等,对促进增长和减贫具有显著而良好的效果。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粮食市场自由化等方面尚没有一致共识(见表2)。

    世界经济中的环境和社会标准问题

    近年来,随着可持续性成为全球治理关键目的之一,国际贸易中使用的标准也在快速地增加。法规与标准,两者均可规定某类产品的特定特征,如大小、形状、功能、商标、包装等。但法规一般要求强制服从,标准则是自愿遵守,如果达不到标准,受影响的只是那些偏好于达到这些标准的产品消费者。欧盟有许多生态环境标准,例如,欧盟生态标签、海产品管理委员会生态标签等。这些法规和标准旨在保证国家安全、保护人类健康和人身安全、保护动植物、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以及质量和技术等方面的保障。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保意识的增强,人们对更高质量消费品的需求增加,此类管制和标准的快速增加。对生产者来说,管制和标准可能导致生产者成本明显提高,技术管制和标准可能演变为非关税贸易壁垒,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出口商需要承担检查、审查等步骤的所有成本。一些非透明的歧视性合格评定程序(CAPs)可能被利用为贸易保护主义工具。为了减少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等技术性贸易壁垒,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规定,成员方应在指定、采用和实施技术性措施时,遵守必要性原则、贸易影响最小原则、协调规则、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

    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多边谈判进展迟缓的同时,很多国家在其体系外商谈了自由贸易协定。这些自贸协定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深度日益加深。自贸协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一项政策工具,其内容已涵盖竞争与反垄断政策、劳动力市场管制、消费者保护、数据保护、资本自由流动、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

    启示

    1.中国处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良好机遇期,与发达国家之间虽合作与竞争并存,但互惠合作仍是主基调。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可以向发达国家学习全球治理方面的积极经验,以使中方受益。与此同时,中国的积极参与不仅将为全球治理领域带来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也会使中国自身的发展更多地基于长远考虑,例如,在积极应对环境污染治理方面。

    2.德国经济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中的许多因素值得中国深入研究学习。例如,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很好地平衡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重视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互动关系。

    现阶段,中国扩大内需乏力,除了受供需结构不对称影响,还有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扩大、公共服务质量和公平性有待提高等方面的因素。德国在收入分配公平、完善所得税和财产税体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均衡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等方面做得很好,值得中国深入学习。而且,在德国,无论是企业还是农业合作社内的职工和会员参与治理程度高,保障了其利益公平分配,值得中国借鉴。其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平衡机制对中国改善国家治理体系也有借鉴意义。

    此外,德国的农业金融和小微金融体系非常有特色,其发展经验对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和三农发展、促进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等方面都很有借鉴意义。德国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改革在保持经济稳定、重构增长动力中贡献很大,值得中方深入挖掘思考。

    3.积极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德国不仅设置了完善的可持续发展治理框架结构,还制定了专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企业等私人部门和个体积极响应参与。这对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具有参考价值。

    4.德国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成熟、战略明确。其成熟不仅表现在组织形式上,有单个部委专门负责和协调国际发展援助工作,还体现在有成熟的发展理念、完善的工作和管理系统。中国的国际发展援助资金量正逐年增大,中国入股的亚投行、金砖银行开始运营,未来的双边、三边、多边援助体系需要更明确的目标、定位、管理和完善工具。这些都可向德国借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第二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戴慧

国研分析
[国研专稿]全球产业集中化背景下工程机械行业竞争力升级研究

摘要:全球工程机械行业在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跨国公司并购重组浪潮中形成了高度的产业集中。我国工程机械行业产业升级过程中,不仅要应对大型跨国整机企业的巨大竞争压力,还要面临整机企业高度集中引致的关键零部件企业进一步集中带来的竞争压力。在当前国内外市场普遍低迷、企业营收下降的情况下,在国内要加大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鼓励企业通过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来提升企业内在实力。从参与国际竞争来看,一方面要结合“一带一路”建设,支持企业走出去,争夺稀缺的国际市场资源;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企业到国外并购核心技术的支持力度,以抓住当前全球工程机械市场低迷带来的并购机遇。

关键词:工程机械,产业集中,竞争力升级,走出去

一、全球工程机械行业的竞争格局

1.整机企业高度集中并进行全球布局。2015年全球前50强工程机械制造商总销售额为1588亿美元,其中卡特彼勒以288.83亿美元销售收入的绝对优势位列第一,高出第二名日本小松114.06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7.8%,比进入全球工程机械50强的8家中国企业市场份额总和还要高。工程机械行业具有很高的全球化程度。以卡特彼勒为例,其2/3的销售收入来自美国境外,除供给美国市场,其产品还销向加拿大、拉丁美洲、亚太地区、欧洲、中东和非洲。日本小松长期保持全球第二的地位,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日本的工程机械出口占很大比例,受本国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不大,见表1

1  2015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前10强名单

排名

公司名称

总部所在地

销售额(亿美元)

市场份额(%)

1

卡特彼勒

美国

282.83

17.8

2

小松

日本

168.77

10.6

3

日立建机

日本

77.90

4.9

4

沃尔沃建筑设备

瑞典

77.85

4.9

5

特雷克斯

美国

73.09

4.6

6

利勃海尔

德国

71.29

4.5

7

迪尔

美国

65.81

4.1

8

徐工集团

中国

61.51

3.9

9

三一重工

中国

54.24

3.4

10

斗山工程机械

韩国

54.14

3.4

2.关键零部件形成了更高的市场集中度。工程机械的关键零部件产业也高度垄断,并且垄断程度比整机厂更高,往往是两到三家大型跨国企业控制了全球市场。发动机是工程机械设备的核心部件,除了卡特彼勒、沃尔沃、小松和斗山等工程机械公司拥有自己的发动机品牌外,其他工程机械企业多是通过建立持续良好的供应商合作关系,由全球领先的发动机制造商如康明斯、道依茨等企业来提供发动机,这些独立发动机企业块头很大,康明斯年销售收入达到173亿美元,占据全球独立发动机销售业务的半壁江山。液压件是工程机械行业的另外一个关键部件。派克公司、博世力士乐、伊顿液压、穆格四家厂商占全球液压件市场比重超过80%。电气系统、电器元件也是工程机械主要的配套件之一。德国西门子电气公司、日本东芝公司、川崎公司、德国博世公司等,占据着工程机械行业高水平电气系统和电气元件的主要市场。

3.并购重组持续发生并形成瀑布效应。工程机械行业产业高度集中的背后是企业并购重组。以卡特彼勒为例,1981年收购美国国际收割机公司的燃气机事业部,拥有了世界领先的工业燃气轮机及发动机设计、制造和服务业务。1999年收购全球最大的燃油和燃气发电机组制造商FG威尔逊公司。2001年并购北美铁路行业最大的外包维护及维修供应商,至2011年成为拥有888亿美元总资产的世界上最大的建筑、采矿设备、柴油发动机、天然气发动机和工业汽轮机生产商。斗山集团通过并购高丽产业开发集团、大宇重工和英格索兰集团的山猫、泛用设备和附具设备三大事业部成为韩国第一大工程机械公司。特雷克斯在1994年的销售额只有3亿美元,靠收购相关企业在十余年后一举成为世界工程机械前10名的企业。关键零部件也发生了巨大的产业重组。主机制造厂为分散风险,在主机制造上精益求精,分离零部件制造部门,与此同时,零部件厂家不断并购重组,规模逐渐扩大,投入更多的资金和精力进行产品研发和制造,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美国液压件公司派克公司先后并购了世界上最大的齿轮泵生产企业康摩希尔公司以及著名接头及拉断阀生产商Snap-Tite7家企业,成为液压行业的龙头企业。在上述产业系统中,整机厂担任“系统集成者”的角色,负责协调、评估和计划其整个价值链上其他公司的活动。核心公司的并购重组对发动机、液压件、电控系统等一级供应商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并购重组,在其核心业务领域内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一级供应商再将压力传递给他们的各自的供应商网络,层层传递,形成了被彼得·诺兰称之为“瀑布效应”的产业分工和竞争格局。

二、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竞争力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总体上看,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竞争力是在逐步提升的。从国际竞争来看,2015年我国工程机械产品进出口总额223.45亿美元,其中出口额190亿美元,同比下降4.11%;进口额33.67亿美元,同比下降21.4%,贸易顺差为156.11亿美元,比2014年增加1.05亿美元,中国工程机械在境外主要市场上的份额在持续上升。在全球工程机械市场低迷以及国际贸易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取得上述成绩是难能可贵的。从国内来看,市场占有率也是不断上升。混凝土机械本土品牌市场份额从10%一路上升至90%,挖掘机市场仍然以外资品牌主导,但是随着国内厂商实力的增强,自主品牌挖掘机也在逐步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行业内出现了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徐工机械等具有一定规模和竞争能力的龙头企业,形成了以徐州、常州、长沙、济宁、厦门和柳州为中心的六大产业集群。

虽然取得上述成绩,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1.行业营业收入持续下滑。从2012年开始,我国工程机械市场结束了20年的高增长,销售收入出现下降,2015年市场销量继续收缩,其中挖掘机、装载机、起重机销售分别下降37.7%51.1%29.6%,并且单机价格也明显下滑,造成行业营收大幅下降,全行业总体处于亏损状态。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徐工等龙头企业处于保本微利的经营状态,部分企业的现金流净额下降。

2.产业核心竞争能力仍然较弱。一是国产主机在质量方面还是逊于外资品牌,比如装载机,国产品牌用两三年就需要大修,而一些高端品牌可以用七八年,甚至十年。二是核心技术并未完全掌握,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我国零部件的生产能力和出口规模明显提高,但大部分停留在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技术基础薄弱。目前国产挖掘机基本都是配备康明斯、五十铃等国外品牌发动机,液压系统则采用派克、博世力士乐等主流品牌。行业大部分利润贡献给了外资高端零部件配套商。三是国内企业研发投入不够。卡特彼勒2012年的研发投入达到25亿美元,而三一集团的研发费用达到50亿元人民币就已经是国内之最。

3.产业链协同水平低。全球领先的整机企业不仅拥有巨大的生产规模和销售收入,而且其在产业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通过与上下游供应商之间的信息传递能够对整个产业链起到调节、控制、领导的作用。他们与供应商之间不再是简单供应商关系,而是一种生产网络中控制中心与职能者之间的协同关系。卡特彼勒与供应商建立起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无论在行业波峰还是波谷,卡特彼勒和供应商、经销商探讨如何降低成本和提高服务质量,为他们提供六西格玛管理以及卡特彼勒生产系统黑带级别的培训服务。同时,卡特彼勒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很高,但这恰恰提升了供应商的企业实力。与之相反,我国的工程机械行业产业协同水平低,调查显示,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大中型企业在供应链各业务环节的集成运作方面,现场物流环节的集成运作覆盖率仅为38.1%,在物流、加工配送、财务结算等方面的业务协同覆盖率仅在30%左右,对于供应链物流动态运转层面的集成应用还相对缺乏。因此,随着产品全球营销网络的渗透和产品营销模式的创新,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大中型企业亟须加强产供销集成,提升产业链的协同水平。

4.同业之间恶性竞争。竞争是中国工程机械产业20年黄金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与之伴生的恶性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无序,阻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部分制造企业采取了降价、延长保修期、低首付的销售政策,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增加了行业整体的经营风险,影响我国挖掘机械行业平稳、理性、有序发展。造成这种恶性竞争的原因一是产能严重过剩,经历过去20年的增长国内工程机械市场逐渐饱和,而企业之前缺乏预判,投资过大,造成产能严重过剩。二是市场机制不规范。行业存在准入门槛低、产品质量检测把关不严、垄断等多重问题,大企业急于回笼研发投资,中小企业通过赊销等手段打价格战,加大了行业的风险,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严重削弱。

三、工程机械产业竞争力升级的途径

我国工程机械产业竞争力升级既要解决当前行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也要考虑到全球工程机械产业格局带来的竞争压力以及存在的机遇,主要的途径有:

1.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攻克核心技术瓶颈。产品技术水平是制约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我国与他们的平均差距在15年左右,主要表现在产品使用可靠性、整机寿命、外观质量及信息化技术水平。虽然在柴油机等领域我国与国外先进企业开展了合资、合作生产,但关键核心技术和品牌依然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我国仍未摆脱“打工式”的加工制造地位。要摆脱这种受制于人的困境,必须加大自主研发的资金和人才投入,克服技术瓶颈,打造自己的品牌。

2.跨国并购重组,补齐短板。采用并购重组等方式收购在本企业某些短板业务上具有优势的企业,则可加速技术的转移,并通过增加规模,提高经济效率,这也是其他跨国工程机械企业发展中经常采用的战略。虽然工程机械行业整机及零部件厂商高度垄断,行业排位前3名的实力很强,难以实现并购,但是还有一些边缘性的企业,有较好的技术储备,由于市场开拓不力或经营不善,在全球工程机械市场萎缩的情况下,处于亏损的边缘,是中国企业收购的理想对象。比如山东潍柴动力收购了德国工业叉车巨头凯傲集团25%股权和其子公司林德液压件公司70%的股权,在攻克液压控制系统技术的瓶颈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近期,全球排名第11位的中联重科对排名第5名的特雷克斯提出收购要约,如果能够并购成功并充分发挥二者的互补协同效应,将是成为中国企业快速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途径。

3.拓展国际市场,实施走出去战略。近年来,国内市场需求增速放缓,企业需放眼于全球市场。“一带一路”规划对于工程机械企业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重点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走出去”战略一方面能够拓宽销售渠道,增加业务覆盖范围,减少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对行业的冲击影响,另一方面,国际化战略也能给企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优秀的人才。卡特彼勒在中国有6家制造工厂、3个在建新工厂、4个研发中心(其中无锡研发中心为全球第二大研发中心)3个物流和零部件中心,超过15000名员工,这样庞大的规模和布局让卡特彼勒吸收了中国本土的技术和工艺,同时也为其产品的生产和创新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见表2

4.加强售后市场业务建设,结合互联网金融,形成集生产、销售、服务与一体的综合业务模式。工程机械产业链除了整机和零部件的生产制造,还有相当一部分附加价值集中在售后市场业务包括产品营销、租赁、服务支持、产品再创造等。卡特彼勒的总营收入中工程机械板块占比不到1/2,其他多是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板块,金融板块就占其营业收入的10%。国内企业想要成为国际领先企业,必须进行业务结构优化。一是调整业务结构,进行优化升级。改变工业企业以往粗犷式的生产模式,创新企业管理系统,提倡零库存、高效率的生产理念,建立售后服务中心,提供金融投资服务,与经销商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及时解决生产和销售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学习国外先进企业的业务模式,建立生产、销售、服务一体化的综合性企业,打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口碑。二是发展融资租赁业务。成立金融租赁部门或投资子公司,发展融资租赁业务,降低应收账款比率,减少坏账风险。

2  卡特彼勒的业务板块

卡特彼勒旗下品牌

主要产品和服务

价值链环节

Cat

代表Caterpillar制造的行业领先产品与服务

研究与开发、组装、管理与营销

Cat Financial

致力于为客户和Cat代理商提供针对Cat及相关设备的各种融资服务

生产性服务

Cat Logistics

提供综合的世界级供应链解决方案和服务

生产性服务

Cat Reman

技术驱动的全球性组织,主要从事翻修工作,通过对二手机械进行整修并进行技术革新,使二手机械恢复至新机械的状态

生产性服务

The Cat Rental Store

短期和长期租赁服务

生产性服务

FG Wilson

全球最大的燃油和燃气发电机组制造商

复杂零部件生产

MaK

船用柴油发动机的所有市场营销和服务活动

复杂零部件生产

Perkins

每年可制造超过400000台发动机,曾是Caterpillar的供应商之一

复杂零部件生产

Progress Rail Services

北美铁路行业最大的外包维护及维修供应商之一

生产性服务

Solar Turbines

工业燃气轮机发动机设计、制造和服务

复杂零部件生产

四、政策建议

从政府的角度看,为促进工程机械产业升级,应采取以下政策措施:

1.鼓励开放式创新,提升技术水平。应当加大科技投入力度,解决基础技术薄弱的问题。可以考虑设立科技专项来解决发动机设计、液压件密封、金属热处理等关键问题,提高配套件的质量水平,夯实我国的工程机械行业的产业技术基础。严格保护专利所有权,鼓励自主创新。另外,也要继续鼓励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研发中心和关键零部件制造中心,发挥外资研发的技术外溢效益。

2.营造公平有效的市场环境。一方面,建立统一规范的市场监管体系。由政府牵头,行业协会辅助,制造企业和经销商共同参与,出台自上而下的行业监督管理细则。严格把守行业进入和退出门槛,建立恶性竞争的预警机制,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引导市场良性发展。另一方面,以国家资本入股方式,支持鼓励合适的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组建跨行业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和联盟,避免盲目竞争,增强行业竞争力。

3.加大金融机构支持装备制造业力度。首先要加大对工程机械产业的信贷支持。工程机械是高成本、有一定经营风险的行业,银行往往对工程机械行业持警惕态度,应该在规范信贷审查、加强风险防控的基础上加大信贷支持额度。其次,加强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开发适合不同工程机械公司的信贷产品。最后,扩宽工程机械公司的融资渠道。鼓励企业通过上市等途径进行直接融资,发行企业债、票据等,发展链式金融、融资租赁,不断创新融资模式。

4.鼓励企业并购重组,但要对外资机构并购国内企业进行合规审查。鼓励国内企业在国内外市场开展并购重组。特别是在当前产能过剩、企业恶性竞争的背景下,通过收购合并可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效用。另外,还要通过金融支持等方式鼓励企业并购有一定技术含量但当前经营困难的国外整机或零部件制造公司,扩大经营范围,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要允许外国企业参与国内企业的并购重组,但要避免外资企业对自主品牌的恶意收购,需对外资并购进行反垄断审查以及对是否存在恶意收购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问讯。

5.加大工程机械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在国内市场萎缩和全球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对于正处于爬坡期的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而言,政府支持企业到国际上争夺稀缺的市场资源是非常关键的。首先,加大推广工程机械产品,像宣传高铁一样,助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二是引导和鼓励大的央企、施工单位和其他中国企业在海外施工时,尽量使用“中国制造”工程机械产品,要把中国的设备带到国外去。三是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对产能境外转移给予运输、海关、商检、税收等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四是进一步发挥商业银行和中信保的作用,加强对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降低融资成本,方便企业在境外更高效地获得资金和承兑担保支持,使用户购买国产的机器更为便捷。

注释:

①所谓瀑布效应,就是指系统集成者在产业系统集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对价值链各个层级的巨大集约压力。

②《中国证券报》,2012.11.5http://info.cm.hc360.com/2012/11/050845456633-all.shtml#ml

参考文献:

1〕隆国强,2007:“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升级新战略——基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分析”,《国际贸易》,第7期。

2〕赵晋平,2015:《聚焦“一带一路”:经济影响和政治举措》,中国发展出版社。

3〕彼得·诺兰等,2007:《全球商业革命:产业集中、系统集成与瀑布效应》,南开大学出版社。

4〕汤长安,2005:“日本小松和美国卡特彼勒在中国市场分销渠道的比较分析”,《湖南商学院学报》,第8期。

5〕冯富强,2008:《中国工程机械市场现状分析与发展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

6〕李毅,2008:《中国工程机械的发展态势、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7〕陈能诵、周贤彪,2008:“配套件:呼唤春天”,《建设机械技术与管理》,第8期。

8〕燕来荣,2008:“工程机械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中国重型装备》,第3期。

9〕刘良臣,2003:“国外工程机械主要配件套的基本情况及发展趋势”《工程机械》,第12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条件下的对外开放战略研究”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李伟

课题执行负责人:隆国强

课题研究负责人:赵晋平

执笔:王金照 赵晓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条件下的对外开放战略研究”课题组(执笔:王金照 赵晓婷)

[国研专稿]“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思路和政策

摘要:“一带一路”地区在全球能源供应中占有核心地位,也是我国能源进口的主要来源地,能源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头戏和先行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在贸易、投资和带动相关产业合作上取得重要突破,但合作潜力没有充分实现,供应安全的保障体系尚未建立,贸易投资的经济效益有待提升,与当地社会沟通交流的能力需要加强。要制定“一带一路”能源资源合作的总体战略。加强运输通道安全的合作和市场平台建设,构建能源资源供需双向安全共同体。加强综合性的产业金融合作和双向投资,实现与“一带一路”国家的互利双赢。统筹考虑能源项目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把战略考量建立在经济可行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能源治理,构建覆盖沿线地区的新型能源合作机制。

关键词: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互利共赢,经济可行

一、全球能源变革背景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仍然在全球能源供应中占有核心地位

石油和天然气是全球能源贸易的主要品种,也是影响各国能源安全的主要领域。“一带一路”地区的油气资源丰富,即使在北美实现页岩油气革命的情况下,仍然是全球油气的供应中心。如表1所示,按照将页岩油、油砂、重油以及深海石油等非常规资源包括在内的统计口径,2014年全球石油储量前10位的国家,有7个分布在“一带一路”地区,包括沙特、伊朗、伊拉克、俄罗斯、科威特、阿联酋、利比亚等国,仅这7个国家,其石油储量占全球石油储量的54.7%。在天然气资源方面,储量前10位的国家,也有7个分布在“一带一路”地区,包括伊朗、俄罗斯、卡塔尔、土库曼斯坦、沙特、阿联酋和阿尔及利亚等国,仅这7个国家,其天然气储量占全球天然暖气储量的68.1%。其中全世界天然气储量排名前4名的国家均在“一带一路”区域,伊朗、俄罗斯、卡塔尔、土库曼斯坦4个国家天然气储量占全球的58%,占到全球天然气资源的半壁江山(2)

1  2014年全球石油储量前10名的国家及占比

排名

国家

储量(10亿吨)

占比(%)

1

委内瑞拉

46.6

17.5

2

沙特

36.7

15.7

3

加拿大

27.9

10.2

4

伊朗

21.7

9.3

5

伊拉克

20.2

8.8

6

俄罗斯

14.1

6.1

7

科威特

14.0

6.0

8

阿联酋

13.0

5.8

9

利比亚

6.3

2.8

10

美国

5.9

2.9

资料来源:《BP能源统计2015》,经笔者整理。

2  全球天然气储量前10名的国家及占比

排名

国家

储量(万亿立方米)

占比(%)

1

伊朗

34.0

18.2

2

俄罗斯

32.6

17.4

3

卡塔尔

24.5

13.1

4

土库曼斯坦

17.5

9.3

5

美国

9.8

5.2

6

沙特

8.2

4.4

7

阿联酋

6.1

3.3

8

委内瑞拉

5.6

3.0

9

尼日利亚

5.1

2.7

10

阿尔及利亚

4.5

2.4

资料来源:《BP能源统计2015》,经笔者整理。

从资源质量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地区油气资源是优质资源,非常容易开采,开采成本低,是稳定的全球油气供应地。比如说,沙特的石油开采成本在10美元/桶,美国的页岩油开采成本在4060美元/桶,加拿大的重油开采成本在60美元/桶左右,委内瑞拉的重油成本在80美元/桶。无论国际油价如何波动,中东、中亚和俄罗斯、北非都是稳定的石油供应地。从运输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地处整个欧亚大陆的中心区域,无论是海上运输,还是从陆路运输,“一带一路”都是必经之地,可以说“一带一路”扼住了全球油气运输的咽喉。

()“一带一路”是中国能源进口的主要来源地

我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2015年我国石油净进口量为3.28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60.6%,天然气进口量为614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达到31.8%。我国石油天然气需求未来将持续增长,而资源有限,进口量和进口依存度还会持续上升,预计到2030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超过70%,天然气对外依存将超过40%。“一带一路”是我国主要的石油天然气进口来源。2014年我国前十大石油进口来源地有9个来自于“一带一路”区域,见表3,占2014年我国石油进口的80.4%。十大天然气进口国均来自于“一带一路”区域,占我国石油进口的95%以上。考虑到全球石油天然气资源分布和供求格局,“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油气主要供应地格局不会改变,甚至会进一步强化,见表4

3  2014年我国的石油进口主要来源国

排名

进口来源国

进口量(万吨)

占比(%)

1

沙特

4966.5

16.11

2

安哥拉

4064.9

13.18

3

俄罗斯

3310.7

10.74

4

阿曼

2974.3

9.65

5

伊拉克

2857.8

9.27

6

伊朗

2746.2

8.91

7

委内瑞拉

1378.6

4.47

8

阿联酋

1165.2

3.78

9

哥伦比亚

1009.1

3.27

10

刚果()

705

2.29

资料来源:http://www.wusuobuneng.com/archives/16440,经笔者整理。

4  2014年我国的天然气进口主要来源国

排名

进口来源国

进口量(万吨)

占比(%)

1

土库曼斯坦

1874.3

43.72

2

卡塔尔

673.5

15.71

3

澳大利亚

381.1

8.89

4

马来西亚

299.2

6.98

5

印度尼西亚

255.4

5.96

6

缅甸

220.1

5.13

7

乌兹别克斯坦

178.7

4.17

8

也门共和国

103.3

2.41

9

赤道几内亚

71.8

1.68

10

尼日利亚

42.8

1.00

资料来源:http://www.wusuobuneng.com/archives/16440,经笔者整理。

从运输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更是我国能源运输的主要通道。石油的陆路运输都要经过“一带一路”区域,海路运输大体如此,中国石油进口量的80%要经过马六甲海峡,38%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天然气海陆运输的主要通道均在“一带一路”区域。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页岩油气革命带来的能源独立对全球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从不利的一面看,美国在推进中东民主进程时将不再受石油问题的牵制而更加强硬和激进,甚至通过政治、军事等手段强硬干预,国际能源市场将增加新的变数。从有利的一面看,页岩气革命导致欧洲市场上液化天然气和来自美国的低价煤炭供应增加,俄罗斯、中东国家等国的天然气所占份额和影响力下降,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亚洲地区国家的能源联系和合作,对我“一带一路”建设和保障能源安全带来新的机遇。

()能源合作对于实现“一带一路”整体战略的重大意义

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拉动当地国家一起实现资源开发、外输和“变现”,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同时,我国能源行业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人才和基础建设产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很好地承接中国产业转移,可以解决制约当地国家经济发展的能源和基础设施瓶颈问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能源领域利益契合度高、开展长期稳定合作的愿望和基础强。20161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阿拉伯国家联盟时提出了“1+2+3”的合作构想,其中“1”是以能源合作为主轴,深化油气领域全产业链合作,维护能源运输通道安全,构建互惠互利、安全可靠、长期友好的中阿能源战略合作关系。“2”是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加强中阿在重大发展项目、标志性民生项目上的合作,为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建立相关制度性安排。“3”是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努力提升中阿务实合作层次。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是保障我能源安全的关键所在,考虑到能源安全在保障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地位,能源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头戏,要通过“一带一路”合作来提升我国能源安全保障程度。同时,能源产业可以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我方有很强制造和建设能力,是我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官。能源合作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具足轻重地位。

二、“一带一路”能源资源合作的现状、进展和问题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取得重要进展

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地区多个国家在能源合作的各个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先期成果,在能源贸易、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双向投资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在中俄合作方面,20145月中俄签署价值3800亿美元的东线天然气供气购销合同,同年11月,西线天然气供应的合作备忘录和框架协议也达成。电力、煤炭等领域的贸易规模也不断扩大,我国累计已接受俄罗斯电量143亿千瓦时。两国合作已经摆脱了简单的买卖贸易模式,步入上下游开发并进、相互投资的新阶段。中石油收购诺瓦泰克持有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股份公司20%股份,中俄签署合资开发博托宾斯克油田项目,合资兴建天津东方炼油厂。能源技术和设备方面的合作规模也不断扩大,田湾核电站二期则是标志性项目。

在中亚和中国合作方面,中国—中亚天然气网进一步完善,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升级,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预计将于2016年年底通气,届时来自中亚的输气能力将达到850亿立方米。除了管网的互联互通,中国在中亚进行了大量的上游投资,比如,在土库曼斯坦,中石油投资了作为中国进口气主要气源地的阿姆河右岸巴格特亚尔雷克气田群,在哈萨克斯坦,中石油投资了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和阿克纠宾石油公司。

中国和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也取得重大进展。以中国和沙特合作为例,目前中国每年从沙特进口5000万吨原油,沙特是中国最大石油进口来源国,同时中国也是沙特最大的石油出口市场。除了贸易,在双向投资方面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与中石化在福建省共同投资的炼油乙烯大型项目已正式投产运营。中国石化与沙特阿美在沙特延布的炼油厂于2016120日举行了投产启动仪式,该项目投资近100亿美元,设计原油加工能力约为2000万吨/年。

中国—东盟互利互惠能源合作呈现提速之势。2013年双方《纪念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出,加强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制定“中国—东盟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区域间电网互联互通和跨境电力贸易是中国和东盟合作的特点。截至2014年底,南方电网公司累计向越南送电302亿千瓦,越南北部有81县的电力供应是由南方电网承担的。向老挝送电7亿千瓦时,从缅甸进口电量110亿千瓦时。在投资方面,2009年中国国家电网公司获得菲律宾国家电网公司40%的股权,并开始25年的特许经营,该投资不仅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而且有力支撑了菲律宾电力供应,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一带一路”能源资源合作存在的问题

1.“一带一路”能源资源合作的潜力尚未充分实现。单从贸易量上看,我国大部分的能源进口来自于“一带一路”地区,与“一带一路”区域能源出口在全球供应体系中的作用大体相当。但如果从对贸易的影响能力来看,我国的影响力比较弱,中国是“一带一路”地区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家,但油气的贸易中心和定价中心并不在中国或“一带一路”国家,而是由第三方国家来决定价格。并且在定价过程中,金融的作用越来越大,放大了能源价格的波动,对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的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产生巨大的负面冲击。在投资领域,中国虽然在上述国家的油气和电力领域有一定的投资,但是这种投资相对于中国的进口量和中国目前的工程建设能力而言,还有较大的差距,未来提升投资的空间巨大。

2.安全供应的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尽管中国主要的能源运输通道均在“一带一路”上,但安全畅通的运输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以石油运输为例,中国原油运输80%靠海运,并且海运量的80%要经过马六甲海峡,38%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中国在这一区域的影响力和安全保障能力还十分有限。另外,从承运人的角度来看,只有不到20%的海上石油进口是由中国船只承运的。

3.贸易投资的经济效益尚待提升。不少能源合作项目目前处于亏损状态。比如,在2008年中国与卡塔尔签订高价格的LNG进口合同,目前处于严重亏损的状况。导致项目亏损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在当时高油价、能源供需紧张的背景,包括中国在内的石油进口国签订合同的价格普遍较高。二是我国企业只参与贸易环节没有参与投资环节,所以高的进口价格无法通过上游投资收益来加以弥补,日本、韩国企业往往会参股进口气源地的项目,上游的投资收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下游的贸易风险。三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以及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的考虑。从保障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看,寻找获得稳定气源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从促进外交来讲,签订大的合作项目能够有利于提升双边关系,结果使得该项目在不合理的高价位上签订合同。在这个价位很多日韩的进口商放弃签署合同,但是我国的国有企业从保障能源安全和促进双边关系的角度还是签订了高价位的合同。上述项目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还有不少投资项目存在上述问题。更有甚者,以国家能源安全和服务外交大局来掩盖投资决策过程中盲目轻率带来的负面后果。

4.部分项目在建设运营过程中与当地沟通交流上还存在不足。以中电投密松水电站为例,这个项目从经济性以及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当地电力短缺等综合效益上看,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型工程项目。尽管该项目是在两国政府的电力合作协议框架下进行的,而且履行了所有发电手续,但是由于缺乏对当地复杂的政治局面和独特的文化习惯的了解,特别是缺乏与非政府组织沟通协调,造成工程项目长期搁置,不仅前期投资要背负巨大的利息损失,而且对中国和缅甸合作产生不利的影响,教训很大。

三、加强“一带一路”能源资源合作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战略定位和总体思路

考虑到“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重要意义,在战略定位方面要明确两个优先,一是将“一带一路”区域作为保障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和国际能源资源合作的优先区域。二是将能源合作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基于这一战略定位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时应坚持以下的原则:

一是既要把“一带一路”地区作为我国能源资源合作的优先区域,又要坚持实行资源的多元化供给,不能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中。实现进口来源多元化是保障能源进口的安全。从区域层面,除了继续加强“一带一路”地区能源合作,还要积极拓展与美国、加拿大、巴西等能源大国的合作。在“一带一路”区域内部,也要实现多元化的能源进口,均衡地推进与中东、中亚、俄罗斯、东南亚和非洲的能源合作。

二是既要关注资源开发的合作,又要重视运输通道的重要作用,把保障运输通道安全和市场平稳运行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要努力实现进口通道多元化,加快推进中俄、中土等油气运输管道建设,加快“一带一路”区域储存运输港口、码头建设,提高“国油国运”的比例,逐步降低对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等运输通道的严重依赖。

三是要统筹考虑能源资源合作和产业金融合作,充分发挥我国综合优势。中国不仅是能源资源的进口国,还有强大制造能力,并且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我国企业实力壮大以后全球化经营需要,产业“走出去”是大势所趋。而增加基础设施供应、培养自主产业能力、解决当地就业是资源国政府最为看重的因素,中国要发挥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强的优势,综合地考虑和资源国的合作,在实现双方合作共赢的同时,提高我国能源供应的保障能力。随着我国金融资源的增加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和我国主导的丝路基金、中非基金等金融机构的成立,中国还可以利用金融资源来推动能源合作。

四是要统筹考虑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把战略考量建立在经济可行的基础上。由于能源合作项目规模巨大,并且周期很长,比如说中俄天然气东线项目长达30年,合同金额达到4000亿美元,对于类似的项目,经济性是项目合作的基础。如果缺乏经济性,单靠双方政府的强制推进难以维持其持续发展,并且很可能合作双方的包袱。因此,在推动双方能源合作时,还是要将项目的经济性放在基础性的位置上,然后再考虑带来为合作国的社会效益以及外交、能源安全和地缘政治利益。

五是要坚持开放多元,实现我国、资源国和第三方合作者的互利共赢。能源合作项目要为我国的战略利益服务,但同时要照顾到资源国、过境国以及相关地区主要有影响力国家的利益,多方合作,才能够应对资源国和过境国国内的政治动荡和区域的地缘政治风险,实现项目的稳定安全运营。另外,要从更高一个层面来看待“一带一路”的能源合作问题,不仅仅着眼于自身的能源供应安全,而且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核心关切和整个地区的能源安全,中国要为维护国际能源市场安全提供公共产品,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促进“一带一路”能源资源合作的政策措施

一是制定“一带一路”能源资源合作的总体战略。在“一带一路”愿景和行动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能源资源合作的专项规划。从保障能源安全、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促进地区经济繁荣等方面来考虑和规划未来的能源贸易、运输和对外投资布局,明确对外投资和长期贸易安排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同时,对一些影响整个欧亚大陆乃至世界能源流向的重大能源项目和基础设施提前作出规划布局。

二是加强与资源国的综合性双向合作。加强与资源国的所在国的能源全产业链合作。鼓励国有及民营企业走出去,在资源国投资发展上游业务,遵循商业原则,注重项目的投入成本、风险和赢利性;鼓励企业到资源国投资炼化等中游环节,生产基础化工产品并与国内化工企业形成产业链合作关系;特别是加强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等资源国家合作,以便利石油和化工产品贸易和投资。鼓励中资企业和东道国以及第三方合作投资资源国的能源化工产品的物流设施,提高能源化工产品的外送能力。在当前油价低迷、资源国财力普遍紧张的情况下,发挥我国金融资源充沛的优势,通过石油换贷款或者是直接股权投资的方式加大对资源国的投资。

三是加强运输通道安全的合作和市场平台建设,构建能源资源供需双向安全共同体。首先是加强能源运输通道安全。提高国油国运的比例,建立海上石油运输的保险体系,加强能源主要运输通道物流仓储体系建设,实现和运输通道经过地区利益共享和安全绑定;加强海军能力建设,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行为,保障运输通道安全,维护地区稳定,增强救援等人道主义行动的能力。其次,充分发挥我国能源需求大和作为中东、中亚和俄罗斯油气出口交汇点的优势,加强市场交易平台的建设。包括加快我国石油期货交易中心建设,推动天然气交易中心的建设,力争把上海天然气交易中心建设成亚洲乃至国际性的天然气交易中心。另外,和石油输出国共同构建能源安全体。中国要大量进口石油,有能源供应安全问题,沙特等石油出口国要靠石油出口来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国家有能源需求安全问题。可以和上述国家构建能源安全共同体,吸引这些国家在我国领土及我国能源运输通道上建立石油储备和物流转运中心,这对于保障双方能源安全均有重要意义。

四是规范企业海外投资运营行为,实现与资源国的互利双赢。鼓励企业树立中国境外投资与全球“和谐发展”的理念,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与东道国形成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建立造成恶性影响的黑名单,进一步维护和提升中国境外投资的声誉和国际影响力。加强对境外投资行为的监管,探索将企业境外行为与在国内的监管相结合,建立企业境外投资的信用档案。

五是加强资源国风险预警,建立快速反应体系,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从对外来看,完善我国资源国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理的工作机制。适时发布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提示;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智库、专业咨询机构等机构在风险评估、预测和防控中的作用,建立全球各地的风险评估机制,尤其要加强对重点地区和国家的信息搜集、监测和研判;加强对“走出去”企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工作,建立常态机制。从对内来看,逐步建立涵盖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品种的应急综合管理系统。加快国家石油储备立法进程,完善制度保障;建立国家、企业、社会三级石油储备体系,不断优化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布局;建立应对油价快速上涨的政策储备。

六是深入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将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作为开展国际互利合作的主基调,更加积极地开展多个层次、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除了加强IEAOPEC等国际或地区能源机构之间的合作外,考虑到未来的全球石油天然气贸易主要发生在“一带一路”地区,即中东、西非、中亚和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向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出口,可以考虑提议建设“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机制,或亚洲能源合作机制。建设由石油天然气出口国和进口国共同组成的合作机制,以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和公平合理的能源价格,推动全球能源治理结构的重建和优化,也提升我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地位。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和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建设,大力推进高水平的国际投资协定谈判和推动现有投资协定的升级,加强对对外投资的保护条款。在加入国际能源宪章后,要积极参与,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和组织的活力,使其成为促进中国能源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平台。

注释:

①龚婷:“‘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初结硕果”,《中国石油报》。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壳牌国际有限公司联合课题组,2014:《中国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发展出版社。

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壳牌国际有限公司联合课题组,2014:《中国天然气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发展出版社。

3〕赵晋平,2015:《聚焦“一带一路”:经济影响和政治举措》,中国发展出版社。

4〕王金照,2015:“对国际油价下一步走势的分析和判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择要》,第3号。

5〕王辉、罗雨泽,2015:“贸易畅通指数报告”,2015年《中国经济年鉴“一带一路”卷》。

6〕龚婷,2016:“‘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初结硕果”,《中国石油报》。

7〕姜星莉,2010:《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政策研究”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赵晋平

课题协调人:罗雨泽

课题组成员:张小济 张 琦 王金照

胡江云 许宏强 吕刚

赵福军 宗芳宇 陈红娜

研究助理:朱绍玉

执笔:王金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政策研究”课题组(执笔:王金照)

[国研专稿]积极应对经济下行背景下的居民收入问题

摘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组2015年开展的民生问题入户调查发现,在当前我国经济下行背景下,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保持稳定,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下降风险增加,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行业状况、就业性质和劳动力的人力资源条件等成为影响居民收入能力的主要因素。实现协调发展、共享发展,需要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能力。一方面,要将发展产业、创造就业作为改革发展的重要出发点,积极采取措施增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要着眼于提高人力资源水平扩大公共投资,采取措施提高低收入人群的适应能力,帮助其积极、主动适应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就业格局变化。此外,还要有针对性地改善民生,增强保障政策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能力。

关键词:居民收入,收入差距,民生调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组2015年在安徽、河北、浙江、陕西、广东、四川、黑龙江、江苏等8省开展了民生问题入户调查,共获得127141875周岁受访者有效调查问卷。本次调查发现,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保持稳定,但收入分化态势加剧。不同行业发展呈现差异,主要依靠体力劳动获取收入的低收入人群在经济下行中所受冲击较大,收入下降的面在扩大,收入差距问题仍然突出。在当前市场条件下和经济提质增效的进程中,行业发展状况、就业性质和劳动力的人力资源条件成为影响收入能力的主要因素。改善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源积累、提高其收入能力,既是实现共享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发展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的现实需要。

一、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保持稳定,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下降风险扩大

()受访者收入总体较上年有所增加

随着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入中高速,居民收入总体平稳,受访者收入总体较上年有所增加。调查对象2015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1044.6元,与2014年的调查数据相比增长了7.1%。从调查样本的地域来看,2015年城市调查对象的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为26121.5元,农村调查对象为16685.1元,城乡结合部调查对象为20847.7(参见表1)

由于此项调查执行时间为201578月,所得到的2015年收入数据是调查对象根据当月情况对全年收入的推算,与下半年的实际情况或有出入。但外出务工流动人口聚集的城乡结合部调查对象的平均收入较2014年下降了1.8%,反映出经济下行对流动人口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

1  城市、城乡结合部和农村调查对象家庭人均纯收入情况    (单位:元)

调查对象

2015年人均纯收入

2014年人均纯收入

城市居民

26121.5

24467.8

城乡结合部居民

20847.7

21230.2

农村居民

16685.1

13777.0

总体情况

21044.6

19657.3

()逾两成受访者收入下降

在收入波动情况方面,调查显示居民收入总体稳定,76.5%的受访者自2014年以来收入有所增加或没有变化。但是与前两年相比,收入下降的面在扩大。23.5%的受访者认为2014年以来个人收入有所下降。在家庭收入方面,2015年有27.7%的受访者认为家庭收入较上年有所下降,与2014年的20.8%2013年的10.2%相比,比重明显上升。而认为家庭收入比上年增加的受访者所占比重,在近三年的调查中逐年下降,从2013年的36.2%减少到2014年的26.9%,到2015年进一步下降到22.4%

从收入波动的群体性特征来看,不同人群的收入分化表现出更加明显的结构性特点,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能力最脆弱,收入下降的风险最大。家庭总收入在5万元以下的家庭中,收入下降的比例超过三成。其中,家庭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受访者,认为自2014年以来收入下降的比例达到31.4%,比2014年的调查上升了3.3个百分点;家庭年收入在1万—3万元和3万—5万元的受访者,收入下降的比例分别达到33.6%30.2%,较2014年的调查分别高出6.97.9个百分点(参见表2)

2  2014年和2015年调查对象与上年相比家庭收入的波动情况

 

“收入减少”样本占比

“收入增加”样本占比

2015

(%)

2014

(%)

变化

(百分点)

2015

(%)

2014

(%)

变化

(百分点)

1万元以下

31.1

27.9

3.3

10.3

11.5

-1.1

1()3万元

33.6

26.7

6.9

15.9

19.7

-3.8

3()5万元

30.2

22.2

7.9

20.3

23.7

-3.4

5()8万元

28.6

19.0

9.6

21.5

27.8

-6.3

8()10万元

22.6

15.9

6.7

26.2

33.0

-6.8

10()15万元

20.9

16.2

4.7

33.5

38.9

-5.5

15()25万元

19.0

16.1

2.9

34.7

41.8

-7.2

25()50万元

19.1

8.9

10.2

38.2

45.8

-7.7

50万元及以上

27.7

10.0

17.7

29.8

45.0

-15.2

总计

27.7

20.8

6.9

22.4

26.9

-4.5

从职业来看,从事农业生产的受访者家庭收入下降范围扩大,比例达到37.0%,比非农就业受访者家庭高出12.7个百分点,比上年增加10个百分点;家庭收入增加的比例只有16.7%,比非农就业受访者家庭低7.2个百分点,比上年下降6.9个百分点。特别是安徽和河北专业务农受访者家庭收入下降的比例,比上年分别高出16.814.2个百分点。

()收入差距有所扩大

调查发现,2015年居民收入差距略有扩大,基尼系数从2014年的0.475上升到2015年的0.479。其中,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从2014年调查的0.504上升到2015年的0.510,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从0.457上升到0.469,而城乡结合部的基尼系数则从0.448下降到0.439,略有改善。

从受访者对收入差距的主观认知来看,41.6%的受访者认为目前的收入差距大,仅有15.8%的受访者认为收入差距小(参见表3);而认为收入差距在扩大的受访者比重也达到了36.0%,仅有11.5%的受访者认为收入差距在缩小(参见表4)。城乡居民对收入差距的感知分布情况与收入差距的实际变化情况基本一致。

3  城乡受访者对收入差距的感知(%)

 

非常大

比较大

一般

不太大

非常小

不知道/不回答

城市

9.3

33.7

33.6

13.6

1.2

8.6

城乡结合部

6.0

32.5

37.6

14.8

1.3

7.8

农村

8.8

32.9

36.3

15.5

0.8

5.7

总计

8.5

33.1

35.5

14.7

1.1

7.2

4  城乡受访者对收入差距变化情况的感知(%)

 

大幅扩大

有些扩大

没有变化

有些缩小

大幅缩小

不知道/不回答

城市

4.2

33.9

37.5

10.8

0.4

13.1

城乡结合部

2.7

32.6

40.6

9.5

0.4

14.1

农村

3.9

30.5

43.4

11.8

0.5

9.9

总计

3.8

32.2

40.6

11.0

0.5

12.0

二、行业状况、就业性质和劳动力的人力资源条件成为影响收入能力的主要因素

当前,在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变革中,一些行业面临的下行压力较大,尤其是传统一、二产业面临严峻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任务,去库存、去产能的压力上升,从业人口也需要转移就业。行业效益下滑、产品价格支持政策调整等多重风险集中出现,都影响到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和收入波动,尤其是行业的市场状况和就业的正规性,对收入的影响明显。而能否在行业格局、就业机会发生变化时迅速地作出调整、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则取决于劳动力素质,因而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年龄等人力资源条件成为影响收入能力的主要因素。

()传统一、二产业从业者收入下降最为普遍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传统一、二产业的中低端行业景气状况较低迷,而这些行业大量使用初级劳动力,其用工量减少,导致这些行业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下降面扩大。在工作量减少的受访者中,72.4%的人收入出现下降(参见表5)

5  工作量变化对收入变化的影响(%)

 

收入变化情况

工作量变化情况

大幅增加

小幅增加

没有变化

小幅减少

大幅减少

大幅增加

13.2

27.4

35.9

15.0

8.5

小幅增加

1.3

45.0

35.8

16.2

1.6

没有变化

0.5

12.9

72.7

12.3

1.6

小幅减少

0.3

9.0

22.1

62.8

5.9

大幅减少

0.6

3.9

11.6

19.6

64.3

调查显示,在采矿业和建筑业,感觉收入减少的受访者分别达到43.5%41.2%,感觉收入增加的比重仅分别为10.9%13.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制造业、农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也有超过20%的受访者感觉收入减少。而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行业,感觉收入增加的受访者达到41.7%,感觉收入减少的比重为11.7%;在教育业,感觉收入增加的受访者达到41.6%,感觉收入减少的比重仅为6.7%(参见表6)

6  2015年不同行业受访者收入水平和收入波动情况

行业

月均收入

()

收入变化情况

大幅增加(%)

小幅增加(%)

没有变化(%)

小幅减少(%)

大幅减少(%)

农、林、牧、渔业

1259.4

0.8

12.6

60.6

21.3

4.7

采矿业

3982.1

2.2

8.7

45.7

34.8

8.7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146.6

1.0

22.5

56.1

15.3

5.1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

3628.9

1.0

15.1

52.3

22.6

9.1

制造业

3728.4

0.9

18.1

57.9

19.7

3.5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4207.2

6.7

35.0

46.7

8.3

3.3

批发和零售业

3310.9

0.3

19.2

53.3

23.0

4.3

建筑业

3275.2

0.4

13.1

45.3

27.0

14.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944.2

0.0

19.2

73.1

7.7

0.0

住宿和餐饮业

3213.9

1.4

20.7

56.4

17.3

4.2

房地产业

4049.9

4.2

20.8

54.2

16.7

4.2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

4192.4

3.7

22.2

63.0

7.4

3.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2887.9

0.8

22.6

63.7

8.9

4.0

金融业

4031.6

2.7

32.4

51.4

8.1

5.4

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业

2794.6

0.5

21.4

65.6

11.5

1.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345.6

2.9

26.1

58.0

10.1

2.9

教育业

7260.5

2.0

39.6

51.7

4.7

2.0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2360.2

1.4

20.4

61.7

13.5

3.0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2345.4

0.8

29.2

63.5

5.5

1.0

其他

2701.8

2.7

29.7

40.5

24.3

2.7

()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能力更为脆弱

从就业性质来看,有劳动合同的稳定就业者收入更容易增加,而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灵活就业人员收入下降的比重更大。尽管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的签订和参加社会保障有明确要求,但并非所有的就业行为都被纳入到劳动合同法的规范约束中,灵活就业仍然广泛存在。本次调查对象中农业转移人口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达到41.7%,本地户籍劳动人口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也达到了33.9%。调查发现,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受访者中,有17.0%认为自2014年以来收入增加,比有正式劳动合同的正式工和有正式劳动合同的临时工分别低10.37.5个百分点;有26.2%认为自2014年以来收入减少,比有正式劳动合同的正式工和有正式劳动合同的临时工分别高出14.814.1个百分点。而从收入水平来看,不适用劳动合同(非雇佣劳动者,包括农民)、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临时工劳动合同、正式工劳动合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劳动合同、不需要签劳动合同(公务员等)的受访者月收入均值分别为1622.8元、2524.8元、2610.8元、3449.1元、3504.7元、4958.5元,这显示劳动合同的签订状况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参见表7)

7  劳动合同的签订状况对收入水平的影响(%)

2015年收入

劳动合同的签订状况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正式工劳动合同

临时工劳动合同

不需要签劳动合同

以工作任务为期限劳动合同

不适用(非雇佣劳动者,包括农民)

1万元以下

5.0

0.5

1.2

0.7

0.0

8.7

1()3万元

19.0

6.6

11.4

7.3

11.1

24.3

3()5万元

25.5

20.2

26.2

17.3

28.9

24.3

5()8万元

23.4

29.5

29.3

30.3

26.7

21.0

8()10万元

12.1

17.9

16.3

16.0

17.8

9.7

10()15万元

10.6

17.2

11.4

20.7

6.7

8.7

15()25万元

3.5

6.5

3.3

5.3

4.4

2.5

25()50万元

0.6

1.3

0.7

1.7

4.4

0.6

50万元及以上

0.4

0.4

0.2

0.7

0.0

0.3

从“是否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来看,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受访者,月收入均值为3247.5元;而没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受访者,月收入均值仅为2151.0元。

()农业转移人口的工作量和收入出现较大范围下降

农业转移人口的工作具有不稳定性,所就业的行业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受到的冲击更大,且由于人力资源积累不足、适应市场变化的调整能力不足,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其工作量和收入下降的范围较大。调查显示,2015年农业转移人口工作量下降的比例达到20.5%,比上年调查高出5.9个百分点,比本地户籍受访者工作量下降的比例高出6.1个百分点。受发达地区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等因素影响,跨省流动者出现工作量减少的比例较上年调查增加11.2个百分点。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收入下降的比例达到30.8%,高于上年调查结果8.5个百分点,比本地户籍受访者家庭收入下降的比例高出3.3个百分点(参见表8)

8  农业转移人口工作量与收入变化

 

工作量减少受访者比例

工作量增加受访者比例

2015

(%)

2014

(%)

变化

(百分点)

2015

(%)

2014

(%)

变化

(百分点)

本地户籍人口

14.4

13.1

1.3

15.9

18.5

-2.7

省内流动人口

16.0

21.5

-5.5

16.0

17.1

-1.1

跨省流动人口

24.8

13.6

11.2

18.3

15.8

2.5

流动人口

20.5

14.6

5.9

19.1

18.9

0.1

 

家庭收入减少受访者比例

家庭收入增加受访者比例

2015

(%)

2014

(%)

变化

(百分点)

2015

(%)

2014

(%)

变化

(百分点)

本地户籍人口

23.2

11.7

11.5

17.2

16.2

1.0

省内流动人口

24.6

15.9

8.6

20.6

15.9

4.7

跨省流动人口

27.0

11.6

15.4

20.6

24.6

-4.0

流动人口

27.0

10.9

11.5

20.6

24.4

-3.8

注:“本地户籍人口”是全部样本中的本地户籍人口,而为了考察农业转移人口情况,“流动人口”只是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

()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技能对收入影响显著

调查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越高、上涨的面也越大。如果将受教育水平从没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技校)、大专(高职)、本科一直到研究生(及以上)分成7个等级,那么,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等级,月收入平均增加543元。没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技校)、大专(高职)、本科、研究生(及以上)的受访者中,认为收入自2014年以来减少的受访者比重分别为25.3%25.4%25.2%18.2%11.1%8.7%3.5%,而认为收入增加的受访者比重则分别为11.4%12.4%15.3%20.1%27.9%32.9%36.5%

专业技能对收入水平也有明显影响。具有专业技能且具备职业资格证书、具有专业技能但不具备职业资格证书和不具有专业技能的受访者中,认为收入增加的受访者比重分别为27.6%19.97%15%,而认为收入减少的受访者比重则分别为14.29%21.12%23.53%

三、提高低收入人群增收能力以应对新形势下收入分化问题

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不同行业、不同人群的发展差异明显。实现协调发展、共享发展,既需要积极采取措施增加就业机会、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能力,也需要着眼于人的发展、有针对性地改善民生、增强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能力。

第一,要着力增加就业机会。与收入下降相伴随的往往是工作量减少。尽管我国已经在总体上迈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的供给出现结构性变化,但我国劳动力、尤其是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总量仍然较大。要将就业作为改善民生之本,将发展产业、创造就业作为改革发展的重要出发点。在简政放权、创新创业等方面加大力度,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态,为传统行业、过剩产能、低效部门中的低收入人口转移就业创造条件,使我国在去库存、去产能的过程中保持就业和居民收入的稳定。

第二,要着眼于提高人力资源水平扩大公共投资。收入能力与产业结构、劳动力素质密切相关,要采取措施提高低收入人群的适应能力,帮助其积极、主动适应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就业格局变化。要围绕经济迈向中高端,培养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要求相适应的高素质劳动力。将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源积累和开发作为重点,为其转换行业、进入新的就业通道提供条件。

从长远看,要围绕防止贫困代际传递、从根本上消除贫困,提高农村儿童和贫困家庭子女的人力资源积累能力。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继续迈向中高端,人力资源条件、尤其是教育背景和知识水平对收入的影响会越来越突出。要防止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儿童输在起跑线上,需要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义务教育向学前和高中延伸、加大职业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力度、改善高等教育招生制度的公平性等方面,向贫困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倾斜,采取积极措施、扩大公共投资,帮助实现起点公平。

第三,要增强城乡医疗、养老和最低生活保障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程度。疾病不仅影响人的劳动能力,也带来医疗费用支出,成为影响低收入人群的最大问题之一。要瞄准低收入人群最常去的基层诊疗机构、最常见的大病和慢性病,有针对性地降低门槛、提高保障政策对低收入人群的可及性,加大医疗救助力度、提高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水平。提高城乡居民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力度,完善低收入人群在参保、领取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力争实现应保尽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组

课题总顾问:李伟

课题负责人:张军扩

课题协调人:叶兴庆 葛延风

执笔:冯明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指数研究”课题组(执笔:冯明亮)

宏观纵览
纵论中国经济十年之痒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处于加速转型期,改革重点不应放在对旧制度的修补上,而应发展新制度。只要大力发展新制度,旧制度最后可以趋向于无穷小,慢慢就淘汰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阶段,私人经济不够发展,国有垄断还存在,金融市场不发达,人民币还不可以自由兑换,监管、调控机制也很不完善。

一、整体:两次过热,余波未了

如果给过去十年的中国经济画一个走势图,将会呈现两个巨大的波峰,体现出“两次过热”。

第一次是2004年到2007年。那次是形势使然,美国正处于房地产加金融的大泡沫时期,带着全世界一起过热。中国的出口每年增长30%40%,加上国内已经搞了很多改革,尤其是房改后,地方开始搞土地财政,企业也投资、政府也投资,经济一下子就热起来了。为抑制过热,2006年中国的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货币政策连续收紧,信贷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都出现了大幅回落,央行也不断减少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支持。那段时期,房价一度被控制在合理的水平范围内。直到现在,一提到“宏观调控”这个词,人们的印象就是政府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中国经济的特点是三个“马上”:一刺激马上火起来,政府马上防过热,经济马上又下去了。

第二次过热出现在2009年到2010年。随着20089月国际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中国经济迅速下滑,出口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风险。在此局面下,中国政府于当年11月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预计到2010年底大约需要投资四万亿元人民币,外界将其解读为“四万亿刺激计划”。随着各项措施的快速推进,中国经济不仅停止了下滑,而且出现了令全世界惊讶的“逆势增长”。2009年第一季度末到第三季度,短短半年内,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就从6.1%的谷底反弹到8.9%10月末,官方宣布四万亿计划取得明显成效,前九个月全社会投资增长33.4%。但是,从“四万亿”出台之日起,国内外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就从未停止过,并呈现两极分化态势。自由派观点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会扰乱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修复机制;干预派则强调,政府的反危机措施挽救了中国经济,甚至称四万亿的刺激力度还远远不够。当时世界金融危机的势头太猛,各国普遍采取了刺激政策,中国政府的干预是在整个大环境下的选择。不过,中国政府的刺激大了点。刺激一年后,经济开始过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房价的爆发式上涨。政府又掉头“泼冷水”:20104月,住房限购政策出台,之后连续打压,但过热的后遗症却延续至今,尤其是产能过剩。有了过热一定有过剩,这是经济规律。产能过剩背后是不良债务,债务背后是不良企业,这些都是过热的典型结果。

中国经济为何容易过热?最重要的原因在地方政府。我们曾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借债,但2009年危机一来又放开了,地方政府借了大量债务。债多了,投资就多,经济就热,直到现在我们还处在清理、应对过热后遗症的状态中。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不需要控制宏观变量。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全国就业水平,这些都由中央政府负责;地方政府的债务,最终偿债责任也在中央。所以地方上是有钱就花,能借钱就借钱,能扩张就扩张,这符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利益。我们不能说怪谁,因为制度就是这样的,这种机制导致中国经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这么多年一直循环来循环去。对于过热的风险,政府的基本对策就是预防。当然,当世界性经济危机到来时,还是要采取刺激政策,托住经济,但力量不能太大,否则又要过热了。

二、个体:此起彼伏,水涨船高

对老百姓来说,宏观政策离生活太远,国民经济运行最直接的结果莫过于收入与消费。过去十年中,国民收入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农民工收入的上涨。2006年,国务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的占群体总数的72.1%。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突破1800元;2014年达到2864元;2015年突破3000元。与此相对的,是曾经风光无限的白领阶层收入的相对停滞。20157月,国内某大型人力资源网公布了当年夏季全国32个主要城市白领月薪排行表。数据显示,二季度全国白领平均月薪6320元,其中北京以7873元排名第一,上海、深圳分别以7546元和6935元名列第二、第三。然而,早在2007年时,国内某研究机构公布的《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中,排名第一的上海月均收入是5350元,深圳5280元、北京5000元。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物价的高涨,不少城市白领感觉自己的收入不仅跑不过房价增速,甚至已经跑不过通货膨胀率。就过去五、六年看,农民工收入上涨的速度确实比白领要快。尽管如此,农民工仍然是低收入阶层。更关键的是,他们在城里留不下。我们调查的数据显示,他们平均干八、九年就回到农村,我们称之为农民工早退。这几年为什么闹“用工荒”?如果他们不回去,新人又进来,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用工荒”的出现,说明中国过早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这才导致农民工工资快速上涨。不仅是农民工,大量白领乃至中产阶层也在“逃离北上广”。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中,一线城市的就业机会并没有大幅增加,而生存成本,尤其是住房压力却节节攀升。加上沿海经济的纵深发展,曾经热衷挤进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在北京、上海打拼几年后,往往趋于理性,退到二、三线城市定居,劳动力市场逐渐实现供求均衡。

相比于收入的增速,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在过去十年中的蹿升更加引人注目。2006年,还没有关于中国人境外消费的统计数字,到2015年,中国人境外消费金额已经高达1.2万亿元,成为闻名全球的旅游消费大户和“行走的钱包”。在国内,电子商务网站也在十年中迅猛崛起。去年,中国网购总额达到3600亿美元;“双11”期间,天猫销售额突破100亿元只用了1228秒。过去十年,出国留学、出国旅游变得越来越容易。而且人民币大幅升值,购买力不断提高,大家出去都是扫货的。还有投资,十年前,没有多少人知道理财产品,现在多少老百姓天天琢磨理财的事?

尽管如此,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依然在拉大。十年前,全球富豪榜和世界500强里还几乎看不到中国内地富豪和企业的名字,现在不仅进去了,而且排到了靠前的位置。但是,当中国富豪的财富水平已经跟国际接轨,甚至达到一流时,中国老百姓的财富排名仍然相对偏后。根据世界银行20157月公布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数据,中国以7380美元的人均年收入,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60,排名第一的挪威则超过了十万美元。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早在2009年,世界银行的报告就显示,当时占中国人口0.4%的富人,掌握着社会70%的财富。如果去掉富豪人群,普通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又将排在什么位置?过去十年,我们最富的和最穷的差距的确拉大了。那些占总劳动力70%的群体,农民、农民工,生活质量仍然很低,他们财富不多,更没什么金融资产。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内一位出租车司机说:“我羡慕韩国人,闹金融危机说明他们有钱啊!”当时韩国正闹危机,有资产才会有危机。尽管贫富差距仍然巨大,中国人整体更加有钱仍是不争的事实。今天,中国经济的每一次波动都会引发全球关注,十年前这还无法想象。

三、纵论“十年之痒”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白领压力的变大。过去十年,大学毕业生激增,但白领岗位和经济增速都没那么快,市场供求发生变化,导致竞争更加激烈。以前大家觉得进了国企很舒服,现在国企的工作压力也很大,这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我们不能叶公好龙,口头上拥护市场经济,现实中又希望过得舒舒服服的,有高薪铁饭碗。市场经济从来不是舒服的经济。

我不同意“中国人口红利耗尽”的观点。现在劳动力确实出现短缺,但不是因为中国劳动力少了、孩子生少了,而是农民工早退。之前我们没有重视这方面的问题,没有让他们留下的机制,导致大量农民工回流。这正是新型城市化所强调的:农民工的市民化。城市化是人的概念,不是土地的概念。其实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只要为他们提供子女教育这一项措施,他就不走了。其他的方面,如住房、低保等可以逐渐跟上。

过去十年,虽然收入和消费都在提升,但工薪阶层在花钱上还是小心谨慎、精打细算,也不敢生病,因为一旦失去工作,收入就断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仍然落后。另外,中国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很少,大家主要还是靠工资,慢慢地积累资产。财产性收入主要是房产和金融资产。十年前,中国人均金融资产在一万元左右,这是把农民工都算进来的。现在虽然还没有具体统计数字,但相信有较大增长。不过,要想完全靠财产性收入生活,在中国也不现实,未来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我们的税收也要考虑财产税。房产税讨论了很久还没征收,股票等金融资产收入也不征税。其实财产税可以均贫富,如遗产税可减少富二代的比例。大部分税负有可能落到中产阶层头上。现在一提财产税,有钱的就反对,没多少钱的也反对。其实发达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富人因为开公司,有各种避税的办法,而中产阶层逃不了。过去十年,我们对低收入阶层基本是免税的,但对月收入在两万元以上的白领、金领,税率一下子就上去了,这不利于中产阶层的发展。毕竟我们重点还是要发展橄榄核的中间部分,特别是知识分子,他们能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因此,中国的税收结构还要调整。税率要有利于人才的稳定,激励向上发展的空间。

我不赞成中国像欧洲那种高福利。从经济学角度,高福利导致了高债务,欧债危机就是典型。福利的问题在于,一旦你设置了制度,就收不回去了,父母那代给,现在不给了,大家就要抗议。福利越来越多,人口越来越多,寿命越来越长,但经济不可能永远增长。你设置的时候可能财政很有钱,但经济一波动,债务问题就来了,难以为继。所以在福利问题上还是保守一点好,别动不动就补贴、承诺。大家还是多努力一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更强一点。

经过十年发展,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产业水平上还有很大差距。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去年中科院一个研究机构发布了《中国现代化报告2015》称“中国工业落后德国100年”。虽然引发了外界质疑,但也能反映一些问题。我们的汽车产业,很多品牌说起来都是国产的,其实发动机还做不出来;飞机之类的产品就更不用说了。科技、服务、金融等领域,我们起步都比较晚。其实我们真正的差距不是技术,而是专注程度、专业精神。西方一个家族几代人、十几代人专注琢磨一件事,各个环节不断积累,产品价格就比我们高十倍。中国是后发国家,这些年增长较快,新事物较多,大家很难耐得住寂寞。企业和个人都普遍浮躁,只要挣钱快、挣钱多就改行,沉不下心认认真真去做几代人的事业。

中国企业和个人现在都很热衷创新。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要跳跃式地急于求成。现在说到创新和创业好像很简单,星巴克里支个电脑就算创业了。虽然互联网大大降低了信息成本、提高了销售量,但没有解决产品本身的升级问题和专业化程度。如果产品不能做得更精尖,仍然不是一流产品。

长三角和珠三角是过去十年专业性提升最快的地区,但也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这是正常的。以前中国经济规模不大,现在则需要到世界各地找资源,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会更加明显。过去十年,政策优惠都集中在中西部,沿海真的是靠自己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了民营企业、高新科技的转型。未来的地区差异会缩小,内陆部分人口流向沿海,剩下的无论是人均收入还是生活质量都会相应提高。小城市货币收入虽少,但实际收入比例高,大城市则相反,最后达到内陆与沿海人均收入的均等。另外,我在内陆住的房子比你在北上广大多了,不堵车、空气好、压力小、寿命长……这些因素都要算进去。幸福指数不仅仅是数字,虽然你挣两万我挣一万,但你的生活质量没我高。

过去十年为今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因为两次过热,接下来的十年我们还得花些时间清理遗留问题。中国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今后能避免过热,持续改革,再获得10年到20年的高增长完全可能。当然,这种增长应该是正常的,不是GDP年增长10%以上,那从来都是过热增长。7%8%,再少一点可能6%,都是正常的高增长。等中国真正走出去,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强国,百姓生活才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还需要时间。中国各个产业都有潜力,但最关键的潜力还是改革制度,把制度红利尽可能都挖掘出来。发展教育也是重中之重。中国人的知识潜力巨大,之前我们没有创新很正常,因为落后太远,只能赶紧学,吸收、消化、引进,再加上点山寨。学到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前沿了,未来我们实现真正创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作者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樊纲

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许多重要战略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有效化解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和问题,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符合内在经济规律

(一)要素结构发生重大阶段性变化

1、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正转负

劳动力投入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之一。劳动力数量、劳动时间、就业参与率等因素决定了实际可就业劳动力总规模。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口总量增速放缓以及人口总量峰值的即将到来,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呈下降趋势。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峰值,2011年起这一比例开始下降,2015年已降至66.3%。自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不断减少,到2015年减少至9.11亿人,2012—2015年累计减少了超过1000万人。

另一方面,受总人口增速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深化影响,不仅仅反映在劳动投入中就业人数下降的情况,而且还要考虑单位劳动力劳动时间变化的影响。我国劳动时间总体上也呈减少态势:一是目前我国就业人员的劳动强度总体上比较高。2010年,欧盟和美国的就业人员年平均周工作时间大约为38小时,而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就业人员年平均周工作时间大约为46小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闲暇的需求也将稳步提升,从而导致我国就业人员劳动时间趋于减少。二是教育层次提高将降低劳动时间。不同教育层次的劳动力周工作时间也有较大差异,其中以初中学历的就业人员劳动强度最高。目前我国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水平还在不断上升,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平均劳动强度。三是劳动参与率呈下降态势。虽然我国仍然是世界上劳动参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在广大国民对其生活质量要求不断提升的情况下,我国劳动参与率呈减少态势。

总体来看,我国劳动力投入规模呈现减少趋势,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由正转负,将会直接下拉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

2、储蓄率回落导致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弱

一是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导致储蓄率下降。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抚养比逐步回升,到2015年末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6.1%。也就是说我国创造财富的人群在减少,而需要抚养的人群在增加,这会导致每年创造的财富更多消费掉,而不是积累起来,因而国民储蓄率呈逐步下降趋势。二是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相应降低居民谨慎动机。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保障的覆盖面不断扩大,这会减轻居民后顾之忧,降低居民储蓄动机。三是要素价格改革降低企业储蓄率。长期以来低工资、低利率、低资源产品价格、低环保成本带来的“低价工业化”现象逐步消失,要素价格加快改革步伐降低企业储蓄和投资倾向,企业储蓄率降低。2010年,我国储蓄率达到50.9%的峰值后出现了下降趋势,2014年下降到48.8%。总体来看,国民储蓄率降低必然导致投资率相应下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之减弱。

3、全要素生产率内部结构出现较大变化

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反映的是要素效率的变化情况,各种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内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升有降。(1)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有所减弱。现有体制机制难以适应新常态下增长动力转换要求。目前,资金、土地等要素价格仍然扭曲,难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国企管理体制僵化,国有资本投资效率较低;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不健全、执行不力,严重制约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过去一段时期,我国累积的各种体制机制矛盾增多,改革进展相对缓慢,释放的制度红利在减弱。(2)劳动力转移效应降低。随着农产品和工业品、服务品相对价格的调整和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差距不断减少,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趋于缩小。(3)对外开放的技术溢出效应降低。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中低端技术我国已经基本掌握,引进中高端技术难度不断加大。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潜力明显下降,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仍处于酝酿期,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难度明显加大。(4)人力资本在不断改善。近年来,我国明显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各种职业技能培训明显增加,人力资本在逐步提升。(5)技术进步对效率的贡献稳中有升。近年来中国研发(R&D)投入稳步增加,2014R&DGDP比首次超过2%,标志着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

4、环境约束因素加大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我国工业和生活废水、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主要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均居世界第一,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当人类活动导致自然环境容纳、净化和转化污染物的能力下降后,必须人为的恢复环境对污染物的处理能力,从而占用了大量劳动、资本,增加生产成本,造成经济增长减速。

(二)经济总量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总规模的不断增加,经济增速呈边际递减特征。从经济总量来看,2014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0.4万亿美元,增量超过8000亿美元,相当于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2015年中国GDP增量规模也超过5000亿美元。一般而言,一国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程度后,随着经济规模增大而边际经济增速会递减。

(三)产业结构变化因素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而工业比重不断下降。2012年起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2015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高达50.5%,而第二产业占比降至40.5%。相对而言,当前中国服务业的单位劳动产出率和边际资本产出率要比第二产业低。当效率较低的部分产业比重增加,而效率较高的部分产业比重下降时,将会导致总产出的增速放慢。因此,服务业占比提高会导致整体经济的增速降低。

因此,从要素结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等方面看,中国经济逐步转向中高速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不仅中国国内各级政府、企业和居民要认识到这种发展趋势,而且国际社会也要认识和适应这种变化,不能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在高速增长状态。

二、中国仍然具备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有利条件

(一)我国储蓄率仍然保持较高水平

目前,虽然我国国民储蓄率已过高峰值,但是国民储蓄率仍然高达46%左右,仍显著高于大多数国家的平均水平。先行工业化国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储蓄率一般会回落至20%左右。当前,我国不仅储蓄率较高有利于保持较高的投资水平,而且具有广阔的投资需求空间。我国在中西部地区高铁和城际之间高铁、城市地下管网和地铁、棚户区改造以及保障房建设等公共基础设施领域仍有较大的投资需求空间,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消费基础设施方面需要大量投资,此外在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环保领域,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等方面也需要大规模投资。因此,我国仍然具有丰富的资金来源和广阔的投资空间,由此使得资本积累仍然可以发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二)较大的地区发展差距带来产业梯度转移效应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存在着巨大发展差距,东部的北上广深等地区高楼大厦林立,人均地区GDP早就超过世行划分的高收入的标准,而且服务业比重在70%左右,也属于后工业化的状态。但是,广大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农村发展还非常落后,中西部地区在人均GDP、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等方面均显著落后于东部地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东部地区逐步丧失比较优势的部分电子、服装等产业,逐步转移到重庆、成都、郑州等地区,有力地推动了上述地区的经济增长。我国是一个城乡之间和区域经济之间差距比较大的发展中大国,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引导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就会使得城市和沿海地区有可能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农村和内地获得新的优势,进而使得一些产业、产品的生命周期加以延长,这种跨区域的产业梯度转移效应会产生新的生产力,使我国经济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三)推进新型城镇化将会释放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新型城镇化作为我国现阶段一个权重极高、综合性极强、产业间关联效应最为明显、要素资源最为集中集聚发挥作用的城镇化,已经成为影响未来几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最为重要的动力。201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1%,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9.9%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国民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当前,仅仅完成现有城市常住人口的市民化就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明显的发展空间。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将会使得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并且促进消费,也会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以及服务业发展等领域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最终将会为提高经济增长提供新的重要动力。

(四)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

先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速的时期具有两大显著的特征:一个是人均GDP已经跨入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另一个是城镇化进程基本完成,城镇化水平趋于稳定。国际对比发现,2015年中国人均GDP7924美元,仅相当于目前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标准线——人均GDP12736美元的62%,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尚有较大差距。2015年中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4.2%,是世界人均GDP79.5%。再从城镇化水平来看,我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距离城镇化基本稳定下来还有约15个百分点的空间。因此,从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国际对比来看,中国经济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依然具有较大的后发优势。

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在潜在增长率水平逐步放缓的过程中,不断克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并在反复震荡中努力寻找经济增长新的平台期。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呈阶梯式L型增长态势,总体稳定并趋向于潜在增长水平,但短期内也会出现波动和反复。

三、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着短期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结构性、体制机制性矛盾。化解产能过剩的任务十分艰巨,房地产库存压力较大,企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政府财政收支压力加大,金融风险开始显性化,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不断积累,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很大。因此,必须全面系统地部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战略上看,结构改革推进非一日之功,要打持久战,从战术上坚持以问题导向打好五大歼灭战: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即“三去一降一补”。

(一)供给学派起源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该学派思想传承于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萨伊,认为供给会创造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供给。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供给学派并没有完整的理论和政策体系,是适应西方经济滞胀的背景而产生的。

(二)供给侧结构改革内涵及必要性

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大有效供给,更好满足最终需求,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为何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二是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和后遗症越来越大。三是推进供给侧改革与推进全面改革相吻合。四是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三)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几点误解

一是简单用西方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理解中国供给侧改革。西方供给学派主张主要是四减四促:减税、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促私有化、促市场竞争、促企业家精神、促创新。然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着更为丰富复杂的内涵。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基本国情、面临的发展任务等方面与西方国家当时的情况有较大差异。因此,我们只能借鉴,绝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

二是加强供给侧改革,需求管理过时了,甚至要紧缩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当前,我国只有保持经济适度稳定增长,才能为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一旦经济过快下滑,就业等社会矛盾凸显,那么就难以推进结构调整和改革。

三是供给侧结构改革为新生事物。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乎所有的改革理论上都是从供给侧考虑,无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的改革发展、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此次全面深化改革,均是从供给端出发,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四是供给侧改革是搞新的“计划经济”。此次供给侧结构改革决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而是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矫正以往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总体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把握、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和重大实践创新,是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工作的重要着力点。现阶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抓好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降低企业负担、强化风险管控等重点工作。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牛犁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之反思

如何看待新常态以来或者是反危机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如何看待进入新常态以后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点?如何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这三个问题都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也就是从中国的特殊性出发来展开讨论。

中国反危机政策出台过晚?

第一,如何看待中国反危机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次经济危机首先是从西方,尤其是从美国发生,然后转移波及到中国来的。全球自进入反危机的大潮流当中后,对政策方向的选择看法都不太一样,从我们的实践来看,同样存在着很大的争论。

中国这次反危机的政策主张是不是出台晚了?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2008年开始蔓延时,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这种发展阶段的增长态势和全球不同。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很早就体会到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因此在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的政策目标是双防”——第一防通货膨胀,从结构性通胀转为总体性通胀;第二防过热,防经济增长过快由此导致的过热。

这两个问题是相关联的,如果目标是“双防”,那宏观经济政策就应该全面紧缩,可是世界金融危机自20076月从美国开始,到2008年已经席卷全球了,全世界都开始严阵以待全面反危机,而唯独中国在做经济的全面紧缩。这样紧缩下到了2008年的五、六月份,就感觉到情况不对了,等各种数据出来以后,就做了相应的调整,不再强调双防,改为一保一控一调”——保增长,控物价,调结构。物价问题还是没有从宏观调控目标当中删除掉,但是双重目标是保增长、控物价

我们真正调整过来已经到了2008年第四季度,所以我们反危机的政策出台时间比全球性的反危机举措晚了大概有半年甚至半年以上。所以人们就提了一个问题,中国反危机的政策出台是不是晚了,我们说这个问题是有中国特色的,因为2007年中国经济是高速增长的,恰恰和其他国家的增长情况不一样,这是由此产生的一个疑问。

中国反危机政策过猛?

既然政策出台晚了,结果我们的政策就很猛。我记得2009年春天政府工作报告座谈会,当时财政赤字做了2.8,当时要出重拳、出组合拳,要出台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四万亿的财政赤字再加10万亿的信贷支持,所以人们就问政策是不是太猛了?

猛了以后的代价就不一样,特别是这个猛不是力度问题是方向问题。中国宏观经济的失衡的原因和美国、欧洲、日本不同。世界发生了金融危机首先是金融体系崩溃了,而实体产业没有大问题,所以当时的情况是金融部门供应货币的能力不足,而实体部门对货币存在需求,所以要求政府向实体部门直接注资,支持资金链,要求银行增大货币供给能力,也就是在货币市场失衡的情况下,是有货币需求而缺乏货币供给的。

而我们国家是什么情况呢?世界经济衰退导致其他国家对我们的需求产生了影响,出口受挫,内需产能过剩,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银行体系有一道防火墙,银行本身并没有问题,所以我们是银行有货币供给能力,而实体产业没有有效的货币需求。因此,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培育对货币的需求刺激实体经济,对西方来说重要的是增大货币供给,往流通当中砸货币。但我们采取的政策恰恰是和西方反危机的政策差不多,财政也好、货币也好,都大量的向流通当中注资,其结果是实体经济没有有效的需求,大量的货币滞留,所以人们就提出一个疑问,我们的货币财政政策刺激是不是过猛了?

退出反危机的轨道是不是早了?

猛了的话代价就大,代价大支撑的时间就长。所以我们在2010年十月,第一个宣布从反危机的政策轨道上退出,人们就接着提了一个问题,中国反危机的政策是不是退出的早了?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明确退出反危机的轨道。反危机的政策出台是不是晚了,政策力度是不是猛了,退出轨道是不是早了?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背后都有一个问题,都是有中国特殊的国情,我们的工作很重要的就是要总结这些特点,提出新鲜的经验,总结问题,然后把它上升为学说和体系,这是对反危机政策的一个简单的回顾。

需求侧无解从供给侧找答案

第二,新常态以来经济失衡出现的新特点和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提出。

2010年年底到现在,可以说宏观经济大概进入了失衡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我们用一句话叫做既有通胀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实际上是双重风险并存。

类似上个世纪60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滞胀,一方面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需求疲软,另外一方面通货膨胀潜在的压力,由于需求拉动也好,成本推动也好,共同作用潜在压力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宏观经济政策就面临着很困难的选择,我们既不敢全面扩张也不敢全面紧缩,就是双重风险并存,而且双重风险所要求的宏观政策的方向是相反的,怎么办?发达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末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从70年代以来没有解决,积累的问题很大,经济理论也做出很多调整,现在看来也很难取得系统性的经验总结和统一认识。

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遇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宏观调控方面,调控的方式也好调控的政策也好,以及它的宏观经济学体系和宏观经济哲学基础,都面临着全面、深刻的挑战,在这个时候,从总需求方面入手可能是无解的,总需求管理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扩张还是紧缩都是相互矛盾的。所以,我们引入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问题提出本身也不仅是我们对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特点的思考,也是我们认识逐渐加深的过程。

供给侧改革需要需求管理

第三个问题,既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有几个问题需要在理论和政策上进行考虑。

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对待需求和供给的关系?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管住需求、管好需求才能真正的推动有效的供给侧管理,所以要协调好,一个方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一定的有效需求作为前提,这种有效的需求靠创新驱动,形成有效的需求。

需求和供给侧之间要结合好,需求在短期之内要适度的扩张。如果过度扩张的话,会从根本上瓦解供给侧结构性管理的效果,供给侧结构性管理关键指调结构,把那些不适应、低效率、缺乏竞争力的产业淘汰掉,这个时候市场的需求一定要控制好,如果市场需求在这个时候膨胀起来,就会加剧产能过剩、加剧经济泡沫化,所以一定要对经济有适当的管控。一方面要有高质量的需求来支持供给侧增长,一方面要适度把经济增长控制好,这就是长期和短期。

在体制上,供给侧结构性管理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政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供给侧的政策直接影响的是生产者,而需求侧管理政策更多影响的是消费者,刺激的是需求或者购买者。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权利在经济和法律制度上得不到充分保障和尊重的话,可能导致政府对市场主体行为过度的、随意的干预,甚至可能退回到计划经济去。所以中国引入供给侧改革特别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通过市场来实现而不是行政直接实现,因为供给侧结构管理本身的特点就是直接影响生产者,影响厂商,如果你不是通过市场去发挥作用,很可能导致对市场经济的否定。

在机制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真的能处理好,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学在世界上就能立得住,所以实际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基本制度下的经济理论哲学问题,他的价值取向问题。这是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注意的问题。

供给侧考验地方政府责任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注意的问题就是,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目标的衔接问题。需求管理带有一定的短期性,供给侧管理一定是带有长期性的,无论是政策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你关注他的需求效应是一回事,你关注他的供给效应这又是一回事情。除此之外,还要考虑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技术结构等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管理,要把短期目标和长期累积起来。西方供给侧结构性政策管理之所以会停止,除了理论之外,其实有个政治体制的问题,他的民主选举是有任期的,所以政府只做他任期有限的事儿,跨任期的事儿他是不做的,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很多事情是长远的,所以一定要有对人民、对社会长期负责的态度,而不仅仅是对任期内负责的态度。

供给侧管理更多的事情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你有没有那种胸怀,而这个胸怀来自于有没有制度保障,地方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的作用空间会更大,因为需求管理对地方政府来说有限,货币不归你管,赤字不归你管。但是供给侧不一样。供给侧调结构,改善地方的教育结构,资本投入结构等,所以供给侧对地方政府来说可以作用的空间更大。

但是有一条,地方政府官员需要有长远的观念,要真的为这个地方长远负责,那就是地方政府官员既要有所为,长期的所为,还不能胡来,你要短期效应不顾将来就是胡作非为,不考虑长远那就是不作为。所以,我们说供给侧管理实际上是要求地方政府官员对当地长期负责任,对他们的责任心提出了要求。

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有自身的特点,无论从反危机的政策、新常态下的失衡,还是供给侧结构的应对之举的提出。这些特点来源于中国的实践,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总结好。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 刘伟

世界经济处于弱复苏周期

    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为转折点,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和转型发展期,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交织,新旧动力转换难以无缝接续,经济步入弱复苏小周期。长期看,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五轮长周期的下行阶段,在人口、技术创新和宏观政策等深层因素的制约下,供需两侧都受到明显抑制,将在较长时期呈现弱增长态势,总体风险偏于下行。

    世界经济处于长波周期调整途中的弱复苏小周期阶段

    从长波看,世界经济处于第五轮长周期下行阶段。在技术创新周期、信贷周期和制度变迁等因素交织作用下,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大体经历了五轮长周期,每轮周期约50年左右(参见表1)。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是第五轮周期从上升阶段(1990年-2008年)到下行阶段的转折点,世界经济从危机前近6%的中高速增长转向衰退、萧条和曲折复苏。未来5-10年,人口加速老龄化、通用技术创新难有新突破以及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空间大幅收窄等因素将继续抑制消费、投资和供给,加之经济全球化面临新的结构性挑战、国际贸易仍将疲软,世界经济预计持续呈现弱增长态势,再次进入上行周期尚需时日。

    从短波看,世界经济步入弱复苏小周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大致历经了1983-1988年、1994-2000年和2002-2007年三轮上升小周期(参见图1,下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触发了新周期的转折点。2009年世界经济陷入战后首次衰退,2010年反弹后一路走低至2015年的3.09%.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世界经济增速自2016年一直到2021年都将呈现持续走高态势。目前可将2010-2021年视为一个可预见的经济小周期,其中2010-2015年世界经济处于该周期的下行阶段,2016-2021年将处于该周期的上行阶段。与历次小周期上行阶段相比,2016-2021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将仅为3.62%,低于1983-1988年的3.91%、1994-2000年的3.66%和2002-2007年的4.77%,是历次经济复苏最弱的上行小周期。

    世界经济增长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受多因素制约

    人口加速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和劳动供给形成深层抑制。这已成为发达经济体和主要新兴市场共同面临的难题。联合国数据显示,2005年全球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7.3%,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15年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提速。受生理特点、消费倾向和收入水平等影响,老年人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总体低于中青年,人口加速老龄化将给居民消费带来复杂影响和制约。同时,人口加速老龄化降低劳动参与率,抵消人口总量增长对劳动供给的积极作用;加之高收入经济体及我国劳动力数量已达峰值,日本等发达国家人口负增长长期化,扩大劳动供给从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受到明显制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2015-2020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潜在增长率为1.6%和5.2%,较2001-2007年分别下降0.65和2.2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共同主因。

    通用技术创新难有新突破对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投资形成深层抑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经济体纷纷加大研发创新投入,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仍处量变阶段和突破前夜,距离真正爆发预计还需要10-20年。关键是,迄今为止的创新仍以信息技术智能化应用为主,属于信息技术革命的延续和深化。如,2000-2014年美国专利申请居于前十位的技术领域中,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就有4个领域。其中,计算机技术居第一位,专利申请占比11.11%;数字化通讯、半导体、电信等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占比共11.92%.这意味着,短期内将难以产生类似蒸汽机、电力和信息技术的新的通用技术(GPT)。而从历史经验看,只有通用技术创新才能广泛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资本深化,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特定领域的专用技术创新很难发挥这样的作用。在通用技术创新难有新突破的形势下,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放缓甚至下降,成为全球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同时,通用技术创新难有新突破导致新产业难以集群式成长,企业投资空间缩小、收益率降低,经营目标普遍从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去杠杆化加快、信用收缩加剧,对经济上行形成拖累和阻滞。

    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空间大幅收窄,依靠刺激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难度明显上升。从货币政策看,发达经济体普遍接近零利率,欧元区、日本等六个经济体已经实施结构性负利率,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加大,对总需求的刺激作用递减。从财政政策看,经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普遍的加杠杆操作,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负担率急剧攀升,今年预计达107%,较2009年提高15.3个百分点;其中,美国、欧元区、日本的债务负担率预计分别达108%、93%和249%,财政整顿压力加大,依靠减税和增支刺激需求的余地较小。

    新旧动力转换期增长动能不足是世界经济弱复苏的主要原因

    世界经济在2002-2007年上升小周期中复苏最为强劲,年均增速达4.77%,远高于1983-1988年的3.91%、1994-2000年的3.66%.推升该轮周期的主要动力可归结如下:从供给方面看,一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在生产生活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带动全球全要素生产率迅速提升。二是中国加入WTO使得数亿低成本劳动力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推动全球有效供给大幅度增长。三是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实施积极利用外资政策,带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张,2007年创历史新高达2万亿美元,较2002年增长217%,显著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四是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后国内体制与全球规则迅速接轨、2002年1月欧元正式流通等全球性制度大变革,大幅度减少了商品、资本、人员等要素流动障碍,为全球经济注入新动力。

    从需求方面看,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依托负债消费增长方式带动的美国等发达国家需求扩张和中国快速推进工业化,全球形成了美欧发达国家作为最终消费方、东亚生产网络提供制成品、资源型国家提供原材料的“大三角”格局,带动全球经济贸易规模大幅增长。其中,2002-2007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量年均增速为7.6%,有力地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凸显,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和转型发展期。传统动力弱化,新动力尚在培育中,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过渡期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世界经济在短中期都将呈现弱复苏态势。

    传统动力弱化。一是从供给面看,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减弱。信息技术扩散的边际效应递减,通用技术创新未有实质性突破。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带来的廉价劳动力空缺未能有效填补。全球直接投资规模大幅缩减,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绿地投资显著萎缩。全球化逐渐陷入低潮,多哈回合谈判历经15年仅在个别点上取得一些进展,未来在重大问题上很难有所突破。区域贸易协定如雨后春笋,但合作机制和贸易规则的区域化、碎片化会导致其在全球层面上相互冲突、彼此牵制,难以对全球贸易带来有力促进。

    二是从需求面看,强力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传统“大三角”关系趋弱。金融危机以来,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对进口的拉动效应减弱,2002-2008年美国GDP增长1个百分点将带动货物进口额增长3.5个百分点,而2011-2014年GDP增长1个百分点仅带动货物进口额增长1.8个百分点;与之相应,中国出口额持续下降,2015年萎缩2.9%.东亚生产网络外需疲软及国内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导致全球对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速大幅放缓,而“页岩气革命”等大宗商品价格高峰期的新增投资逐渐形成产能,大宗商品供求关系转为宽松,全球原油供需差额由2010年的-40万桶/日迅速回升至2015年的195万桶/日,价格大幅回落,对出口国经济增长形成明显制约。随着“大三角”关系趋弱,危机前全球贸易量增幅显著高于全球经济增幅的态势发生逆转,2012-2015年全球贸易量年均增长3.1%,低于全球经济年均增幅3.3%.未来看,这一外部需求关系变化仍将持续,一方面给主要制成品和资源产品出口国经济带来下行压力,另一方面通过贸易、金融等渠道对美欧等主要制成品进口国经济带来冲击,这种负反馈效应将弱化世界经济复苏力度。根据IMF预测,2016-2021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量年均增速仅为3.62%,远低于2002-2007年7.6%的年均增速,低迷的国际贸易反映出全球需求乏力,预示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很快。

    新动力尚在培育期。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逐渐意识到“世界经济面临长期维持低增长的平庸时代的威胁(IMF)”,主要加快推进结构性调整,培育经济增长内生新动力。美国通过私人部门持续去杠杆、重振制造业、促进出口等加快调整过度依赖消费和负债、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发展方式。欧元区通过降低政府负债水平、金融监管一体化建设、容克投资计划等,努力解决高福利社会带来的创新不足、劳动力市场僵化、基础设施陈旧、欧元区经货联盟缺陷等结构性问题。日本安倍政府提出涵盖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企业部门、贸易、金融部门、工资政策等广泛内容的结构性改革措施,旨在激发市场活力,刺激私人消费和投资,推动经济实现振兴。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纷纷制定规划和战略着力解决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产业结构单一等结构性问题,如印度“莫迪新政”(2014年)、沙特阿拉伯“沙特视野2030”(2016年)等。中国也在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长期看,结构性改革有利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并推动形成更平衡、更高效、更可持续的全球新供需格局,是支撑全球经济实现长期强劲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出路。但新动力培育尚需时日,在新旧动力转换接续期间,财政紧缩、去杠杆、去产能、优化产业结构、适度放缓工业化城镇化速度等结构性改革举措将给经济带来下行压力,拉低全球经济增速。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动力明显趋弱,IMF、OECD、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二季度的报告中纷纷下调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目前看,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较去年更加突出,增长前景不确定性增加。发达经济体有望继续温和复苏,主要新兴经济体仍难以企稳,世界经济增速可能仍在3%左右,与去年基本持平或略有改善。未来全球经济复苏态势较IMF当前预测可能更加疲弱,2016-2021年的增长曲线将因之更加平缓。

国家发改委外经所 姚淑梅 杨长湧 李大伟

部分国家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制度及其借鉴

个人所得税作为对净所得征税的一个税种,税前扣除对于个税的实际税收负担等有着决定作用。国外在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方面的经验,为完善我国税前扣除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部分国家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制度的特点

()美国

美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十分完善,尤其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制度中的许多内容很好地体现了人道主义和公平的原则,计算较为科学合理,很多方面值得学习和借鉴。美国采用的是综合所得税制,分项扣除。分项扣除是对实际发生的各类支出分别进行扣除,可以准确、全面地扣除纳税人的各类费用,但对征管要求高。

美国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计算公式为:

应纳所得=毛所得(即全部来源所得减去不予计列所得)-进行毛所得调整做的扣除-对调整后的毛所得的扣除-个人宽免和被抚养者宽免

其中,“进行毛所得调整”做的扣除项目,通常是纳税人在交易或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或是与取得其他类型所得相关的费用,也就是常说的经营费用,包括:交易或经营费用、租金和特许权使用费、资本利亏扣除、搬迁费、赔偿雇员等的经营费用等。

“调整后的毛所得”的扣除,是指税法允许个人把某些私人费用和其他一些非个人费用进行扣除。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标准扣除,不要求每个纳税人列出每一项个人费用,无论纳税人实际支出多少,扣除的都是一个定额,但不同身份申报人的扣除额是不同的,同时每年会根据通货膨胀指数和国家经济发展形势做出调整。标准扣除使得费用较小的纳税人更容易遵守税法,同时降低了税务部门的征管成本。另一种是分项扣除,纳税人根据实际发生的税法允许范围内的个人费用进行逐项扣除。税法允许扣除的分项扣除项目有医疗费用、税款、利息、慈善捐赠、偶然损失和盗窃损失、杂项费用。对每个扣除项目都有限制性规定,如对医疗费用规定只有处方上开的药剂和药品以及胰岛素可作为医疗费用项目,总医疗费用扣除仅限于超过调整后毛所得的7.5%的部分。纳税人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这两种扣除中数额较多的作为扣除项。

“个人宽免”是为了维持个人及家庭最基本的生活而进行的一项扣除,也称之为生计扣除。会考虑到家庭因素,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同时高收入者的宽免额会减少,直至宽免消失。

美国税前扣除制度有以下特点:一是个人宽免的扣除考虑了家庭赡养人口;二是对高收入者的宽免进行了消减;三是对盲人和65岁以上老人标准扣除的特殊照顾;四是标准扣除和个人宽免根据通货膨胀进行指数化调整;五是标准扣除与分项扣除的可选择性。

()英国

英国个人收入计税时可以进行必要的扣除,扣除项目种类繁多,主要有个人扣除(即个人生计费扣除)、鳏寡独居扣除、附加个人扣除、子女税收抵免、工作家庭税收抵免和盲人扣除等等。

个人扣除。该项目是英国个人计算应税所得额时依税法允许扣除的最大项目,扣除标准依年龄的不同而不同,如2011-2012年度个人扣除标准是:65岁以下者7475英镑,65-74岁之间者9940英镑,75岁以上者10090英镑。该划分标准考虑了不同年龄阶段个人生活费用的不同,由于健康状况差等原因,老年人的生活成本较高,相应提高老人的扣除额,体现了扣除制度设计的横向公平原则,最大程度保护纳税人的利益。

2000年,英国取消了已婚夫妇扣除项目,并新设立一个扣除项目—子女税收抵免。子女税收抵免适用于所有家庭未满16岁的子女。2002-2003年度抵免标准是每年5290英镑。对于那些应税所得额已适用40%税率的富裕家庭,该项抵免逐次减少:他们的收入每超过40%税率所对应的应税所得额的15英镑,就减少抵免1英镑。从200241,凡有新生儿的家庭,当年的子女税收抵免额可提高到10490英镑。子女税收抵免作为一个独立的项目给拥有未成年人的家庭提供公平的补助,是建立在孩子利益至上基础之上的。子女税收抵免额的多少与工作身份和地位是没有关系的,即使父母失业的家庭以及低收入的家庭都有资格获得该项税收抵免。并且,其直接针对未成年人的主要监护人而不是以家庭的名义获得,不仅体现了已婚家庭与单亲家庭的纳税公平,更体现政府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使家庭能够有专门针对于未成年人的费用支出。

工作税收抵免。该项目是在20034月替代之前的“工薪家庭税收抵免”而来,相当于对低收入成年人的补助,不论其是否有孩子。它包括一个基本的抵免标准每年1800英镑,对夫妻及单亲父母附加的每年1770英镑,以及对每周工作至少30小时的成年人附加每年735英镑。该项目允许扣除的资格为:有未成年人、身患残疾坚持工作的家庭,只要有一个成年人每周至少工作16个小时;没有孩子的纳税人,至少有一个成年人在25岁以上并且每周至少工作30个小时。只要符合扣除条件,不论婚否、是否有孩子,均可以享受此项优惠。该项目的设置体现了对工作者的纳税公平。

()日本

日本于1887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开征时间比美国还早25年。日本的个税征收结合了分类所得税制和综合所得税制,是混合制个人所得税模式,同时兼顾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则。这种所得税制度与美国等实行的综合个人所得税制有着显著的不同。日本的个人所得税按年进行核算征收,对于不同性质来源的所得首先在源泉环节予以征收,然后再综合纳税人的全年所得,以统一的累进税率进行征税,预征的分类所得税则予以扣除。日本实行的混合制模式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根据征收模式的不同,日本的税前扣除可分为两类:一是分类所得的扣除;二是对综合课税所得的扣除。分类所得的扣除,是指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各项成本的扣除,如工薪所得可以扣除工薪所得扣除额(主要包含上班交通费、培训费等等),红利所得可以扣除为购买股票而借入资金所支付的利息。分类所得扣除费用后在年末汇总清算时,可以继续扣除一部分费用,包括对人的扣除和对事的扣除,对人的扣除主要体现在对纳税人家庭的生计扣除,如基本扣除、对抚养子女的扣除、对赡养老人的扣除,等等;对事的扣除包括医疗费用的扣除、捐款的扣除,等等。

此外,日本还允许跨类进行亏损弥补,如经营亏损可以通过其他的所得进行弥补扣除。至此,经过分类所得的扣除、综合课税所得的扣除和亏损弥补,形成了应纳税所得额。

日本税前扣除制度有以下特点:一是首先对不同分类所得进行税前扣除,从源头预缴所得税,年终汇算清缴时再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计扣除和其他扣除;二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申报。根据纳税人实际负担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扣除标准,对于家庭负担越重、需要抚养的孩子和赡养的老人越多的纳税人家庭,予以的扣除则越多,体现了公平及人性化;三是纳税人的应税所得,经过上述两次扣除后,形成了应纳税所得额,套用适用的税率后,算出的税额,还可以经过一次税额扣除,即为日本的税收抵免。税收抵免比税前扣除更加直观地给纳税人带来了减税。税收抵免措施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减轻或者避免重复纳税,如红利的所得税抵免;二是作为特定的政策支持,如对住房贷款的特别抵免等。

()俄罗斯

俄罗斯的个人所得税为单一税制,从性质上说是综合制课税模式。单一税吸收了分类制的优点,在促进社会横向公平方面作用显著,但纵向公平方面作用弱。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保障低收入阶层基本生活需要和应得利益,俄罗斯在实行单一税率的同时强化了税收抵免,通过规定各种必要的免税事项和收入扣除,来体现个人所得税的社会公正性和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其税法规定了32种免税项目,涉及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收入,以及体现政府各项经济社会政策因素的收入。

俄罗斯个人所得税扣除项目分为标准化扣除和专项扣除。标准化扣除包括:一是纳税期内月收入扣除3000卢布,主要针对在灾难中受伤的人,另外对儿童的津贴等也要扣除;二是纳税期内月收入扣除500卢布,主要指的是获国家级勋章的军人以及参加国内、卫国战争的老战士,残疾人及残疾军人也享受此待遇;三是所有正常纳税人都可在其月收入中扣除400卢布;四是纳税人每供养一个孩子均可在其月收入中扣除300卢布。专项扣除是俄罗斯在标准扣除之外又给予纳税人的一种优惠,采用定额和定率相结合的扣除方法,包括社会类、财产类和职业技能类扣除。

社会类扣除。《俄罗斯税法典》(第二部)首次采用了社会类扣除,除对纳税人为公益事业捐款规定一定比例税收扣除外,特别增加了纳税人在纳税期内用于自身(及家属)教育和医疗方面支出的税收抵扣。纳税人用于福利目的的慈善捐助,扣除不超过纳税人每年应纳税收入的25%

财产类扣除。俄罗斯针对纳税人销售特定财产所获得的收益作了一定数额的扣除,主要有纳税人销售所有权超过五年期限的住宅及土地等不动产的全部收益以及虽不满五年但在100万卢布以内的收益;销售所有权超过三年动产的全部收益以及不满三年但在12.5万卢布以内的收益。

职业技能类扣除。针对的是创作者、发明者的酬劳,对不同行业则规定不同的扣除比率,包括对私人经营者、自由职业者的税收扣除,以及由于文学艺术作品、科学创作、技术发明等获得收入的税收扣除。上述费用需由纳税人提供书面证明,但是某些特定行业纳税人可不受提供书面证明的限制而扣除一定数额的费用。

()结论

比较前述各国的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制度的特点,形成以下结论。

第一,多数国家采用综合所得方式征收个人所得税,即对纳税人的各种收入进行汇总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并按照相关费用扣除的分类方式,规定生计扣除、成本费用扣除和特别扣除的项目和金额。

第二,多数国家的生计扣除项目都包含了对纳税人本人、配偶、子女和父母等受抚养人的扣除,将纳税人所负担家庭费用支出视为其生计成本,在个人所得税中体现了对纳税人应承担的家庭责任的认可。此外,根据老年人所需的生活费用支出较多的事实,对超过特定年龄的纳税人或其抚养人规定较高额度的费用扣除。部分国家设置了减少过高收入者的费用扣除额的税收制度,加大对贫富差距中“富者”的调控力度,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第三,大部分国家会根据通货膨胀指数调整其生计扣除额度,尽量实现对通货膨胀最大限度的抵消。

第四,在成本费用扣除方面,各国多以标准扣除与列举扣除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扣除,少数国家单独采用列举扣除的形式。相比而言,标准扣除与列举扣除相结合的模式可以降低一部分纳税人的纳税成本,而且比单独的列举扣除更灵活。

第五,多数国家设置了对教育支出、医疗费用和残障人士的特别扣除,各国还根据当时本国的政策导向设有其他内容的特别扣除,基于个人所得税在这些国家作为主要税种的地位,这些特别扣除也足以产生较好的政策效果。

二、部分国家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制度的启示

本文认为,前述部分国家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的经验,对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制度有以下启示:

()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我国现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这种税制模式无法体现个人所得税的公平原则。特别对于我国而言,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更为重要,分类制模式已不能适应我国的需求。美国实行的是综合制,日本实行的是混合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明确了我国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的基本方向,但如何具体实现相结合的目标,取决于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水平及相关制度的支持与完善。

()税前扣除指数化。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是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指数化,在对效率影响不大的情况下保证了个人所得税的主体地位及促进社会公平。我国目前的税前扣除虽然考虑了价格因素影响,但并没有形成动态调整机制,应该进一步完善。

()成本费用税前扣除。成本费用税前扣除是指为取得所得而发生的必要费用支出,可以申请扣除。这部分扣除主要是个人为了维持生计而进行经营活动所发生的成本费用,纳税人一般是个体工商户,原则上可以“实报实扣”,但纳税人需提供确切的证据证明该费用支出是完全、纯粹和必须为获得应税所得而付出的费用,包括个人基于工作需要而发生的交通费、必须购买的机器或设备(如计算机),以及支付给雇员的工资等。目前,我国个人的成本费用确定还不具备相应条件,未来要加以研究,形成相应的配套措施。

()生计扣除。生计扣除是为了维持最低生活保障费用的扣除。随着我国逐渐步入独生子女成为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的中坚力量的年代,即便是生活在相同地区具有同等收入的纳税人,由于家庭结构不同,其生活水平自然也迥然各异,因此在扣除时要充分考虑配偶、子女和老人。对于扣除标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是参照社会公认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确定的,这些国家发展水平较为平衡。但我国地区差别、城乡差别以及各阶层的差别较大,若采用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作为扣除标准,那么大多数人都要交税,这与对高收入者多征、对低收入者少征或不征税,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从而缩小贫富差距的要求有悖。因此,将城镇人口的人均消费支出作为扣除标准的基础较为适宜。由于生计扣除是为了维持最低生活保障的扣除,而消费支出中的食品、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是符合维持最低生活保障的项目,建议将这四项费用的总和作为确定生计扣除额的基本依据。

()特殊扣除。国外税前扣除有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特殊扣除,在我国同样适用:一是医疗税前扣除。允许扣除某些医疗费用,实际上以少缴税形式提供了一种社会保险;二是教育费扣除。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外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支出,对大部分家庭构成负担,可以考虑作为扣除项目;三是住房贷款利息或房租扣除。住房支出已经占到居民总支出相当大一部分,可以考虑将住房贷款利息或房租的支出作为扣除项目。

课题负责人:罗文光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研究》课题组

金融透视
今年以来金融运行特点、问题及对策

一、金融运行的主要特点

1.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平稳,货币市场利率保持稳定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因面临跨境资金流出压力而持续下降,相应带来央行外汇占款的减少。2016年前5个月,央行外汇占款减少1.13万亿元,同比多减少7893亿元。受房地产市场回暖带来相关税收收入增加、地方债大规模发行以及地方政府赶在51营改增全面实施之前清缴历史欠税等多重因素推动,财政存款4月份大幅增加。前5个月,财政存款增加1.27万亿元,同比多增8684亿元,其中4月份当月增加9318亿元,同比多增8217亿元。外汇占款与财政存款变化是影响银行体系流动性供给的重要因素,两者一减一增总体减少了银行体系流动性供应。

就央行流动性调控看,2016年前4个月通过逆回购公开市场操作、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等累计净投放流动性8095亿元。31日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释放流动性近7000亿元。央行还充分运用利率走廊模式加强对货币市场利率的间接调控。2016年以来,货币市场利率波动性明显降低,隔夜SHIBOR一直稳定在2%左右,银行间7天回购加权利率多数时间稳定在2.3%-2.5%的区间。5月份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2.10%,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2.07%,分别比2015年同期高0.680.77个百分点。

2.社会流动性增长较多,融资成本有所降低

20165月末,M2余额同比增长11.8%,比2015年同期高1.0个百分点。2015年以来央行连续5次全面降准与2016年年初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有效推高了货币乘数。20165月末,货币乘数为5.24,比20156月末提高0.7020159月份以来,基础货币余额总体持续同比负增长,20165月末同比减少3.0%。货币供应量是由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共同决定的,基础货币同比负增长说明货币供应量快速扩张的动力全部来自货币乘数的上升。

2016年前5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8.10万亿元,同比多1.15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6.17万亿元,同比多增9047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减少3520亿元,同比多减少3396亿元;表外融资(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678亿元,同比少4336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增加1.48万亿元,同比多增7711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增加4865亿元,同比多增1975亿元。人民币贷款与企业债券净融资是社会融资规模增长放量的主力,两者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76.1%17.4%

3.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月度间波动加大

历史来看,年内各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呈明显的季节性波动,1月份和季末月份相对高一些,其他月份相对低一些。2016年前4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季节性波动明显大于往年。1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3.42万亿元,创历史新高,2月份大幅回落至8245亿元,骤降75.9%3月份再次反弹至2.40万亿元,4月份再收缩至7510亿元,骤降68.8%24月份环比降幅大幅超过2009-2015年同期的平均降幅(45.8%33.8%)。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波动主要源于新增人民币贷款的季节性波动,而2016年前4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在各月间“大起大落”,各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分别为2.54万亿元、8105亿元、1.32万亿元和5642亿元,其中,24月份环比降幅分别为68.1%57.2%,明显高于2009-2015年同期的平均降幅(27.2%28.2%)。此外,2016年以来,信用债违约事件频现,受此冲击,4月份一级市场超过千亿元企业债取消或者推迟发行,造成当月企业债券净融资比上月减少5094亿元,环比降幅达70.8%5月份新增社会融资规模6599亿元,比上月减少911亿元,月度变化趋于平稳,但比2015年同期减少5763亿元。

二、金融运行的突出问题

1.资金周转和使用效率降低,社会融资条件改善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应减弱

2015年以来,央行已先后5次降息,5次全面降准。宽松措施出台频率较高、力度较大,有效推动社会流动性扩张与社会融资成本下降。20163月份,企业融资成本为4.55%,比2015年末下降0.76个百分点,比2015年同期下降2.28个百分点。但从金融运行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相对变化看,社会流动性宽松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时滞效应短、持续性差。

边际变化来看,社会融资条件的改善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应在减弱。一是社会融资对GDP的带动作用弱于2015年同期。2016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创历史新高的同时,GDP增速仍小幅放缓。一季度每单位新增社会融资规模对同期GDP的拉动系数为2.4,比2015年同期降低0.8。二是贷款利率止降转升。20163月,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止降转升,比201512月上升0.03个百分点,结束了连续一年多的持续下降。三是GDP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表现相背离。根据盛松城(2015)测算,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加会对GDP产生显著影响,一年内将引起GDP上升,之后影响逐渐减弱。2015年下半年至2016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长持续加快,同比增速由20156月末的11.9%上升至20163月末的13.4%,但GDP增长势头依然趋弱,2015年三季度至2016年一季度,经季节调整后的GDP季度环比增速折年率分别为7.40%6.14%4.47%

从资金运行层面看,造成社会融资条件改善与经济增长相背离的主要原因在于无效资金占用过多,有效资金需求不足,社会资金周转和使用效率低下。突出表现在:一是产能过剩行业、僵尸企业“沉淀”了过多社会资金。据波士顿咨询估计,煤炭、钢铁、有色、水泥四大行业目前存量有息负债合计5.4万亿元,其中,贷款约2.8万亿元,债券约1.6万亿元,信托类非债券约1万亿元。二是企业与地方政府高负债且通过借新还旧来进行存量债置换和延续,导致社会资金链条被拉长,大量流动性用于满足债务存续的需求,并未用于实体经济发展。2015年地方政府置换债发行量为3.2万亿元,据中债资信预计,2016年发行量在4.8万亿元左右。三是民间投资与制造业投资持续低迷,自主性投资资金需求弱。民间投资增速与制造业投资增速近年走势高度一致,20052月至20165月两者相关系数高达0.972015年以来,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放缓,民间投资增势也更为低迷,2016年前5个月分别同比增长4.6%3.9%,比2015年同期低5.48.2个百分点。

2.实业投资回报难敌金融投资,社会资金避实就虚加剧

产能过剩压低了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全民理财热潮下,居民和企业的预期收益率高企,两者差距加大推动社会资金“避实就虚”,加剧了金融投机、炒作行为。据白重恩和张琼(2014)测算,2013年我国税后资本回报率就已低于5%。与实业投资相比,过去两年债券基金平均收益在10%以上,人民币一年期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为4%-5%1-2年期非证券投资类信托产品预期年收益率为7%-9%。考虑到实业投资变现速度慢,资本流动性较差、回收期较长,金融投资变现能力强、资金回收快,投资效益较实业投资就更具吸引力。

需要看到,金融创新的加快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金融投资收益率与实业投资的脱节。近几年,银行理财与信托和券商进行合作、互联网金融野蛮生长等金融创新行为成为事实上的“混业经营”,增加了相关部门的监管难度,金融监管远远落后于金融创新步伐。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日益丰富在提高金融普惠性的同时,也造成资金争夺战升级,理财、信托等金融产品投资收益率保持较高水平,甚至出现P2P“高息揽储的非法行为。银行通过同业、理财等表外业务开展非标贷款等创新行为也造成金融服务链条被人为拉长,银行间与交易所市场金融产品的频繁交易、融入资金,使得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和周转。2016年一季度,银行间货币市场成交154.2万亿元,同比增长106.6%;银行间债券市场成交27.1万亿元,同比增长111.5%。一季度银行间本币市场成交量为同期GDP11.4倍。

3.M1,高增长与实体经济表现相背离,经济景气指示作用降低

M1由现金和单位活期存款构成,其中,单位活期存款占比超过80%。现金和活期存款是最具活性的货币,对应着即期购买力,因而M1增速通常被视为反映经济景气状况的重要指标。但近年来,这一景气指标的指示作用失效20159月份以来,M1,恢复两位数增长,20165月末同比增幅高达23.7%,比2015年同期大幅提高19.0个百分点,但同期GDP增速在小幅下滑。

M1高增长并未反映出经济活力和景气度的上升。其原因主要在于央行持续降息使定期存款收益率大幅下降,企业更青睐于活期存款在投资理财中的交易手段作用。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的区别体现为使用的灵活性不同和利息收益的差别。20117月本轮降息开始前,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与活期存款基准利率之差为3个百分点,经过连续八次降息后,两者差距缩小到1.15个百分点。定活存款利差明显收窄使定期存款在企业资产配置方面吸引力下降,其价值贮藏意义减弱。同时,理财产品、股市、债市等金融投资渠道的丰富,突出了活期存款作为“交易手段”的意义。尤其是存在通胀预期的情况下,企业持有定期存款的机会成本上升,这时企业会把更多的钱从定期存款转成活期存款,等待和观望其他收益率更高的投资机会。因此,不宜按照旧有经验来乐观解读M1增速的大幅加快,反而要对企业宁愿持有大量货币资金而不去进行生产和实业投资加以警惕和反思。

4.企业部门债务杠杆加快上升与去杠杆要求相悖

2015年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债务余额/GDP)为143%,超过90%的警戒线53个百分点。2015年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新增人民币贷款占同期GDP比重为10.9%,比上年仅提高0.7个百分点,说明2015年企业杠杆率总体保持稳定。但2016年一季度,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门新增人民币贷款占GDP比重大幅上升到21.6%,比2015M2同期提高3.3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企业发行债券的情况,则企业部门加杠杆行为更为显著。一季度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2.36万亿元,比2015年同期增加1倍,占GDP比重为14.9%,比2015年同期提高7.1个百分点。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已经过高,一季度再次提速加杠杆不仅使相关债务风险过度膨胀,还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项主要任务中的去杠杆要求相违背。

5.房地产市场加杠杆助长泡沫膨胀

2015年以来,商品房销售持续回暖,房价再次快速攀升。房市回暖离不开居民购房加杠杆的配合。从2015年的“3.30新政20162月份央行与银监会再次下调首套房首付比例,银行按揭贷款门槛一再降低,房产中介公司和小贷、P2P、众筹等影子银行还提供首付贷赎楼贷等短期垫资来帮助居民购房加杠杆2015年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较快,住户贷款余额占名义GDP的比例为40.8%,比2014年提高4.4个百分点。银行渠道的个人购房贷款增长显著,2015年个人购房贷款同比多增9368亿元,2016年一季度同比多增4309亿元。公积金贷款也大幅放量,2015年全年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1.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8.1%。网贷之家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国内有房贷产品的正常P2P运营平台至少在664家。在资金推动下,房地产价格高位再次快速膨胀。20165月份,百城住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为10.3%,其中一线城市同比涨幅高达26.8%

三、相关政策建议

1.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中性适度

稳健货币政策的含义是:以币值稳定为目标,正确处理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提高贷款质量的前提下,保持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稳健货币政策根本是要正确处理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增长的关系。我国银行不良率与不良资产余额“双升”状态已持续4年,2015年以来汇市、股市也出现剧烈震荡,票据违规、P2P网贷等影子银行风险开始暴露,信用债违约风险上升,防范金融风险的任务非常迫切。未来货币政策需要重点协调好稳增长防风险的关系,回归真正稳健。在政策取向上,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总需求管理,为结构性改革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为避免刺激“加杠杆”和“扩泡沫”,降息降准等宽松信号强烈的政策措施出台要非常慎重。

2.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当前社会流动性整体较为宽松,但社会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大量资金“避实就虚”。未来要在保持社会流动性合理适度的同时,多措并举,在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上下功夫。一是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和宏观审慎管理,加强对所有金融部门、各类金融市场资金动向监测,严厉打击各种类型的投机炒作,严格规范银行理财、同业、票据等表外业务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堵截资金“脱实入虚”。二是丰富信贷政策操作手段,稳步推进信贷政策导向效果评估,建立和完善符合实际要求的协调机制、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引导和推动银行对信贷资金的支付和流向进行更为严格监控,确保信贷资金用于真实的生产和贸易活动,防止信贷资金空转和挪用。三是加快金融市场制度建设,通过投融资方式创新推动银行理财资金、保险资金、信托资金、公募基金等与新兴产业和新增长点深度融合。四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去产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开新兴产业发展空间,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适度降低企业社会成本压力,提高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

3.实施银行体系流动性精细化管理

我国利率间接调控已基本建立起“利率走廊”模式。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为下限,SLF利率为上限,构成短期利率走廊,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引导短期拆借和回购利率稳定在利率走廊内。未来要加快完善利率走廊模式,实施流动性的精细化管理和调控。继续灵活运用和优化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通过公开市场操作、SLOSLFMLF等手段,调节好流动性和市场利率水平,促进货币市场稳定,从量价两个方面保持货币环境的稳健和中性适度,将隔夜SHIBOR稳定在2%左右,银行间7天回购加权利率稳定在2.3%左右。

4.引导银行平稳放贷,优化信贷增量

加快落实与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MPA),加强窗口指导,引导银行平稳投放贷款,避免年内各月间新增信贷规模波动过于剧烈,既要防止银行突击放贷,也要防止银行踩急刹车。充分运用定向降准、支农支小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定向调节工具,引导银行优化信贷增量。督促银行将金融支持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积极支持钢铁、煤炭等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和脱困升级。住房贷款方面,要提高房贷政策精细化程度,贯彻落实分城施策、分类调控。对于库存少、杠杆高的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对除首套和二套改善型之外的购房需求保持较高的首付比例要求,遏制高杠杆投机。对于库存多、杠杆低的二三四线城市,要落实差别化信贷政策,鼓励银行开展二手房交易的资金托管、过桥贷款等业务,满足改善型住房需求。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李若愚

金融监管走向严厉的深层原因及对投资影响

  对新兴市场而言,加强金融监管原本无可非议,但今年年初至今,金融行业所感受到的最明显的现象是监管更加严厉了,不仅监管的面在扩大,监管的深度也在提高。如果说年初对外汇管制的加强还可以理解,即为了防止外汇大量流出,那么,在股市已经很萧条的情况下,连个股涨停板也要管,就有点让很多人费解了。最近与不少金融从业者和投资者交流,基本也是抱怨多于支持。不过,我是这样理解的:

  金融的职能被高估时代或已过去

  上世纪80年代,即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自上而下都比较重视工业,因为中国需要从一个农业大国转型升级为现代化国家。到了90年代,工业的发展越来越遇到资金短缺的瓶颈,这就促使国家积极引进外资并大力发展金融业,如银行、信托、信用社、证券就是从那个年代起相继步入繁荣期。

  尤其是小平同志1991年在视察上海时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这段话以后就被金融业反复引用,成为金融业必须大力发展的最强有力的理由,金融被赋予了太多的职能,以至于此后中国的货币扩张一发而不可收。资本市场的功能也被过度夸大,如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的债务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分散银行风险,还可以借此来调整地区产业结构,帮助国企解困等。

  不过,2015年发生的这场股灾,让上上下下都清醒了很多,为了提高直接融资这点杯水车薪,搞不好就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股市曾经险象环生,债市的刚性兑付又得打破,民间理财市场出现的窟窿更是大得可怕,这说明,发展直接融资也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

  间接融资相比直接融资,弊端似乎更多,更受到体制性因素影响,尤其是中国的金融市场迄今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例如,在银行的信贷余额中,国有企业的占比远超民营企业,但国企的利润总额却远低于民营企业,这意味着信贷资源的明显错配。这种错配不仅导致资源的浪费,而且也隐含着银行业风险的加大。也就是说,直接融资的风险是可以被分散的,但间接融资的风险最终集中在银行。

  从1990年至今,已经过去了26年,这26年中,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似乎更加突出,金融对于改善经济结构的贡献并不明显。此外,国企的债务率也越来越高,发展直接融资对国企降低债务率似乎也没有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倒是金融业本身成为直接融资的很大受益者,尤其是银行和券商,通过自身的直接融资,扩大了资本规模,同时又做大了资产负债表,因此,过分偏重发展金融业,神化金融的职能、功能和作用,从日后看,都存在很大弊端。

  金融在GDP中的占比超过英美日

  过去,不少学者都提到中国存在“金融抑制”问题,因此就提出要进一步放松管制,增加开放度。但从这两年的数据看,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速度是超预期的。今年上半年,金融业的增加值为3.12万亿,占GDP的比重达到9.16%。我记得去年英国大概在8%左右,美国在7%左右,日本只有5%左右,中国在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下,金融业却拔地而起,这就是畸形发展了。

  去年上半年是由于股市火爆,导致金融业增加值的增速超过17%,金融在GDP中的占比也从2014年上半年的6.86%上升至9.34%。但今年上半年A股市场的跌幅名列全球股市前茅,交易规模缩减至去年同期的一半,原本以为今年金融业创造的GDP会比去年大幅缩减,没想到还是增长了6.7%,这说明中国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业仍在快速发展。

  今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M2的目标提高至13%,这仍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把GDP目标降低的同时提高M2,显然有违常理。虽然不少学者在第一季度看到M1的高增长,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脱虚向实,新一轮经济周期已经启动,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大部分企业只是把从银行借到的钱拿在手里,变成活期存款,并不急于投资实业。这显然又打破了M1高增长必然带来实体经济繁荣的一般规律。

  说到这里,想必大家对当前金融监管趋向严厉的逻辑已经很清楚了:经济下行中金融的虚假繁荣,不仅无助于实体经济的止跌,而且又会带来更大的金融泡沫,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在最近央行刚发布的《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多次提及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却不再提及“区域性金融风险”,其真实是含义是,随着金融创新和互联网技术在金融领域中的应用,金融混业和金融跨区域已成趋势,故金融风险一旦爆发,就不再是区域性了,而是全国性的。

  5月初,权威人士曾指出,货币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递减,这实际上也是对这些年来M2增速远超GDP增速的质疑。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看,银行信贷的增速依然超过去年同期,国企的债务率依然上升,居民购房加杠杆率,新增房贷规模超过去年一倍,房地产创造的GDP增长9%,即便如此,经济增速仍然下行。

  不仅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有限,而且大量货币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又在制造泡沫,进一步威胁到经济的健康发展。如大量银行和民间了理财产品的发行,进一步促成了资产荒;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提供通道业务,无非都是在规避监管,并从中获取价差收益,所创造的金融GDP,其实都是金融产品交易过程所带来的。一旦出现一批金融机构不能按时兑付,则系统性风险就爆发了。

  投资选择将更趋于理性

  更加严厉的金融监管,主要目的是挤泡沫,要把金融市场上过多的投机资金赶走。这样一种意图比起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明白无误。尽管这是一种非市场化的手段,容易引发争议,但在这样一个散户交易量占绝对主导的市场,可能更加奏效,因为要期望散户的“学习纠错能力”的自我提高,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如从今年上半年投资者持仓市值结构来看,50万以下的投资者占比处于绝对优势,合计比例超过95%,其中1万以下市值投资者比例约27%,1-10万市值投资者约49%,10-50万市值投资者约19%。而市值100万以上投资者合计比例不到2.5%,中小市值散户依然是股票市场主力军。

  通过加大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和监管力度,可以驱赶投机资金脱离市场,这从表面上看会导致股市交易的进一步清淡,流动性溢价会有所上升,但从对整个经济而言,投机资金的机会成本降低,闲置资金增加,资金面会更加宽松,从而使得市场利率水平会进一步回落,这对于利率敏感型金融资产的估值水平提升是有利的,如债券及其他固收类产品,低市盈率、市净率或高分红率的权益类产品等。

  我不认为下半年还能有降准降息的机会,因为金融去杠杆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大任务。但只要市场利率水平能降下来,其效果与降准降息也是一样的,而且不增加货币供给。

  从主题投资的角度看,我毕竟是做宏观研究的,不熟悉行业,姑且非常粗略地列举我对其中四大板块的判断:

  1)金融市场交易规模的缩减,金融创新步伐的放缓以及管制的加强,对金融板块似乎不那么有利。当然,单纯从估值的角度看,金融板块中的细分主题似乎还是有吸引力,如互联网金融、科技金融等新金融板块还是有高成长性的。

  2)国企改革是当务之急,若再无进展,则经济结构会更加扭曲,并拖累经济增长。因此,对于国企改革板块,还有很多机会,如并购重组、资产注入、证券化率的提升等。投资不妨投高层之所急。

  3)具有高成长性的高科技板块。尽管估值方面不具有优势,但今后的高成长可以弥补这些缺陷。尤其是当今的市场经济从相对自由走向有序管制的时代,对于受体制约束较小的科技类企业,或更受青睐。

  4)贵金属板块。尽管金融去杠杆,但经济仍需稳增长,只要房价不跌,M2的增速还得维持在较高水平,即货币泛滥、资产荒的格局很难打破。因此,贵金属板块必然成为应对资本荒和货币贬值的理想品种。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

理性看待投贷联动 打造特色科创金融服务

  科创金融是一项新兴事物,需要不断探索。在业务实践中,既需要银行自身反复总结研究,也需要宏观法律、法规、监管制度的演进,以更好地支持科创金融在中国的发展。

  科创金融衍生自科技金融。近年来有关科技金融或者科技银行的概念逐渐流行起来。创新理论的奠基人熊彼特认为:“没有信贷就没有现代工业体系的创立,现代工业体系只有依赖创新才能建立,信贷对于实现创新至关重要。”在中国,科技创新的发展也离不开信贷的支持。目前,我国科技金融已经进阶到了3.0版,迎来了科创金融的新时代。

  不久前,中国银监会、科技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鼓励和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投贷联动业务试点,并明确了首批十家试点银行。这无疑为商业银行打开了一扇全新的机会之门。实际上,上海华瑞银行自成立之初就不曾停止过对科创金融的探索,经过一年的实践,我们对科创金融和投贷联动进行了回顾、总结与思考,愿与业界同仁分享,共同求索我国科创金融的发展之路。

  我国科技金融进阶3.0版 科创金融迎来新机遇

  随着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互动发展,科技金融开始不断细分。总体而言,科技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可归纳为三个阶段:

  1.0版:科技信贷为主,多采取硬担保方式。这一阶段正好处于中国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时期,其主要特征是企业面临转型,银行业信贷模式仍带有较为明显的计划属性。此时的科技金融更多停留在科技信贷上,主要由银行向一些大型国企提供技术改造贷款,主要以项目融资方式进行。虽然这只是科技信贷的早期形态,而且这些融资都有大型国企以类国家信用提供背书,但从融资技术角度看,技术改造本身带来的不确定性已开始进入银行的视野,科技信贷的风险特征也逐步为市场所认识和认知,但此阶段银行更多仍采用硬担保方式,如项目抵押及现金流预估的方式以控制未来的不确定性。

  2.0版:传统信贷模式向科技型企业覆盖与延伸。在这一阶段,政府、银行开始将目光投向科技型民营中小企业,并积极探索产品和服务的专业化。相对大型国企而言,这些轻资产的科技中小企业信贷风险明显更高。因此,由政府发起的专业性担保机构或补偿基金成为重要的风险缓释手段。银行根据实际需求也开始创新一些金融产品,比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应收账款质押融资、订单融资等,大大丰富了科技信贷的内容。近年来,不少商业银行还成立了专营机构(如科技支行等),提供专项服务。从技术上看,这一阶段科技金融的特征是银行将传统的信贷模式向科技型企业进行覆盖与延伸。

  3.0版:科创金融诞生,投资机构与商业银行实现投贷联动。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批新兴科技创新型企业崭露头角,并引领时代。这些新兴企业的发展轨迹与传统企业有很大区别:首先,不少企业出现爆发性增长;其次,在这种增长背后起决定性因素的是技术和模式上的极致创新;再次,创投机构积极参与,并逐步发展出投资机构与商业银行投贷联动的重要金融服务模式。美国硅谷银行树立了这一金融服务模式的成功典范。目前,国内也已有不少银行正在积极尝试这一新兴业务模式,这标志着中国式科创金融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理清科创金融内在逻辑 理性看待投贷联动

  科创金融本质上不是投贷的简单叠加,也不是银行传统信贷的延续,从金融实践上来说,是商业银行信贷技术、业务模式、风控理念的重大创新,存在诸多挑战和难点,探索这一领域对推动经济发展和培育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科创企业较之一般企业具有显著特点,主要表现为轻资产、高成长性以及不确定性。也正是由于这种独特性,银行在科创金融中,应当建立独立的组织机构、运作流程、风控标准与技术方法,以避免与传统信贷文化产生剧烈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一家银行能否协调、兼容好传统业务与科创金融之间的文化是其开展科创金融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首先,需结合自身实际,明确定位。“科技金融”和“科创金融”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实践中却存在巨大的内涵差异,并导致模式上的差别。科创金融派生于科技金融,又不同于科技金融。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科技金融更多是传统金融模式向科技型企业的延伸与覆盖。因此,在业务形态、BD模式、风控方法等方面普遍带有银行传统信贷的印记,而科创金融,则是科技创新、创投市场与银行信贷相结合的跨界金融,因此,其特征也与传统科技金融有重大差异。

  应当说,基于大众市场发展的科技金融与基于明星客户培育的科创金融都是我国实现科创产业振兴与升级的必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其内在业务逻辑的巨大差异,银行在战略选择时应当结合自身实际明确定位。

  其次,应理性看待投贷联动,避免陷入误区。“投贷联动”近期成为了国内银行业的热门高频词汇,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2016年将启动投贷联动试点,“投贷联动”成为许多银行津津乐道的话题。但事实上,对于“投贷联动”,业内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与诠释。综合来说,可以归纳为三种认识:

  一是将“投贷联动”视作客户的获取渠道。这是比较早期和相对传统的“投贷联动”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银行比较注重与PE机构的合作,PE主投,银行主贷,双方在客户资源和信息上实现某种程度的共享与联动。由于PE机构投资的是比较偏后期,甚至是pre-IPO的企业,因此,这部分客户已基本步入成熟期,经营良好,而且还有较为清晰的上市预期,属于银行传统信贷标准下的“黄金客户”。银行通过和PE的合作,能够实现对这部分优质客户资源的获取。这部分客户的风险较低,银行收益主要体现在利息收入上。

  二是将“投贷联动”视作银行的收益模式。这是近期出现的一种认知。在这种模式下,银行向企业贷款、同时也向企业投资,强调贷款与投资一体化。此时,银行看重的是企业估值成长后带来的巨大投资收益。因此,银行收益将不再主要体现为利息收入,而是体现在较高的股权投资回报上,因而这一模式也对银行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事实上,这一模式已偏离了商业银行的本质,银行业务的实质已经从债权向股权转移,借贷业务逐渐演变为投资业务。囿于我国《商业银行法》中商业银行不能进行股权投资的规定,银行欲开展此类“投贷联动”,需要通过关联性投资机构予以协同配合。

  三是将“投贷联动”作为银行风险抵补途径。在这种模式下,银行主要强调与优质VC的合作,VC主投,银行主贷。VC机构的属性决定了其投资对象主要为早期的科创企业群体,也决定了这一模式下银行的主要服务群体是早期科创企业。应当指出,这一客户群体往往同时具有较高的价值成长空间与较大的风险特征,银行一般会要求企业提供少量的认股期权。然而,一旦企业经营出现风险或者企业价值没有成长时,这些认股期权是没有价值的,而当其中部分优质企业价值获得成长时,这些认股期权则能够带来一定的超额收益,这些收益可作为银行早期科创贷款组合风险损失的一种抵补,从而解决了传统银行在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的抵押依赖问题。不难看出,这一模式下的“投贷联动”是科创金融服务中最为恰当的一种方式。银行的收益仍然来自于贷款利息收入,而认股权的或有收益则作为一种风险抵补手段。由于我国商业银行法的限定,致使银行直接持有企业的认股权也存在可能的合规争议。因此,银行需要有关联的投资机构进行协同。

  最后,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服务特色。不同机构在业务开展中必然需要依据自身资源禀赋与发展目标制定出符合自身实际的特色服务策略。特别是对于小型金融机构而言,更需要准确定位,避免与大银行进行同质化竞争,应致力于解决某方面问题,形成自身的特色。

  华瑞初试科创金融:四维度打造特色金融服务

  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出发,并结合地缘特征,上海华瑞银行将科创金融服务作为可行的战略选择,在初试阶段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聚焦精品路线,培育小众市场。华瑞银行的科创金融不是大众式或扶贫式的科技金融模式,而是致力于培育明星客户的价值发现模式。第二,发展投贷联动,注重风险抵补。上海华瑞银行将特别注重与优质投资机构的广泛合作,以服务培育早期科创企业为核心目标。在定位上,上海华瑞银行将坚守商业银行的业务底线,以债权融资作为金融服务的主要形式,以利息收入作为收益的主要体现,并尝试包括认股权在内的各类融资安排,以实现投贷联动对风险的抵补作用。第三,服务科创生态,实现价值创造。科创市场是一个综合性的生态体系,除科创企业外,各类创投机构以及科创企业本身上下游也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上海华瑞银行将在为科创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也与各类投资机构进行金融对接,并围绕科创客户产业链提供金融资源支持,为健康科创生态环境的建设以及科创企业的价值创造提供助力。第四,围绕科创实质,专注使命责任。上海华瑞银行所关注的科创,不是“上天入地”的尖端科技,而是采用“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创新、创造、创业”的企业。

  围绕上述特点,上海华瑞银行在科创金融的建设和实践上进行了探索和尝试:

  建立以投贷联动为核心的风险抵补模式。科创企业的最大特征是高成长性和不确定性,通过投贷联动对企业认股权的持有,将有效分享企业成长中带来的超额收益,从而抵补业务开展中由于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风险,从根本上避免了传统银行中小信贷过度依赖抵质押物的业务弊端。

  建立以企业成长评估为核心的价值发现模式。科创金融与传统信贷的最大区别在于对早期客户的价值认知,以及科创客户的巨大价值成长空间。因此,科创金融核心之一便是对客户价值的发现与评估,也需要专门的团队、技术之间培育出相应的核心能力,这一业务模式与传统信贷中对企业经营的稳定性评估存在明显差异。

  建立以跟单融资为核心的业务运营模式。科创企业主要以轻资产形态为主,商业银行传统的依赖抵质押物的信贷模式已不适用。跟单融资是上海华瑞银行科创金融的一个重要特色产品,通过将融资与企业的内部业务链完整结合的方式,能够将整体授信分割为高频、小额和实时的“业务单”融资,再通过自动化、在线化的系统实现,能够有效控制风险,也能够为贷款业务提供高效的交易模式。

  建立以“六专”为核心的管理机制模式。科创金融和传统金融在风险认知、经营理念、BD渠道等方面有巨大差异,按照国际经验,科创金融与传统信贷间容易形成巨大的文化冲突。为避免这种冲突造成的不良影响,银行监管机构出台了科创金融的“六专”标准,以强化这一业务的独立性,具体包括:专营的组织架构体系、专业的经营管理团队、专用的风险管理制度和技术手段、专门的管理信息系统、专项激励考核机制、专属客户的信贷标准。“六专”既是合格科创银行应当遵守的准则,也为科创金融业务的开展进行重要的机制探索。

  我国科创金融探索与实践中应注意的关键问题

  科创金融是一项新兴事物,需要不断探索。在业务实践中,既需要银行自身反复总结研究,也需要法律、法规、监管制度的演进,以更好地支持科创金融在中国的发展。

  需要处理好多种文化冲突。科创金融与传统银行信贷之间存在诸多差异,科创金融是基于价值发现的信贷文化,而传统信贷是基于现状评估的信贷文化,两者会在诸多方面出现不兼容的情况。因此,一家银行在开展科创金融时,首要应避免文化发生冲突。总体而言,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

  第一,不同的风险认知与评估产生冲突。这是科创金融与传统信贷之间产生文化冲突最直接的方面。科创金融本质上是投资文化与银行文化的跨界产物。对于传统信贷而言,重点评估的是企业的经营现状与稳定性,考虑的是担保抵押等风险缓释手段;对于科创金融而言,重点评估的是企业的未来成长与业务独特性,考虑的是企业是否具有价值增长空间。这两者需要完全不同的技术与经验,很难在同一团队或者风控审批人员内实现兼容。设立完全分属的机构和团队,又会造成银行资源投入的增加,而且,目前我国银行业普遍实行统一的风险管理体系,这一问题也较为突出,需要银行进行巧妙的设计与取舍。

  第二,银行传统短期考核机制与科创企业长期价值培养存在矛盾。科创金融属于小众市场,关注明星客户的培育,这就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在短期内不易形成显著的业务规模体量。这与我国银行业普遍习惯的规模、收入等核心绩效诉求矛盾。如果银行无法专门为科创金融设立独立的考核评价机制,这一矛盾表现会尤为突出。如果考核评价机制过于差异化,又容易造成内部管理上的不平衡与全行统一目标的分散,从而加大执行难度。因此,也需要银行有足够充分的协调能力与差异化管理能力。

  第三,业务模式创新与现行法律法规规范之间存在冲突。科创企业一大特征就是业务模式的创新性,而法律法规的滞后性会对创新产生掣肘。一些创新业务领域往往缺乏成熟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而在银行已形成的合规管理责任文化背景之下,对这种情况的评估与决策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在科创金融的发展过程中,还需要银行形成对法律未覆盖领域的评判能力以及容错文化。

  需要对风险压力做好充分准备。科创金融中在客户高成长背后,伴随着业务的高度不确定性。毕竟成功的创新只是小概率事件,因此科创金融本身出现风险的概率理论上也较高。这对于科创金融的开展形成了巨大的潜在压力。一方面,在我国现行的银行业评估体系下,商业银行可能因科创金融不良率的升高导致监管、政府乃至社会公众的质疑;另一方面,不良率的升高也会引发内部考核问责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将对科创金融团队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风险容忍体系,并能够得到监管、政府和社会的认同是一个巨大挑战。

  同时,与传统信贷模式相反,科创金融的风险与收益出现的过程是倒置的。传统信贷模式下,银行最先得到的是贷款利息等收益,不良的出现总是滞后的。在科创金融模式下,不良可能先出现,抵补不良的认股期权产生的超额收益反而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周期。这就对银行的拨备体系、风险与收益确认体系产生了挑战,需要建立跨期的平衡调节机制。

  需要认识相关法律障碍。科创金融作为我国银行业的新兴事物,必然会遇到各种法律上的困惑。从目前实践来看,主要存在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投贷联动中的认股权持有是一个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受我国《商业银行法》的限定,一般情况下,商业银行不能进行股权投资。因此,目前的监管政策一般也不认同银行直接持有认股权,而认股权又是科创金融业务中重要的风险抵补手段,缺少这一手段的支撑,科创金融的逻辑体系将出现重大缺失。通过各种SPV或者关联机构进行代持,又会造成各类操作上的问题与控制上的风险,还可能增加不必要的重复税收负担。目前,最好的途径是允许银行设立全资子公司,以实现认股权的代持。我国正在积极推进投贷联动的相关试点工作,允许在一定条件下设立此类子公司,这是投贷联动业务的重大突破。

  第二,认股权的行使存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目前,我国尚无法律明确定义的认股期权,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这一股权衍生品下的权利与义务框架,我国的企业上市制度中也未对这种认股权的安排予以认可。因此,认股权的确立目前主要依赖于银行与科创企业的约定,同时,尚无明确的司法解释对认股权行使中的各类纠纷予以界定。在银行未来需要行使认股权或者进行认股权交易退出时,如果与企业股东间产生各类分歧,在法律处置上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第三,相关政策问题。由于国际间法律适用的不同,目前,许多科创企业为了准备在境外上市,采用了适用于美国法律的VIE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外资股东通过VIE对境内企业实施协议控股。银行对此类科创企业进行融资时,有时需要实际控制股东承担担保责任,但此时就会触发外保内贷的外管政策问题,并有可能因此使业务进展受挫。除此以外,如银行的税前核销、对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收费等政策限制,都可能对科创金融的发展产生制约,这些都需要一个长期完善的过程。

  需要充分了解资本市场对科创金融的约束。众所周知,我国资本市场仍处于建设发展时期,许多机制尚待进一步优化。在这过程中,或会对创投市场产生一些不理性的影响,从而制约科创金融的发展。主要表现为:

  第一,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会间接波及一级创投市场。当二级市场出现剧烈上升行情时,创投市场往往会形成盲目乐观情绪,从而形成风险投资泡沫。一方面是企业估值的泡沫,在创投市场过度乐观的情况下,一些企业估值会被无限放大,从而使企业透支价值,丧失价值成长空间,最终导致认股权对风险缓释的失效。另一方面是创投基金资金量的泡沫,超量的投资资金会导致投资市场机制的失灵,一些没有价值的企业也能够很容易获得投资,从而造成银行风险识别难度的增加。这些泡沫在二级市场下跌,特别是迅速下跌时会立即破裂,过高的估值重回理性,导致下轮融资难度显著上升,此前本不应获得投资的企业立即丧失融资能力,难以为继,这些都会形成银行科创企业融资的潜在风险。

  第二,资本市场退出渠道不充分会限制一级创投市场的发展。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仍在酝酿中,企业上市仍然非常困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也尚处于逐步建立过程中,这都造成了中国创投基金缺乏足够的退出通道。受此影响,除了谋求海外上市及并购的可能性,不少创投机构在投资协议中都订立了企业股权回购条款,一旦触发股权回购,对企业将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这些影响也会蔓延至银行的科创金融业务,形成潜在风险。

  总之,科创金融及投贷联动是一种股权市场与债权市场相结合的金融模式,在业务进行中,除了关注债权业务的特征以外,还需要银行对资本市场的变动与特征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对于银行的业务能力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和考验。

上海华瑞银行董事长 凌涛

交叉金融创新与风险管控

对于交叉风险,监管的目标是要优化现有的监管架构,在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深入的同时,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金融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不同机构间的交叉、融合不断加深,业务、产品创新不断涌现。这种交叉、融合的趋势,有效地打破了金融市场的分割,成为推动我国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力量。不过,在提高金融效率、创造新盈利空间的同时,金融风险的交叉和传递也变得日益复杂,2013年的钱荒2015年的股灾,都算是这类风险的体现。从趋势来看,金融业务交叉、融合的趋势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继续,利率市场化迈入新阶段后,如何更好地认识和管理跨市场金融风险,也成为金融监管改革的难点和重点。

交叉金融活动的含义及现状

所谓“交叉”或“跨市场”,指的是金融机构(或经济主体)在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金融活动,是金融机构为了应对金融市场化环境突破分业经营约束、提高效率,通过各种交叉性金融工具或变换经营的组织形式,在多个金融子市场中进行各种金融活动。而交叉金融风险,也就是上述这些交叉金融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从上面这个角度理解,“交叉”或“跨市场”金融活动近似于广义的综合化(或混业)经营的概念。

具体来讲,可以将交叉金融活动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金融机构以业务和产品为载体,跨越货币、资本等多个金融市场的子市场;二是金融机构通过获取多种金融牌照,同时从事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通过跨市场的机构主体来打通资本、货币市场以及保险市场。这两种类型的交叉金融活动,对应到综合化经营的层面,常常也被称为内部综合化和外部综合化。过去几年中,两类交叉金融活动都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地,由于跨市场牌照获取的难度相对较大,中小型金融机构往往难以介入,因此,利用业务、产品创新来实现跨市场交易是目前的主流模式,也是交叉风险所应关注的主要方面。

业务产品层面的金融交叉

产品层面交叉主要集中在所谓的“大资管”业务领域。过去几年中,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和金融监管放松,各类机构都加大了资管业务的发展力度,相关产品规模迅速扩张。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在资产管理领域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在资金来源、使用方面的融合程度迅速加深。一方面,不同类型机构的资管产品本质属性近似,在目标客户、资金来源以及资金投向上诸多交叠;另一方面,由于各类机构所受监管不同,加之自身专业优势各异,实践中,各类机构在资管业务链上的合作也在不断加深。比如,2014年以来随着股市上涨而迅速发展的配资业务,就是商业银行、信托公司以及证券公司利用资管产品进行的一种创新。除此之外,在股权激励、杠杆收购以及定向增发等证券市场交易中,也大量存在银行理财资金的身影。不同类型机构资管产品之间的交易,成为了沟通银行资金和资本市场的重要桥梁。

机构层面的交叉

机构层面的交叉实际是狭义层面的综合化经营。虽然“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是我国金融体系运行的基本规则,实践中,监管部门根据金融改革进程以及市场需求变化,逐步放松了对金融机构跨业经营的限制,逐步允许银行与保险、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证券公司除外)在股权投资方面的融合。以银行业为例,截至目前,16A股上市银行均已通过不同形式实现了程度不一的综合化布局,尤其是大型银行,其涉及的牌照范围已涉足证券、保险、基金、租赁、信托等主要金融业态,部分银行还介入了期货和消费金融等新兴领域。

交叉交易迅速扩张的原因与风险特征

交叉金融业务的迅速发展,有其客观背景。

一是市场需求的改变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受到利率市场化的影响,金融脱媒趋势日益明显。大企业减少了对银行信贷的需求,更多的金融服务需求转向资本市场,商业银行的信贷客户定位被迫下沉,并且开始探索投资银行业务。个人金融方面,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个人的投资意识和消费意识觉醒,对财富管理和消费信贷等金融服务亦产生要求。只提供简单的传统金融产品,而不进行创新和服务升级,将难以粘住客户。面对资金来源和资金负债的加速脱媒,传统金融机构不得不加快转型步伐,从传统的信用中介业务积极向“轻资产”的信息中介业务拓展,并不断加大对金融市场的参与,由此导致不同金融业态和金融市场的交叉融合程度迅速提高。

二是跨业发展可以优化金融机构收入结构。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入和竞争加剧,不同金融机构之间泾渭分明的业务界限日益模糊,传统业务受到来自其他金融机构以及互联网金融越来越直接的挑战,不得不寻求新的利润空间,交叉业务成为必然的选择。

三是有助于抵御周期性风险。传统金融业务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大。为了平抑信贷收入大幅波动对银行产生的不利影响,银行必须拓展其他非信贷类业务,在综合化经营方面加快建设。通过综合化经营,银行还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加广泛和丰富的产品,满足他们不同时期和不同方面的金融服务需求,提高客户对公司产品和服务的黏着性,降低经济萧条期的客户流失风险。

四是综合化经营可以发挥规模效应。金融机构通过内部子公司之间或者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可以充分发挥公司或集团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竞争优势。子公司或部门之间关系越紧密,公司的技术、经验和资源越容易分享,协同效应就越好,可以大大降低客户信息的搜集成本和销售成本。

应该说,交叉业务的迅速扩张有其客观必然性,推动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提高了金融体系资金配置的效率。但也必须看到的是,在监管体系不完备的情况下,交叉业务的过度发展,会给金融体系带来一些潜在风险。

一是容易导致局部市场的泡沫和剧烈波动。交叉业务消除了不同市场的分割,有助于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但这也降低了某些金融市场(尤其是高风险的权益市场)的准入门槛。在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交叉金融业务的过度发展,极有可能使巨额资金在局部市场上快速集聚,加剧其泡沫化程度,并形成巨大的危害。2015年,我国股市的剧烈波动与跨市场资管产品的繁荣有着很大的关系。

二是加大了系统性风险。本质上说交叉风险是一种传导风险。各种金融机构在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不断突破分业经营限制而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很容易将某个市场或行业的风险传导到其他市场和行业。这种风险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某一市场或行业中,而是通过股权控制、资金交易等纽带,将单个行业、单个市场的风险渗透到金融市场的各个子市场。与传统的金融风险,如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以及市场风险不同,对交叉业务风险的关注更多地在于其加速了上述这些金融风险外溢的速度,并扩大了金融风险外溢的范围,这些都意味着系统性风险的上升。

三是流动性风险更加突出。作为推动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力量,交叉业务发展在本质上是基于金融市场的业务创新。而且,为确保一定的收益水平,跨市场产品或多或少的都具有“资金池”的特征,资金来源与使用间存在期限错配。在规模较小时,这种期限错配可能不是严重的问题;但当产品规模积累到一定程度,错配所造成的资金缺口一旦不能在金融市场上得到满足,就会引发流动性风险。

四是削弱了微观审慎监管的效力。交叉业务中,有一部分是与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有关。比如,早期为了规避存贷比和合意贷款规模限制,银行先后与信托、证券以及基金子公司进行通道合作,形成了一轮交叉业务发展的浪潮。最近两年以来,随着内外部环境变化,利用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交叉产品来提高资本充足率、降低不良资产率以及拓展银行资金运用范围(如借道其他金融机构进入股市)等,成为新的发展方向。不管形式如何,分业监管体系下,不同监管主体对相似业务的监管标准的不同,为监管套利类的交叉业务发展提供了长期的动力;反过来讲,这些业务的发展也削弱了微观审慎监管,尤其是对银行业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性,相当数量的风险未被合理计算并纳入监管。

对交叉风险的监管建议

对于交叉风险,监管的目标不是要限制交叉业务和产品创新,而是要适应交叉风险的发展趋势及其风险特征,优化现有的监管架构,在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深入的同时,守住不爆发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从根本上讲,针对金融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不同金融领域交叉明显加大的情况,应适时调整和优化现有的分业监管架构。长期内,或可考虑“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改革方向,形成统一的监管体系。在短期内,则可考虑如下的优化措施。

强化监管协调。尽快建立由具体部门牵头的统计体系,以及时、全面了解跨市场交易的规模以及资金流向。此外,应强化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在信息共享、定期沟通之外,应赋予协调机制一定的决策权,可以在异常情况下适时进行干预,阻止风险的升级和扩散。

统一监管规则。目前来看,在各类机构均大力发展的资产管理行业,不同类型资管机构的监管环境存在较大差异,这也是引发监管套利的重要原因。在“分业经营”规则不变的情况下,建议银监会加快推动商业银行资管部门成立专业化子公司,以便与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的改革进程保持一致。与其他组织架构相比,成立资产管理业务子公司具有多方面优势:一是把与资本市场关联度较高的资产管理业务与金融机构传统业务独立开来,有助于实现风险隔离,破除刚性兑付风险;二是解决业务独立主体资格问题,成立资产管理子公司有助于获得更多的业务资格,扩大业务边界,拓展投资方向;三是有助于建立更为灵活的经营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将各类资管公司的监管统一到同一个监管机构,或制定基本相同的监管规则。

加大对重点业务的监管力度。在众多交叉业务中,尤其需要关注的是银行资金与资本市场的交叉。这主要是因为银行风险具有较大的外部性,一旦被资本市场的波动所传染,容易引发系统性危机。也正是基于这种逻辑,大萧条之后,美国在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沃尔克规则再次提出要限制商业银行的权益类投资业务。在我国,政策对银行资金进入股市一直都有着严格的限制。但在实践中,尤其是在资本市场上涨时期,银行资金利用各种渠道进入股市的情况并不少见。尽管目前看,资本市场波动未对银行经营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是这类业务继续发展以及规模失控可能造成的巨大潜在风险却不能忽视。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在此类产品监管上的协调、配合,共同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共同监督执行。其中,银行监管部门侧重资金“源头”的监管,严控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产品和业务规模,更严格地把握信贷资金的发放标准和流向监管,降低挪用信贷资金的可能性。证券市场监管部门则应侧重于“流向”的监管,对资金总量的异常变化及其流向,应进行全面监控,并及时向相关部门进行通报。

加强对宏观审慎的关注,维护金融稳定。交叉业务的风险传染导致系统性风险明显上升,对此,有必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在目前分业监管的体制下,应进一步明确宏观审慎管理职能的边界和归属,赋予宏观审慎管理部门在跨市场、交叉性金融风险的监管职责与手段,同时可以考虑赋予其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职责。这样一来,可以形成在统一系统性风险监管下各专业监管当局在各自专业领域实施微观审慎监管的“伞形”架构,有效避免因交叉业务发展造成的监管真空、监管不足及监管套利问题,也能促进金融监管合作,减少重复监管。

另外值得强调的是,由于高度依赖金融市场,交叉风险的一大特征是流动性的急剧上升。因此,在宏观审慎管理中,流动性管理变得至关重要。有关部门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流动性风险的监测体系,及时优化流动性管理工具,扩大流动性管理工具覆盖的对象等,为更好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创造基础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曾刚

绿色债券的国际经验及中国实践

  编者按:中央结算公司高度重视市场智库建设和平台建设,继年度债券投资策略论坛、季度债市研判六人谈之后,隆重推出“金融街10号论坛”,旨在打造专业的金融实务与研讨平台,促进市场创新发展。论坛以中央结算公司地址命名,由《债券》杂志联合合作单位承办。

  首期论坛以“绿色债券全链条解析:政策、实务运作与案例”为主题,特邀各类首单绿色债券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代表、绿色债券标准发布机构专家、行业协会专家、绿色债券指数专家等进行发言及交流,以期推动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本期特刊发论坛各位嘉宾的发言,以飨读者。

  绿色债券的发展背景

  (一)绿色经济成为经济发展新驱动力

  当前,全球可持续发展进入了以绿色经济为主驱动力的新阶段。中国也在下大决心推动减排、治理大气污染、消除雾霾。习近平总书记在谈生态环境保护时指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我国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的国家战略。11月出台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也明确将绿色发展定为未来五大发展理念之一。2016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节能环保产业培育成我国发展的一大支柱产业”。

  来自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的研究报告显示,自“十一五”以来,我国节能环保产业的年均增速就超过了15%,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已经达到4.5万亿元。节能环保产业在“十三五”的发展前景更加引人注目。根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绿色金融改革与促进绿色转型”课题组测算,“十三五”期间,按照落实现有已经制订的环境规划、计划和标准的“低方案”,中国在可持续能源、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修复、工业污染治理、能源与资源节约等五大领域的绿色融资需求为14.6万亿元;若基于环境无退化原则的“高方案”,则资金需求高达30万亿元。在未来,绿色经济和绿色金融一定会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

  (二)绿色金融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绿色金融是绿色化实现的推动力。在现有宏观经济形势、金融改革背景以及全国低碳发展目标下,我国城市绿色转型面临融资挑战。而且从以往各国经验来看,发展绿色经济对地方政府的融资挑战要大于对其中央政府的挑战,因为大部分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政府支出采用以地方政府支出为主导的模式。

  我们看到,“十三五”规划纲要强调,要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在推动绿色发展的背景下,无论是绿色工业技术的研发应用,还是绿色新兴产业的发展,都需要大规模的绿色投资进行支持。2016年2月在上海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上,绿色金融也被列入重点议题,并专门成立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对绿色银行体系、绿色债券市场、绿色机构投资者、相关风险分析等进行重点研究。

  绿色金融体系含义广阔,包括银行绿色化转型、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担保体系的构建,以及如何细化相关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进一步完善债券、股权、基金、保险市场建设,积极发展排污权交易,加快建立高效的绿色低碳交易市场,满足多元多层次的投融资需求等。

  目前资金瓶颈是绿色低碳发展的一大挑战。可以预期,中国政府不会仅靠公共财政资金来推动这一史无前例的壮举,社会资本通过市场方式参与到减排中来受到广泛预期,外资的进入也将受到欢迎。

  (三)新型城镇化的绿色发展需要融资工具

  2016年初,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绿色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的新型城市建设。在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看来,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是“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等具有长足的发展空间。从欧洲、日本和韩国经验来看,城镇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推动,即便是美国这样以市场为主导的国家,政策支持依然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新型城镇化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来推动。地方政府必然需要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方面进行大量投资,融资和再融资。如何加快财税体制和投融资机制的改革,创新金融服务,通过体制创新来推动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等多元化的资金保障,成为关注热点。

  绿色债券的国际经验

  (一)《绿色债券原则》要点

  为了增强绿色债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促进绿色债券市场健康发展的自愿性指导方针,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联合130多家金融机构共同出台了《绿色债券原则》(Green Bond Principles,GBP),其中指出,绿色债券是绿色基础设施融资的主要工具,是将所得资金专门用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或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等绿色项目融资或再融资的债券工具(见图1)。

  绿色债券的投向主要包括可持续交通、可再生能源、水利、生物发电、城镇垃圾及污水处理、能源效率改进(建筑和工业领域)等绿色项目以及其他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二)国际绿色债券市场发展概况

  从国际经验来看,支持城市绿色转型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支出、金融机构融资以及私营部门投资。因绿色债券发行主体不同,绿色债券又可以分为绿色市政债、绿色金融债、绿色企业债等不同品种。从投资者类型来看,绿色债券投资者兼顾各国央行和官方机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分布较为多元化。作为近年来国际社会开发的新型金融工具,绿色债券具有清洁、绿色、期限长、成本低等显著特点。

  2007年欧洲投资银行(EIB)发行首只绿色债券。在2013年国际金融公司与纽约摩根大通共同发行IFC绿色债券之后,绿色金融市场开始蓬勃发展。截至2015年9月底,全球总共发行了497只绿色债券,且发行量逐年递增。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指出,全球绿色债券市场从2011年的110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420亿美元,来自欧美的发行体在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

  目前,以欧洲投资银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开发银行依然是绿色债券市场最主要的发行人。公司与地方政府于2013年进入该市场。对于国际性开发银行来说,投资于绿色项目符合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及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长期目标。

  (三)绿色债券国际实践中的特点

  1.通过担保降低违约风险

  借鉴国际经验,可以通过担保降低债券违约风险,从而为绿色项目增级。

  如“欧洲2020项目债券”计划,旨在为能源、交通、信息和通信网络建设融资的债券由项目的负责公司承担发行责任,并由欧盟和欧洲投资银行通过担保的方式提高信用级别,以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市政绿色债券市场持续升温,并发行了第一只绿色担保债券。

  2.绿色市政债被广泛应用

  绿色债券可以以较低的融资成本为绿色信贷和绿色投资提供资金来源,并减少期限错配的风险。从国际经验来看,绿色市政债的发行可以很好地解决地方政府城镇化环保产业投融资的问题。如美国很大一部分市政债券用于环境工程和能源建设,而日本和英国的污水处理融资很多都是来自市政债。

  作为全球绿色城市债券联盟的一员,瑞典的哥德堡于2013年9月发行了绿色市政债券,募集资金指定用于环保项目,包括公共交通、水资源管理、能源和废物管理项目。该债券通过制定公布绿色债券框架协议,包括债券发行期、投资者范围、资金使用投向等信息,确保投资项目相关信息公开透明。

  作为城镇化融资的重要工具,绿色债券还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如美国能源署推行住房清洁能源机制,通过发行绿色债券筹集资金,来推动居民住房及商用住房的绿色化改造。房主仅需支付小额首付,剩余改造费用可以分期付款方式在10年至20年付清。该债券以被改造的住房为抵押,将分期付款与财产税绑定以防范违约风险。

  绿色债券的中国实践

  中国绿色债券市场正在推动全球债券市场的多元化发展。从绿色债券适用范围上看,气候债券倡议将所有与化石燃料有关的项目都排除在外,考虑到中国目前所遇到的环境挑战不仅包括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还包括应对空气污染、土地和水污染等,中国绿色债券的投资范围要比绿色债券国际市场所包含的更加多元化。中国的规定还适用于清洁煤炭,对于承担环境责任的机构投资者来说,这一差别十分重要,也符合巴黎气候峰会达成的减少排放承诺。

  (一)绿色债券的界定

  1.《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

  2015年12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关事宜的公告》和与之配套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下简称《目录》)。《目录》由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编制,纳入了6大类(一级分类)和31小类(二级分类)环境效益显著项目及其解释说明和界定条件(见图2)。

  按照《目录》中定义的项目类别,2015年发行的绿色债券中,用于清洁交通(GB4)和清洁能源(GB5)两大类别的规模最大,分别占总绿色债券总规模的55%和30%。潜在绿色债券中,节能(GB1)和清洁交通(GB4)类别的发行规模较大,分别占潜在绿色债券发行总额的28%和22%。显然,中国的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在城市基础设施、铁道交通、水利设施、清洁能源等方面的巨额投资,在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其成为最重要的绿色债券发行人。

  2.《绿色债券发行指引》(下简称《指引》)

  2015年12月3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印发〈绿色债券发行指引〉的通知》,明确对12个领域提出了重点支持,包括支持节能减排技术改造、绿色城镇化、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新能源开发利用、循环经济发展、水资源节约和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污染防治、生态农林业、节能环保产业、低碳产业、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实验、低碳试点示范等绿色循环低碳发展项目。

  3.《关于开展绿色公司债券试点的通知》

  2016年3月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关于开展绿色公司债券试点的通知》,将绿色公司债券定义为依照《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则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支持绿色产业的公司债券。其中绿色产业项目范围可参考2015年的《目录》及经上交所认可的相关机构确定的绿色产业项目。

  4.《中国人民银行年报2015》

  2016年6月21日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年报2015》“银行间债券市场推出绿色金融债券”专栏指出,人民银行对绿色金融债券从绿色产业项目界定、募集资金投向、存续期间资金管理、信息披露和独立机构评估或认证等方面进行了引导和规范,同时明确了鼓励绿色金融债券发行的优惠政策。

  一是强调募集资金只能用于支持绿色产业项目。发行人可按照公告所附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筛选项目,也可参考其他的绿色项目界定标准。

  二是对债券存续期间募集资金管理进行明确规定。要求发行人应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尽快将资金投放到绿色产业项目上;为确保募集资金流向可追溯,要求发行人开立专门账户或建立台账。此外,为降低发行人成本,允许发行人在资金闲置期间投资于信用高、流动性好的货币市场工具及非金融企业发行的绿色债券。

  三是严格信息披露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化约束机制的作用。绿色金融债券发行人不但要在募集说明书中充分披露拟投资的绿色产业项目类别、项目筛选标准、项目决策程序、环境效益目标,以及发债资金的使用计划和管理制度等信息,债券存续期间还要定期公开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四是引入独立的评估或认证机构。鼓励发行人聘请独立机构对所发行的绿色金融债券进行评估或认证;要求注册会计师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鼓励专业机构对绿色金融债券支持绿色产业项目发展及其环境效益影响等实施持续跟踪评估。第三方的评估认证意见和专项审计报告,应及时向市场披露。

  (二)绿色债券发行情况

  在《目录》和《指引》颁布前,国内一些先行者已经进行了绿色债券发行。例如2015年7月,新疆金风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成功发行了一单3亿美元的3年期绿色债券,认购金额高达14亿美元。2015年10月,中国农业银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发行中资金融机构首单绿色债券,总价值10亿美元,来自亚洲和欧洲近140家投资机构超额认购,获得了市场高度认可。这也为以后中资金融机构和企业在人民币离岸市场发行绿色债券积累了经验。

  随着相关规则的出台,中国的绿色金融债、绿色企业债和绿色公司债呈现出三箭齐发之势。

  根据《目录》进行筛选,最新研究表明,2015年中国未贴绿色标签但可以明确统计界定为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为6186亿元(约合951亿美元),发行数量为590只,占总债券发行规模的2.68%。其中包括:非金融企业债和地方政府债中的579只绿债,规模6095.11亿元,占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的98.53%;资产支持证券(包括ABS、ABN以及其它资产支持证券)中的11只绿债,规模90.89亿元。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的目标,中国的地方政府将会成为非常重要的绿色债券发行人,未来应当进一步完善对资金使用、投资项目收益、债务水平和债务结构、偿债等相应信息披露。从发行机制上营鼓励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更多发行绿色债券,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多措并举促进绿色债券市场发展

  市场的发展一定要相关法律制度先行,包括建立绿色债券发行、交易、信息披露监管、做市商制度、投资者保护等各项制度,为投资者创造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从而在市场创新的同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为推动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可以考虑出台相关政策为绿色债券发行人或投资人提供税收优惠,出台优惠绿色贷款机制,出台风险权重优惠,建立增信、审批的快速通道,出台海外人民币离岸市场发行的相关配套支持等政策优惠。

  绿色债券发行者可以利用绿色债券将不同环保资产进行组合,以吸引机构投资者,例如综合太阳能、水和污染治理等投资项目。丰富多层次的绿色债券投资者体系,包括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社会公益基金、主权财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培育对市场发展至关重要,应积极培育绿色投资者网络,促进各类资金参与绿色产业,更好发挥债券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此外,应积极发展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投资产品,鼓励机构投资者投资于绿色金融产品。

  我国未来也可以考虑设立担保基金,为绿色市政债券和绿色PPP项目债券提供信用担保,并通过市场化、差别化的担保政策、补贴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等进行综合调整。具体而言,担保品种可以包括:(1)绿色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一般定位为政策性业务,以贷款担保为主要形式,主要是服务于符合特定绿色政策目标的企业以及人群;(2)绿色金融担保,包括相关债券担保、结构化融资担保、PPP模式担保等;(3)保证担保,包括绿色工程保证担保、履约担保、司法担保、海关担保等;(4)其他担保,如“债权+股权”等多种模式担保。

  从企业跨境融资角度看,在境外发行绿色债券能够助力绿色企业提高海外投融资的效率,同时逐步推进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进程,吸引国际投资者投资于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加强各离岸市场、货币当局、监管部门、金融机构间的合作,伴随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了低碳节能环保产业海外投融资的进程。未来亚投行、丝路基金、亚洲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在推动一带一路、亚太金融合作、生态环保和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也将更多强调环保因素。

  总之,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要以法制为基础,需要政府和市场的双轮驱动、监管与市场的统筹沟通、环保理念的推广、责任投资者的培育、以及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共同推动绿色化发展的进程。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安国俊

产业追踪
互联网+社区卫生的探索与实践

摘要:互联网+医疗是时代发展的热点之一。在现行的体制下,互联网医疗能带来大量的信息、全新的理念和行为方式,但不能改变的也很多。基层社区卫生相比大医院,处于弱势地位,在新的改革形势和医学模式下,它将是未来的风口。社区卫生的“定点药房处方外配”,融合了互联网技术和供应链管理方法,探索多方参与的服务新方式。

关键词:互联网+,社区卫生,处方外配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与传统医疗相融合,互联网医疗热潮涌动。据统计,2014年我国互联网医疗领域的风险投资达到6.9亿美元,比2013年增长了226%。而美国2014年在互联网健康领域的投融资为41亿美元,是过去3年的总和[1]。互联网三巨头BAT纷纷布局互联网医疗。阿里推出未来医院计划、阿里健康云医院平台;腾讯推出“智慧医疗”解决方案;百度则采取“平台大数据”策略,上线百度医生APPA股上市公司争相涉足互联网医疗,目前涉足互联网医疗的上市公司接近50家,如海南海药推出定增预案,拟募投45亿用于远程医疗服务平台项目;上海医药、乐普医疗等公司纷纷布局O2O

互联网医疗瞄准传统医疗服务模式的痛点,激情四溢地提出要颠覆和重塑医疗服务体系。许多医院管理者表示,医疗服务+互联网是一种积极的选择。先进技术和医疗服务相结合,可以产生11大于2的功效[2-3]

1  互联网+医疗热潮下的冷思考

在互联网医疗的热浪之下,还需保持足够的冷静。在现行的体制背景下,互联网医疗能带来大量的信息、全新的理念和行为方式,但不能改变的也有很多。

1)难以颠覆医疗的核心环节  医疗的本质是医学,互联网技术或者物联网技术只是像当初的CT、核磁、B超等一系列新技术,会促进医学的发展,但不能颠覆和改变医学的本质[2]。互联网医疗目前都是集中在做周边服务,并没有触及诊断和医疗的核心问题。目前人工智能化程度还不够,机器人的诊断还不能实现,必须依赖于医生的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

2)难以改变“点对点”的就医行为  互联网的特点是“一对多”,而医生与患者的诊疗服务是“一对一”、“点对点”式,一位医生无法同时看100个患者,只能是逐个地诊断和治疗,用户的边际成本不可能无限递减。

3)难以突破分级诊疗的制度瓶颈  分级诊疗是解决医疗资源结构不合理、运行效率较低的重大举措。美国去年医疗门诊量的四分之一是通过远程医疗的模式实现的。远程医疗在我国推广的条件已趋成熟,但难以在分级诊疗中推行,双向转诊面临医院动力不足、机构协调难和患者意愿低等问题[4-5]。这些问题超越了技术层面,需要配套相关的制度和政策才能有效运转。

4)难以突破“以药补医”的体制  处方药交易过程中处方是核心,患者必须先有处方,才能购买处方药。我国电子处方尚未自由流通,有的企业尝试让患者将处方拍照上传,由线上药师审核后再销售药品。实践证明,处方来源是核心问题,辨别处方的真伪也是关键问题,加上处方单标准不统一,处方药线上销售困难重重。在全国建成统一的医疗信息化平台,以及标准化的电子处方系统尚需时日。

5)难以突破医保的点对点管控  我国的医保体系以政府医保为主,商业医保为辅。三大医保体系还没有实现有效整合,结构性的问题比较突出。医保管控面临较大挑战,控费成为最紧迫的任务,总量控制、总额预付等措施普遍推行。医保的管理严格限定在“点对点”,医保专线连接到每个定点药房和定点医疗机构,信息在特定的通道内定向流通,很难实现医保、医疗、医药的互联互通。

2  社区卫生或是新一轮改革的风口

我国社区卫生服务是从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在农村建立了以赤脚医生为支柱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城市建立了企业医院或卫生所,以及行政和事业单位的门诊部和医院。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成为首要目标,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走向衰落,城市的多数企业医院、卫生站被当作社会职能而剥离出来。进入80年代,专科或者以某种专门技术为主的诊疗机构日渐增多,卫生资源配置呈现出集中化的发展态势。据统计,我国城镇医疗卫生资源的80%投入到了大医院。社区医院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医疗资源配置处于极不均衡的状态。医疗供给呈“倒三角”,大医院强,基层弱。

进入新世纪之后,医改成为重大的民生问题之一。针对社区卫生服务功能的缺失,从19997月开始,卫生部和国务院分别出台了一系列的鼓励发展的政策文件。2015年发布《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一系列的医改政策文件都强调社区卫生的重要性,推进落实“保基本、强基础、建机制”的总体要求。

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导致医学模式发生重大转变。传统的理念重治疗轻预防,难以适应民众对生命质量的追求,难以适应对人性的关怀和照料。现代医学倡导以人为本,以健康为中心,提供一体化服务。服务体系下沉,形成“家庭-社区-医院一条龙”的新型服务方式。

在新的改革形势和医学模式下,基层社区卫生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它将成为新医改的风口。然而,社区卫生的发展也存在许多痛点和需求。

1)设备和技术基本,检查检验能力较弱  目前,我国大多数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疗设备比较基本,通常只配备生化分析仪、血细胞分析仪等基本的检查设备,很少配备血气分析仪、血流变仪、酶标仪等。大多只有听诊器、温度计等简易器械,无法提供常规的化验、检查服务。专项调研显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备的检验设备中运行良好率为78%90%左右的检验设备是由供应商维护并承担维修费,设备的预防性维护率只有25%[4]

2)全科医生短缺,医疗服务能力较弱  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以全科医生为核心。根据国际标准,每名全科医生可以为2 0003 000人提供医疗服务。我国的医疗规划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这意味着,届时中国将有30万~40万名全科医生。但卫生部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注册全科医生仅有8万余名。全科医生的紧缺和不足,造成了社区卫生中心()的人员医疗水平偏低,难以满足患者的医疗需求。

3)药品目录有局限,供应保障能力较弱  社区卫生中心只能配备基本药物,新版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扩容到520种,各省市根据实际进行了增补。但实际上,这些药物目录无法满足患者的基本需要。在药品目录中,很多常见药,需求量较大的药都并未包括,患者经常服用的药品有可能缺乏。另外,药品供应也是问题,唯低价是取的招标规则,加上部分药厂在竞标时恶意竞争,中标后的企业无利可图,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自然不会生产和配送,从而造成了供应短缺,临床上只能用更贵的药物,影响了患者的就医体验。

4)缺少配套政策保障,双向转诊难以落地  据统计,三级医院接诊的门诊病人中,可以分流到社区医疗机构的病人占总数的65%,三级医院接诊的住院病人可以分流到社区医疗机构的病人占总数的77%。推行分级诊疗,坚持自愿原则,所以,配套政策和机制尤为重要。其中包括:①医生多点执业政策,盘活现有的优质医疗资源,解放医生生产力;②医保的差异化报销政策,引导患者到基层首诊并及时回到社区康复治疗;③双向转诊的标准和程序,以及监管制度和保障机制,确保需要转诊的患者能够及时转到位。

5)就医习惯难以改变,基层首诊的意愿不高  一项涉及158名市民的社会调查显示[4],有10.8%的被调查者明确表示对“社区首诊、双向转诊”不信任,41.8%的认为没有必要,7.6%认为不应当实行。这反映了居民在基层首诊的意愿不足。多数居民缺乏预防和保健意识,认为社区医疗机构在技术、实力等方面远远比不上综合性大医院。另外,由于健康知识宣传不到位,群众健康知识知晓率低,对一些普通疾病的认识不足,导致“盲目就医”,“小题大做”[6],常见病、多发病到省市大医院就诊,吃力不讨好,浪费人力和物力。

3  互联网+社区卫生的探索实践

上海市政府于2015610召开了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推进会,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及8个配套文件。

作为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上海市长宁区从10年前率先探索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始终走在各项政策探索的前沿。长宁区社区门诊量由改革前2004年的143.0万人次,增加到2014年的249.9万人次,上升74.7%,社区门急诊量占全区总门急诊总量的比例达40%

社区卫生中心的服务对象以周边居民为主,多是老年人群,以常见病、慢性居多。每个社区卫生中心在居民小区设立了卫生站点,以方便居民就诊,目前长宁区的卫生站点超过40个。以前居民在社区服务站的就诊配药过程是:居民上午通过站点医生就诊后把医保卡留在站点,中午医生把居民的医保卡带回社区卫生中心医院进行医保结算、配药,然后再带回卫生站点,居民下午23点后再到站点取药,居民需要来回跑两次。

为了解决居民配药不便的问题,长宁区卫计委与上海医药分销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药控股”)合作,开展处方外配项目。上药控股应用互联网技术和供应链管理方法,并发挥零售药店分布广泛、服务专业的优势,提供高效可行的解决方案。

上药控股开发线上信息系统平台,将企业所属的药店信息、药品目录信息、价格信息上传到线上平台,并与社区卫生中心的HIS系统对接。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对患者诊疗并开出处方后,根据患者地址、品种信息,选择合适的药店推送处方订单。订单通过电子信息的方式传递到企业内部的信息系统,药店将线下的作业状态实时反馈回到线上系统,供客户即时查询。线下实体药店在收到推送的处方订单后,打印配送单,按照患者选择的方式提供配送服务,已付费的插入医保卡确认,未付费的以其他方式签收确认,服务过程的配送信息上传到信息平台。

服务过程支持移动互联功能。上药控股的协同供应平台接到推送来的处方后,药店的药师进行审方,处方审核通过后,业务人员开始进行备药和配送操作。患者在自己的手机上可以查询处方的服务状态。从审方、待备货、备货打包、备货完成。流程完成后,患者会收到对应该处方的取药密码。居民收到配送的药品时出示短信密码进行签收,输入正确密码后,配送完成,信息反馈到平台。患者也可以到定点药店自提,状态显示为配送点签收,配送过程都会同步至市平台。

“定点药房处方外配”项目覆盖长宁区内3个社区卫生中心,与每个社区卫生中心下属的站点签订合作协议。患者的医保结算使用社区卫生中心的医保结算系统,不是药房的医保结算系统。处方由华氏大药房的药剂师审核,目前是纸质处方,预计上线“云平台”后,与社区卫生站点签约的药店可以直接在平台上查看电子处方。现在已与长宁区内的另外3个社区卫生中心达成了此项服务的合作意向,而且拓展到了上海市其他3个行政区10个社区卫生中心。

社区“定点药房处方外配”是医药行业内创新流通服务方式的标志性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它是在现行的体制下,医疗、医保、医药各方协同促成的合作方式,其突破性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多个方面:

1)改善患者体验,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这种服务模式产生的背景是要切实解决广大群众在基层“看病易、配药难”的问题,让患者在离家最近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看病,在最方便的社会药房取药,提高医疗服务满意度。此模式没有给相关参与方带来利益,社区卫生中心的药品零加价销售,没有利润。医药企业没有业务增量,不会获取额外的经营利润。所以,此模式的经济效益远远低于社会效益,但是它符合医改的“回归公益性”和互联网的“用户体验、追求极致”的目标导向,超越了单纯的商业模式。

2)首次实现处方外配,探索“医药分开”的可行路径“医药分开”是医改的重要方向,全国各地的试点五花八门,药房托管、收支两条线、零差率、等等,都没有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个别医院的自费药品处方能够外流到院外的自费药房,但是,医保内的处方外配一直是难以跨越的“禁区”。此模式在流程上建立了医保处方外配的通道,并且制订了职责清晰的管理措施,验方、审方、配方,处方的过程管理可控、可追溯,保障了患者的权益。

3)促进医和药的联结,促进大数据应用  传统的药品流通企业局限于药品买卖,没有涉及到医院的内部流程。新的模式下,药品批发企业拓展了患者和处方信息,建立了新的大数据来源,应用大数据分析,可以为企业的品种策略调整和品种结构优化提供科学支持。定点药房虽然并没有直接的销售增量,但是增加了客流量,掌握了周边居民的疾病信息和品种信息,这些大数据有力地支持药房改善品种结构,提高经营效率。所以,新的业务模式也促进了医药企业向“互联网+医药”转型升级。

4  结语

互联网+的时代到来,但互联网医疗还没有出现重大突破。但从长远来看,互联网医疗的大飞跃将使人工智能和可穿戴设备的发展出现质的飞跃。人工智能探索性开展“点对点”诊疗,可穿戴设备收集大数据汇入个人健康档案。全国范围内的人口信息、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三大数据库基本覆盖全国人口并动态更新。在人口健康信息平台上,实现公共卫生、医疗、医保、医药等六大应用系统的互联互通和协同。

未来互联网医疗的应用场景如此广阔,起步于社区卫生的“定点药房处方外配”,虽然并非颠覆性的创新模式,但是,它带来了新的理念和服务。

参考文献:

[1]互联网医疗中国会.reMED2015中国互联网医疗发展报告(第二版)[EB/OL].(2015-07-14)[2016-02-01].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K_T4qJ1QaPwDWAVp521fc8232_38jiAUWawhj2ETQUpvzRxov1kj1-3idyAt88OZJxs8hZ5ZLTX0zNtAlwKqUJnckIPGxmoCkSWNGwY40G3.

[2]刘文生.医改:下一个五年[J].中国医院院长,2015(23)32-37.

[3]肖文轩,耿岩.互联网+助推健康中国[J].中国医院院长,2015(24)28-29.

[4]李显文.耿岩对我国分级诊疗模式相关问题的思考[J].卫生经济研究,2015(3)18-20.

[5]周丽娜,佟子林.综合医院向下转诊难点分析[J].医学与哲学,201435(1A)68-6979.

[6]方少华.全民医保背景下实现分级诊疗的路径研究[J].卫生经济研究,2014(1)18-21.

作者简介:胡明东,经济师。研究方向:管理科学与工程。E-mail:humingdong@shaphar.com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胡明东

2001—2015年全球油气上游并购特点及趋势分析

摘要:综合分析20012015年十五年间全球油气上游并购交易数据,揭示其走势和特点,针对特殊时点的交易特征,重点分析引发交易变化的主要因素。从20012015年全球上游油气并购交易历史来看,并购交易数量的变化与原油价格波动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数量随着油价的上涨持续增加,长期评价油价也持续走高,并在2014年创出新高。北美地区是油气交易最活跃的地区,非常规油气在技术创新和高油价的刺激下,在油气交易中的比例不断增加。全球交易形式以资产组合交易为主,平均占比超过50%。油气储量交易价格整体呈上升趋势,亚洲地区不断创出交易价格新高。未来,原油供需将实现再平衡,油气交易将开启有利“窗口期”;私募基金和非油气转型公司将在油气交易中发挥积极作用;北美地区仍将是油气交易最活跃的地区,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油气交易将逐步增加。

关键词:油气并购,并购特征,交易价值,趋势分析,并购策略

1  20012015年全球油气上游并购特点

石油作为商品,价格符合商品的供需规律,同时作为各国战略物资,在很大程度上受全球经济、政治、战争及市场炒作等因素的影响。2001-2015年,伴随着原油价格的逐渐走高,全球油气并购交易得到了快速增长,并购交易价格和评价油价也出现了大幅上升。

1.1  交易量整体呈增长趋势,交易量与油价波动变化具有一致性

2001-2007年,随着油价的不断上涨,全球油气上游并购交易量不断增加(见图1)2007年交易量达到最高的411笔,较2001年增长128%。同期,绝对油价涨幅196%,根据IMF数据,美国平均年通胀率为2.7%,相对油价涨幅为152%。如果考虑CPI统计内容差异等影响,交易数量增幅与油价涨幅相当,两者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1  全球油气上游并购交易数量与布伦特油价变化关系

来源:Wood Mackenzie数据库[4]

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原油价格从7月的143美元/桶高位直跌到12月的35美元/桶,半年跌幅达75.5%[1],交易量随之减少,2009年一季度,全球油气上游并购交易降至前十年最低水平,交易量仅为47笔,交易额为284亿美元,交易主要来自北美地区[2]。但2009年一季度之后油价反弹,二季度交易数量增至85笔,交易额达到480亿美元,比一季度增长近一倍,交易主要来自非洲和俄罗斯-里海地区。

20146月开始,国际油价自115美元/桶再次大跌,2014年下半年交易量253笔,主要集中在北美地区。2015年上半年交易量减至139笔,拉丁美洲交易最为活跃,2015年下半年交易回暖,交易量增长到184笔,主要仍集中在北美地区。截至201512月,油价跌至到36美元桶,跌幅超过60%2015年全年交易数量较2014年减少39%,仅为323笔,为2004年以来最低。与2008年相比,此轮油价大跌对油气交易的影响更大一些,主要由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地缘政治危机以及美元指数上行等因素影响[3],能源需求随之放缓,投资者对油气收益期望下降。

1.2  北美是油气并购交易最活跃的地区

从全球油气并购的地域分布看(见图2),北美一直是油气交易最活跃的地区。2001-2015年,北美地区交易量总计3363笔,占全球油气上游交易量的58.57%。北美地区的交易量一直呈增长趋势,从2003年开始平均占比都在50%以上,2014年达到最高,占比达66.6%。欧洲和中东地区交易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中东是全球交易最不活跃的地区,最近三年的交易占比还不到1%2015年仅为0.31%,主要受苛刻的合同条款和较高税收的影响。非洲地区在2008年之前增幅较大,2009-2015年间交易比较稳定。亚太地区交易比较稳定,整体占比维持在9.6%左右(见图3),但2008年交易较上年大涨33%,成为增幅最大的地区。俄罗斯和里海地区,2009年以前呈现增长趋势,之后逐年下降,2014年占比降至4.3%,比2009年高峰时下降了64.8%。拉丁美洲的绝对交易量整体呈增长趋势,但相对交易占比较为平稳,然而2015年上半年交易最为活跃。

2  2001-2015年各地区油气上游项目交易数量分布

来源:Wood Mackenzie数据库

3  分地区油气上游项目交易量占比

来源:Wood Mackenzie数据库

1.3  储量交易价格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亚洲交易价格最高

2P储量加权平均交易价格来看(见图4)2001-2015年,全球价格增长幅度为164%,平均年增长11.7%。从地区分布来看,亚洲地区交易价格涨幅最大,从2001年的1.71美元/桶上涨到2015年的21.43美元/桶,平均年涨幅达到82%,主要是由于亚洲地区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国家石油公司并购大幅增加,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国家石油公司的大型并购交易推高了交易价格。近年成长起来的中国民营油气公司,出于对投资环境和地域了解程度的考虑,将亚洲地区视为投资的首选地。前苏联、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地区的交易量增长缓慢。北美地区2001-2008年的交易价格与国际油价基本同步,随着国际油价不断上涨,交易价格在2006年达到高峰。2008年之后,尽管油价上涨,然而交易主要集中在非常规油气,天然气价格下跌导致交易价格逐渐下降,2015年交易价格仅为3.13美元/桶油当量。

4  2P储量加权平均交易价格

来源:Wood Mackenzie数据库

1.4  交易资源类型已经由常规油气向非常规油气转变,非常规油气交易比例大幅增加

2005年开始,非常规油气交易数量和交易额出现大幅增长(见图5)2006年的交易量较2005年增长254%2010年较2009年增长127%,交易数量从2001年的6个增长到2014年的峰值245个。非常规油气交易增长主要来自致密油和页岩气,油价的上涨、大型水力压裂技术改进及水平井技术应用,使北美页岩油气开发迅猛发展,2015年美国页岩油的产量占全美原油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对美国能源独立战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5  不同资源类型油气资产交易量

来源:Wood Mackenzie数据库

1.5  交易形式以资产组合为主,单一资产交易增长最快

2001-2015年,全球交易形式以资产组合交易为主(见图6),平均占比超过50%。单一资产交易2004年占比最低,为17%,随后快速增长,2013年占比达到44%。公司收购整体呈递减趋势,因为高油价时期油气公司资产价值高,收购对资本需求大,风险较高。

6  全球不同类型的交易数量及交易份额

来源:Wood Mackenzie数据库

1.6  并购交易长期评价油价持续走高

并购交易的长期评价油价,一般指在项目10%折现率条件下的长期收支平衡价格。近十年间,全球油气并购交易长期评价油价整体呈现增长趋势(见图7)2014年评价油价均价达到86美元/桶,创下评价油价的历史新高。2015年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不断下跌,评价油价降为84美元/桶。虽然油价大跌,但由于并购交易评价油价的滞后性,而且壳牌并购BG公司的交易评价油价约为87美元/桶,拉高了全年评价油价水平,因此2015年的评价油价并没有明显下降。

7  并购交易评价油价与布伦特油价

来源:Wood Mackenzie数据库

2  全球油气上游并购交易趋势及建议

较长的低油价时期将开启油气交易有利“窗口期”,国际大石油公司和国家石油公司仍主导着油气并购交易市场,私募基金和非油气公司也逐步参与其中,北美仍将是油气交易最活跃的地区,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油气交易将逐步增加。走出去参与海外油气并购的企业,要慎重确定战略选区,利用好国家鼓励政策。

2.1  原油供需将实现再平衡,油气交易将开启有利“窗口期”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原油供应大于需求,加之地缘政治等影响,导致此轮油价下跌。国际大石油公司为应对低油价,已经纷纷开始削减投资,控制成本,关停非核心油区的油井,这些措施将导致全球原油产量下降。

但油气供需实现再平衡需要时间,如果油价在低位持续较长时间,部分油气公司由于债务和投资的压力,将被迫出售油气资产或股权,此时,一些战略定位于扩张油气业务的石油公司和向油气业务转型的非油气公司,将利用自身现金优势及成本优势,抓住收购的有利“窗口期”,参与油气并购交易,迅速实现战略扩张或业务转型。

2.2  私募基金和非油气转型公司将在油气交易中发挥积极作用

2009-2013年,国家石油公司在全球油气并购交易中起到积极推动作用。4年间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的平均油气收购资金超过600亿美元。随着全球经济放缓,特别是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国家石油公司海外油气并购的步伐将放缓。

此轮油价大跌导致油气公司资产的大幅贬值,为私募基金和非油气转型公司提供了有利的收购时机。2015年,国外一批非油气经营背景的公司表现活跃,收购油气资产总价值高达435亿美元。私募基金EnerVestGEP HaynesvilleMacquarieL1公司积极参与并购投资活动。在中国,在实现国有资产保值,鼓励民营资本投资海外油气资源的政策支持下,国家石油公司海外收购将更加谨慎,但会涌现出更多的民营企业转型投资石油行业,这将对全球油气并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3  北美仍是油气交易最活跃地区,中东和非洲的油气交易将逐步增加

北美地区社会稳定,油气市场发展较早,交易体制相对成熟和健全,一直以来被稳健投资者看作首选投资地区[5]。近年来,迅速发展的页岩油和页岩气行业在低油价下承受着巨大的运营压力,若低油价持续较长时间,将会有大量的美国和加拿大独立石油公司剥离资产[2]

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油气资源充足,勘探开发潜力巨大,是国家石油公司试图进入的战略区域,这里的主要产油国为应对财政危机,将相继修改油气合同条款,通过优惠财税条款吸引外国投资,因而将产生较多的投资交易机会。

2.4  有关油气交易的两点建议

油气并购交易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6],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一笔交易成功的关键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国际石油公司和国家石油公司,在跨国兼并、资产收购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小油气公司或者新进入者,特别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国际油气并购交易中需要不断吸取经验教训,明确自身的战略定位。

对这类公司参与并购,笔者提出以下两点建议:一是要重视并购战略选区。将政治环境稳定,制度相对健全,管理水平较高的地区作为投资的首选区域。同时可重点关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依靠国家之间的互惠互利政策,降低海外投资风险。二是利用好国家鼓励政策。根据国家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一带一路”等政策契机,在海外积极寻找具有经营经验的国有石油公司合作,降低海外操作和运营的风险。同时善于利用“一带一路”的资本渠道,在自有资金基础上,利用新近组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政策优惠,拓展企业融资来源,有效降低融资风险。

参考文献:

[1]EIA. Europe Brent Spot Price FOB[EB/OL]. http://www.eia.gov/dnav/pet/pet_pri_spt_sl_d.htm.

[2]陈从磊,黄启玉.世界油气上游并购现状及发展趋势[J].国际石油经济,2009(7)11-12.

[3]常毓文,马宝玲,王曦.国际油价下跌特征及石油公司应对策略分析[J].国际石油经济,201523(3)47-48.

[4]Wood Mackenzie. Global upstream M&A Analysis[EB/OL]. (2016-01). https://www.woodmac.com/.

[5]Krishan A. Malik.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Petroleum Industry[J]. SPE 21465, 1990-05-29: 1-2.

[6]雍斌.三分收购七分整合[J].国际石油经济,2011(1)78-79.

保利科技有限公司 赵宏军 联合能源东方勘探开发研究院 陈艳芳 南方石油勘探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祝道平

4G时代移动业务发展趋势及建议

随着移动用户增长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移动业务发展进入白热化竞争阶段。近些年移动运营商加快推进4G网络建设,提升网络速度和性能,用户流量使用显著增加,使用移动互联网应用进行通信社交的行为比以前更为频繁,这使得4G时代运营商的移动业务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

国际运营商4G移动业务发展趋势

趋势一:语音定价模式全面转向流量定价模式

推出语音无限量服务,单独针对流量进行定价

作为4G业务的先行者,美国和欧洲的主流运营商均已经全面转向流量定价模式,语音、短信无限包月,单独针对流量进行定价。例如美国AT&TVerizonT-Mobile和欧洲的VodafoneO2Orange等,相关套餐价格如下表:

美国与欧洲无限量语音套餐

国家

运营商

套餐价格/

包含流量/G

语音

短信

美国

AT&T

30美元

1G

无限

无限

Verizon

25美元

1G

无限

无限

T-Mobile

30美元

1G

无限

无限

欧洲

Vodafone

22

1G

无限

无限

O2

19

1G

无限

无限

Orange

24.99

2G

无限

无限

对于已经迈入流量经营成熟阶段的主流运营商,由于传统的语音通话所占用资源的比例越来越小,再加上语音需求基本饱和,不再成为拉动收入的重要因素,因此推出语音无限量服务成为竞争的必然结果。

流量不限量套餐终结,多终端共享流量套餐取而代之

3G时代,为刺激用户使用流量应用,促进移动互联网发展,美、日、韩等国家的主流运营商纷纷推出了流量不限量套餐。然而在4G时代,大流量应用持续增加,如仍继续流量无限,势必对网络造成拥堵,因此运营商不得不取消流量不限量优惠,转而推出多终端共享流量套餐。下图为美国Verizon3G4G时代的移动套餐及资费变化情况。在4G起步期,其采用渗透定价策略,4G套餐资费与3G持平,但门槛稍高;在4G发展期,大力发展流量共享套餐,同时推出针对不同终端设备的流量套餐;进入4G调整期后,逐渐简化套餐档次,并将接入终端类型拓展到智能手表等智能硬件。

美国Verizon套餐及资费变化

流量包额度增加,流量资费逐步下调

除了推出多终端共享流量套餐之外,在4G商用一段时间后,为进一步发展新用户,提高市场竞争力,一些主流运营商从细分用户的角度出发,对套餐所包含的流量档次进行扩充,同时对流量的资费进行了适当下调。例如,美国AT&T2015年将4G套餐的档次从6档增加到了10档,最高档次的套餐流量高达50G,同时对资费下调了20%40%不等,且根据套餐的流量水平降低了智能手机的接入费,流量水平越高的套餐,终端接入费越低。通过降低流量资费,进一步刺激用户使用,而细分的套餐档次能更加贴合用户的实际使用需求,不再让用户觉得“不够用”或者“浪费了”。

 

美国AT&T套餐及资费变化

趋势二:逐渐放开某些收入要素,提高用户自由度

套餐合约放开

为提高用户更换套餐的自由度,国外主流运营商开始减少套餐合约的限制。20158月,美国Verizon宣布,对于新入网用户,放弃“合约机模式”,不再要求用户签订两年的使用合约,用户可根据需要随时更换套餐。与此同时,美国另一家运营商AT&T也开始推广非合约套餐计划。相对于完全取消套餐合约的模式,小份额的运营商如T-Mobile则没有跟随,只是允许客户一年中可以自由升级3次套餐。套餐合约的放开给运营商收入带来了不稳定性,为减少风险,对于非合约机套餐,运营商开始取消终端补贴,或者给予用户选择补贴的权利。如用户继续选择签订两年合约,则按照合约机补贴价出售终端;如用户选择非合约,超过6G流量消费可享受到25%的流量费折扣。

流量使用期限放开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一些低份额的运营商开始尝试更激进的创新策略,如放开流量的使用期限,尝试“流量不清零”。美国T-Mobile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存储流量政策(Data Stash),允许用户流量一年内不清零,引发了媒体广泛报道,从而吸引用户眼球。为应对该举措,AT&T不得不推出滚动流量政策(Rollover Data),但是为降低收入导致的风险,该政策仅针对高档位套餐用户(该类用户占AT&T一半左右),且流量不清零有效时间仅延后1个月,力度小于T-Mobile

国际漫游费放开

在国内,4G套餐的语音通话大多调整成了全国通话,国内漫游费正逐渐成为过去。而在国外,一些运营商甚至考虑取消国际漫游费,从而增加更多的通话量。欧洲议会于20156月发表声明,称欧盟计划在2017年取消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手机漫游费,届时在欧盟成员国之间旅游的手机用户只需支付与本国同样的话费。欧盟委员会表示,漫游费导致用户在出国后关闭其手机,如果用户不担心漫游费,出国旅游时就会更频繁地使用手机,这就会增加更多的通话量,创造更多的商机。而美国运营商T-Mobile也在20157月宣布,将推出“通信无国界”计划,未来美国T-Mobile用户在墨西哥和加拿大打电话将不再收取漫游费。

趋势三:亲人圈和朋友圈成为发展新用户的有力切入点

亲人圈从强链接向弱链接拓展,发展家庭融合业务

过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家庭融合套餐一般规定为同一个家庭住址的用户将宽带业务与移动业务进行捆绑,且方式为简单的一次性办理。为了加强宽带业务带动移动业务的力量,一些运营商逐渐将过去那种针对强链接家庭的融合业务向弱链接家庭拓展。从2014年开始,日本KDDI的融合业务“an Smart Value”开始允许不同住址的家庭成员参与到融合业务中,对于其中一处住址装了宽带的家庭,另一处住址的用户办理移动业务可享受融合业务的折扣。这种模式适合于成人后搬离出父母家的用户,或者居住在不同地址的弱链接亲属们。

日本KDDIan Smart Value”服务

运用圈子营销等方式促进用户从3G4G迁转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人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方便,并且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朋友圈,一些运营商正通过圈子营销的方式发展用户。4G发展初期,为加快用户向4G迁转,Verizon推出“以老带新”4G圈子营销活动,推荐亲友使用移动业务,两人都将获得25美元的信用卡回赠。通过包括“圈子营销”在内的多种举措的努力,仅在2013年第一季度,Verizon4G用户数就超过了2600万,单季度内促使5904G终端激活,4G用户增幅高达30%

美国Verizon圈子营销流程

国内运营商4G移动业务发展建议

套餐资费设计应逐步从“语音+短信并重”向“流量定价为主”进行转移

随着用户语音需求的逐步饱和,流量需求日渐提升,从长期来看,语音和短信将逐步成为附属品,流量收入才是未来收入新的增长点。虽然目前国内套餐资费还未完全放开语音及短信,但从国外趋势看,未来国内推行语音、短信无限的可能性很高,流量经营也将从现在的流量规模提升期过渡到流量价值提升期,因此套餐设计应逐步从“语音+短信并重”向“流量定价为主”进行转移。同时增加套餐中包含的流量档次,尤其注重高额流量包的设计,在满足更多用户细分需求的基础上,培养高流量消费用户群。

在移动单产品上尝试更激进创新的策略

4G发展初期,为促进用户从3G4G迁转,建议采取较为激进的创新策略来吸引用户眼球,在小范围内进行试点推广。如推广VOLTE业务的同时试点流量收费、语音免费的策略,将用户的刚性语音需求转化为流量需求。或者推出类似“无协议期,0元月租”套餐,放开套餐协议限制,允许用户按需求多次少量叠加流量与费用,同时配合流量一年不清零政策,让用户真正感受到无套餐协议期的限制,按需消费。通过试点这些创新策略,一方面成为舆论焦点,吸引用户眼球;另一方面能让用户感受到运营商切实在为用户着想,提高用户忠诚度。

产品营销推广方式注重年轻群体特征,引入新型营销模式

伴随着85后、90后等互联网原住民一代的成长,年轻群体正日渐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主力消费群,要发展好4G移动业务,需要开始关注并深度理解这一代的消费者。相对于以语音通话为主的传统用户,这些年轻群体在社交、消费和娱乐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因此要注重发挥朋友圈作用,引入圈子营销、体验营销等贴合年轻用户消费习惯的策略,以老带新,体验为王。同时,融合业务、多屏互动业务等的推广也需结合年轻群体社交的“弱链接”特征,及时调整业务模式和销售模式,尽可能地扩大用户范围。

中国电信上海研究院 李曦烨

对我国钢铁行业当前形势的几点认识

一、对今年市场需求的看法

我国钢材消费的一半以上是用于建筑领域,而其中房地产又占绝大部分,再加上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拉动作用,如建筑机械、汽车、家电等,因此,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变化将左右我国钢材市场的变化。

2015年底在研判今年形势时,对今年房地产市场走向还是比较悲观的。主要原因是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已下降到只有1%,而2016年房地产的主要任务又是去库存,因此,当时预计2016年房地产投资很有可能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然而,出人预料的是2016年我国房地产市场在去库存政策的刺激下,迎来一轮需求热潮。尽管中央及一些一、二线地方政府针对房地产市场过快增长的现象重新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这场热潮现在有向二、三线城市发展的趋势。5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目前房价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继续增加,城市间涨势出现新变化,一线城市涨幅放缓,二、三线城市涨幅扩大。4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65个,比上月增加3个,下降的城市有5个,比上月减少3个。特别是三线城市同比综合平均价也已由降转升,开始上涨。

与此同时,市场销售继续增长。20161-4月份,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36.5%,增速比1-3月份提高3.4个百分点,继续呈现加快发展的态势。

在这种热潮带动下,房地产投资增长加快回升。20161-4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25376亿元,同比名义增长7.2%,增速比1-3月份提高1个百分点。特别是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了21.4%,增速比1-3月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2015年房屋新开工面积是同比下降了14%2016年房屋新开工面积为43425万平方米,若按每平方米需要消耗50公斤钢材计算,新开工面积导致的钢材需求将增加2171万吨。而2015年由于新开工面积下降这一项就导致当年钢材需求减少1257万吨。

此外,2016年的房地产热已经对汽车和家电等的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拉动作用。

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是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按以往惯例,每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都会有大量新开工的项目。2016年以来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保持快速增长态势,1-2月份增长41.1%1-3月份增长39.5%1-4月份增长38%。而20151-2月份为下降1.8%1-3月份增长6.1%,到1-4月份则仅增长了0.2%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以上、公路投资1.65万亿元,再开工2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水电核电、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油气管网、城市轨道交通等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2000公里以上。所以,今年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会是带动需求的另一个亮点。20161-4月份,基础设施投资24159亿元,增长19%,增速虽比一季度回落0.6个百分点,但比全部投资高8.5个百分点,而且明显高于房地产开发和制造业投资增速。基础设施投资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30.6%,比去年同期提高4个百分点,比一季度提高0.3个百分点。

总的来讲,虽然房地产市场在下半年有可能会趋于理性,但“十三五”规划中的许多项目可能会陆续开工,从而对钢材需求提供支撑。但关键还是要看房地产市场的走势。从前4个月的情况看,应该有理由表示谨慎乐观。然而,尽管国家出台了去产能的政策,但短期内其效果有限,特别是目前市场好转的情况下,去产能的难度加大,产能过剩对市场的影响会逐步加强,价格进一步上涨将失去动力。因此,总体上行业可能处于微利状态,市场需求有可能与去年持平。

二、钢材出口面临更大压力

近两年出口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国内需求下降。从2014年开始中国国内粗钢表观消费连续两年下降,但由于前期建设项目的投产,以及在建项目还要继续完工,所以中国粗钢产能仍在增长,导致国内产能过剩矛盾加剧。

同时,由于中国钢铁行业集中度过低,行业自律性差,以及亏损企业退出难等问题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在国内需求下降的情况下,转向大量出口。而为了争夺出口市场,又将国内的价格战打到了国际市场。也就是说,我们许多企业出口竞争的对象并不是所在国的钢铁企业,而是国内的同行。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出口价格会这样低。其实我们并不是想跟国外的同行过不去。

所以,解决我们出口价格低的问题,根子还在国内。如果我们自己不解决好这个问题,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国家像美国那样对我们的钢材加大反制力度。但美国对我们的冷轧板征收522%的双反税,令人莫名其妙。倾销和补贴的程度可以达到成本的5倍多,这怎么可能?

现在除了欧美在加大动作之外,其他一些国家也在加大力度,包括我们出口的主要对象国。比如,韩国去年7月已开始对从我国进口的H型钢征收28.23%-32.72%的惩罚性关税。韩国现代和东国制钢据说又要提交针对我国螺纹钢的贸易案。越南工贸部37日下令对进口钢坯(23.3%)、带钢(14.2%)、含硼或含铬的合金钢(热轧板除外)(14.2%)征收进口临时性保护关税。这是我们去年出口超过1000万吨的两个国家。此外,印尼出台了使用国产钢材的规定,等等(据东南亚钢铁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2015年菲律宾的钢材进口中,有75%来自中国,2015年越南进口钢材的60%以上来自中国)。另外,印度也是我国钢材出口的重要目的地,2015年中国对印度的钢材出口位居我国钢材出口主要地区的前列,接近500万吨。但是,在印度国内钢厂压力之下,201625日印度政府宣布,其决定对一些进口半成品和成品钢材实施最低钢材进口价格(MIP)机制,以保护印度钢厂的利益,使其免受低价进口钢材的冲击。MIP机制从宣布之日开始生效,有效期为此后6个月。而且,印度从今年318日开始实施BIS强制认证,也将限制印度的钢材进口。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延长了对热轧带卷征收保障性关税的时间,直至20183月。该关税在第一年为20%,其后下调,第二年为18%,第三年为15%,第四年和最后一年均为10%。在印度政府加大控制钢材进口力度的作用下,印度的钢材进口已经开始明显下降,如据印度钢铁部称,今年4月份印度成品钢材进口量相比2月水平下降了28%,降至65.4万吨。因此,今年我国对印度的钢材出口不容乐观。

总之,今年出口面临的压力更大,特别是来自于欧美的压力(最新消息,美国商务部517日宣布终裁结果,认定从中国进口的冷轧钢板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美国商务部当天发表声明说,最终认定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冷轧钢板产品的倾销和补贴幅度分别为265.79%256.44%。)。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欧美并不是我们的主要出口市场。2015年我们的钢材出口到了234个国家和地区,亚洲地区仍是我们的主要出口地区,占我们出口总量的59%2015年我们出口到欧盟28国的钢材总计855万吨,占出口钢材总量的7.6%;出口到美国的钢材242万吨,占出口总量的2.2%;合计1097万吨,占总出口的9.8%。这个数字大概与我们出口到越南一个国家的量差不多。

而今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大多会保持增长,对钢材的需求总体是增加的,所以这对我们的出口是有利的。此外,今年预计国内的钢材需求要好于去年,因此,国内企业出口的压力可能会比去年小。所以,今年出口下降比增长的趋势可能更强一些,出口量可能会略低于去年。

三、供给侧改革——去产能政策的影响

今年我国政府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国务院出台了相关去产能的政策,要求钢铁行业在5年内去除1-1.5亿吨粗钢产能。目前相关政策都已出齐,具体目前也已确实,下一步将会进行实质性操作。

从政策效果来讲,过去政府出台的有关产能过剩问题的文件不少,但从目前的结果来看,效果不佳。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是与市场实际情况脱节,以及落实力度不够大。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过去新建产能需要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但这个政策并没有管住产能的增长,实际上这些年尽管我们淘汰了不少落后产能,但总产能依然在不断增加,中央政府多次强调要严格控制新增产能,但实际并没有控制住。

但这次去产能政策与过去那些政策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力度空前,政府下了很大决心,运用了行政、法律、财政、环保、质量、安全等多种手段,并向各地下达任务指标。目前相关省份已承诺要关闭相应的产能,比如,河北今年将压减炼铁产能1039万吨、炼钢产能820万吨,其中唐山要压减炼铁产能578万吨、炼钢产能450万吨;山东省到2018年要压减1000万吨以上的钢铁产能;甘肃省是用3-5年时间,压减生铁产能200万吨,粗钢产能300万吨等等。预计今年下半年开始,在一些试点地区和央企中一些产能将被压减。特别是一些长期困难企业会利用这次政策机会解决一些问题。

但目前至少有两个问题仍然值得关注。

一是结构的问题。最先被压减的企业可能将是那些以生产长材为主的小企业和已经关停的企业,而板材过剩的问题可能依旧,特别是中厚板。现在去产能主要是从环保、质量、装备的角度去考虑,而很少考虑产品结构的问题。

当然,除了产品结构的问题,还有一个区域结构的问题,也就是布局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不同专家可能有不同看法。比如,现在比较受关注的河北省,被认为是产能过剩最为严重的。但这个过剩的计算根据的是河北的产能与消费来计算的,而河北省在去年全行业亏损的情况下却是实现盈利的省份。作为对比,四川省是产能不足的省份,但四川省的钢铁行业去年是亏损的,而且在十大亏损大户中有多家是四川省的企业(包括重庆)。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比较优势的问题。不是所有地区都适合搞钢铁工业,特别是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因此,不能用本地区是否供需平衡作为一个理由来发展钢铁工业,还要看本地区是否具有条件。这个问题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也应当给予关注。

二是效益的问题。去产能的目的应该是显著提高行业的盈利能力和资产回报率,而不仅仅是产能利用率。目标应当是达到或接近制造业的平均水平。产能过剩确实是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大面积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有两个认识:

一个是对市场起作用的是产量,而不是产能,去产能并不等于减产。比如,2015年河北省压减炼铁产能557万吨、炼钢产能630万吨,但在去年全国产量下降的情况下,河北的钢产量还是增长了1.29%(没有批评的意思,因为河北还是盈利的)。所以去产能并不能一定可以减少供给,除非去掉足够的产能。但是一旦企业有了边际效益之后,去产能工作可能就会停止。因为一旦有了边际效益之后企业就不会关闭,而行业也只能维持低效运行。

效益低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行业集中度低导致企业间的恶性竞争。由于产能过剩与产品雷同,目前中国企业间的竞争主要是以价格竞争为主要竞争手段。由于一些低效产能无法退出,这些企业为了生存而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来销售产品以获得宝贵的现金流,从而拉低了整个行业效益。因此,目前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办法也主要是降成本,而通过这几年不断降低各种成本,应当说用传统方法进一步降成本的空间已经很小了,未来降成本的重点就是大规模减员,提高劳动生产率了。但这并不会解决恶性竞争的问题,只是将这种竞争进一步深化了。但任何降成本的措施,包括内在的和外来的,比如降税,如果不解决恶性竞争的问题最终都将是徒劳的。因为企业都降成本实际等于没降,只是把竞争的平均价格,或者说平均成本下降了。企业降成本取得的效益又会被新一轮的价格战所抵消。

解决的办法就是在去产能的同时开展兼并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形成龙头企业,也就是寡头,使其能够通过调节自身生产节奏来维持市场供需平衡,从完全自由式竞争阶段过度到寡头竞争阶段。

四、兼并重组是未来必由之路

钢铁行业的兼并重组工作可以说推了多年,但一直没有多大进展。主要障碍有两个。

一个是地方政府担心本地区的企业被重组后会失去一部分税收,同时在干部管理方面也会有一些问题。另一个就是企业层面的问题,有效益的企业不愿被兼并,亏损企业又没人愿意去兼并。当然,对于国有企业,还有一个分级管理的问题。

过去也有一些企业实施了重组。但从目前的结果来看,成功的并不多,而失败的案例则比比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过去企业将兼并重组单纯作为一个做大做强的工具,过于强调规模,而不是重组后是否具有协同效应。

由于看到过去一些重组后企业面临的困难,所以现在企业主动开展兼并重组的意愿并不高。因此,靠行业内企业自身推动难度比较大,而且目前企业普遍效益不佳,也没有多大力量去做这个事。

因此,现在看推动行业内的兼并重组工作只能依靠外力。

一个外力就是国企改革。就是先对国有企业进行重组或重整,同时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然后进行混改,包括非国有资本,甚至是外资,最终形成公众公司。而且这种重组或重整一定是要在大范围内进行的,只是几家企业进行重组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过去我们一些重组企业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就是规模仍然不够。此外,如果不进行必要的重组与重整,就不能有效提高现有国有资产的回报效率,对一个效益不佳的企业进行混改,相信市场也不会接受。

另一个就是金融系统。目前钢铁行业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的平均负债率已经超过70%,今年中央政府确定的五大任务之一就是去杠杆。现在企业效益普遍不佳,靠企业自身主动去杠杆不现实。因此,现在议论比较多的一个有效方案就是搞债转股。当然,债转股目前涉及的问题还比较多。简单讲,如果要搞债转股,应当与行业的结构调整相挂勾,就是对实施兼并重组的企业给予债转股政策,从而利用金融手段推动行业的兼并重组工作。这样重组之后即可以提高重组后企业的竞争力,同时,也可以提升重组后企业的资产状况,对金融系统债转股也有吸引力。从而可以实现双赢。

但这种兼并重组应当是有实质性的,是可以显著提升重组企业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而不是随随便便为了重组而重组,更不能搞“拉郎配”式的重组。

重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需要得到关注。

一是关于跨地区的重组问题。企业兼并重组一定要跨地区,不能只在一个行政区域内搞。但跨地区不能跨的太大,而我们现在有些重组跨的区域过大,无法实现协同。所以,跨地区应当是跨行政区域,比如省域,但不能跨的太远,应当不超过一个合理的市场区域。目的是要形成区域龙头企业,也就是区域内的寡头企业,其区域内的市场占有率至少应达到30%以上。而由于区域间仍是竞争关系,从而可以有效避免垄断。

二是互补型重组的问题。过去我们过分强调优势互补,就是你有我没有,两个合在一起,就被称为优势互补,其实这是一种大而全的想法。未来的兼并重组应该更加强调的是锦上添花,或者是强强联合,就是以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为目标,使具有相似产品结构的企业重组在一起,也就是形成专业化的集团企业。比如汽车板、管线钢、不锈钢等。而过去那种所谓优势互补型的重组实际对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并没有多大帮助,而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是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去产能的同时进行兼并重组,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对社会的冲击比较小,因为可以减少企业的破产和人员的失业。但政府在这方面要做大量工作。然而遗憾的是,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去产能,而对兼并重组的工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如果用去产能这样的工作力度去实施兼并重组,应当会取得一些成果。

中国钢铁行业的兼并重组工作在需要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的同时,也将为世界金融行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未来中国尽管钢材需求会有所下降,但仍将是世界最大的钢材消费市场,每年6-7亿吨的粗钢消费是世界其他任何国家也无法比拟的。一旦中国钢铁行业的结构调整取得成功,未来中国钢铁企业的盈利能力应当还是不错的。

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郑玉春

区域经济
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经验、误区与对策(一)

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中央推动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亦是深化行政审批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具体措施,更是一次点面结合的顶层设计。然而经历了两年多的努力,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推进却面临着来自于思想认识、学术理论、实践工作三个维度的阻力。为此,本文通过理论与案例分析,归纳出当前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凸现出来的三个“认识、理论与实践误区”:(1)误以为自由贸易区的负面清单制度是新生事物,是洋为中用的产物;(2)学术研究只知自由贸易区的贸易自由,而不知投资自由;(3)地方政府将自由贸易区看待为新一轮的开发区,唯GDP论成败。通过总结这些值得在理论界与实务界推广的经验与教训,本文据此给出相关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