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9日第38期总第5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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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问贫困生制度

金秋十月,很多高校的学生工作中,都有一项重要内容——受理核准学生递交的贫困生申请。

 

贫困生,这一随着高校扩招而渐渐为人们熟识的名词,在学生—学校—国家三级管理体系中,对于每一层级都有着特殊的含义:对于学生而言,那是一种身份和境遇;对于学校而言,那是一份责任和工作;对于国家而言,贫困生则是关乎教育公平和整体教育质量的神圣使命。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高等教育的长足发展,我国的贫困生资助制度也几经变化,如今已经形成了以“奖、贷、勤、补、减(奖助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减免学费)”为主体的多元化资助政策体系。应该说,这一政策在现阶段已取得了相当好的资助效果,但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我们的政策还有哪些需要反思?

 

不平衡的帮扶资金

 

据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今年8月发布的《2013年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显示,2013年,我国政府、高校及社会设立的各类政策措施共资助全国普通高校学生近4000万人次,资助总金额574.11亿元,比2012年增加26.28亿元,增幅达4.8%

 

五百多亿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然而,当我们细究这些资金的来源时,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国外,高校贫困生资助政策几乎都走了一条从政府承包到政府和社会资本责任分担的路子。比如我国便是从最初的“免费加人民助学金”模式发展至“奖、贷、助、补、减”资助体系及国家助学贷款与国家奖学金并存模式。然而,时至今日,国内民间资本对贫困生的帮扶力度依然不大。反映到具体数据上,2013年,国家财政资金投入贫困生资助288.29亿元,占资助总额的一半,高校本身支出和金融机构国家助学贷款占比超过46%,而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人捐助资助资金仅占3.18%

 

“我国现今社会力量(民间)资助教育还远远不够,在认识、引导、管理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采访中,北京某高校学生处处长李亮说。

 

除资金来源结构的不平衡以外,在资金的分配上,我国不同地区和不同层次高校中,也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

 

在公开媒体中,记者并未查询到东西部高校,以及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间获得扶贫资金支持的比例,但采访中,几乎所有人都表示,不平衡现象的确存在。曾长期主持学生工作的西南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桂富强便坦言,在资金获得方面,高校间的差距很大。尤其是东部地区的重点高校,“甚至可以单独设立众多奖助学金”。而在中西部高校,尤其是非重点高校,这方面获得的投入很少。

 

应该说,这一现象的产生有其客观原因。“重点高校一般多为部属高校,国家首先需要照顾这些高校,地方高校有地方拨款,国家对地方出台了很多政策,但直接的投资不多。而对于社会资本,我们根本无法制约它们的走向。”国内某高校专门研究高校贫困生资助的学者许兴说。

 

对此,许兴表示,政府可以以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加以缓解。“从公平的角度来说,国家资本必须在尊重社会资本的前提下,采取一定的平衡措施。”然而,现阶段的财政支付手段却并不合适。

 

“我们目前的教育投资是中央把钱拨到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负责。比如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生营养工程就是典型的中央转移支付,但中间出了很多问题。”许兴说,比较好的方式是以教育部下属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为实施机构,采取中央统一部署的方式,也许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受困现实的“资助包”

 

一提到贫困生资助,不得不提到的便是美国的“资助包”模式,该模式很好地解决了美国贫困生资助问题,也成为了国内资助模式的一个“范本”。

 

简单地说,所谓“资助包”,就是把美国国内提供给学生的全部资助,如奖学金、助学金、贷学金、校园工读混合成一“包”,提供给学生,以便帮助不同层次的学生解决困难,其核心是大学通过规范合理的配置,使每个学生都能获得与其困难程度相称的经济资助。

 

“国内目前的资助体系,其实就是借鉴美国的‘资助包’制度,并加以重新设计。”桂富强说,比如以贷款的形式(主要为国家助学贷款),解决学生学费和住宿部分的费用,而对于日常基本生活开销,则由国家通过助学金的形式加以保证;再比如,如果学生志愿从事国家战略急需且条件艰苦的行业,如地、矿、油等,或者前往西部就业,学生贷款可由国家资本代偿,这些其实都是在模仿“资助包”。

 

然而,美国的“资助包”在中国却有点“水土不服”。以助学贷款为例,我国目前实行的助学贷款模式,其实就是在模仿美国的一种模式,但该美国模式早在2010年便已经停用了。“这并不是说我们目前的助学贷款模式已经‘落后’了,而是说美国的‘资助包’制度提供的助学贷款模式十分多样,一种模式出现问题甚至取消,关系并不是很大,但我们的模式却十分单一,这其实是有隐患的。”许兴说。

 

模式单一可以加以丰富,但有些问题却并不是简单的“丰富一下”就能解决的。

 

比如,美国“资助包”模式体现了“教育成本分担”思想,该思想要求教育成本应该由高等教育所受益的对象承担。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美国政府早在上世纪就开始减少免费的助学金的金额,并提高贷学金所占比例。如1975年,美学生助学金比例为75%,但到80年代末,该比例已下降至40%以下,而贷款比例则从20%上升到80%。在资助包制度下,在美国即使是最贫困的学生,他所获得的资助也不能全部是助学金。

 

“这种理念是正确的,也能避免学生出现‘等、靠、拿’的思想。但在国内,该思路面临一些现实阻力。”李亮说,这种阻力便是中国的人力资源太过功利。

 

“在美国,勤工俭学资助在资助包中所在比例很高,收益率很高。国内虽然财政部和教育部也发了很多通知,要求社会提供勤工俭学岗位,但社会却无法为学生提供足够岗位,而且学生打工所得也远远解决不了自身的生活问题。”李亮说。

 

事实上,目前国内贫困生“谋生”的主要方向还是来自于校内岗位,如助研、助学岗位等,这种岗位的待遇同样很低。“这一问题短期内解决不了,因为其牵扯到我国人力资源相对充足和大学生学习时间相对零散之间的固有矛盾。”

 

勤工俭学难以解决问题,贫困生和校方的目光共同指向了奖学金,学校也希望以此刺激贫困生的学习热情,但奖学金制度真的如此有效吗?

 

尴尬的奖学金

 

作为我国多元化资助体系中的主要环节之一,奖学金一直被视为解决贫困生经济问题的重要手段。但事实上,在奖学金这块“大蛋糕”的分成中,贫困生能分到手的并不多。

 

曾有数据显示,在国内高校奖学金的受益人群中,贫困生所占的比例不超过10%。其中,国家奖学金的获得者中,特困生比例不超过5%。换句话说,如果仅仅从资金投向来讲,奖学金所起到的作用其实更像是为非贫困生“锦上添花”,而不是为贫困生“雪中送炭”。

 

“其实奖学金的主要作用就是激励学生学习,其成本补偿性质和资助功能并不显著。”许兴说,加之大部分贫困生都来自于学习条件较差的贫困落后地区,自身基础较差,这使其在奖学金获取中本来就处于天然的劣势位置。

 

要使奖学金的资助作用和奖励作用同时发挥出来,我国于2007年实行的“国家励志奖学金”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该奖学金将“家庭困难”和“学习优秀”并列为获得奖学金的必要条件,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贫困生的利益。

 

“目前国内高校中,已经有很多高校开展了这种‘助困类奖学金’,这对于贫困生的帮扶的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许兴说,但这中间也需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类奖学金在设立和操作过程中,一定要维护贫困生的自尊心。

 

“事实上,我对‘国家励志奖学金’这一名称就有些不感冒,这一名称限定有可能泄露一些贫困生的隐私,对于很多学生来说,这在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如何平衡‘资助’和‘尊重’之间的关系,这需要我们好好思考。”他补充道。

 

资助=施舍?

 

如果将许兴对于助困类奖学金的疑虑放大到社会层面,另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便出现了。

 

许兴表示,目前社会对于贫困生资助的理念还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是一种认识。我们对贫困生的资助不应该是一种施舍,资助人和被资助人之间其实是一种平等关系,但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

 

比如,当前很多媒体对于贫困生在接受资助后“不感恩”的报道,其实就存在一定误导性。

 

如果从经济学角度看,贫困生资助更像是一种社会投资,用以把潜在的人力资源开发出来;如果从社会公正的哲学角度看,一个人的贫困在很大程度并不是其本人原因造成的,大学生的贫困更是如此,社会采取某些措施,对贫困人群进行一些“矫正”也是应该的。“在美国社会有一种观点,人到一定年龄阶段,社会就应该为其提供一笔成家立业的资金,社会资助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这笔资金的一部分。”许兴说。

 

事实上,所谓感恩与否,并不是口头说说那么简单。“如果一个学生通过贫困资助,最终成为某一领域的人才,那么他的工作成绩本身就是对社会的回报。”许兴说,其实资助和被资助之间,本来就应该是间接联系,而非直接面对的,我们要考虑到被资助者和资助者之间的平等性。“这关乎社会基本的平等理念。当然,在这方面我们的路还有很长。”(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记者手记

 

面对资助,你在什么位置

 

“资助贫困大学生,其实最大的受益者不是学生,而是国家。”这是记者采访中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内涵深刻。

 

一般的看法是,接受资助的贫困生是现行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因为有了资助,他们可以上学了。但殊不知,一名大学生日后创造的社会财富及所作的社会贡献,可能远远高于国家对其投入的帮扶成本,即使将部分可能的“半途而废者”计算在内,这也算得上是一份超额的“投资”。这笔账其实并不难算,但难就难在计算之前,各方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毋庸置疑,近年来,国家、地方乃至各个社会团体对贫困生的资助力度不断加强,各种政策也层出不穷。但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政策制定者乃至于一些社会团体的成员,似乎把自己摆在了一个“施舍者”的地位,这其实也是之前诸如“竞选贫困生”“假贫困生扎堆”等现象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我们的政策是否真的站在一个与贫困生平视的位置。

 

当然,除了平视的位置,还有发展的位置。

 

一个学生的成才是需要时间的。在毕业之后,短则三两年,长则数十年,贫困生群体想要有所成就,更是一件需要长期等待的事情。然而,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和资本投入者是否有这个耐心呢?

 

在记者采访时,曾与受访学者聊到过这样一个话题:贫困生帮扶效果是否需要一个评价标准。对此,学者的意见是:有必要,但难度大。在这句话的背后,记者读出了另一份隐忧:在政策制定已经很功利化的高等教育界,不恰当的评价标准很可能会加重急功近利的心态,这个风险太大了。

 

总之,面对错综复杂的贫困生问题,我们首先要做的其实不是解决“技术性”问题,而是将心态放平,站在平等的视角上审视贫困生的诉求,站在发展的视角上看待贫困生的发展。要知道,站对位置,这是解决问题重要的出发点。

 

国际镜鉴

 

美国

 

美国高校实行收费制,学生财政资助计划是多渠道来源、多形式的“混合资助模式”,管理是有针对性地资助和科学的“资助包”方式。其资助系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奖、助、贷、工读等,约占总资助额的80%;另一部分是各院校自己资助和其他资助,约占总资助额的19%。数以千计的资助项目构成的“混合资助模式”,为大学生带来众多的受资助机会。

 

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每年公布六大地区四类院校的成本费,定时公布美国各地区的预期家庭贡献参考标准;学校公布基本配比标准,并按学生经济状况向学生提供混合资助。

 

英国

 

在英国,高校都收取学费,但学费由国家支付,国家还提供助学金。英国法律规定,英国所有高校全日制学生均可享受两种形式的国家资助:一是学费由国家支付,二是领取生活费资助。

 

1990年,英国实施了《1990年教育(学生贷款)法》。此法规定贷款不计实际利息,不与家长或配偶的经济收入挂钩,申请审批手续简便,资金迅速到达申请者账户。还款从毕业后次年开始,根据学生毕业后的收入还贷,还期57年,配偶不承担债务责任。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从不收学费到收费几经变革。当前高等院校采用收费制。制定高校学费基本标准为总直接成本、业务成本的20%。资助不计息,还贷方式是“按毕业后工资收入比例”归还,别国是“分期按贷学金总量比例”归还。

 

日本

 

日本高校学生资助主要是教育贷款性质的“育英奖学金”。1944年政府通过立法使长期以来从事资助大学生的组织“大日本育英会”获得“特殊法人”地位。日本的育英会作为专门机构发放学生贷款,并制定了高效的追讨办法。

 

日本地方政府为了鼓励学生尽早还款,规定若在偿还期内提前4年还清贷款,则退还贷款的10%作为奖励。同时规定,学业优异者可以享受不偿还贷款的优惠。日本除育英会外,还有一些组织机构和个人为学生提供奖学金、助学金、贷学金等多种形式的资助。

 

韩国

 

韩国大学生的学费负担近年来不断加重,然而考上大学又辍学的现象在韩国较为罕见,原因之一是韩国有一套完善的助学贷款机制。

 

韩国主要推行国家优惠贷款。政府指定十几家金融机构向城市和农村学生提供低息贷款,每年提供两次。学生可在指定银行申请。贷款额控制在学费范围内,不包括生活费。偿还期分一至两年的短期贷款和两年以上的长期贷款,最长可达11年。

 

韩国法律同时规定,贷款人须是2030岁取得大学或专科学籍的新生或在校生;贷款人的父母或担保人必须在贷款银行所在地居住,且事先要向其父母确认并征得同意;学生所在学校校长必须出具推荐、证明材料;本人、父母及连带担保人不存在信用不良记录。

 


   
习近平:中国正在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2014浦江创新论坛1025日在上海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致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对论坛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向出席论坛的俄罗斯代表团和来自世界各国的嘉宾表示诚挚的欢迎。他指出,科技引领发展,创新改变世界。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中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我们将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创新网络,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实现各国共同发展。

 

习近平表示,俄罗斯在科技创新方面具有独特实力,在许多科技领域取得了重大创新成果。我相信,按照我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两国科技特别是高技术领域交流合作,有利于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利于两国人民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强调,本届论坛以“协同创新  共享机遇”为主题。希望会议传播创新发展理念、促进创新思想交流、搭建创新合作平台,为推进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罗斯与中国拥有独一无二的经济潜力,在很多领域具有丰富的合作经验。加强协作、促进相互投资、积极实施有前景的创新项目、拓展两国科技界和工商界之间的直接联系,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相信2014浦江创新论坛将为两国全面合作关系的巩固注入新的活力。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俄罗斯总统教育科学委员会副主席、总统顾问富尔先科分别在论坛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和普京的贺信。

 

浦江创新论坛创办于2008年,由科技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每年举办一次。论坛以创新为主题,聚焦国家需求,坚持国际视野,针对国内外创新领域中的各类热点问题开展深入交流。俄罗斯受邀担任本届论坛主宾国。

 

马凯四川调研: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首位 拓展岗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近日在四川调研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扶持政策,加强职业培训,提升服务水平,巩固和发展就业稳定增长的良好势头。

 

1024日,马凯深入成都市人力资源市场、青羊区少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四川大学和成都市高新区大学生创业园调研了解就业工作情况。他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齐心协力,攻坚克难,1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82万人,三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07%的较低水平,提前完成全年就业目标。但也要看到,经济增速放缓与庞大劳动力供给的总量矛盾依然存在,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错位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就业工作丝毫不能放松。

 

马凯强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解决好就业问题,是经济平稳发展、改革顺利推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把稳定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以改革创新的思路研究完善就业促进、创业引领等措施并抓好落实,全力确保就业局势稳定。要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首位,加强就业指导,拓展就业岗位,实施激励自主创业政策、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和大学生就业促进计划,实现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比例都有所提高。要深化教学和课程体系改革,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不断提升学生就业创业能力。要加强基层就业服务平台建设,加快实现就业信息全国联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要加大就业援助力度,把零就业家庭等困难群体作为帮扶重点,深入实施托底安置。要规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制度障碍、就业歧视和人力资源市场分割,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教育部部署惩治预防腐败 严处跑官要官封官许愿等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印发《教育部机关和直属单位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办法》的通知。根据通知,教育部将开展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的抽查核实工作,同时严肃处理跑官要官、封官许愿等违反人事组织纪律的问题。

 

通知要求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严禁“先斩后奏”,严禁不如实报告,坚决纠正自由主义、纪律松弛等现象。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实行“一把手”末位表态,建立健全“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实行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

 

通知还强调严控“三公经费”,严格执行公务接待、会议费、培训费、差旅费、因公出国经费管理和办公用房清理、公务用车改革等各项制度,严格费用标准,强化审批责任。加强对机关和直属单位领导干部出国(境)的审批和管理,规范因公临时出国(境)日程安排,严格外宾接待规格,外事礼品以学生作品为主。加强日常教育管理和重要节点提醒防范,严禁公款送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不得出入私人会所、不得接受或持有私人会所会员卡,从每一个时间节点抓起,坚决防止“四风”反弹。定期开展对八项规定落实情况的专项检查,重点查处在公务活动中收受礼金、有价证券、会员卡、商业预付卡的行为,严肃查办并指名道姓公开曝光。

 

通知同时要求建立完善选人用人工作纪实制度和倒查机制,做到谁提名谁负责、谁考察谁负责、谁监督谁负责。完善人事、纪检监察、党委纪委、巡视、审计等相关部门的联动机制,坚持干部监督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分析研究机关和直属单位党员干部廉政情况,防止“带病提拔”。执行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轮岗交流制度,落实《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开展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的抽查核实工作,开展领导干部兼职清理工作。开展对直属单位选人用人工作的专项检查,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严肃处理跑官要官、封官许愿等违反人事组织纪律的问题,坚决查办评选评审中弄虚作假、拉票贿选的问题,严禁超编制超职数配备干部,维护风清气正的用人环境。

 

全国教育系统2015届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活动将启动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发布《关于举办全国教育系统2015届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活动的通知》,根据通知,20141124日至127日将举办“全国教育系统2015届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活动”,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面向城乡基层教育系统就业。

 

本次招聘活动由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教师工作司指导,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和东北师范大学承办,全国大学生就业公共服务立体化平台和全国高校毕业生教育人才专业市场协办。

 

通知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本次招聘活动,及时将本通知转发至本行政区域内各教育单位。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汇总相关需求信息,并在1115日前将需求信息通过传真或电子邮件(报送格式见附件)方式直接报送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各高校特别是举办教师教育的院校要做好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积极动员广大毕业生参与本次招聘活动。

 

通知称,招聘活动期间,教育系统用人单位招聘信息与高校毕业生求职信息将在全国大学生就业公共服务立体化平台和东北高师就业联盟网上以统一页面免费发布,供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浏览查询和在线联系。毕业生可在全国大学生就业公共服务立体化平台或东北高师就业联盟网上进行注册,注册信息须真实有效。

 

通知强调,为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加强信息交流,提高网上招聘效率和毕业生就业签约率,本次招聘活动将使用东北高师视频就业网进行初试,教育系统各用人单位和高校要积极安排相关设备,为招、应聘人员提供远程招聘服务。

 


   
四川增2000万高校科研资金 评价改革试点增至30所

今年四川省增列2000万元高校科研资金,年底还将选择10所高校科技企业开展“校银合作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改革试点。这是记者1022日从四川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现场会暨企业与高校合作发展座谈会上获悉的。

 

目前,四川高校与省内外400多个市县区、1500余家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科技合作关系,年度科技经费总量的53%来自于企业。今年,四川省启动“重大成果转化培育项目专项计划”,并推进高校科技与金融结合。20所高校在全国率先启动科研评价改革试点,从单一学术评价拓展到成果转化、产业贡献、经济推动和社会服务等综合评价体系,年内试点高校将扩大到30所。

 

为加快高校自主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体系建设,四川省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建成国家和省“协同创新中心”50个、国际化成果转化合作平台10个、产学研共同体或成果转化平台(新型智库)300个、创新团队80个。

 

副省长黄彦蓉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河南高校科技创新人才申报 入选最高资助60万

记者1027日从省教育厅获悉,2015年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启动选拔,申报对象必须面向高校教学、科研一线,入选人才最高将可获得60万元科研资助资金。

 

全省选拔涵盖19个科学领域,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化工,农业,林业,电子科学技术,计算机与通讯,生物与基础医学,医疗卫生与临床,药学,中医药,能源,资源,环境,传统材料,新材料,先进制造,管理科学与工程。

 

申报者应在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学和科研第一线工作,具有博士学位且受聘副教授级以上的专业技术职务;申请者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申请人应具有良好的研究工作基础,在教学改革、科学研究和高新技术工程化、产业化方面取得同行公认的创新性成果。已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河南省科技创新人才计划和本计划支持的,不在参评范围。

 

创新人才计划每年受理一次,实行限额申报。创新人才计划资助期限为23年。支持强度原则上为每人60万元,由省财政和所在单位按11比例共同资助。

 

江西36所高校组建联盟 学生将共享优质课程资源

江西高校课程资源共享管理中心和江西高校课程资源共享联盟日前成立,首批29所普通本科高校和7所联合培养应用技术型本科人才试点项目高职院校加入。

 

江西省高校将开展各类优质视频网络课程建设,建设互联互通的视频网络课程平台,实现优质视频网络课程教学资源共享,实现优质视频网络课程学分认可。共享课程采用混合式教学,教学将被分为“线上学习+教学点讨论+跨教学点互动”三部分,选课学校要为本校学生配备教师和助教、负责见面课的组织和教学执行,并对学生在线学习、见面课出勤进行督促。

 

据了解,目前,江西已累计立项建设省精品课及精品资源共享课程1118门、国家精品课程32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24门。高校课程资源共享联盟将遴选优质资源共享课程、视频公开课以及开发建设新型的资源共享课,今、明两年,每个理事会成员单位应把本校12门优秀网络视频课程建成大规模网络公开课程,在高校课程资源共享管理平台共享,供全省高校学生选修。

 

江苏正式公布“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实施方案”

2020年建成200个左右在全国同层次同类专业中具有领先优势、在世界同领域中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本专科品牌专业,这是近日公布的《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

 

据悉,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实施时间为2015年到2020年,按照分批立项、分类资助、持续推进的思路,立项建设200个品牌专业和50个品牌专业培育点。一期从2015年到2018年,遴选一批立项品牌专业及培育点;二期从2019年到2020年,持续支持一期建设成效突出的品牌专业,遴选增列一批培育建设成效显著的品牌专业。申报的本专科专业必须是国家专业目录内的专业,必须同时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重点专业”、“办学实力强的主干专业”、“社会认可度高的热点专业”其中至少两个条件。

 

贵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改 推行择优推广计划

贵州省将组织申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项目“择优推广计划”。1027日,记者从贵州省教育厅获悉,需要申报的高校要在1130日前将相关申报资料报送至省教育厅社政处。

 

据了解,“择优推广计划”将建设成为遴选、培育、总结、推广先进教学方法的平台。遴选的项目需要具备创新性、应用性、理论性和影响力。符合遴选条件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项目均可申报,每所高校限报1项。

 

省教育厅要求各高校要管理好本校“择优推广计划”项目,组织团队制定具体工作计划,明确时间进度和目标任务,高质量推进各项任务的落实。要遴选理论水平高、教学能力强,具有较强创新意识和组织协调能力的教师担任项目负责人,配备相对固定的团队骨干成员。

 


   
周口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俞海洛:地方高校智库建设中的四种关系论析

摘要:地方高校智库建设必须立足自身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坚持扬长避短,正确处理智库建设中的若干关系。让合作找到结合点,正确处理高校特色与地方特点的关系;让研究找到转化点,正确处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让人才找到发力点,正确处理人才培养和人才使用的关系;让发展找到生长点、正确处理立足地方与面向全局的关系。通过建设,使智库成为地方高校自身的软实力和学科建设的新标志。

 

关键词:地方高校,智库建设,软实力,联系性

 

中华民族历来就素有崇尚智慧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古人所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体现的就是智者超凡的决策决断能力。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更加重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2004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提出:“党委和政府要经常向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一些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使哲学社会科学成为党和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2013年,习近平专门就智库建设做出批示,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地方高校智库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主动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是破解改革和发展难题、提高地方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环节。地方高校在政府决策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地区公共决策水平的重要价值尺度。当下,我国高校智库建设方兴未艾。地方高校智库建设更是处于发轫初始阶段。由于地方高校智库建设与全国性重点大学智库建设、官方智库建设和民间智库建设有着诸多差异,因此,地方高校智库建设必须紧密结合自身特点,突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以服务地方政府决策为基本价值取向,以参与地方政府决策咨询为基本方式,正确认识和处理智库建设中诸多相互关联的基本关系,在服务地方政府决策和高校自身发展之间赢得互利双赢,使智库成为地方高校体现办学特色的新亮点,不断提升地方高校的软实力、竞争力和影响力。

 

1  让合作找到结合点:正确处理高校特色与地方特点的关系

 

在教育部20142月印发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中明确了高校智库建设8个方面的主攻方向,提出高校智库建设要力求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外交与国际问题、“一国两制”实践与推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凝练智库建设的主攻方向,在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上取得新突破。教育部提出的这8个方面的内容对全国高校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也就是说地方高校智库建设也要围绕这8个方面的建设来进行。但是,地方高校的智库建设首先要考虑到地方特点和自身优势,必须紧密结合自身的学科和专业优势来进行,必须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谋划,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方针。适应地方高校人才专业优势,突出自身专业领域特长,整合自身科研优势,打造自身所依托的“地方高校品牌”。地方高校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和人才储备,尤其是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有着长期的关注,把自身学科和专业优势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结合起来确定地方高校智库建设的定位,紧密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和需要,突出地方特色,这样就能找到地方政府与高校合作的最佳结合点。所谓突出地方特色就是以地方实践为基础,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为导向,以地方风格为特征,以形成地方学派为使命,以专业化为手段,提高地方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地方高校智库建设要突出“问题意识”。20135月,教育部袁贵仁部长提出了高校智库建设存在3个方面的问题,即:“问题意识不强,联系实际不足,改革力度不够”。当下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期,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决策问题非常多,这就为地方高校智库的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什么样的智库产品符合地方政府决策需要,这是地方高校学者经常感到困惑的问题。地方高校智库的产品要符合地方政府的需求,最根本的就是使地方高校的智库产品要让政府感到有用。所谓有用就是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美国宾州大学著名智库专家詹姆斯·麦甘认为:“智库的目的是服务于决策需求,如果智库的思想产品不能解决决策中遇到的问题,就不能为决策所用,就是不成功的。”要做到“有用”就必须突出两点。第一,地方高校智库建设要突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进行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科学研究。由于我国地域广大,不同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自然地理条件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也不同,所以不同的地方面临的改革和发展的问题也不同。地方高校智库建设要紧密结合地方政府决策的需要,增强政策服务意识,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来确定研究课题。第二,地方高校智库建设要坚持自身公共属性和社会责任,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产品。地方高校的发展与地方政府决策取向密切相关,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关系到高校的发展。清代学术大师梁启超说:“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古人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乃决策咨询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地方高校智库建设要把建言献策的质量作为生命,增强品牌意识,不断增强在政府决策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高校智库和地方政府决策之间不是“线性”关系,而是“渗透”和“影响”的关系。但只要找到地方高校智库和政府决策的结合点,以地方高校特色扬己之长,以地方特点确立研究课题,地方高校智库就能够成为地方政府决策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地方高校智库就能达到让地方政府“信得过、用得上、靠得住、离不开”的建设成效。

 

2  让研究找到转化点:正确处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我国传统大学的研究范式是学理研究,这种研究从形式上来讲比较讲究研究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注重理论自身的逻辑建构。这种研究的最终结果对社会现实“有没有用”、“有多大用”不是研究者首先考虑的问题。智库研究与理论研究不同的是智库的研究范式是应用研究,这种研究虽然也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但其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进行理论的逻辑建构和理论创新,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通俗地讲就是“管用”,能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就研究者个人而言,高校智库的研究者与一般研究者也有较大不同。学术研究只要研究者个人在本专业具有一技之长,能够独立或合作完成某项任务即可。而智库的研究者除了具有一定的专业特长之外,还要对国家政策和大政方针具有较高的熟悉程度,找到研究成果与现实政策制度的结合点。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沟通协调能力,能够把研究成果用通俗语言而不是学术语言,逻辑清晰层次分明地表达出来。智库的研究者还要有较强的服务意识,主动出击,积极与政府决策部门结合。当然智库学者的研究成果与一般的研究成果也不同,智库学者的研究报告要求一目了然,不能有冗长的推理,针对所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只要分析清楚问题的成因、解决的对策、制度政策的设计即可。

 

2004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提出:“要把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应用对策研究促进基础研究,以基础研究带动应用对策研究。”对于如何正确处理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胡锦涛也强调:“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向,把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促使大学不断地转型发展。我国大学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经历了从传播知识到创新知识,再到服务社会、引领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转变。智库建设要求高校的学术研究从“为研究而研究”走向“为需要而研究”。高校智库建设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也就是要求研究范式从学理研究转向应用研究,尤其是对那些地方性应用型大学而言更是如此。就研究者个人而言,要从个人主导向需求主导转变。所谓个人主导就是研究者喜欢什么就研究什么,至于研究本身对于社会的有用程度不是研究者首先考虑的问题。所谓需求主导就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瞄准地方经济社会和改革发展中的难点、重点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决策咨询建议,以实现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实际上,地方高校智库建设也为地方大学服务社会搭建了一个平台。因为就一般情况而言,地方高校的理论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与全国重点大学是缺乏可比性的,但是就面向地方政府的应用研究而言,地方大学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独特的研究对象从而使得其研究成果具有独创性。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都要求我们的研究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完全可以说,地方高校智库建设为地方高校的学术研究转化为生产力找到了转化点。当然,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是不可分割的。理论研究为应用研究提供学理支撑,而应用研究则是理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在地方高校智库建设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以理论研究为基础,以应用研究为导向,坚持学术研究为应用研究服务的基本理念,不断提升地方高校智库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

 

3  让人才找到发力点:正确处理人才培养和人才使用的关系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优秀的智库需要优秀的人才,优秀的智库造就优秀的人才。邓小平说:“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地方高校智库建设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决定地方高校智库建设水平高低和地方高校智库对政府决策影响力、参与度的最根本因素还是人才。地方高校智库建设要把吸引和使用人才作为智库建设的首要任务,把人才作为智库建设的根本。要能够吸引和使用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扎实,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能够开展跨学科研究,具有与地方政府沟通能力的优秀人才。同时,还要善于利用智库,把地方高校智库建设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手段。实践证明,智库建设为高层次人才施展聪明才智构建平台,实现了高层次人才的软着陆。地方高校也要善于借助智库平台,在地方高校智库建设的过程中必须突出人才培养和人才使用的理念,让人才在实践中找到施展聪明才智的发力点。在实践中,发现自身局限与不足;在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中,得到升华和提升。

 

国内一些重点高校智库建设的成功实践也证明,智库使高层次人才找到了学术发力点。不少高层次人才“离开”高校之后,都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难以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但是,借助智库这个人才交流的平台,研究者们很快找到了转机。譬如,某地方高校的一位法学博士在到基层法院任职之后就遇到了“真问题”:现在网购很热,但是在网购的过程中出现了质量问题怎么办?如果求助法律,被告是谁?是生产厂家,还是网络销售商?本来以为满腹经纶的法学博士也一时语塞,不知从何下手。如果不是深入基层实践,单靠文献性的学术研究就很难遇到这类“真问题”。由于智库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政府和企业,研究者们还可以在与政府、企业的交流和合作中获得政府、企业的研究基金,高校智库作为接地气的平台,让研究者们获得了研究的物质条件和实践基地。美国智库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政府和智库之间建立了人员互换的“旋转门制度”;把智库专家送到政府、企业等用人部门任职,让专家更了解实际,更“接地气”;同时吸引政府和企业中的一流人才加盟智库研究,推动协同创新。地方高校要积极借鉴国内外智库人才流动的成功经验,建立高校智库和地方政府、企业人才交流机制,畅通流通渠道,鼓励高校人才到企业、政府任职,吸引企业、政府中的一流人才加入高校智库。让学者们在实践中找到发力点,让政府和企业管理者在高校智库中得到理论提升,形成政府、企业和地方高校之间人才相互交叉流动的格局,这对高校和政府、企业来讲都是一个双赢或者多赢的结果。

 

4  让发展找到生长点:正确处理立足地方与面向全局的关系

 

地方高校智库建设的基本定位是立足地方这无疑是正确。所谓立足地方就是要立足于本校的人才和学科优势,立足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服务于地方政府的决策。但是,立足于地方并不意味着降低要求,立足地方并不意味着低水平。相反,越是立足地方越要面向全局。所谓面向全局就是地方高校智库建设要树立开放意识,推动协同创新。胡锦涛指出:“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挥思想库的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因为,只有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才能学习和借鉴先进智库的建设经验,努力形成有影响的自身品牌。品牌是高校智库的核心竞争力,越是立足于地方越要有品牌意识,精心打造自己的“拳头产品”,并且利用多种手段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地方高校智库在立足地方的同时要面向全局,实施“走出去”和“请进来”战略,在对外开放中不断提高自己。首先,地方高校智库建设要坚持走协同创新的道路,积极开展与国内著名智库的合作,善于借助外力,共同开展课题研究,形成国际国内研究的交流网络。地方高校智库要善于利用多种形式开展与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和重点高校智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采取与知名智库联合开展课题研究的形式提高自身研究水平,采取选派优秀人才到国内外著名智库学习与交流的形式提升人才素质。其次,地方高校智库要善于宣传自己,提升自身影响力。智库的生命力取决于智库的影响力,智库的影响力取决于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宣传推广力度。高校智库要善于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向政府和社会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成果的实践成效,以自身的品牌树立自身的形象,让学术走出书斋,走向实践,转化为促进科学发展的知识力量。总之,地方高校智库要善于在对外开放中学习先进经验,在对外交流中完善自己,在相互比较中找到自身生长点。

 

智库的建设和发展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体现,是党和政府从善如流的良好思想和工作作风的表现。中国特色智库建设既是对国外经验和方法的积极借鉴,又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上书劝谏”、“匡扶时政”的社会责任感。地方高校作为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的组成部分,只要定位准确,扬长避短,积极作为,就一定能够为地方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发挥应有的作用,使智库建设成为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的新标志。

 


   
高校信息公开在中国:历史溯源、文本解读与制度展望

摘要20074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7条规定的直接催生和有力推动下,教育部于20104月发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文章尝试从历史的视角对我国高校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对《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的文本内容进行解读,并从领导体制、公开范围、公开程序、保障与救济等方面对我国高校信息公开制度的未来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高校信息公开,校务公开

 

20074月,在我国行政法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在《条例》第37条规定的直接催生和有力推动下,教育部于20104月发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此,高校信息公开制度在我国正式建立。对于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制度,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该制度的渊源在哪里,又是如何发展与演变?《办法》的内容存在哪些问题?未来又应如何完善?

 

一、高校信息公开的历史溯源

 

我国高校信息公开制度的历史源头在校务公开制度。尽管高校信息公开制度和校务公开制度在公开主体、公开对象、公开目的、公开范围和公开形式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但是高校信息公开制度毕竟脱胎于校务公开制度,两者存在历史渊源关系,因此在梳理高校信息公开制度历史时,无法绕开校务公开制度的历史追溯。

 

从我国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历史发展来看,校务公开是整个信息公开制度中起步较早、力度较大的一个领域。19993月,全国教育工会发布《关于推进校务公开工作的意见》,这是我国最早规范校务公开的政策文件,也是我国校务公开的制度起源;199912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教育法制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建立校务公开制度;20022月,教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关于全面推进校务公开工作的意见》,这是我国最完整、影响力最大的校务公开制度规范;20037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全面实行校务公开制度;200411月,教育部办公厅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印发《全国校务公开工作汇报交流会会议纪要》;20053月,教育部发布《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阳光工程的通知》;在《条例》颁布后,20076月全国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对包括教育单位在内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制度进行专门部署;200712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教育系统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准备工作的通知》,指出学校信息公开是校务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在认真总结校务公开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推进学校信息工作顺利进行;20094月,教育部拟定专门调整高校信息公开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并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20104月,教育部正式发布《办法》。

 

二、《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的文本解读

 

尽管《办法》是国家部委层面较早启动并对外正式公布的调整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部门规章,但是《办法》在与上位法的协调性、制度内容的完善性和条款的可操作性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高校信息公开的领导体制

 

1.高校信息公开外部体制不顺畅

 

就公立高校的隶属关系而言,我国高校一般有三种类型:一是教育部直属高校,二是其他中央部门直属高校,三是地方直属高校。《办法》第3条明确了教育部和省级教育部门在高校信息公开工作中的职责权限,但是没有考虑其他中央部门直属高校的领导体制,也没有规定其他中央部门在高校信息公开中的具体职责。如果将该条款完全适用于其他中央部门直属高校,一方面会与这些高校的外部领导体制不相协调,导致对这些高校人事、财务等重大事项拥有决定权的中央部门却无相应的信息公开职责;另一方面,也会导致这些高校的某些信息公开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比如:北京理工大学直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存在一些涉及国家秘密的科研信息,这些科研信息的公开工作交由普通的教育部门来主管可能并非合理。

 

2.高校信息公开内部体制不合理

 

《办法》第11条确立了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的校长领导制,并规定校长(学校)办公室是负责信息公开日常事务的机构。但是,这种高校信息公开内部体制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将导致高校信息范围的无形缩小,进而实质限制信息公开范围。根据《高等教育法》第41条规定,高校校长全面负责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因此,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的校长领导制将导致校长无法领导组织部门、宣传部门、纪委部门等党务部门所记录、保存的信息公开工作。二是不利于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的全面、统一开展。虽然目前很多高校实行校长办公室和党委办公室合署办公体制,校长(学校)办公室既可汇总教学、科研、行政方面的信息,也可汇总党务方面的信息,但是“校长领导制+校长办公室”的信息公开内部体制依然无法直接解决党务部门所记录、保存信息的公开问题,也无法解决党务部门与行政部门联合记录、保存信息的公开问题。同时,由于目前高校信息公开不包括党务信息,那么党务信息公开工作仍需依赖原有的校务公开制度,于是,这就人为造成了校务公开制度和高校信息公开制度并存的尴尬局面。

 

(二)高校信息公开的范围

 

1.公开范围立法技术粗糙

 

综合《办法》第4条第2款、第7条和第10条等规定,《办法》采取的是“列举肯定+列举否定+概括否定”的混合模式立法技术,具体而言就是,《办法》在第7条列举了需要主动公开的信息,在第10条列举了四种不予公开的情形,同时又在“总则”第4条第2款概括性地规定“高等学校公开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和学校安全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两稳定”条款)。承继于《条例》的这种立法技术其实存在着很大问题:首先,《办法》没有明确高校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是以公开为原则还是以不公开为原则。虽然《办法》建立了高校信息主动公开制度,也规定了申请人还可依据自身学习、科研等需要申请获取信息,但是综合第10条所规定的信息公开除外情形和不予公开的兜底条款、第4条第2款所规定的“三安全两稳定”条款以及第27条所规定的法律责任条款,通过对这些条文的整体解释,《办法》其实在实质层面上承认“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例外”。其次,这种混合模式立法技术也容易导致肯定列举的不周延、否定列举的不确定和否定概括的一般性,《办法》的可操作性较差,也容易侵害学生、教职工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及其他合法权益。

 

2.不予公开范围制度的非公正

 

在不予公开范围方面,与《条例》第14条相比,《办法》在第10条所列举的四种不予公开情形中增加了“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学校规定的不予公开的其他信息”这一兜底条款。《条例》确立的是“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三安全一稳定’”模式,《办法》所确立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兜底条款+‘三安全两稳定’”模式更具有合理性,它至少为相关规范去进一步界定除外情形的具体内容提供了制度空间,而不像《条例》那样,除了三种除外情形外,只能依赖于抽象的“三安全一稳定”条款。但是《办法》规定学校可以自主规定不予公开信息范围的做法,值得商榷。

 

高校是从事学生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主体,理应享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高校一般也通过自己制定的学校规定行使自主权。但是,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并非无限,它所制定的学校规定不能违背上位法的精神与原则。学校可以自主规定不予公开信息范围的做法,这首先违背了“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自然正义原则。特别是在我国高校日益行政化、高校规定缺乏有效审查机制的语境下,由高校自主决定自己信息是否公开极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应该看到,官员总是有着保密的强烈欲望,我们要想克服信息保密带来的诸多政治的和经济的消极影响,那么在公共行政的制度设计中,就必须牢记以下精髓:我们的信息公开范围决不能被政府官员的主观意愿所局限,而是要超出这个范围,将其尽可能的拓宽。”处于大行政化系统内的高校工作人员也是保密行政的积极捍卫者。其次,由高校自主决定自己信息是否公开的做法,将使确定高校信息公开范围的标准更加模糊化,无法为高校信息公开除外情形提供合理边界和清晰的法律标准,由此所可能导致的高校信息公开自主权滥用,会侵蚀和架空《办法》第1条所规定的立法目的。

 

(三)高校信息公开的方式和程序

 

1.主动公开形式要求的不明确

 

根据《办法》第17条第1款的规定,属于主动公开的信息,高校应该自该信息制作完成或者获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或者变更。这是关于高校信息主动公开及时性要求的条款。但是,《办法》在主动公开形式要求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它没有对主动公开的客观性、完整性、统一性、可读性等进行规定,这会实质影响高校信息公开的有效性。高校信息的客观性是指高校所公开的信息应是客观和真实的。客观性是高校信息的本质特征,它要求信息不能是主观臆造的,非客观真实的信息也就无所谓后续的信息公开。高校信息的完整性是指高校应该全面、完整地公开属于公开范围的信息。非因法定事由而部分地公开高校信息,并不符合高校信息公开的完整性要求。高校信息的统一性是指高校应该建立统一、协调的信息发布机制,各部门间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学校层面和院系层面对于同一事项的信息发布也应该统一。高校信息的可读性是指公开的高校信息应该通俗易懂、简单明了,能够被普通公众所实质接收。对于一些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的高校信息而言,可读性要求就显得尤为必要。

 

2.依申请公开条件的苛刻和形式的违法

 

《办法》第9条规定了依申请公开条件,具体包括“自身学习、科研、工作等特殊需要”,它与《条例》第13条所规定的“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并不一致。《条例》中的“生产、生活”是一个更为抽象、范围更广的概念,它除了《办法》中的“学习”和“工作”以外,还可能会包括社会实践、校友联系等内容。同时,《办法》第19条关于申请公开信息需出示身份证件或相关证明文件的规定也与《条例》第25条第1款不一致。《条例》第25条第1款规定,申请人申请公开税费缴纳、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与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时才需要出示身份证件或相关证明文件。《条例》所列举的税费缴纳、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事项都是与申请人自身直接相关的事项,因此,可以推定,只有申请公开与申请人“自身直接相关”的政府信息时,才需要出示身份证件或相关证明文件。而《办法》第19条则包括了与自身直接相关、与自身间接相关、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等不同情形,无疑扩大了需要出示相关身份证或证明文件的适用范围,这与《条例》的精神并不符合。

 

另外,《办法》第9条规定,依申请公开的形式只有一种形式,即书面形式(包括数据电文形式);而《条例》第20条第1款则规定,依申请公开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包括数据电文形式)和口头形式。因此,《办法》第9条直接、明显地违反了《条例》第20条第1款。

 

(四)高校信息公开的监督与救济

 

1.高校信息公开评议独立性、专业化的不足

 

《办法》第25条是关于高校信息公开评议制度的条款,它规定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聘请相关人员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高校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社会评议,并定期公布评议结果。本条款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社会评议机构独立性的不足。虽然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是社会评议的组织者,并非实际的评议机构,评议机构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等组成,但是,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作为社会评议的组织者,作为与高校有着密切利益联系的主体,它可以挑选有利于高校利益的评议机构成员,进而影响了评议机构的独立性。此外,由教育行政部门来组织聘请高校信息公开评议人员也不符合国际惯例。第二,社会评议专业化的缺失。有效的高校信息公开评议依赖于一套科学、合理的评议指标体系,《办法》没有明确评议指标体系的一般原则和具体内容,教育行政部门也缺乏设计评议指标体系的专业能力或者委托相关机构设计评议指标体系的动力,因此,高校信息公开社会评议的科学性、专业性难以保证。

 

2.高校信息公开法律救济体系的残缺

 

《办法》第26条规定了高校信息公开举报制度,勉强算是法律救济条款。与《办法(意见稿)》相比,正式发布的《办法》删去了诉讼和申诉等救济途径,仅仅规定了举报制度。就法理而言,举报仅仅是提供违法线索的一种形式,严格说来,并非一种权利救济途径。举报缺乏程序化的制度运作,其处理结果也没有正式的法律效力,难以为相对人提供有效、正当的权利救济。

 

首先,《办法》第26条与《条例》的精神并不符合。《条例》第33条第2款规定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途径,同时第37条规定公共企事业单位参照条例执行,而高校作为教育类公共企事业单位,与行政机关一样都是享有一定公共权力的公共组织,如果高校行使公共权力损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也应该为其提供便捷、公正的法律救济途径。而且,参照的基本含义是参考依照,如果《办法》对相关内容没有涉及或者没有作出排除规定时,原则上也应该参照适用《条例》相关条款。“《办法》没有对高等学校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救济作出规定,但并不意味着高等学校信息公开行为可以排除司法审查。”

 

其次,《办法》第26条与《教师法》的相关规定也不符合。《教师法》第39条规定:“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根据此条款,只要教师认为高校可能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就有申诉权利。高校的职称评定标准、评定程序和评定结果等信息都属于与教师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如果高校无正当理由不公开相应信息而侵害教师合法权益的,也应该给予其申诉权利。《办法》没有规定申诉途径,也与《教师法》第39条不符。

 

三、高校信息公开的制度展望

 

在我国,高校信息公开制度还是一个实施不过只有四年的制度,缺乏相关实务经验的积累,也缺少丰富理论成果的支撑。基于教育工作的公共性、社会性和战略性,特别是在当前《办法》还存在诸多问题的背景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高校信息公开制度就成为具有现实紧迫性的重要任务。

 

(一)推进高校信息公开的组织保障

 

健全的组织机构是一项工作得以正常开展的基础,顺畅的领导体制是一项工作得以顺利推进的关键。在中国语境下,领导体制的完善特别是领导的重视对于一项制度的执行更是具有决定意义。“公共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公开是一项政策性、业务性很强,涉及面很广的工作,需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通力合作,保证信息公开工作的顺利开展。”就高校信息公开而言,我们也需要在高校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去推进领导体制完善和组织保障。

 

在高校外部领导体制方面,考虑到教育部以外中央部门直属高校的特殊情形,在明确教育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高校信息公开具体职能的同时,应一并规定有关中央部门对其直属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监督职责,从而理顺这些中央部门与其直属高校之间在信息公开方面的领导体制,更好推进高校信息公开的组织保障。此外,为防止教育部与有关中央部门在这些中央部门直属高校信息公开工作方面的权力推诿或争夺,应当建立教育部与这些部门的高校信息公开协调机制,以更好服务于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在高校内部领导体制方面,为了扩展高校信息公开范围、保障相对人知情权、整合高校校务公开制度,可以考虑建立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的党委领导体制,建立学校党委领导的行政、纪检、工会、党务等部门参加的高校信息公开领导机构,整合行政信息和党群信息的公开,更好地推进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向纵深发展。

 

(二)突破高校信息公开的范围瓶颈

 

改变《办法》的信息公开立法技术,在明确规定“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这一高校信息推定公开原则的基础上,采取“概括肯定十列举否定”立法技术。在原则性、概括性地规定个人和组织可以根据自身需要申请高校信息时,再通过具体的列举事项来规定公开的除外情形,从而清晰、明确地厘清高校信息公开与不公开的范围与界限,最大限度地保障学生、教师和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进一步完善高校信息不予公开范围制度,明确和细化不予公开的事项种类和类别,限制不予公开条款的弹性与自由裁量空间,取消学校自主确定不予公开范围的权力,从而有效界定高校信息不予公开范围,保证制度的公正实施。

 

(三)优化高校信息公开的方式和程序

 

《条例》作为上位法的行政法规,《办法》作为下位法的部门规章,《办法》不能与《条例》相抵触是《立法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要改变目前《办法》在依申请公开条件、依申请公开形式等方面直接违反《条例》的做法,适度放宽依申请公开的条件,允许以口头形式提出公开申请,不断发展和完善高校信息公开的方式与程序,更好地保障个人和组织的知情权。

 

与依申请公开相比,主动公开具有受众范围广、公开信息量大、公开成本低廉等优点,特别是在中国语境下,由于公民权利意识较弱、普遍存在搭便车心理、缺乏有效的依申请公开救济途径等因素,主动公开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而明确主动公开的形式要求又是推动主动公开制度完善的关键。现行《办法》只规定主动公开的及时性要求,还需要增加有关主动公开的客观性、完整性、统一性、可读性、便民性等要求,特别是要细化可读性的标准,并相应增加图表、表格等多元化、通俗性的信息内容,保障高校信息主动公开制度的有效与真实。

 

(四)保证高校信息公开的基础供给

 

校长(学校)办公室在信息公开工作方面的八项职责都需要人员和经费的支撑和保障。是否有充足的工作人员和工作经费是高校信息公开工作能否持续健康推进的重要条件。为做好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应规定高校配备专职工作人员。专职人员列入学校事业编制,其编制人数可由学校根据实际的信息公开工作任务确定。

 

增强《办法》第28条经费保障条款的可操作性和执行性。规定高校信息公开经费在高校财务收支中的具体科目、经费的提取比例或数额、经费的监督使用管理以及违反经费保障条款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内容。

 

(五)建构高校信息公开多元救济体系

 

进一步完善高校信息公开年报制度。为了加强高校师生和社会公众对高校信息公开工作的监督,应当规定高校在某个时间向社会公开年报。同时,《办法》应规定年报的必备内容,以此来引导高校信息公开工作及年报制度的有效推进,进一步强化社会对高校的监督。

 

健全完善高校信息公开评议制度。首先,要保障评议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有效隔离评议机构与高校以及教育部门的利益关联;其次,要完善评议程序,加强评议活动的公开、透明及公众参与;最后,要加强相关部门对评议机构和评议活动的监督管理,解决“谁来评议和监督评议者”的问题,真正保证评议活动的公正与合理。

 

建立健全多元化的高校信息公开权利救济体系。要建构包含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制度在内的权利救济体系,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保障高校信息公开监督救济体制的良性运行。要确立高校信息公开领域内争议的司法最终解决原则。信息公开也是高校行使的公共权力,如果高校行使信息公开的权力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应当允许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符合“司法最终解决”的法治原则。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兼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 马怀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 林华)

 

中国大学M00C实践现状及共有问题——来自中国大学M00C实践报告

摘要:中国大学MOOC实践现状如何?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在2014年北京召开的中国大学MOOC发展论坛上的报告,基本展现了中国大学MOOC实践现状:中国大学MOOC发展已经从学习借鉴阶段进入到了建设实践阶段,呈现出以自主推进为主、合作共享等特点。中国大学MOOC实践目前存在的共有问题:一是如何推进教育民主化;二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如何增强学习体验和提高结业率;四是如何实现学习成果认证。怎样看待MOOC在中国大学的实践?MOOC作为“舶来物”,在中国的实践需要探索符合本土化特色的实践路径: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从课程开放到大学开放,从开放教育资源平台到构建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

 

关键词MOOC,中国大学,实践现状,共有问题,发展展望,实践报告

 

201461920日,以“开启MOOC学习新时代”为主题的中国大学MOOC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发布了他们的大学MOOC实践报告,展现了当前中国大学MOOC实践发展的现状。从建设MOOC的实践与思考来看,目前中国大学对MOOC建设基本上已经形成五点共识:一是要建设中国的MOOC平台,无论从意识形态、价值取向,还是从加盟国外MOOC平台的费用和成本来看,这都是必然选择;二是认为MOOC不同于开放教育资源(OER)和视频公开课,它有教学过程和教学参与;三是认可翻转课堂、O2O的混合学习模式;四是要加强教师培训,尤其是针对非计算机专业的教师,要加强对其进行在线课程资源建设、教学组织实施等方面的培训;五是要加强课程建设与运行的成本控制,尽量利用常规条件和服务来建设MOOC,这也是高校自主推进MOOC的必然选择。

 

聚焦中国大学MOOC发展与实践,从国际视角和本土诉求探讨中国大学MOOC实践现状以及实践中凸显出来并亟待深入研究和解决的共有问题,以期促进中国大学MOOC建设。

 

一、中国大学MOOC发展与实践现状

 

1.中国大学网络课程建设历程

 

可以说,中国大学MOOC发展建设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这是基于十多年来我国的政策环境和各类网络课程资源建设工程项目的实践经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2000年教育部高教司启动了面向试点高校的“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目标是用大约两年时间,建设200门左右的基础性网络课程、案例库和试题库,为现代远程教育提供所需的网络学习资源。截至2004年,通过验收的项目有299个,其中多门网络课程已经在网络教育学院广泛使用。(22003年教育部启动“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程”,面向全国所有本科院校、高职高专、网络教育学院、军队(含武警)院校,从20032010年连续8年开展精品课程申报与评审,目前共评审出国家精品课程3800多门,并且带动建设了数万门省级和校级精品课程。(32010年以来,随着耶鲁大学等20多所国外名校的视频公开课在网上流行,网易等知名网站为其开辟了专门的课程频道。为应对国际趋势,加强优质教育资源的开放与共享,教育部于2011年启动“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工程”,包括精品视频公开课与精品资源共享课,后者以原国家精品课程为基础进行升级改造。从20112013年共有200多所知名高校参与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共计有120多门课程向社会免费开放。(教育部办公厅,2014

 

2012MOOC“数字海啸”席卷全球,中国大学自2013年初开始加入到MOOC建设实践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4所大学加盟edX。(edX2014)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立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6所大学加盟CourseraCoursera2014)其中北京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同时加盟了edXCoursera20146月,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与Future Learn在伦敦就MOOC建设签署合作备忘录,将在该平台开设优质课程。(董川峰等,2014)加盟合作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引进国外的MOOC,二是推出中国本土的MOOC。在课程引进方面,清华大学“学堂在线”与edX签署合作协议,获得edX课程在大陆地区的唯一授权,目前“学堂在线”共有120多门由edX联盟高校提供的MOOC。在课程开设方面,目前8所加盟高校一共在国外MOOC平台上开设有50多门课程,涉及计算机、社会、历史、医学、文学、民俗、艺术、经济、法学、建筑、电子电路、传播、地理、数理化和烹饪等多个专业门类。从学科大类来看,文科和理科课程居多,工科课程较少。

 

2.六所中国大学MOOC实践现状

 

中国大学MOOC发展已经从学习借鉴阶段进入到建设实践阶段,在机构设置、教师队伍培训、平台建设、课程建设、教学应用与大数据分析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以下主要从理念、进展和特色三个方面对清华大学等中国大陆的六所大学的MOOC建设情况进行概述。

 

1)清华大学MOOC实践

 

清华大学建设MOOC的愿景是通过融通先进教学理念、集成前沿信息科技、汇聚优质教学资源,打造全球首屈一指的中文MOOC平台,全面服务于中国教育。

 

清华大学于20135月加盟edX6月组建团队并启动基于edX开放源代码的中文平台研发工作,在多视频源、关键词检索、可视化公式编辑、编程作业自动评分、用户行为分析等方面进行了改造,10月“学堂在线”正式对外发布,同时开放了第一批五门课程,(网易科技报道,2013)同年又开展了首批小规模私有在线课程(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SPOC)的试点。20144月教育部在清华大学设立了“在线教育研究中心”。目前“学堂在线”汇聚了清华大学自建的30门课程和北京大学、edX联盟高校的140多门课程,(学堂在线,2014)此外,学堂在线MOOC平台正在帮助国内的其他高校和中学推广MOOCSPOC模式。(徐葳等,2014

 

清华大学是我国首个推出MOOC平台的大学,虽然使用的是edX开源平台,但在edX平台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改造。清华大学十分重视用户的行为数据分析,学校改建的MOOC平台数据显示,学习者年龄主要分布在2030岁之间,随年龄增加学习者人数呈递减趋势;学习者主要分布在沿海中心城市;学历层次分布由多到少依次是本科、硕士、大专、高中;有效学习者(获得证书的和学习过程中表现比较活跃的)平均占比为9.76%,与国际上MOOC课程完成率“不到10%”的比例相近。(孙茂松,2014

 

2)北京大学MOOC实践

 

北京大学发展MOOC的主要目的: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辐射优质教育资源,强调社会责任与贡献;促进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北京大学于20133月启动“北大网络开放课程”建设项目,确立在5年内开设100门课程的目标,并先后与edXCoursera签署合作协议。目前北京大学在edXCoursera和“学堂在线”三个平台上共推出了15门课程。(刘增辉,2014)北京大学还在Coursera平台上建设了学校私有平台,面向北京大学校内师生开放,平台中不仅有北京大学在edXCoursera上开设的所有MOOC,还有北京大学教师面向校内部分全日制学生开设的SPOC

 

在特色方面,北京大学为开设MOOC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服务,包括开课培训、经费、设备环境、教学设计和课件制作等。北京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在MOOC建设中担任了重要角色,尤其体现在“加强MOOC相关教育技术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教学设计、视频课件制作、平台操作、教学方法等,预期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完成对500位教师的培训。(何山,2014

 

3)上海交通大学MOOC实践

 

上海交通大学MOOC发展战略目标是建设优质MOOC,推进020混合式教学,形成“MOOCinside”课程教学新模式;打造“好大学在线”,为海内外大学提供优质MOOC教学平台;建立大学MOOC共享机制,促进大学间优质课程共享和修课学分转换。

 

上海交通大学于2013年初成立了“慕课推进办公室”,同年7月举行“在线教育发展国际论坛”,并与Coursera建立合作伙伴关系。20144月,上海交通大学自主研发的“好大学在线”平台正式对外发布。该平台与百度合作加强技术支持,目前汇聚了上海交通大学自建的30门课程和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新竹交通大学的4门课程。近期上海交通大学还成立了“慕课研究院”,并于20146月召开首次“跨校慕课教师研讨会”。(陈博君,2014

 

上海交通大学MOOC实践的突出特色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有推进优质教育资源,从网络课程、视频课程、视频共享课到“南洋学堂”的“微课程”等开放共享的实践基础。(人民网—教育频道,2013)二是开发的MOOC主要面向在校学生(还尚未对社会开放),探索与西南片区高校之间基于MOOC的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和学分互认。这与上海西南片区高校联合办学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上海市西南片区高校联合办学机构成立于19948月,20多年来成员高校之间的跨校修读、“跨校第二专业”深受学生欢迎。基于MOOC改进的教学模式,允许学生在本校进行在线学习,然后到开设MOOC的学校参加翻转课堂学习,并参加考试,以此来推进020混合式教育。(黄震,2014

 

4)复旦大学MOOC实践

 

复旦大学对于MOOC的定位,一方面是把复旦的课程推向社会,承担起大学服务社会的应有责任;另一方面是希冀引领校内的教学改革,使在线教学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同时将MOOC建设纳入常规的教学体系。(刘时玉,2014

 

20137月,复旦大学与Coursera签订合作意向书,复旦大学负责向Coursera提供优质的课程内容,Coursera负责培训复旦的教师。复旦大学依托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校园信息化办公室等,成立了“复旦在线课程建设与研究小组”,加强复旦大学课程的整体规划和教学研究等。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还以“教学研究和教改激励项目”为抓手,设立“MOOC课程建设实践”项目,汇集一大批优秀教师边讨论、边学习、边实践、边研究。20144月,复旦大学首门课程——《大数据与信息传播》正式在Coursera上线,预计9月份,还将有68门课程上线。复旦大学还加入了U21国际大学联盟的MOOC计划,将推出英文MOOC

 

复旦大学推进MOOC的主要特色是务实,以服务于学校的教学改革和研究。复旦大学提出“iMOOCs”的概念(“i”是指internal),意指有内在需求和内在动力的MOOCiMOOCs以学生为中心,聚焦于课程内容、学习成效、混合式教学改革和课程背后大数据的教学研究等,而不是聚焦于技术或做大学不擅长的市场与平台。(刘时玉,2014

 

5)南开大学MOOC实践

 

南开大学积极发展MOOC主要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利用MOOC平台建立学习社区,构建学习型社会;二是通过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彰显高校的社会责任;三是提高学校的国际影响力。目前南开大学正在和国际知名的MOOC平台运营商进行沟通和联系,有望年内达成协议并加入该平台,与国际众多顶尖大学一起在网上提供免费网络课程。(北方网,2014

 

南开大学在加盟MOOC平台的实践中,依托远程教育学院,紧紧围绕提升教育质量的目的,重点开展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课程本身的建设;二是在学习过程中如何优化资源;三是建立一个功能强大的学习支撑系统。(搜狐教育,2014)南开大学的MOOC以自身的优势学科为主,如环境科学等。南开大学目前已有30多门精品资源共享课和公开课面向社会和公众免费开放,这些课程建设的经验为南开大学加盟MOOC平台奠定了基础。

 

6)深圳大学UOOC实践

 

深圳大学于201312月在深圳举办的全国地方高校MOOC发展研讨会上,提出关于组建UOOCUniversity Open Online Course)联盟的倡议,得到28所地方高校代表的响应和支持。20145月,深圳大学牵头推进全国地方高校UOOC联盟成立,共有56所高校加盟,分布于全国40个城市,广东省有18所高校加盟,目前在建课程有10门。(李清泉,2014

 

作为地方高校,深圳大学的MOOC建设在初衷、推动方式和运营方式等方面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有所不同。总体上体现出四个特点:一是以地方高校联盟的形式推动,设有理事会、秘书处、课程管理委员会、运行中心和课程中心等。二是以在校生学历教育为主,联盟高校共同开展MOOC建设,基于统一的UOOC平台推进课程共享和学分互认,在此基础上逐步为公众提供课程学习服务。三是课程来源多样化,课程不仅仅来源于联盟高校,还可以通过社会名人、企业导师、行业精英及其他方式引进特色课程等。四是运营方式市场化,UOOC计划设置专业的运营公司协助运营,培育一批MOOC专业制作公司,吸引社会各界投入,同时进行课程认证,探索良性成长的商业模式。

 

UOOC建设目前也面临诸多问题,包括优秀教育资源(课程和师资)少,地方高校贡献意愿小,众多高校组织协调难度大,以及资金投入压力大等。

 

3.中国大学MOOC实践的特点

 

从上述六所大学的MOOC实践来看,目前MOOC实践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

 

一是认识理念,重视基于MOOC的教育教学改革和履行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责。各大学将发展MOOC作为学校的“重大发展战略”,加快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开发与共享,以更好地服务于学习型社会和人力资源强国建设。

 

二是推进模式,由过去的以政府主导为主,逐步转向以高校自主推进为主、以政府支持和引导为辅。已有的“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2000年)、国家精品课程建设(2007年)和精品视频公开课与精品资源共享课(2011年),都是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和推动的,而当前大学MOOC建设主要是以高校自主推进为主。正缘于此,大学都十分关注MOOC建设成本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目前各大学MOOC实践发展很不平衡。

 

三是组织实施,强调学习与借鉴,加强队伍建设和开展相关研究。许多大学加盟国外知名MOOC平台,引进国外MOOC,借鉴、改造并推出自己的MOOC。大学重视加强团队建设,开展有关研究,以期科学推进MOOC发展。如清华大学成立了“在线教育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慕课推进办公室”和“慕课研究院”,北京大学、深圳大学则主要依托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信息中心等开展工作。

 

四是合作共享,包括大学之间、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共享。大学之间的合作共享除地方高校UOOC联盟外,还有20125月组建的“上海课程共享中心”,20134月组建的“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等;学堂在线和好大学在线也引入了国内其他高校的优质课程。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主要有“好大学在线”与百度加强技术合作,UOOC与企业合作开发MOOC系统,“网易云课堂”与爱课程网合作推出“中国大学MOOC”,目前已经汇聚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16所高校的60多门优质课程。(网易云课堂,2014

 

二、中国大学MOOC实践共有问题

 

怎样看待中国大学的MOOC实践呢?

 

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大学MOOC发展与国际MOOC发展有相同的教育理念和发展方向。其一,在教育理念上,MOOC与早期传统大学的函授教育、开放大学的远程开放教育,以及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开放教育资源运动(OER)是一脉相承的,是对开放教育理念的继承和发扬,是要让人人都能享有优质教育资源,它的本质是教育的开放。其二,在发展方向上,MOOC借鉴可汗学院的“微课程”建设经验,简化改良了传统网络课程的结构,充分利用成熟的网络社交媒体,深化了技术(尤其是互联网)与教育的融合,从单一的开放教育资源发展成为有教学过程、有结业证书、有更好学习体验的开放网络课程。正如北京大学网络开放课程建设工作组组长李晓明教授所评价的,“MOOC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技术的交响,是一种集成创新。”(刘增辉,2014)因此,MOOC是开放教育与互联网进一步结合的产物,代表了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重要方向。

 

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国大学MOOC实践面临国际共有问题和本土特有问题。一方面,“MOOC意义重大但算不上‘革命”’,自身仍处于初级阶段,尚有很多不足,(汪瑞林,2014)例如MOOC存在高辍学率和学习成果难以得到有效认证等突出问题。另一方面,MOOC作为“泊来物”,在中国的实践必然与国外不同,如亚马逊和淘宝网、Twitter和微信,中国大学MOOC需要进一步与我国现有的社会及教育背景相结合,探索符合本土特色的MOOC实践路径。

 

因此,有必要从国际视角和本土诉求两个层面深入辨析中国大学MOOC实践的核心内容和共有问题,探索未来发展的方向。从当前国际、国内发展现状来看,中国大学MOOC发展与实践的共有问题可以集中从实践目的、商业模式、教学模式、教育教学制度四个方面进行探讨,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中国大学在MOOC热潮中探寻应对策略。

 

1.实践目的:如何推进教育民主化

 

从大学MOOC实践现状来看,中国大学发展MOOC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促进大学自身的教学改革创新、提高教学质量;二是承担服务社会的使命与职责。两者分别服务于在校生和社会大众,这也是大学的两个主要职能。从具体实践来看,中国大学MOOC现阶段主要服务于在校生,提供翻转课堂教学服务、跨校选课学习服务等,重在校内自身的教学改革创新,如探索“MOOC inside”教学模式。目前对社会的需求关注不够,还未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中国大学MOOC发展在推进教育民主化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今后在发展中需要解决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固有理念、模式、机制的制约。自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大学对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和社会阶层的限制逐渐被打破,在性质功能上,大学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发展到文化传承;在办学形态上,从小型大学、中型大学,到后来的巨型大学,一直在发展,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教育机会。但实际上,受传统的教学理念、功能定位、办学模式、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等诸多方面制约,大学向社会开放的程度仍然有限,这也是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批秉承开放教育理念的开放大学、虚拟大学等远程开放教育机构的主要原因。

 

二是推进的动力不足。从社会责任来看,中国大学有责任和义务去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开放,更应当向全社会免费开放。但目前大学MOOC发展在推进社会的教育民主化方面缺乏动力。从学校发展来看,中国大学总体来说仍然属于精英教育,在生存方面的压力较小,面向在校生提供教育服务足够维持正常运转,而面向社会大众提供教育服务、探索相应商业模式等还没有在大学MOOC建设发展规划中引起足够重视。在MOOC洪流中,地方高校联盟UOOC“抱团取暖”、开展商业模式探索,正是大学开始出现生存压力的体现。

 

三是实践尚不成熟。中国大学MOOC现状,还没有建立起社会大众教育服务(免费)和在校生教育服务(收费)之间的良性循环体系,还没有对教育开放所带来的收益给予足够重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Armando Fox教授用数据佐证,面向社会大众提供MOOC,有利于提高学校自身的教学质量。“大数据能使整个世界都来‘debug’(除错)这门课,有助于改进(高校)教师的教学。”(木子樨,2013)尤其是所谓的SPOC这门“软件课程”,可以同时在校内和MOOC平台上开课。课程在MOOC平台上向世界学习者开放,经过多轮使用、改进后,用于校内教学,而校内学生还有直接为真实客户制作软件的实践机会。换言之,MOOC可以为在校生和社会大众学习者同时提供更好的教学服务。

 

因此,无论从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还是从扩大影响力、吸引生源、提升市场竞争力的角度,中国大学都应当致力于推进教育民主化。中国大学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建设和应用MOOC,推进技术和教育的深度融合,推进大学自身理念、模式、机制的变革,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大众的学习,为更多的人提高优质的大学教育机会,促进教育公平。

 

2.商业模式: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实现资源免费开放和教育民主化是中国大学不懈追求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而这不可能完全由政府和高校来“买单”,唯有借助可持续的商业运营模式,才能支撑和维持其可持续发展。国外MOOC平台探索了多种增值服务收费模式,如有偿学习辅导服务,课程认证证书或考试付费,聚焦某一行业领域的专项或系列课程证书服务,个人职业发展收费服务(将学员与雇主相匹配、与企业合作开展员工培训),为高校有偿提供课程资源等。MOOC还逐步发展了与政府、行业或专业机构的合作服务模式,如美国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和edX合作共建了BostonX,为市民提供免费的在线大学课程。(The Free Library2013)但MOOC的商业模式尚不成熟,有些举措甚至存在争议,被认为偏离了教育开放的本质。中国大学MOOC实践在商业模式方面存在几个突出问题:

 

一是内部推进。在学校层面,难以有效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促进教师的自我变革;在联盟层面,高校更愿意享用资源而不是贡献(如UOOC)。其根本原因在于MOOC实践刚刚起步,一方面缺乏有效的竞争和激励机制,另一方面缺乏课程商业推广模式的规划或实践,参与主体看不到发展前景,难以发挥主动性。

 

二是外部合作。与企业的合作和优势互补不够,不利于市场化模式和机制的形成。在知名的MOOC平台中,既有企业运营的(如CourseraUdacity),也有高校创办、交由企业运作的(如edXFuture Learn)。对此,复旦大学主张学校推进MOOC的重心应在于促进教学改革创新,而不是大学不擅长的市场或平台。

 

三是整体环境。我国MOOC商业模式探索缺乏良好的市场基础。相比于美国,我国数字教材出版、数字资源的市场化程度远远落后。美国高校教材出版的市场化程度很高,针对同一门课程,通常有非常多的教材版本可供教师选用。(樊晓燕等,2009)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赢得竞争优势,美国高教出版界逐渐把高校教材出版发展为数字教材出版,以大幅降低教材价格、适应网络时代学习者使用习惯等。目前小到知识点、大到课程,都对应有多种版本的学习材料和测试资源,同时还通过教师数字平台为教师提供一站式服务。“以往教师需要设计自己的课程内容,而现在教材趋向多元化,数字平台能够提供多种教材内容供教师选取。”(潘雅,2014)因此,美国高校数字教材市场为大学教师开设MOOC提供了良好的支撑。

 

CourseraUdacityedX三大平台的运作经验来看,MOOC不以收取学费为主要经费来源,而是通过多样化的渠道来实现营利,其中通过增值服务收费或在点击流量基础上的广告收费是未来发展方向。如Coursera目前开展了8种商业推广模式:认证、有把握的评估、员工招聘、雇主或者大学筛选、人工指导或作业批改、企业培训、公司赞助课程、学费,(姚媛等,2013)其中7项都是增值服务收费。加盟费用也是一项营利来源,香港科技大学加盟edX,开设一门课程需要向edX交付约20多万美金(这个价格还在持续上涨),开课后收益按比例分成。

 

可见,商业模式探索与平台自身建设运营、与课程及其教学模式等密切相关。知名MOOC平台由于拥有优质的课程资源和学习服务,吸引了大规模的用户群,形成品牌效应,建立了良好的营收基础,如在选择加盟高校时可以自由设置和提升准入门槛。

 

3.教学模式:如何增强学习体验和提高结业率

 

教学模式是MOOC的重要改革创新。为什么以往的开放教育资源、视频公开课等效果并不理想,而MOOC一经出现就吸引了“大规模”学习者,引起世界关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MOOC从课程内容到教学模式,都十分重视以学习者为中心、重视学习体验,适应了大规模学习者在线学习的需要。但中国大学MOOC在教学模式上既面临国际共有问题,也面临本土化问题。

 

一是内容建设成本高。MOOC良好的学习体验源于其内容精简、设计合理、师生平等共建等,它以视频、测试为主要学习资源,辅以必要的实验、实践和互动交流等学习活动,通过线性学习路径,将资源、活动、教师、学生有效地整合起来,以此实现“集成创新”。可汗学院4200多个教学视频中,可汗一个人就制作了3000多个,相比于技术,良好的教学设计才是吸引学习者的关键因素。因此,不应过于追求技术制作的高、大、上,无限提高建设成本,而应深入学习借鉴MOOC的教学设计精髓,提升学习成效,真正促进教学变革。

 

二是教学过于侧重混合学习模式。受限于教师的观念、教学习惯、信息素养和对在线学习质量的顾虑等因素,O2O混合模式仍然是我国大学主要的努力方向,如上海交通大学提出的“MOOC inside”,面向在校生采用翻转课堂的模式。事实上,基于网络的教学模式对面授要求少,更有利于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为全国各地的学习者提供优质教育服务,促进教育开放。国际上,混合教学模式在传统大学中的应用推广也是喜忧参半。例如,圣何塞州立大学(SJSU)分别与edXUdacity合作开展混合学习试验,将MOOC作为校内教学的补充,与edX的合作成果显示学习者的通过率有所提升,而与Udacity的合作却由于课程通过率太低,双方在一个学期后就终止了合作项目。(中国在线教育,2014

 

三是课程结业率低。这是国际共有问题。我国清华大学的MOOC实践表明,将课程学习与学分挂钩,能有效提高在校生的课程结业率,但前提是面向在校生,能够进行学分认证。当面向社会上的学习者时,课程完成率则会非常低。Udacity创始人Sebastian Thrun认为,免费产品的客户忠诚度比付费产品要低,Udacity将开始收费,“通过增加MOOC的外围服务”来提高学习效果和课程完成率,如提供内部导师的课程辅导服务,而且“通过新的模式,课程完成率达到了60%”。(任悠,2014)虽然这一做法能够有效提高结业率,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大学教师是否有时间、精力和意愿为大规模的学习者提供辅导服务。

 

四是如何彰显特色。MOOC背后折射出来的是美国传统大学教学模式的影子。其一,视频资源、测试资源及其学习序列,一定程度上是将传统课堂教学过程切割成连贯片段,实现将传统课堂搬到网上。其二,在线小测试等正是源自传统课堂的创新,由于美国大学生学习意愿并不强烈,为了促进学生学习,美国高校往往将作业练习设计成一个个的小测试。我国大学在借鉴国外MOOC教学模式的同时,可能落入模仿的泥潭,难以彰显本土特色。

 

因此,中国大学应调整过去网络课程建设求大、求全、技术先进和以知识传授为主的理念,以学习者为中心,在传统网络课程庞杂内容的基础上做减法,并加强教学设计,重视学习者共同参与课程建设,重视辅导服务,以更好地适应大规模成人学习者在线学习的需要。

 

4.教育教学制度:如何实现学习成果认证

 

制度层面关注的重点是学习成果的有效认证。基于网络教学的MOOC通常可以为学习者颁发课程证书或者身份认证的课程证书,但这些学习成果却并未得到权威机构和传统大学的认证,学分授予仍然面临较大困难。根据美国斯隆联盟的报告,学习成果认证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各方对MOOC在线学习质量的顾虑,以及对可能造成传统学位学历混乱的顾虑。(叶兰,2014

 

对于学习成果认证,深圳大学副校长李清泉教授认为,能够授予学分是MOOC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更进一步讲,实现学习成果认证是MOOC从课程开放发展为教育开放的根本和前提。学习成果认证是在让人人享有优质教育资源和良好学习体验的基础上,享有学习成果;是在教育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的基础上,实现结果公平。

 

中国大学MOOC学习成果认证的问题是,面向本校生和跨校选课的学生、采用混合学习模式的课程,高校认可其学习质量,能够认证学分。但面向社会大众的学习成果认证还没起步。这方面的问题有两个难点:

 

一是教育主管部门制定学分、学位授予的有关政策和制度。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在着力推进各级各类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与转换,为MOOC学分认证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包括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建立“学分银行”制度和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2012年教育部设立国家级项目“国家继续教育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制度的研究与实践”,这一项目由国家开放大学承担,主要任务是研究国家“学分银行”制度的框架标准、方式方法、体制、机制等,并结合开放大学建设开展实践探索;以及2014年教育部在清华大学设立“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其任务之一就是“大力推进在线教育学籍、学位、证书、学分政策研究和制度设计”。(清华大学新闻网,2014)但总体上,我国对于学习成果认证的制度建设仍处于研究设计阶段。

 

二是社会用人单位认可。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李志民主任认为,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多学习者参加MOOC学习并非是为了获取学分或学位;另一方面,未来可能的理想结果是,专业的概念被淡化,在用人市场尤其是民营企业,几门核心课程的证书将成为就业的敲门砖。但目前社会用人单位更看重文凭和学位,理想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笔者认为,无论是学分、学位授予,还是用人单位对课程证书的认可,其共同的前提基础是对MOOC本身学习质量的认可。事实上,MOOC热潮为学习成果的认证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有利于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课程认证中心或课程认证平台,对课程的层次、类型、学分、所属专业以及相应的师资、教学条件、教学过程、考核评价等学习质量保证要素进行统一认证,只要学习者完成课程学习并通过考核,就可以获取相应的学分。美国对于MOOC学习成果的认证,同样是建立在对课程本身认证的基础之上。美国教育委员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ACE)通过试点项目,对几门MOOC进行了认证,此后有少数高校宣布承认通过认证的课程学分。

 

三、中国大学MOOC实践展望

 

中国大学MOOC发展与大学在实践目的上的坚持以及在商业模式、教学模式、教育教学制度上的推进密切相关。这些共有问题的解决,决定了中国大学MOOC发展的方向:

 

1.更加融合: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重要方向

 

教育信息化的概念自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兴建被提出,二十多年来,我国教育信息化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技术、教育“两张皮”的问题。《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和信息资源建设,重点推进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现代化,创新人才培养、科研组织和社会服务模式”。

 

教学模式改革创新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重要体现。MOOC作为一种教育与技术、商业相互结合而形成的新生事物,有别于我国以往的网络课程、精品课程和精品开放课程等,它在课程建设和教学模式上的创新,得到了世界学习者的认可,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重要发展方向。为更进一步推进MOOC中技术与教育的深度有效融合,中国大学应充分发挥师资力量、知识内容、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优势,推进基于互联网等技术媒体的教学模式改革。

 

为此,需要有三方面的重点发展。一是加强教师培训,建立竞争机制,促进教师自身变革,掌握网络时代新的教学理念和技能。二是既要推进翻转课堂等混合教学模式的应用,更要适应技术发展趋势和学习者学习习惯,探索基于网络的教学组织实施,以及如何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辅导服务。三是进一步推进跨校选课,或通过大学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联盟,实现大学之间的优质课程资源共享与学分互认,进行课程资源市场化运作模式探索等。

 

2.更加开放:从课程开放到大学开放

 

中国大学MOOC发展不能仅仅把教育教学局限在校园,而且有责任推动中国的高等教育不断向社会开放。国务院参事汤敏(2014)认为,在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鼓励传统高校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背景下,MOOC在职业教育尤其是创新教育方面将会更有作为。清华大学严继昌教授(2014)也指出,MOOC在服务于我国的继续教育方面也将大有作为。总的来说,MOOC被认为更适于成人学习者,对于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和学习型社会建设有重要意义。面向社会大众、立足教育开放,中国大学在MOOC实践中,应推进自身理念、模式、体制、机制的变革,进一步深化大学开放的程度:

 

一是职业教育平台。出于对大学品牌的维护、受限于当前学分制度等,大学可以依托MOOC平台,与社会行业、企业合作开展在职人员培训,逐渐发展成为更加开放的职业教育平台或职业教育联盟。

 

二是双重模式大学。鉴于国务院已经“取消和下放利用网络实施远程高等学历教育的网校审批”,在大学推进MOOC过程中,大学可以在自身办学体制、招生制度等方面实现突破性变革,不仅招收全日制学生,还招收远程学生,全日制学生、远程学生实行同样的质量标准,只存在学习形式的差异。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向人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任何课程”为目标,校内、校外学生实行同等的经济支持、教学要求和证书认证。(祝怀新等,2006

 

三是联盟网络大学。这是在大学联盟MOOC平台的基础上,成立由企业或第三方机构运营的网络大学:大学联盟在乎台上开设课程、提供在线学习辅导,课程获得认证后,学习者完成课程学习即可获得相应学分,按要求积累学分可获得相应学位。如由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的澳大利亚开放大学,有10多所大学加盟并开课,学习者按要求完成系列课程学习后,即可获得其中一所成员大学授予的学位。联盟网络大学需要有学分、学位授予权,这有可能是与现有的开放大学等合作来实现,也可能是进一步突破现有学分、学位制度瓶颈,获得国家教育管理部门的认可。

 

3.更具特色:从开放教育资源平台到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

 

从网络课程、精品课程到视频公开课,我国已经有了大量的开放教育资源平台,如国家精品课程资源网、国家数字化学习资源中心、爱课程网等,但这些资源平台的应用推广仍然不够。中国大学MOOC发展应借鉴国际经验,立足本土,扎实推进。正如上海交通学黄震副校长所提出的,国家层面,应加强对MOOC引发的全球教育资源配置对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影响与挑战的研究,尽快编制慕课发展规划,同时加强对慕课教育教学规律的探索与研究,大力推进分类分层次慕课的建设与推广,以此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推动教育创新。(黄震,2014)未来国家层面将可能在三个递进的层次中有实质性推进:

 

一是优化开放教育资源平台,推进数字教材出版和数字资源建设的市场化。美国MOOC的商业模式探索有很好的数字出版市场基础,有教育科技公司,也有教材设计公司。对此,我国政府和大学不仅要重视教育信息化,重视硬件、软件建设,更要重视教学内容的数字化、重视教材的数字化建设,否则MOOC的推进将是无根之萍。要借鉴MOOC经验,优化开放教育资源平台,数字资源建设要实现模块化、规范化,支持模块资源的组合和再用;重视学习资源的教学设计,支持教材设计公司的发展;探索建立数字资源建设、共享的市场化机制。数字教材的建设和市场化,将能够为MOOC建设和市场化提供重要支撑。

 

二是推进网络课程建设和基于课程的学习成果认证。推进网络课程建设有两种方式:即国家购买服务、教育主管部门直接组织推进,或教育主管部门主要负责课程评价、认证和给予市场推广的资质。相比之下,前者在课程建设完成后被搁置,后者更有利于建立市场化的网络课程建设和推广应用机制。学习成果认证同样有两种渠道:即对学习者直接进行考核以确认其学习成果,或者对课程进行认证以确认其学分。相比于面向大规模的学习者,间接对课程进行认证更加可行,而且能够取得相似的成效,同时极大地降低认证成本。

 

三是构建全民学习课程超市和搭建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可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非营利组织来推动建设一个或多个公共平台,允许高校和教师在平台上开设各种课程,提供在线学习辅导,实现网络课程的统一认证和市场化运营,以及实现学习者学习成果的统一认证和学分累积。这既有利于为大学向社会开放提供渠道,也有利于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还有利于促进各级各类学成果的沟通与衔接,推进终身学习“立交桥”建设。(袁松鹤,2013

 

在网络时代,存在“外来者搅局”的可能,企业纷纷进军在线教育市场。据统计,2013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为839.7亿元,预计2017年将达到1733.9亿元。(刘东梅,2014)面对挑战,中国大学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推进MOOC实践,以互联网思维重新审视教育问题,通过学习、借鉴和实践,在教师培养、教学改革创新、教育开放的市场化模式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作者:国家开放大学校长办公室政策研究室 袁松鹤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 刘选)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政策30年发展论略

摘要:从19842013年,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政策经历了由分散性、盲目性、随意性走向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的过程。其间包括设置调整、加强改进、深化改革三个重要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政策、内容和效果。30年的实践为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师资队伍

 

1984413日教育部下发《关于在十二所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意见》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在30年间经历了不寻常的历程,取得了突出成绩,提供了重要启示。本文根据“实事语句、评价语句、行动语句、后果语句”的公共政策文本分析理论框架,依据政策不同时期的差异性背景、特征、内容、效果,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政策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描述其政策背景,阐述其政策内容,分析其政策特征,评价其政策效果,以此思考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政策的未来发展趋向。

 

一、“设置调整、吐故纳新”阶段(19841992年)

 

19844月,教育部发文规定在部分高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同年9月,中宣部、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以此为标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建设步入“设置调整、吐故纳新”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高等学校恢复了正规化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在各校党委领导下,广大马列主义课程教师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培养学生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新环境中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高等学校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领导体制、课程设置、教学环节、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改进,没有把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作为加强学生思想工作的核心。针对这种情况,为了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有关思想理论工作的指示精神,中宣部、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

 

这一阶段,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的政策内容集中有:第一,初步形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基本框架。在课程设置上,强调各类高校“把马列主义理论课作为必修课”,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人生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进行以中国革命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进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理论、政策和实际知识的教育”,“进行形势政策教育”,进行“爱国主义、国家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理想、道德和纪律教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教育”,并开设《形势与政策课》、《法律基础课》。在课程教学上,要求改变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实行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并分门别类地对文科、外语专业、理工农医学科、艺术院校等规定不同课程教学时数。

 

第二,探索编写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相配套的教材。1985年决定“成立全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课教材编审委员会,编写出几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具有高水平的教材”;1986年决定在“高等学校比较集中的省、市,由高教厅(局)统一组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为骨干的编写组,进行新教材的编写工作”,并对《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分段试点,编写教材与教学参考大纲。1988年又规定,“在高等学校教学改革中逐步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所需教材的编写、出版审批工作由国家教委政教司统一规划管理;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全国通用教材,仅限国家教委直接组织编写、审定的教材和由国家教委向全国推荐使用的教材。其它有关教材原则上均作为各地教材、校内教材或校际交流教材使用”。

 

第三,初步形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方案。在师资队伍的来源上要求,“从高校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四个理论专业选拔足够数量的优秀毕业生和研究生补充教师队伍”;加强教师的培养与进修,“每个教师教学三年可以脱产学习半年”;积极改善教师队伍结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应以少数专职教师为骨干,与兼职教师相结合组成”;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务使工资同本人的责任和劳绩密切联系起来,在住房以及其他方面也应和条件相当的教师享有同等待遇”。

 

这一阶段所执行的一系列政策奠定了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发展的基础。具体而言,一是完善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体系,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围绕“两课”展开的课程设置方案,即“85方案”。在方案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占据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地位,并逐渐增加与学生需求相一致的品德教育、法制教育等课程,有效激发了大学生的政治热情,出现了“向党靠拢,向马克思主义回归”的可喜现象。二是规范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的编写,由专门部门负责,专职人员编写,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科学地位。三是明确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的专业化发展方向,对师资的来源、培养、进修、待遇、结构等方面都有相应的规定。四是调整了政策的价值取向,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服从服务于新时期经济建设进行”,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转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这一阶段,思想政治教育仍是主流提法,高校德育的概念还未被提及。同时,思想理论课与实践教育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使大学生缺少从社会劳动中学习的机会,出现“政治理论好像没有多少用处,是可有可无的。对于现在的功课不像入学时那么热心了,有时甚至想抛弃它,但又觉得束手无策,陷入痛苦的彷徨中”的现象。

 

二、“加强改进、方兴未艾”阶段(19932002年)

 

19932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同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委员会下发《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以此为标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建设步入“加强改进、方兴未艾”阶段。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作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以来,我国进入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阶段,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迈出了新的步伐。跨越世纪的新征程,既为高等学校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机遇,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论逐渐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政治人”、“政治世界”的色彩趋于平淡,“生活人”、“生活世界”的色彩渐成主墨,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如大学生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发生了变化,这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一阶段,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的政策内容集中有:第一,强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作用。《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1993年)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之一,加强和改进“两课”教育是一项紧迫任务。“两课”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和“少而精”、“要管用”的原则;要以改进教育内容和方法为重点,深入进行教学改革。

 

第二,提升“两课”的学科建设高度。《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强调:“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点学科加强建设,把德育重大问题研究项目列入国家教育科学研究规划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1995年)进一步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点学科加以建设,把‘两课’作为学校的重点课程加以建设。”

 

第三,调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体系。在课程设置思路上,强调“要遵循青少年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要根据德育工作的总体目标,科学地规划各教育阶段的具体内容、实施途径和方法”,“各教育阶段的德育课程、教学大纲、教材、读物,教育和管理方法要整体衔接”。在课程设置内容上,在以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革命史、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课程的基础上融入了人生观、学风、审美、心理健康、邓小平理论等教育内容。到1998年正式确定了专科、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本科的课程设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在教学方式上,指出要“开设网上党校、网上团校,设立理论学习、时事政策、‘两课’辅导与答疑、心理咨询、学生生活服务、校务公开征询等网站。”

 

第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在教师地位上,“将‘两课’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整个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补充人员、阅读文件、培训提高、参观考察、出国交流、职称评定、奖酬金分配等方面实行政策倾斜”。在队伍建设目标上,“培养和建设一支坚信马克思主义,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一定的科研能力、比较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必要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以及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献身思想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在教师选拔上,“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和专兼结合的原则”,“选拔优秀的大学生和政工干部”,也“可从校内党政干部中和社会上聘请一些符合条件的兼职教师”。在教师队伍结构上,包括“专职政工人员、‘两课’教师、兼做德育工作的业务课教师和党政干部”。在教师培训上,采取脱产进修、在职培训、挂职锻炼等形式,并建立示范性的培训工作和示范性的培训基地,列入“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中。在教师考核上,要“健全和完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管理考核制度,加强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日常管理、严格考核,考核结果要与职务聘任、奖惩、晋级挂钩”。

 

这一阶段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政策朝着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一是在课程内容设置上,注重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引导和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进行规划,并逐步融入德育、心理健康教育、校园文化建设、网络教育等适应大学生发展需求的内容,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围绕“两课”展开的第二个课程设置方案,即“98方案”。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编写的规范化发展,其另一面“空洞化”也显现出来,致使不少大学生把“两课”视为必须完成的学分来应付,缺乏学习的主动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泛功利化”、“如何学会做人”、“心理障碍”等问题凸显。二是从目标定位、选拔手段、培养方式、师资结构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内涵,但具体如何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的待遇,如何提升他们自身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和专业水平等问题尚没有解决,以至于出现部分新进师资人员并不是因为想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选择这个职业,而是为了功利性地“解决工作问题”而选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象。

 

三、“深化改革、百卉千葩”阶段(20032013年)

 

20032月,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的通知》,要求在高校“两课”教育教学中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进一步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以此为标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建设步入“深化改革、百卉千葩”阶段。

 

党的十六大的胜利召开,特别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对高校尤其是“两课”教育教学用科学理论武装大学生提出更高的新要求。高校要把学习十六大精神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和党团组织活动的重要内容,下力气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编成教材,进入课堂,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同时,必须看到,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实效性不强等薄弱环节。这就迫切要求适应形势的发展要求,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切实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改善教学手段,推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的工作。

 

这一阶段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的政策内容集中有:第一,进一步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完善“两课”。《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004年)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要加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基地建设”。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宣部、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强调大力推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础”。“设立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具体二级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思想政治教育”。

 

第二,进一步调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方案。用“思想政治理论课”取代“两课”的说法,将“98方案”中的7门课程调整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4门必修课程,并开设《形势与政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选修课。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开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必修课,开设《自然辩证法概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选修课。在博士研究生阶段开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必修课,开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选修课。同时,从组织管理、教学管理、队伍管理、学科建设、特色项目五个维度设置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的三级评估指标。

 

第三,进一步规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材的编写、管理和使用。强调要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由中宣部、教育部负责,并组成由学术带头人任首席专家,理论研究人员、教学人员以及实际工作部门同志组成的编写队伍,“未经中宣部、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部门、高校及教师不得自行组织编写各种名义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

 

第四,进一步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中宣部、教育部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2008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主体是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分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的师资队伍建设和从事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师资队伍建设。关于前者,在教师地位上,强调“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纳入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加强领导,统筹安排”;在教师选聘上,“实行教师任职资格准入制度”,“学科带头人应当成为思想政治理论公共课程的教学带头人”;在教师培训上,要“建立和完善有重点、分层次、多形式的培训体系”,“定期评选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彩一课’和‘精品课程’”;在教师考核上,“考核结果要与教师的职务聘任、晋级、奖惩等挂钩。考核不合格的,要待岗学习;不能胜任的,要转岗分流”。关于后者,主要是指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辅导员。要求“把辅导员队伍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要“从党员教师和党政干部中选聘”,也可从“本校免试推荐的硕士生、博士生中择优选聘专职辅导员”;要“建立分层次、多形式的培训体系,做到先培训后上岗,坚持日常培训和专题培训相结合”;将对辅导员的“表彰奖励纳入各级教师、教育工作者表彰奖励体系中,按一定比例评选,统一表彰”,“考核结果要与职务聘任、奖惩、晋级等挂钩”。

 

这一阶段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政策更加凸现出系统、规范和科学的特点。一是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从原来隶属于政治学的一级学科调整到新设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并拆分为两个二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同时,用“思想政治理论课”取代“两课”,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更加规范,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内在逻辑。二是在课程的具体设置上,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课程设置方案,即“05方案”。相比以前的课程方案,该方案上下衔接更加合理,内容更加精炼,充分考虑了本科、专科教学的特点和内容要求,有效地减少了不同阶段的教学重复,也减轻了大学生学习的课业负担。三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上,从课程教学主体和实际工作主体两方面,分别提出了不同的选聘、培养、考核要求,形成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和主阵地有机配合的良好格局,确保大学生在课堂上和课堂外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思想政治教育。

 

不可否认,虽然在这一阶段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政策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一直困扰政策发展的一些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这就是社会需要与个体需要的平衡,意识形态教育与道德品质教育的平衡,课堂教学与实践教育的平衡,特别是整齐划一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对大学生是否能做到“予取予求”,如何确保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的政策价值取向与大学生群体的需求相一致等。这些问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总结。

 

四、30年发展的启示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政策,30年来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始终前行在服务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道路上,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发展提供了宝贵启示。

 

1.把握政策发展的内驱力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定阶级精神生产和主导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实践活动普遍存在于阶级社会中,它伴随着阶级社会的演进而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政策正是基于不同时期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催生变化的,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价值观等因素在内的社会环境是其变迁的根本动力。再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政策的变迁,是由政府及其各部门倡导、制定政策文本的,政府是政策变迁的基本驱力。最后,作为政策的目标群体,无论是高校教师还是大学生,担当了政策变迁的直接推力。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政策变迁的内驱力可描述为:“社会环境和大学生向政府输入信号,政府在接收信号后作出政策调整,实现了政策变迁。”不过,社会环境传递的信号要远强于大学生所传递的信号。

 

2.关照政策发展的“变”与“不变”

 

总体来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政策发展的脉络是从分散性、盲目性、随意性走向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第一,从政策定位上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程提升到学科建设的高度,从学科整体规划发展的角度来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建设内容,并各设立二级学科,遵循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内在教育教学规律。第二,政策措施更加细化,逐步明确到了思想政治教育具体课程设置、课时、教学要求、教材编写管理、师资队伍的培养考核上。第三,政策落实途径更加多元,在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拓宽到校园文化建设、社区育人环境、网络媒体等。这三个表现反映了政策的“变迁”。然而,这种“变迁”轨迹中亦有“不变”的因素:一是政策导向不变,都是基于政治上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经济上服务社会建设与发展,文化上规范大学生思想与行为。二是政策地位不变,都是将该政策作为政策发展的重心,来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有效支撑。三是政策落实途径不变,都强调课堂作为政策实施的基本形式,教材作为政策体现的特殊载体,教师作为政策实践的主体角色。

 

3.直面政策发展的三个问题

 

30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政策发展存在三个突出的问题。一是政策制定上缺乏准确定位。(1)课程教材政策整体衔接不够,课程教材存在重复现象;(2)体现教育发展规律、学生心理发展规律不够,课程教材内容未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积极性,学生只是将之作为一门必修课来完成学分;(3)师资队伍的选聘,部分人员存在以“解决工作”的心态而从事这份职业,缺乏专业资格认证机制,缺乏有效的政策匹配。二是政策执行上出现偏差。(1)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与其他专业课之间存在冲突,师资队伍与其他学科师资队伍之间存在冲突;(2)思想政治教育课以公共必修课形式出现,不少学校都是大班教学,任课教师成为教学带头人的很少,将不同专业的学生汇聚一堂进行整齐划一的教学,教学针对性不强。三是政策实施缺乏相应监督。这主要表现为在政策执行中附加了一些不符合政策目标的内容,使政策原本应有的调控对象、范围、力度大打折扣。这三个问题是必须直面并妥为解决的问题。

 

4.把握政策发展的未来走向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政策的未来走向,是从“规制导向型”思维向“战略规划型”思维转变。一段时期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政策都是基于社会发展、政治诉求所需而制定的,“规制导向型”思维特征明显,缺乏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的长远发展、分步落实作整体规划部署。未来的政策制定应秉持“战略规划型”思维,具体做到:(1)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制定《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明确规定不同类型、不同阶段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侧重点、教学方式、考评方式;(3)课程教材编写要尊重教育和学生心理发展规律,贴近学生实际,易于学生接受;(4)丰富教育内容,在课程教材中更多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社会责任感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将“中国梦”与大学生自身发展和使命担当结合起来;(5)制定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相匹配的支持政策,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材与师资队伍政策的法律化。

 

(作者:西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黄蓉生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杨挺)

 


   
英国大学学生会的历史演变与现状特征

摘要:英国大学的学生会历史悠久,一直以来致力于代表学生各种利益和满足他们的需求,占据着大学组织架构中重要位置。其角色和功能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推动学生社团等社交活动,为学生提供各种生活、娱乐服务,以及广泛代表学生的意愿和利益。这些功能的侧重随时间推移有所演变。最近十年,受组织内外因素的影响,学生会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如渐进式的服务改良与调整、革命式的结构重组和治理变革。这些经验说明学生组织能够而且应当在现代大学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学生组织可以而且应当成为高校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平台。

 

关键词:英国大学,学生会,历史演变,现状特征,大学治理

 

英国大学的学生会一般称为Students Unions,少数大学如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 University)和利物浦大学(Liverpool University)称为Guilds of Students,还有很多苏格兰院校将其学生组织称为Students Associations。这些组织历史悠久,受法律保护,在英国大学的组织架构里占据重要位置。英国1994年《教育法案》(Education Act 1994)要求所有高等教育机构成立学生会,学生自动注册成为会员除非主动放弃。根据该法案,学生会是代表和促进学生共同利益的组织,在该组织中学生通过参加各种委员会、议会和全体会议参与学生会管理工作,或通过参加竞选成为学生会干部。实践中,学生会通常受到学校官方认可,财政上由学校根据成员数量提供年度预算资金,大多数的学生会同时还会通过经营餐饮吧、商店等获取一定商业收入以补贴运营成本。本文介绍英国高校学生会组织功能特征、管理模式的演变过程,并指出这些经验对我国高校学生工作的启示。

 

一、英国大学学生会的起源及功能演变

 

学生会在英国有三百多年历史,一直致力于代表学生利益和满足他们的需求。其主要功能有三个:负责推动学生团体社区内的社交活动;负责为学生提供各种生活服务,如健康、娱乐、住宿等;广泛代表成员的利益和意愿,包括关心诸如学费、教学管理等内部事务及对学校外部政治事件表达成员意见。这些功能的侧重随时间推移有所演变。

 

(一)早期学生会

 

英国大学学生会前身是17371787年间爱丁堡大学(Edinburgh University)成立的学生社团,主要任务是代表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同时建立学生团体社区以促进交流。受预算、空间和大学政策等限制,其服务功能非常有限。这个时期学生会的形式是学生代表自治会(Student Representative Council)和学生俱乐部。英格兰的情况大体相似,只不过成立学生代表自治会的时间较晚,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左右。苏格兰和英格兰早期的学生代表自治会由男女生各自独立成立,大都获得校方官方认可,其组成不仅有附属社团的代表还有来自各学科选举产生的代表。学生代表自治会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早期英国大学学生会的政治性功能。

 

早期学生会的另一功能是建立学生社区并组织诸如体育俱乐部等学生活动。学生会成立的初衷是形成一个全校范围的学生社区,打破院系界限,实现不同声音间的团结。利物浦大学学生会建于1889年,当时的大学参议会同意成立该组织“以创办学生杂志,并促进学生间的友谊”。实际上,很多大学学生会的前身就是社团组织。帝国大学(Imperial College)学生会成立的初衷就是聚集学生发展校院社交生活。

 

(二)二战后学生会的活跃期

 

二战后英国高等教育迎来一次扩张。学生数的迅速增长以及战后社会文化背景的变化给大学带来巨大压力,如校舍校区建设能否与人数增长相匹配,教学质量及学术发展能否满足学生需求。学生会在这时期积极参与学校内部管理,如制定学术标准和教学评估,学生健康及住宿管理等。学生会因此获得更大代表权,70年代中期大部分大学都给予学生代表在大学委员会中的选举权。学生会的政治活跃性同时还表现在对国际政治事务的关注上。这个时期的国际政治事件,如越南战争、核试验和反种族歧视的浪潮成为引发学生大规模抗议和游行活动的重要导火索。

 

战后,人们普遍意识到用战前的社交规则来限制从战场上归来的学生不可行,学生会的社区交流功能因而大大提高,学生社区活动日益丰富,参加社团的人数不断增加。同时,学生会提供的服务也有显著发展。彼时的学生基本不需要打工,酒吧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一部分,学生间社交生活基本围绕着餐饮吧、酒馆展开,于是学生会利用已有场所开设餐饮吧比比皆是。新服务还包括常设的学生健康中心,提供保密倾诉服务的晚间热线等。

 

学生会主席一职在60年代末开始全职带薪,此举承认该职务工作量的增加和岗位性质的改变,反映了对工作质量的要求,是对学生会志愿服务观念的摈弃。此外,学生会还推出了全职秘书、会计等岗位负责行政事务,薪资费用从学生会日常开支中支取。

 

(三)8090年代学生会的扩张

 

8090年代英国大学学生会发展的特点是商业服务的巨大扩张。高等教育的加速扩张带来学生人数猛增,给公共财政造成很大压力。生活助学金被偿还性学生贷款所取代,大学开始征收学费。学生承担的经济压力由此变重,这是这一时期学生生活与之前时代区别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此背景下,学生组织示威的政治热情消减,相反服务重心突显。同时,出于经济及就业考虑学生不再热衷参与社团或非商业性志愿活动。

 

消费主义的兴起使学生大多关注于学生会提供服务和商品的质量,从而促使学生会将重心更多地转移到商业服务。学生会商业性服务功能因而明显扩大,超过之前任何时代。商业运营范围增加包括餐饮、娱乐、健身、健康等项目,规模扩大如办公场地扩张、非学生雇员增多,预算和营业额随之上涨,如诺丁汉大学(Nottingham University)学生会的收入在19822006年间上涨近6倍,工作人员增加三倍有余。收入增加意味着学生会有机会取得更大独立性和自治力,导致学生会与大学间关系日益淡漠。例如,谢菲尔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校方在90年代减少了对学生会的资助预算,学生会不得不依靠自身商业经营维持运作。

 

商业运营的强化带来职业化管理模式的产生。之前的学生领袖通过直接参与服务的提供来控制学生会的运营,但是这一时期的学生领袖则认为聘请专业人士管理效率更高。由此,组织中的职业经理人增多,商业化管理气氛愈浓。

 

二、英国大学学生会当前组织改革的背景与战略调整

 

英国大学学生会近十年间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其原因组织内外因素皆有。有的改革是渐进式致力于服务的持续性改善,有的改革却是非连续性的如组织结构重组、治理方式变革。

 

(一)日益严重的财政压力

 

90年代大规模的商业活动普遍缺乏合理规划,扩张初期虽然受成员欢迎,中后期却给学生会造成巨大财政压力。进入新世纪以来,商业竞争加剧,学生生活经历、人口构成和生活习惯的变化导致学生会商业利润明显下滑。谢菲尔德大学学生会首席执行官接受采访时指出:“学生会财政来源过度依赖于餐饮吧和晚间娱乐活动收入,导致当前面临不断增加甚至严峻的财政压力”。英国大学学生会管理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Managers in Students Unions2006年的调查显示新世纪的头五年许多学生会商业收入每年下降超过15%,餐饮吧销售额持续明显下滑。英国全国学生联会(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的研究显示全国范围学生会餐饮吧收入在19982008年十年间锐减一半。

 

学生社交休闲活动场所在过去十年增加了大量选择,除学生会以外,学校周边私人运营的零售、餐饮及娱乐场所不断增多,这是学生会商业收入明显下降的原因之一。连年亏损造成资金储备与流动资金缺乏,影响到再投资能力,进而失去市场竞争力,引发到店人数继续下降。来自母体学校的经济支持因此至关重要。事实上,很多学校在这一时期对学生会增加了相应援助,如出资对必要设施进行重大修缮。商业收入的下滑给学生会融资模式带来重要改变:虽然90年代学生会在财政上较独立于学校,然而当前组织的持续发展迫切需要维持与学校的紧密关系。

 

学生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及其服务期待值的变化也威胁到学生会商业收入,如赫瑞瓦特大学(Heriot-Watt University)学生会商业运营2004年开始出现严重亏损,其原因并非商业竞争,而是学生们生活方式如饮酒习惯的改变,以及对服务质量更高的要求。

 

(二)战略的调整

 

财政压力加上学生构成及生活习惯等变化促使学生会重新定义其角色与功能。发展的重心逐步从商业服务功能重新转移到管理学生社团以及政治性代表上来。发展战略的调整表现为:

 

第一,减少学生会商业服务的类型和规模。人们开始质疑学生会在上个世纪所产生浓厚的商业气息,认为其削弱了学生会成员的团体感与归属感。一名学生干部评论,“我们提供广泛的服务,会员因此把我们与特易购(Tesco,英国零售超市品牌)进行比较,从商业化质量要求去评估我们服务的价值的同时对我们却没有丝毫的忠诚度。我们努力提供高品质商业服务却无法挽留会员”。事实上,如果越来越少的学生认同自己是学生会一员,那么他们对这一组织的参与也将越来越少。

 

第二,通过机构重组,加大对社团的支持和投入。重组措施包括裁减商业部门及人员、削减商业服务、扩大社团管理部门等。德比大学(Derby University)学生会机构重组完成于2008年,其市场营销部的功能从以往单一服务于商业部门如宣传酒吧促销、俱乐部娱乐节目等,转向服务于整个组织的整体营销,尤其是宣传学生社团。曼切斯特城市大学(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学生会2006年第一次开始大规模对学生参与社团及体育俱乐部的人数及频率进行监控。

 

第三,将学生会的组织定位从强调商业运营重新转移到广泛代表学生民意和利益。90年代以来学生参政意识出现倒退,参与每年一度学生干部选举投票的人数减少,学生中不知道当期学生会主席的人数比例扩大。部分学生甚至把学生会理解为校内餐饮酒吧及零售业务的提供者或迎新活动的组织者。学生会意识到上述问题的严重性,纷纷对其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利用数字媒体的发展,为学生提供更多机会参与到代表性活动中来,如学生干部选举活动中电子投票系统的开发与运用。

 

三、英国大学学生会治理结构的改革

 

新世纪以来,财政压力、管理困境、会员粘性的下降,随之产生战略调整、机构重组以及对学生会组织管理模式的探讨和争论,继而引发新一轮的英国大学学生会治理模式改革。新的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旧体制的弊端,但是每个学生会具体的措施不一样,影响与后果有所不同。

 

(一)治理结构的传统模式

 

80年代以前英国大学学生会的传统管理模式是直接民主制,即“学生全体会议—执行委员会”。学生全体会议为学生会最高权力机关,其常设机构为执行委员会,后者由选举产生的学生干部组成,学生通过参加定期的全体会议审议执行委员会和各部门工作。

 

80年代后期开始,学校学生数的剧增以及学生政治冷漠因素导致代议制民主的产生及广泛应用,即“全体学生会议—学生议会—执行委员会”的模式。学生全体会议只是偶尔性召开(如一季度一次),影响力有限,学生会的最高权力实际由学生议会来行使。学生议会成员大多不是直接选举产生,而由各委员会间接选举产生,如来自各院系学生代表,各社团组织负责人,各类学术团体代表等。执行委员会由一年一度全体学生投票选举产生的学生干部组成,分全职带薪和兼职无薪两种,任期常为1年,偶尔长至34年,但全职带薪职位任期不得超过2年。执行委员会对学生会日常工作进行组织、管理及领导,通过学生议会或全体大会对选民负责。学生干部身兼数项职责,包括执行组织决定、履行雇主责任、承担运营职责,以及行使代表学生的职权。执行职责指全面担负整个学生会的执行管理责任,负责与管理层共同制定组织发展战略与各项管理政策。雇主责任包括与雇员签署劳动合同和支付薪酬,以及与工会建立联系。运营职责指对运营绩效、财务、营业许可证及人事等进行管理。执行委员会之下的经理人团队负责日常运作,由总经理向执行委员会报告学生会整体运营和管理情况。总经理以下有学生雇员和非学生雇员,这些人员的职责除了直接负责提供服务或维护基础设施之外,还包括必要时向学生干部提供专业建议与技术支持。

 

(二)托管董事会的产生

 

组织治理结构的改革是英国大学学生会近年的一个热门话题,其原因有对传统治理模式缺陷的批判以及组织法律地位的变化。2006年《慈善法》(Charities Act 2006)取消了学生会的免税慈善(exempt charities)地位,要求收入超过10万英镑的学生会在20116月前注册成为慈善机构(registered charities),接受慈善委员会(Charity Commission)及《慈善法》所监管。此举意味着今后超过九成的学生会必须向慈善委员会提交年度报告及审计报表,遵照慈善委员会推荐的管理实践公告,并接受慈善委员会提请的立案调查。学生会由此掀起治理模式变革浪潮,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按照慈善委员会要求成立托管董事会(board of trustees),实行“全体学生会议-学生议会-托管董事会”模式。

 

改革后的托管董事会由学生托管人和非学生托管人共同组成。后者无薪酬但有较长的固定服务期,人员构成一般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如财务、人事、学校管理。引入非学生托管人进入董事会的做法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学生会管理中的最佳实践,因为《慈善法》要求学生会托管人必须熟谙组织运作法律和财务管理事宜,学生和非学生托管人混合模式的潜在优势可以结合两者的经验与专业知识,发挥最大的管理和领导优势。相对于学生托管人1年的任期而言,外部托管人的任期较为合理,加上其良好的教育和职业背景,可以起到监督管理者以及提供咨询的作用。

 

新治理模式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旧体制的弊端,但批评者指出非盈利组织董事会的监督和咨询机制存在功能流于形式和实效性等缺陷。再者,每个学生会托管董事会人员组成及比例不一,影响与后果有所不同。部分学生会托管董事会中的非学生托管人占多数,难以保证董事会决策广泛代表学生意愿和利益。还有部分学生会直接将学生议会的角色定义为向托管董事会提供建议和咨询,被认为削弱了治理中本就无力的问责机制,挑战了组织民主特性。

 

四、总结与启示

 

从英国大学学生会的发展历程及现状特征可以总结积极、有益的实践经验,供我国高校学生工作借鉴和参考。

 

(一)学生组织能够而且应当在现代大学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英国大学学生会功能的侧重随时间推移有所演变,但其核心一直紧紧围绕服务、代表和组织三个定位,而且服务与代表两项职能在过去20年中不断得到加强。首先,学生会负责掌管全校学生活动经费,通过向学生提供全面高效的服务,为高校争夺生源发挥了作用。第二,作为学生整体利益的代表,学生会积极参与学校管理事务。学生会是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桥梁,体现在自上而下的管理以及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第三,学生会内部管理以自治为主,主导社团及社区内社交活动建设。总的来说,英国大学学生会在学校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近年来大学治理引起国内教育界重视。作为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治理强调协作与沟通,以实现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平衡而非教学科研为目标,主体为利益相关者而非管理者,强调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沟通而非上级管理下级的单向关系。事实上大学管理过程牵扯到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其中的冲突与妥协决定了完善治理机制的重要性。

 

英国经验说明高校学生与管理者之间相互协调的重要性,大学事务不一定非要通过责权明确的方式来实现,以治理的方式实现功能相互替代更为有效。这为我国高校改革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有力佐证。当前国内高校的行政化体制造成师生主体作用边缘化,本应属于教育主体的权力掌控在管理层,师生成为行政领导和职能部门管理的对象。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去行政化需要强化学生的主体作用,调整内部治理架构。学生自下而上地参与大学治理需要一个强大、有序、高效的学生会组织体系。除了广泛代表学生民意和利益,学生会还可以通过参与学校服务的提供,提升服务质量的同时加强学生主体性地位。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大学学生会提供了丰富经验,如开展多样化的咨询服务指导学生解决个体问题,引进专业管理人员提高服务质量,组织学生参与服务的提供进而提高主体参与意识,培育学生社团发展构建良好互动社区等。

 

(二)学生组织可以而且应当成为高校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平台

 

英国大学学生会商业化运作成熟,社会化程度高,证明了学生组织作为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性。一个庞大的学生组织需要优秀的执行者和领导者。英国的学生会干部有较高自主权和决策权,全职带薪的岗位设置为其能力的培养和锻炼提供保障,有利于日后职业发展。同时,商业化运营为学生带来大量灵活的实习或兼职岗位。该自组织内部浓厚的社会气息可以实现和社会的零距离。再者,社团活动树立团队意识,培养学生与人相处能力。这些灵活的管理,公司化、社会化的运作,在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值得借鉴。

 

现代大学核心功能是培养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才,我国高校由于教育主体缺位,在这方面的工作任重道远。以学生组织为例,目前学生会更多是作为学校代理人进行辅助性工作,而非趋于学生自我的发挥。学生会主席职能偏重于执行学校管理安排。近年来,学生价值多元化和自由度的增加,投入学生组织的时间明显减少,从事组织工作、参加活动的动力和积极性有所下降。借鉴英国经验,国内高校应当充分发挥学生会在培养全面发展人才工作中的作用。一方面,通过搭建学生自主管理平台,提高学生自我管理和服务的能力。学生自治对其成长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当前学生组织在制定章程、产生领导人、运行方式等方面自治水平较高,但在经费、校政参与、监督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限制。高校需要转变观念,提高学生的主体意识,同时提供相关制度性保障,例如尝试英国带薪全职学生干部的制度安排,结合灵活的学籍管理办法,为学生干部全心投入组织管理工作提供更好平台。

 

同时,学生会的社会化功能在于帮助学生通过参与自组织和社团活动,培养人际沟通、组织和协调能力、责任心和独立性,以便学生在毕业进入社会时更快完成角色转变。高校应重视对学生社团建设的投入,发挥学生会自组织作用,对学生社团进行统一归口管理,通过提供人际交往平台形成良好校园学生社区。

 

(作者:英国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博士后 关璐 广东南海东软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国际合作部讲师 周燕杰 英国利物浦大学管理学院高级讲师 Michael C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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